我接过论文，从走廊溜进助教室，在办公桌前坐了足足10分钟，才鼓起勇气翻开论文，准备阅读他龙飞凤舞地写在页边空白处的那些可怕字句。可打开一看，我惊呆了，论文里竟没有任何标记。我该如何是好？我鼓起勇气返回费斯廷格的办公室，问他：“你没在论文上做任何批注，我怎么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呢？”他瞪了我几秒，然后掌心朝上耸耸肩，眼里又浮现出蔑视和遗憾的神色。他反问我道：“什么？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研究和见解，不愿意倾注更多的心血，也没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难道要我替你做这些？这是研究生院，不是幼儿园，应该由你来告诉我错在哪里。”
学期过半，费斯廷格布置了一篇学期论文，要求我们分析塞勒姆审巫案[9]。我阅读材料后写好论文交给了他。两三天后我去助教室时途经费斯廷格的办公室，被他一眼发现。费斯廷格高声喊我的名字，示意我进去。他从桌上薄薄的一叠作业中抽出我的论文，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伸直了手臂，面带鄙视的表情，将脸转开，如同那是一堆臭气熏天的垃圾。他说：“我料定这是你的论文。”我被他的举动惊呆了，但还是佯装镇定地回答说：“我猜您一定很不喜欢我的论文。”他盯着我，似乎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手心向上摊开，耸耸肩膀，眼里流露出我熟悉的神色，那是一种蔑视和遗憾交织的眼神。蔑视的原因很明显：我在浪费他的时间；遗憾的眼神是在暗示，他为天资愚笨的我感到惋惜。他说：“对，我很不喜欢这篇论文。”
我折回助教室，坐在办公桌前生闷气。刚刚度过愉快的一学期，被研讨课的学生们称赞为好老师，转眼一个月后又被心理学系最有趣的教授看做白痴。我又迷惑又气恼，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当然不想跟这个混账多打交道。我期待赶快修完这门课，从此跟费斯廷格分道扬镳。
费斯廷格的确严厉又残酷，但他有时也会流露些许温情、愉悦和顽皮。有时他是一个好盘问的律师，对我们百般挑剔；有时他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将我们视作一起共事的华生医生，共同抽丝剥茧地探寻复杂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也会来点即兴幽默，甚至偶尔自我解嘲，逗得我们开怀大笑。我总是怀着兴奋而焦虑的心情盼望着他的研讨课，同时学着不要过分焦虑。
当然这些天以来，通过上研讨课，我发现费斯廷格确实是位卓越的思想家和优秀的科学家。如果耐着性子坚持学习下去，我定会受益良多。长叹一声过后，我重新拿起论文，试着从费斯廷格的角度仔细阅读起来。结果发现这篇论文的推理过程的确不够严谨，分析也不够全面，辩论也不够充分。这个混蛋是对的！现在该怎么办？如果重写一篇，他会愿意读吗？“混蛋，”我自言自语道，“怎么还是本科生的思维？重写这该死的论文，不为别人，只为自己。你有责任这样做，别管那混蛋怎么想的。”结果我真的将论文重写了一遍，我其实十分在意那个混蛋的看法。
“你怎么能漏掉这一点？”贾德森结结巴巴地回答了几句，但直至下课，费斯廷格一直在对他发火。当我和贾德森并肩走出教室时，明显感觉到他浑身在发抖。随后他跟我说：“你瞧，我真的认为费斯廷格很喜欢我。”
接下来的三天，更确切地说是连续的72个小时里，我反复斟酌修改那篇论文，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拿着定稿走向费斯廷格的办公室。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他正埋首读书。我不想打扰他，于是就在门口等。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犹豫了一两秒钟，大步走进办公室，把论文重重地扔在桌上说：“也许你会认为这篇好一些。”说罢掉头就走。他居然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来阅读我的论文。20分钟后，他拿着论文走进助教室，把论文轻轻放到我面前，坐到桌角，用手按着我肩膀说：“现在这篇值得一评了。”
教室里如同蹲着一只老虎，可能在任何时候毫无征兆地扑向你，而且往往出于一些令人无法理解或琐碎无比的原因。甚至连贾德森都不能幸免，他的遭遇更加糟糕。一次轮到贾德森做读书报告，费斯廷格让他阐述一个在我看来极小的细节。见贾德森答不上来，费斯廷格火冒三丈地斥责道：
对我而言，这件事的意义如同收到一份堪称无价之宝的礼物。当然，如果这件礼物拥有更温和友善的包装，我会更喜欢。费斯廷格以最形象的方式表明，没付出最大心血的成果他拒不接受。通过宣布修改后的论文值得一评，他告诉我，他在我身上没有白费工夫。
研讨课既生动有趣又令人紧张不已。费斯廷格喜欢布置很多阅读书目，大多数与社会心理学并无直接关系或关系不大。课上费斯廷格反复问我们每一本书的内容，以及它与失调理论的联系。大多数情况下，费斯廷格并没有预先想好一个正确答案。与古尔维奇不同，他不是引领我们去寻找某个特定的答案，而是和我们一起寻找答案。但是正如传言所言，他既才华横溢又令人胆战心惊。他的问题异常尖锐，摆明了是在警告我们，最好提供有知识含量的答案，不要遗漏任何细枝末节。
之后读博的日子里，当我与费斯廷格走得越来越近，并悉心观察他的行事作风时，那一刻的洞见得到了确认。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视若珍宝，如果学生不用功，他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丝毫精力。但如果学生的表现令他十分满意，他就会倾囊相授，并贡献出最有价值的礼物——一语中的的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厌其烦的批评，正是对你最高的褒奖。
于是我注册了费斯廷格的研讨课。我是这么想的：他的确是个讨厌鬼，不过是个聪明有趣的讨厌鬼。研讨课里只有六个学生，除了贾德森·米尔斯和我，还有两个心理学四年级研究生，一个想转系的社会学研究生，和一个特别聪明的大三学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
从那以后，斯坦福对我而言就是利昂·费斯廷格的代名词。斯坦福心理学系拥有一批一流的教授，但没有谁像费斯廷格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兼具卓越的技能、过人的才华和严谨的态度。费斯廷格不允许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妄下结论。他告诫说：“如果你想超越数据本身，那就是在推测你下一个实验项目的假设。”他认为妄下论断的行为不仅草率而且近乎不道德，称其为“耍滑头”。要我说，费斯廷格喜欢的笑话正揭示出他对缜密思维和准确表达的钟爱。一对犹太老夫妇躺在床上。妻子说：“索尔，快关上窗户，外面真冷。”索尔哼了一声，起床关上窗户，转头问妻子：“现在外面暖和了吧？”
费斯廷格的研究就是让认知和动机相结合。正如他所阐述的，失调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合理化解释诸事的理论：人们如何对所处环境和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并消除认知上的差异，从而过上（至少他们心目中认为）理性和有意义的生活。书中原创的实验研究很少，但有丰富的观点和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种子萌芽。这些种子在之后20年的专业期刊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一场变革。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只知道这一理论新鲜、有趣，很刺激。至少它吸引了我，为我开启了一个新的思维视角。
入门考验实验
那么吸烟者会怎样减轻认知失调呢？他们多半将调整另一种认知，即“吸烟致癌”。他们会轻视吸烟致癌的证据，试图说服自己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并无定论；他们会找寻有吸烟习惯的智者，并告诉自己，这些人都在抽烟，可见吸烟没那么危险；他们也许会改抽过滤嘴香烟，自欺欺人地相信过滤嘴会滤掉香烟里的致癌物质；他们也许会增加一个与吸烟行为相协调的认知，企图使危险的吸烟行为看上去不至于太荒谬，比如“我也许会早逝，但会过得更加愉快”或者“我就是那种酷爱冒险的胆大者”。
学期论文事件后，费斯廷格的课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兴奋不已，但我不再畏惧他那咄咄逼人的教学风格了。课上他多次对我做出那些吓人的表情，我都视其为挑战而非威吓。研讨课上的六名同学都认为自己身负重任。认知失调理论正改变着我们对人类思维和社会影响的思考视角，而对于这个即将改写社会心理学的理念的发展，我们正有所贡献。
费斯廷格列举了一个典型例子，当吸烟者发现吸烟会导致癌症，就出现了认知失调：认知“我吸烟”与认知“吸烟致癌”不相协调。很明显，这种情形下减轻失调最有效的方式是戒烟，因为认知“吸烟致癌”与认知“我不吸烟”是相互协调的。但大多数吸烟者很难戒烟，很多人试图戒烟，但均以失败告终，循环往复多次也无效。
社会影响
书的开篇，费斯廷格首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如果人们持有两种不一致的认知，他们就会有失调的感觉，这是一种负面的内驱力，就像饥饿或口渴一样。不过与饥饿和口渴不同，它属于一种认知内驱力，但一样令人不开心。结果人们就会受到驱使，像设法减轻饥饿和口渴那样，减轻认知失调。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尽力改变其中一个认知，或两个认知都改变，最终达到两个认知一致或是和谐的目的。
人们影响他人的各种方式，包括因他人的观点、行动，或仅仅只是他人在场而导致的态度、信念、情感和行为的变化。
晚饭后等哈尔睡着了，我开始浏览费斯廷格的手稿。书名是《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我随意翻阅了前面几页，只想了解他究竟说了什么观点，并不打算阅读更多内容。但书稿把我紧紧吸引住了，等回过神来已是凌晨三点钟，我居然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该死的书。说实话，我从没读过如此精彩的心理学著作。时隔五十多年，如今它仍旧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心理学著作。
认知失调理论在社会影响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我之后50年的思想都被该理论引领着：人们的态度改变之后，行为会随之而改变；但如果想让态度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要设法激发人们在行为上的改变，态度自然会随之改变。当时这一理念对普通大众，甚至对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而言，都是完全违反直觉的。比如你想请别人帮忙，你必须先让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好人。这个方法没错，但效果欠佳。正如后来我学生的研究所阐述的，若要获得显著的效果，你要先请他帮忙，于是他就会说服自己认为你值得他帮忙，因此认定你是一个好人，他以后就有可能帮你更大的忙。
薇拉说：“选希尔加德的课固然合情合理，也很保险。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凡事都力求保险了？为什么不先读读费斯廷格的书，看看自己是否喜欢。我会把蓝莓酱藏好的。”
失调理论是吹进心理学界的一股清风，涤荡着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激进行为主义。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被心理学家以酬赏和惩罚的概念来解释。行为学家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食物、喜欢打高尔夫、喜欢母亲，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人们从食物、高尔夫和母亲那里获得了酬赏。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一只老鼠、一只鸽子和一个人，一直做着无法获得酬赏的事情，行为学家就断言是我们的观察不够仔细，他们肯定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酬赏，否则就会停止这种行为。
我边走出办公室边在心里咒骂：“讨厌鬼！谁愿意在小研讨室里跟这家伙待上10周？”晚上我把跟费斯廷格碰面的事情讲给薇拉听，问她有什么看法。薇拉说：“感觉是挺讨厌的。你到底选不选他的课呢？”我回答说，最好改选杰克·希尔加德的课，他的研讨课听起来很有趣。而且上学期讲授研讨课的经历，也让我和希尔加德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
失调理论承认强化原则的重要性，但指出人的思想远比奖惩原则预料的复杂。亚伯拉罕·马斯洛也曾指责行为主义的局限性，但他的观点表述含糊且未经证明。当得知是马斯洛最先培养出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时，费斯廷格说道：“马斯洛？那家伙的观点烂得不值一提。”失调理论孕育着许多可以证实的观点，其中一些后来影响十分深远。下半学期时，我们开始提出这些可证实的假说。
他问：“听说你有小孩子了，真的？”我受宠若惊，觉得他似乎知道我一些事情。我以为他是想表现得友善一些，于是稍稍轻松了一点。“目前就一个孩子，是一个小男孩，刚刚过完周岁生日。”我滔滔不绝地说。但情况有些不妙，费斯廷格并没跟我闲聊，也没有笑。他又咕哝几声，指着手稿告诉我，这是他刚写完的一本书，原稿已经送到出版社了，这本是他手上唯一的复写本。他要我对天发誓，若小孩子把蓝莓酱弄到复写本上，我就要丢脑袋或者被大卸八块，两种方式任选一种。谈话到此结束。
社会酬赏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费斯廷格的办公室，先做了自我介绍，随后说自己在考虑选修他的研讨课。我解释说，自己对社会心理学一无所知，问他有什么资料可供阅读，以帮助我决定是否要选修这门课。他仰靠在椅背上，将我细细地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眼珠往上翻，盯着天花板咕哝了几声，好像在说：“瞧瞧这些天他们都把什么样的白痴送到我这儿来了？”他有些不情愿地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递给我一份书本大小的手稿复写本。
诸如表扬、积极的关注、实在的报酬、荣誉和感激之心等，可以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好处。
我并没有立刻去注册。春季学期快开学时，我找到贾德森·米尔斯，他是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师从费斯廷格一年时间，如今来斯坦福做他的研究助理。我问他有关费斯廷格的谣言是否属实。贾德森一脸坏笑地说：“噢，并不完全对。明尼苏达大学并没有学生去当护林员。”有意思的回答，但对我没什么帮助。我觉得自己应该跟费斯廷格本人谈一谈。
那时候我正巧在读一本约翰·怀廷（John Whiting）的著作，是有关非洲和南美洲土著部落成人礼仪式的研究。怀廷描述了两种仪式的差别，但没有对其起源和目的给予理论化概括。我在费斯廷格的研讨课上联想到这本书，忽然领悟到，这些对加入者进行考验和磨炼的入会仪式也许能够发挥一种作用：形成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这就好比新入伍的海军士兵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后，会培养出对军队的强烈忠诚；预备会员经过数周的磨砺后，会培养出对兄弟会的深厚感情；我在汽车里睡了一学期后，便开始喜欢布兰迪斯大学。
我不确定这句话是一个建议、一份战书，还是一句讥讽，但无论怎样它都发挥作用了。我不想让迪克认为我是一个懦夫。于是我说：“哦，真巧，我正考虑上这门课，我会去注册的。”
由失调理论可以预测，认知“我千辛万苦加入这个群体”与认知“却发现这个群体没啥意思，其成员也甚是无趣”不相协调。为减轻心理失调，大多数人就会故意忽略这个群体不好的一面，而侧重其好的一面。但自愿参加海军的人以及刻苦学习考进布兰迪斯大学的学生的行为都属于自我选择。在接受入门考验之前，他们也许已经出于喜欢的原因，选择参军或就读布兰迪斯大学。因此在检验假设时，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充分。我需要设计一个实验项目，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重度入门考验情境和轻度入门考验情境，检验是否前一组被试比后一组的更喜欢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群体。
迪克说：“费斯廷格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有人甚至称他为天才。他得好好表现，因为他是学校里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迪克是很少能打听到这类消息的人之一。“作为特殊人才，罗伯特·西尔斯允许费斯廷格来学校的前两个学期都不用干活。这期间他可以安顿下来，专心建立自己的实验室，而不必教课。现在到了春季学期，他将讲授一门研讨课，可只有三位学生注册，这简直就是在浪费稀缺资源。系里认为研究生们不选费斯廷格的课是因为怕他。对了，我发现你也没注册，为什么？”
某一天从利昂的课堂上走出来时，我把自己的假设说给贾德森听，他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接下来我们花几天时间设计了一个实验项目。我们的实验研究需要建立一个虚假的研究背景，设计一个人们甘愿竭尽所能成为其会员的组织。然后随机将1/3被试分配到重度入门考验组，1/3分配到轻度入门考验组，另外1/3分配到无入门考验组。最后我们将询问被试对自己所加入组织的喜爱程度。
九月份以来，心理学大楼里一直在流传费斯廷格过去的故事：他在上一所学校的专横霸道和百般挖苦令研究生们倍感屈辱，纷纷放弃社会心理学，决定去当护林员、房产经纪人甚至心理咨询师，总之离他越远越好。那时我尚未想好自己的导师人选，正在考虑是不是跟西尔斯、希尔加德或者阿尔·班杜拉（Al Bandura）共事，后者正在进行有关儿童攻击性模仿的有趣研究。我还不确定要选谁当导师，但肯定不会选利昂·费斯廷格。
眼下我们面临一个难题：什么样的有趣组织才能吸引大学生们为加入其中不惜经受烦人的入门考验？我和贾德森突然想到了性。我们认为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兴趣谈论性。一旦小组讨论的主题确定了，实验程序便开始按部就班进行。
上餐后甜点时，迪克问我是否见到了利昂·费斯廷格教授，他秋季刚刚来斯坦福心理学系任教。那时我还不认识费斯廷格，但对他早有耳闻。年仅36岁的他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可以说是社会心理学界最炙手可热的理论家和研究者。据传他正潜心研究一个新理论，叫做“认知失调”[8]。我们从统计学课上得知，费斯廷格利用业余时间发明的非参数统计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他出色得令人难以置信。唉，我不应该用“出色”来形容他这个人，因为他也是以铁石心肠著称的。
我们到处宣传说要征集几组学生进行几场有关性心理的讨论，结果大多数志愿者都是女性，于是我们决定只征募女性。我们跟被试电话联系，每次安排一位被试来实验室进行一个小时的一对一访谈。访谈中，我对每一位被试表示欢迎，告诉她自己是正在学习群体动力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我强调说，具体的讨论内容对实验而言并不重要，选择性话题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志愿者。“但这个话题也有不利因素，”我补充说，“害羞的学生在群体情境中特别不敢谈论性话题，而任何阻碍讨论顺利进行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无效，我得知道你是否能在小组讨论中无所顾忌地谈论性话题。”听到这里，每位被试都表示没问题。
由于持有两个或多个不一致的认知而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觉，以及因为做了一件与自己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的行为而产生的不舒服感觉。
至此，我们给每位被试提供了相同的指导语。如果一位被试被分配到无入门考验组，我就告知她已经成为讨论小组成员了。对于分配到重度入门考验组和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我会对她们说，由于我需要绝对保证每个人都能对性话题畅所欲言，所以设计了一个筛选环节，需要她们参加一个有关难堪程度的测试。这个测试就是入门考验。重度入门考验组里进行的测试令被试甚为难堪，女学生得给我背诵包括操（fuck）、阴道（cunt）和吹萧（blow job）在内的12个淫秽词汇，以及选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一书中的两段色情味很浓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大声读这些文字，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我而言，都是相当难堪的。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则要背诵一组跟性有关但不带淫秽色彩的词，比如阴道（vagina）、阴茎（penis）和性交（sexul intercourse）。
认知失调
接下来，每位被试将听到一段有关性行为的讨论录音，我告诉她们这就是她们刚刚加入的小组的讨论内容。每位被试听到的录音一模一样，是一段被我尽力处理得缓慢、乏味而冗长的讨论。最后贾德森（他不知道被试属于哪一组）访谈每一位被试，让她们从多个维度对这场讨论和小组成员的表现进行评价，比如小组对被试的吸引程度如何、小组成员的才智和口才如何等问题。实验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认为小组讨论相当有趣，而轻度入门考验组或无考验组的被试认为小组讨论枯燥乏味（确实如此），有几位甚至立刻要求退出讨论小组。
迪克·阿尔伯特也救过我的命，不过远不是字面所表达的意思。寒假里的一天，迪克在晚饭时间来小洋楼串门，带来一个芝士蛋糕和一瓶库瓦西耶干邑。他举起酒瓶，自嘲地笑了笑说：“好歹还是拿破仑白兰地。”接着他询问薇拉是否允许他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越来越喜欢迪克，期待他时常不请自来的晚餐造访。迪克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时尚品位的，他在品鉴红酒、白兰地方面流露出的高雅品位令我们着迷。毋庸置疑，这种品味连教授都很少有，更别说还在读博士的代课教师。库瓦西耶干邑和颜色炫目的梅赛德斯车是他的标志。迪克家世甚好，父亲乔治·阿尔伯特是一位有钱有势的公司法律顾问，同时也担任纽黑文铁路公司总裁，以及布兰迪斯大学校董事会主席和其他职务。
审视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为减轻心理失调而形成的独特认知是相当有趣的。例如，录音里有个家伙结结巴巴地咕哝说，他还没有阅读有关某种稀有鸟类求偶方式的必读材料。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听后觉得此人很讨厌：“不负责任的笨蛋！连最基本的阅读都没完成！把整个组都搞砸了！谁想跟他做组员？”但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却认为小组讨论十分有趣，组员富有魅力，才思敏捷。他们对那位不负责任的笨蛋很是宽容，认为他坦率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谁不想跟这位诚实的组员共事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两组人听到的是同样的录音。
“多亏了拉尔夫·哈伯，”我说，“是他一直叮嘱我给车装上安全带，大概是看了《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之类的杂志。我讨厌装安全带，不仅价钱贵，而且你得去店里请人在车底板上打洞，然后把可恶的安全带装上去。但我最终还是装了，因为实在不想听他聒噪。”
得出结论时的欣喜若狂至今记忆犹新。我兴奋地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思维的研究中有了全新的发现：人如果经历千辛万苦才赢得某物，就会更加珍视它。我发现，虽然人的行为相当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我的任务就是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将其提炼成可被验证的假说，设计实验验证假说的关键部分。入门考验实验的完成也揭示出，我可能有某种天赋，能打造研究方法之匙，开启人类行为的神秘大门。多么出乎意料啊！我想人生中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了。理智点说，这是我进行的第一个实验研究，同时也成为一个经典的实验，是失调理论的一个代表性实验。
第二天早上，我给研究生同学约翰·赖特打电话，他开车把我们接回帕洛阿尔托。后来约翰和我找到出事的路段，顺着陡坡往下走，寻找那辆VW。它完全报废了，翻滚时驾驶室的门已经脱落，车子仰躺在半道上。“天哪，”约翰说，“你怎么没被甩出去？车子又滚又压的，你怎么还安然无恙？”
高影响实验
车子翻转了一圈又一圈后终于停了下来，车顶朝上。不可思议的是，车里没有一个人受重伤。薇拉受了轻微的脑震荡，我的一个膝盖磨破了，莉莉和孩子们都没有受伤。我迅速把每个人拉出车外，从陡峭的山崖爬上公路，试着挥手向过路车求救。但没有人愿意在漆黑的雨夜停下车来帮助路边一个衣衫不整的家伙。最后我只得站在路中央，挥臂逼迫一辆车停下来。我向司机说明事故的经过，他答应到前面帮我们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没有食言，救护车将我们送到了最近的医院，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
进行这类实验的困难之处在于，你得想法子让被试置身于一个前后连贯、引人入胜而又真实可信的预设情境中。实验者既要具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才能，又得遵循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实验里，实验室变成了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事情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相比，这种研究方式没有过重的人为痕迹，我们称这种实验方法为“高影响实验”（high-impact experimentation）。实验中我们把被试引入一个逼真的情境，确保他们的反应与在实验室外并无区别。通过设计这类实验，我发现不依靠人为或真空环境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我作为实验者的座右铭。
正是因为拉尔夫的提议和游说，我才有了这次精彩的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已经欠了他很多人情。然而一年之后，他又救了我一命。圣诞节我开着那辆小小的VW，载着薇拉、莉莉和三个孩子去洛杉矶探望亲戚。回来的路上，我冒雨驱车经过巴捷柯峡道，那是一段两旁都是陡坡的盘山公路。当时夜色迷朦，行至一个弯道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我急忙向左打方向盘，车子滑过两股车道，冲下了对面陡坡。车子悬在空中时，我听到薇拉叫喊：“哦，不！”那一刻我在想：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以前社会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要么调查无足轻重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比发表在《真理报》上更令人信服，要么观察人格测试中获得高分或低分的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差异，比如成就动机研究。费斯廷格则教会我树立创新的理念，科学家不能将研究局限在无足轻重的课题抑或平淡无奇的研究方法上。凭借充分的创造才能，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研究任何现象。这样就能将科学家从过分依赖人格变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不再仅仅以人的个性解释其行为。我们能够直接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人们的某种行为，因为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创造了这些因素。使被试爱上讨论小组的是重度入门考验，而不是被试的儿时经历和人格因素。
我和拉尔夫从希尔加德约200人的班上挑选了15名学生。除了修希尔加德的课程，他们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来上三个小时的研讨课，地点是拉尔夫家的客厅。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我和拉尔夫而言，这都是一次丰富的学习经历。学生们精读原著，小组讨论既生动又富有教益。每位学生都评价说这是他们在斯坦福上过的最好的一门课，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后来读了心理学研究生。作为教师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满足，但作为科学家的我却不允许自己沾沾自喜。因为我深知这群学生并非是从斯坦福全体学生中抽出的随机样本，他们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毕竟每位同学都清楚地意识到，研讨课需要花费许多额外的学习时间，但仍然心甘情愿来上课。
高影响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戏剧性。若想实验进展顺利，剧本必须可信，实验者必须是令人信服的演员，否则无法令被试融入其间，实验只能宣告失败。大概是因为有过在里维尔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实验中的表演要求根本难不倒我。比如在入门考验实验中，我成功地设计出一个情境，令被试相信，通过难堪程度测试后参加小组讨论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此外，我很快就领悟到试测的重要性。由于实验的程序相当复杂，试测可以确保整个实验过程按计划进行，就如同百老汇音乐剧要先在纽黑文彩排一样。如果试测不顺利，就要回到研究设计阶段进行改进。
拉尔夫也在秋季学期讲授心理学导论的几堂课。按系里的安排，我们每个冬季学期都会再教一次，做课程主讲教师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教授的助教，课上使用的教材就是他写的。在拉尔夫的怂恿下，我们俩厚着脸皮跟希尔加德提议，想合作讲授一门研讨课程，而不是老一套的助教课程。我们计划，在研讨课上，学生们不用阅读教材，而是阅读教材里提到的那些心理学家的原著，像约翰·华生[4]、斯金纳[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赫布[6]、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库尔特·勒温[7]等人的著作。希尔加德起先对我们的提议并不赞成，但考虑几天后他还是同意了，并叮嘱我们：“别搞砸了。”
进行入门考验实验的第一次试测时，我邀请利昂从单向镜后面观看试测过程。试测完成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问他：“实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相比学生，我最能胜任的是助教之职，主要讲授心理学导论课的研讨课。在这些研讨课上，我设计了一种讲课风格，称为“温和的苏格拉底式”风格。阿伦·古尔维奇曾展示了苏格拉底式发问的力量，但他过于犀利。他有预期答案，如果对回答不满意就会表现得很不耐烦。我不会对自己不满意的答案全盘否定，而是顺着答案的思路提出一个能激发学生思考的问题，将学生引领到一个有趣的视角里。学生们反响热烈，一直坚持来听课，说明他们喜欢我的教学风格。
“没有。”
第一年我在必修课上表现很好，但远远称不上出类拔萃，两门统计课的成绩尤其糟糕。虽然我很用心地学习这两门课，但总觉得像雾里看花，结果两门统计课都只拿了B。我猜想，斯坦福要求学生修读两门统计学课程，说明教授们认为统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可能要被赶走了。
“‘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那天下午我问研究生三年级的拉尔夫·哈伯，西尔斯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哦，没错，”哈伯回答，“我念一年级时，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被通知走人。其实他们有的很聪明，功课也很好。当然你是不用担心的。”我点点头，心里却凉了半截，思忖道：拉尔夫并不知道我对心理学其实没什么研究。这样的欢迎仪式与卫斯理大学的一比较，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我想这就是参加大联盟[3]的感觉吧。
“实验设计十分完美，你可以着手进行正式的实验了。”
开学第一周，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西尔斯（Robert Sears）召集所有一年级研究生开新生报到会。他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必修课的一些信息，随即便话锋一转，板起脸来，令人不安地清了清嗓子，要求我们好好看看在座的各位同学。“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同学里将有一半会离开，”他说，“由于我们没法准确预测研究生们的前途，所以招生政策规定，录取人数是培养人数的两倍。”教室里一片静寂，极度的焦虑弥漫其间。
“可我下午还约了另外三位被试进行试测。”
费斯廷格与失调理论
“全部取消，可以正式进行该项实验了。”
笨手笨脚地换尿片。
我曾说过，费斯廷格的赞美通常包裹着批评的外衣。看来他的赞美偶尔也会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这次他对我的实验设计居然不做任何批评。这种赞美是最高褒奖，因为我知道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善意或是向别人示好，他不需要这样做，也无意为之。
而我正忙着
不久后的一天，费斯廷格居然来向我请教。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如下假说：为了少许酬赏而撒谎的人，远远比为了丰厚酬赏而撒谎的人更相信自己的谎话。因为后者有相当充分的撒谎理由：“我为了20美元而说谎，值了。”前者则感觉心理失衡：“为什么我会为了区区1美元就说谎？我必须相信这不是谎言。”费斯廷格让研讨课上的那位本科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去做这个实验。整个实验像亚瑟·米勒[10]的戏剧一样构思精妙。
冲我唱起最美的歌；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被要求完成几件极其无聊的任务：将12卷线轴装满一个托盘，而且必须用一只手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将它们取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如此反复进行半个小时。梅里尔在旁边一边观察一边记录，手里还握着一个秒表，神神秘秘地不知在做什么。半小时后他通知被试实验结束，并对对方的参与表示感谢。他向被试解释说，自己正在验证一个假设：如果人们事先被告知要完成一项特别有趣的任务，那么之后干活的速度就会比事先不知情的人要快一些。梅里尔告诉被试：
她天真烂漫，咿咿呀呀，
“你被分在了在控制组，所以事先对要完成的任务一无所知。”
暖暖的牛奶，簇新的尿片，陪她撒野陪她玩；
接下来梅里尔对被试说，负责告诉下一位被试这项任务十分有趣的家伙刚刚打电话说来不了了。梅里尔恳请这位“控制组”的被试帮忙，代替那个缺席的家伙，并付给他1美元（或20美元）作为酬赏。一旦被试同意，梅里尔立刻付钱，并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列举了称赞这项任务的几条内容，让他独自准备几分钟。随即梅里尔把被试带到等候室，里面坐着一位女本科生（实际上是我们的实验同谋），让被试在她面前将工作任务好好称赞一番。
为她，我开启新的一天：
但是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梅里尔很沮丧，因为被试对实验意图表示怀疑。于是在梅里尔进行第五次试测时，我和利昂坐到单向镜后面观察整个实验程序。梅里尔头脑特别聪明，但在实验中却表现得十分木讷，这可怜的家伙缺乏人生历练。当我在海滨木板道上积累珍贵的人生经验时，他却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曲棍球上。看着他在实验中的迷糊劲儿，被试对他产生怀疑的原因昭然若揭：他的表演本身令人生疑。费斯廷格对我说：“训练训练他。”
多年之后，我的好朋友、诗人戴维·史旺格（David Swanger）为我写了一首诗《女儿的早晨》，字里行间弥漫着父女晨间活动中的那份美好：
我听命对梅里尔进行表演强化训练。“你不能仅仅嘴上说研究助理来不了了，”我告诉他，“你得表现出坐立不安、懊恼不已的样子，你要来回走动，绞扭着双手，向被试传递出明显的讯息：你真的遇到麻烦了。然后你要装作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抬头看着被试，两眼放光：‘对了，就是你！你可以代替他。我甚至可以付你报酬。’”
虽然我给三个宝宝都喂过奶，但喂朱莉时心中满溢的幸福滋味最为记忆犹新。我小心地揽着她，手握着奶瓶，注视着瓶中一点点减少的奶液，仿佛那就是从自己干瘪的乳房里流出来的。一开始，早上换了尿片，喝了半个小时奶后，朱莉就会睡着，我也继续回去睡觉。但三四个月后，朱莉喝完奶就不肯睡觉了。那会儿她精神头正好，嬉戏玩耍着，期待着新的一天开始。我很想抽身回去再睡个把小时，她却黏住了我。虽然困得恨不得马上爬上床，却被她一点一点诱哄着保持清醒，我只得喝咖啡提神。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梅里尔就像是在艺人培训班里一样，经过训练，梅里尔终于脱胎换骨了。实验进行得十分顺利，40位被试只有一人对实验产生怀疑。实验假设也得到了证实：仅仅拿到1美元酬赏的被试说服了自己，认为任务是相当有趣的；而拿到20美元的被试仍然认为这项工作枯燥无趣，当然这本来就是事实。
1958年12月，我们的女儿朱莉诞生了。没错，三年生了三个孩子！薇拉总想趁我们年轻时组建一个大家庭。她劝我说，目前固然很辛苦，但也其乐无穷。像以往一样，她这两点都说得很到位。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清早起来给宝宝喂奶。薇拉当然是用母乳喂宝宝，但她自己也需要休息。因此我负责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冲奶粉喂宝宝。
我热爱实验研究的每一个过程：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观点，然后设计实验程序，并撰写剧本；之后进行彩排，训练助手；正式进行实验；向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分析数据，撰写研究论文并发表。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能够从事实验研究了，那种感觉就像儿时在里维尔掌握了接地滚球的技术一样，不再因场上的紧张气氛而不安，也不会祈祷击球手把球击到别处（老天保佑，别打给我），而是希望球向自己的方向飞过来。
莉莉搬来后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五月份尼尔出生后，她成为很好的帮手。然而容纳三人都嫌小的小洋楼，如今却挤了五口人。一天房东路过，进屋巡视一圈后要求我们在30天内搬家。于是我们又住进了营房，就坐落在斯坦福研究所里。我们觉得那个有两间卧室的公寓很豪华，于是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们离开帕洛阿尔托。后来莉莉开始教钢琴课，挣够钱就搬出去住了。
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渴望从事的研究，正如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它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火”。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职，但如果心理学系下一学年请我走人，这不就是天大的笑话吗？要是这该死的统计课分数高一些就好了。学期快结束时费斯廷格告诉我，他打算让我给他当两年研究助理，就从下学期开始。我回答说：“如果能一直留在学校的话，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助理，可我的统计课成绩不太好。”
到了冬天，也就是1957年初，薇拉的姐姐莉莉住进了我们家。纳粹大屠杀后莉莉留在了匈牙利。跟许多犹太幸存者一样，她对承诺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抱乐观态度。而且她是一位勤奋的音乐专业学生，想继续在布拉格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佐尔坦·科达伊[2]。当她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失去信心时，冷战时期到来，移民之路被堵死了，她只得留在那里。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她才乘国内动乱设法逃到美国，最后投奔了我们。
他摊开手心耸耸肩说：“统计？不要紧。像你这样的家伙愁什么？等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雇一个甚至两个统计员，到处都是。”
住在小洋楼令人心情愉快。小洋楼坐落在荷马街上，这是一条紧挨着斯坦福高尔夫球场的泥路，其所在区域已发展成艺术家聚集区。尽管三个人住着有些挤，小洋楼却散发出巨大的魔力。我们竭尽所能，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间。卧室在最里面，我们把它让给哈尔。这样只要一关卧室门，他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们用巨大的书橱将客厅与厨房及用餐区隔开。为了让客人在客厅待得自在一些，我们把床安置在用餐区，离餐桌仅两步之遥。因此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埃利奥特特地调整了家具的位置，好让自己从吃到睡不必多走一步路。”
他这番温情的反应是消除我和他之间师生隔膜的第一步。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将他仅仅看做一个严格的项目监工或是一位难缠的导师，而是开始视他为朋友。当时薇拉还取笑我，说正是因为我在费斯廷格手上经受了重度入门考验，所以才会喜欢上他。也许一开始的确是这样，但入门考验的实验结果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的喜爱程度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几十年。32年后，当我在费斯廷格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想到往日他对我的严苛以及他那遗憾而轻蔑的经典表情，不禁会心地笑了。我很遗憾失去了人生中最温暖、最愉快的一段友情。
到达帕洛阿尔托后，我们给迪克·阿尔伯特打电话。之前他主动提出帮我们在斯坦福校园附近找一间公寓，但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征得房东同意后，迪克决定搬出自己租住的小洋楼，将其转租给我们。我们自然不好意思住下，他却笑说自己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斯坦福刚刚批准他做一年代课教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我们的到来正好让他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借口。
1959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受聘到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因VW完全报废，我们买了一辆1954年产的雪佛兰旅行车，宽敞的车厢足够容纳日益壮大的家庭——我和薇拉，三岁的哈尔，两岁的尼尔和八个月大的朱莉。我们踏上了新一轮的横穿美国之旅，这次是从帕洛阿尔托一路开到剑桥镇。此趟旅行我们有足够的钱住旅馆，而且到芝加哥探望了贾森及其新婚太太。我几乎忘记了最初吸引我投身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理想。我不再考虑为世人谋福利，只想着如何做出好实验。奔赴剑桥镇的途中，我的车厢里塞满了小孩子，而我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到哈佛安顿下来，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随着旅程的推进，我和薇拉越来越享受露营的快乐。我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是落基山国家公园，足足在那里待了一周。哈尔是露营地的宠儿，每天早上我们爬出帐篷时，总会见到一群露营者鼻子紧紧贴在VW车窗上，挤眉弄眼地把哈尔逗得咯咯直笑。他们的滑稽表演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既能让哈尔开心，又能让我们多睡上20来分钟。不过行进到内华达州时，我们开始渴望柔软的床和热水澡了。于是我们投宿巴特山金矿镇的一家小汽车旅馆。在那里我们孕育了第二个儿子尼尔。
[1]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因研制出首例安全有效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而闻名。——译者注
晚上贾森决定开车回家，让大家都能好好睡一觉。我们相互拥抱道别时，贾森对我说：“想想看，10年前我们还在亚伯·肖手下辛苦地干活。从现在起再往后10年，若幸运的话，我俩都将在大学里当教授。说不定就在同一所学校，穿着手肘处拼接麂皮护肘的粗花呢夹克，叨着烟斗，让学生记下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好神奇！”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对我来说，更大的奇迹就发生在这两天：贾森不必再充当父亲的角色，如同在布兰迪斯大学那样苦口婆心地规劝我集中精力刻苦学习；他也不必再当大哥，如同在里维尔成长的岁月里为我引路，教我本领，保护我不被小混混欺负。人生中第一次，他以平等之心待我，甚至对我还有些尊敬，认为我不仅是一个前途看好的研究生，也是一位成功的丈夫和父亲。
[2] 佐尔坦·科达伊（Zoltan Kodaly）：匈牙利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译者注
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现出的行为，例如作为一名教师或父亲应该达到的一系列要求。角色理论认为，社会生活就像一部舞台剧，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3]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之一。——译者注
角色
[4] 约翰·华生（John Watson）：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译者注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们迷迷糊糊地爬出帐篷照料哈尔。车停在一米之外，哈尔正睡在车后座上那张舒适的儿童睡垫上。按现今的观点，让孩子睡在车里，而我们睡在附近的帐篷里，此举既奇怪又不负责任。现今许多父母都会把婴儿拴在身边，因为怕被人拐去，但当时人们对陌生人是信任多于防备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贾森一直注视着我们一家三口，眼里噙着泪水，激动地喃喃自语：“你们有孩子了，真的有孩子了。”命里注定没有孩子的贾森，对哈尔的存在欣喜若狂。他满怀柔情，不住地伸手抚摸哈尔的小脑袋。
[5] 有关斯金纳及其著名的动物实验，请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我们邀请贾森跟我们一起去印第安纳州沙丘州立公园露营，那里距芝加哥约80公里。贾森是个贪图舒适的人，很怕露宿野外，所以他只答应白天过来玩。但贾森来营地后与我们相见甚欢，跟侄子玩得流连忘返，所以决定留下来过夜。起初贾森拿了我的睡袋和充气床睡在帐篷外，我和薇拉在帐篷里共用薇拉的睡袋。但不久贾森就抱怨说，他总是听到身边有沙沙作响的动静。尽管我们一再保证没什么声响，他还是半真半假地说附近潜伏着伺机袭击他的灰熊，恳求睡到帐篷里去。我没有以三个大人如何挤得下双人小帐篷的托词予以拒绝。我不想那么做。
[6] 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加拿大心理学家，认知心理生理学开创者。——译者注
驱车经过宾州时，我们从车载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新闻，说芝加哥正在流行小儿麻痹症。当时“小儿麻痹症”是最令父母恐惧的字眼，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性疾病，往往导致瘫痪，尤其是小孩子。此病在大城市传染得特别快，乔纳斯·索尔克[1]新近研制出了有效的疫苗，但尚未推广开来。虽然知道哈尔受感染的概率很小，但作为年轻的父母，我们决定还是小心为妙，不去芝加哥了。
[7]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常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是最早研究群体动力学的学者。——译者注
迈向斯坦福
[8] 有关费斯廷格及其认知失调理论的具体内容，请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我和薇拉决定一路露营横穿美国大陆，既可以欣赏沿途美景，又能省钱。想休息的时候，如果附近营地没什么景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我们就只待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出发，继续西行。但只要营地附近有风景可观赏，如国家公园、湖滨公园或迷人的小村落，我们就住上三四夜。不过我们逗留的第一站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要探亲。我们打算去芝加哥看望贾森，在他位于南哈珀大街的单身宿舍住上几夜。
[9] 塞勒姆审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塞勒姆是波士顿北面的一个小镇，三百多年前，这里的人染上一种怪病。当地人认为是巫婆在做怪，并抓来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审问她们，逼迫她们承认自己是巫婆，整个小镇的人都陷入极度恐慌。——译者注
我兴奋地意识到自己有了全新的发现——人如果经历千辛万苦才赢得某物，就会更加珍惜它。入门考验实验是我的第一个实验研究，也成为失调理论的一个经典实验。这一实验的完成也揭示出，我可能有某种天赋，能打造研究方法之匙，开启人类行为的神秘大门，我想人生中没有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事了！
[10] 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美国著名剧作家。——译者注
无处不在的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