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再次和比利抡起铁锹，挥起铲子，在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干活挣钱。与此同时，我收到两封学校教务长的来信。第一封信是六月下旬收到的，祝贺我在第一学年取得了优异成绩。一周后，我收到第二封来信，通知我因学校经费紧张，不能再向我提供学费资助了。满心的希望破灭，我心酸地猜测，教务长可能把有限的奖学金留给了新生，也许他觉得我已经是上钩的鱼了。确实如此，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学习，谁都无法阻止我重返布兰迪斯校园。
比利大笑着说：“大学里教的吧？”我忙争辩说：“任何在报纸上关注这个话题的人都会知道……”讲到这里，我稍作停顿，话锋一转：“是的，你说的没错。”我意识到比利说对了一半。这些观点不是大学课堂教给我的，但我确实是在大学里学到的。如果还待在里维尔，我对麦卡锡的看法肯定不会改变。
暑假里我挣够了学费，却无力支付住宿费。学校离里维尔太远，没法走读。我曾在贾森宿舍的地板上睡过几夜，但清洁工发现后把我告了。我被叫到教务长办公室，教务长警告我，宿舍管理条例十分严格，如果再因留宿被抓，我就会被学校开除。
1951年夏天我回到里维尔，空闲时跟棒球队的一些发小在鲍勃杂货店闲逛。我们主要讨论足球和性，当谈到共产主义话题时，我立马说出自己对麦卡锡和他的猎巫运动的反对意见。说话间，我的眼角瞟到比利·麦克唐纳正向阿尔·罗斯使眼色，就问：“怎么啦？”
于是大二第一学期我四处找地方睡觉。晴天我就睡在校园周围的树林里，雨天就设法找没上锁的车，钻到车后座睡觉。一天晚上我从酣睡中惊醒，发现车子竟然在移动。司机是个叫哈维的小伙子，正和女朋友驶往一个有名的约会地点，叫做“鸭子喂养和集散地”（Duck Feeding and Parking Area），学生们暗地里称那里为“鸭子撒尿和骂娘地”（Duck Peeding and Farking Area）。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睡在后座。怎么办？我决定还是沉默为妙。但20分钟后，我听到拉链拉开的声音，决定还是现身。我轻轻地清了清喉咙，他们惊得跳起来，仿佛听到了警笛。哈维回头认出是我，忙对女友说：“亲爱的，没事，那是埃利奥特。”显然同学们都知道我居无定所，他们好心地把我送回学校，让我再找其他车子睡觉。
大学里的第一个月，我异常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全，可整个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战争的威胁都显而易见。另一方面，我开始明白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高中老师在历史课和公民学课上讲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如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剥夺了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保留自己政治观点以及工作不被干涉的权利，那这些对祖国的赞美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观点对1965年以后成年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但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5年的1950年，人们对“爱国”这个词的理解和战时仍然没什么差别。我对麦卡锡的计谋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他如同一个无法无天的校园小混混，粗暴地践踏着人民的名誉。他的调查是一种蓄意盘查，目的就是恐吓和羞辱那些受害者。
我就这样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稍不留意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白天，校园自助餐厅是唯一能吃饭的地方，但得签一份订餐合同才能就餐。我只能在餐厅经理“严厉先生”（我断定那是他的真名）警觉的目光下，偷偷从朋友手上讨得午饭。“严厉先生”跟宿舍清洁工一样，总是对不速之客保持高度警惕。他一转身，我朋友就偷偷把盘子推到我那边，让我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这样的就餐方式毫无优雅可言，却能填饱我的肚子。晚上运气好时，我能在打工的快餐厅狼吞虎咽自己私藏的汉堡。
哇，我想这就是大学，能学有所获的地方并不限于课堂。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事实可以被意识形态歪曲，在里维尔形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令我们对一些领导人的非道德行为视而不见。我发誓从此以后要以开放的心态亲自了解事实真相。过去我一直视苏联为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如今才头一回得知，出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目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加入了共产党，而我却如此轻率地把他们通通划为间谍或卖国贼。
这段历史听起来像是出自狄更斯的小说，更像祖父以前常挂在嘴边的那段被美化得十分浪漫的故事：沙俄时期他常常赤足穿越暴风雪，步行去上学。我的经历毫无浪漫可言，但我甘愿承受这些小小的艰难困苦。教授讲课再枯燥我也从不跷课。我想，自己若是逃课，就如同拼命挣钱买了戏票却没去看一样愚蠢。那个学期我靠打工攒够了钱，在校外租了房子。马萨诸塞州的严冬到来时，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栖息地。
之后的几个月我了解到，泰丁斯委员会是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对麦卡锡的指控进行调查，最终结论是国务院里根本没有共产党员，而且国务院一直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不久，我这个大学新生的天真心灵遭受了更大的冲击：泰丁斯的报告提交到整个参议院，大家开始讨论是否接受调查结论，投票结果居然与党派的划分完全一致。也许这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像红袜队的粉丝偏爱泰德·威廉斯，扬基队的粉丝偏爱乔·迪马乔一样，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接受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指控，民主党参议员则一致否认。
冬季学期开始时，按学校规定我要申报主修专业。我很想报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或者哲学专业，却突然记起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那绝望的表情，保不准下一个经济危机说来就来。所以我想，学点毕业后能糊口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不太情愿地申报了经济学专业。
和斯蒂夫争论时，他大声地向我提了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去读读《纽约时报》？别再看他妈的《每日纪事报》了。”这条建议本身令我汗颜，因为它暗示出我有多幼稚。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要读《纽约时报》？我是波士顿人，又不是纽约人。”但私下里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第二天我就去图书馆翻阅《纽约时报》上有关麦卡锡的报道。读罢我不得不承认斯蒂夫是对的，《波士顿每日纪事报》失实之处颇多。
偶遇马斯洛
我听得目瞪口呆。头一回，我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还遭到嘲笑。这个泰丁斯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人认为麦卡锡是危险分子？他不是爱国主义者吗？说不定斯蒂夫和其他一些同学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和喜好的问题，比如你是否对某部电影情有独钟，或者你认为乔·迪马乔和泰德·威廉斯哪一位是更出色的全能型棒球选手。我们争论的是冰冷的事实，关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麦卡锡手上是否有一份共产党员黑名单。我突然明白了，得靠自己设法求证。无论是里维尔高中老师和同学的观点，还是布兰迪斯大学思想活跃的同学的主张，我都不能不加鉴别地接受。
我和芭芭拉顺利交往了一年半。那时候的恋人关系很少有能维持几个月的：要么分手，要么订婚。我和芭芭拉都意识到，尽管两人都深爱着对方，但却无意成为彼此的人生伴侣，于是我们分手了。
“请注意，”斯蒂夫向我喊道，“他其实从未说出任何一个黑名单上的名字！”我强词夺理地争辩道：“即使提一个人的名字也显得多余。”斯蒂夫反驳道：“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Committee）已认定，麦卡锡手上所谓的黑名单就是一场骗局，国务院里根本没有间谍。”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打算深交的迷人女孩一起喝咖啡。突然，她看了看表说上课要迟到了。我决定陪她一起上课，这样两人就可以手牵手地坐在教室后面。这门课叫做“心理学导论”，授课教师亚伯拉罕·马斯洛是布兰迪斯大学新聘的教授。我们走进教室时，马斯洛正在从心理学角度阐述种族和民族偏见。
然而在布兰迪斯大学，我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令我震惊的是，斯蒂夫和宿舍里大多数新生居然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他们认定麦卡锡的声明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他本人对民主的危害远大于国务院里任何人。大家指出，麦卡锡手上黑名单所列的共产党员人数根本不可信。他一会儿说国务院里有205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一会儿又说有87人抑或79人。而在参议院，麦卡锡则说有57人。
我听后震惊万分，他提出的问题不就是10年前就困扰我的那些难题吗？那时我坐在里维尔的马路边上，擦着流血的鼻子，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爱尔兰天主教徒如此痛恨犹太人。偏见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若和自己讨厌的群体中的成员有过愉快的交往经历，是不是会改变这种偏见？抑或持有偏见者只是把这种经历当做例外而不予重视？此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一门学科能解决我的这些困惑。我着迷了，放开身边女孩的手，开始记笔记。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却找到了天堂。第二天我就转到心理学系了。
高中老师们也在说共产党员已经混进国务院的事，我感到十分焦虑，同时非常崇拜麦卡锡。我一直认为苏联是邪恶和残暴的化身，因此也觉得美国共产党员都是潜伏的间谍，理应被揪出来接受惩罚，而麦卡锡正是这么做的。我身边其他人都这么想，历史老师还曾援引前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的评价，称麦卡锡既是战斗英雄，又是和平英雄。在里维尔，我和父母、朋友只看赫斯特集团（Hearst）旗下的小报《波士顿每日纪事报》（Boston Daily Record）。该报大肆渲染共产党员的恐怖行径，称赞麦卡锡是民主的救世主。结论显而易见：我们若想自保，就得铲除共产党员。正好麦卡锡手上有这些人的名单，问题解决了。
偏见
我在布兰迪斯大学还经历了强烈的政治觉醒，事实上，正式上课前我的政治觉悟就被唤醒了。新生报到周的某天晚上，我与指导我们的学长斯蒂夫在宿舍休息厅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讨论很快就变得热烈起来。在里维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麦卡锡是一位英雄。我上高三那年，他到处演说，从共和党妇女团体讲到参议院，宣称共产党员已经混入国务院并位居要职。他总是郑重其事地举起一页纸，宣布道：“我手上就有一份国务院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对于国务院居然允许这些危险分子参与制定外交政策，他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对特定团体的人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的态度，只因为他们属于那个团体。严格来讲，偏见有正面和负面两种，但社会心理学家通常用它解释对别人的负面态度。
政治觉醒
那时候布兰迪斯大学还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小学院，乡下味十足。布兰迪斯大学创建于1948年，两年后我进校时仅有500名学生，还没有一个学生从那儿毕业。心理学系4位全职教授的办公室也不在一般的教学楼里，而是位于校园旁边里奇伍德街上一栋舒适迷人的小洋楼内。教授们常常在客厅开研讨会，学生们总爱在那里逗留，一边读书一边跟教授们交谈，彼此越来越熟悉。
那次考试考砸了，我也吸取了教训。以后每节课后我都会找一个小角落，有时就在教室外面的楼梯间，把课上做的潦草笔记通读一遍，认真写出一两页概要。这些概要就是课程的核心内容，还能反映出教授所讲知识点的范围和框架，以及讲课内容与阅读材料的联系所在。掌握提炼知识精华的技巧要走很长的路，而我已迈出了第一步。通过对课堂笔记进行浓缩，我把握到了教授的思维过程和思考方向。我发现自己正学着去热爱学习，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批判性地思考并质疑未经证实的论断。平生第一次，我理解了学生的职责，第一学年下学期就拿了全A。
转到心理学系后，我经常待在小楼内跟马斯洛学习。他既是一位能够启迪学生心智的教师，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思想家。马斯洛魅力四射，但不会使人联想到“炫目逼人”这样的字眼，而是散发着一种温和的吸引力。他说话轻声慢语，而且富有哲理，一句话说到一半常常停顿几秒，抬头望着天花板，吹着几不可闻的不成调子的口哨，思索着最确切的字眼，但我们总是认真地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句。听他讲课令我受益良多，但我更喜欢跟他私下交流。
贾森指责我学习习惯不好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与芭芭拉无关。进入布兰迪斯大学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学习，连笔记都不会做。我坐在教室里边听课边鬼画符般地记录，期中考试前翻出笔记，连自己都看不懂。
当时心理学有两大主导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马斯洛持有革命性的观点，认为这两种研究方式都没能揭示出人性本质或是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他尤其鄙视行为主义学者，觉得在实验室人为控制的环境中研究老鼠和鸽子的人根本提不出关键性的问题，更别说回答了。他同样反对精神分析学家对人性进行过于阴暗的描述。该学派主要研究神经衰弱、心理防御机制、生存焦虑和潜意识冲突。
“好吧，随你的便，”贾森一边往门外走一边扔给我一盒避孕套，“你还是小心为妙。”
马斯洛提出，心理学应该发展出第三种学派来取代这两种主流研究视角，新的学派应从人文主义和哲学视角研究人的本性和动机。他主张心理学家观察和访问健康而成熟的人，了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活动，研究他们如何应对人生的挑战，比如他们是如何面对逆境和贫困的。
“我已经收获良多。”
马斯洛还将人的需求进行了层级划分，最低层级是对食物、水和安全的需求，最高层级是光辉灿烂的超越动机，即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此他希望心理学家研究如何更好地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我不是你老爸，我是你哥哥。我希望你能在这所大学里有更多的收获。”
“自我实现”的概念立刻在我心中激起共鸣，其中蕴含的“超越”理念正与我的人生理想，以及我对自己人生经历的理解相契合。但这一概念仍然比较模糊，马斯洛在著述中以及跟我的谈话中不断改变自我实现的定义。我想那时我就算是一位菜鸟级科学家了，因为我一直设法让他将此概念明确地表述出来。
“怎么回事？”我说，“我是跟老爸待在一间宿舍吗？别烦我了。”
有一次我问他，“终极目标”的说法是否意味着人们是在有意识地渴望自我实现。他哼哼哈哈地吹着口哨（完全不成调），仰望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答道：“我觉得‘渴望’这个词说得太重了。自我实现并不是一个人刻意追求的目标。当需求层级中的其他需求得到满足后，自然就会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通往自我实现的旅途是没有尽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如果有，那一定是圣人。”
“又跟芭芭拉在一起？”他问，“你这样哪有时间学习？你该把空余时间用于学业，而不是跟芭芭拉鬼混。考不及格你会被退学的。”
“这么说肯定不包括我！”我说道。马斯洛大笑着说：“也不包括我！”
一天晚上我和芭芭拉分开后回到宿舍时已过了11点，一打开门，发现贾森正在屋里等我。
在一次研讨会上，马斯洛列举了人们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包括：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情绪和思想，笑看人生的困境与烦恼，乐于解决问题，有开放的心态和无私的爱心，不持偏见，敢于自嘲，有坚定的主见，能无视反对意见坚持走自己的路。马斯洛对这类人的描述很像他对自己的评价，我们几个学生还为此嘲笑他。他坚持说这些个人特质的总结来自于实证研究。
我心中的兴奋和感激之情骤然退去，代之以罪恶感、悔恨和迷惑。她怎么会不知道？我像往常一样开车将芭芭拉送回宿舍，跟她吻别，脑子里却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我的确没经验，但也没那么幼稚。芭芭拉当然知道，她肯定知道。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正在表演一出情爱剧，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她假装不知道我进入她的身体，我也假装不知道她在装腔作势。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时不时这般“不小心地”做了爱。不过后来俩人都心照不宣地卸下了伪装。
自我实现
“天哪，芭芭拉，实在抱歉。”
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自尊被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充分发挥潜力的动力。
“我不愿意。我是处女——以前是。”她开始哭泣。
当然，他的“实证”概念不甚严谨。马斯洛说他观察和访谈了好几百人，并分析了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简·亚当斯等名人的生平资料。我同意他列举的这些名人都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但几年后我就发现他的推论有致命的弱点：这是循环论证。我们如何知道爱因斯坦等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因为他们具备自我实现之人的特质。那么自我实现之人的特质又是什么？就是爱因斯坦等人身上所显现的特质。
“我以为你愿意。”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马斯洛算不上一位科学家。科学家所阐释的理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而马斯洛的理论表述得不够明确，没法验证。当我追问他有关偏见的问题时，他只回答说他确信偏见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因此偏见可以被纠正，良好的环境可以教化出同情心和利他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法。
“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你真的进去了？那就糟了！”
虽然马斯洛的答案令我有些失望，但这份失望也令我有所收获。我希望他能回答我所有的疑问，希望他是我未曾拥有的完美父亲，不过他显然没法做到。“别纠结了，”我安慰自己，“他已给了你很多。”马斯洛是我的第一位导师、我亲密接触的第一位长者、第一位对我的生活和学业都很上心的人。一次课堂口头报告后，他特地把我拉到一边，先赞扬我的表现，随即对我嘲讽尖酸的表述风格提出异议：“你的利刃上没有毒，但却让人退避三舍。”虽然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受宠若惊，但讽刺式言语风格是我展示阳刚之气的方式，因此我还不打算改变。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依然很腼腆，犀利的说话风格可以稍加掩盖这个缺点。
“你不知道？”我反问。
马斯洛还给我注入了充满生机而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观，他四处宣讲他的观点，这是他人生快乐的源泉。他的很多教诲都让我受益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人类发展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人们拥有成长、学习和改善自我的潜力，社会也可以变得更健康。这种乐观主义已融入我的血液。受马斯洛的影响，我决定运用心理学的智慧和知识去改善人类的境况。虽然当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但却是马斯洛送给我的一份厚礼。
几分钟后芭芭拉问我：“你进去了吗？”
女神薇拉
最初持有的某种错误的期望引发某些行为，最终使期望变成现实的现象。例如人们相信某银行即将倒闭，纷纷排队提款，于是他们错误的直觉便创造出银行倒闭的事实。
不过此时此刻，马斯洛送给我的最好的一份礼物还没出现。大四那年他雇用我和另一名学生当他的助理，给他打杂。对方是一名出众的女生，名叫薇拉·瑞宾柯。她是马斯洛的得意门生，马斯洛将她视为已经沿着自我实现道路走了很远的人。而且马斯洛正在当红娘。当时有两名心理学系一年级研究生正热情地追求薇拉，但马斯洛觉得两人跟薇拉都不般配，认为也许我能赶走他们。
自我实现预言
薇拉在匈牙利长大，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17岁时移民美国。她聪慧美丽，周身闪耀着一种静谧的气质。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前三年，我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欣赏她，两人并不相识。薇拉的学识素养远胜于我，她和她的朋友都具有学者风范，似乎和我的社交圈没有什么交集。
第一个月我们只是接吻和抚摸，经常达到高潮，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直到一天晚上在朋友的汽车后座上，我才完全进入她的身体。这是我的第一次，难言的快感传遍全身，心中对芭芭拉充满了感激。
我一直以为我和薇拉通往布兰迪斯的求学之路没有太大差别。几个月后，薇拉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薇拉生于1930年，有个幸福的童年。她家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经常去近在咫尺的歌剧院观看演出。然而到了40年代，匈牙利本土纳粹组织箭十字党与极权政府合谋屠杀了一批犹太人，并将其他犹太人驱逐出境。薇拉的哥哥乔治被抓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薇拉死里逃生。最后苏联军队终于打败德军，将德国人赶出了匈牙利。1947年薇拉来到美国，被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听不懂英语，进高中的前几周她一直哭哭啼啼。但她学东西很快，三年后便以班级第五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布兰迪斯大学提供的连续四年的奖学金。
每晚我在快餐店从7点工作到10点，而女生宿舍11点就要关门。芭芭拉会在快餐店快关门的时候来找我，俩人就能在一起待上一小时。那时候没地方亲热，更别说做爱了。我们不能去宿舍，因为女生宿舍禁止男生进入。当然也不能去旅馆，即便付得起房费，也得结了婚才行。旅馆前台总用怀疑的眼神打量没带婚戒又神情紧张的年轻情侣。因此我和芭芭拉只能在汽车后座或者昏暗无人的投币洗衣房里亲热。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悲惨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令很多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多年后依然深陷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些情绪的发泄对象包括纳粹分子、普通德国民众，甚至整个人类。但包括薇拉在内的一些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决定捕捉生活赋予的每一份美好。
1950年秋季到布兰迪斯大学读书后，我立马行动起来，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多与外界接触。我结交了一些密友，他们大多个性强硬、言辞犀利、聪明绝顶，擅长冷嘲热讽。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要想与他们并驾齐驱，我就得学会反击。过去我很脆弱，现在为了保护自己，我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也开始和女孩约会，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颇有女人缘。我有了固定的女友芭芭拉，是个人缘极好的漂亮女孩。慢慢地，我不再认为自己是笨头笨脑的小男孩了。芭芭拉告诉我，她的朋友们称我们是校园里最迷人的一对。
我们一起散步时，薇拉常常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总能引导我发现这幅画面中的美妙与神奇。薇拉的眼中仿佛没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礼物。她还培养了我对高雅艺术的欣赏品位，教我欣赏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扎特的歌剧和梵·高的绘画作品。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启蒙课程，在毫无艺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严重缺乏审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离开芭芭拉的直觉，如今召唤我向薇拉靠近。那个小小的声音在说，有过世间最惨痛的经历后，她依然能在身边的点滴小事中感受快乐和美好，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该有多么美好啊！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木板道游戏场，而是找了一份挣钱更多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联邦高速公路工地干活。暑假期间我思考了很多，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在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令我明白，新环境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良机。高中三年我从没参加过校园舞会，也没有一次约会经历。因为我太害羞，不好意思约女孩子出来。同学们都认为我很腼腆，这一评价影响了我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又反过来束缚了我的行为。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上大学可以将过去一笔勾销，我可以在新环境里按自己的意愿重塑自我。我想如果自己待人接物时落落大方，新朋友们就会认为我很开朗。
与芭芭拉以及其他几位我交往过的女孩不同，薇拉是个直性子。她在恋爱中从不受限于普通的游戏规则，而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她如果说“不”，决不是在掩耳盗铃，不会表示“无论一小时、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时间，只要我假装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得认为我真的不知道”。而当她说“是”，就真的表示她十分清楚如此回答的原因，以及这对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她，她也不可思议地爱上了我。
不过我最终还是决定去布兰迪斯大学，因为该校免去了我一年的学费，并给我提供了一份兼职工作，薪水足以支付大部分房租和伙食费。每周我要在校园快餐店工作五个晚上，做奶昔，烤汉堡。
10年后我才得知，不仅马斯洛在“谁将掳获薇拉芳心”的打赌中押我赢，其他心理学教授也是。我跟薇拉第一次约会时，里卡多·莫兰特还只是新来的助理教授。他后来告诉我，每一次心理学教授们开会时，都会讨论谁会赢得薇拉的芳心。莫兰特还笑嘻嘻地提醒我，薇拉在他的实验心理学课上拿了A，而我只拿了B+。
就是因为怕沦落到那种境地，我才开始发愤学习。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有了一点提高，但最大的惊喜是SAT考试，我考出了一个极高的分数，别说老师，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于是我申请了几所波士顿地区的大学，被波士顿大学、东北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录取。布兰迪斯大学成立仅两年，却已步入全国一流大学之列。但贾森也在布兰迪斯就读，这让我有了一丝迟疑——我得再一次以弟弟的身份，追随成绩斐然的贾森。他是学校的优等生，已当选为第一届学生会主席，即将成为学校第一本年鉴的编辑，同时还担任校园时事讽刺剧《嗨，查理》（Hi Charlie）的总导演。
我和薇拉打算结婚，但我们面前还存在一道障碍。我早已下定决心，没有明确人生目标之前绝不结婚。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越发感觉前途一片迷茫。马斯洛一直想让我从事跟临床心理学相关的职业。我听从他的建议申请了几个研究生专业，被顺利录取了。
那真是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年，我俩目睹了许多早早地就跟高中女友结婚的小伙子，才20出头便身为人父，推着婴儿车在镇上的一条主干道上闲逛，干着没啥前途的低贱工作。看着他们，我感到既悲哀又恐惧。
为了积累临床经验，也为了维持生计，每逢暑假和周末我都在布莱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病房当护理人员。其中一项工作是协助医生为病人实施电休克疗法。我得按住病人的肩膀和臀部，以免治疗中病人的身体因抽搐而移位。慢慢地，我与几位病人建立了友谊，他们病愈出院时我由衷地为他们开心。令人沮丧的是，几个月后他们又回来了。我发现那时的治疗手段，比如精神分析、电击疗法和大剂量镇静药，最多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对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这类严重的精神疾病几乎没什么疗效。医院如同一扇旋转门，重复着不变的步骤：病人入院—接受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再次复发—再度入院。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动摇了我想成为优秀临床心理学家的理想。由于没找到其他中意的专业，我放弃了去那几所学校读研究生的机会。
贾森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说道：“笨蛋，你真想过那种推着婴儿车，沿着雪莉大街闲逛的日子吗？”
我始终坚持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依次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我将何去何从？第二，我将与谁同行？那时正值大四的春季学期，一个月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知道我将与谁同行，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贾森不但要赢得弗雷德舅舅的信任，还得说服我继续求学。我讨厌高中生活，学校老师几乎个个无精打采，讲课乏味，历史老师甚至经常醉醺醺地来上课。老师们并未对我寄予厚望，我也无意责怪他们。我学习不怎么用功，成绩大多是B和C。为了给我打气，贾森特地跟我深谈了一次，鼓励我在毕业班好好努力，争取考上一所好大学。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天生就不聪明，而且即便考上了也没钱去读。我可不打算向弗雷德舅舅伸手借钱。贾森试图说服我像他一样申请奖学金。“我又没你那么聪明！”我立马反驳。
幸运之神意外降临。距离毕业只剩三周时，马斯洛突然收到卫斯理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戴维·麦克莱兰的一封来信。为了给本科课程配备助教，麦克莱兰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硕士专业，但当年居然没人申请这个专业。焦急万分的麦克莱兰写信给马斯洛，问他那里是否有聪明好学、目前又尚无深造计划的心理学专业学生。马斯洛把这封信钉在他办公室外的公告栏上，立刻被薇拉注意到了。她一反平日的淑女风范，一把从公告栏上撕下信飞奔着找到我，把信递给我说：“亚伯拉罕就是想让你去！这个研究生名额简直就是为你而设的！”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许真是这样。我不想当心理咨询师了，如果去卫斯理，我也许能学到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大学老师。”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的出路，贾森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大学为他开启了一片充满机遇的天地，他希望我也能走进那片天地。他担心我如果高中毕业就直接去工作，就再也不会重返校园了。最后家庭会议不欢而散。待舅舅和姨妈们离开，贾森对母亲说：“妈妈，你肯定行的。”母亲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没过几个月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在波士顿特里蒙特街上的钱德勒高档百货公司卖服装。
我立刻给麦克莱兰打电话。几天后我和薇拉借了一辆车开到卫斯理，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相谈甚欢，他不仅当场给了我一个兼职的助教职位，还答应让薇拉在他的实验室里专职做研究。我们顿时有了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结婚了——除了弗雷德舅舅。
母亲将一切看在眼里，但一言未发。我想她既不愿冒犯弟弟，也不愿得罪长子，可能有点惧怕他们俩。弗雷德舅舅对贾森的计划表示怀疑，并且对他的反抗态度大为恼火，他已经习惯了当家作主。
母亲虽然喜欢薇拉，但她更看重长期的经济保障。薇拉不像芭芭拉那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母亲对这桩婚姻有些担心。她向姨妈们吐露了心事，于是范戈尔德家族决定再次召开家庭会议。会议仍由弗雷德舅舅主持，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对我说：“我认为你犯了大错。出生背景相同的男女结婚，彼此都很辛苦。而且薇拉出生在国外，她是匈牙利人！谁知道她父母是什么人呀？而且他们都不住在美国。她没钱，也不可能继承任何遗产，你也一样。”
“妈妈会去工作。”贾森答道。母亲结婚前做过速记员，但她有二十多年没工作了。
自从我离开家去念大学并有了不错的发展后，就不常跟舅舅和姨妈们碰面了。弗雷德舅舅的潜台词是，在他们眼里我依然是那个无能的小男孩，永远不会变成神奇小队长。
“你母亲和妹妹怎么办？”弗雷德舅舅问。
弗雷德舅舅再次给了我错误的建议，娶薇拉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但如果麦克莱兰的信没有及时到来，我猜自己可能会去当兵，一边打发日子，一边思考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之前，我不会娶薇拉，至少在那个时候不会，也许我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借用莱奥·齐拉特的故事，我可能会错过成功逃亡的列车。
弗雷德舅舅的观点听上去合情合理，然而贾森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问题的核心——钱。贾森听出了弦外之音：弗雷德舅舅不愿接济我们家。他也许愿意给我们提供一年的经济资助，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然后就会离我们远远的。于是贾森喊道：“胡说八道！阿伦森要上大学，我们都可以半工半读，不会花你们一分钱。”
毕业那年夏天，我和薇拉把俩人微薄的积蓄凑起来买了第一辆车。以前在里维尔一起打棒球的一位发小如今当了汽车修理工。他给我们找了一辆破旧的纳什车，售价仅140美元。他说汽车的内部性能良好，就是变速器坏了。他自告奋勇到附近所有废弃汽车场搜寻，看能否找到一个性能良好的变速器。几天后他赶过来，举着一个油乎乎的东西大喊道：“找到了！35美元！”随即他熟练地帮我们安装好。从那以后，薇拉就把那个变速器称做她的订婚戒指。
舅舅和姨妈们全都聚集在我家客厅，商讨多萝西和孩子们何去何从的问题。范戈尔德家族几乎无人缺席，母亲、贾森和12岁大的葆拉也参加了。弗雷德舅舅主持了这次家庭会议。他是牙科医生，兄弟里数他最年长也最富有，因此他自诩为家庭首脑，主宰着会议进程。弗雷德舅舅提议在布兰迪斯大学念大二的贾森继续求学，而我高中毕业后就去找工作，供养妈妈和妹妹，并资助贾森完成大学学业。
婚礼十分愉快，但没有按照常规仪式举办。按范戈尔德家族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场很糟糕的结婚仪式。他们喜欢奢华的结婚典礼，男式晚礼服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女式晚礼服、众多女傧相、6道菜的宴席和5人乐队，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新娘父母没有能力支付宴席和乐队费用也要勉力为之。平心而论，范戈尔德家族对结婚仪式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但我和薇拉选择一切从简。我们并不是故意跟家里作对，也不是故意逆潮流而行，只是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摒弃了奢侈的念头。我们只想结为夫妻，仪式和婚宴并不重要。最后双方各让一步，我们在母亲家客厅举办了一场招待会。舅舅、姨妈和朋友们齐聚一堂，喝点杂牌酒，吃点熏鲑鱼、面包圈和海绵蛋糕。亲戚们早早地就离开了，朋友们却待了很长时间。
学习的意义
但最重要的还是结婚典礼，庄重的典礼中竟意外出现了诙谐的小插曲。外公本·范戈尔德坚持结婚典礼要由正统的犹太拉比主持。这虽不是我们的首选，但我们也不想跟家里人把关系弄得太僵，因此欣然接受了。外公出于对我们“新式婚礼”的迁就，特意找了一位年轻的拉比。他说：“我想你们不会愿意让一位弯腰驼背、白胡子一直拖到膝盖的老叫花子来主持婚礼。”外公选的教士果然年轻，我们的婚礼是他的处女秀。只见他战战兢兢的，话说得结结巴巴，还不时停下来慌慌张张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讲稿。我斜着眼看了一眼贾森，这位伴郎此刻紧咬下唇，脸憋得通红，差点忍不住笑出来。贾森的古怪模样把我逗乐了，结果引发了连锁反应，薇拉忍不住哈哈大笑，握着婚礼遮蓬杆的朋友们也跟着笑起来，遮蓬被弄得东倒西歪，只有弗雷德舅舅一直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在我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抉择时，弗雷德舅舅都给了我错误的建议。父亲去世时我即将念高三。当时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与会者不是阿伦森家族的成员，而是彼此走动频繁的范戈尔德家族。阿伦森家族从不会特意为某位亲戚召开家庭会议，也不会对别人的事指手划脚，范戈尔德家族则热衷于此。
秋季学期即将开学，我和薇拉没时间度蜜月，结婚第三天就赶往卫斯理大学。我们驾驶着那辆纳什老爷车，从里维尔一路开到米德尔敦。老爷车虽然卖相不佳，却把我们顺利带到了目的地。棒球队的发小没说大话，在米德尔敦的日子里，它一直出色地为我们效劳。
一天下午，我陪一位迷人的女孩上课，无意中走进了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课堂，他正在讨论种族偏见的心理学特征。我听后震惊万分，他提出的问题正是10年前就困扰我的那些难题，此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一门学科能解答这些疑问。我着迷了，放开身边女孩的手，开始记笔记。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却找到了天堂。
[1] 约琴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极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译者注
自我实现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