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洁工，他也总是问长问短：“什么学历？”，“为什么不读书了？”不久，两个清洁工一个回家继续读书，一个在北京的一所成人技校上学。一个年轻护士为学习英语发愁，到病房请教季老：用什么办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报刊上刊登的英语速成广告可信不可信？季老笑笑，顺口吟出一句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学好英语记住两个字——勤奋。速成也快，速忘也快，成就事业要勤奋、刻苦，别无他途。季老出了书，问李玉洁老师科里的年轻医生、护士都送了没有？没有的赶紧送。老人说：“出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有个护士提出想看看季老的著作《留德十年》，老人马上让李玉洁买了600本，逐一签名送给医生护士们。
女医师卢文宁热爱专业，喜欢读书，季羡林鼓励她要胸有大志，目光远大，在学业上再上一层楼。医学是个浩瀚的海洋，大学毕业只是基础，硕士毕业也只能算中等水平，只有迈上更高的知识层次，才能有所作为。小卢不负所望，终于以好成绩考取了医学博士。
对年轻的医生、护士，他总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无声的支持。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每次换药时都刺骨般疼痛，但他总说笑不停，调节气氛。季老把照顾他的护工也当成家庭成员，不但付工资，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让护工从心里感觉跟他是一家人。
老人对医务人员亲人般的照顾非常感动，专门为所住病区写了《白衣天使》，颂扬医务人员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怀，还题写了“白衣天使行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条幅挂在病区办公室，以自勉和励人。
李玉洁告诉说：老爷子虽然住在医院，但工作还如同平时上下班一样。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对一日作息时间作了非常科学的安排，并坚持了3年，雷打不动，保证每天上午、下午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老人写作有个特点，在吃饭、输氧和休息时，对写作内容先行构思，动笔时思路如泉涌，一气呵成，两个小时能写2000字左右，基本不需修改。他依然起得很早。王岳川跟季羡林先生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季羡林正色说：“不，是‘鸡闻我起舞’。”
医护人员把他的病房布置成了“家”，书房、卧室、办公室三位一体。阳台上是几十个大塑料盒，全是李玉洁老师按照顺序放置的书籍、资料；办公桌上是应时的盆花，一年四季随时更换；桌子和床头上方是许多造型新颖的布制小狗、小猫、小松鼠、博士熊等小动物。为了方便老爷子写作和看书，医院特制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沙发前面。病区护士们，把季老当成自己家的老人，凡是季老生活上需要的，她们都提前想到，尽量办到。护士长刘珍蓉，简直就像季老的亲孙女，把老人照料得无微不至。配膳房的小云和小贾两位小姑娘，知道老人爱吃皮蛋粥，平时总想着多做点给老人送过来，并且三天两头到病房询问老先生想吃些什么。护士认为心理治疗，对于季老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宋守礼副主任医师，三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到季老的病房与他“谈心”，国家大事、天文地理、人情趣事等等，是医生，也似儿子，令老人十分开心。老人专门写了篇以《宋守礼》为题的文章，表示感谢。
2005年春天，季羡林心脏不太好，301医院给他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现在，除了左腿患骨髓炎外，他身体基本没有大的毛病，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思维敏捷。
2003年2月21日，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总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又发现左腿患骨髓炎，医院请擅长为高龄老人做骨科手术的梁雨田教授为他主刀，手术很成功，老人不再疼痛，也能自行站立、走路。只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解放军总医院，再也没有离开病房大楼。
季羡林先生住到301医院以后，到2006年8月7日为止，李玉洁在病倒以前，一直陪伴在那里。她介绍说那时候，“先生每天依然起早，看书、看报、写文章、写日记，一切都和在家里一样。他依然早起写作，生怕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锻炼有点‘懒惰’，舍不得时间呐。先生的心态就更好了，每天谈笑风生，说自己是一块老表，经过擦油泥，修理小毛病，又可以走一段日子了。”李玉洁老师是这样介绍季羡林先生在301手术前后的情况：“90多岁的人动大手术，全身吊着，还笑着问我们都哭丧着脸干什么？我们当然笑不起来，他就说我已经超额了，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手术以后，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我们以为他难受，谁知他一开口，说的全是保护环境、国际关系、美伊战争、中国的发展等等。他说境界要自己摆好。”每天，医生为季老冲洗骨髓炎手术以后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一冲至少半个小时。冲洗过程让周围的人不忍心看下去。可当医生在操作间隙询问季老疼不疼时，他总是平静地躺在治疗床上，手抓着被单，坚定且温和地回答：“不疼不疼。”工作人员非常心疼，季老反来劝慰他们：“说不疼虽是假话，可是即便说疼就能减轻疼痛了吗？那还不如干脆说不疼，别让大夫有顾虑、太紧张啊。” “季老就是这样，即使说谎，也是真心为他人着想！”李玉洁这样说。
2001年11月12日，季羡林从山东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保姆发现老人的裤子非常硬，告诉李玉洁老师后，她们断定是尿了裤子，但是老人一声不吭。后来老人开始尿血，这才到301医院看急诊，只得住进了该院。这是他第一次进301医院。泌尿外科专家李炎唐教授经过缜密检查，确诊没有大的问题，季老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就出院回家了。2002年7月，季老患皮肤病天疱疮，他还是不愿住院，北京大学校领导和李玉洁老师硬是将老人给“押”到医院，这是第二次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他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9月30日，要过国庆节，老人“闹”着要出院，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让老人先回家观察两天。谁知，回去第一天就开始发烧，第二天早上，高烧达38摄氏度多，到晚上高烧39摄氏度多，第三天凌晨3点多，学校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到301医院抢救。这次老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连身边的李玉洁老师也不认识了。在医院住了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于12月30日出院。回家后，季老感觉很好、很开心，写了篇散文《回家》，不久就发表了，告诉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季羡林已恢复健康，而且还能写文章。
他自己在病中，还特意嘱咐年轻人要注意两条：“一是身体，有了身体才能工作，要自己疼自己；二是多补充自己，多有点收入。”
到2009年为止，季羡林在301医院前后住了四次院，第四次住进去，就没有出去，一直住在里面。
季羡林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除了行走方面不太方便，因为年纪毕竟大了，但是脑子非常清楚，思路极其清晰，目光还是非常清澈，最近他给自己起了个非常有意思的号，自称自己为“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能看出他是非常乐观对待疾病的。老人家说自己活到百岁是有信心的。这令大家都非常高兴。季羡林常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8岁，108岁是茶寿。到今天，他的基本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看的不是很多，主要是别人在给他念。但是有时候仍然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些东西。李老师是个有心人，她有时候会故意把许多古诗词念错，结果老爷子一下就听出来了，其实这是李老师一种非常用心的做法，这样可以激发老人的记忆力。对老人的记忆力不断地给予一种刺激，对老人家的脑筋有好处。老人家都能反应过来，李老师说有些诗词她是故意挑的，相当冷僻，但季羡林都有记忆，说明季羡林当年的根底相当深厚。
8.“老表走新时”
三、三大洲游踪
谈到看待自己，他有一篇《我写我》，里面说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古希腊哲人曾发出狮子吼：“要认识自己！”可见这问题之重要。他称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过高，应该三七开，只信其三。他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勤奋可以算得上。他的勤奋包括把开会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他诙谐地说：“我开会有一个窍门。本来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短的。英文要一分钟，我们有五秒就够。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对不起这个特点，讲话啰里啰嗦，一句话重复来、重复去，还加上‘哼、哈、唉’，就像一个人在敲鼓板一样，所以他讲话，我用不着注意听，我半个耳朵完全能掌握，当别人鼓掌的时候，我跟着鼓掌。那四分之三我就考虑别的问题，做学术，一篇文章怎么写、资料怎么搜集。有一次我讲，将来问我是哪一门的专家，我说我可以开一门‘开会学’，我可以写一个几十万字的讲义，可以开课招研究生。”真正的天才他说没看到过，反正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是中才，中等的才。他承认有天才，也有偏才，四平八稳的人成不了天才，觉得自己这个人就有点四平八稳。年轻时有点淘，也打架，什么都干了。后来在社会上磨炼久了，进步了。季羡林认为，他是认识自己的。他经常剖析自己，而且剖析得有点过头。或者说，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比如拿写文章为例。专就学术文章而言，他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他觉得好。又比如自己写散文，而且已经写了六七十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品行的好坏方面，他自己觉得不通伦理学，也没有深邃的理论，只能讲几句大白话。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他坦白，自己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总起来还是敢于讲真话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精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录，退休无日，路穷有期。
1．列国之游
他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陶渊明有一首《神释》，其中有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很欣赏这几句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他也很欣赏：“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
季羡林平生不喜爱出游，但他也到过大陆以外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真正称得上见多识广，国际社会、域外风情、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见闻是异常丰富的。
他喜欢引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他认为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光阴。到晚年，季羡林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出游这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三种情况：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出国参观访问；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其他会议；应邀进行讲学活动。有时候，三种情况也有合而为一的时候。
季羡林最讨厌说假话，自己则知错必改。他写于1999年7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10月16日第7版的散文《两个小孩子》，说到“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3岁识‘之’、‘无’，千古传为美谈。如今这个仅仅两岁半的孩子在哪一方面比白居易逊色呢？”文章发表后，《海口晚报》读者张竺夫表示质疑，说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说自己是在生后六七个月就识“之”、“无”两字，并非3岁。季羡林知错就改，于10月28日又撰文《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对这一错误予以公开且正式地更正，所言毫无遮丑之意，对一位普通读者深表感激，“张先生提出纠正，对我来说是改正了错误，增加了见识；对读者来说是得到了正确的信息，有百利而无一害。”文中又说，“但是，我不想改变原文。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无错误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大胆承认错误，虚心接纳指正，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季羡林因此被读者称为“光明磊落真学者，真诚交流是大家”。
作为代表团成员，季羡林的出国访问主要有：1951年，参加由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和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的中国赴印度、缅甸访问文化代表团，时间长达几个月；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任团长）、白寿彝等人一起，参加伊拉克“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访问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1978年，作为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1980年，任团长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1985年，作为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1986年，任团长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访问日本，并在同年作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成员访问尼泊尔，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他常说，自己一生都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里“混”。这是通俗的说法，用文雅而又不免过于现实的说法，则是“谋生”。这也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回忆过去70年的学术生涯，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和教训。迷惑与信心并举，勤奋与机遇同存。他有自己的座右銘，他讨厌说空话、废话、假话、大话，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
季羡林到各国参加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有：1955年，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1959年，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相当于国家科学院）五十周年大会”；1980年，应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之邀赴日本参观访问，参加“印度学佛学会议”；1985年，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垤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1987年，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1999年3月26日，应圣严法师邀请到达台北，参加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召开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人的素质学术研讨会”，27日直接到法鼓山参访。早晨，也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溪堂，眺望远山绿景环绕，与83岁的北京国家图书馆长任继愈，嗑起花生闲坐，寻人间一处静谧。29日至31日一连三天在台北图书馆参加会议，29日上午9时半举行开幕典礼，“法鼓大学校长曾济群一一介绍与会贵宾，其中当介绍来自大陆北京，中国人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时，88岁的季老神采奕奕地向大会挥手致意，一时之间现场响起温馨的掌声。”为大会主讲的题目是：《关于人的素质几点思考》，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并表示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会议间隙拜谒胡适墓、傅斯年墓，分赠蔡德贵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传》给朋友们；在拜谒胡适墓时，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进入90岁以后，季羡林屡次闹病，先是耳朵，后是眼睛，最后是牙，至今未息。耄耋之人，闹点不致命的小病，本来是人生常事，他一向不惊慌。但却不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进度被拖了下来，不能如期完成。他自觉自己的性与人殊，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有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说，季羡林写文章比他读得还快。这当然有点溢美和夸大。80岁以后，从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中他用中外文写成的专著、论文、杂文、序、抒情散文等等，其量颇为可观，至少超过过去的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应邀出国、出境讲学主要有：1985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印度文学在中国”的学术讲演；1986年，应中村元、室伏佑厚邀请访问日本，与中村元会谈成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问题，并应早稻田大学邀请，作“东洋人之心”的讲演，应日本经济界、学术界邀请，作“经济与文化”讲演；1988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讲“吐火罗文剧本与中国戏剧之关系”和“从大乘佛教之起源看宗教发展规律”；1991年，应金俊烨博士之邀，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杨通方教授，于中韩建交之前访问韩国，访问汉城 和古都庆州，访问了许多大学和韩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应陈贞煜博士、郑午楼博士等人邀请，赴泰国曼谷东方文化书院，并主讲“天人合一”问题，后又参观曼谷大皇宫、法政大学等；1995年，承金俊烨博士推毂，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之邀，和国家教委、北大等单位负责人士，再次访问韩国。
7．人生座右铭
就是这些访问，构成了季羡林一生中的许多重要经历，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尤难忘怀的，有印度缅甸之行、尼泊尔之行、非洲之行、苏联塔什干之行、日本之行、韩国之行、泰国之行。在这些终生难忘的访问中或在访问之后，他写下了许多篇游记，使后人得以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历史风貌，记下了这位文化使者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现在工资高了，捐赠也多了。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绫罗绸缎、皮尔·卡丹，自会有人穿；燕窝鱼翅、生猛海鲜，自会有人吃。他们不必一箪食一瓢饮。但他们如果能在食前方丈、一掷千金时，想想季老先生，也为别人多想一想，也为教育想一想。那么，教育的现状绝对不会如此，教育经费绝对不会如此紧张，希望小学、希望中学就会多起来，教育就有希望了。
2．印度、缅甸之行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第一次是在刚解放不久，以后他又多次访问印度，多次访问缅甸，这些访问组成了一组游记散文：《初抵德里》、《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琼楼玉字，高处不胜寒》、《难忘的一家人》、《孟买，历史的见证》、《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佛教圣迹巡礼》、《回到历史中去》、《深夜来访的客人》、《海德拉巴》、《天雨曼陀罗》、《国际大学》、《别印度》、《重过仰光》。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她）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有了这样一种穿衣哲学，我们也就看到他的一身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我们看到他用的一只手提包，是一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十几年一点变化没有。而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对印度的参观访问所写成的游记，敷陈的大义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友谊，时移世变，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变化，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大义”。通过这些游记，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音容笑貌，会重现在眼前，回荡在耳边，成串的红色、黄色、蓝色、棕色的花环会重新戴到脖子上，花香会永远存在。季羡林深深地感觉到：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风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他穿着这种风衣，有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风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几十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中印）友谊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过高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凌晨四点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五百元多一点。
他永远难以忘怀，印度朋友中有旧知，也有新交。对旧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新交，是“乐莫乐兮新相知”。各有千秋，各极其妙。又是戴花环，又是涂香油，新闻记者、电台录音记者、摄影记者，一拥而上，相机重重，灯光闪闪，一团团热烈紧张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十分兴奋、十分动人、十分愉快的访问。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19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谁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着干的，是最犯忌讳的。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几十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每当收到汇款单，他便心花怒放，爬格子的劲头就更大了。这样，他手头虽只剩三百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后备军。
1978年，由王炳南任团长的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印度。季羡林在德里大学大谈中印文化交流，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始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他认为要早得多，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的屈原的时代。在这次讲话中，他引证屈原《天问》中“顾菟在腹”，这句话，“顾菟”虽有人解释为“蟾蜍”，但汉以来的注释都说是兔子。月亮里有兔子的神话极为流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罗痆斯国》就有“三兽窸堵波”的记载：
但这三百多块钱，他还要支付全家人的生活费，这一点钱，在北京连供一个人吃饭都捉襟见肘，何况加保姆和她的孩子呢？所以，就这点钱，“老莫”（莫斯科餐厅）、烤鸭之类，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唯兔空还，游跃左右。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蕰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飡！”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后人于此建窣堵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19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吃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富极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块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三百多块钱的原因。
季羡林指出，在汉译佛典里，这个故事还多次出现。根据种种迹象，这个神话很可能就起源于印度，然后传入中国，写入屈原的著作中。那么，中印文化交流至少已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两国人民引以为豪。这个观点，他后来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详加申述。他的讲话在当时的听众中，引起了师生的广泛兴趣，师生们把他围了起来，热烈地讨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人甚至问到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这部书的情况。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19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到上世纪末，经过七扣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七百到八百块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季羡林心肠好，善良，待人宽厚慷慨；二是让小保姆的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免去了她要回四川老家探亲而产生的后顾之忧。可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三百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在印度的几次访问，季羡林游览了德里、孟买、象岛、阿旃陀、桑其、那烂陀、菩提伽耶、阿格拉、加尔各答、巴特那、新德里、科钦、特里凡得琅、科摩林海角、瓜廖尔、占西、博帕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尼克坦等许多著名城市，参观过泰姬陵等名胜古迹，结识了许多朋友。
话得从头说起。他因为是名人，所以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也就有人请他来谈个人消费，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消费哲学。
到缅甸参观访问，次数不比到印度少。他对缅甸的印象有两方面，一是这里华侨多。仰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有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这里的中国味就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他们一方面同本地人和睦相处，遵守本地的法令，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中年人中有说他是老保守、老脑筋、不合时宜的，青少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二是仰光的大金塔。它是仰光的象征，在云霭缥缈之中，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金光，这金光把周围的一切楼阁殿堂、一切人物树木都化成了黄金色，这金光仿佛弥漫了整个宇宙。季羡林曾赤着双脚，走过两旁摆满了花摊的长长走廊，一步步登上去，终于走到大塔前。脚踏在用大理石铺成的地面上，透心地凉，里边有大大小小的殿堂，有各种各样的佛像。善男信女们就长跪在这些神像面前，闭目合掌，虔心祷祝，有的烧香，有的泼水，有的供鲜花，有的点蜡烛，有的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在对佛爷说话。这些对于精通佛学的季羡林来说，都是十分有趣的。
6．也得念念消费经
然而还有更为有趣的，那就是印度的神牛、鸽子和缅甸的乌鸦，这也都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的。
到现在为止，季羡林写过的怀念文章多得不计其数，从老师辈来说，有中国的吴宓、陈寅恪、朱光潜、胡适、汤用彤、郑振铎、老舍、梁实秋、冯友兰、叶公超、何思源、鞠思敏、胡也频、董秋芳，外国的西克灵、西克、瓦尔德施米特；朋友或同学辈的有李广田、章用、许衍梁、曹靖华、王力、姜椿芳、沈从文、白寿彝、丁声树、冯至、周培源、吴作人、胡乔木、许国璋、乔冠华、吴组缃、李长之、郎静山，外国的Wala、普拉萨德、室伏佑厚、中村元、池田大作、郑午楼、郑彝元，香港的饶宗颐，韩国的金俊烨、金九；自己的晚辈或学生有李铮夫妇、蒋忠新夫妇、张保胜、王邦维夫妇、李玉洁，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有地方如临清、济南、北京、哥廷根和四十多个他去过的国家，都是他怀旧的对象。正是将记忆的丝缕挂到师友和旧物身上，他从中获得了力量，净化了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鞭策自己的力量，成为他“老骥伏枥”的动力之一。
1951年季羡林第一次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繁华的大街上第一次见到了神牛。
在季羡林看来，怀旧比古希腊哲人所说的悲剧更能净化人的灵魂，它比悲剧的净化形式，更为深刻，更为深入灵魂。因此，他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寻常。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但他生平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没有“人味”，积几十余年之经验，深知一个人有“人味”也并不容易。因此，季羡林庆幸自己能怀旧，庆幸“人味”支持自己怀旧。
在全世界上似乎只有信印度教的国家才有这种神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动物。当时它们在加尔各答的闹市中，在车水马龙里面，在汽车喇叭和电车铃声的喧闹中，三五成群，有时候甚至结成几十头上百头的庞大牛群，昂首阔步，威仪俨然，真仿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对人类一切的新奇的发明创造，什么电车汽车，又是什么自行车摩托车，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的一切显贵，什么公子、王孙，什么体操名将、电影名星，什么学者、专家，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法律、法规，全不放在眼中。它们是绝对自由的，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愿意在什么地方卧倒，就在什么地方卧倒。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大街上车辆之多，行人之多，令人目瞪口呆，从公元前就有的马车和牛车，直至最新式的流线型的汽车，再加上涂饰华美的三轮摩托车，和上下两层的电车，无不具备。车声、人声、马声、牛声，混搅成一团，喧声直抵印度神话中的三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几头神牛，有时候竟然兴致一来，卧在电车轨道上，“我困欲眠君且去”，闭上眼睛，睡起大觉来。于是汽车转弯，小车让路，电车脱离不了轨道，只好停驶。没有哪一个人敢去驱赶这些神牛。
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吗·
这种奇观来自于印度教中的神牛崇拜。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是4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而成。据印度教传说：毁灭大神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修成无边法力，然后跨上一头白色的雄牛，到处惩恶扬善。印度教徒一看到牛，就自然会想到湿婆大神可能正骑在牛背上，因此牛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就成了神的象征。有的人特意在自己家门口放上牛爱吃的食物，引牛光顾；有人甚至喝牛尿，以“净化”自己的身心。这样看来，大街上牛的悠然自得，就十分自然了。
但怀旧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季羡林觉得还没有见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他自己想，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断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而既然有变化发展，走在前边的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和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往往有一个弱点，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的好；觉得过去的时代，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会“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了。但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旧事，就不值得怀，有的一想到还令人作呕，弃之尚且不暇，哪里还值得去怀呢·季羡林的怀旧情感是很浓烈的，他认为，怀旧就是一种有“人味”的表现，怀旧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净化人的灵魂。
就在这一年，季羡林在缅甸仰光看到的乌鸦之多，使他感到无限惊异，他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么多的乌鸦，原因在于：
霄辗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
据说，缅甸人虔信佛教，佛教禁止杀生到了可笑的地步。乌鸦就乘此机会大大地繁殖起来，其势猛烈，大有将三千大千世界都化为乌鸦王国的劲头。
季羡林进入老年以后，常常怀念旧人，记忆的丝缕经常挂到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由此经常想到《昭明文选》潘安仁《怀旧赋》中的文句：
在离仰光不太远的伊洛瓦底江口，季羡林看到了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乌鸦群，大约有几万只，停泊在江边，大小船的桅杆上、船舱上、船边上，到处都落满了乌鸦，漆黑一片。除陆上的之外，空中盘旋的更多，数目甚至要超过地上的几倍，简直就是乌鸦的世界，乌鸦的天堂，乌鸦的乐园。甚至在清凉宫、哈奴曼多卡古王宫里，季羡林也看到大群的乌鸦，唿哨一声，王宫宝塔的背面飞出一大群，一片黑影遮蔽了半个天空，又是唿哨一声，一下子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可真够季羡林惊奇的。
5．怀旧之情
然而还有更惊奇的。那是1985年3月，他去印度新德里参加《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的国际诗歌节，住在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第十九层楼。一天，他去开会，走时忘了关窗子。回来时一开门，听到有鸽子咕噜咕噜在叫，原来是两只野鸽，乘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到房间里来做了不速之客。两只野鸽就在沙发下面亲热着，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看到人来，竟也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逃避的意思，更没有一点内疚之感。原来是印度人决不伤害动物，野鸽对人也从来不怀戒心，习惯于和人和平共处。从这里他悟出：古今中外有些哲人主张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人与鸟兽和睦相处，相向无猜，谁也离不开谁，谁都在大自然中有生存的权利。对此，他感慨很深，说：
定居台湾的梁实秋先生也喜欢猫，甚至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也是他的猫。读到报上发表过的这个消息时，季羡林大为快慰，把梁实秋引为“同志”。两位学者的“猫趣”，堪称为“猫坛”佳话。
我是衷心地赞成这些主张的。即使到了人类大同的地步，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同过去完全不同之外，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人与鸟兽的关系，也应该大大地改进。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也不是素食主义者。人类赖以为生的动植物，非吃不行的，当然还要吃。只是那些不必要的、损动物而不利已的杀害行为，应该断然制止。
现在，虎子已不在人世，咪咪三世丢了，二世和四世也都相继走了。
类似于在印度缅甸见到的神牛、乌鸦、野鸽，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季羡林也碰到过。
在老祖、老伴、女儿去世之后，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给了他极大安慰的，就有咪咪二世。
3．苏联塔什干之行
惟有一猫。
1958年到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已是秋天。
伴我寥寥，
塔什干是当时苏联东方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现在为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人口居全苏第四，面积居第三。这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为了迎接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城市穿上节日的盛装，大街上，横过马路的成百成千红色布标，用中文、俄文、乌兹别克文、阿拉伯文、日文、英文以及其他文字，写着欢迎祝贺的词句：祝贺亚非人民大团结，祝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常青。成千上万的灯盏将城市装扮成不夜城。季羡林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就住在纳瓦依大剧院旁边专为召开亚非作家会议而新建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塔什干旅馆。里边全是崭新的现代化设备，外表却保留着民族风格。墙壁是淡黄色的，最高的一层看来像个凉亭。整个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幽雅、美丽。
汹涌绕缭。
会议开幕的那天，代表们从塔什干旅馆出来，到纳瓦依大剧院开会。路上受到塔什干人民非常热烈的欢迎，握手，签字，拍照，到处是一片热闹景象。会场里，气氛更为热烈。
往事如潮，
气氛本来就非常热烈的大会会场，现在更热烈了。成千成百的红领巾分三路涌进会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队红领巾走上主席台给主席团献花。这一队红领巾里面，男孩女孩都有，最小的也不过五六岁，还没有主席台上的桌子高；但也站在那里，很庄严的朗诵诗歌；头上缠着的红绿绸子的蝴蝶结在轻轻地摆动着。主席台上坐着来自三四十个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他们的语言不同，皮肤颜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现在都一齐站起来，同小孩子握手拥抱，有的把小孩子高高地举起来，或者紧紧地抱在怀里。对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大团结。我注意到许多代表感动得眼里含着泪花。
独对孤灯。
开幕式之后，每天的会议都是在纳瓦依大剧院进行，代表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发言，愤怒控诉殖民主义的罪恶，呼吁世界和平。
万籁俱寂，
季羡林在塔什干住了近三个星期，会议结束之前，又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现在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访问了五天，之后又回到塔什干。
虚室凄清。
塔什干是一座有名的葡萄城。葡萄架比遍地都是的玫瑰花还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架葡萄，撑在房子前面。葡萄品种据说有一千多种，而且都是优良品种。秋天正是葡萄熟了的时候，家家门口或小院子里，都累累垂垂地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黄的、红的、紫的、绿的、长的、圆的；大大小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像是一串串各色宝石。每天的餐桌上都有肥美的葡萄，季羡林觉得其味道是无法形容的，语言文字仿佛失掉了作用，可以说它像山东肥城的蜜桃，像江西南丰的蜜桔，像广东增城挂绿的荔枝，像沙田的柚子，像各种各样最甜最美的水果，但又不全像这些东西，它就是它，塔什干的葡萄。
夜阑人静，
吃着葡萄，季羡林的思绪又飞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主题。
咪咪四世是新生小猫，是从临清来的。它小小年纪，却极端调皮，有时候简直是无恶不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需要它，它就偏在那时候那地方窜出来，搅得人心神不安，它自己却怡然自得。而二世是个老猫了，脑袋里似乎有一个表。四点前后，他一开灯，它就会在窗台上抓纱窗，窸窣作响，好像在催他起床，让它进早餐。这时，季羡林总是悚然而醒，飞快下床，开门一跺脚，声控电灯一亮，只见一缕白烟从黑暗中飞了进来，先踩他的脚，后蹭他的腿，好像是在道早安。几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因此他对它情有独钟，它对他也一往情深。为它，季羡林写过几句俚词说：
这一种个儿不大的果品还让我们回忆起历史，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古代去。在汉代，中国旅行家就已经从现在的中亚细亚一带地方把这种绝妙的水果移植到中国来。移植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塔什干呢？我不能不这样遐想了。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二千多年以前葡萄通过绵延万里渺无人烟的大沙漠移植到东方去的情况，想到我们同这一带地方悠久的文化关系，想到当年横贯亚洲的丝路，成捆成捆的中国丝绸运到西方去，把这里的美女打扮得更加美丽，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快乐幸福。就这样，一直想下来，想到今天我们同苏联各族人民的万古常青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心里面思潮汹涌，此起彼伏。我万没有想到这一颗颗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宝石，竟有这样大的魔力，它们把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一幕一幕地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
猫是季羡林每天喜悦的源泉之一。在白天，看书写作一疲倦，就往往到楼外小山下池塘边去散一小会儿步。这时，咪咪二世、四世便像一股白烟，从草丛里、野花旁，蓦地窜出来，用长而白的毛蹭他的腿，用嘴舔他的裤腿，用软软的爪子抓他的脚，使他步子也迈不开。他努力迈步向前走，猫们便跟在身后，陪他散步，山上、池边，他走到哪，猫便跟到哪。小猫跟季羡林散步，便成为燕园一奇，连张中行都感叹有加。
这也正是一个文化使者出访异域的任务所在。当他即将要离开塔什干回国之时，他怀了惜别的心情，站到旅馆五层楼的凉台上，想把这里的东西再多看上一眼，把对塔什干美好的印象牢牢地带回国去，把塔什干会议的精神带回国去，让中外人民的友谊像永不凋谢的鲜花一样，永远散发芳香。
咪咪的死毕竟让季羡林非常悲哀，他发誓一定再找一只同样毛长尾粗的白色波斯猫。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新猫被命名为咪咪二世。后来又有三世，再后来又有了四世，都是眼睛一黄一绿的波斯猫。
4．西亚、非洲的访问
从别人那里知道，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此时此刻，它决不呆在主人家中，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悲伤。它们总要找一个最僻静的地方离开人世。从这件事他悟出，新陈代谢是普遍规律，应该向猫学习处理死亡的办法。人生必有死，是无法抗拒的。人是百年过客，总是要走过去的，每一代人都只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途接力赛的一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宇宙常规。人老了要死，像在净土里那样，应该算是一件喜事。世界是青年的，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而不是相反。老年人的天职是尽上仅存的精力，帮助青年前进，必要时甚至可以躺在地上，让后人踏着自己的躯体前进。
1962年，季羡林访问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1964年，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结果是写成了散文《处处花开夹竹桃》、《战斗吧，非洲！》、《在兄弟们中间》、《马里的芒果城》、《巴马科之夜》、《科纳克里的红豆》、《五色梅》等名作。
家人终于忍无可忍，主张把咪咪赶走。咪咪被送出门去，关在外边。但晚上睡觉，季羡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过几天，咪咪病得更厉害了，给它东西吃也没有胃口，季羡林看了直想流泪。有一次，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到海淀肉店，买回猪肝和牛肉，想给它吃，一开始，咪咪有点想吃的样子，但一沾嘴唇，又把头缩回去，闭上眼，不闻不问了。后来，咪咪不见了，他到山上、塘边、草丛、树后、石缝，都找遍了，“屋前屋后搜个遍，几处茫茫皆不见”了，咪咪永远地消逝了。他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直到今天回想起来，内心里还颤抖不止。
在伊拉克，季羡林和吴晗、白寿彝等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庆典，受到当时伊拉克总理的接见，和巴格达市长会谈，参观《一千零一夜》里巴格达窃贼逍遥过的街区，凭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经历千古风云的遗迹，漫步巴格达鲁沙非沿江大道，聆听渔舟唱晚，品尝底格里斯河的烤鲜鱼，还游览美索布达米亚中部平原的椰枣林，……然而最使他难忘的，还是巴格达市的夹竹桃。因为夹竹桃把他和巴格达与关于童年故乡的回忆联系到一起了。
后来，咪咪随意拉屎撒尿的频率增加了，范围也扩大了。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书上、纸上，只要从高处往下一跳，尿水必随之而来。季羡林便以耄耋衰躯，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纵深的暗处去清扫猫尿，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大有乐此不疲之概，心里乐滋滋的。年近九旬的老祖这时就笑着说：你从来没有给女儿、儿子打扫过屎尿，也没有给孙子、孙女打扫过，现在却心甘情愿服侍这一只小猫!他这时也是笑，但不回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原因何在。
在巴格达，这个别具风格的城市里，季羡林看到了说不出有多么古老的底格里斯河，也看到了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看到了最新式的美国豪华汽车，也看到了《一千零一夜》中描绘的那种驴子。驴子没有鞍子，没有缰绳，光溜溜什么也没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骑在上面，手里只拿一根小棍，就用这仅有的武器，在现代化的汽车洪流中，指挥着以执拗闻名全世界的驴子，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竟像指挥自己的两条腿一样。在巴格达的街头、巷尾、旅馆、会场，代表团一行感到的都是伊拉克人民的温暖和热情。而季羡林正从内心里感激伊拉克人民热情的招待时，蓦然一抬头，会看到一团绿蜡似的竹子、红霞似的花朵，他的眼睛顿时一亮，仿佛闪起了一片光：这不是老朋友夹竹桃吗？一看到这自己熟悉的夹竹桃，仿佛又遇到了知己，身处异域的感觉会一扫而光。
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
几天之后，季羡林又来到开罗。开罗也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城市，尼罗河纵贯全城，波光帆影与摩天大楼相映成趣。夜里，霓虹灯把尼罗河照成一条火龙。博物馆里充满了巨大的石棺和古代帝王的木乃伊，又把他的思维带回到四五千年以前。在这里，同在伊拉克、叙利亚一样，阿拉伯人相信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话：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阿友谊确是古老，又深入人心的。
到了虎子十一二岁时，咪咪也八九岁了。虎子依然如故，脾气暴烈，威风凛凛，见人就咬，而咪咪却有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几乎无处不便。
在离开罗不远的苏伊士运河边，季羡林又看到了家乡的那种夹竹桃：叶子特别大，枝干特别粗，绿油油地长成堆，长成团，花朵虽不多，却红艳异常，朝霞似地在高高的枝头上闪闪发光。于是，一个连贯的、不再是隐隐约约的感觉终于形成了：夹竹桃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
季羡林同虎子与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到了冬天，他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有时候，他半夜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两层棉被，扑到他的双腿上。这时候，即使双腿由于僵卧过久，又酸又痛，他也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下，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
在埃及，季羡林还访问了塞得港，感受到埃及人民一团温暖热情的气氛。
1981年，季羡林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猫，因为是洋猫，起名为咪咪。咪咪一进门，就被虎子看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虽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它喂奶。季羡林吃饭时，弄点鸡骨头、鱼刺，虎子自己蹲在旁边，瞅着咪咪吃，从不与它争食。虎子还会从外面抓些麻雀、蚱蜢、蝉、蛐蛐之类给咪咪吃。
到阿尔及利亚，季羡林进行了七天访问，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城市都留下了他的游踪，接触过政府要员、军队军官、大学校长和教授、中学教员、工人、农民，还有十几岁甚至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用法语交谈，处处感到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在寓所的感受是更为深刻的：
三十多年前，季羡林开始养猫。第一只猫起名为虎子，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的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虎虎而有生气，因此起名为虎子。虎子脾气也暴烈，不怕人，谁想打它，不仅不回避，而且要向前进攻，声色俱厉，谁得罪了它，永世不忘。后来，除了家中老祖、老伴和他自己以外，无人不咬。
每当傍晚，我们访问完毕回到我们所住的人民宫的时候，这幸福的感觉总变得更加浓烈。这是一座极大的花园，这里正盛开着月季花、藤萝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月季花朵大得像中国农民吃饭用的大海碗；藤萝花高高地挂在树顶上，一片淡紫色的云雾，看样子像是要开到天上去。整个园子里高树浓荫，苍翠欲滴；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在胜利以前，这园子是外国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是不许阿尔及利亚人进来的。欣赏这些美妙绝伦花木的只是那些骄横恣睢的眼睛。花木有灵，也会负屈含羞的。然而现在住在这里的却是中国兄弟。于是这些花木棵棵都精神抖擞，摇摆着花枝，毫不吝惜呈现出自己的美丽，来迎接我们。古树仿佛更绿了，月季花的花朵仿佛更大了，藤萝也仿佛更想往高处爬。浓烈的香气使我们陶醉。连喷水池里琤琮的流水声都像是在那里歌唱我们的兄弟情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回想到白天里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幸福的感觉仿佛在我心里凝结了起来，久久不能入睡。这时花香透过窗帘涌了进来，把我送入梦中。
季羡林从小就喜爱小动物，觉得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所以同小动物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坦然、怡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地别扭。 人们对他小时候对小兔的兴趣还会记忆犹新，而到老年，他更喜欢养猫了。
从阿尔及利亚，季羡林一行又来到了马里。马里首都巴拿科和著名芒果城珂里可乐，都使他终生难忘。
4．猫趣
马里是一个气温极高的非洲国家，中午大约要有摄氏五十度的高温，炎阳就像是一个大火轮，高悬中天，把炎热洒向大地，洒向一切山之巅，一切树之丛，一切屋顶上，一切街道上，整个大地仿佛是一个大火炉。就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季羡林他们在体育场参加非洲青年大会，听身着戎装的青年们振臂高呼控诉殖民主义滔天罪行的口号。他们还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参加马里朋友举行的招待会。
在自己的书斋中，季羡林畅快地进行着自己的精神之旅，他相信自己会同书友们自由地互通信息、互通思想、交流感情，自己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到那时，岂不猗欤休哉！
在芒果城珂里可乐，在临近尼日尔河的榨油厂和造船厂参观。这里，数人合抱的木棉高耸入云，树上开满了大朵的花。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树，也开着大朵的红花，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朝霞，一团红云，像是落日的余辉、燃烧的火焰，把半边天染得通红。地上落满了红花，他们就踏着这些花去参观，感受马里人民的热情与友谊。更难得的是那巨大的芒果树，肥大的果实挂满枝头，浓黑的阴影铺在地上，整个公路两旁都是这巨大的芒果树。离开珂里可乐的时候，他们在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和这里的人民告别，一个老妇人操着邦巴拉语突然冷不防从一个芒果摊子旁边飞跑过来，和中国客人告别。
那么要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季羡林自己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但是，他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他非常欣赏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鲁迅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读什么样的书呢·季羡林主张专业书当然要读，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是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而鼠目寸光的人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会为大时代所抛弃。
回到巴马科，在经过一天的炎热之后，终于迎来了夜晚。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令人想不到身处闹市之中，炎阳已经隐退，可气温仍在摄氏四十二度左右。
有些青年人，看到季羡林有这么多藏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他：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季羡林坦白地回答他们，他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书友们每一本都蕴涵着无量的智慧，这智慧，他是能深深体会到的。读过的书自然给他智慧和力量，而没有读过的那些书，好像也不甘落后，它们不知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力量，把自己的智慧释放出来。如果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神力，他自信会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他愿意为此而努力去修持。
季羡林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中外人民友谊的象征，那就是甘蔗和茶树。过去殖民主义者曾大吵大嚷，说要帮助马里人民种茶树和甘蔗，结果，钱花了无数，人力费了无数，却不见茶树和甘蔗的影子。而中国专家不声不响，终于让甘蔗和茶树在马里生了根。细长的甘蔗和矮矮的茶树，同高大的芒果树长在一起，浓翠相连，浑然一体，成为中马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
这些书都是季羡林的朋友，而且是密友。他兀坐书城之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只有他和他的书友在。每一本书似乎都认识他，他一走进书房，书们立即活跃起来，他仿佛能听到它们向他问好的声音，仿佛能看到它们向他招手的情景。窗外虽有粼粼碧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白玉兰花那肥大的叶子上，连这些平常最喜欢的东西，也都视而不见了；连平常喜欢听的鸟鸣声“光棍儿好”，也听而不闻了。
有一天夜里，代表团的几个成员在中国大使馆小院里闲谈，周围是一些不知名的花树。他们刚一坐下，就有一股幽香沁入鼻中，像是桂花。闻着这像桂花的香气，季羡林的心一动，立刻有一股乡思涌上心头。本来是平静的心，竟有点乱起来了。乡思很难说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使人愉快的，还是使人痛苦的。
季羡林坦诚地说，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他愿意加入这一行列。在他看来，书能给人以智慧，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当然，书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远的有秦始皇焚书坑儒，近的有“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在“文革”中季羡林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但他“死不改悔”，仍然藏书、爱书如故，几间大房子都已填满了书。 季羡林的书斋是非常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闭起来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数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他自己说总有几万册吧，有人估计大概有六万多册。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他是当之无愧的。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他有些书是堪称海内孤本的。所以他虽然不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不免有沾沾自喜之情。
乡思并没有结束，飞机把代表团送到了非洲的最后一站几内亚。在几内亚，代表团一住就是两个星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生活中最大的情趣，一是看书，二是看书，三还是看书。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是大西洋岸边的明珠，黑非洲土地上的花园。白天，这里有水光潋滟的波光，夜晚，有如万壑松声、万马奔腾似的浪涛声。芒果树长满了大街小巷，一棵棵参天的棕榈，直插云天，最难得的是科纳克里的红豆。
3．坐拥书城的快乐
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代表团成员到科纳克里植物园去捡红豆。中国人对于红豆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送给它一个异常美妙动人的名字：相思子。王维还有一首诗：
对陌生人的这种宽厚，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这无数的宽厚，又占去了他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但愿这些陌生人，不要辜负了他的宽厚和恩泽，也能为中国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红豆生南国，
我正在与季老谈事的时候，闯进一个东北来的年轻人。他的热络，对季老的亲近，弄得我不好意思将未说完的话说完。我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机灵的年轻人毫不客气地让我拿着他的相机，替他与季老留影。我当时有些木讷，在他不容置疑的指挥下，按了好几下快门。随后，他又缠着季老，要季老对录音机说几句。季老推托再三，场面有些尴尬，但拗不过这个年轻人的坚持，季老只好对着塞上来的微型话筒说：“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终于，季老拒绝了这个过分热心的青年题词的要求。我开始对这个来路不明的“记者”怒目而视了，最后他悻悻地走出了门。季老其实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只不过曾经来过一封信，说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第几期的学员。季老说，这样的外地青年，愿意学中国文化，我又是文化书院的导师，不好推辞啊!
春来发几枝。
季羡林的宽厚并不限于对家人和友人，有些陌生人找到他，求这求那，他也是宽厚相待。许明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愿君多采撷，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季羡林应邀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长江中的一艘豪华客轮上召开的，会议安排在重庆参观一天。但季羡林在京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只匆匆参观了一项画展就在午餐后搭机回京了。正好邀请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也要回北京，也同机返京。季羡林、李铮和这位负责人都坐在头等舱里。可下飞机时，普通舱乘客先下，头等舱后下。因为是最后下飞机，机场专用大轿车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等李铮和他上车时，车里几乎无立锥之地。来机场接季羡林的人和李铮都急得不得了，张开双臂保护季羡林，生怕别人挤着老人，也怕老人站不稳。李铮一眼看见那位负责人乘上小汽车飞驰而去，李铮自然十分气愤，而季羡林则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别人说些气话，他也只微微一笑。是不是季羡林就脾气好到这程度，一点脾气也没有呢·也不是的。有一次，李铮陪他去广州开会。会后组织参观，大家兴致正高，只见来了一些外宾，这时一个年轻人挤到前边，想推开靠近展品玻璃柜台的季羡林。这时他一改往日那慈祥和善的面容，厉声质问这位莽撞的年轻人：“推什么·洋人来了，我就该躲到一边去吗·”他维护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澳门的一次国际会上：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的过分热情引起了季羡林的强烈反感。开幕式那天，全体与会者都着西装，季羡林却偏偏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底里的人面面相觑，季羡林的解释是：我识人识事是非常仔细的，我这是有意而为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忍让和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
此物最相思。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季羡林全家和睦，是朗润园里有名的五好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是老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好水龙头。家里人都熟睡之后，水来了，水池子堵塞，水全流到屋子里，“水漫金山”了。早晨起来一看，屋内到处是水。用电话通知了助手李铮，李铮很快赶来了。只见季羡林站在水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他已经倒了好多盆了。放在地上的报纸已经湿了一些，但还算万幸，并未波及书架上的珍贵书刊。一家人在李铮帮助下，好歹收拾干净利索了，当天家里比较肃静，季羡林只是默默不语，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第二天，全家又有说有笑了。
这都会勾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脑海里浮起一些美丽的联想。他们来到红豆树下，在枯黄的叶子中，干瘪的豆荚上，红豆火焰似地鲜红，像撒上了朱砂，像踏碎了珊瑚，闪射出诱人的光芒。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季羡林的忍让、宽厚是学术界熟知的，真正具有一种大家的风范。他的忍让和宽厚没有艰苦的修身养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捡着红豆的时候，蓦地听到有人搓着拇指和中指在我们耳旁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我们抬头一看：一位穿着黑色西服、身体魁梧的几内亚朋友微笑着站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脑海里像打了一个闪似地，立刻恍然大悟：他就是塞古·杜尔总统。原来他一个人开着一部车子出来闲逛。来到植物园，看到有中国朋友在这里，立刻走下车来，同我们每个人握手问好。他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就又开着车走了。
季羡林既然深知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他很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对个人来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个人的修养到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终极关怀的一部分。小时候，季羡林上过“修身”课，现在没有这门课，他感到非常可惜。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搞了修身运动，季羡林非常高兴。为什么要修身呢？季羡林认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有本能，它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人是有理智的，比如吃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在人性的支配下，人会把东西让给更需要的人吃。 而人之理智也需要靠修身养性来加以培养。
他们手里的红豆仿佛增加了份量，增添了鲜艳。科纳克里的风物之美，这里人民的心地之美，仿佛都集中到这一颗颗小小的红豆上面了。它仿佛就是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情厚意的结晶，连大西洋的涛声、芒果树的浓影，也都反映到这些小东西上了。
季羡林深知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他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也有四处碰壁五内如焚之时。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一戴上“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奔来。有诗说“儒冠多误身”，一戴上儒冠就倒霉，“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主要是指倒霉，不是指没有钱。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但中国知识分子又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知识分子的感情又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有时又自卑自弃。 总之，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都是非常明显的。
科纳克里既是海之城、树之城，又是花之城。处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就连代表团住的院子里，也开满了花，高大的树上挂着大朵的红花，篱笆上爬满了喇叭筒似的黄花，地上铺着粉红色花，烂漫纷披，五色杂陈。这些花季羡林都是第一次看到，颇有“看花苦为译秦名”之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花园众花丛中有几株五色梅，虽被挤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昂首怒放，开得兴致淋漓。
2．不断修身养性
季羡林从小种过五色梅，所以在这里见到它，觉得十分顺眼，感到十分愉快，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直觉地认为它是从中国来的，感到自己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恋恋难舍之感了。
1993年，是季羡林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这些名誉压到他身上，使他一时无法消化，使他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12月30日，他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二项：译著《罗摩衍那》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中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方面共计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了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这个比例数字，足以说明获奖之难。季羡林自始至终是评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同获奖有份，结果是有两部书获奖。听到消息之后，他在小组会上要求撤出自己的那一本书，评委们不同意，他只得以不投自己票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得了奖，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是虚伪，为他所不取。但他更多感到的是惶恐不安，感到惭愧。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书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只能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在这样的全国大奖面前，他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朝气，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天涯处处皆芳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丽的花朵。原生在中国的花木传到了外国，外国的花木也传到了中国。它们由洋名而变为土名，由不习惯于那个最初很陌生的地方而变得习惯。在它们心中也许还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吧；但是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安顿下来，就毫不吝惜地散发出芳香，呈现出美丽，使大地更加可爱，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
成了他的座右铭， 名缰利索，对他毫无诱惑力。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则采取儒家的态度，是进取的。这也可以算是儒道互补吧！
季羡林还到金迪亚去访问，沿途山青水秀，柳暗花明，路多长，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就有多长。那些金黄色的大桔子，像马头那样大的不知名的水果，都引起他们的注目。
无复独多虑
西亚、非洲之行结束了，但中外人民的友谊却永远地留在了季羡林的心里。
应尽便须尽
5．日本的三次出访
不喜亦不惧
季羡林于1980年有一次，1986年有两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两次是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1986年的另一次是率代表团赴日本赠书。主要经历是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这两次访问，所去的地方有东京、京都、箱根等地，他在这些地方真实地摸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心。
纵浪大化中
季羡林自己说过：他对日本没有什么研究，又由于过去在济南遭受日本人欺凌的个人经历，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通过这两次访问，他改变了看法，通过与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和对京都诗仙堂、箱根的参观，他仿佛真正看到了日本人的心。
对待名利，季羡林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室伏佑厚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1959年，他就作为日本首相的私人秘书，陪同前首相石桥湛山来中国，与周恩来商谈中日建交的问题。从那时到现在，他已来华一百多次了。他的大女婿三友量顺博士是研究梵文和佛典的，他和他的二女儿法子和三友曾于1970年代末又一次来华。两个孩子访问北大，拜访了季羡林，当天晚上，便由室伏佑厚先生做东，在北海仿膳堂聚会。这之后，他便和季羡林有了多次联系，并于1980年邀季羡林访日，在日费用全由他负担。
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在东京，季羡林下榻在新大谷饭店。在这里的重要经历是第一次见到了日本梵文和佛学权威、蜚声世界学林的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元博士。中村元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宇井伯寿、和辻哲郎的弟子，著述宏丰，已出版《中村元选集》二十巨册，获得过日本文化勋章。其《比较思想论》中文版出版后，颇受中国学界推重。中村元对季羡林非常尊重，以兄事之。他经常倾囊购书以致经济拮据的佳话，使季羡林深受感动。
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但他对工作的态度却是儒家的，这是他八十岁时的夫子自道：
在东京，季羡林应邀到早稻田大学作了一次“东洋人之心”的学术讲演。在万丈红尘的东京住了几天之后，便在室伏先生和法子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去京都参观，中村元已在那里等候。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京都是日本的故都，各种寺院不少于一千五百所。在京都的活动有两项：一是参观寺院，有名的寺院都到了；二是参加日本国际佛教讨论会，会见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寺院里见到了一位一百多岁的老僧，谈话中，开口闭口总是提到李鸿章。季羡林对寺院的印象也很深：
季羡林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羡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在参观佛教寺院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日本当和尚实在是一种福气。寺院几乎都非常宽敞洁净，楼殿巍峨，佛像庄严，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清池如画，芙蕖倒影，幽静绝尘，恍若世外。有时候风动簷铃，悠扬悦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西方的极乐世界难道说就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然而印象更深的是从京都到岚山的路上，在有名的“诗仙堂”里的所见。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在1643年所写的《诗仙堂记》记载，创建人是1583年出生的石川丈山，他自然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受过中国文化很深的熏陶，能写汉诗。到56岁时，石川辞官建诗仙堂，将中华诗人36位的小像刻在壁上，并写诗各一首于像侧。36位诗人是：宋陈与义、黄庭坚、欧阳修、梅尧臣、林逋，唐寒山、杜牧、李贺、刘禹锡、韩愈、韦应物、储光羲、高适、王维、李白、杜审言，晋谢灵运，汉苏武，晋陶潜，宋鲍照，唐陈子昂、杜甫、孟浩然、岑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白居易、卢同、李商隐、灵澈，宋邵雍、苏舜钦、苏轼、陈师道、曾几。选择的标准并不明确，排列也不严格，既选有隐逸诗、僧人诗，也有儒家诗、官吏诗，花样颇多，总的倾向是符合石川的隐逸心情。36位诗仙都是中国著名诗人，可见中国诗歌对石川影响之大，可见他沉浸于中国文化之深。
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羡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在诗仙堂中其他的轩堂里，还可以看到石川手书的《朱子家训》和“福禄寿”三个大字、“既绝”两个大汉字。石川深通汉诗，酷爱中国儒家思想。从诗仙堂整个气氛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之深、热爱之切。我相信，今天来这里参观的中国人，谁都会萌发亲切温暖之感，自然而然地想到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之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友谊之既深且厚。回天无方，缩地有术，诗仙堂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回了祖国，不禁发思古之幽情了。
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他反对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捡、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诗仙堂的大门用竹竿编成，门旁的石碑上，镌刻着三个汉字：诗仙堂。门上有匾，横写三个汉字：小有洞。门内是石阶，尽处是木结构房子。园子不大，但房屋整洁，结构紧凑，庭院中有小桥流水，通幽曲径，枝头繁花，水中涟漪，林中鸟鸣，幽篁蝉声，使季羡林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祖国，置身于江南名园之中，进入了一个清幽的仙境。小园中的中国味是那么浓烈，什么啸月楼、残月轩、跃轩、老梅关，到处是汉字匾额、堂名、轩名、楼名。这对他来说，无一不亲切，无一不熟悉，心中油然升起故园之情。
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寺院中印象最深的还有设在京都附近奈良市的唐招提寺。这是唐代中国和尚鉴真主持过的有名寺院，现仍保留着初建时期的金堂、讲堂，还有鉴真和尚夹纻坐像和不少木雕佛像群。在这一座清静肃穆的大寺院里，到处是扶疏的花木，掩映的竹石，宛然一处人间仙境，但季羡林心中却只是思潮腾涌，片刻不停，上下数千年，纵横数千里，遍照三世，神驰四极，对眼前的景物有时候竟视而不见。他看到的只是日本人民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怀着极端虔敬的心情，到这里来参谒，他们面容严肃，脚步轻轻，唯恐惊扰鉴真高僧。鉴真为日本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把他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去，去日时，他在船中受难七十余次，终因海风侵袭双目而成盲圣，到今天他圆寂已经一千多年，但他仍然活在日本人民心中，天天受到他们的礼敬。
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到箱根之后，季羡林他们住在王子饭店，受到室伏佑厚先生一家的盛情款待，游览了芦湖。当时，已是晚饭过后，万籁俱寂，月色迷蒙，缕缕白烟像柳絮一般缓缓飘来，又像白练浮空，伸手即可抓到，这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遨游在阆苑仙宫之中。同来的中村元博士告诉季羡林，日文的“箱根”，实际上就是中文的“函谷（关）”。两次在箱根游览，自始至终都有中村元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陪同，季羡林感到是一种幸福。室伏先生的外孙女叫朋子，是取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中国话。这更使季羡林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感情之深，想在小孩子心中也埋下中日友谊的种子。
有人问季羡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季羡林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有神话，又有现实；既属于历史，又属于当前；既显得很远，又显得很近；既令人惊诧难解，又令人感到顺理成章。最重要的是通过访问，他看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他们几乎都有一颗对中国人民诚挚的心。他们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曾经帮助过日本这一件事，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后来极少数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又表示真诚的内疚。季羡林多次为这样一颗颗的心而感动。他感到，从我们中国人嘴里说出的和耳朵里听到的“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句话，表示了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绝不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洞的话。
但是，怪也怪在这里。季羡林虽然已近期颐， 慢性病有一点，主要是老年哮喘和白内障，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在2002年以前，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有人问季羡林，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羡林笑笑回答说，怎么不愿意睡觉，其实我很喜欢睡觉，也很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们有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自己也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相信自己并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相信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
从三次对日本的访问中，从和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中，从和中村元等人的交谈中，季羡林不仅真正地希望，而且真正地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心，对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句话，他馨香祝之。
季羡林的情趣怎样呢？他自认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将近百年以后，到头来自己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一套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之时，他也曾幻想过，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他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自己感到可叹亦复可笑！
6．泰国的皇宫和韩国的汉城（今首尔）
1．“养生无术是有术”
访问泰国是1994年的事。访问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
二、生活情趣
季羡林先在曼谷东方文化书院作“天人合一”的讲演，受到与会者如郑彝元等先生的发言支持。然后，在陈贞煜博士、郑彝元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泰国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出席了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欢迎宴会。
事实上，季羡林对这些友人也是非常仁慈的，他有几次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李铮，四川小保姆张淑贞和她的儿子都在家里住，儿子余波在北大二附中上高中，一天在家吃三顿饭，学费、杂费均由季羡林负担，每月还有50元钱的零花，当然，张淑贞的工资是照付的。至于对友人和学生在业务上的指导和提携，季羡林就更是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了，只是他从来不说，正是铁皮暖瓶：外皮是凉的，内心是热的。
季羡林作为贵宾，参加了华侨崇圣大学的开学典礼。出席者多为各方显贵、各国驻泰国使者，因此场面极为庄严隆重，又因为国王要御驾莅临，更使场面的气氛紧张而又热烈。在这次会上，季羡林由陈贞煜博士介绍，先和德国驻泰国大使用德国茄门话寒暄，又与印度驻泰国大使用英文聊天。之后又由郑午楼介绍给国王陛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连遭不幸，1989年3月1日，婶母老祖陈绍泽患肾功能衰竭去世，1992年6月23日，女儿婉如因患直肠癌去世，1994年12月6日，夫人彭德华去世。儿子季承不在身边，他在市里有自己的工作。孙子、孙女都在美国，外孙在加拿大。女婿何颐华后也于1996年8月去世。季羡林的亲属还有妻弟彭松夫妇，外甥彭红在北京，也难得一年里聚个一两次。所以，一些非亲属关系的友人，就担负起照顾季羡林的责任来了。
最让季羡林感怀的是参观皇宫。因为他到过四十多个国家，看到的皇宫不少。北京的故宫自不用说，印度仅莫卧儿王朝皇宫，就看过两个：阿格拉的红堡和德里的红堡。红堡都是用红色岩石筑成，建筑风格是伊斯兰式的，简单明了，线条清晰，令人一目了然，毫无拖沓繁复浓得化不开之感；所有拱门，不论大小，所有窗子，不论大小，上端都是桃形，也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俄国，有克里姆林宫；在德国，有弗雷得里希大帝的“无忧宫”，他也都看过。
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它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此外，在我这种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的生活环境中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忠新夫妇、保胜、邦维夫妇，我的助手李铮夫妇，等等，等等。我心头常常涌出一句诗：“此时无亲胜有亲”，可见我的心情之一斑。
各国皇宫都有各自的特点，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们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中国皇宫气象万千，巍峨雄伟，大气磅礴，庄严威武，惊心动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属于阳刚之美。无忧宫和红堡，气势稍差，格局狭隘，可以近观而不宜远望，雕梁画柱，墙上、柱上，镂金错彩，镶宝嵌玉，盈尺之中，有无限风光在，差堪归诸阴柔之美。而到泰国皇宫门口之时，在潜意识中对各国皇宫加以对比，产生了一种德国接受美学学派所说的“期望视野”，隐隐约约地想找到类似于中国故宫的东西。
其他帮助季羡林的人，还有萧淑敏，张淑贞、李玉洁、方方等人。对她们，季羡林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脑海里似乎就晃动着北京故宫的影像，上面还罩上了一层极薄极薄的无忧宫和红堡的影子。踏进了大皇宫的大门，然而，第一个印象就带给我了一点淡淡的失望：宫门一不巍峨，二不精致，只是比普通邸宅的大门大了一些，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走了进去，庭院也并不宽敞。这同我的期望，即使是朦胧的期望吧，是有极大的距离的。我真感到失望，感到落漠（寞）。然而，当我走近一些宫殿时，我看到一些柱子上镶嵌着宝石之类的东西，闪出了炫目的光辉。墙壁上则彩绘着壁画，烟云缭绕，宫阙巍峨，内容多半是《罗摩衍那》中的故事。原来泰国王室与罗摩有什么渊源，所以印度古代英雄罗摩十分受到崇敬。皇宫里壁画上画着罗摩的故事，也就丝毫不足怪了。我的眼前豁然开朗，目为之明，耳为之聪，深悔刚才的失望与落漠（寞）了。
李铮不光自己，连夫人徐淑燕也出过不少力帮助季羡林一家。季羡林老伴彭德华住医院，是徐淑燕一直守在医院，27个小时没合眼，尽职尽责服侍季羡林夫人。是徐淑燕帮助季羡林买书橱，骑自行车跟在送货的三轮车后面，一直把书橱送到朗润园宿舍。
之后是走进崇高宏伟的玉佛宫。这里金碧辉煌，香烟缭绕，殿非常高，仰头上望，宛如走进欧洲哥特式大教堂，藻井高悬云端，一尊庞大的玉佛，高踞在神龛里，慈眉善目，溢满慈悲。季羡林眼看着陈贞煜博士跪在大理石的地上礼拜佛，他自己虽然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诚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怀有敬意，除了个别的阴森古怪的邪教外，任何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的。像陈贞煜博土这样一位泰国知名政论家及法学者，历任泰国法官、法政大学校长、法学院院长、国会议员及制宪委员，担任着世界薄伽梵圣诗联盟副主席、法政大学教授，精研法律哲学、民法及比较法，对孔子学说也有独到见解，但他照样也在这里虔诚地礼佛，而季羡林坐在大理石地上，立即也感到神清气爽，颇能分享大殿中跪在地上的善男信女的天福了。
1980年，校方考虑季羡林书太多，破例分给他两套六间住房。但季羡林子女都住在市里，家中只有季羡林、老伴和老祖，难以照顾另一套住房。从那时起，李铮就主动提出，自己晚上可以来这套房住，帮助照顾。到季羡林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来家里住宿，李铮才结束了在这套房里“看家”的任务，时间长达七八年。
在曼谷，季羡林还参观了杨海泉开办的泰国北榄鳄龟湖动物园和周镇荣创建的奇石馆。泰国的华侨华裔，知名者颇不少，郑午楼博士是公认的华人领袖，著名银行家、慈善家，曾荣获泰王御赐一级白象大绶勋章。他通晓泰、中、英文，担任过泰国银行公会主席、泰国国家文化委员会委员，泰国中华总商会和美国旧金山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会长。他还热心倡导中华文化，对泰华侨社会有重大贡献。郑彝元博士也热心中国文化研究，著有《儒家思想导论》，是海外研究儒学的重要著作。杨海泉和周镇荣自然也是华人中的佼佼者。这些著名华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
然而李铮还不仅在学术上协助季羡林，在生活上也帮助季羡林。
绍述文化今鉴古——
实际上，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影响和帮助季羡林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季羡林的助手李铮。不少人都听季羡林说过，李铮是一个现在很少见的天生不会讲谎话的人，没有他，我会分很多心。 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在季羡林的学术贡献里，也有李铮的一份功劳。
卿云霭霭，邹鲁遗风。
最后但不是最小，我还要提到李铮同志。他从17岁起就同我一起工作，除了中间有几年的间断以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查阅资料，借阅书籍，誊清一些稿件。我常开玩笑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他能认清别人难以认清的我那一些手稿。但我最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全部本领。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他这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他有时帮我推敲词句，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有时帮我做一些琐事，给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常想，他对我的帮助等于延长了我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我决不能做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只说一句感谢，难以表达出我的心情，但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作圣齐贤吾辈事，
从17岁到去世，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一方面他从季羡林身上学到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耳濡目染，境界不断提高，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副研究馆员，这个转变是相当不易的。另一方面，李铮一直默默地奉献着，不为名不为利，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任劳任怨，季羡林对他从内心里感激不尽，在几部书里都提到李铮，感谢李铮，在《罗摩衍那译后记》里，他意味深长地说：
民胞物与，人和政通。
把过去五十多年间写的散文集成这样一个集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稿子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解放前写的东西，有的我有存稿，有的没有；刊出这些文章的刊物有的能找到，有的就找不到。因此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把想收集的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自己的精力与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就落到了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
世变沧桑俱往矣！
在学术方面，李铮和令恪一起编成《季羡林著作系年》，还以自己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助季羡林整理稿件，有了李铮的协助，季羡林得以从二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十七篇，编成《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李铮又和胡乃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重新出版的著作中都一一加以改正，这部论著的可靠性增加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其中就有李铮的一份贡献。 李铮又协助季羡林编成《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东方出版社编《留德十年》中的《欧行散记》，人民日报出版社编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江苏文艺出版社金林编成的《季羡林自传》，都得到过李铮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至于北大出版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更是由李铮全力以赴帮季羡林收集整理的，季羡林对李铮的工作感铭至深，他说：
忠荩毋我，天下为公。
在东语系办公室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李铮转到北京大学附小教书，到1978年，重回东语系，被任命为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季羡林就是在这一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南亚研究所所长。从这时开始，李铮协助季羡林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季羡林极高的赞誉。
静、安、虑、得，勤观照，
后来系里组织学习《实践论》，李铮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季羡林便鼓励他发言，在一再催促之下，李铮希望解释一下里边的“道听途说”是什么典故，季羡林笑眯眯地讲了这个成语的出处和含义。
辉煌禹甸，乐见群龙。
一进系办公室，虽然环境不错，但一个极为幼稚的孩子，跻身于一大堆知识分子中间，有时是并不自在的。李铮是个铮铮的汉子，自尊心特强。李铮就在季羡林指派下做些事，每做完一件事，总是得到长辈的鼓励。事做完，就看书，学打字。好强的李铮无法摆平自己的位置，难免有些自卑感，一到这时，季羡林便鼓励他振奋起来。有一次，全系师生合影，地点在沙滩孑民堂前，那里摆好了一排椅子，椅子后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凳子，显然椅子是给教职工坐的，凳子是学生站的。李铮看了这种布局，心里犯了嘀咕，当学生吗？不够资格，当教职员吗？更不敢当了，于两难境地中，他最后选择不去照相，季羡林出面劝说半天，李铮还是未参加这全系的第一次合影。季羡林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唉，你这个人啊！”
忠孝礼义仁为本，
李铮1933年生于北平，初中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失学。十七岁时，来到东语系，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是1950年。从那时到现在，除“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外，李铮几乎都在季羡林身边，从1978年起成为季羡林的助手。
发聋启聩新民丰。
在季羡林的亲友故旧中，李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
从杨海泉先生的这首词里，季羡林看到了泰国华人的奇迹般的伟大事业，给寰宇的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给世界文化增添了光彩，给炎黄文化增添了光彩，给泰华文化增添了光彩。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5．助手李铮和其他人
季羡林的两次韩国之行，都是到汉城（今首尔）。不论是1991年中韩建交以前的那次，还是1995年的这一次，他对汉城的记忆，不用粉刷，依然如新，情景巨细，历历在目。韩国经济腾飞之迅猛，工业技术之先进，农村田畴之整齐，山川草木之葳蕤，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汉城的摩天高楼耸入蓝天，马路上车水马龙，日夜不息。深夜灯火光照夜空，简直可与东京有名的银座相比，更令他难忘的是韩国人民之彬彬有礼，韩国朋友之眷眷情深。但是，金俊烨博士的盛情款待也好，汉城的美丽、繁华也好，虽免不了增加他内心的激动，可在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却是怀乡思家之情，其势汹涌澎湃，不可抗御。
从一开始认识，季羡林便和许国璋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他们成了知己的朋友。到1994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来电话告知，许国璋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不禁“哎哟”了一声。他这种不同寻常的惊呼，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许国璋的去世对他打击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便只有惊呼“哎哟”，表示其哀悼之意了。遗体告别的那天，人们劝季羡林不用去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这最后一面无论如何也是要见的，即使不能走，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当他看到许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他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他想到从此人天睽隔，再无相见之日了。旧雨新知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切都说明，不管是在德国的十年，还是四十多个国家的亚、非、欧三大洲访问，外国再好，也不如自己的祖国，这又应了季羡林的那句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越是在和祖国文化联系多的外国城市，越容易勾起他的思乡思家之情，在汉城一切美景似乎都吸引不住他，就是这种怀乡思家之情在作怪。他的根在中国，因此他最近几年立下宏愿大誓：除非万分必要，不再出国。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祖国各地，家乡故里，那里留下了他更多的足迹。
在这样的一次祝寿会上，季羡林周旋在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六百人的人流中，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季羡林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不已，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竟至保持了片刻的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在场的新老朋友，无不感动不已。
四、华夏足迹
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1．祖国各地
后来，在季羡林八十华诞庆祝会上，正当他为冯至、吴组缃的到来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出他意料，许国璋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于是一个热烈的场面便产生了：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长白山麓，敦煌石窟，香港澳门，家乡故里，……都留下了季羡林的足迹。他去祖国各地，或是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或是应邀讲学。
许国璋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答辩，有几次是约季羡林充当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完了答辩，许国璋请他在自己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吃的是涮锅子。许国璋也到季羡林家里去过几次，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有些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不归尤其担忧，许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外，在种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以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的中国人，毕生不说英文，也能在美国过日子，那样的中国人把一块中国原封不动地搬过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带着鸡犬，过着一种同在中国完全一样的日子，笑骂由他笑骂，好饭仍自吃之，究竟有何意义呢？说到这里，季羡林与许国璋都禁不住唏嘘不已，心情非常沉重，欲哭无泪，虽然自己不是“楚囚”，也无“明昌”可话，但却感到“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季羡林所到之地，不管是大西南的昆明、西双版纳、石林，还是大西北的天池、火焰山、敦煌；不管是东北的长白山、延吉，还是西北的西安、兰州；不管是华南的香港、深圳、澳门，还是华东的上海、南京、绍兴，还是华北的北戴河……，他都一往情深，对祖国大好河山倾注了无比的热爱，他歌颂过春城昆明、鬼城丰都、上海的菜市场、瑶琳仙境的富春江、延吉风情、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还有黄山、石钟山、虎门炮台……
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季羡林家里。这些当时尚珍奇的荷兰豆，嚼在自己嘴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季羡林觉得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中的“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其中蕴涵着的醇厚友情于万一。
尽管各地风景各异，姿态万千，但季羡林都能从中读出一片爱国心，读出一片自豪情。
与许国璋的来往，也是从一起编大百科全书以后才开始多起来。从那次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找许国璋以后，他们经常来往。
在西双版纳，他爱那里的清晨，爱那里的月夜，爱那里的白云，爱那里的青山：
姜椿芳对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也极感兴趣，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因此，季羡林与他合作编纂大百科全书，一直很愉快。季羡林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出版计划要拉自己共同去实现。季羡林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没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季羡林祝他永远安息。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北方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里却风和日暖，花气袭人，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春季吧。我最爱这里的清晨。当一百只雄鸡的鸣声把我唤出梦境的时候，晓星未退，晨星正浓。各种各样花草的香气，在雾中仿佛凝结了起来，成团成块，逼人欲醉。我最爱这里的月夜，月光像水一般从天空中泻下来，泻到芭蕉的大叶子上，泻到累累垂垂的木瓜上，泻到成丛的剑麻上，让一切都浸在清冷的银光中。芭蕉的门扇似的大叶子，剑麻的带锯齿的叶子，木瓜树的长圆的叶子，阴影投在地上，黑白分明，线条清晰。我最爱这里的白云，舒卷自如，变化万端，流动在群山深处，大树林中；流动在茅舍顶上，汽车轮下。它给森林系上腰带，给群峰戴上帽子。每当汽车驶入白云中的时候，下顾溪壑深处，白云仿佛变成了银桥，驮着汽车走向琼楼玉宇的天宫。我最爱这里的青山。簇簇拥拥，层层叠叠，身上驮满了万草千树，肚子里藏满了珍宝奇石，像是一条条翠绿的玉带，环绕着每一个坝子，千峰争秀，万壑竞幽。——我最爱这，我最爱那，我最爱的东西是数也数不完的。
季羡林和姜椿芳相熟是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成立之后，并渐渐了解到姜椿芳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而且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很关心。姜椿芳自己是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季羡林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也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多次给季羡林寄票，让他去欣赏昆曲演唱会。
在绍兴，季羡林在鲁迅小时候的天堂——百草园里，看到的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和地方，但他觉得这些都是极其不平常的东西和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桌子的每一个角、椅子的每一条腿，鲁迅都踏过、摸过、碰过，他从这些东西想到了鲁迅那战斗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仿佛成了一块铁、一块钢、一块金刚石，刀砍不断，石砸不破，火烧不熔，水浸不透，凛然立于宇宙之间，给人带来无限的鼓舞与力量。
所以，季羡林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他与姜椿芳、许国璋的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敦煌，季羡林虽然没有看到崇山峻岭，幽篁修竹，看到的只不过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千岁老榆树，高高耸入云天的白杨，金碧辉煌的牌楼，开着黄花、红花的花丛，但给他的印象却是沙漠中的绿洲，戈壁滩上的明珠，一片淡黄中的浓绿，一个不折不扣的世外桃源。他看过了敦煌莫高窟的千佛洞，那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五光十色、云蒸霞蔚的景象；想到的是艺术家们前后共画了一千年，不知流出了多少汗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给后人留下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艺术瑰宝。一想到先人的这些业绩，总感到无比兴奋、震惊、感激、敬佩，他也想到今天在敦煌创业的几十位工作人员，他们在这偏僻的沙漠里，忍饥寒，斗流沙，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为世界上爱好艺术的人们创造了条件，使敦煌学在世界上成为一门热门的学科。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在兰州，他想到甘肃是我国文化宝库之一，敦煌的大名久已蜚声国际，而另一个宝库拉卜楞寺则国内、国际知者甚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那里收藏的大量藏文文献，不但是我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之宝。拉卜楞寺的建设和文物保护理应得到关心，使它同敦煌一样放射出辉煌的光芒。在兰州，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与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有一种传言，说一位日本学者曾在南开大学的讲坛上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引起中国学者的不满。会前会后有些学者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些地方上的代表希望确立他们从事敦煌研究的主导、核心地位，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敦煌学作为一门全国性、世界性的学问，不能拘于一域。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羡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
季羡林在这次会上提出，日本学者的话虽然有偏，但却可以鞭策我们奋起、团结，努力开拓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不能因此也提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口号来。敦煌吐鲁番再加上古代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显学。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确有成绩，但是同我们国家的地位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全国各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都有热切的愿望，要求组织起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团结协作，振兴中华。所以，他一再强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此语一出，中外学者无不折服。经过审慎的努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学者，终于完成了国内学术界的大事，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使中国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取得巨大的成功，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4．旧雨新知
在吐鲁番的火焰山下，季羡林看着百里戈壁，寸草不生，遍布沙粒。极目天际，不见人烟。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这些沙粒上，每一粒都闪闪发光，仿佛在喷着火焰。火焰山上面没有一点绿的东西，没有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石头全是赤红色，从远处望过去，活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不是人间的火，也不是神话中天堂里的火或地狱里的火，这是火焰已经凝固了的火，纹丝不动，但却猛烈；火焰不高，但却团聚。整个天地，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燃烧，人就处在这上达苍穹、下抵黄泉的大火之中。看着这一切，季羡林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年竟在这样一个酷热似地狱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高昌城，而唐朝玄奘，就在去西天取经途中路过高昌。玄奘当年在这里是什么情景，他想象不出，但他大概每天也就奔波于一片淡黄、一片酷热之中。他一时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对玄奘的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功绩，备加称赞。
季羡林的最后一位“剑客”朋友林庚，也已经去世。他在世时手已有些发颤，但在几年内依赖助手，仍将《中国文学简史》修改再版，了却了他自己的一个大心愿。
季羡林畅游黄山，那里景色之奇丽瑰伟，使他大为惊叹，窃念大化造物，天造地设，独垂青于中华大地，那里的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松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无不千姿百态，石破天惊，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古脑地、毫不隐晦地、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人不得不称奇。怪石有名的就不可计数，什么虎头岩、郑公钓鱼台、莺谷石、碰头石、鲫鱼背、羊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鹦哥石、飞鱼石、飞来石，……不一而足，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更为黄山增添光彩。云海有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再加上一进山就看到的温泉，组成了一幅黄山组画。只见它大则气势磅礴，神笼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这真是灵气所钟。在黄山这样一个灵气所钟的地方，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他因此而更加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
1994年元旦的时候，季羡林还潜心默祷，祝吴组缃早日康复，参加再一次的聚会。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吴组缃已经永远地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虽然对这个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的控制也已经微乎其微，想努力做到宋人蒋捷在《虞美人》的词里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但是他遇到伤心之事，怎么也不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他感叹道，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
到富春江边，季羡林很自然地背诵起从小就能背诵的梁代文人吴均的一篇名作《与宋元思书》：
1994年，季羡林想再组织一次聚会。但吴组缃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再也不能出院。本来几年里他已经几次进出医院了，却都是逢凶化吉，走出了医院。每到这时，季羡林看到后湖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塔影，心里就为朗润园里的这一景而高兴。这一次，他也希望老友能再次出院，结果希望落空，吴组缃永远地走了。面对着偌大一个燕园，风光旖旎如旧，杨柳依依如旧，湖水潋漪如旧，贤俊灿如列星如旧，但少了一个吴组缃，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老人，他的心里便感到不可名状的空虚寂寞，如果名园有灵，也会感到空虚寂寞的。
风烟俱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峰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业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束条交映，有时见日。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羡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1993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在觥筹交错中，他不禁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胡乔木，清华的“剑客”于今已飘零成广陵散了。
背到这里，他感到富春江也是天地的精英，是灵气之所钟，这样的瑶琳仙境，同样使他惊叹。祖国大地，江山如此多娇，他的幸福之感，骄傲之感，便油然而生。眼前的富春江，更增加了明丽，增加了妩媚，仿佛是一条天上的神江了。
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在深圳，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参观了深圳大学、沙头角、蛇口特区、西丽湖度假村、银湖度假村、深圳湖游乐园、香密湖度假村，以及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53层的国贸大厦，他心潮起伏，思绪万端。他想的最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必须赶上形势的发展，人的思想最容易保守，许多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观念、想法，往往被认为是真理、准则，正确无误，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用不着改变，也改变不了。然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世界却是日新月异，现在是大家都承认的“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缩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改变旧观念、旧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参观深圳，季羡林受到的启发是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开拓。
季羡林自然也没想到，83岁的老友吴组缃，顶着烈日，坐着轮椅也来了。老友相见，分外激动，在场的朋友们也无不为之感动。
2．还乡时的快乐
全场对诗人的激情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自己的故乡临清、济南，季羡林更有无限的深情。
你的田地是时间！
从六岁离开临清后，他虽也回去过，但时间极短，一直到1982年，他才真正到故乡畅游了一番。
——时间是你的财富，
在聊城，在临清，有许多事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他的心有时候激动得似乎要蹦出来。他一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想到自己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他就忧从中来。他曾用稿费捐助过家乡，但始终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为此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这一次还乡，他忽然发现，他的家乡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农民富起来了的一个缩影，他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他的全身。
你的产业是这样美，这样广，这样宽
在临清市招待所，他看到的是南国的青翠和红艳，再也没有过去的黄色和灰色。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参观了临清一中和聊城师范学院之后，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临清一中的男女学生们坐在课桌旁，鸦雀无声地在学习，个个精神专注，在读着什么，写着什么，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聊城师范学院是聊城地区的最高学府，虽然还存在创业维艰的情况，还存在非常多的困难，甚至聊城这地方，有点闭塞，有点土气，学院很小，显得有点幼稚，生活条件有困难等等，但是闭塞中有开通，土气中有生气，有生气，就有希望，就有未来，微小中有巨大，幼稚中有成熟，未来的希望也就蕴藏于其中。因此，季羡林衷心祝贺聊城师范学院。他的这次还乡，是十分快乐的。
到了8月6日这天，北大电教中心大楼四百多座位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那一天正是北京三伏天中最热的一天，季羡林怎么也没有想到，86岁高龄的冯至先生大老远从城里赶来了，颤巍巍地上台发言，季羡林抢先下台搀扶，诗人冯至将歌德的诗句改换人称，大声朗诵：
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我虽然不能同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谈谈话，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行动上，从他们的笑容上，我知道，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是满意的，他们是非常地快乐和满意的。我的眼睛一花，仿佛看到他们的笑容都幻化成了一朵朵的花，开放在我的眼前。笑容是没有颜色的，但既然幻化成了花朵，那似乎就有了颜色，而这颜色一定是红的。……于是我眼前就出现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灿烂夺目，熠熠生辉，残留在我脑海里的那种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一扫而光，只留下红彤彤的一片，宛如黎明时分的东天的朝霞。
1991年，东方学系庆祝季羡林八十大寿，季羡林提出一个要求，凡是比自己大的学者，一律不要惊动，不要邀请。
对济南的感情同对临清一样深，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乡，济南市的每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说，北园、南关佛山街，都是他一往情深之地。他多次回到济南，并写下了怀念济南的人和事的文章，《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怀念衍梁》、《怀念丁声树同志》、《忆念胡也频先生》、《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从解放初期起，他就和何思源先生同为北京的山东中学校董会成员，念念不忘为山东教育出力。
“三剑客”平常很难凑在一起，胡乔木去北大同去拜访林庚的那次，本来有机会相聚一次，但是电话打到吴组缃家，好久也没有人接，吴组缃已经高卧不起了。“三剑客”失去了一次大团圆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团圆过。
1996年，在他八十五岁生日过后两个多月，他于10月11日又一次回到了济南，来参加为山东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举行的《传世藏书》赠书仪式。在赠书仪式上，他动情地说：我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回到母校的，所以一方面是客人，一方面也是主人。回到故乡，回到母校，心里非常激动，古人说：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我现在可是乡音、鬓毛都改了呀。他把自己担任总编的《传世藏书》一百二十三巨册，赠送给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为自己的母校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虽然并不在一个系，却是好朋友，成了有名的“四剑客”。李长之不在北大工作，而且已于1978年走了。而剩下的“三剑客”在院系调整之后又聚在一起，都在北大工作了。这时，“三剑客”都已成为中年人，家事、校事、国家事，事事萦心，当年的锐气已经磨掉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他们三人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往往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各种会议上。他们一见面，大家哈哈大笑，个中滋味，外人是不足以知道的。“文革”期间，季羡林与吴组缃在“牛棚”中还是“棚友”，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但是不论何时，“三剑客”都没有颓唐，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晚年也不甘人后，“日暮行雨，春深著花”，仍忙个不停，都有所建树，都是北大乃至全国的知名教授。“三剑客”中吴组缃最大，生于1908年，林庚第二，生于1910年，季羡林是最小的。吴组缃和林庚在文学界都是大名盈宇宙的，有传世之作。
季羡林曾在1992年为临清一中校庆题词：
3．同在燕园的昔日清华“三剑客”
春风化雨
胡乔木的死，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负担呢？他自己说不出，他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追踪杏坛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又在1995年为山东大学的《民俗研究》题词：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法，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他想到与胡乔木相交的六十年，在胡乔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倒常常想到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六十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的连贯印象：
民俗研究之重要意义，隐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长时间继续出刊而又备受欢迎，谨以数语，以示祝贺。
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放着一些点滴用的器具。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羡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对于从来不会说谎的他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心里自然非常难受，这种空洞萦绕在耳旁，使他自己都毛骨悚然。
2001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季羡林不仅为母校贺岁，而且亲临济南参加校庆活动，几乎累病了。他在《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年华诞》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地说：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季承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高大，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
1926年，他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他自己不知置身何处。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他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那时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让他更是感到十分滑稽可笑。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山大的校友，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1992年8—9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告诉季承，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
季羡林在文章中回忆说：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教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几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75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新中国建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羡林的儿子季承那一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时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羡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他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季羡林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强，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 le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了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羡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季羡林认为，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对一个人来讲，100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他这个做了75年校友的老校友，从内心深处向母校奉献出诚挚的祝福。
有一次，胡乔木想约他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委婉地回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陪老同学去参观，他是很高兴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他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他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所以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这都表达出他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的眷眷情深。
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还乡时有快乐，思乡时也有快乐。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于今为烈。
3．燕园之爱
2．同学加朋友胡乔木
季羡林到老年以后，经常是既怀念家乡，也热爱燕园，两种感情经常交织在一起。
一个是诗界泰斗，一个是学界泰斗，两位泰斗的友谊已经保持了六七十年，而且一直要长存下去。
1989年，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臧克家对诗的艺术性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深受季羡林赞许。季羡林借评论臧克家诗作艺术性的机会，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觉得，过去多少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政治性重视，对艺术性则重视得不够。而讲政治性，也并不是讲得很深刻．一看见“人民”这样的词、类似“人民”这样的词，就如获至宝，对艺术性则三言两语带过，他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艺术性跟思想性总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一方面，丢掉另外一方面是不全面的。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么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
论说，他们并不是搞一个行当，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但因为季羡林兴趣十分广泛，自然也就喜欢读诗，大学期间，就读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感到臧克家的诗是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季羡林认为，作诗、写诗，既然叫诗，就应该有诗的形式。臧克家一直重视诗，他觉得这里边有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讲炼字、炼句，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那个“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个“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都是典型。写诗、写文章，就必须知道我们语言的特点。季羡林觉得，臧克家一生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994年，他又写道：
季羡林每年春节期间，或者在初一或者在初二必到臧克家家中拜访，和他们全家一道，杯酒畅叙，欢度节日。季羡林每次去，总是带些高级点心，或是故乡风味的特产。有时候，季羡林还约他们的共同老乡历史系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一块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几年。他们都已是耄耋之人，觉得每年相聚一次，是很不够的，决心再加一次，便定在“十一”国庆期间。但因为时间太紧，两家相距又有几十里之遥，所以这个愿望一直也未能实现。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树，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能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冰层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窜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
在季羡林的朋友中，臧克家是惟一的例外。臧克家是他最老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六七十年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们两人是一致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国内局势变化万千，他们两人始终没有落伍，始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相互之间的朋友关系忠诚可靠，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这在交友之道方面是非常难得的。
1995年，他在汉城回北京的飞机上又写道：
在他的朋友中，清华时的同学好友，是不断联系来往的。非同学的朋友中，曹靖华、姜椿芳、吴作人、冯至、许国璋，都是来往接触较多的。但是，就是这些朋友，他也很少去拜访，除非万不得已，或工作需要，他是不大拜访人的。像曹靖华这样在解放后就相知的老朋友，同他交往，季羡林觉得如坐春风化雨中，曹老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所以同曹靖华会面，便成为季羡林的一大乐事。但即使像这样的朋友，季羡林却一次也没去过他的家。
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我最爱的国家是中国；在中国我最爱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我最爱的地方是燕园；在燕园我最爱的地方是我的家。什么叫我的家呢？一座最平常不过的楼房的底层，两个单元，房屋六间，大厅两个。前临荷塘，左傍小山。我离开时，虽已深秋，塘中荷叶，依然浓绿，秋风乍起，与水中的倒影共同摇摆。塘畔垂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小山上黄栌尚未变红，而丰华月季，却真名副其实，红艳怒放，胜于二月春花。刚离开几天，我用不着问：“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可我现在却怀念这些山水花木。
季羡林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他把这种弱点看做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易改，性难移，至今并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季羡林并非不重视交友，他对陈寅恪先生概括出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三纲六纪的说法有一种认同感，六纪之中有一纪就是朋友。
我那六间房子，决不豪华，也不宽敞。然而几乎间间都堆满了书，我坐拥书城，十分得意。然而也有烦恼。书已经多到无地可容，连阳台和对面房子里的厨房和大厅都已堆满，而且都达到了天花板。然而天天仍然是“不尽书潮滚滚来”。我现在怀念这些不会说话又似乎能对我说话的书。
1．与老友臧克家的交情
但面对自己在燕园的家，就是在最美好的良辰美景，他也仍然会想到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他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他实感到有甜美在，因为：
一、交友之道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