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教师，因为北大一时没有宿舍，暂时都住在红楼的教室里。有一天，季羡林去看望新来的老师们。他当时穿着一件灰色衬衫，手里拿着一个黑皮包，面容清瘦，神采奕奕。他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学校非常欢迎你们。他询问了他们的饮食起居，介绍了北大的校系情况，谈了他对研究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开展东方学研究的看法，并希望将来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出掌握东方语言和研究东方学的有用人才，英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朴素无华，深藏若虚，平易近人，给新来的老师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大家为能在他主持下的东语系工作而感到自豪。
这样，在1949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的刘麟瑞先生、王世清先生，充实了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队伍。在他们之前，杨有漪已先在北大兼课，教阿语，后来他于1951年正式调来北大，同时来系的还有马金鹏和陈克礼。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郭应德、李森先生，语专的陈玉龙先生等也都来到东语系。陈玉龙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协助季羡林处理系务。郭应德则负责系工会的工作。
系办公室也从红楼搬到沙滩北楼。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卷卷季羡林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画，系务人员从中不难看出他兴趣之广泛，寄托之遥深。常来系办公室的来访者，几乎全是学界名人：郑振铎先生、向达先生、曹葆华先生、萧离先生，德籍专家傅吾康教授，也是季羡林的座上客。进办公室者，都有“入芝兰之室”的感觉，正像刘禹锡《陋室铭》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原来胡乔木是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来征求季羡林的意见。由于形势顿变，中国外交和外贸方面人才的需要陡然增加，因此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为了重点培养通晓东方国家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的一部分，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听到中央有这个意图，季羡林自然很高兴，认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本来他觉得几个书生，空怀报国之心，实无用武之地，现在这样一个好机会自天而降，又怎能不欢呼雀跃呢？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
从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东语系教师的人数增加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语种的数目增加了，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除了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每年招收的学生外，还曾一度为地质部和公安部等部门突击培养人才。北京大学在城内沙滩时期，是东语系发展的顶峰。
到194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的开头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他的心头。想不到没过几天，胡乔木突然来到他住的翠花胡同。
东语系教师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誉。如1951年1月19日，马坚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3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了解，加强民族合作，贡献了力量。文章发表后，胡乔木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羡林，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先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
东语系在初创时只有四名教师，加上学生不到十个人。解放前夕，胡适校长批准了马松亭大阿訇推荐的十几名学阿文的回族学生入系，东语系开始人丁兴旺了一点，但同其他系比起来，仍难免时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觉。
至于东语系为国家培养的大量合格人才，更是彪炳史册的。这将在以后的章节叙述。
然而，高兴的事还不止是迎来了解放。还有另一个好消息在等待着季羡林。
7．第一次出访
6．东语系得到扩大
1951年夏天，中国政府准备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访问团，到印度和缅甸访问，名为赴印缅文化代表团。胡乔木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季羡林想，自己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所以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带着这样的心情，季羡林迎来了北大的解放，北京的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此刻，他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有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翻身了的感觉。
代表团规模极大，团员文理兼备，大都是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颇不乏声誉卓著的知名人物，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北大有冯友兰、季羡林。
此后，每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游行，季羡林有时候与师生一起，载歌载舞，共庆节日；有时候，他有幸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眼前站着的是解放军官兵的代表。金水桥后边观礼台上的，是将军们，制服一片亮蓝色。在金水桥前边台上的是普通官兵，制服一片草黄色。在这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正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万头攒动，一片花海。而在这花海之中，这一片淳朴的亮蓝和草黄，不但没有相形见绌，被绚烂的花海压住，反而更为引人注目，给整个花海、整个广场，增添了色彩和光辉，使天安门广场显得更美、更可爱。
因为这个代表团是建国以后派出的最大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央很重视，周恩来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亲自过问，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整个夏天，整个团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图片展览，他们需要到处拍照，搜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大屋子，等待周恩来最后批准。团员们每个人几乎都参加工作，兴致很高。他们看什么东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既兴奋，又愉快，既矫健，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这是一个既忙忙碌碌，异常紧张，又非常兴奋愉快的夏天。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东语系师生一齐随北京大学队伍，在三座门前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共同聆听礼炮齐鸣，目睹那一伟大的历史镜头，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欢呼。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一路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将所有重要的发言稿都译为英文。
从那以后，他在北京城，在其他地方，在火车上、电车上、公共汽车上，在一切能看到解放军的地方，虽然他们并不是在什刹海桥头碰到的那一位，但是同样觉得他们个个可爱。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他还愿意同他们挤在一起。三九严冬的时候，朔风凛冽，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温暖。汽车颠簸，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有了依靠。有时候，他甚至故意去摸一摸，或者碰一碰他们那黄色的军衣，心里一时间会感到无限的幸福与愉快。
在广州的闲暇时间里，季羡林不放过机会，到此时在岭南大学工作的陈寅恪先生家里去拜谒，师生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还是1948年年底，胡适派专机到北京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其中有陈先生。但陈先生到了南京以后，并没有跟胡适他们去台湾，而是辗转去了广州。到广州时，陈先生的眼疾日益严重，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人，对陈先生礼敬备至，陶铸和杜国庠还和他成了好朋友。陈毅和陶铸让人在先生楼前的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好让眼神不好的先生作散步之用。一件小事，反映出解放初国家对陈先生尊重之真诚。
从那以后，季羡林一看到这黄的颜色，心里就思绪万端，想到许多许多的事。他想到共产党、毛泽东，想到“七一”建党、“八一”起义，想到万里长征路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想到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当时，广州刚解放不长的时间，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代表团成员出门的时候，总要有怀揣手枪的便衣保安人员跟随，好暗中加以保护。
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这黄色，正如我们国旗的红色一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我爱琥珀的黄色，它黄得透明，黄得发亮。我也爱花朵的黄色，它黄得娇艳，黄得鲜嫩。但是，我却更爱这军衣的黄色。它并不透明，也不发亮；它当然更不娇艳，更不鲜嫩。然而它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它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
在广州的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代表团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过深圳罗湖桥，他们看到的深圳是一个破烂而简陋的小车站。
事实上，季羡林并没有真的走上前去摸战士的军衣，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真舍不得离开那个年轻的士兵，一走一回头，回头看了又看，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影子就永远地镌刻在他的心头了！
到香港之后，他们住在摩星岭上。季羡林在这里看到的香港，与1946年回国时住在山下的感觉已不一样。山下是贫民区，而这里则别墅林立，街道光洁，空气新鲜，环境阒静。山前是一湾明镜般的海面。海上气象万千，随时变幻。有时海天混茫，有时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时转化成珍珠似的白色。到了早晨，旭日东升，晓暾淡红，海面上帆影交错，微波鳞起。极目处是黛螺似的点点青山，季羡林几疑自己身处世外桃源。
我陡然觉得这个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穿这样军衣的人在这里一站，各行各业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工厂的工人可以安心生产，拖拉机手可以安心耕地，学生可以安心上学，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摇篮里熟睡。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魉就会销声匿迹。我左思右想，一时万感集心，很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
从香港，代表团乘轮船来到仰光。船一转进伊洛瓦底江，就看到远处的云霭缥缈中，有一个高塔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光。这就是大金塔，仰光的象征。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季羡林到西城去看朋友。出了翠花胡同，他走到什刹海的桥上，正巧看到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只见这个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更显出战士的英俊和潇洒。他穿着一身厚墩墩的黄色棉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看着这位战士，季羡林的心里顿时涌上一种非常奇特的、从来也不曾产生过的感觉：
在缅甸，代表团住了近三个星期，参观过大金塔，访问过仰光大学，参观过缅甸艺术家的画廊，拜访过作家和电影演员。缅甸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他们以美的享受。
那一天，天气不好，刮着大风。季羡林冒着大风，走出翠花胡同，到距离不太远的东四牌楼去欢迎解放军。这些可爱的战士，季羡林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对他们的事迹，却是非常熟悉的，他不知道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有多少次读到过他们胜利的消息，因而为他们的胜利而感到无限的振奋，为祖国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感到鼓舞。现在，他居然亲眼看到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京城，对这些未曾谋面的勇士们，他仿佛是碰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季羡林跟着群众鼓掌、喊口号。由于内心激动，不时地热泪盈眶。剧烈的风沙似乎也被人们的热情压下去了，一点也显不出平常的那种威风来了。
而缅甸的华侨更使代表团成员难忘。在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中国味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对缅甸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1949年春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终于进了北京城。
然后，代表团又访问印度，乘飞机从仰光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了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他们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迹，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里游泳。从印度又飞回缅甸，从仰光乘船，于1952年1月10日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
有一天，季羡林要去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商谈一些问题。正谈着，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昨天夜里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并说将来让他仍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感兴趣，也都想看一看胡适有什么反应。只见他听了之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虽然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跑，但是，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作为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
这次出国访问，虽然宛如走马灯一般，但代表团成员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受到了印度、缅甸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接待。季羡林无比深情地写道：
其实，就连胡适先生，走的时候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终于到了1948年冬天，年底，人民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有一天在沙滩孑民堂里欢度校庆。城外炮声隆隆，与会的教授们不无幽默地说，这是为校庆而放的鞭炮。大多数教授们并没有身处危城的恐慌感，反而是有所期望，有所寄托。这时候，校长胡适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拟了一个名单。胡适校长先期乘飞机在东单的临时机场仓皇逃走，而名单上的人，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
这一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总要不由自主地温习一遍，时间越久，印象越深刻，历历如绘，栩栩如生，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
5．迎接解放
8．院系调整
在事业中，季羡林忘记了清苦，忘记了寂寞，享受着快乐。
1952年1月24日，季羡林回到北京。这之后不久，教育界经历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行动：院系调整。
在办画展之前，季羡林就知道大画家徐悲鸿先生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呆过，且给泰戈尔画过一幅有名的像，所以他就求助于徐先生。徐先生非常热心，不仅借画给他，还亲自到北大去指导。偕同徐先生的有夫人廖静文女士和画家吴作人。从此，他结识了吴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材魁梧，威仪俨然，不像江南水乡人物；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却诚挚而淳朴。他们在无言中成了好朋友。
院系调整早在1951年11月就开始了试点工作，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以华东、华北、中南三个地区为重点，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该方案规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大学、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并成立南京工学院等工科院校。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为调整方案的公布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农林院校的调整方案的专业设置方案。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哲学家。1913年，他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哲学思想也在印度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4年4月，泰戈尔在山东济南的省议会发表讲演，著名文学家王统照为他当翻译。泰戈尔一把长须，神采奕奕，虽已年迈，而声音宏亮，开头一句是：“I know……。”他当时来华，因为是和平主义者，革命派并不赞成他。但爱好文艺的人震于他的大名，都欢迎他。那年，季羡林十三岁，他在济南也目睹了泰戈尔的丰采，到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风格写过一些小诗。到北大以后，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写过一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开始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叙伦的文章《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总结了高校院系调整的试点经验。到年底，全国3／4的院校进行了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
这段时间，季羡林还有一件快事，那就是在1947年或1948年，在北京大学孑民堂筹办了一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画展。
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大学本来是想巩固和加强，但事实上并未取得好的效果。
这样，对于季羡林来说，自己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就缺乏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他多么不愿意，研究工作确实是无法进行的，只能束之高阁。但他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经过一段徘徊和迟疑，他决定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从此，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杂家”。而且，在所涉及的诸多领域，都是学有所成，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问世。
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其他单科院校。
同时，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袁同礼先生，聘请季羡林把北图有关梵文的藏书检查一下，看看全不全。他发现，专从东方学而言，北图的藏书并不多，还不如他自己的私人藏书多。
在这次调整中，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各校取消，合并于其他院校。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当时的馆长毛子水对季羡林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他一间研究室，并允许他从书库中直接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拿回研究室，供他随时查用和阅读。他一有闲空，便潜入自己的这间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默读，坐拥书城。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处足以安身立命的清静世界，且有书读，实在令他十分兴奋。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开始全面向苏联看齐。
生活虽然清苦，但清苦中自有快乐。季羡林的快乐，得自读书。这正应了陶渊明《答庞参军》中的一句话：“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燕京大学被撤消之后，文理法各学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原校址成为北京大学的新校址，工学院各系科并入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部撤消，合并到北京大学，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
他仍然住在翠花胡同的小院里，孤寂而清冷。饿了，同人力车夫一起去路边的小吃摊，坐长条板凳喝豆腐脑；渴了，捅开煤炉子烧上一壶水，泡杯茶喝。从此，他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馒头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种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后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从无单调厌恶之感，而且味感还越来越好。这种习惯，季羡林自己戏称是他个人的怪癖。
东语系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东语系只保留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
季羡林从济南探亲以后又回到北京，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从此，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4．清苦与快乐
9．背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可惜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余修谢世。1986年，许衍梁也病逝于北京。
新社会到来之时，季羡林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解放军进北京城时，他的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他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他当时才四十岁，刚刚进入中年，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不老少。比如，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其他的则更可知适应之难了。
共此灯烛光。
但是，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季羡林像是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他觉得解放后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遍地都开满了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觉得那时是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今夕复何夕？
也就从这时起，他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
动如参与商。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人生不相见，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许衍梁后来当过济南市副市长，在山东省科委主持过工作。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参加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又一次见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友：许衍梁、余修、黄离等人。老朋友们都兴奋异常，感慨万端，季羡林很自然地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诗：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在济南省亲期间，季羡林去看望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好友许衍梁。他们不是同班，季羡林比许衍梁要高一级或两级，但却是同龄人，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成了好朋友。1929年，他们在济南高中上学，都受胡也频宣传的革命文艺的影响，受到感染，写过有关现代文艺的文章。结果，济南高中的国民党训导主任散布流言，说学校成了“土匪训练班”，许衍梁成为“土匪”之一。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以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次才有机会再次会面。当时济南正处在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实际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眼看就要崩溃。他们见过几次面，季羡林就回北京了。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为了照顾叔公、婶母，妻子呆在济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后，1962年她才和婶母、子女一起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妻子天资不是太高，上学又不多，只上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个字。她从来没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也谈不到去看了。她从来没有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在德国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笔来。这样一个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极高的。季羡林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季羡林积极投入，但知识分子身无余财，只有献笔墨、献心血以表爱国热忱。季羡林找到一本外文资料，约当时在系办公室协助他处理系务的陈玉龙与他合作。他一面详细阅读，琢磨内容，一面认真口译，由陈玉龙一一笔录。书成之后，稿费捐献给抗美援朝之用。季羡林的爱国之心，灼然可见。
妻子彭德华也不容易，她比季羡林年长四岁，已经到了四十岁。对于季家来说，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叔公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这十几年她到底受过多少苦，季羡林怎么也搞不清楚了。
紧接着，来了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是1951年底开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教育部于1951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号召学校教职员工积极参加，学校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计划、布置，教师以思想改造的学习为中心，行政职工人员以参加运动为主。1952年1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宣布开展“五反”运动，同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一年的上半年，各校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师生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
我自认还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为，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睛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们全家都尊敬她，热爱她，“老祖”这一个朴素简明的称号，就能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心。
季羡林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运动。他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他无缘，但是对于思想改造，却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艰巨的、迫切的。他当时分析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分为两项。首先是解放前，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他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他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他首先检查和批判这两项思想。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婶母地位仅次于生母，他对她非常尊敬。在他离家的十二年中，婶母在国内经历了日军占领时期，此时又经历着解放战争。在国外期间，有五六年是音讯不通的，亲老、家贫、子幼，而他又鞭长莫及。叔父脾气非常暴烈，甚至有些乖戾，极难侍奉。家中经常没有经济来源，就全靠婶母一个人支持。她去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卖过衣服小家什，在日军刺刀下去领过混合面，骑马到济南南乡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她靠自己幼年时学到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婶母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叔父“老夫”。所以，她的苦心，经常催季羡林下泪。他知道，在那样万分艰难的年代里她竟然没让孙女婉如和孙子延宗（后来改为季承）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后来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季承，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1955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搞科研管理，也是高级工程师。所以，季羡林知道，如果没有婶母（后来家里人称她为“老祖”），自己的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这次回家恐怕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叔父归天了。
这次运动中，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小盆是教研室范围，中盆是全系范围，大盆是全校范围。季羡林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他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但就是在“中盆”里洗澡，那滋味也够人受的：
这位婶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季羡林初回家的时候，婶母是斜着眼睛看他的，意思似乎在说，结婚十几年了，怎么忽然凭空冒出来一个如亲生儿子似的侄子？他是什么人呢？好人？坏人？好不好对付呢？一见面，她似乎有许多的问号。季羡林心里清楚，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继婶母姓陈，名韶泽，从名字看似乎是出身名门，其实不然。但家中原也不是最低层的，不然，幼年时不会学到中医知识。
在运动中，有的人也像季羡林一样，态度虔诚，最后过了关。但也有想蒙混过关的。北大有一位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他通过，只得升入大盆。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这位教授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他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也都被波及到，说了父母不少难听的话，群众自然大受感动。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在这位教授翻发言稿时，大会主席一眼瞥见检讨稿上用红笔在几个关键地方写着大字“哭”，每到这个地方，他就嚎啕大哭。大会主席把此情向群众一宣布，群众大哗。
到了家，看到了未曾识面的第二位婶母。他叔父的第一位夫人，姓马，叫马巧卿，是把季羡林抚养大的，季羡林还没有去德国留学的时候，她去世了。对这位婶母，季羡林并没有太多愉快的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季羡林不希望叔父续弦。1935年夏天叔父和这位续弦的第二个婶母结婚的时候，季羡林借故提前离开济南，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然后去天津办理出国手续，接着乘火车经东北去德国留学。因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在德国还能通信的时候，在“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对这位继“婶母”的称呼，但对他来说，却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名和实是对不上号的。直到回到济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不管怎样，季羡林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次运动。然而他的“原罪”并没有赎完，新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不过地点从沙滩移到了西郊的燕园。
1947年，铁路交通仍然不正常，但季羡林还是下决心要回家看看。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坐飞机从北京回济南。这是想尽办法才坐上的资本家运轮胎的包机，他是惟一的乘客。
三、与师友和北大同事的交往
济南虽然不是季羡林的出生地，但他从6岁进济南，19岁离开，大学毕业后又在济南工作了一年，前后在济南生活了14年，因此，季羡林一直把济南当做自己的故乡，在回忆文章里总是说到故乡济南如何如何。而且他的叔父、婶母、妻子、儿女，也都在济南。他的家就安在济南，而自己回国以后，是只身一人在北大工作。工作了一年，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整整12年了，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季羡林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济南的家。
1．为陈师寅恪送栅栏红葡萄酒
3．回济南省亲
季羡林到北大工作之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有猫做伴，有马缨花做伴，季羡林打发着难熬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辈子都喜欢猫，喜欢植物的原因。他写猫、写植物的不少散文，仿佛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听说陈师回到北京的消息，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园去拜见他。当时从市里中心地带的翠花胡同到清华园，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朋友们都因这地方阴森可怕，晚上不敢有人去找他，而他则因为有了这些花而怡然自得。每当夏夜，他起床之后，立刻就闻到院子里那些高大的马缨花树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这些香气破窗而入。他于此时，神清气爽，乐不可支，甚至连手中的那支笔，也仿佛生了花。
出了城，去清华园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不时地有绿林人士从里边出来拦路抢劫。吴宓就曾经被抢过一次。但是，为了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决不惮于这样的旅行。
这样几座深深的大院子，而在最里面的三个院子里，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只住着他一个人，所以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他就觉得非常不寻常。有马缨花慰藉他寂寥，他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他很自然地爱上了马缨花，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几瓶酒也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几次。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
在陈寅恪与胡适飞到南京之前的三年里，季羡林与陈先生的来往颇频繁。他回国以后，到1947年10月写成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陈先生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先生的赞赏，把此文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发表（1947）。该刊物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有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季羡林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此文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代表了当时该领域中较高的学术水平。
我是不是有孤寂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季羡林清楚地记得，那是春天里的一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众多的游人和蜜蜂都被吸引在它的周围，流连忘返。陈寅恪的众弟子，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人，深知先生喜欢看花，爱花。此时虽有眼疾，几近失明，但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点影子，所以大片藤萝的紫花光亮，先生或许还能看得到。众弟子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去找一个清静怡然的去处，暂时得到一点欢乐，所以去征询先生的意见，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弟子们大喜过望，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轩的藤萝深处，觅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边饮茶，边赏藤萝。众弟子谈笑风生，先生也受到感染，兴致极高。他们玩了一天，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由于这样，朋友们往往不敢进这道院，季羡林难免有孤独感。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去粮店买几斤粮食，要带的这券那券的重量，要超过粮食本身，甚至要用麻袋装。陈寅恪当时是学术界泰斗，德高望重，令人敬仰，被著名史学家称之为“教授的教授”，但也难免潦倒。到了冬天，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筹不起来。
最困难的是对他的那些朋友们，这个地方引不起他们的什么好感。有几位大胆一点的，白天还有兴致去找他聊聊天，但在黄昏时分就不敢进这院子了。万一有事，在黄昏时分不得不来的时候，先要向住在大院子里传达室的工友打听，季羡林是否在屋子里。在屋里，他们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翠花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走到他的屋跟前。有一次，季羡林恰巧有事出了门，而工友又没看见。一个朋友就误以为季羡林在家，走进这个院子。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落叶，满院石棺，却不见屋里有灯光，不见有季羡林的影子。那个朋友吓得腿立即抖起来，浑身筛起糠来，费了好大的劲，拖着两条腿走了出去。第二天，俩人见面时，谈起头天的经历，相对大笑。
季羡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把这情况告诉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先生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推荐王国维先生去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在北京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下几句诗，来歌颂这件事：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鬼神，所以住在这也能处之泰然。当然也有例外。有时候，半夜里往往能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很大很强烈。季羡林不得不起来去看看，但那时候，北京常停电，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也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树的影子仿佛与黑暗纠缠在一起，分都分不出来。他只听到院里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窸窣的声音，忽然间，“喵”的一声，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季羡林闪闪发光，这才知道是这东西把门弄得那么大的响声。
鲁连黄鹞绩溪胡，
季羡林住进去的时候，昔日的富贵气象自然早已成为陈迹，然而阴森凄苦恐怖的气氛，却几乎是原封未动的。走廊上，陈列着一些汉代石棺石槨，刻着篆字、隶字的古石碑。季羡林一走回这样的一个院子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古墓。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季羡林自己觉得像是生活在历史中，俨然成为古人了。
独为神州惜大儒。
这是又一个院子，大院子里边套着的又一个。院子也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房子的气势，梁柱的粗细，在炫耀着当年的富贵气象。不知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在这里被囚禁过，受过酷刑，甚至丢掉性命。当年囚禁志士们的水牢，还有迹可寻。
学院遂闻伟绝业，
季羡林下班之后，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是从闹市走进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季羡林的宿舍也就到了。
园林差喜适幽居。
季羡林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其寂寞与孤独，不是亲身经历者，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没想到陈寅恪这样的“大儒”，现在却由于买不起煤，又需要胡适先生再次来“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胡适这次“惜大儒”的具体办法，是想赠给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没想到，陈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先生就派自己的汽车，让季羡林到清华园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西文中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浯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点钱与书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因此，这批书实际上是捐赠给北大了，季羡林于此见到的，是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
2．马缨花做伴
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同陈寅恪先生的来往频繁。这是他们之间来往最多的几年。季羡林回忆说：
实际上，季羡林住在这里并不像说的那样轻松。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1949年3月，我随克家乘党组织包租的外轮，自香港来到刚解放的北平。那时候，我们的心是那么的欢畅，天是那样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想会老友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我们首先去拜访季先生。当时，他住在东厂胡同翠花胡同，那是一个很寂静的大院子，树木蓊郁，石碑卓立，里边就住着季先生一个人，他的寝室外间还摆着一口棺木。我脱口而出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害怕吗？”他说：“这正是我看书、工作的好地方，不会有人来打扰我。棺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又问他：“怎么不把大嫂接来？”他说：“济南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她照顾。”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好容易盼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回到祖国，来北大教书也快三年了，为了顾全大家庭，宁愿自己过着清苦的单身生活。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哈隆教授，国内则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后来，臧克家一家从香港到北京，季羡林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臧克家夫人郑曼回忆说：
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那时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的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我还觉得，一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勘透了天人三界；一位甘愿在近似古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能有别的了。
栅栏红葡萄酒浓重的酒液，似乎凝聚成凝重的四个大字：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年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时常驻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师恩当报
抗战胜利后，我家移居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这胡同是一溜朝南开门，所对的南墙可就是东厂胡同的后墙了。这一溜墙只开了一个朝北的大门，就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后门。正和我们家的大门是斜对门。当时我正读高中，并立定了要上北大读中文系的志愿。所以，我是经常到文科研究所以及沙滩红楼溜达的，没有什么目的，吸取气氛而已。日子长了，文科研究所的门房就和我熟悉了，听凭自由出入还告诉我许多人和事。
季羡林一生都在报师恩，这正应了中国人习惯用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季羡林不断地报师恩，他的学生也在不断地报他的恩。正像白化文先生在庆贺季羡林先生85岁生日时敬送的那副对联所说：
这样一个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而季羡林的住处，就是当时特务行刑杀人之处。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的回忆，当时季羡林居住时翠花胡同的情况是这样的：
鲁殿灵光在，
东厂的设置，是明代一大弊政。罹其毒害者，上至朝廷命臣，下至边远居民，难以数计。魏忠贤提督东厂之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明史·魏忠贤传》）。这里杀人如麻，惨不忍睹，“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嫌东厂尚不能尽特务统治之残暴，又于正德三年（1508）设立“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刘瑾本人亲自指挥控制，作为特务统治的号令机关，对东厂和当时暂时恢复的西厂特务实行监视。“内行厂”在刘瑾被杀之后，与西厂一起因遭剧烈反对而被撤消。
梵天寿量高。
原来这里是明朝东厂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人民和官员中的反对派，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皇权，在加强锦衣卫的同时，于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听命于皇帝而由太监直接掌握的特务组织。由亲信太监提督，专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的特务活动，从事侦缉。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1477）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提督。西厂成立后，其人员、权势均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全国各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五年（1510），废除西厂，而东厂则保留如故。
2．抬杠会长郑振铎和大胡子冯友兰
翠花胡同很好听，也很雅，用不着改名，但这么漂亮的名字，却与一段非常恐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除陈寅恪先生之外，季羡林在解放初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郑振铎和冯友兰。他们俩，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羡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第一次赴缅甸、印度访问期间，有几个月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胡同是北京的特产。北京胡同的名称充满了色彩和暗示，如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胡同、弓弦胡同、取灯胡同、妞妞房胡同、羊市胡同、猪市胡同、骡马市胡同、驴市胡同、菜市胡同、缸瓦市胡同、礼士胡同。有一些胡同，本来是极富暗示力的，但后来觉得有点不雅，便用谐音改过，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蝎子庙胡同改为协资庙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鬼门关胡同改为贵人关胡同，勾阑胡同改为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为达教胡同。但这一改就有失胡同起名之初衷，所以有人认为这一改，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改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郑振铎先生很有魄力，季羡林便向他建议，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欧洲”，派人到欧美等地，专找旧书店，不管什么书，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文理法工什么书都买，东方学著作更不例外。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但毕竟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实力，此事并没有最终落实。
在北大文学院的红楼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季羡林搬进了翠花胡同。
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期间，季羡林和郑振铎、冯友兰两位老师，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1．这里是东厂遗址
郑振铎先生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冯友兰先生是团员，他长须飘胸，神态庄严。郑先生同冯先生年龄相若，郑先生生于1898年，冯先生生于1895年，但他们风格迥异。
二、翠花胡同
郑先生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先生喜欢“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在他之下，团中“杠业”发达，会员们皆大欢喜。
至于参加初建东语系工作的王森先生、于道泉先生、马学良先生，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担任教授。
和郑先生相比，冯先生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尔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先生开玩笑，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先生。
由于有这些经历，金克木也被聘为北大东语系教授，担任梵文讲座，并开过其他许多课，包括印地语和印度哲学史等，为东语系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直到专任北大南亚研究所专职教授为止。
郑先生管冯先生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冯先生正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理发，刮脸的时候，郑先生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先生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先生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冯先生大度包容若此，难怪“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家还读《庄子·逍遥游》。
他教的课也范围广泛，在山东德县师范讲习所教语文，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时，又教印度哲学史。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季羡林对郑振铎先生更为了解了，感到他胸怀坦荡，耿直率真，豁达大度。出国前查体，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
金克木基本上靠自学，掌握了七八种外语，教过的外语就有英、法、梵、印地、乌尔都、世界语，主张外语的本领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他在湖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时，又开始学拉丁文，读拉丁文《高卢战记》。
回国以后，季羡林也经常同郑先生接触。有一段时间，郑先生在北海团城办公，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请季羡林在家里吃饭，季羡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郑先生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丢在了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郑先生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金克木先生自称不是专家，而是杂家。他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还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教小学时，他才十几岁，一个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要教，只得采取“复式教学法”。
代表团自始至终和睦相处，气氛融洽。他们在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生活了半年。这是季羡林得以认识冯友兰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时间。他与冯友兰先生同在北大，对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为了这门学问，冯先生不知遭受过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法，甚至受到过诡辩式的严厉的批判，但他并没有被压垮，同时能在几条战线上应战。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种精神，季羡林非常赞赏。
金克木先生是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比季羡林小一岁。在家乡时，他大嫂教给他读书法，即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学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这种方法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老家上小学时，他开始读《三字经》、《论语》，后来又接触《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富强斋丛书》，并读给儿童看的文言书《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牛顿》，以及《唐诗三百首》。九岁以前专读中国书，九岁到十七八岁，兼读中外两种书。他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后来又到北京和香港，接触了几个外国人，有机会经缅甸到了印度，在鹿野苑从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专门学习梵文、印地文。学到的读书法是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学习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方法。
3．矛盾人物胡适
季羡林是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外语教学法教学生学梵文。根据他的要求，学生必须在上课以前把他将要讲解的课文仔细预习一遍，尽可能把它读通。到课堂上，他首先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讲解课文。第一位学生讲得不对，或者不完全对，他就再问第二位、第三位。而后，他再根据学生的预习程度，细致而有重点地把课文讲解一遍。讲完之后，再让学生向他提问，直到学生提不出问题为止。所以，季羡林的教学程序是：学生预习，老师问学生；老师讲解，学生问老师。
胡适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季羡林与胡适的交往，是在经胡适聘任他到北大当教授以后。
马坚先生的教学方法，与季羡林的教学法正好相得益彰。
当时，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胡适虽然不常在北京，而是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京与南京之间，但只要在北京时，他们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总是很多的。他们俩人都是北京图书馆的馆务委员，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两个职务又增加了他们见面的机会。
马坚先生教学循循善诱，让学生学以致用，翻译外文力求做到信、达、雅。读外文书时，遇到解决不了的单词，可先往后看，从下文去领会该词含义，然后查字典以求确切。他告诉学生说：学外文如同织毛衣，学习是艰苦的，学习后须经常使用，包括口语、耳听、阅读等，如果不用，会像拆毛衣一样，拆起来是很容易的。
有一段时间，印度尼赫鲁政府往北大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来访的印度教授和这批印度留学生，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也请他们吃吃饭。而且把平常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季羡林，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来了解观察这位在政界和学术界都红得发紫的人物。季羡林在学术上也与胡适有来往，写的一些文章拿给他看，请他指正，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根据一段时间的了解，季羡林对胡适形成了一个总体印象。
进北大后不久，在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后，经马松亭大阿訇鼎力推荐，从北京成达师范学校阿拉伯语专修班转来十多名学生，成为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壮大了东语系的学生队伍。当时东语系还没有阿文打字机，马坚先生除备课、上课外，还要自己刻蜡板，印阿文讲义。
根据我几年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
马坚先生比季羡林大五岁，生于1906年。他是云南个旧回族人氏，字子实，又名自适。他在上海回教学会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拉伯文速成班学习，1931年12月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把中文《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并译成《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阿文书籍为中文。1939年夏天，他乘轮船离开埃及，经香港回国，开始着手翻译《古兰经》。后来，他从上海回到云南沙甸，继续翻译《古兰经》，并着手翻译《伊斯兰哲学史》，同时又在白亮诚先生办的私立养正学校任教。
在季羡林看来，胡适之所以是个矛盾的人物，具体表现就在于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真可谓一语破的。
大概在北京大学决定聘任季羡林的时候，就有了筹建东语系的想法。1946年，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代表北大写信给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马坚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昆明不能直达北京，经北大安排，马坚先生和夫人马存真，经香港、上海，辗转来到北京。后来参与季羡林先生创办东语系的工作，开设阿拉伯语专业，这是中国历史上高等学校最早开设的阿拉伯语专业。
胡适对待学生的态度很能说明胡适并不是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之时，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这或许有点像张中行先生所说的北大学生刺多扎手，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沙滩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天安门广场等地去示威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镇压，逮捕学生，想掰掉北大学生的刺。这时候，胡适并没有去帮助反动派压制学生，而是张罗着去保释学生。
在季羡林1946年深秋到北大之前，马坚先生已经先期到达北大了。
有一次，他为了保释学生，亲自去找李宗仁，想利用李宗仁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当时有些情景是季羡林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即使是听到的，与事实也不会相距太远。
3．创业者的同伴——马坚和金克木
事实上，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也并非一味地顺从。他真正服膺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因此，他是拿美国那一把尺子来衡量，只要不衔合这个尺度，他就会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这种爱心，使他永葆青春活力，也是他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仁者寿。
胡适曾针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知难行亦不易》。在季羡林看来，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著名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蒋介石虽从来没听过“国父”的话，但他却打孙中山的牌子欺骗群众，有谁敢碰这块牌子，是断断不能容许的。所以，胡适的文章一出，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了锅，认为胡适是大不敬，有群起而攻之之势，而胡适却一笑了之，一场风波也终于平息下去。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惟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胡适和新月派的一些人物还曾一度打出过“好人政府”的旗号，他们大声疾呼地宣传，引起了一场喧闹。原因明摆着，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还要去提倡“好人政府”，这就自然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暴跳如雷地反对“好人政府”，原因就在这里。
可以说，从这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和青年学生同呼吸共命运了。这种与学生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到老年也始终不变。这使他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从他老年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心：
出于对胡适先生的深切了解，季羡林从来没对胡适进行全面否定。而且不仅如此，季羡林还敢于向胡适学习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比方说，在进行学术论文的论证时，他服膺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自己写文章，也采取这样的方法。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4．老舍的白煮肉和沈从文的汽锅鸡
季羡林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伊始，对学生就充满了爱心。他一进校时，就了解到学生中也有两种力量，他写道：
季羡林1930年回济南探家时，在老同学李长之家里陪老舍先生吃过一次饭，从那时起，他就算认识老舍先生了。
初建时的东语系是北京大学最小的系，但经过开创者及后继者长达五十余年的努力，东语系一步步发展壮大，不仅培养出大批第一流的东方学者，还培育出数十名驻外大使。而这一切都是与季羡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到翠花胡同居住以后，季羡林又和老舍先生有过多次交往，印象深的就有两次。
东语系初创之时，除系主任季羡林外，还有三名教师：王森先生，是原先就在北大工作的；马坚先生于1946年初秋从云南大学来北大的；金克木先生，是比季羡林稍晚一点来到北大的。不久，又增加了两位教员：马学良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分别代表两种语言。当时学生的数目还要少于教师，在红楼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能够召开全系大会。
第一次是发生在解放初召开的一次全国汉语规范化会议时。当时国内语言学界、曲艺界的名人如侯宝林、马增芬姊妹、老舍、叶圣陶、罗常培、吕叔湘、黎锦熙等先生都参加了。当时开会不算多，与会的人兴致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融洽。
据季羡林自己说，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办，完全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的想法。到了1946年，由胡适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批准，背后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力量，这些学者都是国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之下，东方语言文学系便诞生了。
开会期间的一天中午，老舍先生要请大家吃顿地道的北京饭。与会者都知道，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饭肯定会是非常地道的，因此都欣然答应。
就从1946年深秋开始，季羡林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在此职务上，他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老舍被人戏称为“北京土地爷”，他对北京人生活习惯之熟知，尽人皆知。他结交的北京人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据说，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这些旧社会的“下等人”，亲密无间地开怀畅饮，就像亲朋好友那样，谁也没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学士的感觉。
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记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
老舍请吃饭，大家的兴致都高起来。与会者商议的结果，是由老舍先生做东去西四砂锅居吃白煮肉。到了砂锅居，大家发现他同饭馆经理甚至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所以，虽然是一餐简单的饭，但饭菜均极佳，服务也很周到，结果是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季羡林、叶圣陶、吕叔湘等同去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用彤先生突然告诉季羡林，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第二件事，是季羡林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面的一家著名理发馆理发。一进门，季羡林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他躺在椅子上，脸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沫，理发师正在给他刮脸。这不是说话的时候，季羡林只寒暄了几句，就不再说什么了。轮到季羡林坐到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老舍先生正在跟自己打招呼告别，一直看着他的身影走出门去。
到北大红楼住下的第二天，季羡林便去拜会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照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规定，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同样的话，季羡林在南京拜会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傅先生说过。这次得到印证，所以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种博士，在清华只做专任讲师。只有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季羡林知道这一点，自己当然不能例外。他心悦诚服地接受北大的这种安排，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而且，生活虽然有点艰难，但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在离开德国之前，一听到有可能到北大工作的消息时，季羡林就写过一封信，寄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大学老朋友哈隆教授，婉言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高薪聘请，决心不再回欧洲。现在，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他终于因为能在自己祖国的最高学府工作而感到自豪。从那时起，除了短暂的外出访问，季羡林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北大。
季羡林理完发，要去付钱，理发师告诉他，老舍先生已经替他付过了。当时，季羡林心想：这样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虽不足以体现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不是足以体现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2．东语系系主任和教授
通过多次交往，季羡林更认识到老舍先生的伟大：
这种生活确不单调，确不寂寞，也许有不少的人喜欢它。但我却真有点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两句古书：“德不孤，必有邻。”那么倘若一个人孤而无邻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韩文公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谁都知道德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现在让我拣选的话，我宁取不德。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北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
这一惊还没有定，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仿佛中了一个炸弹。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北平，我又仿佛回到两年前去，在德国一个小城的防空洞里，天空里盘旋着几百架英国飞机，就在不远的地方，响着一声声的炸弹。每一个炸弹一响，我就震得跳起来。每一霎那都在等着一个炸弹在自己头上一响，自己也就像做一个恶梦似地消逝了。自己当时虽然没有真地消逝，但现在却像一个被火烧过的小孩，见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战栗起来。但是我的头顶上还没有完。一声轰以后，立刻就听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于是发出了令人听了非常不愉快的声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书架也被拖着走了，这一切声音合成一个大交响乐。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义务地来听。而且隔上不久，总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夹攻之中还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时，沈从文也从云南来到北大。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住处又不远，季羡林住翠花胡同，沈从文住中老胡同，都离沙滩不远。所以，从这时起，他们见面就多了。
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秘密，而且是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关门的声音和底上钉了铁块的大皮鞋的声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楼，说是他们要出去或者回来了。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放轻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立刻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立刻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我在大惊之余，脑海里糊涂了一阵。再仔细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邻人在关门。
有一次，沈从文请季羡林吃饭。这是季羡林吃过的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是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他们不但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都不自私，在别的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大度。他们仿佛一点秘密都不想保守。说话的时候，对方当然要听到，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还恐怕别人听不到，尽量提高了喉咙。有时候隔了几间屋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倘若他们在走廊里说话，我的屋里就仿佛装了扩音器，我自己也仿佛在听名人演讲。当他们说话中再加上笑声的时候，那声势就更大。勉强打个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钱塘怒潮可以比得来。真足以振懦起弱，回肠荡气。我们这座楼据说已经有了点年纪，我真担心它会受不住这巨声的震荡蓦地倒下去。
原来做鸡的汽锅是沈从文从昆明带来的，外表看上去很像是宜兴紫砂，上面还雕刻着花卉、书法，古香古色。这种汽锅虽属厨房用品，但它古朴高雅，季羡林认为它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一转耳间已经是八音齐奏，律吕调畅，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苦了我这不懂音乐的人。有时候电忽然停了，论理我应该不高兴。但现在我却从心里喜悦，以为最少这无线电收音机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乐声从烛光摇曳的屋子里洋溢出来，在黑暗的走廊里回旋。我的高邻们原来又开了留声机。他们一点都不自私，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一份，声音之高，震动全楼。他们废寝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们，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吃饭时，沈先生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季羡林觉得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轻而易举就能打开。但沈从文却从季羡林手里一把抢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季羡林非常吃惊，接着是感慨：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恨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这一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人我却是有了，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能印证沈从文先生这种“土包子”性格的，还有一件小事。他们俩有一次去中山公园游逛，口渴便要了一壶茶。茶摊伙计端来沏好茶的茶壶，季羡林正要拿起茶壶来给沈先生斟茶，沈先生又是一把抢了过去。他先斟满了一杯，但并不喝，而是又把它倒入壶中，他告诉季羡林，只有这样才能把味调得均匀。这样一件小事，虽微不足道，但在琐细中，也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
这就是季羡林初进北大住进红楼时的生活。但当时红楼的周边环境，却是极不适合做学问，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简直不像一个大学校园。对这段生活，季羡林回忆说：
而后，季羡林和沈先生共同迎来了北京的解放。在这前后，沈先生担任北大教职之外，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京《经世报》、《大公报》等报的文学副刊编辑。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解放时，沈先生的心情是激动的，然而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余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没过多久，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香港的一家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文坛一瞥》，用他特别发达的嗅觉和视觉，看出了文坛上的许多颜色。他这“一瞥”，便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沈先生当头挨了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这一场历史的误解之后，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出版了一部专讲中国服饰史的专著，一时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扬，他也成了这方面的权威。沈先生还自己写章草，成了一个书法家。
延续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担心的恶魔们并没能闯进红楼。但是，沙滩的北京大学和其主要建筑、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张中行提到的这些饭馆早已不存在了。季羡林吃饭的地方，远不如张中行上学时那样多、那样好了，尽管季羡林是教授，而张中行在北大时是学生，只是张中行念书在先，季羡林教书在后，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差了十几年，而新、老北大之间判然分明，今非昔比了：
后来，季羡林和沈从文在会议上，在公共汽车上，偶尔相遇在一起，他们之间都感到非常亲切。沈先生依然是那么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他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便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竟像个大孩子，这就更增加了季羡林对他的敬意。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进攻目标。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5．忠厚长者曹靖华和抒情诗人冯至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当然也不怕鬼神。但是，当时的红楼上下五层，到处寥寥落落，整个楼也就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经常停电，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有时真仿佛有鬼影飘忽。当他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足音回蔼，这时，他也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读过曹靖华的翻译作品，1946年回国在上海臧克家处，听到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毒打曹靖华等人的消息，从此他对曹靖华十分敬佩。
季羡林住进红楼的时候，听到的是：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日本鬼子杀人行刑的地方，传说里面还有鬼叫声。
季羡林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后，曹先生在俄语系工作，他们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但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季羡林对他形成了一个初步印象：
春风永不改。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长我十四岁，论资排辈，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为人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
寿与人民齐，
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如金刚怒目，对反动派决不妥协。他通过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记忆。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坚贞不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勋勤垂后代；
解放后，季羡林同曹靖华同在《世界文学》任职，曹靖华任主编，季羡林当编委，开编委会时，他们放言高论，其乐融融。季羡林不喜欢文山会海，不是“开会迷”，但《世界文学》的会，他非常希望参加，与曹靖华见面，成为他的一大乐事。
力量看方生，
季羡林不大喜欢拜访人，没去过曹靖华的家。他们平常在校园中见了面，总要问寒问暖，说上一阵子话，彼此之间又欣慰又兴奋。在外面开会时碰在一起，更要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的交往，正是那种高层次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谊却是永存的。
毛李笔砚在。
冯至先生长季羡林六岁。季羡林在清华念大学的时候，读过他的抒情诗，对其中的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无限向往，无比喜爱，因此觉得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的最优秀抒情诗人，真是至理名言。对这样一位著名的抒情诗人，季羡林可以说是心仪已久了。
红楼弦歌处，
到1946年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时，与冯至见面的机会很多。冯先生在西语系，西语系与东语系的办公室同在沙滩北楼，紧挨着，几乎天天可以见面。
滥觞成瀛海；
但是，季羡林对冯至先生形成深刻印象，不是在北大，而是在中德学会所在地。这是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房屋建筑是典型北京式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所以虽然没有曲径通幽之处，但回廊重门，也足以让人产生奇趣。庭院深深，正像宋欧阳修《蝶恋花》所描写的：
星火燎大原，
庭院深深深几许，
后来，郭沫若写过一首诗：
杨柳堆烟，
里面一间，有一张暗红色的写字台和已经磨坏了靠背垫的坐椅，还有一只与外间一样的玻璃门书橱，都是李大钊使用过的。李大钊在这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团结了许多青年，经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帘幕无重数。
1918年到1919年初，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两间屋子，就是他的工作室和会议室。毛泽东曾在这两间屋子里工作过。外间屋里，有一张褐色的三屉桌和木椅，是毛泽东用过的家具。另有一只褐色玻璃门书橱，则是李大钊使用过的。
这样的大院，把喧杂闹攘的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庙古寺，一走进去，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季羡林经常在这里与冯至、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人开会，讨论中德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其他学术问题。
红楼曾是毛泽东和李大钊工作过的地方。进了沙滩汉花园东口红楼大门，往东走，在楼的东南隅，有两间向西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工作处。
解放军进驻北京之际，冯至先生没跟胡适先生撤离北京。季羡林也没有走，他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进了学校，季羡林被暂时安置在著名的红楼三层上。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会上，周扬开玩笑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冯至先生接着套用了李后主李煜《虞美人》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话并没有恶意，但都属于“怪话”，在这方面，季羡林与冯至先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不愿开会，也不善交际，是他们的共性。但由于他们学术的地位，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所以，越不愿意开会，不愿意交际，反而要多次开会，多方交际，最后几乎成为“国际活动家”、“社会活动家”。
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
对于季羡林来说，与冯至先生的交往，每次回忆起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像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歌颂着他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形成的友谊。
西风凋碧树，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1946年深秋，季羡林回到故都北京，学校派阴法鲁先生到火车站去接他。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他真感到有点悲从中来，没想到重入故都竟是这样凄苦！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
6．画家吴作人和佛学家汤用彤
下面落款是“胡适题”。
季羡林与画家吴作人的友谊，开始于1948年为泰戈尔办画展，他们在无言中成了朋友。
煎炸烹炒人人都说海泉成
这之后，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季羡林一下子对藏画发生了兴趣。在藏画方面，他虽然是初出茅庐，但“野心”挺大：不收齐白石以下的作品。他于是就请吴作人代他买几张白石翁的画作。吴作人便以内行的身份问他：“有人名的行不行？”解放初在收藏家中形成一种偏见，如果画上写着受赠者的名字，则不如没有写名字的值钱。季羡林觉得这种看法十分可笑，立刻回答：“我不在乎。”过了没几天，吴作人就告诉季羡林，画已经买到。季羡林清楚，吴作人是行家，又认识白石翁，买的画绝对不会是赝品。于是，他连忙到吴作人在建国门内离古观象台不远的老房子里去取画。从那时起，季羡林开始收藏书画，但那次他只用了相当于人民币30元钱的价钱，便买下了当时最著名画家的四五张画。
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
后来，在赴印缅途中，季羡林与吴作人有长达几个月的相处。
海泉居与其他非回民饭馆一样，有一种名菜，叫“张先生豆腐”，是沙滩一带风行的菜，据说发明人张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因为菜里有竹笋，可能是南方人。这里的跑堂的一口不中不西的半拉架子英文，常引人发笑。店里还异想天开请人借胡适之名题了副对联：
那是在印度科钦市。这是一个西海岸上的著名港口，中国古书上称为柯枝，古代就与中国有过来往。明朝郑和航海到过这里。城市不大，但到处是中国的影子，房屋建筑的山墙是中国式的，捕鱼的网是从中国来的，博物馆里摆着中国明代青花瓷盘和瓷碗，闪着青白色的光辉，召唤着中国游人发出思古之幽情。
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它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照顾它的学生多半吃这种饭。
城小，很快就参观完。一天早晨，印度主人安排访问团乘小轮游览海港。
切面铺货真价实，吃饼吃面条，都是足斤足两，但花样太少，品位不高。照顾这里的大多是卖力气活的，但北大师生也有去吃的，主食吃十两（老秤16两一斤）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不错，价钱也便宜，能吃得饱饱的。
那一天旭日初升，海波不兴。季羡林与吴作人坐在一艘船上，小船向大海驶去，真有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气势。小船在海湾里兜着圈子，季羡林他们心潮澎湃，意气风发，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大家沉浸在刚解放的欢腾里，激动的人心，回还往复的旋律，就像眼前海中的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绵起伏，永无止境。此时此刻，情与景会，歌声逐浪高。水天汪洋，大海茫茫，他们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宇宙之主了。这时候，季羡林发现，吴作人唱歌声音有点低沉，便好奇地问了他一声。他说这是二重唱的合音。
这些饭馆中最有特点的是三家。
还有一次，他们在缅甸东枝访问。这里与科钦迥异其趣，既无大海，也无大山，却有秀美的林泉，扶疏的花木，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浓碧，偶尔发现一点黄色，那是万绿丛中的桔园中悬挂在枝头的柑桔。东枝有一个茵莱湖，是一个长达百里的狭长淡水湖，湖面上漂浮着人工制造而成的“浮岛”，能够活动。在大的浮岛上，人们修建成木楼，木楼相接而成水村。村村相连，形成水城。居民往来都坐船，船夫划船的姿势是绝无仅有的：他站在船头，用一只脚划船，行驶却很快。这里的居民很少登陆，死后就抛尸水中，所以这里的居民不吃鱼，因为鱼是吃死尸长大的。季羡林感到，这好像是一个神话世界。
在张中行就读的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北大学生有很多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饭馆的级别都不高，数目不少。红楼大门对面就有两家。东斋附近也有两家，东斋门是坐东向西的，对面稍北的一家是林盛居，北侧坐东向西的一家是海泉居。理学院大门对面的一家是华顺居，东边路北的一家是德胜斋，沙滩西端路南的一家是切面铺。
在这样童话王国般的环境里，我们参观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桔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
张中行提到的这七处学生宿舍，分为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有五处，分别是红楼西北角的东斋，理学院西墙外的西斋，法学院北边的三斋，红楼北边椅子胡同的四斋，法学院的一座二层“口”字形楼，被叫做第三院宿舍。女生宿舍则有两处，一处在理学院的西南角，一处在红楼北边松公府夹道。凡是在北京大学注册的正式学生，都可以住在学生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候。
回国后，行当不同，人各一方。后来他们同时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在五年任期中每两个月能见一次面，但已无暇晤对闲聊。吴作人曾到季羡林家，送给他一册影印的同夫人萧淑芳女士的画册。他们的友谊，就像这本画册，是永存的。
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
汤用彤是著名佛学家，在季羡林回国之时，他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是他和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联合聘任季羡林为北大教授的。他1947年夏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8年9月回北大。北京解放后，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副校长。
红楼在地理位置上是多方面的中心，四通八达：
季羡林与汤用彤的来往很多，始终把汤先生作为自己的长辈和师长。有关佛教、佛学的许多问题，他经常向汤先生请教。但观点有时会不一致。工作上，他是系主任，要向文学院长汤先生汇报，请示工作。
文学院的校舍即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建筑，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是一个横长条的布局。在民国初年刚建造之时，本想用作宿舍，建成之后却用作文科教室。
季羡林在写作《浮屠与佛》这篇学术论文时，汤先生指出，《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最后一句，是魏收臆测之辞，理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而季羡林则认为，张骞大概没有闻浮屠之教。魏收处置史料的方法是：只要原来史料里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来是“佛”，他也用“佛”；自序则纯用“佛”。根据这一原则，他认为倘若是魏收臆测之辞，他不应该用“浮屠”两字，而应该用“佛”。所以，虽然不能知道魏收根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季羡林采取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即使是权威学者的观点，他也绝不盲从。对汤用彤是这样，对美国、德国的一些权威学者，也是这样。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北京大学在市里沙滩。当时北大有三个学院：文学院在沙滩的东部，紫禁城神武门即北门以东的汉花园，这里称一院；理学院在景山以东马神庙路北，即今景山东街，这里称二院，是原清朝所建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法学院原在南北河沿路西，后期移到文学院内。
但是，季羡林非常尊重汤先生，写成的许多有关佛学的论文，都请汤先生过目，如《〈列子〉与佛典》的初稿，就先送汤先生审阅，汤先生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汤用彤在开设魏晋玄学的课，他征得汤先生的同意，每节课都去听，笔记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个教授去完整地听另外一个教授的课，这在北大的校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1．北大红楼
显然，季羡林与汤用彤的交往，多是学术上的。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一、创办东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