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号召发出之后不久，季羡林在五一节那天，早晨起来就乘无轨电车进城去。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军、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在季羡林的座位前面，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和她的母亲。小女孩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外面的无轨电车站上站着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排队等车。女孩小小的黑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她似乎是对着解放军，又似乎是对着母亲，高声叫着：“解放军叔叔！”
从北京解放之时，季羡林就爱上解放军军衣的黄色，觉得这黄色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而自从解放军里出了雷锋，季羡林越发喜欢这军衣的黄色了。
“解放军叔叔好吗？”母亲问着可爱的女儿。
8．报春的燕子——雷锋
“解放军叔叔好！”女孩立刻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不假思索地答道。女孩接着情不自禁地拍着小手，唱起了：
一向爱护学生的季羡林，心里只觉得有一阵阵的凉意。一向以尊师重教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师生关系竟被糟蹋到这种地步，悲夫！
我是一个兵，
就在南口进行社教之时，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开始了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而“三家村”的主人，季羡林全都认识，而且，还和吴晗在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过。他在南口无意中说了出来，结果被一位“高足”有意地牢记在心，文革伊始，这位“高足”对季羡林竟然落井下石，把季羡林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进行批判。
来自老百姓……
在南口，季羡林他们充当了社教的领导，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之类营养丰富的食品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因为当时农民每天挣到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干一个月也就合十二三块钱，而季羡林是一级教授，在教授中工资是最高的，每月四五百块钱，这样的身份暴露出去，怕农民会吃惊。时隔三十多年了，今天一级教授的工资数目，再到农村就不肯说，说出去，农民会笑话了。季羡林抚今迫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听着这清脆的声音，季羡林从内心深处羡慕这幸福的孩子。触景生情，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像她这样大的时候，看到的兵，一个个都是手里提着皮带、斜楞着眼、满脸杀气的样子。那时的季羡林见了他们，就像是老鼠见了猫，远远地只有躲开，哪里敢同他们说什么话呢？
参加完国际饭店的会议，已经是1965年秋天。季羡林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南口，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
从眼前的解放军，季羡林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雷锋。雷锋也是一个穿黄色军衣的解放军，由于生活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雷锋成长起来。又由于有了雷锋这样的战士，解放军就更显得可爱。雷锋作为儿童校外义务辅导员，怎样对孩子们进行辅导，季羡林并不清楚，但他想，雷锋一定会把自己优秀的品质在潜移默化中传给孩子们，雷锋那光辉灿烂的人格一定会照亮儿童们的心。孩子们看到雷锋，也一定会眼里闪出亮光。
事实非常明显，“揪出”了陆平，目的在于“揪”彭真。所以在1965年7月，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进行干预，为被揪被批的学校领导陆平等人平反，这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季羡林不禁想到雷锋入伍那天的日记：“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季羡林想象着，当雷锋穿上这一身黄色军衣的时候，内心会多么激动，肯定会用双手去抚摸这身军衣，感到它比丝绸更柔滑，比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都更美。每当雷锋穿上这件黄色的军衣，便感到有无穷的力量在鞭策自己，这个力量是在驾驶汽车、在火车上当服务员、在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时候，……永远永远也用不完的。
作为北大社教运动试点的直接结果，是在1964年冬天“揪出”了以党委书记陆平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之后，在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肯定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想到这里，季羡林很自然地把雷锋当成了报春的燕子。
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因此就又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不但像以前那样想到过去，而且更多地想到将来。我相信，像雷锋这样的人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数目会越来越多。他们就像是报春的燕子，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的影子。这样的人，穿黄色军衣的人们里面会出现；穿别的颜色的衣服的人们里面也会出现。
北大因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先走了一步。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就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是的，正是由于这报春的燕子越来越多，才使祖国到处都充满了春天。
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季羡林产生了解放后第一次形成的一点“反动思想”。
9．社教中的心路历程
到1965年3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会议上，要求按“二十三条”把运动搞下去，肯定成绩，改正缺点。
季羡林自己常说，在政治上，他是幼儿园的小学生。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并不敏感，嗅觉并不灵敏，具体表现在对社教的态度上，他并没有嗅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酿成一场大灾难，社教会成为“文革”的前奏。而是相反，在社教中的季羡林，作为党员教授，是得到信任的，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社教的。他在社教中的心路历程上明显地写着，他是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而且认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增强，就是阶级觉悟高的直接表现。另外也明显地写着，在他眼中的社教，使人们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1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由五人小组领导之下的运动工作队领导。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中宣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运动工作队队长是张磐石，成员有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各高校抽调的干部二百五十多人。
对此，我们用不着为贤者讳，这正证明了人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
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具体落实毛泽东的路线，指出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64年2月，季羡林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深入到城市普通街道妇女的家中，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几乎天天跟她们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他当外人，非常愿意向他倾吐她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憧憬的又是什么。
毛泽东伟大领袖的地位已经奠定，他一声令下，全国立即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
这使季羡林大吃一惊，平常在城市里生活，经常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领着孙子孙女出去游玩的老奶奶、梳着两条大辫子卖车票的姑娘、还有忙忙碌碌的街道女干部，只觉得这些人平平常常，面带笑容，心平气和。至于她们想什么，从来没引起过季羡林的注意。但是，这次宣传使季羡林蓦地发现，这些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这些普通人，觉悟竟是如此之高。
因为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全党都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阶级斗争从这时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当时觉悟高的表现之一，是诉旧社会之苦，忆苦思甜。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忆苦思甜会议，大会、小组会，形式多样又活泼，且人人都愿意以自己是“苦出身”的身份，勇敢地揭发地主、资本家的罪恶。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季羡林领导了一个小组会的忆苦思甜，为了存真起见，不妨摘录季羡林的原文：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阐述了著名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指出：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头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地主、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就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就用大烟杆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和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时候，会开到热烈之处，大家边说边哭，有时候竟引得全场流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霍地站起来，把诉苦推向了高潮。她小时候到地主家要饭，地主放狗咬烂了她的腿，地主拿出煎饼擦她腿上的血，又把煎饼扔给狗吃。后来，父母受人骗，把她许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男人不正，只知赌钱。他们头一胎生了个女孩，饿死了，第二胎生了男孩，第三胎又是女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出月子就给人锯木头挣钱，坐在洋灰地上整宿拉锯，又硬又凉，好容易挣到的一点钱，又被丈夫偷去赌输了。儿子三岁时，丈夫要把儿子卖了。她气得去赊了半斤烧酒、五盒洋火（火柴），把火柴在酒中泡了泡喝下去，心里难受得像用尖刀割、滚油烧，幸而别人用胰子（肥皂）水灌她，把喝的东西吐出来才没有死。可丈夫卷起两床被子走了，再没有回来，她千辛万苦，拉巴着两个孩子，既受中国有钱人的气，还要受日本人的气，公公和舅舅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正是这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随时提醒着季羡林：自己永远是大地之子，永远是一个“土包子”。劳动，不仅给季羡林带来了乐趣，也使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老大娘声调一转，接着说，好容易熬到解放，她从地狱里一步登上了天堂，儿子、女儿、儿媳，都是国家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穿不愁。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她的骨头早就烂在土里了。
就这样，在公共汽车行驶声中，我的回忆围绕着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联成一条线，从几十年前，一直牵到现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这一位老妇人的手上。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细，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它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体积愈来愈扩大，形象愈来愈清晰。
老大娘“解放”一词，把大家的话头都引了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个四川口音的老太太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谁要想捣乱，我们一定阶级斗争他！”“阶级斗争他”，她连说了三遍。
最初，季羡林只是坐在车上看着一张晚报。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他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他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地就由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从里面披散下来。这一切都给了季羡林极好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它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他的眼光。从而想起了母亲、王妈，以及人民公社老大娘的长满老茧的手。
这次小组会后，季羡林看到的这些平常人，心里埋藏着对旧社会无比强烈的恨，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决不允许他们复辟；埋藏着对新社会无比强烈的爱，用火热的心爱着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这爱与恨都是达到顶点的、不可调和的。季羡林感到：这样的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是伟大的。他感到振奋与骄傲。他感到全国亿万人民都是向日葵，向着一轮巨大无比的太阳开放，这轮太阳赤红如炽炭，威猛如火龙，辉辉煌煌，高悬在宇宙之中，吸引住朵朵葵花，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光芒直上三千大千世界。
有一天黄昏，季羡林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北大。车上乘客的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季羡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年以后，自己也被“阶级斗争他”的那些人所斗争。
从这以后，季羡林不仅享受到参加劳动的乐趣，而且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长满老茧的手联系在一起。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靠双手实现的。从此，他一看到长满老茧的手，心中便不由自主地生出敬意。
1965年底、1966年初，季羡林在京郊八达岭北梁子上亲眼看到社教后人们觉悟的提高。
天仿佛特别蓝，草和泥土也仿佛特别香，人的心情当然也就特别舒畅了。——因此，我们干活都特别带劲。人民公社的同志们知道我们这一群白面书生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让我们砍老玉米秸。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们干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点也不利落。于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来，热心地教我们：怎样抓玉米秆，怎样下刀砍。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我虽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这一双手就生动地具体地说明了她的历史。我用不着再探询她的姓名、身世，还有她现在在公社所担负的职务。我一看到这双手，一想到母亲和王妈同样的手，我对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肃然起敬，再说什么别的话，似乎就是多余的了。
那里正展开一场挖坑田的大战。天寒风急，风沙击面，从八达岭上扫下来的狂风，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扑向这里，把人吹得像水上的浮萍。挖坑的活十分艰苦，地面上松松的一层浮土，几镐刨下去，就露出了胶泥，胶泥软硬不吃，带有弹性，一镐下去像刨在硬橡皮上，留下一点浅浅的镐痕，却掉不下多少泥来。镐下如雨，而地坚如石，刨不了几下，人的手就给震出血来，有的虎口都给震裂。
1958年以后，北大每年都要组织下乡劳动。季羡林最难忘的，是1960年秋天，他和学校里的一些人到离北大不算很远的附近乡村，在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他感到，虽然同样是秋天，但是这秋天同他五六岁时在家乡与母亲去摘绿豆荚时的秋天大不一样：
往年的数九寒天，人们呆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干点轻活，等着吃过春节的饺子，而社教后，人们竟愿意干这样扎手的活。干活的人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飞沙走石中，沉着、勇猛，身上的热气顶住了寒气，镐声压住了风声，热烈紧张的气氛直冲云霄。
季羡林生在农村，家庭清贫，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六岁时便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此再也没有在农村长住。所以，他虽然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体会。他小时候捡麦穗，在德国留学时，到农村帮助农民摘摘苹果，那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
忽然，远处烧起了野火。野火烧掉人民的财富，是决不允许的。大家几乎是在同一秒钟内，丢下铁镐，扛起铁锨，向着野火，飞奔而去。
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对于季羡林来说也是这样。
山沟里并没有路，地边上沟边上长满了葛针，浑身是刺，衣服碰上，会被挂破；手碰上，会被扎伤。但是人们不顾这些，奔向火场。
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说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
在火场，人们奋力救火，有人用铁锹扑打；有人用衣服扑打，有人甚至用自己的手脚扑打，衣服烧着了，鞋子烧破了，手烧伤了，脸烧黑了。大片的野火终于被扑灭了。
季羡林一直认为，像他自己这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他说：
救完野火，人们又回到北梁子。天更冷了，风更大了，飞沙更多了，人们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挖坑田的劳动中。
在经历运动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要通过劳动锻炼来接近劳动人民，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季羡林作为这次劳动中的一员，觉得农民的形象在自己眼内高大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诗：“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一群老实朴素的农民，不正是毛泽东诗中的“遍地英雄”吗？！
6．劳动的乐趣
这是季羡林在1966年2月17日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时距“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的5月25日，仅有三个多月。而文革一开始，季羡林仍在南口农村参加社教，陶醉在社教所掀起的一重又一重波浪之中。直到1966年6月4日，他奉召回校，才结束了农村的社教，而投入到另一场规模更大的“阶级斗争”中去，只是到那时，他已不再是领导者，而是被批斗者了。
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而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知识分子随时在提醒自己：反右，反右！
这自然是后话。
反右斗争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人民群众也开始相信这样的事实：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而且，这样的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三、春满燕园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1．人生百味
然而知识分子却在继续反右的运动中，一个个难免厄运。
季羡林自认不喜欢拜访人，就是很要好的老师、朋友，也不例外。但他不拜访人，却并不是不交朋友。他交的朋友，既有同道者，也有不同道者，既有比自己大的人，也有同龄的，还有比自己小的。
彭德怀的表现，却深得季羡林的赞许，一直到今天，在开国元勋中，他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在季羡林眼中，彭德怀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其实，季羡林不喜欢拜访人，并不是绝对的。他拜访过恩师陈寅恪；从认识了臧克家，他们俩是经常互访的，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在发展着。
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
臧克家1949年春天从香港来到北京，住在笔管胡同7号。
《意见书》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因此，同彭德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原则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的问题。
笔管胡同坐落在建国门内一条不宽的街道上，臧克家的住处是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里。院子里住有七户，臧克家与王子野住在东院，庭中有棵大香椿树，挺立如盖，两家屋子均在其荫下。臧克家在这里住，到东总布胡同10号人民出版社去上班，徒步走十多分钟，一路安安闲闲地就走到了。臧克家在这个院里的两间小平房里，一直住到1958年建国门内大街扩建，从那以后，他住到史家胡同8号。
知识分子聪明过了头，反而是害了自己。本来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但是到1959年6月，偏偏出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猖狂进攻”，他们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代表人物是彭德怀，他在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忽然间上了万言《意见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
此时，季羡林只身住在翠花胡同。他们经常互相访问。
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八万字。大家心里怀疑，要求当面表演。话已经说出来了，只得定期表演。结果证实，无论怎么样也翻译不出来八万字，就是抄写八万字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系里一位同志的爱人参加了表演，我们私下问这位同志，叫他讲讲他爱人参加表演的经过。他说，他的爱人的单位的领导，头几天就叫参加表演的人看将要翻译的资料，看了又看，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翻译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写，饭也顾不得吃，写了一天，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几天才起床。
季羡林常到笔管胡同拜访臧克家，臧克家也常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羡林。北大搬到西郊以后，季羡林也常到城里去看望臧克家。
各种刊物上都引马克思的话：社会主义国家一天的进步，要等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的进步。各单位都开大会，规定自己的指标，各单位之间互相竞赛，看谁的指标定得高。定高指标叫“放卫星”。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在一块儿开会，每个所都报告自己的指标。指标是以字数计算，一个单位说，我们的指标是一年出一千万字；另一个单位就说，我们一年出一千二百万字。那个单位又一合计，说我们再加二百万字，共一千四百万字！这样步步高升，好像打擂台一样，有些地方就是称为打擂台。真是你追我赶，可惜所追赶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产品，而是纸面上的数字，有些研究所报的指标，也还有些依据，因为他们有些研究员可能有些积存的旧稿，旧稿拿出来也可以算数。可是有些指标，完全没有根据，既没有积存的旧稿，也没有在计划中的新稿，只是随便报数字，以多为贵，反正无论报多少，并不要当场兑现。
1951年，季羡林去印度访问，回国时，给臧克家送去一束孔雀翎毛，大约有二十多支，至今这么多年，翠色不变，完好地保存在诗人家中。以后每次出国访问，季羡林总忘不了送给他一件外国小玩艺作为纪念品，这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外国朋友所赠送的礼品，则全部交公。
“资产阶级教授”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不傻不笨，为了保护自己，别人能投其所好，自己也未尝不能投其所好。知识分子中插的红旗便越来越多了。冯友兰先生回忆说：
1954年，季羡林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同时被确定为一级教授。暑假，季羡林回济南探家。臧克家正在济南开人代会，臧克家到季羡林在南关佛山街的家中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自然是别有情意。季羡林留老朋友在家吃饭，拉家常。
“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他们之间的友谊从1946年，一直维持到现在。这是两个文化巨人的友谊。
在高等学校里，主要任务是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也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要插红旗，拔白旗。知识分子必须插红旗，辨风向，插红旗是越红越好。当时的普遍认识是：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然而，季羡林的友谊不仅是对臧克家的，还有对一个普通女孩——华华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革。
华华是季羡林邂逅相遇的一个两岁的女孩。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过暑假，探望婶母和妻子。家仍在南关佛山街上，住在西屋和北屋，是普通的平房。同院的南屋里，住着一家姓田的木匠。
当时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亩产几万斤，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对这样一些根本不可信的事实，季羡林在当时却是相信的：
田木匠家有一儿二女，小女儿名叫华子，季家便把这个小名进一步演变为爱称“华华儿”。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粮食虽然丰产在望，却由于都去炼钢铁而无人收割，便烂在地里。
她大概只有两岁，路走不稳，走起来晃晃荡荡，两条小腿十分吃力，话也说不全。按辈份，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华华还发不出两个字的音，她把“大爷”简化为“爷”。一见了我，就摇摇晃晃，跑了过来，满嘴“爷”、“爷”不停地喊着。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我的腿，仿佛有无限的乐趣，她妈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强抱走，她就哭着奋力挣脱。有时候，我在北屋睡午觉，只觉得周围鸦雀无声，阒静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黄粱，猛一睁眼：一个小东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气不出。一见我醒来，立即“爷”、“爷”，叫个不停。不知道她已经等了多久了。我此时真是万感集心，连忙抱起小东西，连声叫着“华华儿”。
人们对人民公社寄予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当年粮食丰收，结果，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大家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家庭里的锅灶已经炼了钢铁，自然地撤掉了，全体人民公社社员全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谁都不用担心，反正地里有亩产几万斤做保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想到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吃饱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有一次，季羡林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等回家时，走到大门口，华华妈正把她抱在怀里，妈妈说想试一试华华，看她会怎么办。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开始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全国每一角落都行动起来，响应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的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季羡林觉得，这样抓钢铁工业，超英赶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废铁炼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壮观，然而炼出来的都是一炉炉的废渣。
老远见到季羡林回来，华华立即用惊人的力量，从妈妈怀里挣脱出来，举起小手，让季羡林抱她。华华妈说，她早就想到有这种可能，但没想到华华挣脱的力量竟有这样惊人的大。大家都笑个不停，而季羡林在笑中却直想流泪。
在这样的形势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便树立起来了。
过去两年，婶母和妻子到北京小住了些日子。后来听到同院里的邻居说，那一段时间，在上着锁的西屋门前，天天有两个小动物在那里蹲守着：一个小动物是真的，那是一只猫；另一个小动物，就是已长到三四岁的华华。
“我来了！”
听到这里，季羡林心里犯开了嘀咕，“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华华那么小，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北京，也不知道什么是别离，所以才和小猫咪天天到西屋门前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灵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望眼欲穿而又不见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说不出，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季羡林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一些孩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喜欢他，爱他；他也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些孩子，爱这些孩子。他常想，自己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不过普普通通，且不修边幅，因而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里的勤杂老工人、老师傅。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引起一个孩子的欢心，孩子是那么天真无邪，毫无功利目的。其中的道理，他解释不通，而且相信别人也解释不通，甚至赞天地之化育的哲学家也解释不通。
我就是龙王！
季羡林在这人生百味中思索着。
我就是玉皇！
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泛爱众、体万物之情的博大胸怀，无私的爱心，才吸引了孩子们。从那时到今天的历史，已经真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地上没有龙王。
2．朗润园13号公寓
天上没有玉皇，
季羡林在蓝旗营公寓住单身宿舍，一住就是十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的运动虽然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什么都敢想到，当时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们想法的“大胆”：
单身生活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长时间里，他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的妻子彭德华，必须留在济南家中，照顾年迈的叔父和婶母。季羡林是个大孝子，虽然叔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但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他始终铭记心怀，对下决心培养他成才的叔父，始终十分感激。他知道，妻子照顾叔父这样一个脾气孤傲、极不好对付的老人，是相当为难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孝节义虽然不再适应新社会，已被废除，但是孝敬老人仍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保留节目，对此，季羡林是深信不疑的。妻子会受多少委屈，自己独身生活会多么艰难，季羡林都没有去多考虑，他只想让叔父母得到妻子更多的照顾，以安度晚年。
这年年初，便开始反对“反冒进”，肯定了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一种突变，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场斗争，一场革命。突变和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叔父季嗣诚走完了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在济南去世。
1958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它让人在几天几个月的时间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希望；同时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没想到共产主义来得快，去得也快。
1962年，婶母与妻子也从济南把家搬迁到了北京。
5．反右，反右
蓝旗营公寓是单身教工宿舍，家搬来之后，不能再在这里居住。
就在1956年，季羡林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政治上的红，业务上的专，在季羡林身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和谐的统一。
季羡林很想搬进燕南园去住，光是“燕南”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诗意，就足以让季羡林动心，更不用说那里优美雅静的环境了。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就是燕南园中的一景。但是，燕南园里已没有合适的房舍，所以，他始终未能搬进这座名园。
从此，他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了解又成了推动他前进的动力。从此，他更辛勤地为党工作，毫无架子，平等待人，系内外，校内外，声誉甚好。
季羡林搬进了燕园中的另一个名园——朗润园，从此13公寓成为他真正的家，一直住到现在。
入党以后，季羡林便以一个新党员的朝气和真诚，以过节一般的心情，参加党支部的每一次组织生活，组织观念极强。有一次，系里布置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恰巧周恩来总理要请他赴宴，急得他到处去找支部书记请假。
朗润园是明清名园之一，也是圆明园附属的苑园之一。这里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园中有许多处所都是有典故的。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13公寓就建在这所名园里，楼前是一池碧水，楼后是有名的万泉河，过了北大后院墙，再过了马路，就是圆明园旧址。楼建成后，季羡林一家最早搬进去住，成为该楼的第一户房主。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地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后来这里一共又建了五座宿舍楼，结构与13公寓完全一样，四层，两个单元的楼门。其他五座都在湖的东边，由南向北排列，惟有这13公寓是单干户，在湖的北部偏西。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育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季羡林刚搬来之时，湖里有一片清碧的荷花。夏天里盛开着荷花。清晨，每天季羡林坐到窗前舞文弄墨之时，在薄暗中总可以透过窗子，看到接天的莲叶，而荷花的香气也透过窗缝幽然袭来。季羡林自然顾而乐之。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读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育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13公寓的右边，前临池塘，背靠土山，有几间十分古老的平房，这就是清代保卫八大公园的侍卫一类的人住的地方，与和珅还有点关系。
他看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反观自己，竟觉得百无是处，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没像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那样，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去浴血奋斗，壮烈牺牲，而是在国外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所以，此时的他，对于入党是连想都不敢想，据熟悉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臧克家说：
土山之下，继续向右延伸，是一条曲径。这条曲径非常有名，与《红楼梦》还有点关系。季羡林清楚地记得，他在1950年代时，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几幅山水画组成了一系列组画，画中就有这条曲径，这条曲径的优美表现在：
如何适应社会，对于季羡林来说也并不容易，他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是自不用说的。他虽然刚刚进入中年，但是，心中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却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非常别扭。
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成树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解放初，他觉得自己对共产党并不太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内心非常兴奋地欢迎解放军进城，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他对社会现实极为满意。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已经荡涤一清，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然而季羡林在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却并不是很简单的。
这样的环境，正可谓山光湖色，相映成趣。对这块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自然很难欣赏到这里的美景。一到冬天，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都会有白雪覆盖。而平日，湖中的坚冰取代了昔日潋艳的绿波。山上，落叶树已光秃，而松柏、冬青，反而精神更加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在把落叶树之所失，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显示出诱人的绿色的威力。山下又有翠竹为松柏助威，使人置身其间，竟然一点也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肃杀之气了。
1956年4月4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他的入党请求。1957年4月4日，支部大会又通过了他的转正请求。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季羡林的生活、学问都渐入佳境。
季羡林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
3．团聚的一家人
两个月后，《人民日报》1956年3月21日又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学校等单位，要从高等学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等知识分子中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大批地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截至六月底，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教授、专家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有二万九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季羡林最初搬进13公寓时，一家人住在二楼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后来因为书太重，搬到一楼。受到北大特殊照顾，对面一套三居室也给了他。
周恩来的报告分析了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提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重点做好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为此，周恩来要求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发展他们中的进步力量，做好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工作。
季羡林生活十分俭朴，几间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连一对单人小沙发，也是后来才买的。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成为当时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在家中，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只是喜欢在屋子里摆上几盆花：文竹、仙人掌、萝卜花、天冬草，还有最喜欢的君子兰，因为它四季常青，花形美丽，色泽鲜丽，而且也非常高雅，有独立而不改的特行之姿，每当春节前后开花时，他总把它摆在书房兼客厅里，显得雅致而大方。
4．入党
婶母搬到北京以后，邻里家的人都管她叫“老祖”以示尊敬，相沿成习，季羡林一家也都这样叫开了。而夫人彭德华，虽然住进了大都市，但仍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远近邻舍都叫她季奶奶，她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搞行政工作。我担任我们系的系主任垂三四十年之久。总支领导多数为我的学生。所以我的影响对于系风的形成是颇为深远的。我一向重视业务，积时既久，我就有了“业务至上”的名声。因为我有党员这个金字招牌作掩护，所以还没有被列入“白专道路”这个范畴内。但是其间的距离几乎就是“间不容发”了。我们系受了我的连累，在校内颇有“智育第一”的不知道是什么名——美名？每次政治运动一起，系领导当然要带头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挖到能触及灵魂的深度。
自从老祖来了之后，几乎天天背着一个大黑布包，出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老祖进了这个家，非常满意，告诉自己的娘家人，也告诉邻居，说“这一家子都是很孝顺的”。
东语系的主要问题，根据上面的归纳，主要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看来未可厚非，而在当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被“钦定”为“修正主义”。对此，季羡林深感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是因为：
季羡林非常尊敬老祖，觉得这个家几十年来从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
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在东语系的体现也是这一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其间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曲直，上面领导的意向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人为地被搞紧张，本来是很好的人，却被弄得各人都不得安宁，随时准备有人来整，有的人则心怀鬼胎，随时准备表现出自己的积极态度，对自己的同伴下毒手。这样，人人自危，人人心有芥蒂，既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也不利于教学和科研，分散了教师的许多精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这个家之所以这样和睦，主要功劳在老祖和妻子彭德华。
东语系的运动，和全国的政治运动有共性，有不少教师，因为给党提了些意见，最后被打成右派，如陈炎等人，都是在1957年成为右派的。除了共性之外，还有东语系的个性，这就往往牵涉到办系的指导思想，以及系内成员的思想改造和培养学生的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决不允许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
夫人来京之后，季羡林过单身生活三十多年，总算到此结束，终于有了一个家。这是夫人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季羡林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家庭气氛非常温馨，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女儿婉如、儿子季承也都成家立业，他们星期天回家，也有朋友来的时候，在这种团聚的时候，烹饪都由老祖和妻子主持，杯盘满桌，可饭菜上桌以后，众人开始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老祖和妻子却总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
3．运动中的东语系和季羡林
对这样的家庭，无须多赞一词。因为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4．在家中上早班
经过整风运动，季羡林已认识到，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降临到头上。他后来说：
有了这样一个幸福而温馨的家庭，季羡林不再孤独，不再为自己的饮食起居浪费巨大的精力。
张岱年发言的当时，并没有人反驳，但是，经过一个暑假，到了九月，系里忽然开会对张岱年进行批判，认为他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定为右派。张岱年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尤其在对他的批判中，一些人深文周纳，给他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他教学的权利。自此之后，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公道自在前辈学者心中，所以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张恒寿、王维诚等人，也仍维持友谊。
从此，季羡林的身影总是活跃在朗润园、去外文楼上班的路上和外文楼的办公室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衣着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山装。张中行先生通过多年的观察，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对他家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化气息。室内，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不同的是书多，靠东一个单元三间，架上、案上，都装满了书，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
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
至于饮食，季羡林则更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他的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用最时髦的两个字便足以概括：那就是“清苦”。
但张岱年觉得，自己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到5月17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工会小组会，张岱年发言说：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匡满《为了下一个早晨》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描述季羡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下面就是他从搬进朗润园以后到现在一直未加多少改变的生活规律：
嗣后，张岱年访问熊十力教授，熊先生告诫他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果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
清晨四点，他拧亮了灯，起床了。从红楼、翠花胡同、蓝旗营，一直到朗润园，他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起床。不同的是，在蓝旗营时，他起床不久，就可以在晨曦中看到北京展览馆那金光闪闪的高塔尖顶，而在朗润园，他看到的则是未名湖畔博雅塔的尖顶。
比方说，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参加一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会上针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言说自己非常高兴，欢欣鼓舞。他说：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了，但是，现在的百家争鸣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应有所不同。现在的百家争鸣，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张岱年表示自己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简简单单地抹一把脸，就算是化完了一天的妆。他不出去跑步锻炼，早晨也不散步，而是下了床，洗完脸，就坐到临窗的写字台前开始干活了。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划为右派，确切数字季羡林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右派是下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出了不少笑话。
从他入党以来，社会工作一天比一天多，各种各样的头衔接踵而至，让他应接不暇。他不得不去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主动听的，被动听的，而且还要经常被邀作重要发言。所以他说：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徙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三十几年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一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季羡林的认识是：
一张不算很大的书桌，是他的第一张工作台。这张写字台，比起那些暴发户的老板式写字台来，简直有些寒酸，但我们经常看到，老板写字台上，总是空荡荡的，因为它们的老板肚子里是一无所有，没有知识的人照样可以做老板。而季羡林这一张桌子，却挤挤搡搡、密密麻麻堆满了前一天就摊开的中文的、外文的各种书籍、报刊、夹书的纸条、各色的卡片，桌面上的空地方，只能铺开一叠稿纸，挤一挤，可以再放上一只水杯。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但仍然不够用，他还拼命地从各种书籍中吸取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的“知识爆炸”时代，学问再多也是不够用的。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智者。
到后来，有不少人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周围的书全是他的朋友，他把它们称之为“书友”。
毛泽东还告诉全党：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党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在书友面前，记忆力惊人的季羡林，也难免窘态毕露。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不爱清洁和秩序的人，但是，因为事情头绪太多，脑袋里考虑的学术问题和写作问题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来的书刊杂志以及信件，转瞬之间就摞成一摞。加之，他习惯于在两个甚至是三个战场同时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需要一本书，往往也会遍寻不得。知道书“只在此屋中”，但却“书深不知处”。有时候，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
整风运动开始时，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并希望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威信当时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虽然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但有的意见十分尖锐，有的话说得也不好听。于是，到5月份，毛泽东便向党内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毛泽东又向全党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没有办法，只好到图书馆去借阅。
据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的冯友兰先生讲，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政协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冯友兰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气氛非常活跃。
可是，等到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能找到原来要找而未得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了，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费过了。他感到又可气，又可笑。
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岂不猗欤休哉！
针对党内外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毛泽东提醒全党，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他时而翻阅书刊，时而瞑目深思，时而奋笔疾书。窗外的天幕开始发白，天就要亮了。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这时候，他会弯腰拿起一个在脚边的瓶子，里边装着浇花的水，他用这瓶子往文竹、仙人掌，还有那可爱的君子兰上浇水，细细的水流把花、叶洗得发亮，他笑了，他就算休息了一会儿。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其中提出了如下的著名观点：
休息了这一小会儿，他重新坐下来，这时候，他不一定重新进行上一半段的工作，他在上半段可以写学术论文，而这一半段，他往往从事翻译，这样转换角色的本身，就是一种休息。
到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三个多小时轻松地过去。
2．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门轻轻地被推开，老伴出现在书房里。原来已经七点了，老伴来叫他吃早饭。
从此，很多严肃的学术问题，往往都和政治运动挂上钩，而广大知识分子，必须适应这些运动，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不致被打倒的“运动健将”。
饭桌上摆着牛奶、炒花生米和烤馒头片，这是季羡林几十年一贯制形成的饮食习惯。这种习惯，人们都觉得有点像老农。吃完早饭，他喜欢喝点茶，有时也就着茶吃馒头片。对于茶，他是喜欢喝点好的，龙井是他很喜欢喝的。妻子往往多烤制一些馒头片，盛在一个布袋子里，挂在他的工作间里，什么时候饿了，就着茶再吃。
从这次批判中，很多人认识到，过去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占了上风。
就这样，季羡林结束了在家里上的早班，这是他一天紧张工作的第一个时段。
1954年9月，毛泽东看到《文史哲》上发表的李希凡等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十分重视。10月，毛泽东就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批评《文艺报》压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根据这封信，全国文艺界及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同时展开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全国各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师生均参加到这一批判之中。
5．到外文楼去上上午班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还没有完结，俞平伯和胡适又被揪了出来。
早晨七点十分左右，季羡林已经结束了简单的早餐。
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
他走出家门，沿着向西延伸的曲径，在后湖边的小路上走着。他匆匆地走过一座用条石搭起的小桥，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不时还有湖中浮莲和小山上野花的香气送进鼻孔，但他来不及欣赏，身影很快便离开了后湖，走进了燕园西门的一片古典大屋顶的建筑群。不用任何犹豫，他走进了东语系办公场所外文楼。
但是文艺领域并不是都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到1954年2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认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此，“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和批判，这一事件也就成为严重的敌我矛盾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季羡林回忆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语系系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外文楼入口处左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与这样一座浑然天成的威严建筑极不相称。这用不着解释什么，系里房子够紧张的，系主任有个地方办公就可以了。
这之后，是江青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去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武训这个打着“义学”旗帜，“为地主阶级尽忠效劳的大骗子、大流氓、大奴才的丑恶嘴脸”，使对“反动的意识形态的一场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破了“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大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方面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系办公室里，助手李铮已在那里恭候了。李铮从在沙滩北大时，就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出来，还不到二十岁。季羡林最初看到他的时候，是他在给北大晒图，他非常勤奋，中午不休息，也在干活。季羡林便把他要过来，安排在系办公室了。
从此，在全国教育界和其他各界，都开展了学习这篇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教育部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个学校每个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立即改名。
李铮一边向季羡林汇报头天的信息和有关情况，一边把一大堆文件、信函和杂志书刊，交到季羡林手中。李铮在前辈的指导下边学边做。他默默奉献的精神，使季羡林感动不已。
1951年初，毛泽东看到了《武训传》的反动性，是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当江青向周扬传达这些意见时，周扬认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提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号召“应当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我又要感谢我的助手李铮同志。他来我身边工作时，只有十几岁。我们合作四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即使是极其微末的，也没有过。他工作认真负责，滴水不漏。……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他对我的帮助，节省了我的精力，等于延长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仍然要说这样一句话。
在1950年底，在周扬、夏衍的支持下，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周扬认为武训是“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学习“武训精神”。影片开始影响全国。
系主任的工作没有什么规律，系里的教务、行政方面的事情都需要他过问，教师、学生也不断有人找他，国内外学者对他提出的询问和请教，也都需要他亲自作答。
首先遭到批判的是电影《清宫秘史》，本来是艺术问题，却被说成是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歌颂保皇党，诬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这部影片在全国上映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该电影是爱国主义的，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都支持刘少奇。而江青则支持毛泽东，几次在会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解放后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开始。
他担任系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但一直坚持授课，研究生、本科生的课，他都亲授，还要负责指导青年教师。
解放初，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尤其是艺术、电影领域，开始了一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
但是，有时候还有意外的工作在等着他，他也不会拒绝的。
1．从艺术界开始的运动
有一年的初秋，正值开学之初，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各种系务。累了，就到西门一带走走。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他。
二、经历运动
“老师傅，我把行李放在这里，请你帮我看一下。我去办个手续就来。”小伙子看到眼前的这个人白发，苍老，衣着陈旧而不整，推断必定是老工友，用不着协商，就吩咐开了。
然而，这只是不正常、不平稳的一个小侧面，而真正不平稳、不正常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老师傅“行，行，行”地答应着，继续做着他的事。
先从系里鸣起，一直鸣到学校，鸣到了教务长耳朵里。教务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过分看重！”但是，我们系里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没有“文学”，好像就低人一等。为了夺回我们失去的“文学”，我们总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悄没声地，“文学”两个大字又金光闪闪地出现在我们系的名称中。我们知足常乐，从此天下太平。
到开学典礼那一天，小伙子看到这位“老师傅”居然腰板笔直地端坐在主席台上，难道他就是……
但是，过了几年，系里培养翻译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系里的课程设置，同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也都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系名里有“文学”，而自己系却没有呢？这时候，季羡林和系里一些老师便感到有些不平衡，“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于是他们也就开始“鸣”了。
是的，他就是系主任季羡林，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内外知名的一级教授。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北京大学副校长竟是这样进入自己的视野的。除了激动，还能有什么呢？
一开始，正式成立时，系名定为“东方语言文学系”。建国伊始，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系里集中力量培养翻译人才。但是一来二去，谁也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也没有校方的正式通知，系名被悄没声地改为“东方语言系”，“文学”失踪了。最初，作为系主任的季羡林和其他老师们，并没有太介意。他们认为，“名者，实之宾也”。反正系里的重点是语言，“文学”丢掉，就由它去吧。
也不光是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找他的人多得是。本校的、外校的，北京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不断地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他不得不中断自己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向请教者解答各种问题。送走来访者，他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来访者是那么多，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但他从来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单从系的名称来说，就出现过几次反复。
在忙忙碌碌中，季羡林送走了上午的四个小时。
但是，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的正常、平稳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往往都是正常和不正常，平稳和不平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东语系也是这样。
沿着来时的小路，季羡林走回13公寓，自己在朗润园的家。
东语系确实在正常平稳发展。
妻子已经做好了午饭，正在等他。老祖、妻子和他坐到饭桌旁。饭菜并不复杂，全是些家常菜。他们吃素的时候居多，也吃点牛羊肉。他的老家临清和济南，回民都挺多，不知道是不是受他们影响所致。
老师教书不是为了吃饭，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学生念书，也不是为了文凭。师生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现象。
有时候，老祖和妻子会给他一个意外。餐桌上会摆上带有清香的荠菜馄饨。那是老祖拿着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土山青草丛里去搜挖出来的荠菜。后来，他摸出了规律，一看到老祖的身影在土山的青草丛里晃动，季羡林就知道，餐桌上会有弥漫着清香的荠菜馄饨在等他了，他自然是顾而乐之。
学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老师指到哪里，他们就做到哪里。他们刻苦学习，认真钻研。
他虽然喜欢吃荠菜馄饨，但自己从来不向老祖和妻子提出什么饮食方面的要求，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从来不挑食。不管什么食品，只要合口味，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不在乎。他最看不上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越怕，胆固醇反而越高。而自己什么都吃，胆固醇反而从来没高过。
师生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上课，都有详细的大纲和教案，这都要经过教研室事前讨论，上课时决不能信口开河胡讲乱讲。老师们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或者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老师备课一直到深夜，夜深人静之时，老师的屋子里仍然灯火通明，或者在查阅文献，或者是在翻看字典，或者在奋笔疾书，或者在批改作业。老师们都知道，要想送给同学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甚至一井水，谁都不愿意提着空水桶上课堂。
要说吃饭一点不提要求，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有时候也会要一个辣椒、一根葱来佐餐，调调胃口。这没有什么奇怪，山东人么！
东语系还强调，教学和科研要齐头并进，二者密不可分，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随时提高科研水平。在季羡林的影响之下，教师们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然没有停止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主要表现在出版的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词典，外语汉语词典、汉语外语词典，出版的数量多，质量高，很多在中国是前无古人，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另立新天的，因而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高度赞扬。
至此，一天中的第二个阶段又在快乐中结束了。
与教学法相联系，东语系也十分注重教材的建设。几乎每改一次教学法，就必然产生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种新教材都凝聚着教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心血。
6．午后的学术和其他活动
从整体上来看，教员们的教学热情空前高涨，解放前的教学简直不能望其项背。原因很简单明了。人人有一种解放了的新鲜感觉，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人人想前进，人人思改造。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反映到我们教员身上，我们决不想平平稳稳然而却无声无息地教下去，而是要改进，特别是在教学法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教学法是教学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时全国各大学和学院都十分重视教学法。只要哪一个学校有了新的成功的方法，全国各地都必然前往“取经”。南至云南，北至黑龙江，无远弗届。当时又处在“一边倒”的高潮中，对苏联的一切都是崇拜备至的，奉若神明的。在教学法方面也不例外。苏联的拉赫曼诺夫教学法，一旦传来，群起学习，形成了一股热潮。我们系也决不后人。各个教研室都认真学习、实践，一旦自认为尝试成功，系里便组织公开课，以扩大影响。外校的同行们也纷至沓来。一阵热闹过后，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兴起了另一种新的教学法，于是又群起学之。最后一直学到“直接教学法”，仍然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全国一片直接教学声。但最终还是销声匿迹，又恢复了平稳。是不是我们这种学习教学法的做法，朝令夕改，翻履无常，干扰了教学的平稳，因而是得不偿失或者简直是瞎胡闹呢？否，否，我决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我们系，我们北大，以及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行们，弃旧图新，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把教学搞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的外语人才热情的具体表现。这种敬业爱国的表现，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
午饭后，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但他也不是吃完午饭就干活。他往往是在书房的破藤椅上一坐，小猫咪会跳上去让他搂着睡觉，而他自己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
正是由于季羡林，外文楼几乎成为那些知识探索者的家，成为一个和谐的研究集体。
他本来是利用中午的这点时间喘息一下，调整自己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的紧张的神经，以获得重新在书海中搏击的力量。但他太累了，有时候难免会睡着，还会做梦，故乡的土屋、济南的大明湖、哥廷根的研究所，都不时入梦。
季羡林作为系主任，精心设计系里的课程。对梵巴语专业，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印度学的研究人才。只有学好梵文、巴利文，掌握这两把金钥匙，才能打开印度古代文化宝库的大门。而打开宝库之后，会不会鉴别宝库里的收藏品，则要看研究能力。季羡林十分注意培养和激发学生们的研究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涉猎文史哲各门基础课程。
睁开眼，窗外流射进来的阳光，在地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寂静中，万念俱息，而他则怡然自得。
这是与系主任季先生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密不可分的。他不仅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宗师，而且是一位纯朴、敦厚、勤恳、谦和的长者。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季先生”，几乎没有人称他“季主任”，这表明他是最标准的“先生”。那一身蓝布中山装，那始终挂着笑容的和善面孔，那深入浅出、如话家常的谈吐，那极有规律的简朴到了极点的生活，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的散文，那笔耕不辍、手不释卷的坚韧品格——这就是这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先生。
然而，这样静谧的时间并不会维持很久。老伴来告诉他，已经有人在隔壁房间等他了。这段时间拜访他的人更多、更杂了，连气功师、武术师也都来找他。他名声在外，谁都知道他没有架子，有求必应。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时间紧，总是不去打扰他或尽量少打扰他，以免占去他那宝贵的时间。要见他，往往非常自觉地预约，排队等候。但也有不少楞头楞脑的人，根本就不管什么清规戒律，经常擅自闯进来，搅乱他正常的生活秩序。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他也尽量让来访者满意而归。
进过东语系的人都知道，该系不仅以语种多、师资强、学术空气浓而驰名海内外，而且也以团结向上、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享誉燕园。这正与东语系长期受季羡林熏陶有关，他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无时不在东方学系发挥影响。原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院长、少将卞铁坚不无深情地说：
季羡林这方面的苦衷，外人是绝对不可能知其一二的。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等客人走后，夕阳已经西下。他送客人走下台阶，站在窗前的梧桐树下，目送着客人的背影消失在蜿蜒的后湖边的幽境里。这时候，他也绕后湖信步走一走，这不是普通人意义上的散步，他只是利用这点时间再作一次调整，休息休息。
3．东语系正常平稳发展
路上偶尔会遇到相识的师生、工友，他都主动地停下来，打打招呼，聊聊天。
在中外教师的共同努力之下，东语系越办越好。
他尤其喜欢在楼西土山下的幽径上走，他愿意在原先清代侍卫住的平房前驻驻足，看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门前临湖的小花园里摆弄他种的花。
杨通方教授也受聘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朝鲜语。他和季羡林同住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杨通方教授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中尽上了最大的力量。
这是季羡林从搬进13公寓最早熟悉的一个邻居，他是中国人，姓赵，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授，老伴是个德国人。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这位后来的邻居也在德国，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他们。没想到一搬进朗润园，他们夫妇又成了他最早的邻居。夫妇俩有一儿一女，但不常在家。他们逢年过节便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夫妇俩都喜欢养花，门前有茂密的竹林，竹林外的后湖边和院东墙外，都辟成了小花园，种上各种花草。老人经常蹲在小花园里，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浇水施肥。或者也砍几根竹子，补修补修篱笆墙。季羡林喜欢看他嘴里叼着半只雪茄，笑眯眯乐在其中的样子。
当时，日语教研室有徐祖正、陈信德、魏敷训、刘振瀛（主任）、黄启助等众多从事日语教育的著名先达。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以及我的全家，并给予我这样一个毫无大学教学经验的新手以真诚的鼓励和帮助。多蒙这些先生们的厚爱，我于此后的十多年乃至数十年中，才能愉快地埋头于教学和研究。
小花园里有常见的花，也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他还喜欢种外国品种的唐菖蒲。最难得的是他种的一种特大的牵牛花。牵牛花并不名贵，但赵教授种的牵牛，比普通品种的要大一倍，宛如小碗口一般大。因此，每年春天开花时，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季羡林当然也不会放过欣赏它的机会。老人告诉他，此花来头不小，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有，齐白石晚年喜画牵牛花，临摹的就是梅府里种的这种特大牵牛花。
我忘不了1953年5月3日的傍晚，来东语系报到的那个日子。我在妻子病故还不到两个月便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提着极其简单的行李走进北大的西门，此时外文楼已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惟有东面的一角还亮着灯。在那里，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一人正等着我的到来。
每当欣赏老人种的花时，季羡林心中也乐开了花。
此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东语系开始聘任外籍教师。日籍教师冈崎兼吉回忆说：
我是颇喜欢一点花的。但是我既少空闲，又无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说的那样看“蹭”花，现在有这样神奇的牵牛花，绚丽夺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摆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天下班或者开会回来，看到老友在侍弄花，我总要停下脚步，聊上几句，看一看花。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镜，杨柳依依，说不尽的旖旎风光，人在其中，顿觉尘世烦恼，一扫而光，仿佛遗世而独立了。
东语系经调整后，新增的专业有乌尔都语（1954）、波斯语（1957），加上原有的梵巴语、日本语、阿拉伯语、朝鲜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蒙古语、泰国语，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
在紧张的学术研究、各种各样的应酬之后，能有这么一点时间，来赏一赏花，显然成为季羡林每天工作之余的重要活动，它对于养性怡情，确实是大有裨益的。
这期间，季羡林开始参加大量的社会工作，尤其花费大量精力投入文字改革的工作。王力先生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大中文系，他们一块从事语言研究。解放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他们一起共事，参加了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王力先生的工作重点放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季羡林参加的则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听到王力先生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
季羡林能成为一名长寿老人，养性怡情是一个重要原因。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开始评级，施行新工资标准。1952年的评级，季羡林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冯友兰因为过去的政治关系被评定为四级教授。到1954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是一级教授，冯友兰也被评为一级教授，同时被评为一级教授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王力、郑昕等人，北大共有28名之多，占全国56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后来，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季羡林、冯友兰等人都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拿一级教授的工资以外，每月还享受12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
晚饭之后，一般他不再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在有电视以前，他看看报刊，吸收一点最新的科学与技术，他也喜欢在这个时候随便翻翻新到手的书，不管是别人赠给他的，还是他新买到的。他“随便翻翻”的时候，只要有与他的研究或兴趣有关的资料，他都随手抄下来。手头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抄，纸张大小不一，中外兼备，连信封、请柬和无用的来信背面，都抄满了资料，这样积之既久，由几张到盈寸，由盈寸到盈尺，由盈尺到盈丈，搜集的资料已经是“等身”，甚至超过“等身”。
他最喜欢与青年学生在一起，觉得青年人思想活跃，敢于提出新问题。他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布置会场，学生们谁也不觉得他是个著名的教授。
有了电视以后，他也看看电视新闻、动物世界，利用电视作为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
就在这样静默的环境中，季羡林默默地奋斗着，在文海书山之间耕耘着。
晚上，季羡林不会熬夜，他九点半至十点就会睡下，等待他的是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第一轮拼搏。
清华毕业后，我们“四剑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县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异域，各奔前程，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滚打，历尽苦难，在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怀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缃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睽离二十年后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燕园虽秀美，但独缺少一个工字厅，缺少一个“水木清华”。我们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大都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会议上。一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杨匡满采访季羡林而写成的这篇《为了下一个早晨》的报告文学，让我们详细了解了季羡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
可喜的是，清华时的“四剑客”，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在院系调整后，有三个人又凑在一起了，只有李长之不在。这在季羡林，已感到相当满足了。
7．从南国吹来的春风
有一次，季羡林生了病，发烧到40℃，起不了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系里发觉他没有去上班，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在城里工作的孩子星期天来看他，差一点连门都没有敲开。
广州，是解放后知识分子最先感到春天的地方。当然，这个“春天”不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政治上的春天。
后来，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女儿婉如在核工业部，儿子季承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工作地点都在城里。所以，这时候，季羡林仍然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照顾。
这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有越来越“左”之势。
季羡林一个人住在中关村蓝旗营公寓，其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早餐就是烤馒头片就花生米，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午饭，拿一个大茶缸子从食堂打饭，往往多打一些，等饿了时，在炉子上热一热，烩一烩，又是一顿晚饭。
1956年，周恩来作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曾经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振奋，他们还陶醉在“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的崇高评价之中时，一场反右运动一下子把他们打入了闷葫芦之中。不知有多少优秀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仅仅由于给党支部成员提了一点善意的意见，便被打成右派，从此再也无法参加科研和教学活动，完全被剥夺了政治上的自由。从整体上来说，19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的际遇，远不如1956年以前了。
东语系教师从城里也都搬到燕园居住。马坚先生住到燕东园，宿舍是一座别墅式的住宅，坐落在燕东园的东北角，房子不算很大，但却很实用，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而季羡林则只身一人，夫人和婶母仍在山东济南老家照顾叔父，女儿婉如在天津，儿子季承在北京，上着大学，他便没住到按资格可以住的燕东园或燕南园，而是住进了蓝旗营的一所公寓里。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公寓门前连马路都没有。修马路时，季羡林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修这样的马路干吗呀？在这所公寓里，季羡林一住就是十年，对门邻居是杨通方、李玉洁夫妇。
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
东语系搬到西郊燕京大学的一栋古式建筑里，被定名为“外文楼”，西语系则搬进毗邻的“民主楼”，俄语系搬进“俄文楼”。
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同全国普通百姓一样，跌至解放后的最低谷。比如1961年初，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用油，每人每年发给布票二尺一寸，肉类是基本上没有供应的，以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对广东的知识分子深致歉意，说很多人“三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二十市斤左右，且30％要搭配其他杂粮，“火水”（即煤油）每人每月只限量一两。
2．蓝旗营公寓
像季羡林的恩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不得不经受饥饿的考验。物价之昂贵已创建国以后的最高记录。1963年3月18日，中山大学请求广东省委拨出专款，以便照顾陈先生生活所需开支，报告中所列物品的价格令人咋舌：
北京大学搬进燕京原校址之后，进行了扩建，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燕南园、燕东园、燕北园、中关园，都囊括在北大。燕大的文、理、法三学院全部并入北大，清华的文科，也并入北大。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只保留了北大一个，其他院校包括清华在内，哲学系全部取消，教师并入北大。清华因此而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而北大则成为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在这荒废的皇家园里，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出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是一些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新式的对称形宫殿，雕梁画栋，琉璃飞檐，或浑圆挺秀，或庄严巍峨，或气势磅礴，或平实质朴，是燕园内的主要景点。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矗立在今日未名湖之东岸，取名为博雅塔。湖西南的一片住宅，原是校长所住，1931年冰心女士取名为“临湖轩”，由胡适先生写在一块青色的匾上，下面有胡适的署名。如今那块匾虽然不在了，但仍称之为临湖轩。茂林修竹掩映之中的临湖轩，永远向学人显示着它那无穷的魅力。
鸡：四只，估价三十二元，约一星期送一只。
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皇帝的宫门口有两对华表。在门外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外，叫“望君出”，门内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内，叫“望君归”。天安门内外的那两对华表就是这个样子。圆明园宫门口的两对华表，都还完好，一对在燕京，还有一对在北京图书馆。
鸡蛋：五斤，十元，每天二只。
燕京大学准备在这个废园建楼，便向美国募捐，谁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该楼就以其名为楼名。对着西校门的那座老办公楼，因为是一个叫Baker的人捐建，名就叫“贝公楼”，是当时的主楼。这座楼的楼基，是原圆明园的一个殿基，连门前的一对麒麟和台阶，也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而从圆明园运来的最大建筑物，是校西门内的一对华表。据冯友兰先生说：
水果：十五斤，十二元，每十天送一次。
西郊的圆明园废园很多，在当时有的被军阀占有，有的任其荒废。燕京大学选中了其中的一个废园，叫“淑春园”，据说原是和珅的园子。民国初年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占有，经协商，他同意将这个废园半卖半捐让给燕京大学，价钱是二十五万元。
鱼：十斤，二十元。
燕京大学成立之后，一面在城里找地方上课，一面在西郊建校舍。
蘑菇：十五斤，十五元。
燕京大学于1919年由北通州（今通县）的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第二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并入，校长为司徒雷登。
黄油：一斤，二十元。
五四运动之后，国立学校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教会学校便作出回应，将各校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抵抗国立学校。它们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华西等区的教会学校合并，每一区只留一两个教会大学。于是就有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三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大学。
这是中山大学为陈先生申请的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这些物品不仅与一般市民无缘，而且也与普通知识分子无缘。
清朝末年，各国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已经不少，但各校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在国立学校不多、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教会学校有相当大的势力，相当大的影响。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处在艰难生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如果看不到什么希望，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和民族便毫无希望了。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人到中国传教，其他国家也竞相效尤，设立教会。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以慈善事业为名，办医院，办学校，后来被称之为文化侵略。
从1961年2月份开始，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始对广东的知识分子状况进行摸底，到9月底，终于鼓足了勇气，掀起了精心布置的第一场知识分子风暴。
这里现存的虽然仅剩下废墟，但是透过历史的尘烟，穿过历史的时空，在这遗留下的巨大的石基、断柱和残垣上，不难想象出它当年的气势是多么辉煌。而残留下的“福海”花岗石堤、部分石桥和西洋楼的汉白玉石门雕塑，更让我们想到其他大量的精工细雕之作。
1961年9月28日，陶铸邀请了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由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赴会的有在粤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陶铸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让与会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后来就把此次会称之为“久旱逢甘露”的会。陶铸的话今天读来仍铿锵作响：
可惜的是，这座名园在1860年遭英、法侵略者的野蛮破坏，无数珍宝被抢劫一空，他们还不满足，竟又满园放火，连烧三天三夜，使巨大园苑在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帝国主义的罪行，永远写在这废墟上！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点书。……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
圆明园的周围，更有无数从属园苑，如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清漪园（颐和园）、近春园、熙春园、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等等，都是“万园之园”的附属部分。
陶铸算是有足够的勇气，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桂冠——开了先河。听了陶铸这发自肺腑、荡气回肠的演讲，在座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这些对联喋喋不休地歌颂着清代帝王的“浩荡”皇恩。
而在这之前，1961年6月30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触及了所谓“红专运动”在知识界出现的“左”的倾向。此报告直接导致了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强调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十分紧要”的思想。
圣功养正仰微言
聂荣臻的报告被看做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先声。1962年春节一过，聂荣臻副总理又在广州于2月16日召集了全国科学家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半个月后此会还未结束，3月2日，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又主办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
道统集成归至德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发表了讲话。
洞天深处乾隆的对联是：
周恩来的报告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的报告与六年前所作的那场报告没有多大区别，没有太多的新意，它重申了“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但这样的话由周恩来重说一遍，意味着勇气与力量，也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总算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两间正气护皇图
相比之下，陈毅的报告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尤其陈毅以他本人特有的知识分子的豪放、坦诚，敢于直言，又妙趣横生、掷地有声，使听众不能不动容。陈毅的报告处处都有精彩的段落，下面两段，是最让人感叹的：
千载丹心扶大义
如果对立的形势现在不改变，那我们共产党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饭、穿衣什么都给包下来，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平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们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笑声）。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其实，1949年解放的时候，有些人不到台湾，不跑香港，就是不错的。
日天琳宇雍正的对联是：
另一段是：
仙台丽景，晴雨验耕桑
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需要扶助这些科学家，使他们消了这口气，使他们出一口气，松一口气。肯定地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估计。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待。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宝案凝香，图书陈道法
这次会上陈毅的报告，不仅文艺界参加话剧、歌剧座谈会的人听了，参加科学家规划会议的人也听了。普遍的反映是，陈毅的演讲极为坦白透彻，动人甚深，所以反映也热烈。
汇芳书院乾隆的对联是：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两位国家领导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北国，吹到了北大，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
万几竞业亮天工
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露，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见到了天晴，心里都感到异常喜悦，感到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如处春风化雨之中，季羡林自然也如此。
四海升平承帝春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万方安和乾隆的对联是：
日日红桥斗酒卮，
庆节诚依爱日长
家家桃李艳芳姿。
安舆欢洽宜春永
闭门只是栽兰竹，
长春仙馆乾隆的对联是：
留得春光过四时。
烟岚杳霭，四周山色浸分奁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
云水澄鲜，一帧波光开罨画
季羡林确实陶醉在从南国吹来的春风之中。
上下天光楼乾隆的对联是：
不仅是季羡林，还有全北大的师生，甚至全国的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都陶醉在从南国吹来的春风之中。
值万几余暇，长同海宇熙春
8．琅琅书声
欣百物向荣，每识乾坤生意
北大是全国的缩影。
天然图画楼雍正的对联是：
燕园是北大的缩影。
偕造物者游，仰观俯察
燕园里到处是春天。
与古人相对，左图右书
这个春天不是自然四季意义上的春天。因为这已是1962年5月中旬，自然界的春天已经逝去：燕园花事渐衰，桃花、杏花早已开谢；一度繁花满枝的榆叶梅，也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几天前，开得像一团锦绣似的西府海棠，也已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了。就连丁香，虽然还在开着，灿烂满园，香飘十里，但已显出疲惫的样子。确实，北京的自然界的春天，本来就短，正像宋代欧阳修《蝶恋花》一词所说：“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北京自然界的春天就要归去了。
濂溪乐处殿乾隆的对联是：
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方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的春天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时，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多少年的四时，它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
亦既勤止，日旸日雨验农时
《春色满园》的散文告诉我们，这时候的季羡林心里高兴，被这心中的春天所召唤，信步走出家门，在夜晚中走过校园，校园里一片寂静，偶尔有后湖里的蛙鸣会划破夜里的沉寂，季羡林觉得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
厥惟艰哉，载芟载柞筹穑事
季羡林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他心里一楞，他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
澹泊宁静殿乾隆的对联是：
季羡林首先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正在伏案苦读，仿佛正在写一篇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下来，以丰富祖国的文化知识宝库。不，他也可能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更系统，好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营养和滋补。也或许他是在给青年教师看论文，写出审阅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不管这位教师在干什么，反正只见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心中只有他的工作，他完完全全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了。
体有常以治，照临并叶清宁
季羡林透过夜窗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春天已经来临的讯息。
所无逸而居，动静适徵仁智
然而这只是栽种在心中的春天的一部分。
九州清晏殿有乾隆的对联：
早晨，季羡林又走过校园。这时候，只见晨光初露，晓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垂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里，绿水满盈，不见一条波纹，宛如一面明镜。路上的行人还不算多，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他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北大三个外文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的许多外语声，都依稀可辨。但是，他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
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从这琅琅书声里，季羡林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他觉得，这一群看不见踪影的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把它吸下去。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
吃过早饭，季羡林走进北大图书馆。在那里，他又看到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女青年，挤坐在里边，低头在做着数学、物理或化学的习题，全神贯注，鸦雀无声，青年们完全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
主要景点有许多皇帝手书的匾额或对联，如正大光明殿，有雍正题写的对联：
这就是季羡林在南国吹来的春风里，看到的燕园，它正是北大的缩影、全国的缩影。他很自然地把夜里的情景同白天的情景联系了起来。
圆明园中，溪湖、山石、殿阁台榭相连不断，自然山林溪谷上栽种着无数珍贵花木，各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各种华丽的陈设，使这里成为一座五光十色的真正的迷宫。园中仅著名的景点，就有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澹泊宁静、濂溪乐处、天然图画、上下天光、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洞天深处、平畴远风、碧桐书院等，都是极富诗意的。景中又有景，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熠熠生辉。
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这里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遗址，它曾是历史上辉煌的“万园之园”。这座著名的人工园苑，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8），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多次下江南，回京后让人把江南的名山秀水画成图，选其优者设计到圆明园里。经过六七十年的不断增建，形成举世无双的人工园苑。园中到处是园林殿阁，名园如林，豪华瑰丽，气象万千。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包括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三个大园苑。
这不是他的幻觉，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象，而是他心中那个春天的反映。
1．这里曾是“万园之园”的一部分
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一、院系调整迁到西郊的北大
但是，这一次季羡林没有言中，他想把春天栽种在心中，把每年的四时，变成一个永恒的春天，这样的想法是错了。春天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跟着来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狂风暴雨，季羡林也被卷进这场暴风雨之中，而且几乎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