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好住处之后，季羡林一行又去找南京政府派驻马赛的总领事馆，与他们交涉。他们如法炮制，使用了瑞士用过的硬办法，住宿条件得到改善，从大仓库搬进了一个旅馆。他们进一步提出要求，要乘头等舱的船回国，总领事条条答应，留学生们皆大欢喜。事情办妥了，个个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多了。到2月8日开船以前，他们天天到海边去玩，也有钱在大街上买桔子，去吃小馆，逍遥自在，快活似神仙地过了六天，一直住到2月8日晚上，才离开这个港口城市。
在马赛一时走不了，他们便拿着在德国哥廷根时美军开的证明文件，到这里管理因战争而抛乡离井的人的办事处去交涉，结果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大仓库。里边虽然极为简陋，却也洁净，而且饭食也还说得过去。他们就在这里暂时住下了。管理人员都是德国战俘，交谈也很容易了。
三、漫长的船旅漂流
然而最使季羡林难忘的，是他在马赛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他常嘲笑自己，出生在山东，又留洋十年，却居然没见过海，没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体验。在这里见到海，心里异常高兴，大海的那种波涛汹涌、浑茫无际的形象，使他振奋不已，一时激动起来，忽然想到杜甫描写洞庭湖的诗句——乾坤日夜浮。认为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大海，也是满合适的。
1．尝到了被骗的滋味
法国这个国家种族歧视比英美要轻得多。我在德国十年，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同一个黑人挽着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统治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没有见过。现在来到马赛，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的黑白夫妇，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达，我的精神一恍惚，满街都是梨花与黑炭的影像，黑白极其分明，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法国人则是“司空见惯浑无事”，怡然自得。
1946年2月8日晚上，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从此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漂流，尝尽了旅途的艰辛和苦涩，既有经过雷区时的战战兢兢，也有晕船时的天旋地转。
在马赛，季羡林注意到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他写道：
船名叫Nea Hellas，这是一艘排水量为一万七千吨的大船。船主是英国人，但被法国租来，运送法军到越南去镇压当地的老百姓。轮船上的管理人员和驾驶员都是英国人，而乘客则是清一色的法国士兵。穿便服的乘客非常少，中国乘客除了季羡林他们从德国来的六个人，新增加了两个，共有八名，成了最为突出的便衣乘客。
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城市，临地中海利翁湾，三面被石灰岩山丘所环绕，最早是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到公元前6世纪，从小亚细亚来的希腊水手建成马赛利亚。15世纪，生产出举世闻名的“马赛洗涤皂”。法国大革命期间，工兵上尉和音乐爱好者鲁日·德·李尔灵感爆发，在一夜之间创作出《莱茵军战歌》，1792年由五百名志愿者高唱着，由马赛向巴黎进发，鼓舞了沿途广大群众，从此改名为《马赛曲》，并成为法国国歌。第二次大战期间，马赛在1942年被德军占领，遂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心之一。马赛的名胜古迹很多，12世纪的圣尼吉拉斯城堡、圣玛丽教堂，13世纪的圣让城堡、圣维克多教堂，14世纪建成的阿库莱斯教堂钟楼尖塔，16世纪的钻石宫，以及始建于8世纪的加德圣母院，到1853年建成的教堂及尖顶上九米高的圣母镀金塑像，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八个中国人被分住到两个房间里。房间的设备虽不能说豪华，但是整洁、舒适，他们以为这就是头等舱，所以都很满意。船上的饭菜丰富而可口，其他方面也都很顺利。
从日内瓦到马赛，大概有五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季羡林是第一次到法国，一路上观看法国的自然风光，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南方港口城市马赛，时间仍是1946年2月2日。
轮船启航了，驶入了地中海。
在过法国国境的时候，法国海关检查极严，因为日内瓦是从瑞士偷运手表到法国去的理想地方，手表走私是极为赚钱的勾当，法国海关自然不会放松边境检查。季羡林他们没有手表，不怕检查，但他们随身携带的几只大箱子，里边大多数是书，如果一一打开，慢慢腾腾仔细检查，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连火车恐怕都要耽误了。在紧张慌乱中，不知是谁急中生智，也不知是稀里糊涂并不知觉，反正从兜里掏出一个瑞士法郎硬币，只是一个法郎悄悄递给了检查员。奇迹于是出现，检查员把瑞士法郎装进自己腰包，在中国留学生的箱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些“鬼画符”，顺利通过了边境检查站。
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到最高层的甲板上去观望海景。突然，一个英国船员走过来，告诉他们，只有头等舱的乘客才允许走上最高层甲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住的舱并不是头等舱。南京驻马赛总领事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虽亲口答应买头等舱的船票，实际上却不是，轻易地把这些留学生蒙骗过去了。由于战争刚结束，一切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再加上轮船主要是运送部队，船票上并没写明船舱的等级。季羡林没坐过轮船，没有乘船经验，自认为是头等舱乘客，实际上却不是，他们尝到了被马赛的总领事欺骗的滋味。
1946年2月2日，季羡林一行在日内瓦登上火车，驶向法国。
几个中国留学生又好气，又好笑，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可笑。有了这一番被欺骗的阅历，他们算是吃一堑，长一智，非挽回自己的面子不可，更要在英国人面前争一口气。所以，他们到船长办公室交涉，表明自己掏钱也要改为头等舱，因为最高层甲板决不能不上，只有这样才不致失掉中国人的尊严。于是他们据理力争，船长终于一笑，不用他们补钱，特别批准他们可以上最高层甲板，小小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几个人皆大欢喜。
日内瓦濒临日内瓦湖（莱芒湖）与罗讷河口，地处三面环山的盆地之内，风景优美，是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出生地和法国另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避难地，是法国的近邻。这里有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鳞次栉比，许多著名学者曾在这里研修神学、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在日内瓦，几个中国留学生逍遥自在地玩了几天。
一切都顺利，生活算是正常了。
手续办完之后，他们乘隙到瑞士西南边陲离弗里堡不远的日内瓦玩了几天。
但是到吃饭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路线确定之后，他们采取硬比软更有效的办法，对使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乘火车走，而行李则要用载重汽车，从弗里堡运到法国马赛，此法果然应验，使馆一一答应。自然是先装上行李，结果几个人的行李，装在一辆载重几十吨重的大卡车上，连一层也没有摆满，整个卡车显得空荡荡的，滑稽可笑。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季羡林他们手中有了钱，可以正式启动回国的计划了。他们确定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法国马赛，从那里坐船经西贡、香港，再到上海。
英国是一个诚实严肃的民族，有过多的保守性，讲究礼节。到船上餐厅里去吃饭，特别是晚饭，必须穿燕尾服，我们是一群穷学生，衣足蔽体而已，哪里来的什么这尾那尾的服装。但是规定又必须遵守，我们没有办法，又跑了去找船长。他允许我们，只需穿着整洁，打好领带，穿好皮鞋，就可以进餐厅了。我们感激他这一番盛情，“舍命陪君子”，尽最大的努力打扮自己。最初，因为天气还不太热，穿上笔挺的西装，把天花板的通气孔尽量转向自己，笔直地坐在餐桌前，喝汤不出声，刀叉不碰响，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吃完一顿饭，已经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了，回到房间，连忙洗澡。这样忍耐了一些时候，船一进入红海，天气热得无法形容。穿着衬衫，不走不动，还是大汗直流，再想“舍命”也似乎无命可舍了。我们简直视餐厅为畏途，不敢进去吃饭。我们于是同餐厅交涉，改在房中用餐，这个小小的磨难才算克服。
5．转赴法国马赛
从地中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天气实际上就开始转热了。苏伊士沿岸没有冬天，最冷的11月份、12月份，穿一件极薄极薄的毛衣足可以过去了。1月份天气转暖，2月份就相当热了。渡过苏伊士运河，就进入了红海，天气就更热了，难怪这批中国留学生不适应这样的气候了。他们从乍暖还寒时候的欧洲，一下子来到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气候变化巨大，是很难适应的。
从这个公使馆，季羡林看到了国民党外交官的无能和丑态。与使馆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使季羡林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国民党外交官是软的欺，硬的怕，与他们作斗争，硬比软更有效果。
2．看到红海之“红”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大概是怕这位外交官太孤单，武官也来凑热闹。武官是少将军衔，把自己荣获的一枚勋章别在军服的前胸，以示威风，但勋章偏不听话，老是反面向外，正面向里，只得不停地翻转，以保持正面向外。整个晚上，这位武官就忙活这个。在一个本来是庄严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上，使馆是主人，结果一个紧皱眉头，一个不停地翻转勋章，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轮船进入红海之后，船上尽是新鲜事。
还有一位外交官，本来也是黑眼睛矮鼻梁的黄种人，但却硬要学西方人，戴卡鼻子的单面眼镜，认为这样才有风度。但是矮鼻梁卡不住眼镜，于是他只好皱起眉头，才勉强把眼镜保留在鼻梁上，可稍一疏忽，脸上一露笑容，眼镜立刻从鼻梁上滑下来。这样一位自命有风度的外交官，只得皱着眉头，进退应对于穿笔挺的燕尾服的男士们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们之间。不知到底是有风度乎，还是无风度乎？公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这样的险象环生，真让人啼笑皆非。
在法国马赛时，季羡林已经对法国人的浪漫和罗曼蒂克有所见，而在这艘轮船上，法国士兵的举动，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这一印象。
有一次，公使应邀参加一个瑞士人主办的会议，并且发表讲话，外交惯例是应该用中文发言，由翻译译成德语或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公使想露一手，不用翻译，直接用德语说。如果德语说得好，也未可厚非，但他德语本来就蹩脚，又没准备讲稿，一讲话，把自己的中国习惯，一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用德文“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自不用说，他们的惊愕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顿悟出是“这个，这个”，西方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种顿悟的。
船上的法国士兵，男女都有，总共有几千人，女兵的数量不是很多。季羡林在船上冷眼旁观这些法国兵，感到法国人是喜欢交际的民族。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和德国人、英国人打交道那样难，以至有人说，法国人是把心托在自己的手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交给对方。季羡林上船以后，很快认识了一个很和气的法国年轻军官，他瘦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孔，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便经常在甲板碰头，散步。他们之间没有戒心，谈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几乎是无话不谈。这位军官甚至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法国军队，说官比兵多，大官比小官多。此后，在船上漂流的长时间里，他们之间成了要好的朋友。这位军官仿佛真把心托在手掌上，交给季羡林了。
通过这一次接触，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外交官的丑态和洋相。后来，他还听到了公使和其他官员更多的笑话。
法国男女之间的关系随随便便，天真烂漫。季羡林遇到了一生第一次在中国看来难以想象的景象：
最初我们还是非常有礼貌的，讲话措词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谈到了我们去的主要目的：要钱，那位公使脸上就露出了许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词。……他一支吾，我们也就来了火气。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国内已经汇来了美元，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瞒也瞒不住。此时，他脸上勃然变色，似乎有点出汗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斜着眼睛向里面瞧。我猜想，抽屉里不是藏的美钞，就是藏了账本。不管他瞧的是什么，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后，他答应给我们美元。但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别的留学生，不要张扬。我们点头称是，拿了美钞，一走出使馆，我们逢人便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说是惟恐天下不乱吧，有点过分，恐怕只是想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让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他们和她们都热情活泼，逗人喜爱。他们之间搂搂抱抱，打打闹闹，没有人觉得奇怪。只有在晚上，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有点不方便，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想让海风吹一吹，饱览大海的夜景，这无疑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可是在比较黑暗的角落里，有时候不小心会踩上甲板上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当然是一男一女。此时，我们实在觉得非常抱歉，非常尴尬。而被踩者却大方得很，他们毫不在意，照躺不误，我们只好加速迈步，逃回自己的房间，房间内灯火通明，外面在甲板上黑暗中的遭遇，好像一下子消逝，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回忆的断片了。
年少气盛的他们经不住怂恿，而且美元也不扎手，于是就一起去公使馆：
英国船员和法国兵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每天晚饭后，他们之间都进行拳击比赛，双方挥拳对击，龙腾虎跃，各不示弱，而打完之后，则其乐融融。
南京政府在瑞士的公使馆里有一位参赞，原是留德学生。由于有这一层关系，他对季羡林他们几个从德国来的留学生表示出好感，同情他们的境遇。有一天，他偷偷告诉他们，南京汇来了几十万美元，是用来救济留欧学生的。这个人本来与公使有矛盾，总想寻机看公使的热闹，便乘机怂恿季羡林他们赶快去要钱，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正愁筹不到回国的钱呢，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很高兴。
船继续在红海中行驶，在船舷下面，海浪翻腾，汹涌澎湃之声洋洋乎盈耳。海水深碧，浩淼难测，鱼龙水怪潜伏深藏，大海一望无际，而轮船是独立的小世界，在万里大海上显得是那么渺小。季羡林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或神话世界中，恍惚间又似乎是在梦中，想象中的蓬莱仙山，虚无飘渺的海象，都是呼之欲出了。无论如何，他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了。
季羡林与张维他们回国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身无分文，所以要回国，就得想办法弄到一点钱。但是怎样才能弄到钱呢？这可难坏了他们这帮书生。
1946年2月19日，轮船在海中已经航行了11天，仍在红海中行驶。
4．与使馆的一场经济斗争
过去，季羡林曾思考过，为什么会有“红海”的名称？后来，他得知海中的颜色一般呈现深青色，局部地区因海藻大量繁殖而呈现绛红色，这是红海得名的缘由。难得的是，这一次他亲眼看到了红海之“红”。
季羡林心里想，反正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上哪一趟车都能到达目的地。可上了车，他不辨方向，晕头转向，而车窗外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坐在车里，在瑞士全国转了大半夜，最后终于稀里糊涂在弗里堡站下了车。这一夜，他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不像是处在人的世界中。回到圣·朱斯坦公寓，回想这一夜的经历，还感到似有似无、似真似假，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在这天的日记中，季羡林写道：
辗转搭车，季羡林从弗里堡到了巴塞尔，与先期到达的克恩教授会齐。俩人一起去拜访萨拉赞，参观了他的印度学图书馆。季羡林感触颇深，认为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园地，是十分难得的。在他家中，喝过茶，吃过点心，就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热尔策家作客，吃饭一直吃到很晚。离别之后，克恩教授仍留在巴塞尔，而季羡林则赶到火车站，因为错过了时间，已没有直达弗里堡的火车。
今天天气真热，汗流不止，吃过午饭，想休息一会儿，但热得躺不下，到最高层甲板去看，远处一片红浪，像一条血线。海水本来是黑绿的，只有这一条特别红，浪冲也冲不破。大概这就是“红海”名字的来源。我们今天也看到飞鱼。
巴塞尔市位于莱茵河畔，原是凯尔特人劳里西部族的一个移民定居点，后来成为瑞士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1460年建成的巴塞尔大学，是瑞士的第一所大学。巴塞尔还因天主教会由教皇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两任教皇连续召开的“巴塞尔会议”，而闻名于世。
千里航程中，只有几米宽不知有多长的一条红线，由于海藻而呈现绛红色，所以能看到实在不易。季羡林看到这条红线，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极有运气的人，如果不是在最高层甲板上，如果不是此时正好走上去，如果没有运气，那就看不到了，想到这里，季羡林有点飘飘然了。
萨拉赞本是一个亿万富翁，但对学问却颇有所爱，尤其对印度学更是情有独钟，建立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们使用他的图书。季羡林自然不会放过结识他的机会。但是，他并不住在弗里堡，而是住在瑞士最北端的巴塞尔。
3．排除了险情
最后，季羡林通过克恩教授的介绍，认识了瑞士的一位学者兼银行家，名叫萨拉赞。
红海是非洲和亚洲之间的狭长海域，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常年河流注入，周围气候干热，雨量稀少，平均气温就在25℃—28℃之间。2月中旬以后，天气已经很热了。由于这样，过红海经受的难关，第一个就是这难耐的热，而从苏伊士湾到曼德海峡长达二千一百多公里，轮船要渡过这条漫长的海路，不知要熬过多少个难耐的干热的白天和夜晚。
施米特教授曾在中国辅仁大学任教，著作等身，尤其对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季羡林与他们交往，体会最深的是他们虽是神甫但并没有所谓的“上帝气”，研究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颇能持客观态度。
热之后的第二道难关是险。红海这个地方，缺乏天然良港，由于大气层中炫眼的热闪光、沙暴、暗礁险滩和水流湍急等原因，轮船的航行是十分困难的。季羡林由于是局外人，对此当然不会有体会。
两位奥地利教授都是天主教神甫，由于奥地利被德国纳粹所吞并，他们到瑞士来避难，在这个小村里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他们就在这个研究所里与这一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聚会，还接待外国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沼泽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件后怕的事，是轮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因为当时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大海中满布的水雷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清除，从地中海到红海，再到印度洋，到处都是这样。在季羡林乘坐的这艘船启航以前，已经有几艘船触雷沉没了，对此，季羡林最初并不清楚，但多少有点感觉，因为一上船的时候，乘客们便被集合到甲板上，戴上救生圈，排班演习。此后，天天要到甲板上去“站班”。
就在1945年10月23日第一次见到克恩教授的那天，季羡林还见到了奥地利学者科伯斯教授。而在弗里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弗鲁瓦德维尔，他又一次见到了科伯斯教授，另外还认识了奥地利的另一位学者施米特教授和日本学者沼泽。
轮船就这样继续行驶，险情在季羡林他们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排除了，船驶入印度洋，又继续航行了。二十多天的航行，有多少险情发生，谁也不知道，轮船终于接近马六甲海峡了。这里是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和太平洋南海的水道。过了这条水道，一天早晨，船长告诉大家，头天夜里他一夜没合眼，这里是水雷危险区，他生怕会出什么问题。现在，最危险的地区已经抛在后面了，险情算是排除了，从此，他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季羡林他们听了，心里直发毛，都有点后怕，他们知道险情被排除了，所以感到后怕是幸福的，因为只有危险过了以后，才能有后怕。
短短的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似乎是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有一种难舍难离的留恋之情。直到老年，季羡林想起他们，还常激动，仍不免有怀念之情，又是快乐，又是痛苦，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就在这种幸福感充溢心中的时候，季羡林乘坐的轮船驶入了越南同奈河的下游，这是一条大河，河面极宽，简直就像《庄子·秋水》中所说的“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过了二十多天海上生活，轮船仿佛在天上航行，见不到大陆，现在终于看到了河两岸的芦苇，蒹葭苍苍，一片青翠，季羡林觉得又回到了人间，心里热乎乎的，感到非常温暖。
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
1946年3月7日，经过在大河中的一段航行，轮船在西贡市靠了岸，海上漂流的第一个阶段，算是结束了。
最使季羡林感动的，是他们夫妇俩特别关心他的生活。季羡林深情地写道：
4．在西贡闻到了家乡味
克恩教授年过五十，但精力充沛，为人豪爽。他对中国哲学极感兴趣，和季羡林萍水相逢，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他俩天天见面，共同将《论语》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翻译成德语。研究中国经典的计划，是他写一部长达几十卷《世界历史》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到了西贡，从马赛开出的这艘轮船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弗里茨·克恩教授是波恩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因为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德国呆不下去了，不得已离开德国来到瑞士。但在瑞士却没有相应的大学教席，而瑞士又是米珠薪贵的地方，为了糊口，在德国从来不工作的夫人，只得到近处一个乡村神甫家里当保姆。神甫脾气极坏，常常暴跳如雷，一个教授夫人当这种人的保姆，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
下了船，季羡林想起了在船上结交的法国年轻军官，想与他告别一声，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好不容易才在万头攒动的法国士兵中找到了他。没想到，季羡林怀着一颗热烈的心，简直是跑上前去想同他握手告别，而他却掉转了头，眼睛根本不看季羡林，而是盯向别的方向。季羡林大吃一惊，当头挨了一棒，仿佛被人浇了一头凉水，先是愕然，后是坦然，最后才感到是当然。因为现在是到了法国人的殖民地，必须摆出一副殖民主义者的架势，才算够谱。因此，在轮船上托在手掌上的那颗心，现在又收回，装到腔子里去了。季羡林也并不生气，心里只觉得非常有趣。
除了与这些天主教人士的接触，季羡林在弗里堡的最大收获，是结交了一批外国学者新朋友。
在这里，要换乘轮船去香港。而轮船又遥遥无期。季羡林他们又住进了旅馆。
在圣·朱斯坦公寓，一个姓田的中国神甫不失时机地与季羡林交谈。几次都谈到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有想发展他入教之意，但季羡林自认没有任何宗教细胞，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田神甫的愿望自然落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季羡林在解放后的北京见到他，已经脱下僧装换俗装，成家立业了。季羡林只得慨叹人生变化之剧烈。
经过一番斗争，南京政府驻西贡总领事馆对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招待颇为周到。有了瑞士和马赛的经验，所以，他们住进旅馆，就决定给这些外交官员一个下马威，给一点颜色看。
1945年12月25日，季羡林又去观看了沙里爱大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大弥撒。上午到了一所叫St．Nicolas的大教堂，里边已有不少人先到了。仪式开始以后，神甫们把沙里爱大主教接进教堂，接着是奏乐、唱圣歌、磕头，种种仪式接踵而至，然后，大主教走下祭坛，走到一个大笼子似的小屋里，开始向信仰们布道。布完道，又走上祭坛，这才正式开始做大弥撒。然而其仪式也不过是鞠躬、唱圣歌、磕头，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才做完。
第一次吃饭时，季羡林看到餐桌摆的是竹筷子，便试探性地，甚至有点近于无理取闹地说：这竹筷子不行，要换象牙筷子！结果第二次吃饭时，果真换了象牙筷子，筷子上闪闪射出的白光，宣告了他们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1945年11月21日，季羡林吃过早饭，到主教府前观看沙里爱大主教的就职仪式。他看到红衣主教们一个个上汽车走了，但到十一点，才知道有庆祝游行。实际上，一直等到十二点，才听到远处有音乐响起来，不久，看到士兵和警察走过，学生紧跟在后面，一队一队穿街而过。不知过了多少队伍，后边才出现了神甫、政府大员和各省主教，最后边则是罗马教皇代表、沙里爱主教。他们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京的喇嘛，穿了彩色衣服在跳舞捉鬼一样，一直到一点，庆祝典礼才结束。
这之后，他们又与总领事尹凤藻交了几次火。
弗里堡有一座颇为知名的天主教大学，是1889年建成的，成为瑞士天主教的中心。旧市区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外貌，哥特式房屋、防御土墙和塔楼、城门，比比皆是，沙里爱神甫颇得梵蒂冈教廷的信任，没过多久，被任命为瑞士三省的大主教。
一次是1946年3月13日。这天上午十点，季羡林他们去领事馆见他，他不在。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来。一见面，尹凤藻态度非常不客气，季羡林心里大火，和他顶了起来，季羡林这一硬，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就是这样欺软不欺硬。
这之后，他们就大部分时间住在弗里堡，只是与使馆交涉时，才去伯尔尼。
第二次是在1946年4月13日，到西贡已经一个多月了。早晨六点起床，吃过早饭，季羡林便同刘先志等人去领事馆，交涉到香港的大中华轮船的头等舱位。一开始，尹凤藻耍滑头，不想给订，一看他们来势不善，才答应了，他们又一次得到斗争胜利的欢乐。
季羡林到弗里堡的第二天，是10月10日。他们应邀返回伯尔尼，参加晚上在使馆举行的所谓双十节宴会。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都到了，济济一堂，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宴会上精美的饭菜多得很，但在饥饿地狱里呆久了已经失掉饱的感觉，人们说饿久的人，不能暴吃，否则会撑死的。季羡林只得随时警惕，不敢畅所欲吃。
西贡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西贡地处热带，时值春末夏初，骄阳似火，椰树林蓊郁繁茂，浓翠扑人眉宇。季羡林第一次看到热带风光，大开眼界：
在这里，季羡林对天主教有了一些了解。神甫有很大的个人自由，除了明令不允许结婚外，其他人间的饮食娱乐，都可以尽情享受。许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神甫们可以随便喝。但对修女的要求，则相当严格，颇多限制，行动没有那么自由，禁欲主义是她们必须严格奉行的。
仿佛有一股从地中心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使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饱含着无量生机，说到动物，最使我这个北方人吃惊的是蝎虎子（壁虎）之多，墙上爬的到处是这玩意儿。这种情景我以后只在西双版纳看到过，还有一种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树上爬上爬下，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用小树枝打它，它立即变了颜色，从又灰又黄变得碧绿闪光，难道这就是所谓变色龙吗？
住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办的公寓里，生活往往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每餐饭前，必要祈祷。季羡林不是教徒，但也只能肃立在旁，看着教徒们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上帝普降之福。等他们祈祷完，这才能坐下来狼吞虎咽，大嚼一顿。
此时，雨季已经开始。每天多在下午必定下雨，本地人说，雨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定于雨季来临时第一天下雨的时间，如果第一天是下午二点开始下雨，那以后每天都是此时开始。
公寓里的人员和整个瑞士一样，表现出多语言、多民族的现象。老板是讲法语的沙里爱神甫，而管理员则是讲德语的奥地利神甫。管理员个子高高的，说话挺幽默。一见面，就对季羡林说：“年幼长身体的时候，偶一不小心，忘记了停止长，所以就长得这么高。”
季羡林观赏到热带雨季的风光。暴雨降临前，往往还是烈日当空，普照着大地，连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但是刹那间，鬼使神差似的，一下子彤云密布，天昏地暗，雷电交加，一会儿便大雨倾盆了，其声势，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古人形容说：“滋禾润稼，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此地肥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浇鸭顶绿，满山石洗佛头清。推塌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倾。”想不到古人形容的大雨，季羡林在西贡竟身临其境，体验到了。只见大马路上到处溅起了珍珠似的水花，椰子树也都被雨水冲洗。然而时隔不久，大雨会蓦地停下，黑云退席，蓝天出台，又是一片阳光灿烂的大地了。
本来以为在这里临时住几天就走的，没想到在公寓一住又是几个月，当了几个月天主教公寓的“寓公”。
对越南人的风情习俗，季羡林在这里有了初步的了解。女人的潇洒，男人的闲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季羡林和张维等人被安排在天主教办的圣·朱斯坦公寓里。在他们来这里之前，已有四个中国留学生住在里边了，其中有一个已经当了天主教神甫，其他还有信天主教的。这几个人到车站，把季羡林他们接进了公寓。
由于地处热带，越南妇女的衣着表现出热带的明显特点。越南妇女的衣着，有点类似中国旗袍。但用料是白绸子，而且开衩之处极大，几乎开到腋下。还要穿上黑绸子缝的裤子，穿上这一套衣服，上白下黑，或里黑外白，旗袍由于开衩极大，所以很容易飘动。年轻的越南倩女，在热带的微风之中，款款走来，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绸裤，飘动着，招展着，犹如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但不是兀立在那里不动，而是满世界游动。在她们身上，季羡林他们看到了散发出的青春活力。连整个街道都由于她们而显得生气勃勃，活动起来，这样的一种东方美，是越南少女独有的潇洒，在西欧国家找不到，在其他东方国家也找不到。
弗里堡是一个离伯尔尼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人口只有几万人。瑞士本是个山国，小城也是个山城，城里还算平坦，四周就都是山了。有的桥就修在两个悬崖之间，往往是用铁索桥把两个悬崖连接起来，汽车和行人都从上面通过。行人在铁索桥上走动，桥就摇摇晃晃的，汽车过桥时，全桥都震动起来，简直有地动山摇之势。在桥上走时，往下看心惊胆颤，有如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感觉，令人头昏目眩。
而男人们呢？因为在热带，稻米可以一年三熟或四熟，大米是极便宜的，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弄到大米，填饱肚皮。由于谋生容易，所以男人们都十分闲散。除了下雨的时候，人们都在户外活动，椰子树或是其他不知名的树下，人们懒洋洋地坐着，或聊天，或抽烟，或饮茶，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真让人叫绝。季羡林此时不禁想起西方什么人说过一句话：
3．弗里堡的外国新朋友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害怕时间，时间惟独害怕东方人。
在这里，季羡林结交了不少新的学者朋友，而且还同公使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最重要的，是季羡林在西贡市看到了不少华人，闻到了强烈的故乡味。
没想到，在这里从1945年10月9日，一住就住到1946年2月2日，将近四个月。
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大街上，市场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中国人。商店主是中国人，商店的招牌是汉字，顾客也都是中国人，还有许多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砖瓦厂之类，也是中国人在这里开办的。至于吃的东西，则更是中国风味，什么酒楼，小吃摊，一律的广东风味，广东腊肠，广东腊肉，满货架上都是，名贵的烤乳猪也随处可见。人说食在广州，没想到西贡竟有这么多广东菜肴，这使季羡林闻到的故乡味更为浓郁了。
在使馆没停留多久，季羡林一行在当天晚上，乘车来到小城弗里堡。
西贡的华人学校很多。中学有几所，小学则很多，华人报纸、华人书店、华人作家、华人文化人、华人医院也到处可见。季羡林这批中国留学生，一到这里，便与华人文化人有了接触，应邀讲演，写文章，赴宴。
公使馆政务参赞王家鸿，负责接待季羡林他们。王家鸿是留德博士出身。和德国来的留学生谈话也比较融洽、投机。这位博士把10月份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费发给他们，还与他们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谈话中，季羡林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和哥廷根姓张的那位留学生一样的“蓝衣社”气味。瑞士公使馆已经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令，让他们竭尽全力，救济因二战而沦落或滞留在欧洲的留学生。司马昭之心，季羡林心里自然清楚。但是，使馆为了省钱，让他们到伯尔尼西南不远的一个小城去，住天主教开设的一家公寓。他们觉得能有个地方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也都没有异议。
一天，季羡林到一个中学去讲演。他偶尔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全场忽地一声，全体起立，把季羡林吓了一大跳，手足无措，后来知道，这里当时都是这个样子，大概是从国内国民党军队传播出去的。
季羡林的初中老同学张天麟和牛西园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张文，还有使馆里的几个人，前来车站迎接他们一行。他们到张天麟家里，略微休息了一会儿，就赶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去报到。时间是1945年10月9日。
华侨们非常尊敬这批中国留德学生，把他们当做亲人，关系非常融洽。南京政府派驻的总领事馆，是来管理越南华侨事宜的，但实际上却继承了过去大衙门的一切弊病，华侨吃亏是经常事，但因为无法到南京投诉，也只有忍气吞声了。华侨们看到这批留洋学生，认为他们有后台，便托他们到总领事馆说这说那，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了。他们见到领事馆的人，有意无意之间，为华侨说上几句，居然也会奏效，原来领事馆的人也认为他们是有后台的。华侨们信任他们，愿意同他们来往，留学生们住的旅店，经常是门庭若市，宴会无虚日，天天有人请。
路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季羡林因为在德国时挨饿挨怕了，所以在离开哥廷根时，带了几块黑面包，以备路上不时之需。然而在德国境内时，有美国人和法国人接待，面包并没有用上，而到了瑞士，黑面包的历史使命便彻底完成，再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季羡林想用中国的办法，从车窗里把面包扔出去，让瑞士的蚂蚁去会餐。但铁轨两边竟然看不到一个有点垃圾，或者有点不洁净的地方，以便为黑面包寻一个归宿之地。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瑞士边境，一直到伯尔尼，却始终没找到一片哪怕是有一点垃圾或有点纸片的地方。不得已，他只得手里攥着那块黑面包，下了火车。
季羡林不无深情地写道：
瑞士毕竟是个小国，国土面积不大。从边境登上火车，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闲聊着，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首都伯尔尼。
从空间距离上来看，祖国离开我们已经比在万里外的欧洲近得多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祖国的气息。这里的华侨十分关心祖国的抗战。同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侨一样，他们热爱祖国，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此时抗战虽然已经胜利，但是在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中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仍然在此地保留着。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我就是第一次在西贡听到的。它振奋了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的心，让我感到鼓舞，感到光荣，感到兴奋，感到骄傲，觉得从此可以挺起腰板来做人了。……此外，从当地华侨嘴里说的普通话中，我还听到了一些新词儿，比如“伤脑筋”、“搞”等等，都是我离开祖国时还没有出现过的。语言是随时变动的，这些词儿都是变动的产物。
远山如黛，山巅积雪如银，倒映湖中，又氤氲成一团紫气，再衬托上湖畔的浓碧，形成了一种神奇的仙境。我学了半辈子语言，说了半辈子话，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学的语言，我说的话，我读的名著，哪一个也帮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我要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我写不出。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乞灵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徒唤“奈何”了。我现在完全领悟到，这绝非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不但如此，我只能说，他们的创造远远不够，他们的幻想也远远不足。中国古诗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瑞士山水的意态又岂是人世间凡人艺术家所能表现出的呢！我现在完全不怪那些艺术家了。
这些大大小小的新鲜事物，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我离开祖国不远了，祖国就在我的身边了，我心里感到异常的前所未有的温暖。
现在季羡林亲身来到了瑞士。虽然起初只能坐在火车上，凭窗观赏外面的风景，但就这样也够让他大吃一惊的了。他亲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风光，其美妙，其神奇，其变幻莫测，其引人遐思，远远超过了他小时候看到的照片或者图画，也非自己言语能表达：
5．香港印象
这些照片和图画中，有许多是属于瑞士风景的。看了这些照片和图画，季羡林大为吃惊，因为那样的湖光山色，颜色奇丽，青紫相间，斑斓如画，宛如阆苑仙境。他总怀疑，这些作品都是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认为世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匪夷所思奇丽如幻的自然风光。
在西贡，从1946年3月7日抵达，一直到4月19日离开，共住了四十多天。
季羡林在济南南城根一师附小读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小图书室里看过许多属于儿童世界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这些作品，曾鼓动了他当时幼稚的幻想，把他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他在幻想里，看到长着金色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而这些天使就这样一直陪他到梦里去。
4月19日，季羡林终于登上大中华号轮船，驶离西贡，开往香港。
2．瑞士弗里堡暂住
大中华号是一艘相当小的客轮，载重量不过一千多吨，不到从马赛开出的那艘大轮船的十分之一。船上设备极其简陋，虽经与总领事馆的斗争坐上头等舱，但里面也并不豪华，其他舱位更不必说了。
就这样，季羡林揖别了哥廷根，告别了德国，进入了瑞士，从而完成了漫漫归国途中的第一站旅程。
船小，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勉强可以，但偏偏在开了船离开西贡到达海上的第二天，遇上了大风，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了。海上的一场搏斗开始了。季羡林对当时的场面描绘道：
季羡林他们喜出望外，但接着又来了一点小麻烦，陪送中国人的美国少校和法国司机，不能进入瑞士。他们无能为力，一点也帮不上忙。两天多陪送他们，美国少校和法国司机都尽了很大力，现在却不能一块进入瑞士，季羡林觉得真是对不起他俩，只有抱歉。作为答谢，季羡林他们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中国小玩意儿分送给他俩，以作纪念。
我们这一条小船被吹得像海上的浮萍，随浪上下，一会儿仿佛吹上了三十三天，一会儿又仿佛吹下了十八层地狱。但见巨浪滔天，狂风怒吼，波涛里面真如有鱼龙水怪翻腾滚动，瞬息万变，仿佛孙大圣正用那一根定海针搅动龙宫，以致全海抖动。我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现在更是呕吐不止，不但不能吃东西，而且胃里原有的那一点储备，也完完全全吐了出来，最后吐出来的只是绿颜色的水。我在舱里呆不住了，因为随时都要吐，我干脆走到甲板上，把脑袋放在船舷上，全身躺在那里，吐起来方便，此时我神志还比较清楚，但见船上的桅杆上下摆动，有九十度的幅度。海水当然打上了甲板，但我顾不得那样多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半闭着眼，躺着不动。这场风暴延续了两天。船长说，有一夜，轮船开足了马力，破浪前进，但是一整夜，寸步未动，马力摧进一步，暴风打退一步。二者相抵，等于原地踏步了。
10月8日早晨，季羡林一行又回到瑞士边境。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退路，要想回国只能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得闯过这道难关。因此，他们决定以破釜沉舟的态度，背水一战。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妥当。最后，季羡林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济南上学时的初中同学张天麟，他是正谊中学的毕业生，此时正在国民党政府驻瑞士使馆工作。于是，季羡林就在瑞士边境与张天麟和中国驻瑞士使馆通了电话，结果算是顺利，也是季羡林他们走运。经中国驻瑞士使馆的交涉，瑞士方面来了通知，允许他们入境。
两天多的风暴终于过去，季羡林已经是两天滴水未进了。船上为乘客特意熬好了鸡肉粥，季羡林喝了一碗，觉得是生平喝过的最香最美的一碗粥，燕窝鱼翅难比其美，仙药醍醐庶几近之。船外，晴空万里，丽日中天，海平如镜，水波不兴。飞鱼在水面上飞驰，像飞鸟一样。远处望去，一片混混茫茫，不见岛屿，更不见陆地。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季羡林心胸顿觉极为开阔，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本以为会一帆风顺，但想不到在边境受阻，搁了浅。他们进退两难，心里焦躁不安，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住下再说。
1946年4月25日，中华号客轮驶抵香港。
季羡林以为不会再有麻烦，可以一帆风顺地进入瑞士了。但是，到了瑞士边境，瑞士边防军不让他们入境，因为他们并没有办理入瑞士的签证。几经交涉，瑞士方面仍然态度坚决。没有办法，他们一行人只得退回到德国的小城勒腊赫，在这里住进一家专为法国军官预备的旅馆里。
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香港，与今天的香港相比，惟一相同之处是地少人多，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而不同之处，则是那时的香港没有一点文化气息，到处都是土里土气。等住进小客栈，这一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汽车再往南行驶，进入法国占领区。这里的明显特点是汽车渐渐减少，名为法国占领区，但法国部队里的法国人很少，而大多数是黑人，甚至也有黄种人。黄昏时分，终于到达德瑞边境，顺利地通过了法国检查处。
香港负责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是南京政府派驻的特派员公署，这个机构相当于驻其他国家的大使或公使。外交特派员叫郭德华，他派人到码头迎接他们，把他们送到一家客栈里。
汽车驶入曼海姆市以后，在市里陷入了迷魂阵，绕了半天弯子，好不容易才开出城去。这座德国西南的城市，同样没躲过战火的袭击，城里也只剩了断瓦残垣。出城之后没过多久，汽车又驶近了海得尔堡，但并没有进城，只是从旁边绕过，因此没能看到城里的状况，只看到远处的一大片青山。
这家客栈很小，设备极为简陋，一间像样的房间也没有，同内地的鸡毛小店相差无几。中国留学生被安排在两间极小的房间里，条件极差，不光拥挤，周围环境也极差。门外就是一个长筒子房间，类似于一个大厅，约有二三十平方米，搭满了地铺，住着二三十个房客，挤挤搡搡。这些房客的素质极低，有的像是小商贩，有的是失业者。他们中有的人根本不讲什么礼貌，也不讲任何社会公德，大声喧哗，随处吐痰，劣质香烟把大厅弄得乌烟瘴气。这还不算，还有人身上竟长着疮，像是梅毒一类的性病。
1945年10月7日，一大早，他们打点完毕，于八点多开车出发。吉普车沿着国家公路向南行驶，沿途既没经过多少城市，甚至连乡村也难得看到，因为汽车公路大半取直线之故。
看到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情况，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季羡林并没有抱怨。到上海的船期不知何时才到，他们只能在这里暂住了。
吃过饭，一行人开始休息，旅馆里吵吵嚷嚷，一点也不安静。美国人的好动成性，在这里照样表现出来。而季羡林他们，经过了从中午开始的长途颠簸，已经疲劳不堪，又吃了一顿难得的饱饭，度过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夜晚。
有了住处，季羡林便可以放心地玩几天了。
他们住到一家叫四季旅馆——专门为美国军官预备的旅馆。旅馆从经理到普通服务人员，都非常和气，服务也极为周到，专门为他们八个人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季羡林几年不曾吃过的，因此大快朵颐。季羡林和其他中国留学生身无分文，德国货币已经作废，而美国钞票又没有，受到这样的优待，从内心感到由衷地感激。
季羡林住的客栈，是在山下。周围的街道极窄，街旁的招牌和霓虹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商店橱窗里陈列的货品，堆积如山。到处都有饭馆，广东烤肉、香肠，挂满窗口，强烈地刺激着人的食欲。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的男女青年，挺胸昂首，匆匆忙忙地来往于穿梭般的人流中间，而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喧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的声音，比比皆是，随处都可以听到。
哥廷根到法兰克福，从中午一直行驶到傍晚。季羡林一行就在这里住宿，这是全德美军总部的所在地，食宿条件都非常便利。
这样一个香港，在白天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
依旧虹霞染霜天。
香港是个山城，到了夜晚，只见远远近近，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斗，并辉争光，斗奇竞艳，比白天有趣多了。
无情最是原上树，
到香港不是来玩的，而是取道回国。季羡林他们去找外交特派员郭德华，商谈去上海事宜。因为船期难定，要靠特派员大力支持才行。
10月正是德国的金秋时节，到处都是茂密的绿树，虽有六年的战火，但山林树木却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还是那样的蓊郁茂盛。秋林的景色，斑斓繁复，随着汽车的行进，在季羡林的面前一闪而过，他的心依然激动不已，信口吟出了两句诗：
郭德华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郭德华就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着臭架子。见季羡林他们来，连站也不站。
眼看着高速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季羡林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离情别绪暂时得到了缓解。
看到他这个样子，季羡林他们心里全明白了，他们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看。他失礼不站起来，他们也不在他指定的椅子上就坐，而是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见来者不善，他立刻站了起来，脸上有了笑容，船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拿到了去上海的船票。
美国吉普车在德国国家高速公路上快速地行驶着。一开始，哥廷根城的烟树还入目清新，但是，吉普车越开越快，哥廷根城终于变成一团模糊的阴影，最后完全消失了。
四、回归祖国
1．揖别哥廷根和德国
1．船到上海
二、滞留欧洲
1946年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登上开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归祖国的最后历程。
客树回望成故乡。
轮船很小，与在西贡上的中华号相差无几。设备简陋自不用说了，乘客却比中华号上的多得多。几百名旅客挤在一艘不到一千吨载重量的小船上，拥挤程度可以想见。其他客轮，统舱是最低级的，而这艘船，比统舱还要低一级的甲板上，也到处是人，每个人只有可怜的容身之处。船上到处都是乱放的行李，有的行李里散发着恶臭的咸鱼味，令人作呕。
无端越境入瑞士，
船上因为容身之地大成问题，于是演出了奇怪的一幕：花钱买地盘。有一些霸道的人，预先抢占了地盘，有些过于拥挤的人就出钱买地盘，为了争价钱，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闹之声，洋洋乎盈耳，往往争半天才能成交。
归心日夜忆旧邦。
统舱里有很多人在抽烟，烟雾迷迷腾腾的。烟雾中，人们吵吵嚷嚷，喧声高涨，连小轮船破浪前进激起的海浪声，都被淹没了。
留学德国已十霜，
相形之下，季羡林他们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里，条件要好多了，就是住在二等舱，也算是不错的。外面脏乱，把自己关在舱位里，还能保持相对的清洁和安静。但是，老关在舱内，空气也并不清新，因此也需要到甲板上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心里马上有了灵感，套用它想成了表达自己离别之情的一首诗：
头等舱离甲板很近，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可走这几步路，竟是想不到的艰难。人丛挤得像沙丁鱼，连点空隙都找不到。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绝非易事。好不容易走到外面甲板上，忽然发现一位女留学生也在横躺竖卧的人群中。她可能是比利时人，也可能是法国人，是和季羡林他们一起在香港登上这艘船的。看到她，真让季羡林大吃一惊：
却望并州是故乡！
只见她此时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觉。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着了呢？抑或是醒着呢？我不得而知。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惊不小。我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她的表情来看，我总疑心，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无端又度桑乾水，
目睹此情此景，季羡林心里浮想联翩。
归心日夜忆咸阳。
他首先想到了祖国。十一年前，他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决然出国，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原定留学期为两年，战争阻隔，变成了十一年。战争中的那种饥肠辘辘，那种时时面临死神的威胁，那种没有亲人信息难熬的孤独，无时不折磨着他。最后总算遭万劫而幸免，弃九死而获一生。现在，这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幕一幕经历过的事却又展现在眼前，对这一切心灵感情上受到的磨难，他是多么希望能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他感到，祖国就在眼前了，倾诉的时间来到了，可一时该从哪里说起呢？
客舍并州数十霜，
季羡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不能像那位女留学生那样，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想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不能。此时，他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心里的矛盾无法排解。他真实地记录下自己见到祖国时的复杂心情：
吉普车开动了，立即驶上了高速公路。季羡林回头看了哥廷根一眼，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皂的《旅次朔方》：
我在欧洲时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的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
面对送别的女房东，季羡林头也不敢回，含着热泪登上了美国吉普车。
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上海。
经过一些紧张激动的场面，终于将吉普车安顿好。要乘吉普车的一共有六个中国人，他们是季羡林，张维、陆士嘉夫妇和孩子，刘先志、滕菀君夫妇。
这是1946年5月19日了。从1945年10月6日离开哥廷根，到抵达上海，用去了将近八个月。用今天的航空工具只需走八个小时的路，二战期间竟用了八个月！路上的艰难自不用说了，光是心中那种牵肠挂肚的焦虑，也足以将人折磨得够呛的。
10月6日这一天终于到了，来了一辆吉普车，司机是一位法国人，还有一位美军少校要陪他们去瑞士。原来，美国官兵只有在服役一定期限以后，才有权利到瑞士去逛，去瑞士的机会在平常极不容易得到，所以他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决不放弃，愿意借此机会去游一游瑞士。于是同行的人中就多了一个美国少校。
进了上海，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
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
季羡林要回国了，离别时那难忘而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2．转赴南京
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个俗人，从来也没有想当和尚，不想修仙学道，不想涅槃，西天无分，东土有根。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偌大一个上海，季羡林却无亲无故，竟无立锥之地。
对这一难以割舍的离别情，季羡林无论如何要把它了断。他开始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割断这留恋之情：
而当时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他又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他终于设法和家中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而经济的拮据使他在上海住不起旅馆。
有人说，人情翻覆似波澜；也有人说，人情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也有人说，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只有圣人才能驾驭它，所以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而此时季羡林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这依依惜别情。
下了船之后，一同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四散而走。季羡林没有落脚之处，又回不了家，他忽然想起了在南京的老同学李长之。何不到南京去找李长之暂住呢？
《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后来，中国哲人相沿成习，把这七种感情叫做情，实际上是把由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叫做情。
李长之本是济南人，是季羡林惟一的一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连贯”的同学，私交很好，有深厚的友谊。他当时正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
中国人常说，人非木石，安能无心？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中国人不大理解西方有些思想家的观念。比方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尼采说，人是本能的动物；罗曼·罗兰说，人有时是狼，有时是狗，有时是羊；托尔斯泰说，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中国人反对人是动物的观点，而主张人是万物之灵。灵之表现之一，就是人情之存在。
李长之1936年清华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调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1945年春天，他身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工作七年的中央大学，担任重庆北碚编译馆编审。1946年，他又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这里完成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但南京不是他怎么喜欢的地方，只是在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和玄武湖上的风光，让他有恋恋之情。到1946年10月，在季羡林到北京之后不久，李长之也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副教授。李长之著述颇丰，到1956年已出版著作三十多种，论文一百多万字，可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被剥夺了创作与出版著作的权力，1978年仅68岁时死于中毒性肺炎。
中国人是最重情的民族，自古已然。情在风雨雷霆之中，在日月三光之中，在诗书万卷之中，在庭园花木之中，在河川大地之中，在崇山峻岭之中，在茂林修竹之中，在丝竹管弦之中；以至道家之言，禅林之慧，儒家之道，也都无处不体现着情。
季羡林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全国满天飞，搜刮金银财宝，兴高采烈。季羡林一介穷书生，正处于“无条无理”的阶段，到南京仍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李长之的办公室内。
我本来就喜欢它们的，现在一旦要离别，更觉得它们可亲可爱了。哥廷根是个小城，全城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仿佛踩过每粒石头子，不知道有多少商店我曾出出进进过，看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识。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芊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从雪中探头出来的雪钟、晚秋群山顶上斑斓的红叶，等等，这许许多多纷然杂陈的东西，无不牵动我的情思。至于那一所古老的大学和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更让我觉得难舍难分。最后但不是最小，还有我的女房东，现在也只得分手了。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是可想而不可即，非常非常不寻常了。
李长之从重庆中央大学来到南京，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不久转到国立编译馆。从来到离开，在南京前后不到一年。
而一旦真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年的地方，离情别绪立刻袭上季羡林的心头。这段时间，仅次于当时在济南住的十多年，比在故乡临清的六年和在北京的四年都要长。面对着即将要离开的可爱的哥廷根，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甚至于山下路边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挽留季羡林继续留下来，似乎用无言的情愫在诉说着它们和他共同度过的近四千个日日夜夜。
李长之他们白天要在办公室办公，季羡林无处容身，只得出去游荡。
具备了回国的物质条件，季羡林一方面整理回国的东西，一方面向师友们告别。
国立编译馆就在风景胜地台城下面，季羡林出去游荡最近也最好的处所，自然也就是台城了。什么鸡鸣寺、胭脂井，他几乎天天都到。他这样天天游荡，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也没有。虽然山光水色，风景怡人，但是他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谋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季羡林和张维又想到了“盟军”。当时，美国还有一部分驻军留在哥廷根，而市政府管理的大权则已移交给英国政府。于是，他们决定去找英国人管理的市政府，英军上尉沃特金斯接待了他们，非常客气地答应帮忙，提供一辆吉普车，并配备一名司机。
看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季羡林心头不由地涌出了唐代韦庄的一首《金陵图》：
可是，几个中国人哪儿去找车呢？
江雨霏霏江草齐，
由于战争的破坏，德国的公路交通运输完全中断，所以要想去瑞士，只能靠自己解决交通工具。
六朝如梦鸟空啼。
回国还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瑞士，先坐汽车到瑞士边境，在边境设法与国民党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获得入境的许可。
无情最是台城柳，
汉诺威之行没有办成签证，并没有动摇季羡林和张维、刘先志等人的回国决心。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再在德国呆下去了。季羡林仿佛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在向自己招手了，故乡在欢迎游子回归。
依旧烟笼十里堤。
3．依依惜别情
韦庄的这首怀古诗，借六朝兴亡来抒发人世的哀愁和凄惋，六朝古都的繁华已如梦般飞逝而去，只剩下一些鸟儿空自在旧地上哀啼。最无情的是那台城的古柳，对六朝兴亡竟全无感触，依然如旧日轻烟，雾蒙蒙地笼罩着十里长堤。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季羡林则终于有可能回国了。
但是，季羡林想到的是，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他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反而觉得它们有情得很。南京本是火炉，是夏天里人们都想避开的地方，而季羡林却不得不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之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之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他能够坐下来小憩一会儿。他难道不该感谢这些古柳，反而去说三道四吗？
从1935年到达德国，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而一个好端端的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德国已经是满目疮痍，不光是德国人“凝神寂听，心伤已摧”，就是季羡林作为一个外国人，目睹了这十年的沧海桑田，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也概可想见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也回到南京了，并且就在李长之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工作。
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泽葵依井，荒葛罥途。坛罗虺蜮，阶斗麕鼯。……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季羡林听到这一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虽然并不认识梁先生，但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他比季羡林大十几岁，季羡林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一辈。没想到在南京有机会能见到梁先生。
而轰炸后是《芜城赋》所说：
经过李长之的介绍，季羡林认识了梁实秋先生。一见面，季羡林对他的人品和谈吐立刻就产生了倾慕之心。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俩人成了好朋友。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有一天，梁实秋先生在南京的一家大饭店里宴请季羡林。那天，他们一边吃着十分精美的饭菜，一边进行着十分愉快的交谈。当时，梁先生的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骐也都在场。
经过这一次实地观察，季羡林有了亲身感受，他用旧酒装新瓶的办法，用左太冲的《蜀都赋》和鲍明远的《芜城赋》中的两段，分别来形容轰炸前后的德国城市，轰炸前是《蜀都赋》所说：
这一次和梁先生晤面，对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的年轻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令人难忘。季羡林感到，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
但是，对于季羡林来说，汉诺威之行他不但不后悔，反而还有点高兴，他在庆幸自己，在无意中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去亲眼看一看盟军轰炸之后的德国实况。如果不知道真正的轰炸，反而会抱憾终生了。
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他的爱国之心，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直到梁先生去世之前，他还老是惦念着季羡林，让女儿文茜和文蔷专门去看望。季羡林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心里非常感动。
进了代办处，季羡林和张维碰了一鼻子灰，代办处的办事人员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有收到瑞士方面的正式邀请和批准，因此无法给他们签发进入瑞士的入境签证。季羡林和张维好说歹说也不能说服他，他们只能白跑一趟，悻悻地返回哥廷根。
就在南京李长之办公室暂住的日子里，季羡林到俞大维官邸谒见了恩师陈寅恪先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穿过无数的断壁残垣，终于找到了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
季羡林在离开德国以前，就听说恩师陈寅恪先生在英国医治眼疾。他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寄呈给他。季羡林当时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告知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即将回国。陈寅恪还在信中说，他想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去北大任教。看了那封信，季羡林真是喜出望外，有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所以，季羡林又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季羡林和张维只得在这些废墟之中寻找，因为虽然经过“铺地毯”式的狂轰滥炸，仍有个别漏网之鱼，也有一点铺不上“地毯”的空隙。空隙中可能就有个把座幸存的大楼，里边还有几间房子，可以勉强办公，有一些在城里无房可住的人，晚上住在城外乡镇中的临时住处，白天就进城去办公。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据说就在这样的一些空隙中的一座大楼内，他们要找的就是这座大楼。
一听到陈寅恪先生就在南京，季羡林赶快赶到俞大维的官邸。陈先生寄住于此。见了面，陈先生特别高兴，他们畅谈了阔别十多年以来各自的详细情况。临告别之时，陈先生又特别叮嘱季羡林，一定要去鸡鸣寺下的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并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成的几篇论文。季羡林由衷地感到先生对自己的爱护之深和用心之细。
整个汉诺威完全不像个城市了。有时候，从远处看，好像是高楼林立，而走近一看，却只见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简直就像是古罗马的斗兽场遗址。马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还没来得及修复，汽车避开弹坑小心翼翼地行驶。
3．结识臧克家
我们来到汉诺威看到的就是这些花圈，这种景象在哥廷根是看不到的。最初我是大惑不解。了解了原因以后，我又感到十分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据说地窖里的老鼠，由于饱餐人肉，营养过分丰富，长到一尺多。德国这样一个优秀伟大的民族，竟落到这个下场，我心里酸甜苦辣，万感交集，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痛哭一场。
在李长之南京的家里，季羡林结识了臧克家，从此一生定交，友谊保持到如今。
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城里面光留下一个空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居民。大街两旁全是被轰炸过的高楼大厦，但只剩下几堵墙。沿墙的地下室窗口旁，摆满上坟用的花圈，据说被埋在地下室里的人成千上万。当时轰炸后，还能听到里面的求救声，但没法挖开地下室救他们，声音日渐微弱，终于无声地死在里边。现在停战了，还是无法挖开地下室，抬出尸体。家人上坟就只好把花圈摆在窗外。这种景象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说到臧克家，季羡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与他有过一次小小的文案。
对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季羡林久仰大名，只是无缘到此。这次因为办签证来到这里，使他大吃一惊：
原来，臧克家在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烙印》的诗集，其中收有《烙印》、《罪恶的黑手》等二十六首诗，写洋车夫、贩鱼郎、老哥哥等可怜的黑暗角落里的人群，这些诗作被老舍先生称为“石山旁的劲竹”，真心地“希望它变株大松”。而季羡林却认为诗中对洋车夫的真实状况并不理解，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去理解。因此，他就写过一篇评论发表出去，对《烙印》有些微辞。
汉诺威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古城，也是离哥廷根最近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在公元1100年时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1241年设市，1815年成为汉诺威王国的首都，因为濒临莱纳河和米特兰尔运河，自然风景非常优美。古建筑包括旧市政厅、歌剧院、市政教堂和博物馆，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故居也在这里，1831年创建了汉诺威大学，另外还有兽医专科学校等其他高等院校。
没想到在李长之家里见到这位山东老乡，却有一见如故之感，谈得很投机、融洽。
张维和季羡林俩人接着搭乘长途汽车，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颠簸，来到哥廷根所在地区的首府汉诺威。
本来季羡林与李长之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连贯的同学，但李长之又与臧克家有同学关系，这层关系多不为人所知。
于是，季羡林就与张维到处打听去瑞士的办法。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得知在哥廷根城有一家瑞士人，他们连忙专程去拜访。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位家庭主妇模样的中年妇女，她和气地告诉他们，入境签证她帮不了忙，要办，只能到汉诺威的瑞士驻德国代办处。
臧克家是山东诸城人，私塾、小学都是在诸城上的。1923年暑假，臧克家和同学乘胶济路火车去济南投考省立第一中学。一中为各地来省会投考的学生办了个暑期补习班，臧克家参加了。同班参加补习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就有个李长植，后来改名为长之，成为文学名家。但到考试时，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先，臧克家去报考，结果被录取。八百名考生中，录取四十个，臧克家名列第十九。而李长之则考入正谊中学。
季羡林同张维、陆士嘉夫妇及刘先志、滕菀君夫妇商议，决定先到瑞士，从那里取道回国。这是当时惟一能回国的通路，因为那里有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而德国是只承认日伪汪记政府的。战后，国民党驻德公使馆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恢复。
第一师范校址在都司衙门，后来成为泺源书院，前师三年，后师三年。臧克家只读完了前师三年，1926年去武汉，进了国民政府办的中央军事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但他只呆到1927年8月，便回到老家。
2．去汉诺威办签证失败
1929年，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补习班招生，但需要大学预科的高中毕业的学历，臧克家本来没有资格报考，但他的族叔臧瑗把中国大学的预科毕业文凭借给他，使他进了学校大门。1930年暑假，他重新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正式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数学得了零分。国文考试有两道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他两题都作了。在《杂感》中写下三句话：
季羡林，从来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即使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洋博士和德国的大学讲师，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于普通中国人，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这样的心态从这时起，一直保持到成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这样几次折腾，季羡林对这些淳朴善良但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同情他们的遭遇，怜悯他们的处境，对这些流落异域的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充满了胞波情谊。在决心离开德国之时，虽然有那么多老师好友值得季羡林去回忆，记忆里塞满了形形色色亲朋好友的影像，很难再容下别的什么，然而却偏偏要想到这些始终不知姓名的中国青田商人。
结果被闻一多先生意外地给了个98分。1934年大学毕业，臧克家又到季羡林的老家临清中学（当时称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为临清一中）教中学，这又与季羡林多了一层关系。
这次邂逅青田商人，真如萍水相逢。季羡林回到哥廷根之后，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次是寄了五十条领带，季羡林自己用不了，便分送给师友们。又一次，是寄来了一大桶中国豆腐。豆腐对欧洲人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喜欢吃的人以为是天下之绝，但这样的人在德国极少。陌生者则以为豆腐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敢轻易去吃。而且在德国，当时只有汉堡的华人能做豆腐，其他地方知豆腐之美名的，可说是少得可怜。因此这一大桶豆腐落到季羡林手里，真让他犯了难，他不光是不会烹调，而且即使是会烹调，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一大桶豆腐，送给德国人，要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是不肯吃，也不敢吃的。
来南京以前，臧克家在重庆歌乐山呆了三年，1946年6月，夫人郑曼从机关中央卫生实验院“复员”到南京去，他作为眷属同行。
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端，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乡离井，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由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季羡林才得以结识臧克家。他听说季羡林将去北京大学任教，并就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很为季羡林高兴。他们同在异乡，吃着故乡风味的饭食，一起去玄武湖上荡舟。
现在，他们忽然得到季羡林这样一位留学生和大学讲师的帮助，又能够光临他们的陋室，自然万分高兴，季羡林很受感动。
1946年7月下旬，臧克家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到山东同乡张亮忱家，做了一名不速之客。张亮忱是季羡林的临清老乡，是著名的为抗战而牺牲的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弟弟。因为在重庆时同住在歌乐山，为筹备张自忠的纪念活动而认识，张亮忱把臧克家介绍给陈流沙，得以在《侨声报》负责副刊工作。
他们来到一间大房子里，七八个青田商人的住处。房子里搭的是地铺，没有什么别的设备，卫生条件自然是谈不上的。他们的生活异常简陋，中国留学生大多都瞧不起他们。而他们的活动是在自己这一个圈子里，对大使馆，他们视之为衙门，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与使馆人员沾边。
于是，臧克家便搬进上海北四川路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报馆宿舍。这个宿舍是接收来的一座日本式小楼，楼上是拐尺形的一排房子，每人斗室一间。臧克家住在东头末尾一间，室内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脱鞋，客人来访，便席地而坐。臧克家任职的《侨声报》是办给华侨看的一份民间报纸，销路只有几千份。他编的副刊是文艺版，每周一次，题名为《星河》。另外每月再出一期诗歌专页，题名为《学诗》。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冯雪峰等著名作家都是副刊的撰稿人。
可这群青田商人，却把季羡林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他们要感谢这位为被告当翻译的中国同乡。
季羡林在南京住了一段之后，还是无法回济南去看望叔父和婶母。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从上海乘轮船到秦皇岛，再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
事后，一位警察对季羡林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人伤脑筋，我们拿他们毫无办法，我们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有多大的了不起的事，只要没有人来告，就听之任之了。季羡林则回应这位警察：如果两只眼睛都闭上，可能效果会更好。警察听了这么幽默的话，大笑不已，同季羡林友好地握手告别。
这样，季羡林来到上海，投奔到臧克家的报馆宿舍，就住在他的“榻榻米”床上。季羡林的随身行李是六个书箱子，一个挨一个，把他的这间小屋挤得更小了。他们俩有时促膝谈心，有时抵足而眠，亲如兄弟。有时候，陈流沙也凑过去，三个人高谈阔论。
但是，被告据“利”力争，矢口否认。他振振有词地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有什么证据硬说这件事一定是他干的呢？这显然是对被告最有利的理由，他便据“利”力争，结果真奏效，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确实也分不清中国人的模样，反正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哪里能分清哪是张，哪是王？法官们无词以对，闲扯了几句，便宣布退庭。此案终于完事大吉。
没过多久，郑曼在南京接到臧克家的信，让她辞掉工作赶快去上海团聚，以便互相照顾。臧克家夫人郑曼，也就认识了季羡林。她回忆说：
经过审问，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原来是这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的规定。货色、价钱也不真实，做了一点手脚，结果几个爱管闲事的德国太太向法院起诉。原先有好几个，她们出庭作证，明确说出被告的所谓“犯罪”事实，包括时间、地点，都明确无误。
我一到上海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宿舍，就见到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不苟言笑而又平易近人的中年人。克家向我介绍：“这是我在南京李长之处认识的山东老乡季羡林，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要去北京大学任教，我们一见如故，他到上海，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是一座日本式小楼，一家一间小房子，铺的是榻榻米，没有任何家具。季先生不嫌弃我们穷困，他们就席地而坐，抵足而眠。他衣衫朴素，带的一箱箱行李全是书。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我见过的那些洋博士、洋专家的派头，有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而且，认识季先生越久，在他身上发现的这种美德越多，印象也越深刻，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青田人多不会讲中国普通话，法庭审判需要靠“重译”。被告既不通德语，也不会说中国普通话，而只会说青田话，这就需要从他们的老乡中选出一位讲普通话稍好一点的，把青田话翻成普通话，再由季羡林翻译成德语，这样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郑振铎先生也在上海，季羡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诸友去看过几次。
到了法庭，才知道被告原来是中国青田商人。
有一次，郑振铎先生请季羡林他们吃饭。郑先生的老母亲不顾高龄，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几个同去的人，自然都非常感动，季羡林更是至今难以忘怀。
一天，季羡林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另外一座城市卡塞尔市地方法院的一个命令，让他在指定时间内到该法院出庭当翻译，付翻译费50马克，如果不去，要罚款100马克。这件事让季羡林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的，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不能抗拒，只有奉命前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追求进步，自然成了反动势力的对立面。他主编了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更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列入黑名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郑振铎先生与季羡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出季羡林的意外。因为郑先生给季羡林的印象，一直是可爱可亲，和和蔼蔼，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没想到，谈及此事时，郑先生的脸竟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瓴，流露出极大的义愤和轻蔑。季羡林这才认识到郑先生的另一面：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对友与对敌，是两种态度。季羡林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郑振铎先生了。
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邂逅了这批特殊的中国商人。
就在上海，季羡林告诉郑先生，他已受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郑先生听后，喜形于色，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表现出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稍后，郑先生又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
这些青田商人，不是住在哥廷根，所以起初季羡林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常听到别人议论他们。
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人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个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郑振铎先生对于后学溢于言表的热爱和鼓励之情，使季羡林非常感奋。
能够到达欧洲的人，便成了幸存者，为了糊口，他们沿街叫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领带本是欧洲厂家的产品，商标上是明写着的，他们却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就这样，他们靠着祖先在丝绸业方面的威名，捣鼓这些小玩意糊口度日。
此外，在上海时，季羡林还和臧克家到狄斯威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去拜访郭沫若，可惜没见到。而叶圣陶的家就住在距臧克家住处咫尺的大街上，季羡林很顺利地拜访了叶老。
这些浙江青田商人被迫外出逃荒，青田这个地方养不活这里的人。为了求得一条生路，他们不知经过多少磨难，吃过多少苦头，行程数万里，历经数个国家，有的是横穿中国大地，经中亚，走到西亚，然后又转入欧洲。有的是走海路，但没有钱买船票，就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仓里，用小恩小惠买通有关人员，让他们在大海中航行时，在夜里偷偷打开货仓，送点水，送点饭，方便方便，再锁起来。据说有的人便死在货仓里，到了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货仓，里边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有一天，季羡林忽然听到传闻，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蛮横地毒打了进京请愿的进步人士，其中有一个叫曹联亚（靖华）。从此，曹靖华的名字又深深地印在季羡林的记忆中，后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他们又成了同事。
除了这些中国留学生，季羡林还在德国认识了一批中国青田商人。
4．到达北京
在这些留学生中，季羡林交的朋友是张维、陆士嘉夫妇，刘先志、滕菀君夫妇。他们之间最要好、最合得来，来往也最多。张维、陆士嘉后来回国之后，也都成了大名。张维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志是山东工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他们的夫人都是去德国陪读的。
暑假即将过去，北京大学就要开学。但当时战争仍在激烈进行，铁路交通继续中断，津浦路早已不通。
来避难的中国留学生，各人所学科目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其中有几位是学理科的，有姓黄的兄弟俩，是江西老俵，学物理，还有姓程的兄弟俩，是四川人，学自然科学，另外有一个姓张的神秘人物。这些人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想法，深不可测，季羡林对他们也无需过问，间或也有一聚之时，但都很短。
最后，季羡林听说只有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转乘火车才能到北京。因为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这样，季羡林告别了上海的师友，登上了开往秦皇岛的轮船。
由于战争的缘故，德国的几个大城市被盟国飞机轰炸得很厉害。在这几个大城市留学的中国人，已无藏身之地，于是有些人便到哥廷根来避难。
1946年深秋，季羡林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终于来到了暌别十二年之久的北京。
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人很少，有一段时间甚至只有季羡林一个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置身于日耳曼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满眼看到的都是蓝眼睛白皮肤的德国人，季羡林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白皮肤的德国人，忘记了自己是黄皮肤的了。
北京的深秋寂冷，落叶满街，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季羡林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他写道：
1．邂逅中国青田商人
此时的局势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一、尝试回国
带着这样的印象，季羡林到达当时称为北平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