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季羡林来说，从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时，他遇到好老师王崑玉，受这位老师影响，养成舞文弄墨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他又遇到好老师胡也频、董秋芳，受到现代文学的熏陶，开始写出质量比较高的文章。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遇到了好老师朱光潜、吴宓，从此打下了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的雄厚基础；又遇到好老师陈寅恪，激起了他对佛经翻译文学的浓厚兴趣，从此奠定了他在佛学研究领域的基础。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一个或几个名师的指点，对于这个人的成才往往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而在德国，季羡林又遇到了几个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教给他梵文、巴利文，西克教授则教给他吐火罗文。在这两位老师的栽培之下，季羡林成为国内在梵文和巴利文、吐火罗文诸语言学领域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也对他影响不小，使他获益匪浅。
1．博士父亲恩重如山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中，首席导师是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开始，教授只教他一个学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学生，教梵文、巴利文一直到被征从军。在从军时期，教授每次回家度假，还继续指导季羡林。季羡林不无激情地回忆说：
三、德国恩师们
教授每次度假回家，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东西，哪一点不包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这两句话本来也不是写治学的，而是写塞外雪景如画的。这里借用过来，以说明学界泰斗季羡林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成果问世，著作等身，且量多质高。这也是后话。
对这样一位恩师，季羡林充满了感激之情，终生感念至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980年，季羡林离开哥廷根有35年之后，他有机会重返哥廷根，又见到了几十年来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教授已83岁高龄。夫人寿更高，是86岁高龄，分别35年，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季羡林心里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上话来，老教授夫妇也非常激动。
这第四境界，可以借用唐代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首诗中的两句来表现：
这次会面的地方，不是在季羡林非常熟悉的老教授的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原来他已经把房子赠送给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了，汽车也已卖掉，搬到这所养老院里来了。
从实现了第三个境界以后，季羡林又有许多新的开拓，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成为权威，最后终于成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所以，如果王国维没总结第四境界，或者一般学者没有第四境界的话，而季羡林则还有第四境界。
师生围坐在屋子里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的名句，一下子涌上季羡林的心头：
不管怎样，季羡林从1935年到德国，经过十年的时间，从第一境界选择方向，第二境界艰苦奋斗，在炮火轰炸下，在饥肠辘辘中，不忘勤奋学习，一直到第三境界，不仅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力度的学术文章，从此确立了他在国际梵学界的权威地位。而且，他没有停步，又在吐火罗语方面有所突破，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他对治学的这三个境界，是逐一超越的。
人生不相见，
季羡林自己最珍贵的经验，则是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以后会看到他是如何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治学的。
动如参与商。
南宋朱熹善于抓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因为心不在，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就是漫浪诵读，也不能记，就是记也不能久。所以，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
今夕复何夕，
宋代欧阳修利用三上：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他利用这三上，写出了漂亮的文章。
共此灯烛光。
三国学者董遇，学习善抓三余：冬天是岁之余，夜间是日之余，阴雨天是时之余。他靠抓余暇时间来学习，成为名学者。
十几年和教授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而面前坐着的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两口，虽然养老院富丽堂皇，应有尽有，什么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饭食也很好，但对这些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无异于聋子的耳朵。这么多高龄人聚在一起，已不再是为健身，而是来等死，头一天晚上还可能在同桌吃饭，第二天早饭前说不定有人就见了上帝。老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会怎么样，季羡林心里非常清楚了。
而如何艰苦奋斗，并非要求人们个个都去头悬梁、锥刺骨地去苦斗，而是有许多窍门的。
一听说自己的得意弟子要来，教授的心里激动不已。一下汽车，季羡林就看到在养老院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已经端坐在圈椅上等候很久了。只见面前的教授：
三个境界包含着树立目标、艰苦奋斗、结出果实的过程。
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把我吞了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在这养老院里，师母还专门为季羡林烹制了当年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夫妇俩难得和弟子再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他们现在大概也只有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
季羡林还认为，在第二个境界努力奋斗时，还要注意向老师学习，他说：
季羡林过去曾给教授寄过中国佛教的书，这次见面，他又问教授还要不要这类书，教授反问了一句，要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谈及目前的情况，教授告诉他，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但不久也就要打住了。季羡林下意识地认识到，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根据季羡林的理解，这几句词的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中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时候，季羡林拿出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当时只出了第一本，把它送给教授，没想到受到老师的批评：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万没有想到，他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我了解老师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但是他哪里能了解我的处境呢？我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真正是到了垂暮之年的老人，还在关心着别人的学术研究，这样的事情，只能在师生之间发生。
第三个境界是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一段，原词也不是谈治学的，但和其他两段组合，被王国维赋以治学第三境界之意。全词是：
临别的时候，季羡林心里陡然凄凉起来。在季羡林1980年11月重返哥廷根时开始写作，一直到1987年10月在北京才补充写完的一篇《重返哥廷根》的文章里，写下了难舍难别的师生之情：
根据季羡林的理解，王国维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他认为在三个境界中，这一境界是关键。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要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全词也无治学之意，抽出的几句和另外两段词被王国维当做治学的第二境界。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眼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恩重如山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是一座永远竖立的塑像，他的恩泽，滋润了异国学子的一生。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阑意。
2．西克教授
第二个境界是宋代柳永《蝶恋花》中的几句词，全词是：
上面已经说到，季羡林之精通吐火罗语，是有缘结识西克教授之故。
全词并无治学之意，但被王国维抽出的一段，和其他两段组合起来，就成了治学的第一境界。根据季羡林的理解，这段的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零了。树叶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而在感情上，季羡林更感到他是平生所遇到的中外老师中对自己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也最大的老师。他不仅以古稀之年来给季羡林授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积累了一生的知识，倾囊而出，全部传授给了季羡林，而且，还在各方面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般关心、爱护这位异域来的弟子。所以，季羡林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心便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天长水阔知何处。
西克教授对季羡林的关心，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季羡林在自己的日记里，真实地记载了他对这位恩师的感激之情。1940年10月13日的日记写道：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像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像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第一个境界是宋代晏殊《蝶恋花》中的一段，全词是：
1941年2月1日的日记写道：
季羡林最欣赏的是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认为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壤之别，他所说的学问、事业，也与我们了解的不一样，但三境界的基本精神，是可以同意的。
五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近人王国维的三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间词话》）
1941年10月29日的日记写道：
宋代苏洵的三境界是：惶然骇然，豁然以明，浑浑然觉其来之之易。（《与欧阳内翰书》）
十一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其三境界是：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答李翊书》）
季羡林经常到西克教授家里去，但对他的家世始终不是很清楚的。只见过他的夫人，是一个又瘦又小但很慈祥的老人。至于子女或其他亲眷，季羡林从来没有见过。季羡林觉得他的家庭是一个挺孤寂清冷的家庭，但夫妇俩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治学既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又要有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平日艰苦努力，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为此提出了“三境界”说。
有一次，是美国兵已经攻入哥廷根城以后了，美军曾从城西向城东发射炮弹。炮声一停，季羡林赶忙到西克教授家去看是否有什么危险，因为听声音，炮弹似乎就在他家的附近爆炸。到了家里以后，教授夫人告诉季羡林，炮弹爆炸之时，老头子正在伏案读有关吐火罗语的书籍，窗子玻璃随着爆炸声响，全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桌子，但老头子却奇迹般地一点也没有受任何伤害。
治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俗语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蕴含着这一道理；细检古今学者的治学经验，体现着这一道理。治学成功者，往往与“三”字有联系。季羡林似乎也不例外。
季羡林听了，不禁出了一身汗，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
4．学问三境界的逐一超越
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
所以，虽然五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这篇文章的学术生命力依然如故，各国在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还不得不注意到它。当然，对其观点，会有支持者，也会有反对者，这是任何权威的学术文章都不可能避免的，相反，如果只有清一色的支持者，那倒有点奇怪了。
这样的一位老教授，年届八十，对治学这样专心致志，这种精神可以说也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就在这一篇论文中，他不仅引证了晚期佉卢文铭文、新疆古代佉卢文文书—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用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等属于印度雅利安的语言，而且，作为旁支，他还引证了伊朗语系的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属于印欧语系西支的吐火罗文B（龟兹文），从而证明了-am﹥-o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从这一结论，他又推测出有这样的音变现象的几部佛经，如《普曜经》、《妙法莲华经》等，一定会同印度西北部有某种联系。
3．西克灵教授
《中世纪印度俗语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变》是季羡林在1944年用德文写成的，专门讨论的是语尾-am向-o和-u转变的问题。其论证是从公元前3世纪时的阿育王碑铭开始的，理由是，一则阿育王碑铭是最古的资料，二则它又是最可靠的资料。在阿育王碑铭中，只有印度西北部的两块碑有语尾-am转变为-o的现象，其余的都没有，因此，他必须假定-am﹥-o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
西克灵教授不是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业师，但却是对季羡林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环境里，季羡林焚膏继晷地工作着，写作着。在博士后的几年内，他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几篇相当有学术价值的长篇学术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其中包括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另外两篇《中世印度俗语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变》、《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都是当时在该研究领域内开拓性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际学术界还不断有人引用。季羡林自己曾谦虚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而从季羡林一生的学术贡献来看，其实这几篇文章，只不过是他的学术研究的开端而已。
西克灵教授工作的地点是柏林的普鲁士学士院。据说，他是不善言谈的，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只在柏林大学教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吐火罗文，最后也还是由于不善言谈而辞了职，以后一生就只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
极为难得的是在梵文研究所对面，是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许多极为稀奇古怪的学术著作，都是季羡林所需要的宝贵的参考书，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地享受着书海泛舟的快乐。这种快乐，是那些不入此道者所无法享受到的。
西克灵教授是西克教授研究吐火罗文最好的合作伙伴，许多研究成果，都是用两个人的名字，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克灵被征从军的一个期间是例外。他们的分工很有意思：
这样，季羡林就有了大量时间，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活是极有规律的，也极为平静，但大战结束前肚子饿是常事，偶尔还要躲避空袭，所以还不断地遇到困难，甚至是危险。
西克灵小心谨慎，但没有什么创造的能力，同时又因为住在柏林，在普鲁士学士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里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只是研究抄写Br ā hmi（婆罗米）字母。他把这些原来是用Br ā hmi字母写成的残卷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寄给西克，西克就根据这些拉丁字母写成的稿子来研究文法，确定字义。
季羡林已经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汉学研究所的汉语讲师。课就在研究所里上，课也不多，授课对象全是德国学生。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在这个工作上从来没有碰到过困难，即使碰到一点困难，他因为有了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师一年的经验，也就都不在话下了。
当然，西克灵并不是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们两人两方面都懂，不过西克灵偏重于字母，而西克则偏重于文法。
他每天都相当紧张地工作到中午。午饭像往常一样到外面饭馆里去吃，吃完再回到研究所，继续工作，从来没有午休时间。
西克灵的个性是小心谨慎，有时候小心到常人不能想象的地步。本来根据许多别的字义，一个吐火罗字的字义，明明是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了，但他偏持怀疑态度，偏反对，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在写信讨论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西克教授一看信不再有效用，便只得坐上火车赶到柏林，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他了。季羡林感到，西克教授就像是火车头的蒸汽机，没有它，火车就不能开走，但火车有时候走得太猛、太快，也会出毛病，这就要用一个停车的刹车，西克灵就可以充当这样一个停车的刹车。
他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仍然沿着走熟了的路，到高斯—韦伯楼的梵文研究所。在这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Br ā hmi字母并不像常见的拉丁字母一样，而是非常复杂的，字母之间的区别，有时候非常细微，稍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错误。所以西克灵教授单在读这种字母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造诣是非常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并世无二。
回来以后，情况已经有所变化，那就是做学生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仍然要过一种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刻板单调的、清苦的书斋生活。
和西克灵教授的交往，当然不像和西克教授那样多，但季羡林为了读婆罗米字母的问题，在1942年春天，曾到柏林去拜访他。季羡休在普鲁士学士院他自己的研究室里找到他，只见他正在埋头工作，桌子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些婆罗米字母的残卷，他用他自己特有的蝇头般的小字，一行一行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抄下来。
1942年春天，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本来可以衣锦还乡，光耀祖宗门楣了，但是，到柏林走了一趟，才知回国是不可能的。回国不成，只好又留下来，在1942年10月30日重又回到已经住了七年多的欧朴尔太太家。
所以第一次见面，季羡林得到的印象和听到的一样，人很沉静，不太爱说话，但是，只要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遗。
3．博士后的学习生活
从他这里，季羡林学到了不少读吐火罗文婆罗米字母的秘诀，感到他外表虽冷静，但内心却是个非常热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人一样。
季羡林这种孜孜以求探索真理的风格的形成，自然是他自己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其中也有德国教授影响的因素。
在吐火罗文方面，季羡林从西克灵这里得到的，还有他和西克教授、舒尔兹教授合著的在1931年出版的吐火罗语语法，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辉煌巨著，没有它，季羡林是读不通吐火罗文的。
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
到1947年，季羡林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接到西克教授的一封信，告知西克灵教授已于1946年春天去世。季羡林真为他惋惜，师友里面少了一个，感到对学术界，尤其是对自己，这个损失是再也不能弥补了。
从这种学术沙龙中，季羡林学到的是为真理而坚持不妥协的精神，为真理而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他后来不管是写学术文章，还是创作散文，都是力求一个“真”字。这种风格，可以说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4．布劳恩教授
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布劳恩教授精通斯拉夫语言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是莱比锡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
就在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季羡林正在山下散步，正巧碰到西克教授和约好的几位教授，也要上山。季羡林向他们致以问候，西克教授忙把他叫到跟前，向其他几位教授作了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西克教授颇有得意之色，深为自己的弟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而自豪。而季羡林自己呢？则有这样的感觉：
布劳恩能说流利的斯拉夫语，由于一开始年纪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用这种方法，教授们在同行之间相互切磋学术，争论起来，也都会注意对方观点，从而可以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学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高。
二次大战开始时，布劳恩也被征从军，但他没上过前线，只是担任军界的高级俄语翻译。在战争中，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有被德军俘虏的，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往往要亲自审讯，以便从中挖出一些超级军事秘密。布劳恩就担任这种翻译工作。
教授们在林中漫游累了，争论倦了，往往找一个林中的咖啡馆，坐下来喝点，吃点，兴尽就回到城里去。
奇怪的是，像这样的高级俄语翻译，涉及到许多尖端秘密，按照常规，这样的人是要被保护起来的。但布劳恩居然与普通军人一样，也享受休假。而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同季羡林闲聊一些他当翻译的情况，有时就讲到德军或苏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机密。有几次，他对季羡林谈到苏军的大炮，说是如何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些话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战争的早日结束有了一定的信心。
在开展学术争论的时候，教授们真是忘乎所以，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学问和对方的论点如何把对方说服。
布劳恩的家庭十分和美，夫人同样也很年轻。他们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小的特别喜欢季羡林。因为住得很近，走二三分钟就到他家，季羡林常到他家去，一到他家，小男孩打老远跑过来，扑到季羡林的怀里。布劳恩夫人这时候就告诉季羡林：“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她是个心直口快、说话直爽的人。不过说起话来，有时难免离谱。
教授们走着谈着，有时候也会出现观点分歧，发生争论。争论起来，也是互不相让，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不像《庄子》中所提倡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庄子认为，用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用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因此，从事理相同的观点来看，天地就是“一指”，有其共同性，万物就是“一马”，也有其共同性。德国学者的彻底性使他们绝不采取庄子的这种“齐是非”的态度，他们在学术问题上，非要争出个谁是谁非来。
布劳恩喜欢中国艺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幅中国古代刺绣，上面绣有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让季羡林把这五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对汉语发生了兴趣。他自己去买了一本汉德词典，开始念唐诗。他的方法是把每个汉字都查出来，然后连贯起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来，不对的地方，季羡林就帮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他对汉语的浯法结构，既觉得极怪，又觉得极有理，这种语言没有形态变化，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而这正可能是个优点，能给读者提供极大的联想自由空间，不会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这个传统虽然名义上是散步，但实际上是交流学术问题，因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学术沙龙。
布劳恩教授多才多艺，喜欢画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兴致来了，要给季羡林画像。从这天开始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起了模特儿。他画得非常逼真，季羡林很满意。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习惯，虽然不知道开始时的确切时间，但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了。这个习惯就是：每到星期六下午，教授们便约上二三个同行好友，到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去散步。
在学术研究领域，布劳恩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把语言考据学作为自己的拿手好戏，他是与这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的，专门搞义理之学。他的论文和著作都不多，著作只见到一部讲沙俄文学的，从理论分析入手，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书中见解独特，观察细致，思想深刻，季羡林认为是不可多得之作，但不知为什么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2．山林中的学术沙龙
大概与他这种离经叛道的志趣有关，布劳恩在哥廷根大学颇不得志。他既没有当上正教授，当然就更不可能当哥廷根科学院院士了。他曾一度想去斯特拉斯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正教授的空缺，但终于没有去。
季羡林以惊人的毅力，终于读通了这种稀奇古怪天书般的语言，1946年回国后，虽然由于资料缺乏，中断了三十年，但到1975年，由于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到1980年，季羡林重返哥廷根时，布劳恩告诉他，最后总算当了讲座正教授。这一次见面时，他已经很老了，年轻时的英俊潇洒无复存在。夫人也已去世，而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此情此景，季羡林不无感慨：
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
老师们的优良学风，深深地感染了季羡林，他下决心攻克这种新语言。
后来，听德国来华客人说，布劳恩教授已经去世，季羡林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季羡林非常佩服德国老师们的工作态度，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楷模。他叹服他们异常认真、严谨、细致的学风。他们治学的彻底性，是名震寰宇的，写文章从来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
5．冯·格林和其他教授
后来从西克教授嘴里才知道，当初他和西克灵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西克灵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而西克则在哥廷根大学。俩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系，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西克教授还得从哥廷根赶到柏林，与西克灵教授商讨。
冯·格林有博士的学衔，但一直只是担任俄语讲师，因为一直未发表过学术论文，所以副教授的头衔与他无缘。这是德国的习惯，不管你外语多么好，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当教授，甚至也不能当副教授。工龄增加了，工资可能很高，但是名分却不能改变，名分是与学术成就相符的。对此，季羡林感触颇深，认为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而在德国，冯·格林是出生于俄国的德国人，他精通俄语，俄语几乎是他的母语，俄语水平之高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一辈子只是当讲师。
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季羡林对冯·格林是非常感激的，是经常想到的一位德国老师。
当时，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也慕名来到哥廷根，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个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他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著影印本一起出版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他们的学习这样进行着：
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读通了这一语言的大师西克教授，当然应该是最理想的引路人了。但是他教吐火罗文的方法，也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用的德国传统方法。他根本不去讲解语法，而是直接从读原文开始。
而对冯·格林的外语教学，季羡林则从不适应到适应，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回忆说：
这部语法著作是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煌煌巨著，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语法入门书，读通它是非常难的。季羡林初接触之时，感到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二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里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后一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
西克和西克灵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和论文。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著成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虽然早已离开人世，但却永远活在季羡林的心中。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简直就如猜谜一样，这不仅没能难倒他们，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日夜几乎是不停止地工作，前途充满了光明。
除了冯·格林博士以外，在哥廷根大学还有一些老师，季羡林或者听过他们的课，或者与他们有过来往，他们也待他亲切和蔼，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这些老师包括：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季羡林曾从他学了一年阿拉伯文；英文教授勒德和怀尔德，哲学教授海泽，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侯爵，德文教授麦伊，波斯语教授欣茨等，季羡林对他们都是永志在心的。
吐火罗语残卷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籍残卷，运到了柏林。德国学者那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西克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只有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俩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6．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习惯。
西克教授要教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季羡林只有乖乖地服从教授。
唐代韩愈的名作《师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季羡林认为，古代是这样，今之学者亦然。各行各业都必须有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修行要靠自己，但没有领进门的师父，也是不行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季羡林在1987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以古稀之年来接课，自然要比在家里颐养天年辛苦得多，但西克教授却并不想敷衍他的中国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地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季羡林，一个就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则是吐火罗语。这四个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惟有《梨俱吠陀》略为人知，其他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是绝学。
我这一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过很多领我进门的师父。现在虽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为“人之患”（“人之患，在为人师”），但是我却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过去的老师来。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今天的这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从我上小学起，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那些老师的面影依次浮现到我眼前来，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们的教诲。
二战爆发之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出来接替他的工作，上课之外还负责季羡林毕业论文的指导。
事实上，季羡林不只是怀念他们，他还是程门立雪的一个好弟子。
但是，偶然的机会意外地来了。
程门立雪的故事，旨在提倡尊师重道。在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共同撰成的《近思录》十四卷中，有：“游（酢）、杨（时）初见伊川（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雪深一尺。”而《宋史·杨时传》中，则具体记载了弟子杨时、游酢拜见老师程颐的故事：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对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季羡林在国内时并不了解。到哥廷根之后，虽有所了解，但并不想学。其原因，他自己这样说：
杨时死后，谥文靖。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写过一首题名《杨龟山祠》（杨时曾隐于龟山，世称龟山先生）的诗，说：
那么，吐火罗语为何人所使用？据希腊和拉丁文的一些史籍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时，曾有一支吐火罗人居住在乌浒河上游的盆地周围，因此，将吐火罗语之名说成是塔里木盆地通行的语言，可能有误。而多数学者则认为操此种语言者为乌孙人。乌孙人最初是在祁连、敦煌之间活动，后来在公元前161年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而且，吐火罗语与其他印欧语系的关系，以及甲、乙两种方言的关系，至今仍无定论，因此形成延续及今的“吐火罗问题”。
卓彼文靖公，
而吐火罗语乙种方言的文献，则是有关于贸易、寺院、医药巫术方面的诸多记载。这些文献是研究中亚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材料。
早立程门雪。
吐火罗语的语汇，吸取了土耳其语、伊朗语的若干词汇，后来还吸收了一些梵文词汇。吐火罗语甲种方言，其文献的内容，大多是翻译佛经《本生经》、《出曜经》的译本和有关哲学、训谕方面的著作。《本生经》又译《阇陀经》，是巴利文佛经《小部》中的一部经典。内容多是佛陀前生为国王、婆罗门、商人、女人以及大象、猴子等动物所行善业功德的故事，以此为基础，发挥佛教的基本教义。《出曜经》则是梵文佛教经典，“出曜”意为“譬喻”。该经通过譬喻来宣传佛教所说的人生无常，以修行戒、定、慧积善根而达到解脱的道理。这些著作多为古印度佛教初学者的入门读物，而吐火罗语甲种方言的这两部经典的译本，为佛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证明。
从此，“程门立雪”成为尊师重道的故事。
吐火罗语采用的是波罗密字母，与印欧语系中的K类语言关系十分亲近。在语音方面，吐火罗语每一个系列的塞音都同时出现，形成了三塞音系统，即清塞音P、T、K系统。但在语干构词和人称词尾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印欧语系助词系统的特点，而名词则没有留下原始印欧语系曲折变化的痕迹。
季羡林作为炎黄子孙，齐鲁之邦、礼义之乡的“举子”，更深知尊师的重要，而且，他还不仅只是知其理，明其义，更重视自己的践其行。
这一次机会，是学习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5—10世纪时曾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一带。6—8世纪的一些古典文献，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文献，它证实吐火罗语有两种方言：吐火罗语甲种方言，是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吐鲁番的一种语言；吐火罗语乙种方言，主要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库车地区，但在吐鲁番地区也有人使用。
对恩重如山的西克教授，季羡林执弟子之礼甚恭。每当回忆起冬天送老师回家的情景，季羡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中的温暖：
季羡林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几次偶然。而他总是抓住这偶然的机会，使之成为取得光辉成绩的必然。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怵，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决无可能重演了。
1．又一次偶然
实际上，西克教授的责任心极强，所以几乎每天都到研究所来。
二、吐火罗语
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不管怎样，季羡林总算在羡煞人的牛肉林中游览了一番，而且大有收获。从此，饥饿地狱中的生活才是真正结束了。
在战争和饥饿的双重威胁下，季羡林深知是多么缺乏营养。
我自己事后回想起来，却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后怕。在当时兵荒马乱、哥廷根根本没有政权的情况下，一切法律俱缺，一切道德准绳全无，我们贸然闯进令人羡煞的牛肉林中，法国兵手里是有枪的，我们懵然、木然；而他们却是清醒的。说不定哪一个兵一时心血来潮，一扳枪机，开上一枪，则后果如何不是一清二楚吗？我又焉得不后怕呢？
有一次，季羡林发下宏愿大誓，一定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出来。他费心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成一个蛋糕。他捧着这个蛋糕，简直就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
回家仔细数过罐头，有牛肉的，有白糖的。季羡林把这些东西分了分，女房东、老师和熟人各有一份。这些东西对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来说，无疑都是仙药醍醐，得到一份的人，都有雪中送炭之感，皆大欢喜。而季羡林却有点后怕了。
虽然自己的饥饿反而加重了，但能用自己所硬挤出来的这一点点东西来回报师恩，季羡林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而这件事很自然的，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在院子里，他们遇到一个法国兵，把他俩领到楼上一间存放牛肉罐头的屋子里，里面罐头堆得山般高。季羡林心中大喜，赶忙往带来的皮包里面装。忽然一个穿破烂军服的法国兵，过来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羡林拿出护照，法国兵翻到有法文的一页，一看没有签名，瞪大眼睛盯着季羡林，像是质问。季羡林给他翻到英文的那页，他看到签名，没再说什么，把护照退还后，示意愿拿什么，就拿什么，愿拿多少，就拿多少。季羡林和张维把皮包塞满，怀里抱满，跳出短墙，走回去。天热，路又不近，满载而归之后，大汗淋漓了。
至于后来季羡林和张维在哥廷根车站德军罐头食品存贮仓库里意外得到的一大宗牛肉和白糖罐头，自然也有西克教授和其他师友的份，季羡林是从来不吃独食的。
季羡林和张维也不敢贸然越过把守的法国兵，便绕到后门来。一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门虽然关着，但围墙很矮，也没人站岗。他们便翻墙进到院子里，里面到处洒满了大米、白糖。据说是美国兵进城时，俄国和波兰俘虏兵抢过一次，米和糖就是他们洒在地上的。
不仅对老师，对师母，季羡林也同样有一种程门立雪的精神。上面已经提到过，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以后，季羡林每周一次陪师母去剧院观看演出，然后又在黑暗中送她回家，最后自己才回家。
受好奇心驱使，季羡林又和张维结伴同行去看个究竟。门外挤满了德国人，男女老幼站在那里围观，但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四、德国普通人
有一天，有消息说，车站旁的一个仓库里，堆满了牛肉和白糖罐头，原来是德军的贮存食品仓库，法国兵现在正在里面不知干什么。
1．难忘欧朴尔太太
用这张条子，季羡林和张维还在市政府的一个机构，领到一张照顾中国人饮食习惯特批大米的条子。从此，他们有米有肉，真正成为座上客了。
在德国的十年中，季羡林接触最多、几乎是朝夕相处的是欧朴尔太太。
季羡林领到鲜牛肉，那高兴劲自不用说。而对德国百姓来说，鲜牛肉简直同宝贝一样。季羡林作为山东人，没有独自吃喝不管别人的习惯，对牛肉也不例外。眼前的女房东，夫丧子离，孤身一人，季羡林每天领来的牛肉，都交给她，由她烹调后，俩人共同享受。
从一到哥廷根开始，季羡林就住进了欧朴尔夫妇家里。老夫妇俩，还有一个儿子，全家人都没有把季羡林当外人看待，更没有把他当做外国人看待。法西斯头子对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歧视，在德国普通人中是少有响应的。就欧朴尔太太来说，季羡林就像她的亲生儿子，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因为对儿子不愿说的话，她都对季羡林说。
季羡林同张维去找到美国驻军的一个校官，亮出自己的身份，立即受到礼遇，在一张纸上写明他们是由于战争，政治迫害等被迫离开本国的人，让他们就用这一张纸，到一个法国战俘聚居的地方，去找一个战俘头。他们依命而行，找到了这个人。他告诉他们，以后每天都可以从这里领牛肉。
初到哥廷根之时，欧朴尔夫妇的儿子在达姆施塔特高级工科学校读书，离哥廷根挺远。夫妇俩爱子如明珠，惦记着在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老头每月购买一些面包和香肠，打包寄给儿子。老头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着手杖也挺吃力，可为了儿子，他不辞辛劳，月月去邮局寄一次。
季羡林见到的美国兵，个个年轻，有的长身玉立，十分英俊，但显然都吊儿郎当的。士兵向军官敬礼，甚至都嬉皮笑脸，嘻嘻哈哈。军官同级不敬礼，兵对兵也不敬礼。美国兵的少爷习气令人吃惊，吃饭时，一听鸡鱼鸭肉罐头，往往吃不到一半就扔掉。给汽车加油，一桶油还加不到一半，就不耐烦了，大皮靴一踢就滚一边了，桶里的油还汩汩地往外流，闪出丝丝白光。架设电缆，不竖电线杆，只往树枝上挂，有的一棵树上竟挂上十几条几十条，黑压压一大堆。美军撤走，这些电缆被随便用铁钳子剪断，树枝头便累累垂垂挂满剪断的电缆。但从美国人进城后，无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流浪汉，一下子成为胜利者盟国的一分子，一下子成了盟军的座上客。
老夫妇俩趁出去度假之时去看望他们的儿子。到了大学生宿舍，他们看到香肠和面包干瘪瘪地躺在桌子下面，发了霉，已不能食用。
美国兵进哥廷根城之后，占用了不少民房。凡单独成楼，花园优美的房子，大都被选中。瓦尔德施米特在城外山下盖的一栋新楼，自然没逃过去，被当成了临时兵营。他们住了几天就换防搬走了，但有些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家具已经受到一些破坏了。夫妇俩珍爱的几把古典式椅子，从来都是轻拿轻放的，却被美国大兵折断了腿。美国兵撤走后，季羡林到教授家里去，教授早已复员，他指着给季羡林看这些家具，一脸的苦笑，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心中的滋味，是不难意会的。而教授夫人则显然沉不住气了，她告诉说，美国大兵天天夜里酗酒跳舞，通宵达旦，把楼板跳得震天价响。这玲珑剔透的椅子腿，焉得不断！
回到家，欧朴尔太太絮絮叨叨地在季羡林面前诉苦，但是，老头明知儿子没吃寄去的东西，却还是照寄不误。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都相同。
季羡林只好走到他家，美国大兵自然感到很意外，便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羡林回答说是中国人，是“盟国”派来帮他当翻译的。讯问很快结束，美国大兵没再到施米特先生家。
后来，儿子结了婚，还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了一个小女儿。有时候，一家三口回来探望父母，儿媳妇人长得漂亮，衣着也摩登入时，但就是不讨婆婆的喜欢。就连小孙女，祖母也不喜欢。原来儿媳妇有点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东忽然拉季羡林到卫生间，指着马桶给季羡林看，是儿媳使用卫生纸过多，把马桶给堵塞了。老太太一边嘟念着，一边脸上还露出了许多怪物相，有愤怒，有轻蔑，有不满，也有憎怨。可这样的事，偏偏不敢对儿子讲，连丈夫也不敢讲，她心中的不平，在茫茫宇宙间，只有对季羡林一个人诉说了。
美国兵找到一个纳粹名单，他们按图索骥，来到欧朴尔太太对门的施米特先生家。他们到他家去找他的女儿，据说是纳粹女青年组织的一个大区的头子。男主人不在家，胖太太慌了神，吓得浑身发抖，求季羡林去帮忙。
女房东不仅有不平，也有偏见，尤其是宗教偏见。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对天主教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对天主教徒中的好人，也照样有偏见。有一个天主教老处女，每月要来欧朴尔太太这里洗一次衣服，人很老实，但宗教信仰却很虔诚，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维持生活以外，都捐赠给教堂。女房东虽然承认她忠诚得像“黄金”一样，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便难免有微词了。
美国兵进城以后，没有“屠城”，表面看来还非常文明，山姆大叔也没有侮辱德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一些德国女孩子，围着美国大兵转，颇显出一些祥和气氛。
在政治上，女房东比较迟钝，既不赞扬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对他。
1945年4月8日，美国坦克开进了哥廷根城。
经过十年相处，季羡林形成一个对女房东的总体印象：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战局急转直下。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逮捕，法西斯意大利宣布停战。1944年7月，施陶芬贝格上校用炸弹行刺希特勒未果，但军队中对希特勒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重用纳粹，严禁军队投降，自己却呆在总理府的地堡里，迹近疯狂。1945年春末，战局更急转直下，德国已无还手之力。4月30日，凌晨，希特勒与同居多年的爱娃·布劳恩在宣布结婚后仅一天，便双双自毙于地堡之中。
我的女房东就是这样一个有不平、有偏见、有自己的与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国家大局无关的小忧愁小烦恼、有这样那样的特点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厚道、不会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7．羡煞人的牛肉罐头林
欧朴尔夫妇一生和睦相处，从来没拌过嘴，吵过架，丈夫饿死于战争之后，儿子大多在另一个城市住，不回家。结果，季羡林就成了她惟一的亲人了。
从这片世外桃源，季羡林进一步领悟到，就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人生乐趣也仍然有，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决不会只有痛苦，在痛苦中仍可找到快乐。这就是他悟出的禅机。
战争临近结束之时，日子更难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伐树木，代替燃料。但在林海中划出一片可砍伐地区，在区内，将树又逐一检查，可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了没有红圈的树，受罚是理所当然的事。女房东没有劳动力，季羡林则当仁不让，帮老太太上山砍树，再运回家来。
一行三人，来到一个悬崖下，而悬崖的另一边又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树林。他们无法下去，下边就是看不到底的深谷，于是返身往回走。走着走着，又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他们跑着，想找个地方避雨。出乎意料，他们竟然在这里找到了一座木头凉亭。他们走进去，里面已经先坐着一个德国人了。打一声招呼，不用通报姓名，便上天下地聊起天来，宛如故友相逢。
住在这样一个女房东的家里，季羡林从来没把她当成一个小业主看待，自己也从来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当做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东当做母亲看待，他深情地说：
有一次，季羡林同中国留学生张维和陆士嘉夫妇来这里畅游。这天，他们兴致很高，边走边谈，边游玩，渐渐忘了路的远近，不知不觉走进了深林。这里已经没了路，青苔越来越厚，是人迹罕到之地了。四周死一般寂静，惟有他们的谈笑声，不时地在林中回荡，回声悠扬地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只被惊起的梅花鹿，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几位陌生的林中新客，大概是害怕之故，停了一会便一溜烟似地跑到更深的林中了。
一想到我的母亲般的女房东，我就回忆联翩，在漫长的十年中，我们晨夕相处，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值得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使回忆困难时期的情景，这回忆也仍然是甜蜜的。
有时候，他也难免带上几个朋友，或中国人，或德国人，到这里来共享世外桃源的美好。
离开德国回国以后，季羡林一直对女房东惦记在心。季羡林和女房东保持了几年的书信联系。他回到北京以后，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弄到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连忙跑到邮局把邮包寄走，希望能越过千山万水，使这一罐咖啡能让老太太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喜悦。因为季羡林知道，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她嗜咖啡如命。到1950年代以后，国内突出政治，“海外关系”成为十分危险的东西，季羡林没敢继续给她写信，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了。
不知有多少次，季羡林独自一人，来到这片山林，天马行空般在这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女房东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季羡林每每回首前尘，总是百感交集，他只有遥遥地祷祝老太太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这里的夏天，雨水多。雨水浇过的草木，青翠欲滴，翡翠一般晶莹剔透。山林中到处是可爱的翡翠绿。雨中，连续不断的雨丝与翡翠般的浓绿，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神奇而迷茫的大网，季羡林孤身一人，不带伞，不穿雨衣，任凭淅浙沥沥的雨淋着自己，在这铺天盖地的大网中，踽踽独行着。这时候，他似乎忘掉了一切，天人合而为一，而“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一切都在“我”之外烟消云散，战争不再存在，轰炸不再存在，饥饿似乎也不再存在了。难怪季羡林说：“当全城人民饥肠辘辘，在英国飞机下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山林却依旧郁郁葱葱，‘依旧烟笼十里堤’。我真爱这样的山林，这里真正成了我的世外桃源了。”
2．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就在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季羡林找到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老师们，女房东，都是季羡林在德国最亲近的人。然而，还有一位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房东，却也是最亲近的一个人，她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和她的一家，都与季羡林交往深厚。
可陶渊明能带季羡林去找世外桃源吗？显然不能，这世外桃源，得靠自己去寻找。
伊姆加德小姐一家就住在欧朴尔太太的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远，她的父亲迈耶先生与欧朴尔先生几乎一样，老实巴交，不善言谈，所以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他总是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脸上则挂着憨厚的微笑，听着别人在天南海北地议论，职业也同欧朴尔先生一样，是个地位不高的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工作。退休以后，便呆在家里，不与外人交际，也不大出去活动。季羡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决不会撒谎、骗人。
战争仍在进行，轰炸仍在进行，饿魔又在不断地吞噬着生灵，要活下去，必须想办法去找世外桃源。
丈夫老实，不善交际，家庭中活跃的是迈耶夫人，她执掌大权，能说会道，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她同欧朴尔太太年龄相仿，性格却不太一样，是一个乐天派。她总是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地忙个不停。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喜笑颜开，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不像欧朴尔太太有那么多不平和偏见。她们的家庭更为和美。
6．世外桃源
在她们家里，也住有中国留学生。迈耶一家像欧朴尔一家一样，也善待这些中国人。迈耶太太为中国留学生做的事情，也同欧朴尔太太一样，房主与房客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摩擦，他们相处得非常好。这当然不仅是房主待留学生友好之故，也更有留学生素质比较高之原因，双方有一方不得体，就不会相处得好，这是常识。
掌握着统治机器的法西斯头子，用这种愚民政策，轻而易举地把德国人民蒙骗过去了。
当时，住在迈耶家里的中国留学生是田德望。季羡林去看田德望，认识了迈耶一家。田德望走后，又有别的中国留学生住进去。季羡林与他们也有些联系，三来两往，也与迈耶家熟起来。
每次大轰炸之后，德国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里蹲上半夜，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情绪当然不会高。他们天性不会说怪话，至于有否腹诽，我不敢说。此时，法西斯头子立即宣布，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别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外国人不在此例。不了解当时德国情况的人，无法想象德国人对咖啡偏爱之深。有一本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的不是宝石，不是金刚钻，而是一颗咖啡豆。可见咖啡身价之高。挨过一次炸，正当接近闹情绪的节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荡，几粒咖啡豆从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焕发，又大唱德国必胜的滥调了。
迈耶夫妇有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就是伊姆加德。
而德国人又如何对待轰炸呢？
1940年秋天，季羡林的毕业论文已近尾声，季羡林用德文写成的稿子，在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审阅以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季羡林是既没有打字机，又没有学会打字，这就需要一个会打字的人帮忙。
这批中国留学生仰卧在山中的绿草地上，空中的英国飞机编队掠过上空，而绿草地上的乌龟在瞪着小眼睛，迈着缓慢的步子，仿佛是在与天空的飞机比赛，那种不慌不忙却又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态度让人佩服。他们此时顾而乐之，仿佛不是生活在恐怖的战争中，倒是乐园净土，空中显然是死亡威胁的飞机声，简直成了阆苑仙宫中的音乐了。他们就是这样在危中求安。
正巧，迈耶家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很愿意帮这个忙，因为博士论文的要求极高，需要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
在同去山上的几个留学生中，各人都带上各人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季羡林带的是稿子，而刘先志和滕菀君夫妇携带的珍贵东西，既非稿子，也非食品，而是用篮子提着一只乌龟。这原本是因为德国粮食奇缺，不知从哪一个被占领国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作为肉食品。没想到德国人吃东西非常保守，对此物见而生畏，绝不敢往肚子里填。法西斯政府千方百计，又是宣传营养价值高，又是引经据典，无非想证明乌龟肉不亚于仙丹醍醐。刘氏夫妇在柏林时买下了这只乌龟，可一看到这笨拙的躯体，灵活的小眼睛，一时慈悲大发，对这样一个小生命怎么也不忍心下刀，于是把它养起来，并从柏林带到哥廷根，天天带着上山躲避炸弹。
这样一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必须天天晚上到她家去，白天他没有时间，她也在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原本季羡林的稿子由她一人打字也就行了，但是原稿改动很多，而且改得太乱，论文内容又不是伊姆加德所熟悉的，简直如同天书一般，稀奇古怪，打字稍一不慎，就会出错。因此，她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她身旁，随时以备咨询，工作往往持续到深夜，结束后，季羡林再摸黑回家。
哥廷根被炸的机会多起来了，季羡林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以后，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季羡林在吃完早点以后，就带上装满稿子的皮包，到山上去躲避空袭。
打完了这篇博士论文，季羡林和迈耶家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这位教授从1925年起就担任流体力学研究所所长，其著作是空气动力学的基本教材，他还是流线型飞艇的早期开拓者，主张单翼机，大大推进了重于空气的飞行体，为亚声速气流创立了定则，用以说明空气在高速时的可压缩效应。在这里，季羡林看到这位老教授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还在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老教授抵死忠于科学、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不禁让季羡林肃然起敬。这种严谨的不惧艰险的科学精神，着实使他感动，他从中获得了教益。
这之后，季羡林又写成了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而这些论文，也都是由伊姆加德小姐帮忙打出来的，所以，一直到1945年秋后，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前，都是伊姆加德家的常客。
就在这时候，季羡林在兵营的操场旁边，看到一个老头正在弯腰曲背，仔细地看什么。走近一看，季羡林认出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在哥廷根大学任应用力学教授，创立了一个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学派而闻名世界，享有空气动力学之父的称号。看到他，季羡林赶忙问候了一声：“早安，教授先生！”回了礼，教授告诉季羡林，他正在观察操场周围的这段短墙，是怎样被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摧毁的。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
关系熟了，她们家里一有什么喜庆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季羡林则必定被邀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小姐生日的那一天，季羡林一定要去祝贺，成为她家的贵宾。一到这天，迈耶太太在安排宴席座位时，总是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第二天早晨，季羡林去研究所上班，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清扫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飞机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只在于震碎全城的玻璃，结果是东西城门各投一颗，全城玻璃差不多全被气流摧毁了。
用不着为贤者讳，伊姆加德一家显然把季羡林当做她的挚友，而伊姆加德小姐本人，已经爱上这位异国青年学者了。
有一天晚上，英国飞机来轰炸哥廷根，炸弹就在季羡林住处不远爆炸，楼顶上的窗户玻璃已被震碎。季羡林钻入地下室躲避，心里在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所以，如果季羡林不是齐鲁之子，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清规戒律，没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不时时想念着自己的贤妻彭德华女士和女儿婉如、儿子延宗；或者，如果是今天的时代，像今天这样开放、婚姻多变；那么季羡林很有可能会与伊姆加德结合。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哥廷根不像柏林，目标比较小，在战略上也不像柏林那样重要，但哥廷根也并没有避免被炸，只是次数少一点而已。
季羡林不隐讳自己对这位异国女孩的好感，在离别德国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对她的感情。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写道：
后来，盟军的轰炸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白天能炸，晚上也能炸，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穿透力越来越强，由穿透一二层提高到穿透七八层，最后十几层楼也抵挡不住，有的炸弹干脆从楼顶穿透到地下室爆炸，地下室也无安全可言了。再往后，就在季羡林离开柏林不久，英国飞机白天从西向东飞，美国飞机晚上从东向西飞，在柏林“铺起了地毯”，前后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在室内铺地毯一样。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实际上，盟军飞机的轰炸早在大战之初就有过。但在最初的一二年里，技术水平相当低，炸弹只能炸坏高层楼房的最上一二层，下面是炸不透的。每座高楼下的地下室，成为天然的防空洞，躲在里面固若金汤，不必担忧。楼上中了弹，地下室最多摇晃一下而已。这时候，法西斯说谎机器，便大加嘲弄，说盟军的飞机是纸糊的，炸弹是木制的，而把德国的空防系统则吹嘘成铜墙铁壁。
在启程回国离开哥廷根城的前四天，1945年10月2日，季羡林又在日记里写道：
在季羡林尝试回国，到柏林去找张天麟回到哥廷根之后，英美苏盟军的飞机开始了对柏林的大规模轰炸。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5．盟军轰炸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写《留德十年》时，还不无深情地说：
幸亏德国普通人，包括哥廷根大学的师生们，对中国留学生都比较友好，并没有什么人伤害他们。他们仍然过着比较平静而难以忍受的生活。因为在饥饿之外，他们又有了一项新的灾难：轰炸，他们不得不经常躲避轰炸。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但是事已至此，季羡林和张维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他们便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可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意外的伤害，任何人也有可能对它进行伤害。
实际上，早在1980年，季羡林第一次重返哥廷根时，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脑海里想到的，除了老师、女房东，还有“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伊姆加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
“无国籍”本来是消极的国际冲突的产物，由于各国国籍法规定的不同，而导致一个人不具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如果是采取出生地主义国家的国民，在采取血统主义国家境内出生的子女即成为无国籍者。季羡林和张维他们不属于这种情况，而纯粹是由于希特勒违反国际法惯例，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而承认汪精卫政府所致，所以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根据1930年国际社会订立的《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和同时签订的关于无国籍问题的两个议定书，无国籍者在国际上不享有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对于任何国家也就没有任何义务。这样的举措，自然要冒一些风险，无国籍者在像德国这样的日耳曼血统至高无上的国家里，是会受到歧视的。
伊姆加德小姐，是永远活在季羡林心中的一个德国普通人。
对这样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季羡林去找张维商量。张维和陆士嘉夫妇是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严肃地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
季羡林的道德理念，切断了这桩有可能发展成恋情的异国情缘！
德国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为了帮助日本，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1942年宣布撤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而只承认设在南京的日伪汪精卫汉奸政府。这种反动政策对于季羡林等人来说，产生的直接恶果，就等于宣布中国留学生的护照作废，因为这些护照不是汪伪政府颁发的。没有了护照，在德国的居留就成了问题，有可能被判为非法居留。
3．反战者伯恩克一家
4．成为无国籍者
除老师、女房东、伊姆加德小姐之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在政治上能够谈得来的同学，就是伯恩克小姐。
真是撕心裂肺，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但愿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
伯恩克小姐比季羡林要大几岁，主修斯拉夫语言学，于是也就成为冯·格林博士的学生，与季羡林则成了俄文班的同学了。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伯恩克小姐读的是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她是个高材生，通很多语言，在斯拉夫语系中，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和南斯拉夫文。她的主系就是斯拉夫语言学，但副系是什么，季羡林却无从问起。
他特别经常想到自己的母亲，越是同祖国和家庭联系不上，他的思母之情就越是剧烈。但是母亲一生没留下照片，他十几岁最后见到活着的母亲，二十二岁时见到的是躺在棺材里的母亲，母亲的面影已经不十分可靠。他怅望青天，抱怨连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母亲的真面目，他怨恨老天爷的残酷，后悔不该离开母亲。
他们俩人共同跟冯·格林学俄文，上俄文课也在高斯—韦伯楼里，是在二层楼的斯拉夫语言研究所，与梵文研究所同一层。认识了季羡林之后，伯恩克小姐有时就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吃点饭，喝点茶啊什么的。季羡林还把中国留学生张维、陆士嘉夫妇介绍给她。
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还有一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这一切都是我时刻想念的。连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也时来入梦。这些东西都使我难以摆脱。真正是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数不尽的不眠之夜！
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所以她们一家实际上只有母女二人，父亲早已去世，生前是一位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属于德国的高薪阶层。借父亲的福荫，她们家的经济情况仍然相当好，母女二人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是相当讲究的。
由于战争阻隔，季羡林不能回家，甚至连书信往来也已中断。祖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德国方面偶尔也广播一点消息，但德、日法西斯头子们是同伙，所以播出的消息也全部是谎言。他就像是一棵无根的浮萍，漂浮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法西斯德国，心中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有的传闻说，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但反正是越过了被希特勒屠杀或迫害的临界线，所以还能安然地住下去，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瓜葛，使她们母女对希特勒抱有强烈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她们就经常当着季羡林的面发泄出来，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政治上的同盟者，起码在言论上是如此，为此，他们很谈得来。
住下来以后，又照旧生活，照旧挨饿。有一天，季羡林去研究所上班，忽然看到在每天必经过的菜园子里，有一个衣襟缝上有P字的波兰少女在干活，圆圆的面孔，大大的眼睛，一下子让他想起在波兰火车上碰到的Wala。他心里痛苦万端，只是欲哭无泪，他的感觉是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有一次，伯恩克小姐请季羡林和张维、陆士嘉夫妇到她家去吃饭。当时，食品奇缺，客人到别人家做客，往往要自带粮票，即使这样，主人请一次客，自己家里往往也要节省几天，才能勉强招待得像个样子。
一回到欧朴尔太太身边，她仿佛凭空拣了一只金凤凰，真是喜出望外。而季羡林则回国无望，回到住惯了的地方，也有游子还家的感觉。他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迫于形势，只能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伯恩克小姐的母亲中等身材，谈吐风雅，雍容大方，满面慈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不愧是高薪教授的夫人。对欧洲的古典文化，老太太懂得很多，文学、艺术自不在话下，连音乐和绘画，谈起来也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听者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但没想到教授夫人下厨房做起饭来，竟也毫不逊色，是个行家里手，伯恩克小姐，则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洗一洗菜，当个下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没想到老太太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却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的饭菜来。
在柏林住了几天，抽空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吐火罗语著名学者西克灵教授，然后于1942年10月30日又回到了哥廷根。
她简直像是玩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
季羡林还是忍泪离开哥廷根，来到柏林。找到张天麟，才知道到中立国瑞士也不容易，而且即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没有办法，只能留在德国了。
然而，真正让季羡林兴奋的，还不是美味的饭菜，而是在政治上他们之间的沟通。他们开怀畅谈，一起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母女二人的犹太人瓜葛，就对希特勒的“劣等民族论”有一层仇恨，但她们更痛恨的是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把世界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这些想法，在德国人面前自然只能埋藏在心底，决不敢随意吐露，否则，脑袋就保不住了，但在几个中国同道面前，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进了希特勒的黑名单的，自然就成了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有机会和中国人在一起，又是在自己家中，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就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竹筒倒豆子一般，一吐为快了。
最不舍得季羡林的，是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欧朴尔先生已经故去，而儿子结了婚住在另一座城市里。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她身边惟一的亲人，被她当做儿子来看待。而季羡林也真像儿子般地待她，在欧朴尔先生弥留之际的那个深夜，季羡林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先生去世之后又伴她守尸。因此，季羡林一说要走，她立刻放声痛哭起来，五间房子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教她如何忍受？而季羡林也一样，一想到相处七年，和和睦睦，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现在一旦诀别，何日还能再见？想到这里，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而季羡林、张维和陆士嘉，则除了要忍受德国人普遍忍受的战争和饥饿的灾难以外，还更有家国之思，民族存亡之忧。他们的祖国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丘之貉，家人生死不知，情况不明，乡愁在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心。心的痛苦之外，又有身的痛苦，他们远处异域，无亲无故，生命又朝不保夕。英美盟国的飞机也时常来空袭哥廷根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几个“炸蛋”，落到他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阎王爷。肚子里是饥肠辘辘，难耐的饥饿，生命又时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他们的精神是绝对不会愉快的，这是常情。
决心下定之后，季羡林到熟悉的师友家里去辞行，大家都觉得惋惜，一再挽留他继续住下来。季羡林自然也充满了离愁别绪，也不忍心离开这么多朝夕相处的异国师友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抬眼四望，不见半缕灯光，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仿佛变成了我佛如来，承担人世间所有的灾难。
季羡林有一位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张天麟，此时正住在柏林。季羡林就想先到柏林，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在家中，伯恩克小姐和季羡林他们侃侃而谈，但在外边，她的脾气却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也非常少，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极为深厚诚挚。
但在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驻德国的公使馆被迫撤离到中立国瑞士。要回国，就必须先到瑞士去，再从瑞士设法回去。
有一次，季羡林在山上林中散步，看到了她们母女俩。只见到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母左胳膊，女右胳膊，胳膊挽在一起，然后是同出左脚，就好像是演兵场上在训练女兵一样，在无形无声的口令之下，步伐整齐，丝毫不乱，俩人目光直视前方，脚下刷刷刷直响，用近乎竞走的速度走上前去，刷刷刷鞋底叩地的声音，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从中季羡林悟出一个道理，“散步”这两个字，看来只适用于中国人，这母女俩的散步，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她们俩的散步，季羡林始终百思不解，只好怪自己缘分太浅了。
这样的时候，季羡林乡思、乡情更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当然想到叔父在临别时希望自己为祖宗门楣增添光彩的嘱托，现在一个熠熠闪光的洋博士学位已经拿到；但他也同时想到故乡的花生米和锅饼——一种烤制的极坚硬的发面面食，北京人称为锅盔——这都是他到了济南以后在叔父家里常吃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更为想念自己的祖国和家庭。
伯恩克小姐有这样孤傲的脾气，所以虽然早已过了及笄之年，却从来没有见过她有男朋友与她来往，她自己似乎也不在意。
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季羡林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希特勒点起的战火，又使他陷入饥饿之中，在物质上是极端贫乏的。
季羡林回国时，路过瑞士，曾给她们寄过一封信。回国后，从张维那里后来才知道，她终于嫁给一个瑞典人，母女俩都搬到北欧去了。母亲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伯恩克小姐则仍在瑞典。只是现在，生死不知了。
3．尝试回国
可以说反战的人们中，伯恩克小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人们由于长期挨饿，都逐渐瘦弱下来。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一场连续的饥饿考验，体重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最后心脏不堪重负，在战争激烈之时死去。而在饥饿炼狱中被折磨过的季羡林，从此有七八年失掉了饱的感觉，一直到回国前夕才慢慢恢复过来。
当然，另外也还有反战者。
恰巧当时季羡林正在读俄文版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他读到第二幕第一场奥西普躺在主人的床上独白的一段话：“现在旅馆老板说啦，前账没有付清就不开饭；可我们要是付不出钱呢？（叹口气）唉，我的天，哪怕有点菜汤喝喝也好呀。我现在恨不得要把整个世界都吞下肚子里去。”他读了以后，大为高兴，因为这位俄国作家在多少年以前，就有了挨饿的经验，说出了季羡林挨饿的感觉。处在饥饿地狱之中的季羡林，觉得为了抑制难忍的饥饿，如果有人向他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他一定也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季羡林认得的，就有两个。
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万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其中一个是退休法官，岁数有七十左右了，这位法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先认识的，但季羡林他们几个人对这位留学生印象极差，因为他行动诡秘，来历也诡秘，怀疑他是蓝衣社之类的人物，因此是不大乐意和他来往的。蓝衣社成员的制服为蓝衣黄裤，原名为复兴社，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于1932年以“复兴民族”为名，在国民党内部成立的一种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其核心是“力行社”，下设特务处，大特务戴笠为头子。1938年4月该组织取消，其成员转入“三青团”，“力行社”的特务处，则改组为“军统局”。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却认识了一个反希特勒的法官，就有点古怪了。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而他却结识反希特勒的法官，从这一点来说，算是一个“不肖”之徒了。本来对法官也有疑问，后来发现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激烈反对的。而且，他也只有与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时，才敢说几句心里话，发泄发泄满腹的牢骚。这时候，一向表情严肃的老人，才有了一点乐趣。
城里人普遍是饥肠辘辘，而农村则要好得多。所以在当时，城里人谁要是能同农民有一些联系，别人就会垂涎三尺。有一位德国小姐是季羡林的朋友，不知怎么同一户农民接上了关系，农民邀请她下乡去。小姐约了季羡林，俩人骑着自行车到这户农民家里去摘苹果。苹果树都不高，用一个短梯子，就能摘到树上的全部苹果。帮助这户农民摘了半天苹果，工作就结束了。为了表示感谢，这位农民送了季羡林一篮子苹果，里边还有几个最好的品种。最使季羡林喜出望外的，是农民还送给他五磅土豆。
另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人，是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生，是龙丕炎先认识的。这个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来岁，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黑头发，黑眉毛，处处透露出机警聪明。季羡林他们对他的家世不了解，对他反希特勒的背景也不了解，他们相信的是一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几乎天天在挨饿，晚上则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噩梦迷离的时候，居然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几粒花生米下肚，虽然只是在梦中，但也觉得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他不无风趣地说：“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窝、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
反对希魔同路人，
这种面包，吃到肚子里以后，能制造出气体。德国人本来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吃了这样的面包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德国人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体统了，虚恭之声，此伏彼起，东西相和，习以为常。这样的屁声大合奏发生在极讲礼貌的德国，真是绝妙的讽刺。季羡林非常诙谐地说：“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作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镇压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
相逢何必曾相识？
最难忍受的自然是面包。量少自不用说，质量更成问题。做面包的东西大部分并不是面粉，德国人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骨粉，有人说是木头炮制出来的。一买到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入口，可是只要放上一夜，第二天便腥臭难闻，根本就无法下咽了。
有了这一条，他们便走到一起来了，有时候，到了星期天，他们便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双方的目的，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季羡林回忆说：
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悠哉悠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嗞嗞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
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季羡林是在穷人之家长大的，但小时候虽然一年里至多吃两三次“白的”面食，可吃糠咽菜，吃红高粱饼子，肚子还是可以填饱的，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到了德国，开始的两年还蛮不错，可是后来，开始受“洋罪”了。
在季羡林看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甚至有点迟钝，因此，除了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还认识了这样两位反战者，觉得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了。
战争一开始，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德国人桌子上摆着奶油，肚子里填充着火腿。慢慢地，开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是奶油，接着是肉类，然后是面包和土豆，最后连其他生活用品也开始限量供应了。
回到国内后，季羡林还经常想到他们。不过，人世变幻，盛会难再，季羡林回忆着往事，山上林中的场面一幕幕再现出来，但人再也见不到，他不禁感到惘然了。
随着战争的升级，希特勒越来越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法西斯头子们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他们侵略成性的嗜欲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就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投入饥饿之中。
4．蘑菇山洞与转折中的众生相
1942年，希特勒在北非阿莱曼和苏联斯大林格勒遭受挫折，这成为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对于德国普通人，季羡林的印象随着德国人的情绪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人受法西斯头子的蛊惑，也有点忘乎所以的样子，把自己的前途看成一条阳关大道，只有玫瑰，没有荆棘。战争开始了，他们随着统治机器的“特别报道”和一连串的“胜利”，自己的情绪也昂扬奋发，有时候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听到一些前线不利的消息，则低沉抑郁。到了战争后期，盟军从东西两面压境，他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了。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处在天翻地覆转折中的众生相。
但是，战争机器并不依法西斯头子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也不会跟着希特勒的指挥棒转。
这是一个种蘑菇的山洞。在战争后期，为了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德国人就暂时把它当做防空洞了。
战争在继续进行着，一年多来，希特勒不可一世，在扩大着自己的“战果”。
1945年4月5日、7日、8日，这三天，季羡林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也到这里来躲空袭。
2．饥肠辘辘
4月5日晚间，季羡林到了蘑菇山洞，德国人都入睡了，而季羡林怎么也睡不着，里面又潮又冷，坐着又无依无靠。过了很久，响起了空袭解除的警报，但德国人都不离开，季羡林也只好陪着，腿冻得像冰。那时真是思绪万端，啼笑皆非，一有警笛或大的响声，人们就胡猜起来。一直等到6日清晨四点，他终于忍耐不住，回到家里。
在这样的战争地狱中，季羡林的心灵在受着痛苦的煎熬，结果失眠成疾，从此失眠成了折磨他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季羡林倒下就睡，醒来已经九点了，正要吃早点，又听到大轰炸机的声音，接着是“前警报”、“警报”声连成一片，季羡林又回到蘑菇山洞。德国人也都抢着往里挤，飞机声震得满山颤动。季羡林刚进山洞的门，哥廷根城就是一片爆炸声，山洞仿佛也被震动了，连木头椅子都强烈地抖动起来。德国人有的跪在地上，有的竟哭了起来。
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6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4月6日十一点，季羡林惦记着厨房里煮着的热水，一个人赶回家，不久响起了“前解除警报”。这才吃完了刚才没能吃的早点，生好了炉子。刚躺下，又一次“前警报”，接着是“警报”，下午五点，又到山洞外站了一会儿，警报解除，又回家。
季羡林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在济南的残酷暴行，眼前不时地出现日本鬼子搜查他一个中学生的皮带时的那种奸诈和狰狞。现在德、意、日法西斯沆瀣一气，残酷屠杀世界各国人民，所以，德国广播每报告一次重大胜利，他都要气得暴跳如雷。
就这样，蘑菇山洞里老是有人进进出出，老是挤满了人。
战争打响之后，一天没消息，二天没消息，一连五天都没有消息。到了第六天，季羡林猜想，大概是德军在东部战线不十分得手，正准备幸灾乐祸地诅咒一番。但是，在整整打响一个星期之后，在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6月29日，德国广播活跃起来，一个早晨就接连广播了八个“特别节目”：德军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每一个节目都报告着一个希特勒的重大胜利。漠不关心的普通德国人，这时也忽然激动起来，如疯如狂地山呼“万岁”。德国普通百姓，绝对不会知道，在希特勒的授意之下，希姆莱在欧洲建立起多少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在德国、波兰、苏联和其他德军占领区，仅犹太人，就有450—550万人无辜被杀。他们自然也不知道，其他民族的人民死于希特勒的屠刀之下的，也是不计其数。
4月7日，人们仍在山洞里躲避，这一天，飞机来得勤。天空里成排的飞机，一批批炸弹往哥廷根城里扔下去。静下来以后，人们走出山洞，看到哥廷根西城车站一片大火，浓烟直升入天空。装弹药的车被击中，大火里子弹声爆成了一片，汽油车也被击中，大火烧得更猛了。晚上八点，回家吃过晚饭，人们心里还是不安，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还是带了东西去山洞躲避。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
到4月8日，早饭以后，远处炮声响得厉害，蘑菇山洞里已经乱成一团。消息多起来了，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廷根城，有的说，全城准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告诉人们盟军已经进城了。山洞前面，有被打散的德国军人在仓皇地奔跑着。很久以后，外面静下来，胆大一点的人出去看，美国坦克车已经开到了。
季羡林也没有紧张，他按照前两天约好的计划，照样在这一天和两个德国朋友苹可斯和格洛斯去郊游。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又是乘车，又是坐船，还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之中，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他们玩了整整一天，在灯火管制街灯尽无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家。对于他们来说，早晨发生的德苏宣战的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山洞里更乱了，都害怕美国兵开枪，谁都不敢走出山洞。最后，还是季羡林同一位德国太太走出去，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山洞里的实情。德国人这才陆续出来。而季羡林心里很高兴，自己也不能制止自己了，就跑到一辆坦克前面，忘记了这是战争状态，忘记了炮口正对着他，竟同一个美国大兵聊起来。
在这样一件天大的大事面前，德国人谁也不紧张，这大概是因为近一两年来，每年几乎都要出现两次这样的大事，所以也就“司空见惯浑无事”了。
回到家，已是下午三点，张维、陆士嘉夫妇带着孩子来了，原来他们房东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论着。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吃过晚饭，同张维又聊，一直到夜深才睡。
1941年6月22日那天，季羡林早晨一起床，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就告诉他，德国同苏联开战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在侵占波兰之后，又攻陷荷兰和比利时，败法国、炸英国、夺取挪威，控制巴尔干和北非，正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一进6月，便准备公开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虎视眈眈地要进攻苏联了。
季羡林从这几天蘑菇山洞的一个点，看到了整个德国的情况，这个蘑菇山洞的小点，放大了来看，就是整个德国普通人处在大转折中的众生相。
按照法西斯的这种强盗逻辑，东邻波兰犯了这种“侵略狂”或“迫害狂”，德国“被迫”出兵到波兰去“抵抗”，结果自然是波兰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也就被德军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德军侵入巴黎以后，德国四邻的“病”都被法西斯治好了，这时，季羡林预感到，德国又要寻找别的新病人了。
季羡林写道：
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作“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哥廷根——我相信，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在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法西斯彻底完蛋了。他们横行霸道，倒行逆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德国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不像我想得那样剧烈。他们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似乎清楚，又似乎糊涂；似乎有所反思，又似乎没有；似乎有点在乎，又似乎根本不在乎。给我的总印象是茫然，木然，懵然，默然。一个极端有天才的民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糊里糊涂地，莫名其妙地沦为战败国，成了任人宰割的民族。不管德国人自己怎样想，我作为一个在德国住了十年对德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外国人真有点欲哭无泪了。
身在德国的季羡林，目睹了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亲身体验了希特勒的欺骗行为。在这以前，德国的邻国，都被希特勒说成是“侵略狂”或者“迫害狂”。这种“病”，就需要希特勒来医治。越到后来，就越变本加厉地捏造事实，挑起事端，煽动民心。对于大战前夕的德国，季羡林说：
对于季羡林个人来说，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残酷的战争，本来觉得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是没有想到竟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又平平淡淡地结束。当然，他是战争的局外人，但他深知，战败对于德国人来说，却绝非平平淡淡，有一部分德国人难免会有切肤之痛。
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从小就不务正业。他中学毕业时，想当艺术家，但去维也纳两次报考美术学院，均落第。后来移居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士兵，获铁十字奖章。1919年9月加入德国工人党（次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1年成为党魁。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率领国社党徒，围困在这里集会的巴伐利亚邦政府领导人，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判刑五年，实际上只关押了九个月，在狱中写成《我的奋斗》第一部，公开谴责民主政府，仇恨共产主义、犹太人和中国人，全书充满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1929年以后，德国经济衰退，工潮迭起，希特勒被急欲物色一个强硬人物的工商资本家看中，终于在1933年1月在垄断集团支持下组织政府，出任总理，2月便乘国会纵火案之机，公开抛弃民主，剥夺自由，开始运用暴力，3月又获国会支持将全部权力收归己有。从1934年8月，在军队支持下，把总理、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权合为一体，自称元首，成为大独裁者。他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残酷迫害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实行全面法西斯专政。这时适逢德国经济复苏，失业减少，结果公民投票居然有90％的人表示接受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1933年，他着手扩军，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恢复征兵制度，1936年与意大利建立柏林—罗马轴心，接着又与日本订立反共条约。至此，希特勒已经武装到牙齿，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的条件已经成熟，开始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吞并奥地利，并唾手而得地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被吞并。1939年8月，为欺人耳目，蒙骗苏联，与苏联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侵入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想从1935年到达德国之日起，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整整十年间，季羡林几乎与德国人朝夕相处，所以他对德国人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和德国人十年的接触，季羡林形成了这样的总体印象：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希特勒一系列战争罪恶阴谋的一部分，是他长期推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论，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1．法西斯点燃的战火
十年了，季羡林似乎已经成了德国人的一分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自己就要回归家园了，一想起老师、房东、同学、朋友，真感到依依难舍。
一、战争地狱
但决心已下，季羡林还是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