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从小也喜欢杂学，读过不少中国古典诗词，有许多都能倒背成诵，而且还对文学、艺术、宗教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所以他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穿过长街，他们来到了章用租住的一座小楼。小楼四周全是花园，但此时已落叶满地，树头上还残留着几片残叶，在秋风中却显得孤单而凄清。上了二楼，乐森璕介绍季羡林认识了章用，没想到初识章用，一见定交，以后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这次拜访中，季羡林还认识了章用的母亲吴弱男女士。章伯母说话挺多，为了照顾儿子，她撇家舍业，来到几万里之外的这座小城，一住就是五六年。对此，季羡林感触最深。
这样的一个章用，虽是世家大族之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却与一班“衙内”们不同，不仅一点纨绔习气都没有，而且还满身的书卷气，孤高自赏。他来哥廷根是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但已住了五六年，学位却还没有拿到。因为他有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古典文献也有深湛的造诣，善古文，能作旧体诗词。
只是这一件，就足以打动了天下失掉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在无人处流泪，何况我又是这样多愁善感？又何况还是在这异邦的深秋呢？我因而常常想到在故乡里萋萋的秋草下长眠的母亲，到俊之家里去的次数也就多起来。
章用，字俊之，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总长，号称“老虎总长”的章士钊之子，其外祖父是在朝鲜统兵抗日的民族英雄吴长庆，母亲则是做过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吴弱男。其名字已见于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这之后，他们俩人便经常来往，感到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乐森璕好像感觉到了这一点，看出了他的心事。过了几天，他便带着季羡林，也在这样的金色阳光里，走过长长的哥廷根街道去拜访章用。
他们经常相约去哥廷根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去散步。哥廷根的秋天非常美，这片山林如同是一幅未来派画家的画，抬眼就可以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颜色，就分不清到底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参差差地抹在这片秋林的梢上，里面忽然这里杂一点冬青树的浓绿，忽然那里再点缀上一星星的鲜红，使这惨淡的秋色带上了一片凄艳。
到达哥廷根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日，季羡林在哥廷根的街上闲逛。他觉得这条街特别长，太阳也特别亮，一切都沉浸在一片白光里。风景虽然很优美，但季羡林却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就在这片山林里，他们热烈地谈论哲学、宗教上的问题，但谈来谈去，话题总要转到中国旧诗上。章用说话不多，总愿意静静地听季羡林滔滔不绝地说，脸上浮起一片神秘的微笑，目光总要从眼镜上边流出来，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每次聚谈，章用总是这个样子。
乐森璕先生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心人，他不仅到车站去接季羡林，为他安排住处，找到了一个欧朴尔夫妇这样的好房东，还为季羡林介绍了一个后来成为挚友的章用。
平常经常在一起论诗，章用有时也喜欢把自己写的旧体诗给季羡林看。有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6．初识章用
频梦春池添秀句，
这时候，在他思母情结最难解难分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想起临清老家对门宁大婶告诉他母亲生前常说过的一句话：早知道这孩子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真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成了他永远不能追回的“悔”。
每闻夜雨忆联床。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是章用为他俩的聚谈诗歌有感而发的。
最后一段是：
还有一首诗，把季羡林称为“诗伯”，这首诗是写在一张硬纸片上，装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交给季羡林的。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空谷足音一识君
在1936年7月11日，他将自己的这种思母情结写成一篇《寻梦》的散文，开头一段是：
相期诗伯苦相薰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
体裁新旧同尝试
两天后的日记又写道：
胎息中西沐见闻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胸宿赋才徕物与
季羡林在到哥廷根后半个月，在11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气嘘大笔发清芬
事实上，女房东越像慈母般关怀他，他越感到自己六岁就离开母亲的凄楚，就越是激起他的思母情结，梦中常梦见自己可怜的早逝的母亲。
千金敝帚孰轻重
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地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
后世凭猜定小文
其他一切，女房东家里都应有尽有。许多杂活，如洗衣服、洗床单、铺被子、叠被子、准备洗澡水等等，都是由欧朴尔夫人操持。她就像慈母一样对待这个异国青年，拿爱自己儿子的心来爱他。这就使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但他的心情，却怎么也不像在自己的家里。他在到达哥廷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
尽管季羡林自己说没有作过诗，但在济南上中学时就有“诗人”的绰号，这次章用也以“诗伯”相称，可见季羡林虽不写诗，但对诗歌总是有许多见解，正是这些见解，使他和章用成了知音。
季羡林在这里还保持中国老习惯，一日三餐。早点在家里吃，一壶茶，两片面包。午饭在外面饭馆里吃，或在学生食堂里吃，晚上吃欧朴尔夫人中午为他留下来的热餐。
有了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季羡林在初到哥廷根之时，得到他不少热情的帮助。陪季羡林奔波全城的是他，到大学教务处的是他，到研究所的是他，到市政府的是他，到医生家里的是他，就连帮助注册选课、办理入学手续的，也是他。
这样一个家庭，非常和睦。丈夫非常忠厚老实，腿的毛病，让他走路一瘸一拐。可他不辞辛劳，天天去上班。
最后，甚至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梵语研究方向，也与章用有关。对这样一个章用，季羡林是感激不尽的。
欧朴尔夫人每天一早起来，先做好早点，一份给丈夫，让他吃了去上班，另一份给季羡林，让他吃了去上学。然后，她就无休无止地擦地板，擦楼道，也擦大门外面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她那份认真的态度，真让人啧啧称叹，她不仅天天为地板和楼道打蜡，打磨得油光锃亮，而且还用肥皂水冲洗楼门外的人行道，把人行道清洗得纤尘不染。
1936年夏天，章用因为不堪留学费用，又不愿接受德国朋友的接济，不得不中辍学业回国。他先是在青岛山东大学担任了六年数学讲师，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香港去养病，最后死在香港。当季羡林知道了章用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痛苦溢于言表：
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的一个城市上大学，他住的房间就空出来了，季羡林被安排住在他的房间里，是在三楼上。
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作“先生”。在他没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死却给了我一个回忆沉思的机会，我蓦地发现，我已于无意之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在这茫茫人世间究竟还有几个人能了解我呢？俊之无疑的是真正能够了解我的一个朋友。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哪怕是极浅薄的呢，从他那里我都能得到共鸣的同情。但现在他竟离开这人世去了。我陡然觉得人世空虚起来。我站在人群里，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我仿佛失掉了倚靠似的，徘徊在寂寞的大空虚里。
女房东有时候又很固执，甚至有点偏执。有一次，她新买了一顶帽子。她有一个最好的女友，是个寡妇。这个女人见到她买的这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也想照样去买上一顶。女房东就大为不满，在季羡林面前讲了许多她对这位女友不满意的牢骚话。原来西欧的一些妇女，有时候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的人戴与自己相同的帽子，穿与自己相同的衣服，这显然是中世纪贵族人物的习惯，而到了现代，却成了普通小市民的习气了。
这样的一个章用，是季羡林永远也不能忘的。
相处时间久了，季羡林觉得她平常中又有不平常之处，她老实，她诚恳，她善良，她和蔼，她不会吹嘘，她不会撒谎，她一切都坦露在外。因此，同她相处，不必费心机，不必设堤防，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使人如处和暖的春风之中。
三、主修梵文、巴利文
季羡林在哥廷根的房东是欧朴尔夫妇。欧朴尔先生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忠厚老实，少言寡语。他的腿有点瘸，即使拄着手杖，走路也显得吃力。欧朴尔夫人五十岁上下，是一个平平常常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她虽然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作品和古典音乐，但趣味显然有些保守，不能容忍爵士乐这种20世纪初在美国新产生的舞曲音乐。一提到它，就满脸鄙夷，冷笑不止。她没有太多的惹人注意的地方，相貌平平常常，衣着平平常常，谈吐平平常常，爱好平平常常，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普通妇女。
1．又一次选择
哥廷根是季羡林德国留学的最后归宿。他初来哥廷根，在柏林出差先期回到哥廷根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璕先生又到车站去接他，给他安排好了住房，是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
哥廷根大学高手如林，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羡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5．房东欧朴尔夫妇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但这种想法既朦朦胧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羡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毫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地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
季羡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羡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羡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在他身上。面前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羡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
但也有一件事，使季羡林发现了中、德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中国，“大欺小，不公道”，大孩子不欺侮小孩子，一旦发生，会有人打抱不平。而在德国则不然。季羡林到哥廷根不几天，就遇到这件事：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羡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之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读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薛德林（Hlderlin）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它。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今天于无意中遇之，喜不自胜。此后，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寂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忆念难忘。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于国内无人讲授。认识了龙丕炎之后，他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季羡林。这时，季羡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章用听了之后，马上表示支持。
可以说，季羡林对哥廷根城的印象，是相当好的。
经过几天的苦煎苦熬，季羡林终于审慎地决定要学梵文。
这样的一座小城，使人一进入就会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学术气氛，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德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当时数学家高斯（Gauss），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化学家A．温道斯，都在这所学校任教，后者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得主。文科方面，格林兄弟就曾在哥廷根大学工作，他们的童话流行全世界。他们的大字典，也是德国语言研究中的大事。至于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乏学界泰斗，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为季羡林的业师。
中国有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辛弃疾《青玉案》词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季羡林长期决定不下来的专业方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研究道路终于一锤定音。从此，他毕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着这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在走下去。
学校行政中心叫Aula，楼上是哥廷根科学院，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文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大讲堂，一个是研究班大楼。
2．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室
学生宿舍更为分散，没有集中的居住所在。小部分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绝大部分则分住在普通市民家中。
梵文是中国读者最缺乏了解的一种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之一，多指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再早在公元前18世纪，则已有吠陀梵语存在，公元前5世纪帕尼尼著成语法，使梵文规范化。古典梵语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延续至公元10世纪，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罗门教徒使用的宗教语言。通行的梵语用天城体书写，不仅用于学术交流，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梵语语法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相似，极为曲折，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与复数），八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变化也极为复杂，有时态、语气、语态、数和人称等一系列的变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演变成公元7世纪时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有十三个元音字母、三十三个辅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仍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语则是梵文字母的变体。
季羡林到达哥廷根时，这个大学共有五个学院：哲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全校没有一座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各学院分布在全城的各个角落，研究所则更为分散，许多大街甚至小巷，都有它的研究所。
这样一种语言，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是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学始建于1737年，已有二百年历史。这个大学是欧洲也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1772年，该大学的一批学生创立了德国感伤时代（1740—1780）最著名的一个文艺团体——哥廷根林苑派。F．格蒂列布·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山丘与林苑》，使该派得名为林苑派。林苑比喻德国吟游诗人的住所，而山丘则为希腊帕纳斯山诗人之家。该派诗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使诗歌摆脱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成规的羁绊，试图使诗歌免受外国的尤其是法国的诗歌的影响，有爱国的、虔诚的和合乎道德的理想。18世纪后期，该大学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先驱的诗人们集会的中心。1837年，该校有七位教授涉嫌政治运动而被开除，使学校声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到19世纪后期，该大学数学研究所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学生。20世纪，该校物理系好几名教师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现代物理学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以后递次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西克。西克教授还兼通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1935年，西克退休，由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另一个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则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正如季羡林所说，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哥廷根是一座小城，小到只有十万人口。可在这十万人中，流转迁移的外地外国大学生，有时竟多达二三万人，因此它又是一个有名的大学城。
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到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在柏林已经小住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他告别了柏林，来到了以风景和学术闻名于世的小城哥廷根。他原准备在这里住上两年，可后来由于二战的阻隔，他一住就是十年。
就从1936年春季开始的第一学期，季羡林选了梵文。4月2日，开始到高斯—韦伯楼的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东方研究所所在的楼因为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后来就以他们俩人的名字命名该楼，该楼因此而名扬全球。
4．小城哥廷根
这座楼的楼下是埃及学、巴比伦文、亚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室，楼上是斯拉夫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梵语研究室。
这时候，正好遇到从哥廷根来柏林办事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璕先生，从他口里了解到哥廷根大学的情况，大有耳聪目明之感。他庆幸自己就要离开自己不喜欢的柏林，尤其离开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
3．主课梵文和副课
一个多月的时间，强化口语训练结束了。这之后，是选择研究生就读的学校。一开始，德国学术交换处的魏娜想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任教授的学校，十分令人神往。但这个学校离柏林太远，太偏僻，季羡林人地生疏，表示不愿意去。磋商的结果，是派他到哥廷根大学去。
梵文课就在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楼上的梵文研究室里上。
上课之外，吃饭、访友、玩、逛动物园，季羡林总是与乔冠华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人都是书呆子，喜欢书，念念不忘逛旧书铺，去买了不少好书。他非常尊重乔冠华，认为他颇有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因此，他喜欢与乔冠华交谈，谈得很投机，有时候在乔冠华那里一谈谈到深夜，有几次就睡在乔冠华那里。
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后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门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他年纪轻轻，但在世界梵文学界已颇有名声。
德语教授叫赫姆，季羡林感到他是最好的德语教师，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他虽然是第一次听德语讲课，但是没有一句听不懂，他感到不是自己听力强，而是赫姆说得实在是太清楚了。
季羡林没有想到，梵文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对授课的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毫无丝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课教授领季羡林念了念字母，在第一堂课上虽然第一次接触梵文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嗦，绝不像英文字母那样简明，但教授认真传授，使他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他满以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下去。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季羡林在清华学了四年德语，得了八个优，但没有学到多少口语，乔冠华主修的哲学，更需要提高德语。因此，他们必须补习德语，强化口语训练。柏林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博士，帮助他们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最高班。乔冠华也取得了这个班的口语训练资格。从此，他们便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每天季羡林同乔冠华一起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上课时，也同乔冠华在一起。
满以为会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羡林，在第二堂梵文课上，就受了当头一棒，以后慢慢才习惯。
他在柏林最知心的留学生朋友，是乔冠华。在校时，他们不很熟悉，但季羡林常看到乔冠华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为了赴德留学，他们熟了起来，到了柏林，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
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作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
纨绔子弟的表现，使季羡林感到厌恶，他不愿意看到他们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更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季羡林就这样开始了梵语的学习。课后，还可以到研究所的一个小图书室里去翻阅一下图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到一万册书，但却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有的大图书馆都没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3．强化口语训练
从此以后，季羡林天天到这个东方研究所，或者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看书。
在这样的留学生面前，季羡林感到他们不是像样的“人”，他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
和梵文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一种语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公元前6、5世纪，被加工成为规范的语言。佛祖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耳相传，约于公元前1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从此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该语言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甚至正襟危坐，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说，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总能给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们的留学生把祖国的这一份国粹，带到了万里之外，无论如何，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国民党的“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惟我独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他们眼眶里根本没有像我同乔冠华这样的穷学生。然而我们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龌龊的纨绔子弟呢？我们从此再没有进这里中国饭馆的门。
要读懂佛经翻译文学，就必须精通梵文、巴利文。这样，根据德国当时的规定，考取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就确定为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
有一次，季羡林与乔冠华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一进饭馆门，中国留学生们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刀叉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
但是副系选什么呢？季羡林是坚决不会选中国学的。他先考虑的是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还考虑过阿拉伯文，而且还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后来觉得不妥，又决定放弃了。最后确定的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则不仅学了俄语，还加学了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语。从此，他的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最后确定下来。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逖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们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德国选系和专业的问题，德国是绝对自由的。对此，季羡林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做“永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都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难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讲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这种绝对自由，对中国学生也适用。季羡林选课，从希腊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这种绝对自由允许的。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作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结束了在柏林的德语强化训练后，选了德国南部一座小城的杜宾根大学，他选的专业是中国学，写了一篇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因为想提早回国，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从杜宾根到了巴黎，从巴黎乘一艘邮船回国。回国后，他的博士论文缺席通过答辩和评审，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博士学位证书未能寄回。乔冠华获取博士学位仅有两年多，他1938年2月3日就回到香港了。这说明，在德国选课的自由，得中国学的博士学位也是比较容易的。
这样的纨绔子弟虽然不是全部，但确有人在。而且还有一些人，一点修养也没有。他们是荒唐和低能的代表。
中国的大学，惟有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时期的北京大学堪与德国大学相媲美。北大课堂的惯例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张中行先生在北大上学时，就是这个样子。
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
有一次，张中行去听梁思成讲的中国建筑史最后一课，讲的内容是花园、桥、塔，以苏州园林为例，两小时的课讲完了，整个中国建筑史这门课也结束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学生有近二十个，但没有一个答话的。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一个学生答话。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问他们有谁是选课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个大揖，大家微笑而散。于此，可见听课自由之一斑。
柏林不乏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的子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都有子女或亲属在柏林“镀金”。其中有学习的，但大多数纨绔子弟都不务正业。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不用上学听课，也能“镀金”。有一部分学生，竟然只会四句德语，而且是最简单的几个字，就足够几年之用。他们的这四句话是在如此情况下说的：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选的主系和两个副系，后来没有变化。尤其是梵文，他研究了一辈子，是执业终生的一个专业。
他还看到其他留学生出的洋相。
4．去听诗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气冲冲地去了那个肉食店，去要个说法。一个女店员，笑嘻嘻地听着他的申诉，起初默不作声，最后竟大笑起来。笑完之后，她告诉他：“在德国，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时连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鲜的肉，才能生吃。”季羡林这才恍然大悟，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阿木林”（上海话“傻瓜”）。这是他自己出的一次洋相。
和在国内一样，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爱好和兴趣仍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对诗歌的爱好。
季羡林在柏林还出过一些小洋相。有一次，他去买香肠。因为听说德国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餐，是中午，晚饭则只吃面包和香肠、干奶酪等，佐之以热茶。他要适应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便去肉食店里买了点香肠，准备回家去吃晚饭。晚上，泡了一壶红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可一咬香肠，觉得味道不对，原来香肠里面的肉全是生的。季羡林像受了侮辱，在心里忿忿不平地说：“德国人竟这样戏弄外国人，简直太不像话了，真正岂有此理！”晚上做梦，他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当季羡林看到老诗人宾丁来哥廷根念诗的海报时，他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很早以前，他由于嗜好听念诗，积多日之想，甚至积成一幅影像，在他眼前晃动，使他在幻影中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抑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也流到他的心里，一直流到灵魂深处。这次，他看到宾丁的海报，这样一位能引起人们幻想的名字，他想不到在这古老的小城哥廷根竟会出现。他和章用立刻买了票，一起去听诗。
这是季羡林初到柏林留在那里的一件趣闻。
老诗人念诗的时间在晚上。他和章用一起走出去，外面正下着雨，雨点滴在脸上，透心地凉。在昏暗的灯光中，他们穿过深秋的街道，走进了哥廷根女子中学的大礼堂。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上千人，电灯照得明耀如同白昼。人们在散乱嘈杂的声浪里期待着。季羡林和章用更是在激动中等待着。
我不知道柏林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柏林的哪一部分。柏林是大海，我正在这大海里飘浮着，找一个比我自己还要渺小的表。我终于下意识地走到我那位在柏林住过两年的朋友的家里去，把两天来找表的经过说给他；他显出很怀疑的神气，立刻领我出来，到康德街西半的一个表铺里去。离我刚才去过的那个铺子最少有二里路。拿出了收条，立刻把表领出来。一拿到表，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仿佛亲手捉到一个奇迹。我又沿了康德街走回家去。当我想到两天来演的这一幕小小的喜剧，想到那位诚挚的老头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的神气的时候，对了这大海似的柏林，我自己笑起来了。
声音蓦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已经似乎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两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得像秋空的流云，像春天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地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注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濛，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四周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了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下午，将近黄昏，季羡林又去取表。进了铺子，老头急，太太也急，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找到。老头更用力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太太的头也颤动得更为厉害。忽然，表匠老头灵光一闪，仔细地看了看收条，说：“这不是我的收条！这张是白的，我的收条是绿的，比你这张要大一倍。”季羡林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铺子。他只有道歉。老头让他到西边不远的一家表铺去问问，结果还是没找到那块属于自己的表。他迷惑了。
诗读完之后，老诗人接着念小说。人们在老诗人念完之后把他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欢送出去，接着又把他拖回来，走到讲台前面，向人群慢慢地鞠了一躬，这才又慢慢地踱出去。
第二天上午，季羡林按约定的时间找到这家表铺，老头不在，太太忙着找表。她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橱子，把每一个纸包全打开了，甚至屋子里的旮旮旯旯，也都打开电灯找了个遍，表还是没找到。她比老头还急，看着纸条上老头用铅笔写的字，表却找不到，她有点颤抖地对季羡林说，下午再来一趟吧。
接着是人们排成长队请老诗人签名，季羡林和章用也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终于等到了机会，老诗人为季羡林签字，他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季羡林。季羡林看到了一双异常大而且充满了光辉的眼睛。
9月18日，按约定的时间去取表。季羡林不愿再让老柏林陪着去，他怕麻烦人。拿出那张取表的收条一看，糟了，上面只印着收到一只修理的表，表铺名字没有，当然更没有地址。他迷惑了，只好本能地沿康德街左面走去，他模糊地记得，表铺是在街的左边。结果长长的康德街从这头走到那头，没有找到表铺，只好再折回来找，终于在一大堆招牌里，找到了一家表铺。表匠也是一位老头，收了纸条，找了半天，表没有找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显出非常焦急的样子。额头上冒着汗珠，透过眼镜看着季羡林，对他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太太或许知道在什么地方，她现在不在家。”随手拿过一支铅笔，把表铺的地址写在上面。
雨夜中，他和章用沿着旧路回家，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光，但季羡林似乎看不到，他仍然看到老诗人那双大而充满了光辉的眼睛。直到回到家，他也一直看到那双眼睛，甚至在梦里，也老是看到那双眼睛。他似乎和那位老诗人幻化成了一体，久久离不开诗人的面影。诗的感情，诗的氛围，诗的神奇，使他真正陶醉了。
他迷惘地跟着老柏林走，仍然有一幅充满了魔力的网笼罩着他的全身。到了康德街，终于找到了一家表铺，说明了要换一个玻璃罩。表匠老头给了一张收条，他也没看，心想反正上面会有表铺的名字和地址，只要有名字和地址，就可以把表拿回去。
不久，季羡林又与章用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的大讲堂，听卜龙克念诗。卜龙克是哥廷根大学学士院主席，其地位类似于英国桂冠诗人。
9月17日，是到达柏林之后的第二天，一位“老柏林”中国朋友陪季羡林，从魏玛大街的住处出发去修表。这只表是在出国前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下的，在火车到波苏交界处的斯托尔朴塞的时候，因为要换乘火车，搬运行李时，表玻璃被撞碎了。他要找一个表铺去换上玻璃。
但这次听诗，一开始的感觉非常不好。到场的人没有听宾丁的诗那样多，讲台的布置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居然挂起了德国国社党红底黑字的旗子，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季羡林初来乍到，就如同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分不出东西南北，为此而留下一桩趣闻。
季羡林初到哥廷根的那个时候，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不几年，德国普通人崇拜他如疯如狂。季羡林碰到过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竟然脱口而出，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这样的话真让季羡林大吃一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法西斯头子，这个女孩竟有这样的态度。季羡林没见过希特勒本人，但是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般的狂吠声。他手下的两支队伍，一支冲锋队，一支党卫军，街上随时随处可见。因为冲锋队穿黄制服，后者穿黑制服，结果被中国留学生分别称为黄狗和黑狗。起初，在德国人中，反对希特勒的人微乎其微。进商店，会见德国朋友，到处都是“希特勒万岁”声。季羡林牢记蒋廷黼的教诲，小心谨慎，坚持的态度是，你德国人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中国人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不同德国人谈政治，所以还能和平共处。
2．趣话和洋相
因为这样的理由，讲台上国社党的旗子便令季羡林反感。诗人出现后，又增加了他的一份反感。卜龙克的相貌颇有点滑稽。
至于法西斯政权，季羡林在国内已有耳闻，蒋廷黼的嘱咐不时在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小心为妙。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季羡林初到柏林时，虽然纳粹味还不到顶点，但希特勒的像片已到处悬挂了，“卐”字旗也随处可见，人们见面的问候，由“早安！“日安！” “晚安！”改为喊“希特勒万岁！”便表示了一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难习惯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一仍旧惯，见面时问候“早安”等，分别时则说“再见”。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学民族学词典里，犹太人与中国人都被认作劣等民族。
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颤动，衬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生涩得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地，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挫地念下去。
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
只是到后来，他念到采集的民间故事仿民歌而作的诗，才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而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贯注着。念完诗，又念小说，他异常地高兴起来，微笑不曾离开他的脸，听众也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也跟着兴奋起来。
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他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的或外国的大学生，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间里的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了。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清洁，闻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个上午都在忙忙掇掇，擦这擦那，自己屋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洁无纤尘。
到这时，季羡林总算找到了比较好的感觉，从听诗中得到了乐趣。
初步接触，季羡林对德国普通人的印象相当好。
5．林中撷趣
吃完饭，当务之急是找住处。又是清华老同学帮忙，这一次不是赵九章，而是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太太。他们帮季羡林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租了房东罗斯瑙的一间房子。房东看样子是个犹太人，可能是个二分之一犹太人，即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犹太人。
在小城哥廷根留学，孤独和思母情结苦苦地煎熬着季羡林，深夜，他经常哭着醒来，母亲模糊的面影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为了排解这无穷无尽的乡思，这难以忍受的孤独，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但多不奏效。只有走到大自然之中，他才偶尔能忘掉忧愁。
而其他中国留学生感兴趣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店主人夫妇不懂彼此的语言，他们如何交流思想？难道也是用“这个”词，就能涵盖宇宙、包罗天地吗？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哥廷根城东面的那片山林。
馒头这种东西，在古代是称“蒸饼”的，起初并不发酵，后来有了发酵技术，改名为“起胶”。《南齐书》中则称“面起饼”，宋代程大昌《演繁露》解释说：“入酵面中，令松松然也。”这就是“馒头”，连“馒头”一词，也还是山东老乡诸葛亮首先使用的，这一点在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里已经肯定了。
章用经常陪季羡林来这片林子里散步，这里不知留下他们的多少游踪。深秋的林子，出奇地静谧，他们甚至能听到叶子从树枝落下来的声音。他们站下来的时候，叶子也会飘落到他们身上，到理会到的时候，头上肩上往往满是落叶了。
他们先在康德大街彼得公寓安顿好行李物品，清华老同学又带他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店主是中国北方人，女主人是意大利人。俩人的德语都不怎么样，但是服务却极为热情周到，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菜也炒得很好，价钱又不算贵。没想到在这里吃上又白又大的中国馒头。不，应该说是吃到家乡山东的馒头。
间或，树丛里有东西影子似地一闪，原来是一只被他们说话声惊走的小鹿，小鹿跑走之后，接着是索索的干叶声，渐渐地又消逝到无边的寂静里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句诗：
多亏了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人，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避免了不少麻烦。这样有人帮忙，马大哈敦福堂还是表演了一次：丢护照，走出车站在裤兜里又找到了。
叶干闻鹿行
自己是乡下人，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乡下人的固执与畏怯也还保留了一部分。……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里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错综交叉着：这一切织成了一幅有魔力的网，我便深深地陷在这网里。我惘然地跟着别人走，我简直像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里摸索了。
这时候，季羡林一下子遇到了知己。他平常就喜欢浏览，积累了不少旧诗词知识，再加上前些日子又刚听了两位德国诗人念诗，自己蛮有一套对文学上的许多派别和几个诗人的看法，平时难得解人，便一直闷在心里。在这小小的山林里，章用很愿意听他讲诗，于是便一下子倾吐出来。这时候，季羡林往往很高兴。
我心里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兴奋，又有好奇；既有兴会淋漓，又有忐忑不安。从当时不算太发达的中国，一下子来到这里，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的长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看了他点头赞成的神气，我的意趣更不由地飞动起来，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界，连自己也忘记了。往往是看到桦树的白皮上已经涂上了淡红的夕阳，才知道是应该下山的时候。走到城边，就看到西面山上一团紫气，不久天上就亮起星星末了。
初到柏林，一出车站，便感到头脑里面有点朦朦胧胧的。脚下踩着光滑的柏油路面，但季羡林却感到是踩在棉花上。他的心情极为复杂。
这片山林，成了季羡林撷趣的最好场所，林子和章用，使他忘记了平日的孤独。
1935年9月14日早晨四点，列车进入德国境内。八点，到达柏林。长达十几天的旅途才告一段落，但这里是不是在德国的留学地，还不能最后决定。
除了章用以外，哥廷根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其中龙丕炎（范禹）是冶金学的，曾把梵文语法书赠送给季羡林，另外还有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楠等。
1．柏林小住
一到星期天，他们几个留学生便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草地上去会面。这里的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还有参天的古木。草地东边就是一座山，山上树木繁茂，一片大森林长宽各有几十里。山中还有一些名胜古迹，有名的俾斯麦塔，就高踞于山巅之上。登临到塔顶一望，全哥廷根城尽收眼底。周围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是为风景区的游人建造的。几个异国青年学子，在席勒草坪会面之后，就经常登山游玩，闲逛，午饭就在山中吃。这样的时候，季羡林往往也忘记了孤独。
二、从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到这样一个民族歧视的国度里，黄皮肤的季羡林，会不会遭到与这位波兰女孩同样被人鄙视的命运呢？
四、哲学博士
实际上，这是一顶犹太人习惯戴的小帽子。在德国，统治上层的民族歧视是非常厉害的。在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的《我的奋斗》里，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定格为劣等民族。
1．紧张的学习生活
对一个漂亮女孩，那个大鼻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丝鄙夷的微笑，季羡林当时怎么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大鼻子为何会讨厌这一顶同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激发起季羡林对梵文的兴趣，但因为在国内还没有人开梵文课，所以他只有画饼充饥，徒唤奈何。而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他终于有了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而且得以师从于德国梵文权威新秀瓦尔德施米特。他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我现在已经忆不起来，我们怎样分的手。大概是我们，最少是我，坐着朦朦胧胧地睡了会儿，其间Wala就下了车。我当时醒了后确曾觉得非常惋惜，我们竟连一声再会都没能说，这女孩子就像神龙似地去了。我仿佛看了一个夏夜的流星。
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羡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羡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对这个女孩，季羡林虽然是邂逅相遇，但印象之深，却使他永远难忘。他在六年后写的一篇散文里说道：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这时候，一个坐在季羡林旁边的大鼻子中年人也来凑热闹。季羡林一生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鼻子，他耳朵上戴着无线电收音机耳机，衬上这生在脸正中的一块大肉，凑成一幅奇异的图画，使这大鼻子仿佛有了魔力。大鼻子说着破碎的英语，一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手指着Wala，头摇了两摇，脸上显出一丝鄙夷的神情。季羡林这才发现，波兰女孩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红绿绿的小帽子。
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这样，就和这个女孩混熟了，他们拿出一些从哈尔滨买的饮料给女孩喝，女孩则拿出自己带的饼干分给他们吃，还拿出皮包里带的许多相片，一张一张地指给他们看。他们也把自己的书籍画片，甚至毕业证书，都拿给她看。又吃，又喝，又聊天，几乎忘记了是在火车上。在融融的欢悦中，他们知道了她的名字Wala，同行的谢家泽，立即“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女孩则有点摸不着头脑，圆睁双眼，惊疑不定地瞪着小谢。
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法西斯气氛越来越浓。但在季羡林初在德国的这两年，起码从表面上来看，市场还比较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所以只要有钱，什么东西还都买得到。在这两年里，季羡林的生活还是相当有规律的，过的是一种极为紧张的学习生活。
女孩子瞪大了眼睛，把几个中国留学生轮流看了一遍。这在中国，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几个中国男孩子仿佛是在老师面前背不出书来的小学生，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女孩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先开了口。她看出这些异邦青年不可能说波兰话，便用德文问他们会说哪一国话。留学生中有一半没学过德语，而季羡林虽然学到过，但也只是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有人问，也只好勉强说自己会说德文。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他们还不能长篇大论地谈，还有意思都表达不出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便相对一笑，在这一笑里，似乎也就了解了更多更深的东西。这让季羡林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竟然能指挥意大利仆人。如窗户开着的时候，他口里说“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户关上。反之，窗子关着，他便说“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一声“这个”，居然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了。在这个波兰女孩面前，季羡林才真正感到了语言的重要，而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眼神会更超过言传。
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六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
女孩的座位正对着季羡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圆圆的脸庞，淡红的双腮，圆圆的大眼睛。
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
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波兰女孩悄没声息地进了车厢，找到一个座位，大大方方坦然地坐了下来。这时候，列车快到华沙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八十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车厢里十分热闹，波兰人对中国人也很感兴趣。中国留学生们便同波兰人或用德语，或用英语交谈起来。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季羡林对波兰人的印象，似乎比苏联人好些。他们衣着华丽，态度比较活泼，大多数人都有相当高的外语水平，能讲俄语、德语，少数人还能讲点英语。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火车在波兰境内行驶，上车下车的短途旅客，几乎都是波兰人。
《那罗传》虽只是神话，但它的首尾完整，可以单独成篇。故事的男主人公是那罗，他身为尼奢陀国的国王，通过天鹅传信，与毗德尔跋国的公主达摩衍蒂相爱。按当时习俗，公主举行选婿大典，她没有选天神而选了那罗为婿，结为百年之好。结果得罪恶神，恶神就一直附在那罗身上，伺机陷害他们。由于恶神作祟，那罗在赌博中输掉国土，夫妻分离，天各一方。那罗在森林中救了蛇王，蛇王为报恩，咬了那罗一口，使他变了形，然后送他一件仙衣，以便以后穿上能恢复原形。后来，他去一个国王那里当了车夫，精通了赌术。达摩衍蒂被父王找回后，立即派人寻找夫君，夫妻团聚后，那罗利用赌术赢回失去的江山，重新为王。梵文原著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朴素流畅，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刻画了国王责任至上的好丈夫形象。所以此故事是印度梵文文学中的名篇佳作。
9月13日，下午，列车行驶至苏联与波兰接界的斯托尔朴塞。在这里，要换乘波兰火车。
而《云使》是印度梵文古典文学中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篇长篇抒情诗，有一百一十五节，写了一个夜叉小神因迷恋新婚娇妻，致使主人财神俱毗罗的花园被野象捣毁。主人罚他流放南方一年，他不得已去了南方的罗摩山。八个月后，夜叉小神乘雨季来临之际，托往北飞去的雨云带信给娇妻，告诉她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去和她团聚了。诗人迦梨陀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云经过之地的自然美，用丰富的想象力刻画了他那为离愁所苦的娇妻的憔悴容颜。全诗凄恻缠绵，想象丰富，感情深沉，比喻奇妙，是梵文古典抒情诗的杰出典范。
6．波兰女孩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晚上，列车不知不觉地又开动了。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车上的其他外国旅客，包括那位“开开水”老太太和在满洲里海关向季羡林示意的老头，也都自己去找地方吃了饭。老头神秘而狡猾地告诉季羡林：他们去吃了一顿非常精美而又非常便宜的饭。原来，他们在哈尔滨的黑市，用美元换了卢布，比官价低十几倍，结果是用八个美元换成的卢布，就可以美美地“嘬”上一顿，这些人真是旅行的老油子，神通广大，无孔不入。
2．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这家饭店也十分豪华，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俄国名贵的鱼子酱。其他菜肴也都精美无比。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在火车上啃了八天干“裂巴”的年轻人，见了这样的好饭，简直像饿鬼扑食一般，开怀畅吃，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谁也没去注意。反正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难忘的一餐，足可以载入史册了。饭后算账，共付三百卢布，约二百美元。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位老同学谢子敦先生。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参观完莫斯科市容，几个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一位清华老学长谢子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去吃饭。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八年，希腊文要学六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参观中印象最深的是，前沙皇大臣的一座官邸，当时作了苏联国家旅游总局的招待所。这里大理石铺地，大理石砌墙，大理石圆柱，厅内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玻璃大吊灯，至少有十米长。工作人员多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个个唇红齿白，十指纤纤，指尖上闪着红光，珠光宝气，气度非凡。从荒寒的西伯利亚，一下子进入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官邸，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世界，甚至有点像太虚幻境了。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就是这位导游小姐，把季羡林这一批外国旅客送上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解说，神色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市内的几处景点，几乎都没留下什么印象。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
但是，在红都的第一瞥，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们下车后，接着来了一个导游小姐，她年轻貌美，白皙的脸庞，修长的身材，穿着华贵而时髦，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季羡林看着这位搔首弄姿的苏联女郎，他大惑不解，这样的一位小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呢？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季羡林当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一般青年一样，红都不是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外蒙古“独立”，与苏联有关，他对此很不理解，沿途的经历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所以，要停一两天，那就随大流看一看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9月12日，晚间，季羡林一行所乘的火车到了莫斯科。按照规定，列车在这里要停上一两天，据说，是为了让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能有一个机会，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风采，沾染上一点社会主义的甘露，给他们洗一洗脑筋，如果能转变一下世界观，当然好，若不能，即使在灰色上涂上一点红也是好的。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
5．红都停泊
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经过整整八天不间断的长途旅行，或聊天，或下棋，或观风景，终于结束了这万里旅途的第一个大阶段。
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作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
火车驶经贝加尔湖之时，给季羡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火车要绕行这个湖一多半，山洞一个接一个，也不知到底钻了多少个山洞，隧洞顶上的山，丛林密布，一绿到顶。往下看，贝加尔湖就在眼下，从车窗外看去，湖水一碧到边。靠岸处湖水清澈见底，越往深处，水越发碧绿，湖心则近乎黑色了，湖水深不可测。他从来没看到这么大的湖，感到真是天下奇景。
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有一次，列车在森林深处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季羡林下了车，走到站台。一个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松果是那么大，那么可爱，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松果，拿出5角钱的美元，买了一个。这是他在西伯利亚第一次买东西，也是最后的一次。
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
也有不聊天不下棋的时候。这时候，季羡林便凭窗向外看去。万里旅途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无边无际，与无垠的宇宙连为一体。
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话说累了，就凑棋局。物理学家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他去英国留学，也坐这列火车。其他五个人轮番单个儿与他对弈，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五盘六盘，都是输。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下，还是输，输，输。哲学家的乔冠华，他的哲学也没能帮他赢王竹溪一局。车上的几天，王竹溪始终是常胜将军，其他五人则全是手下败将，一局都没能胜过。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车厢里最愉快的事，是六个人坐在一起侃大山。六个人本来分住两个包厢，每个包厢住四个人，还空出两个床位，是其他人住的。睡足了觉以后，六个人便凑到一个包厢里。六个人在清华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么。这个时候因为被迫挤在一起了，也就不管道同道不同了，大家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学物理的，学哲学的，学文学的，行当的界限全没有了，上天下地，便聊起大天来。他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阅世都不深，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放着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他们的心几乎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全然没有谈不来的时候。这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往往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也就忘了身处异域之旅了。
应该说，瓦尔德施米特起初有一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夫妇二人，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这位学者家庭的气氛显然有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夫人不大爱说话。
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有一段时间，季羡林帮助教授翻译汉文佛典，因此而常到他家里去，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饭后再工作到深夜。餐桌上，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人讲话，安安静静的。季羡林记得，只有一次，教授笑着对儿子说：“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
吃喝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而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车上的实情是：
但是，幸福的家庭并没有维持多久。二次大战一爆发，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兵源不足，教授也被征从军，成为一个什么军官。不过，这时，他还能享受到一点探亲假。后来，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被征入伍，且不久就在北欧的一个国家阵亡了。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但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再刚强的人，失去独生幼子的伤心之情，也是可以想得见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害死了他的独生子，但他在季羡林面前却从来没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他谈到此事。只是本来就活泼不足的家庭，从此便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
吃着面包，啃着香肠，喝着开水，这种生活虽然单调一点，但是质量还是满高的，这比起在乡下吃红高粱面饼子，又苦又涩的味道，不知要好多少倍了。可真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站在这山看那山高。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一个女服务员，满面春风地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了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是那么有诱惑力，那么让人馋涎欲滴。学子们动心了，但是，一问价钱，学子们却咋舌了：每块牛排三美元。满车厢里的人谁也不肯付出三美元，去啃一块牛排。女服务员托着盘子，转了一趟，又原盘托回。这一阵诱人的香气过后，学子们从篮子里又拿出随身带的“裂巴”，大啃大嚼起来。
教授被征从军以前，预订了哥廷根大剧院冬季演出的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陪夫人去观看演出，就委托季羡林陪夫人去观看，每周一次。每到有节目的那天，季羡林吃过晚饭，便去接师母去剧院。剧院的节目，有时候是歌剧，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演员或来自外地，或来自国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剧场里仍是一片升平祥和气象：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但是一出剧院，便是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之下的哥廷根城，不允许一缕光线存在。就在这昏天黑地之中，季羡林要摸黑，走很长的路，把师母送回在山下的家中。然后再一个人回欧朴尔太太的家。他一个人在深夜回家，万籁俱静，走在宁静的长街上，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不禁想起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自己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股股乡愁不断地袭上他的心头。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
3．交换期满，有国难回
重又上了火车，真正的、连续不断的长途异国之旅便开始了。俗话说，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他们一天决不止走一千，他们也不止走一天，要走七八天。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办理完检查手续，心里恢复了平静，几个人在满洲里闲逛。当时满洲里连个小城也算不上，最多算个边城小镇，只有几条简单的街道，找不出哪一条是主街，街边的房子都是用木板盖成的，无砖瓦，多木材，建筑就有了这样的风格。他们在一个木板房商店里，买了几个日本生产的甜酱菜罐头，以备火车上佐餐。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检查进行得非常细致、认真而又慢条斯理。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一律都要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一把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铁壶，外表极其粗糙而又平常，引起了苏联海关人员的极大注意。水壶被翻来覆去，推敲研讨，碰碰摸摸，敲敲打打，看看里面是否还会有夹层，薄铁皮做成的壶盖，也被敲打了好几遍。看到此情，季羡林非常恼火，正想发作一下，身旁一位外国老年朋友，赶紧拍拍他的肩膀，向他示意。季羡林心领神会，硬把怒火压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后来他才领悟到，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了“可疑分子”，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这种时候，季羡林的思乡情结越来越浓，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面影不时在梦中出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尤其是母亲对宁大婶说过的那句话：“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每当想到这句话，他总感到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袭击着他。他也经常想到叔父，出国的时候，叔父已经失业，家里的生活该会如何打发呢？他又想到叔父续弦新娶的婶母，她对叔父如何？对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又会如何？自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妻子彭德华，她已到三十岁，年纪轻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儿，一个两岁的儿子，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当时的满洲里，是苏联与伪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要停下来，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
一想到这些，他出国前从济南到北京之时，全家人为他送行的情景便又浮现在眼前，此时，亲人们可能每天都在大门口翘首盼望自己回去了。他真想插翅飞回到亲人的身边。
火车在松嫩大平原上行驶了一天，第二天到了满洲里。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9月4日，六个中国留学生登上了由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局的火车。
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好朋友章用因国内家庭经济出了问题，先期回国探听消息，留下章用的母亲一人。章伯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丈夫章士钊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自己又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后来落魄了，还不忘自己的“官家”身份，张口闭口总是“我们官家如何，你们民家如何”。季羡林曾跟她来过一次恶作剧，故意提高声音问她：“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老太太居然觉察不出年轻人的“险恶用心”，继续“官家” “民家”地嚷嚷个不休。可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儿子的消息。季羡林就与龙丕炎（范禹）承担起照顾老太太的责任。
4．异域之旅
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饭，而每天见面时，老太太总要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这样的话，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惯例。季羡林也已摸透了她的脾气，她连气都喘不上来要告诉的“大事”，都是芝麻小事。因为她崇拜英国，崇拜英语，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甚至连英国人的傲慢和偏见，她也样样俱全。她厌恶德文，不肯认德国字，结果在德国住了六七年，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也不想说。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能谈的话题实在有限。所以她说的“大事”，往往也就离不开章士钊。她谈到，章士钊虽贵为总长，对待妻子，仍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为她开车门，走路挽她的胳膊，而且满嘴用英文喊“亲爱的”不止。章伯母自己也如坐在云端里，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后来，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顿觉自己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落下来。适逢章士钊下了台，夫妇同三个儿子都来到哥廷根。后来，章士钊自己回了国，大儿子章可去意大利就读，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就读，二儿子章用和她自己则留在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六七年。
游兴正浓，旅途中发生的不愉快便烟消云散了。玩到黄昏，他们回到了旅店，等待踏上新的旅途。
所以，季羡林已不在乎会有什么“大事”。他们天天吃过午饭之后，便送老太太回家，在章用不在的日子里，天天如此。
当时正值初秋，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远望铁桥一线，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没有颜色的彩虹。此时，江面平静，浪涛不兴，游人如鲫，喧声四起。我们都异常兴奋，谈笑风生。
后来，章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老太太也必须回国。季羡林和龙丕炎又帮她收拾房子，办理护照，买车票、船票，退房子，忙成一团。季羡林感到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也没忘记“官家”身份，她照了像，让两个年轻人帮她挑选“标准像”，好回国送给新闻记者。
9月3日，几个人到松花江上去游览。
就这样，季羡林终于送走了章伯母。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回国团聚，自己则只能留在哥廷根。
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剩下的时间便可以自由支配了。不意，在简陋的地下室俄罗斯餐馆里，季羡林却吃到了在北京时便久仰大名而无缘品尝的俄式餐肴，什么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大快朵颐，不亦乐乎。饭菜精美而又便宜，他们便顿顿饭都去吃这些东西。
哥廷根！到底还要呆多久？
在哈尔滨，需要置办后几天旅途上的食品。因为餐车上的饭太昂贵，且要用美元交付，这些阮囊羞涩的学子，大都付不出那么多的美元。他们很容易就买了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面包，哈尔滨称“裂巴”，是俄语的变音。再买上一两个同样重的大香肠、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外加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的食品，足够以后八九天旅途之用了。
4．在汉学研究所当讲师
同行的人中，有一位学心理学的敦福堂。他是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留学生的第三人，也是全部三人之一：乔冠华、季羡林和敦福堂。此公虽学心理学，却是个马大哈。另有三个去英国和其他国家留学的清华同学，也同车而行。下了车，要领行李离开车站，却发现托运单丢了，行李不让领。同车的六个同学心急如焚，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才算领出了行李。可是到了旅店安顿下来，大家还都余悸未消，敦公偶尔向口袋里伸手，行李托运单却赫然俱在。大家啼笑皆非，此公却怡然自得。以后的旅途上，此公便不是丢护照，就是丢别的，但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有这么一个马大哈，倒是不闷了，但是却不知为他担了多少心。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季羡林在哈尔滨的两天，算是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风浪，但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他进退维谷。
9月2日早晨，他们到了哈尔滨。这里是万里旅途的第一站，要住两天，换乘苏联火车。
他忧心如焚。
总算没遇到麻烦，车行进在“满洲国”，学子们说话更为小心谨慎了。夜里，伪满洲国的一个特工钻进季羡林等人的车厢，在季羡林上铺躺下，探问这个，探问那个，好不容易才对付过去，这才天下太平，进入睡乡。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车到山海关，就算进入“满洲国”了。所有乘客都要办理入“国” “过境”手续，列车停下来，乘客填上“过境”的几张表格，交纳三块大洋的手续费。这三块大洋，对于季羡林来说却不是小数目，它是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呢。要“入境”就非交不可，学子们递上钱，脸上还不敢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也只能小心谨慎。他们知道，前面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季羡林则因为有济南的经验，就更为了解日本鬼子的凶残。他们得谨慎对付。
年轻学子，出路何在？可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季羡林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当时去德国，不像现在这样简便，登上北京机场的国际航班，几小时便可到达。那时要坐火车，从东北三省穿越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转波兰，然后再进入德国境内。这沿途有两处关口，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扶持溥仪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天下。二是要在红色苏联停留，他们对苏联还没有什么了解。年轻学子们登上了火车，便开始有了悬念，可这旅途是吉是凶，只有交给命运安排了。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万里投荒第二人。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1935年8月31日，老同学们把季羡林、乔冠华等人送到前门火车站，这里是他们万里旅程的起点。老同学们又是叮咛，又是祝福，学友之情溢于言表，使季羡林在登上火车的一刹那，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3．别故国
但是，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出发之前，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几个老同学，在北海公园为季羡林饯行。他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其时，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红花绿叶相辉映，各极其妙。老同学一年后又聚在一起，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他们兴高采烈，简直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在北海公园玩了整整一天，老同学们尽欢而散。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于是，季羡林便和乔冠华联袂乘火车去天津，到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因为需要途经俄国，也要到俄国领事馆。手续非常简单，两国领事馆人员只是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就含笑握手，祝他们一路顺风。几分钟就把出国手续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在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正巧，乔冠华被日本警察押送回国之后，从上海来到北平。他从金岳霖教授那里得知，文学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成互换留学生，哲学系还有一个名额未最后确定。乔冠华经金岳霖教授推荐，冯友兰的支持，也得到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没想到北京当时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还要到天津去。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最后，季羡林还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这是季羡林第一次见到闻先生，闻先生的诗人和学者风度，季羡林早有所闻。闻先生1930年8月至1933年1月，曾在自己的故乡国立山东大学（当时称青岛大学）讲授过名著选读、唐诗、英诗入门的课程，1933年1月才离开山东来到清华。闻先生在1928年就出版诗集《死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饰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又不失为情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这一次能见到闻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使季羡林永志不忘。但没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他留学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然后去拜访蒋廷黼先生。蒋先生1929年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季羡林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时，他还没到蒋介石政府任职，他是这年的12月才去南京的。这时，季羡林去拜访他，他还没有行政官僚的习气。他恳切地劝说季羡林：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出麻烦。他在签订与德国互换留学生的合同时也出了力，临别时，又这样语重心长地劝告学生，这使季羡林分外感动，他感谢师长的叮嘱。
哈隆教授走了，季羡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季羡林向几位促成清华与德国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的老师拜会和告别。自然首先是冯友兰先生，全靠他的斡旋，才有这次交换留学生的机会。在清华上学期间，虽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同他根本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偶尔听他的报告或者讲话而已。但这次的出国，却全靠冯先生出的力，对冯先生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季羡林还是一如既往的。在1995年12月举行的一次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的会上，季先生仍发言说：我六十年前去留学，全靠冯先生与德国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没有那个协议，没有我去德国留学的机会。我不去德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
5．确定博士论文题目
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季羡林觉得孤身无聊，便信步走出工字厅。他来到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此时，一弯新月当空，万籁无声。他看到明月倒影在荷塘之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皎好。月光之下，荷叶荷花，都显不出本色，只见灰蒙蒙的一片。但是缕缕荷香，还是不时送到岸边，使他仿佛能看到月光下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偶尔在荷叶和花丛之中，还有点点似火花的东西在闪熠，那是早出的萤火虫在四处活动。他看到小小的火似的光在动荡不定，忽隐忽现，却仿佛要与天上和水中的月亮争光比辉。这时，一切忧愁都离季羡林远远的了。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在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阴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
仅隔一年，又回到了母校，心情却与做学生大不一样了。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同屋住着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保险公司总经理，也是清华的毕业生，比季羡林要早几届。因为是校友，虽然素不相识，却很快就熟了。俩人夜半联床，娓娓聊天。带着一种职业的优越感，这位总经理再三劝季羡林，到德国后一定要学保险。学成回国，不仅饭碗不成问题，甚至还可以拿到一只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总经理的一番说教，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季羡林的志趣从来不在这里，对于做官、经商，绝对没有兴趣，对发财也没有追求。
博土论文是博土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作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清华大学，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一个床位住下。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季羡林才在教授给定论文题目之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佗部分的动词变化。当时，季羡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作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季羡林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了北平。从前门车站下了火车，他又坐上了去沙滩的洋车。在沙滩，他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下那两只放衣物的大皮箱。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羡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他没有敢再看亲人们一眼。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眼里一定也含着泪珠，他怕一家人会哭成一团，便头也不敢再回，扭头就上了一辆洋车。家里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就消逝了。
《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是佛教部派之一大众部（音译“摩诃僧祇部”）较晚近的经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别记述释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说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迹。“偈佗”，也译“伽佗”、“伽他”，此是音译，而意译则为“偈”、“颂”、“讽颂”、“孤起颂”等。这是佛经常用的体裁之一，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但种类并不统一。主要的有两种“偈佗”，一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节组成，这种也称“首卢偈佗”。二为“别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别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可见，《大事》和其中的“偈佗”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
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不让它流出来，硬是把大量的眼泪挤压到肚子里。此时，他心里在想：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槽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份和俗语的成份，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羡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
临别之时，季羡林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妻子彭德华一手牵着女儿婉如的手，另一只手抱着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延宗，把季羡林送到大门口。女儿只有两岁，儿子才几个月，不懂事，这时还睡在母亲的怀里，他们自然不知道什么叫离别，女儿也许还觉得好玩。但叔父、婶母和妻子知道这离别意味着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
1935年8月1日，季羡林要离开济南的家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了。济南虽是山东省首府，但是不能办理出国手续。
这位退休教授，平常即为季羡林上课，也对他的博士论文加以指导。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则在回家休假的时候，对他加以指导。
终于到了离家的日子。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绝非到此为止，这将在下文里有所交待。
2．离家赴京
6．获哲学博士学位
就这样，季羡林要带着乡愁离绪离开故乡，去一个遥远的异邦了。
季羡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份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他对此充满自信，觉得此举定会使论文显得更有气派。他回忆说：
我真不愿意离开这故国，这故国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我温热的感觉。但我终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里画下的一条路走。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觉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
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作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作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他又想到了故乡临清的平原，家乡的小屋，清澈的苇塘，秋天的老牛……看一眼在豆棚瓜架下闲话的野老，看一眼在一天工作疲劳之余在门前悠然吸烟的农人，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向往。
生平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剧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开始清醒地考虑到：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这时候，他又想到母亲生前最关心的外祖母。季羡林在离开故乡以前，经常住在她的家里，她的慈祥的面貌，永远也不会离开他的记忆。现在，她会龙钟得不像样子了吧！背恐怕会更驼了吧！现在，不能去向她告别，也只能希望她能好好地活下去，等漂泊回来的时候，再跪到她怀里，把受到的委屈都哭出来。
有了这样的教训，季羡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写论文上。
让母亲一个人凄清地躺在故乡的地下，忍受着寂寞的袭击，上面是萋萋的秋草。在白杨簌簌中，淡月朦胧里，我知道母亲会借了星星的微光到各处去找他的儿子；借了西风听取他儿子的消息。然而所找到的只是更深的凄清与寂寞，西风也只带给她迷离的梦。
9月13日，季羡林请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把论文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因为按德国规定，要由院长安排口试时间。而院长要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因为英文教授勒德尔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这时候，他首先想到自己的母亲。1933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他曾回故乡为母亲送葬。他准备每年秋天，都要回母亲坟上去看看，在母亲墓旁绕上两周，低低地唤一声：“母亲！”由此来补偿母亲生前足有八年没见到他的遗恨。现在要离家去几万里外的异邦，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故乡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充满了负罪感。
1940年12月23日这天，是季羡林口试答辩的日子。他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光想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他起来吃了早点，又慌乱地看了一阵书。
这时候，他开始回溯自己过去走过的许多路。回望过去，自己的脚印迭成一条连绵不断的路。这条路，除了在每年的末尾，在心里印上一个浅痕，知道又走过一段路以外，自己很少画过明显的鸿沟，说以前走的是一段，以后是另一段的开端。但是现在他却真的在心里画了一条鸿沟，把以前二十四年走的路截在鸿沟的那一岸，而这一岸，将开始一条新路，一直会把他带到一个渺茫的未来去。
九点半，他走到大学办公处去。十点开始口试，参加的教授有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贝尔，还有稍晚一点到的布劳恩教授。主课梵文的口试极为顺利，但当布劳恩教授提问的时候，本来让他预备的全没问到，他心里十分慌张。尽管所问的题目都极为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他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立即就有离愁别绪袭上心头。平常他对诸多事情，就有过多的顾虑，这次要出国，他就更不能不过多地顾虑了：顾虑到德国以后的生活，顾虑自己走后的家境是否还撑得住。许多琐碎到不能再琐碎的小事，也纠缠着他，给他以痛苦。
口试一直进行到十二点才结束。季羡林对自己的慌张很不满意，事后，他感到心里难过极了。
这样，朋友们给他凑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做好了长途万里旅行的物质准备。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季羡林到家里过圣诞节。晚七点以前，他到了教授家里。一进门，教授就向他贺喜，告诉他答辩的结果：博士论文是优，印度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
最后，还是好友大千和洁民替他解了围，北京的梅生也为他张罗这件事。当他几乎丧失信心之时，李长之又写信来劝他，带给他勇气和力量。这时候，季羡林真正体会到友情的可贵，感到这友情像一滴仙露，滴到他焦灼的心上，使他得以圆出国之梦。
这时候，教授的儿子还没去当兵，他先拉了一阵子小提琴表示祝贺，然后吃饭。吃完饭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点上，喝酒，吃点心，聊了一阵子天，十点半告辞回家。
首先是经济问题。在济南高中教书，本来工资相当优厚，但这些工资要抚养六七口之家，再加上他自己也不会计算花钱，这些钱便从他手里水似地流去了。第一个月过去，钱没剩下几个，第二个月过去了，居然拉下了账，需要用第三个月的工资来偿还，结果是教了一年书，却并没有攒下钱。这样，出国筹备路费就成了个大问题。宋还吾跑教育厅没为他筹到经费，季羡林在别处又多次碰壁，这才看出真正的人情和世态。
在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后，1941年2月19日，又补了英文口试。结果又是优。这时，季羡林才如释重负，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四个优，他自己感到，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以此成绩告慰自己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现在，真要实现出国的愿望了，就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这样，季羡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941年。
我没有伟大的动机。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也不能没有。但仔细追究起来，却只有一个极单纯的要求：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有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到永恒的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就因了这点小小的愿望，我想到外国去。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季羡林曾说过，他想到德国留学，并没有伟大的动机。但在事实上，除了不能不说，有改换门庭、为祖宗增光的动机外，也有成就大事业、成名成家的抱负，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吹大擂，冠冕堂皇地去说一番，然而这种动机是有的。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真实地这样披露出来：
1．离愁袭心头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一、初离故土
季羡林就这样真实而坦然地剖析了自己的动机，没有做作，没有冠冕堂皇，一点没有摆架子，也没有空洞的说教。使人读来感到那么真实、自然，又亲切。在潜移默化之中，灵魂却可得到升华，情绪可得到感染，不得不以他为榜样，来鞭策自己上进，做一个学习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