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不仅备课要兼顾三个头，而且还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季羡林是念过许多的，但是自己念和现在教课，是大不一样的。要教人，自然自己先要弄懂，不然就没法教学生。可真正弄懂这三个头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真讲起课来，这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师已有三个，人手略嫌不足，因此季羡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救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备课、教课只有一个头，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羡林了。有什么办法呢？在济南高中，季羡林毕竟是小字辈呀！
三位老教师，本来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老师，有的还教过他国文课，遇到问题本来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季羡林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关系，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老教师的眼中，这位年轻人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处在敌对的位置上了。由于这样的敌对关系，即使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绝不会告诉他的，这就是“同行是冤家”的深意所在。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没有办法，季羡林只好放“单飞”，随时都要冒险。怕学生“架”自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季羡林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课文中有的典故在《辞源》里查不到，有时急得半夜还绕着宿舍彷徨。
2．如履薄冰
屋前的木槿花正盛开着，枝叶繁茂，花朵鲜艳，不时地，有阵阵暗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一点也宁静不下来。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为人所遗弃，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上一场。只是顾到男子汉的“面子”，他才没有去这么做。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季羡林踏上了初为人师的道路，至于其中的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只有自己才知道。
老教师因为饭碗问题不帮季羡林备课，但他们也并非全然不顾这位老学生，他们自然也担心这位老学生会在第一堂课上出丑。于是一个老教师面授机宜，告诉季羡林：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有这样的字，先要查一查《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上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毫无威信了，老师就不容易再当下去，自然会影响到饭碗能不能拿牢。如果查了字典，点名时临时又碰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不点这个名。点完其他人的名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被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老师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个字。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了。季羡林实话实说：
这才知道，宋还吾校长是在率领着北大派与师大派两军对垒。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需要支持，最好是有一支客军来支持自己。季羡林正好符合他的要求，季羡林是济南高中第一届甲班的毕业生，而且有一张与北大齐名的清华大学的证书，因此就被他看中，他觉得这位大学毕业生既非北大派，又非北师大派，而是超然于两派之外，但又有济南高中的背景，正可以被用来壮他的声势。
这虽是小小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止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地对付过去了，但是，并不是每堂课都平静无事。有的学生就颇有挑衅性。其中有一个比季羡林大五岁的学生，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了不老少。有一次，他对季羡林说：“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说罢，嘿嘿一笑，这笑声里，既有威胁，也有嘲笑，更有挑衅。季羡林心里想，你比我大五岁，又怎么样呢，反正老师还是要当下去的，师生的位置是不能换的。
从别的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就是这样，也还难免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当时的济南高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教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老师，老师则以此自居。尤其在课堂上，老师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来，否则就会被学生讥笑。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人可能不算很难，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又怎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呢？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至少可以合3200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山东民国日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留夷》，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大学毕业的季羡林，未能免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至于和一般教师，关系也很融洽。160块大洋的工资足够花，于是每周都要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同事之间谁也不会吝啬，感情也容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生活过得是蛮不错的，周围的处境也相当好。
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绪”（inferiority 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3．提心吊胆
这时，他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他自己上小学时就干过这种事，现在轮到自己当教师了，自己会不会也被“架”？对于这种“面子”，季羡林在1995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季羡林在济南高中如履薄冰般地备课、教课，总算在业务上立住了。
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现在要往脑袋里面装屈原、李白和杜甫。
但是，宋还吾校长邀请季羡林来这个学校，绝非仅是为了教教国文，还要让他当他的客军，助一臂之力。因此，入校工作后不久，宋校长便授意季羡林，让他组织济南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对于这一方面的苦心，季羡林虽涉世未深，但是很容易就觉察出来了。可惜他没学会这方面的本事，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既不会吹牛拍马，也不愿陷于这种帮派中。结果是同学会没有好好活动，没能帮上宋校长的忙。
就这样，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走马上任，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看看其他教师，有一些人可能也有自己的烦恼。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吆！但是，季羡林也看到，颇有几位老师整天价满面春风，十分愉快。这些人自然是混得不错的，究其原因，别人嘴里的风言风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某某人陪校长太太打麻将了，某某人给校长送礼了，某某人请校长吃饭了。显然这些人已经加入了校长的“圈”，成了圈里人了。
1．初为人师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却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您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二、济南高中
没有办法，季羡林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只有保持沉默和安静。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于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究其原因，因为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经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而季羡林心里可直打鼓，他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但是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那阵势大有破釜沉舟之概。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安静”上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宋还吾校长已经注意到季羡林的这种安静，并直言不讳地对别的老师说：“羡林很安静！” “安静”这两个字，局外人不会理解其深意所在。而季羡林心里却清楚，他到了学校之后，虽然在别人的帮助甚至是“牵引”之下，把济南高中毕业的同学组织起来了，还被推选为主席，但是从来没搞过什么活动，来具体支持宋校长，壮大其声威，这当然与宋校长的初衷有违。老谋深算的宋校长，表面上不露声色，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待季羡林，但这有意与无意之间说出的“安静”二字，却是宋校长深思熟虑的结果。宋校长逐渐发现，在季羡林这个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错了人。他不愧是北大国文系的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这“安静”二字，其用心之良苦，境界全出，真是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而季羡林心里明白，自己的饭碗，就与这两个字有关。他回到寝室，又绕室彷徨，又仿佛为人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场。
这样一来，出国留学没有希望，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而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待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说：
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进一步给季羡林提示了“安静”二字给他的是一种巨大威胁。这是一学期过后，寒假将至，济南高中一位教物理的河南籍教师，因为原有教育厅的一个科长靠山支持，得以在这里任教。但这位科长垮了台，他也就失去了靠山，按照惯例，这位教师自然要卷铺盖走路，要被解聘。宋校长对此事已有所闻，但佯装不知，故意装得大为震惊，三番两次到这位教师屋里，表示挽留，动情时甚至声泪俱下，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他“共进退”。季羡林毕竟涉世不深，原先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看校长的表演艺术，欣赏他的表演天才，可是看来看去，他已看不出真假，完全被校长那种真挚的态度所感染，也就自动地跳出来帮助校长挽留这位教师。这位物理教师毕竟阅历深一些，他始终也不为校长的“共进退”所动，还是卷了铺盖走路。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他的继任人选已经安排好了。
季羡林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他自认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以季羡林的家境，私费留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是希望甚微的。
人情世故之复杂，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才。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4．为“拿到了没有”焦虑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出国。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成为“抢手货”。于是，留学热在当时非常浓烈，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会亚于今天。因此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
物理教师被解聘，使季羡林长了一番见识，他在心中暗暗责备自己的糊涂。同时，心中也不禁不寒而栗，谁知道哪一天自己也要与校长“共进退”呢？
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
为此，季羡林情绪低沉，随时担心会被校长“炒鱿鱼”。在紧张的心情之中，过完了执高中教鞭的第二学期。夏天来了，更为紧张的时刻也就来了。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四年的西方语言文学，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在毕业即失业的20世纪30年代，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吗？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
3．终于拿到了饭碗
实际上，季羡林这时的镇静只是强装出来的。他心里的滋味同前一年大学毕业面临择业时是一样的。见了别的教师，不禁也要窃窃私语地问上一句：“拿到了没有？”他特别不喜欢那些神态自若的人，只去接近那些神色仓惶的人。他与这些人大有同病相怜之感。
看来，专修中国文学和哲学的，算是幸运儿了。季羡林是学西洋文学的，等待他的，会有一个好命运吗？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木槿花还在开着紫红或白色的花，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卵形而三裂的大叶子。玫瑰花也开得正旺，一丛一丛的，煞是好看。池塘里的水浮莲，也开出黄色的小花，倒卵状楔形叶片，昂立在水面上，长而悬垂的根须清晰可见。正可谓“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漫步之时。但上中学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甚至身边优美的园景都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他觉得，大地茫茫，却惟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李长之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哲学系，参加《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出任《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5年又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主编，发表《鲁迅批判》，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界的地位。他1936年毕业，留校任华侨生、蒙藏生导师，并在京华美术学院任美学和西洋美学史教授。
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
李长之是幸运儿？
5．离别济南高中
吴组缃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毕业后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攻中国文学，1935年受聘成为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后又兼任秘书工作。
这一年，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羡林初尝了人生的艰辛。他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吴组缃是幸运儿？
被“炒鱿鱼”，还不如主动离开这里。
林庚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并兼任郑振铎、巴金、靳以等人主办的《文学季刊》编辑，本来是幸运的。他1934年春想去上海体验作家生活，夏天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而且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
但是，怎样离开济南高中呢？
林庚是幸运儿？
这时候，别人出国留学的消息，不时地传入季羡林耳中。他忽然想到，在留学热中，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因为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无份之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脸流汗，没想到此时却轮到自己浑身发抖了。他遥望着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觉得自己，只是人间凡夫，与出国留学镀金者相比，“更隔蓬山千万重”了。
乔冠华1929年入清华，学校里发生了赶走国民党走卒校长罗加伦和不学无术的校长乔万选的运动，乔冠华没有参加，只是赞成，其他革命活动也没有参加。他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是一个书呆子，既没有同当时的国民党同流合污，也没有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专心致志干的，是读书，包括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样一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到了1933年3月到4月间，由于日军侵入古北口，北京城内已是一片恐慌，学校当局决定，1929级毕业生提前毕业，也不举行毕业考试，交篇论文，便发给毕业文凭毕业了。由于日文教授钱稻孙从中帮忙，乔冠华争得一个公费派遣生的名额，赴日留学。在日本，因涉嫌与日共有联系，在1935年春天被日本警察押运回到上海。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三十块大洋约等于今天人民币六百元。德国一百二十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八百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
乔冠华是幸运儿？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次机会，对于一心想离开济南高中的季羡林来说，就如同是凭空送来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不管是否能获救，他却非抓住不可了。
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辍学，到北平共青团市委担任市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北平的学生、工人、市民的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但他因被中共河北省委以“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挂”了起来，只得辗转在清华、北大、中国大学等校当旁听生，进行自学。1932年到上海，接着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到杭州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插班读二年级。在浙大，胡乔木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夏天，正要升入四年级时，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把胡乔木的考试成绩八十多分改为五十多分，以不及格为由，开除了胡乔木和其他十几名进步学生。所以，胡乔木大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大学，以后以革命为生。
得到这一消息，季羡林喜出望外的心情就不用细说了。他立即通过母校清华大学报了名，当时出国留学由学校审核通过即可。季羡林在校期间主修德语专业，四年的成绩全优，自然很容易就获得通过。
胡乔木是幸运儿？
消息传来，季羡林没想到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的愿望就要实现，着实狂喜了一阵子。但是狂喜之后，他开始考虑现实的问题：由于叔父失业造成的家庭经济状况濒于破产，而且家中叔父、婶母、父亲，妻子彭德华、女儿婉如、幼子延宗，老的老，小的小，有他在，一百六十块大洋还可以维持，他一走，全家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想到这些，他又忧心如焚了。
清华的同学中，有谁是幸运儿呢？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官，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2．谁是幸运儿？
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全家的讨论。出乎季羡林的意料，他竟然得到了叔父和全家的支持。全家表示：他们咬咬牙，不就是两年吗？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不饿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叔父是一个知书达礼之人，极为重视家庭门第观念，他下功夫培养季羡林，就是要让他为祖宗门楣增光添辉。这种观念，其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念，人们把小学毕业看做秀才，高中毕业看做举人，大学毕业看做进士，而留洋镀金则属于翰林一流，而且还是洋翰林。现在，一块金光闪闪的洋翰林牌子马上就要挂到季家了，这样的机会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季羡林并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马前桃花马后雪，
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的季羡林面前。
教人怎敢再回头？
从生活方面看，我更喜欢当一个教授。当我回忆起那时候的悠闲，所读过的书以及教学中不断累积起来的著作文稿，有时甚至会落下泪来。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许多鲁莽粗率之徒因为不能把话说得简略一些而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光是求职者就几乎把我逼得发疯。一天早晨七点钟，一个家伙便闯进我的房间大嚷：“可把你找到了。我们足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原来他是我的一位小学时候的同学、同乡。中国和美国的同学，南开、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想从我这儿弄到一份工作。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如果裁减一半，或许我会干得更有效率。可是我的上司反对我无故解雇人们的公职，他希望给所有愿意勤勉工作的人们一定职务的保障。在这方面，他甚至比美国总统还更现代派。
下定了决心，出国的事也就定了。当时的心情，季羡林后来形容说：
蒋廷黼说：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也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但是，横亘在二十三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正当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歧视，找工作就更难。这一点，从前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后来到南京国民党行政院政治事务办公室任职的蒋廷黼所抱怨的，就可以想见。
消息传到济南高中，校园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宋还吾校长一改认为季羡林安静的态度，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位校长，表现出异常的殷勤，听说费用不很足，亲自带季羡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希望能让教育厅给点资助。但是，不善交际的季羡林又被“安静”害了，结果是空手而回。校长虽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热情依旧，又是勉励，又是设宴送别，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回济南高中与他共同工作。
1934年夏天，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四年全优。
而教师同事们，则又是一番激动不已。同事中有的原是他的老师，有的是他的同辈，但年龄都比他大很多。他们都为这位“洋翰林”表示祝贺。年轻一点的教师，则非常羡慕季羡林。他们对出国留学，早就望眼欲穿，但苦于自己没有办法。现在看到季羡林得到这样一个天赐之良机，洋翰林指日可待，宛如蛰龙升天，自然又是羡慕，又是祝贺。季羡林确有点飘飘然了。
1．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一、择业
马前桃花在召唤他，远看是那么鲜艳，但是走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未知数又摆在了季羡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