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慧能的基本主张是佛性为人心本有，万法尽在人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他认为人性即是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慧能的一首偈特别有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羡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
陈先生讲课与写文章一样，特别重视资料，有一些文章，他往往先罗列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析与评断，如剥春笋，愈剥愈细，最后画龙点睛，点出要害。到了此时，读者往往会豁然开朗，或者小吃一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人们会想：“原来是这样子呀！”顿时得到一种解悟甚至顿悟的快感。陈先生在讲课时，往往也重用这种办法：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资料，然后再开讲，根据的就是黑板上的资料。学生们得到的感受，同读他的文章完全相同。
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羡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陈寅恪先生在东京上高中，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学习，精通梵文、巴利文和东方古文学。1925年回国后，即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被清华聘为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讲授的主要课程是佛经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朱先生在清华的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这些西方学者，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而且，朱先生自己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在美感经验当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实用的态度不相同，美感的态度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仍能记忆不忘。
清华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非常完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余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甚至是偷听自己感兴趣的课。教师不以为忤，学生也各得其乐。季羡林旁听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是非常顺利的，且还和郑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是他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先生的课。当时冰心先生极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兼课。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这么多学生，知道有“诈”，便威仪俨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季羡林他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的讲堂。想不到40多年后，她由怒目金刚而变为慈眉菩萨，季羡林和她谈起此事，她一笑了之。对于这些选修课，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光潜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任教，还不是教授，在清华大学是兼课。朱先生从香港大学文学院肄业，于1925年在国外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1933年回国后即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大概三十四五岁。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郑西谛（振铎）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有意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尚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者，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于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季羡林觉得这些先生们的课，水平都很高，至今让他忆念难忘。他自认在清华期间，真正获益的，不是必修课的那些“正课”，而是这些选修课和旁听课。
朱光潜先生开的“文艺心理学”，季羡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对这一门课的印象之深，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它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5．广泛的兴趣
四年大学的必修课，季羡林觉得收获甚微。而使他感到满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学习兴趣相当广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
4．获益于选修课
在专业课方面，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德语学了整四年，但是，最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系里要求的不是用德语写，而是要求用英语写。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Ecke）。他本人当时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过业，但肯定在本国当不了大学教授，有的可以作大学助教，有的可以作中学教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中国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拱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大本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人帮自己翻译中国古籍，结果书出版时，译者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在本国的大学当了汉学教授。在清华，这些非正途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羡林继续写作散文。他相继写成《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多篇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的报刊上，《年》发表在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本来已经准备编成一个集子，定名为《因梦集》，郑振铎先生准备编入由他主编的一个丛书之中。后来因为忙于办理出国手续，没来得及编成。这些散文中有几篇，后来编入《季羡林散文集》。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教英文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古典语言她一点都不懂。第二学期，换了课本，第一堂课讲乔叟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她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上下去，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这第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著作。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却不可靠。原来原著他没读过，连译本都没读几本，只是抄了一些别人书中的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他却成为清华当时的名教授。
除了散文创作，季羡林还从事翻译。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的《蔷薇》，杰克逊（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薛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正式发表了，尚有一些没有发表。季羡林在清华时的兴趣还表现在对西方的所谓“纯诗”上，但他与西方的“纯诗”观有一定的分歧。西方的纯诗观主张废弃韵律，季羡林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的话，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诗”。即使印度泰戈尔主张废除韵律的观点，也没能说服他。当时，他最喜欢的西方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人。魏尔兰对于“纯诗”的主张是：首先是音乐，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这种观点符合季羡林当时的口味，只是后来他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怀疑现代的“艨胧诗”是“英雄欺人”，是以艰深文饰浅陋。因为文学艺术是要人了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见得了解，那么文学艺术还有何用？除了所谓“纯诗”，他还喜欢英国诗人的所谓“形而上学诗”。
另外的几门必修课，老师水平大多也都不高。
对于中国文学，季羡林仍喜欢六朝骈文，唐代李义山、李贺，宋代姜白石、吴文英，这些都是唯美主义的，讲求辞藻的华丽，这些诗作和骈文，至今仍在影响着季羡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人陈作福，他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用直接教学法教学生，但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季羡林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再听了。这门课，他只学了一些单词和几句话，便结束了第一次学俄语的过程。
他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梵文。由于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他对梵文的兴趣。但是陈寅恪先生当时不开设梵文课，也没有其他人教梵文课，所以此时是空有兴趣，而没能开始学习梵文。这个愿望后来到德国留学期间实现了。
华兰德小姐也是德国人，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羡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由于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小学、中学贪玩的兴趣减弱了。四年大学期间，北京那么多的古迹，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尽有许多机会可以作赏花的韵事，但他却很少去光顾了。四年中，他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芍药，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玉兰。有一次，好不容易腾出点时间，与一位老朋友在大毒日头下，跑过许多条窄窄的灰土街道，到祟效寺去看过一次牡丹，因为已经错过机会，到了以后看到的只是满地残英，这对于特别喜欢赏花的季羡林来说，太过于残酷了。尤其是，季羡林在济南时那么喜欢海棠花，在北京却很少能看到，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北京的春天非常短，短得几乎没有春天，最初还是残冬，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再一看，树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芽，天气陡然暖起来，春天没来就进了夏天了。
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他教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他们。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心不在焉，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反应不过来，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致使学士论文也是在他影响和指导下写出来的。
6．政治活动
杨丙辰（字震文）是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德文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b、c、d时，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竟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也脆弱了。
季羡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给季羡林教课的主要老师，教大一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教课的水平不低，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在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季羡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竟狮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再也不敢问他问题。教他们大二的是毕莲（Miss Bille）。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语的是一位华兰德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杨丙辰、石坦安（Von den Steinen）、艾克（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期间，虽然发愤读书，兴趣全在各种知识的获取，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是置国难当头于不顾的人。
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的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J．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季羡林对政治活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起初，刚入大学的时候，季羡林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安静的清华园内，国共两党在学生中的势力也有激烈的斗争。与季羡林同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一边在历史系读书，一边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于1930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胡乔木和吴组缃等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传革命。胡乔木本人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在学生洗脸盆里塞上传单，就是出自于他之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乔木去西洋文学系找到季羡林，动员他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季羡林还没有意识到革命就等于爱国，加上胆小怕事，他没敢答应。只答应到由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季羡林在考上清华以后选择系科的时候，却有过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理科的数学或经济。可是，季羡林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是没有学过数学，所以在高考时数学成绩只有4分。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或是经济，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自然，他想学数学或经济的愿望，只能落空。在经过一番冲动之后，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选择了对新生文科学生吸引力比较大的西洋文学系。
稍后，国内政局更为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本侵略者已兵临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也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可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致使日军在9月19日即侵占沈阳，接着又分兵侵占了吉林和黑龙江等省。
由于有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究其原因，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自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很少，而且，即使是中国教授，也全用外语授课。这对于新生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华大学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华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读高中时就对国民党官员没有好感，更加上国民党杀害了他的老师胡也频先生，他对国民党群魔乱舞的统治十分痛恨。此时，新仇旧恨一并爆发，季羡林便毫不犹豫地随清华同学，先是在前门火车站卧轨、绝食，而后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羡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没想到，学生们满腔爱国热情，结果却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最后是铩羽而归。
清华学堂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正式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过渡，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对于清华当时的政治分野，季羡林回忆说：
3．学业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就可见，即使在民主气氛最浓厚的清华大学，男女之间的防线也是非常严格的。费正清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为我们提供的这方面的记录，恰恰是习以为常的中国人，一般都不大容易注意的，所以显得珍贵。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是后来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的翁文灏，这时他的思想还算开明，手里拿着左派学生的名单，一个个叫来谈话。翁文灏叫来积极组织学生活动的胡乔木，对他说：“清华园好比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了，会把戏台搞塌的。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再参加此类活动。”
我有了与学生们正常接触的时间，男孩子们很高兴与我谈他们自己的事，但女生很少来。第一位女生来找我时，我习惯地把门带上，她显得非常窘迫。后来有人提醒我，仅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时，一般应把门半掩着。如果把门关上就很可能意味着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她很可能会被加上让人不能容忍的恶名，她会因此整日里遭到人们的谴责和非议，甚至上公共厕所也不放过。
翁文灏的话，并没有起作用，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虽然离开了仅读了一年书的清华这座戏台，但到社会上更大的戏台去担任角色了。其他同学，自然也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爱国政治活动。这正如季羡林后来所说的：
这种“拖尸”，仅限于在男生中间进行。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接受美国的庚子赔款，且有许多外国教授，但男女之间的防线还是非常牢固的。男女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英才，但是气氛是平静而严肃的，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接触很少，而且女生与男老师之间的接触也非常少。费正清有一段经历，对此是最好的说明。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
可以说，季羡林在清华时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爱国为主线，谈不上是积极参加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说，高中时期他曾为“革命”所动，写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一篇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本来准备在胡也频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季羡林认为“拖尸”是清华大学校风清新活泼的表现。他在回忆中说：
三、师与生
按照惯例，新生入学，男生们是人人都要过这一关的。季羡林很自然地随人流到了体育馆，接受“拖尸”这一关的考验。但是，正当他要轮到被“拖尸”时，老生中有个叫许振德的人，是山东老乡，又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长，站出来为季羡林保驾，使他没有被“拖尸”。后来，季羡林才意识到机会难得，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被自己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所以至今想来，他还颇以为憾。
1．师生之间
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第一个关口是要过“拖尸”关。“拖尸”是英文toss 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里边对新生进行“拖尸”。具体做法是：几个长得壮实的老生，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就算是完成了手续，很像《水浒传》中的杀威棍。体育馆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果然，室内游泳池的门开着，随时等候入水者。
清华大学的门槛很高，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教授。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
2．“拖尸”
学生中经济地位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季羡林家几乎是贫农；他在清华上学期间，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为筹集学费和膳羹，要颇费一番苦心。由于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还不算多，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但这四十元学校并不使用，在毕业时，学校把所收的学费如数再还给学生，做他们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也不收住宿费，每月膳费只收六块大洋，顿顿有肉食可吃。即使这样，季羡林家父亲务农，叔父当河务局小职员，对这样的费用还是开支不起。季羡林的老家清平县，本来是个极贫穷的县。但因为季羡林是惟一的国立大学学生，县里便把他视为“县宝”，每年都提供给他一笔奖学金，补贴他五十块大洋。没有这一笔奖学金，他恐怕很难念完大学。另外，季羡林还写点文章，得点稿费，这样，家里的负担就能减轻一些。所以，季羡林的大学生活是颇为拮据的。
从费正清所说来看，当时清华大学的四周基本上还是一片旷野。
虽然有这样的鸿沟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和教授开玩笑。季羡林回忆说：
到清华的路是华北的主要道路，从北京城内到颐和园，它一直可通到西山。晨曦中的西山色彩、形态变化多端，有时山上可看到雪，如同喜马拉雅山，有时看上去它距你竟那么近……我们通过一段两边大约有一里宽的平地，远处的一端是驻扎在颐和园的兵营……在这块平地上，每天早晨都有士兵操练，看上去像是滑铁卢战役的再现……一块块深色方队在我们的视野中来来去去行进着。
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
汽车轰隆隆走在哈德门街上……在东单牌楼向西转，我们便走上了故宫前宽阔壮丽的大道。汽车对那些在街上弯弯扭扭行车的人力车和似乎是聋子的行人大声发出“嘟、嘟、嘟”的警告，汽车如同特别快车穿过横在街上的一道道城门洞。
第二个玩笑是和吴宓先生开的。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
公共汽车上的乘务员堪称是胡来上尉，有时他们搭载的乘客远远超员。他们中有圆脸上满是胡茬的司机，有小巧玲珑的售票员，有主管钱和车票的高高大大的管账员，还有坐在那儿无事可干的人，他们或许是初学开车者，或者是长官的侄儿。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当时的北京市不像今天规模这样大，今天的北京大学那时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清华和燕京都是在北京市的郊区。据20世纪3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著名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先生回忆，当时他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每星期有三个早晨要在黎明前即起身，以便能赶上去清华的银蓝色公共汽车。费正清在自传中，追述了他当时在去清华路上的感受：
高兴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就把自己新写成的旧体诗印发给学生，《空轩》十二首，就是他发给学生的。这十二首诗，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确切地指什么，学生并不清楚。学生们只知道，他当时正在多方面地谈恋爱。他在追求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诗中有一句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于是，引得编《清华周刊》的秀才们，把这些旧诗译成白话，刊出一首七律今译，与吴先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又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吴先生则一笑置之，不以为忤。直到现在，季羡林还记得这首七律的前半阙：
清华园这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它的自然风光又是无限地美妙。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这里的青草从融化过的雪地里探出头来，我们就知道：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月之夜，散步荷塘边上，充分享受朱自清先生所特别欣赏的“荷塘月色”。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妆玉塑，“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一千多年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这样，清华园不是一首诗而是什么呢？
一见亚北貌似花，
于是，建于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初年的清华学堂，便出尽了“清华”的风头，使“清华园”这名称充满了诗意。对这充满了诗意的清华园，季羡林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它：
顺着秫秸往上爬。
“水木清华”由来已久。早在古代，文人们便用“清华”形容清美华丽，如《晋书·左贵嫔传》上说：“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晋谢叔源（混）的《游西池诗》说：“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昊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这是“水木清华”的最早出处。《南史·隐逸传》也有“岩壑闲远，水石清华”的句子，都是在清美华丽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清华”一词还有引申意，从物之华美，扩大到人之清高显贵，如《北齐书·表聿修传》：“聿修少年平和温润，素流之中，最有规检。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时望多相器待，许其风鉴。”
单独进攻忽失利，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山居
跟踪盯梢也挨刷。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下半阙的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简直呼之欲出，熟悉清华今典的人，都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开吴宓追求女孩的玩笑。
在校园内西隅湖畔，有一个“水木清华”轩，殷兆镛写了一副楹联：
学生们同俞先生、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学生们觉得好玩，威严方正的教授们也不以为忤，无形之中，就填平了师生之间原来存在的鸿沟。
这园子素来是以水木著名的。春天里，满园里怒放着红的花，远处看，红红的一片火焰。夏天里，垂柳拂着地；浓翠扑上人的眉头。红霞般爬山虎给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层凄艳的色彩。冬天里，白雪又把这园子安排成为一个银的世界。在这四季，又都有西山的一层轻渺的紫气，给这园子添了不少的光辉。这一切颜色：红的，翠的，白的，紫的，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在我心里幻成一幅绚烂的彩画。我做着红色的，翠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样颜色的梦。
但是，有一种鸿沟是填不平的。有些老师的威风炙手可热。有的老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因此而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考入清华大学，从西城的那个公寓，移住到清华园来，季羡林被清华园的美丽景色陶醉了。他对清华园的印象是这样的：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杨丙辰，则正好相反，他不是对学生过严，而是要求过松。考试时，他预先向学生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算及格，然后多答一题加十分。考完以后，这位老师根本就不看学生的试卷，学生一交卷，他随手就给学生打分，结果自然是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们皆大欢喜。如果有个学生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这个学生：“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给他增加十分。
1．充满诗意的清华园
教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天下，唯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能坐在讲台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几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有，但是少数。
二、水木清华
老师这样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想到师生关系竟成这样的一种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就这样，季羡林进了清华园。
2．和老师的交往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季羡林自认平生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拜访人。在清华大学期间，他拜访的老师，也只有少数的几个。
对这样的民主气氛，季羡林心向往之。当然，北大的学术自由也是他向往的。所以，季羡林在选择面前为难了。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羡林同吴宓先生接触比较多。吴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喜欢给《副刊》写点书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学生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作客，也被请到在工字厅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他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季羡林后来的另一位同学乔冠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这一年清华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科、理科。乔冠华选了国文系，但到了第二年，发现哲学系的课程更少，每天讲课只有一个多小时，自己看书时间更多，于是转入哲学系。
后来，季羡林离开了清华，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他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吴先生。吴先生在抗战期间去了西南联大，北大和清华复员到北京，吴先生留在了四川，没有回北京。
后来成为季羡林同学的胡乔木，也在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他入的是物理系，系主任是吴有训。新生入学时，吴有训总要与他们谈话。吴有训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作为物理系的系主任，给他出主意说：“文科学生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这样，胡乔木就从物理系转入文科，本想进国文系，但由于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而历史系尚有余额，于是胡乔木进了历史系就读。
另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教授是郑振铎先生。
对这两所大学，季羡林认为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而清华则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季羡林对清华的印象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所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是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的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该塔被称为“博雅塔”。
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成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是原来清代的皇家庄园，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郑先生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羡林旁听过他的课。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有大量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印象是非常深的。
按理说，北大和清华各有其优点。北大建校略早几年，建于1898年，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以后，北大一直存在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自由阅读、独立研究学术的空气比较浓厚，比较活跃，且养成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北大一直有学术造诣极高的教授、学者执教。上这样的名牌大学，自然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但是，到季羡林这里，选择却成了难题，北大与清华对他来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他挠头的问题，一番艰苦的思考开始了。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那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录取，而是同时几所大学都可以录取。比季羡林早一年高考的乔冠华，是1929年在上海报考大学，他报考的是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乔冠华两个大学也都考取了，后来选了清华大学。乔冠华似乎容易做出选择，因为清华大学比武汉大学名气大多了。
清华的学生们原以为燕京大学的郑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触，他们马上感到，他与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
结果，这次高考他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他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郑先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从来不觉得比学生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们。
济南高中英语教学从来没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考北大的几个学生被这当头一棒给打懵了，没有几个考生能听得懂。季羡林因为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听写时，老师念了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他大都写对了。但有一个单词suffer（经受，忍耐），由于临阵惊慌，听懂了，却没有写对。考完之后，同去的山东老乡都面带惊慌之色，几乎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录取的希望破灭了。对付不了北大考试的一些考生，最后被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的朝阳大学录取。
郑先生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装腔作势，自然更不以势压人。他从来不随便教训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有一种帮派习气，但在他身上一点都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能一视同仁。因此，学生们在背后都议论，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而且，在英语考试中，出乎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之外，又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语听写。
郑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在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刊物，按照惯例，是要找一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吸引力，扩大发行量。郑先生虽然也找过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羡林这些清华既无名又年轻的大学生，他也决不嫌弃。学生中有的人当上了编辑，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他们感到郑振铎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并世无二。
这样的半阙词，对一般高中毕业生来说，确实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不用说译成英文，就是译成现代汉语，也绝非易事。
郑先生这样没有架子，又如此提携青年学生，学生们自然都愿意接近他。
更行更远还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里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离恨恰如春草，
郑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要奔走于北京城内城外。进城要经过长途跋涉，校车虽有，但非常少，有时候进城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郑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深，走路总愿跨大步，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
路遥归梦难成；
郑先生爱书如命，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商，从来不与书商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临时手头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先留下书，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书费，实在凑不齐钱，就用自己出的别的书来对换。比方他印过一些珍贵的古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就用这些书去还债，书商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什么。
雁来音信无凭，
对这样一位郑先生，学生们自然都是很尊敬的。1921年，他与沈雁冰、王统照等名家组织起文学研究会，1923年又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开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主编文学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国俗文学史》，并编有《中国版画史图录》。所以，在清华的学生眼中，他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原来是五代时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阙，下半阙未入选：
学生们尊敬他，但从来不畏惧他。他们看到他偶尔坐上清华大学的校车，就打开皮包，拿出稿纸，写起文章来。他们便觉得他好玩，觉得他很可爱。还不免在背后常常议论他，说他的笑话，笑他走路跨大步的样子，就像一只大骆驼。
拂了一身还满。
和没有架子的郑振铎教授之间，师生之情却亲如兄弟，老师没有师道尊严，学生们却更为尊师爱教，这正是师生关系的辩证法。
砌下落梅如雪乱，
其他老师，季羡林接触比较多的是叶公超。他教英文，也喜欢英国散文，正好与季羡林爱好相同。季羡林自己常写散文，也翻译散文。他翻译过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L．P．Smith）的《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而自己写的一篇散文《年》，就发表在与叶公超有关的《学文》上。但总的来说，季羡林与叶公超的关系，不如与吴宓、郑振铎那样毫无间隔，既受过他的鼓励，也碰过他的钉子。
触目愁肠断。
在清华，季羡林另一个有交往的人是沈从文先生。当时，他喜欢读沈先生的作品，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就是沈从文先生。因为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就能立刻辨认出来，决不含糊。
别来春半，
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英文试题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据说与往年一样的，是另外加一段汉译英。这一年的汉译英内容是：
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季羡林读过以后，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就写成一篇书评，发表在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以后，他听说沈先生有点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先生，同时也请郑先生在杂志再版时，把自己的那篇书评抽掉。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季羡林认识了沈从文先生。
北大国文试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当时考生们都手足无措，这哪里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
虽然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季羡林是一个穷学生，社会地位简直如云泥之隔，但沈先生却把季羡林当做自己的知己好友。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莱馆设盛大宴席，由胡适证婚，出席者名流如云，而一个穷学生季羡林也在被邀请之列。
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没有特异之处，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则非常奇特，他至今记忆犹新。
3．“四剑客”的学友情
高中三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季羡林不像其他考生那样苦煎苦熬，而是非常潇洒地度过了考试关。而且，他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他只报北大与清华这两个国立大学，而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了七八所大学。季羡林当时非常有信心，他几乎是本能地只报北大、清华，而不报别的学校。
在清华读书期间，季羡林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常在一起玩，聊天。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是清华园的“四剑客”。
4．鱼与熊掌，何去何从？
李长之是济南人，和季羡林是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季羡林和他联系最多。有一年暑假，他们一块回到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季羡林作陪。老舍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要自己陪大学教授吃饭，季羡林有点受宠若惊了。在李长之家中见到老舍先生，没想到全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老舍先生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说一种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季羡林感到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通过李长之，从那以后，季羡林认识了老舍先生。
成竹在胸的季羡林，高考中仍然这样潇洒！
在清华的时候，季羡林同这几个好朋友经常在工字厅的临湖大厅聚谈。临湖大厅离吴宓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不远，有名的“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大厅的后边。厅很大，里边摆满了红木家具，气象高雅华贵。
晚饭之后，季羡林坐在窗前复习预备考试的功课。这时候，又有大头尖尾的绿色小虫，在玻璃窗外有所寻觅似地撞击着。一会儿，一个从窗缝里挤进来，接着又一个，又一个，成群地围着灯飞。“玉米面饽饽！”戛长的，带点儿颤动的声音，从远处的小巷里越了墙飘过来，季羡林捻熄了灯，一边和蚊子、臭虫斗争着，一边慢慢地睡去。静静的夜里，仍然做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梦。
这里平常很少有人来，因此很幽静。季羡林便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相约到这里来闲谈。当时他们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起话来，海阔天空，旁若无人。他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去臧否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就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茅盾的《子夜》刚出版时，他们几个人便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意见截然分成了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季羡林否定，吴组缃肯定。大家推心置腹地争吵，实际上是在侃大山，类似于文学沙龙，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结论。争论完一个问题，又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
逛完了西单，在淡黄色的灯光下，几个“举子”摸索着走进了幽黑的小胡同，走回了公寓。
晚饭之后，几个好友则漫步走出校南门，边走边谈。有时候谈得兴起，忘了路的远近，甚至走得很远很远。有一次，是在深秋时分，几个人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烟，景象萧森，举目四望，竟看不到有人家。但见野坟数堆，暮鸦几点，上下辉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残阳如血，余晖闪熠在枯草叶上。这时，他们感到鬼气森森，赶快收住脚步，转身再返回清华园。原来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关村了。
穿过花市，晚香玉在薄暗里发着幽香。季羡林忽然想到不知在哪里读过的一句现代诗：“黄昏里充满了木犀花的香。”他觉得很美丽，虽然他从来没闻到过木犀花的香，也明知道现在闻到的是晚香玉的香，但是他总觉得他到了那种飘渺的诗的境界。
在清华的一批学友当中，胡乔木、乔冠华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李长之后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是著名文学家。只有吴组缃和林庚，成为和季羡林一样的学者。
傍晚，一切角隅都为黄昏占领了。这时，季羡林便约了几个同来赶考的“举子”，走出公寓，到西单一带去散步。
吴组缃是安徽泾县人，比季羡林年长三岁，生于1908年。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在经济系学了一年，1930年转入中文系，由于志同道合，与季羡林成为好朋友。吴组缃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成为30年代文坛的著名左翼作家。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进北京大学工作至今。他和季羡林成为终生来往的好朋友。他的贡献在中国文学领域，《红楼梦》研究、《儒林外史》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都是很有影响的。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西柳绿》、《鸭咀崂》都是短篇小说的佳作。其中《一千八百担》与季羡林写的丁玲《母亲》的书评，都是刊登在由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原来季羡林从这古老的枸杞树干上，叶片上，找到了自己的故乡，找到了自己的宇宙，找到了自己的全宇宙。这种联想，使他在离开故土以后，一看到类似故乡的东西，一棵海棠花，一株夹竹桃，甚至一盆水仙花，马上就能想到故乡，想到母亲。这种故乡情、爱国心，在童稚的季羡林身上，已经开始养成了。
4．孤独的宿舍生活
在细弱的枝条上，蜘蛛结着网，间或有一片树叶儿或苍蝇蚊子之流的尸体粘在上面。在有太阳或灯火照上去的时候，这小小的网也会反射出细弱的清光来。倘若再走近一点，你又可以看到有许多叶上都爬着长长的绿色的虫子，在爬过的叶上留了半圆缺口。就在这有着缺口的叶片上，你可以看到各样的斑驳陆离的彩痕。对了这彩痕，你可以随便想到什么东西：想到地图，想到水彩画，想到被雨水冲过的墙上的残痕，再玄妙一点，想到宇宙，想到有着各种彩色的迷离的梦影。这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这小的叶片上呈现给你。当你想到地图的时候，你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小的黑点，算作你的故乡。再大一点的黑点，算作你曾游过的湖或山，你不是也可以在你心的深处浮起点温热的感觉么？这苍老的枸杞树就是我的宇宙。不，这叶片就是我的全宇宙。我替它把长长的绿色的虫子拿下来，摔在地上。对着它，我描画给自己种种涂着彩色的幻象，我把我的童稚的幻想，拴在这苍老的枝干上。
季羡林由于六岁就离开母亲，一直有一种孤独感。虽然在济南时叔父、婶母都像父母似地关怀自己，但始终不能代替母亲。
就在这骄阳似火的高考季节，考前的几天，他复习功课感到疲乏，便到这棵枸杞树下，寻找自己的感觉。
离开济南到清华大学读书，叔父和婶母又不在身边，进一步增加了季羡林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课堂上、图书馆里，都没有机会显现出来，在与学友的交往中，也被快乐赶跑了。可是一回到宿舍，这种孤独便袭来了。
他不解地问公寓的主人，这枸杞多大年龄了？公寓主人渺茫地说：他初次来这里开公寓时，这树就是这个样子，三十多年来，没有多少变化。季羡林更感到惊奇了，他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苍老的枝干，又注视着接连着树顶的蓝蓝的长天。
在孤独的时候，季羡林便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他在故乡时，听人说过，枸杞树是长得非常慢的，很难成长为一棵树。现在在自己面前，居然有这样一棵虬干的老枸杞树，真像做梦似的。
回忆很不好说。究竟什么才算是回忆呢？我们时时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有东西映入我们的眼里。——即如现在吧，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漫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茶杯里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出的几点金星。但是，一转眼，眼前的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里，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来，想起来，说起来的话，就算是我的回忆了。
这棵枸杞树，长得已经高过了屋檐，枝干苍老而钩曲，像千年的古松，树皮皱巴着，黝黑的颜色，有几处已经开了裂。
在这种心境下，季羡林回忆最多的是故乡，故乡的秋，老牛的影，田野的影，都站在他心里的一个角隅里。
窗上刚有点发白，他就起了床。这时候，他的心已不像初进北京时那样迷惘，已经安定了一些。他开始对周围进行观察，发现住的是间北屋，屋前的小院里，有不小的一缸荷花，缸四周错落地摆了几盆杂花，其中有一棵仙人球，马上要开白色的花。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引起他过多的注意。很快，他的目光转到靠墙长着的一棵枸杞树。
灯光平流到我面前的桌上，书页映出了参差的黑影，看到这黑影，我立刻想到在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看过的远山的淡影。玻璃杯反射着清光，我立刻想到月明下千里的积雪。我正写着字。看了这一颗颗的字，也使我想到阶下的蚁群……
在公寓住下以后，他睡下去。他并没有睡得很熟，他做了许多离奇古怪的梦。
在不经意的时候，我常把母亲的面影叠在茶杯上。把忘记在什么时候看到的一条长长的伸到水里去的小路叠在Hlderlin（薛德林）的全集上。把一树灿烂的海棠花叠在盛着花的土盆上。把大明湖的塔影叠在桌上铺着的晶莹的清玻璃上。把晚秋黄昏的一天暮鸦叠在墙角的蜘蛛网上，把夏天里烈日下的火红的花团叠在窗外草地上平铺着的白雪上……
高考中的季羡林，照样潇洒！
5．为未来忧愁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对于每一个参考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关过得好，以后的一生可能比较平坦，没有大起伏，没有大动荡，最起码，饭碗是不会成大问题了。在这样的时刻，考生所面对的巨大压力就是可以想象的了。而季羡林和绝大多数考生不一样。他成竹在胸，没有一丝一毫高考前的紧张。
穷人子弟上大学困难，等到上高年级时，又要为自己的未来忧愁了。
3．高考照样潇洒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写的就是这种人力车夫的生活。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祥子虽然正直善良，勤劳俭朴，以顽强的意志和生活搏斗，但他三次买车，三次失败，最后家破人亡。老舍先生思索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笔尖口能滴出血与泪来，真实地将祥子的悲剧再现在读者面前。只是这部小说在季羡林初次进北京时尚未发表，对人力车夫，季羡林也就没有太多的感受。他就这样稀里糊涂进了北京。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在课堂上、操场上，受环境熏染，还不至于太忧愁。因为清华学生一般都很用功，课堂秩序自不用说，上图书馆去看书，甚至都要百米赛跑似地去抢借书，抢占座位。清华的学生同时也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清华传统的著名游戏“斗牛”，正在热烈地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晚饭之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都在伏案苦读了。
季羡林坐着洋车进了北京城。据说，坐这种人力车，不能把背紧靠在座背上，以免惹上能传染伤寒病的虱子。在外国人看来，这种人力车实为马车，因为乘人力车看起来似乎你也在驾驶它。人力车夫希望你乘车，他们可以因此得到一点微薄的车费养家糊口。车夫之间的竞争及无组织，使车费低微。这都是由于中国的过剩的劳动力所致。
一旦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忧愁便马上袭来。这时候，季羡林常感到寂寞像个大毒蛇，盘住了他整个的心。白天的笑声虽然萦绕在耳际，但早已恍如梦中的记忆了，这时他内心的痛苦显而易见：
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古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的电车上的脚铃响了，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红的墙、黄的瓦，终于，在焦急，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过了不知多少满填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个公寓里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点近于慌张，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给一层轻烟笼罩起来似的，我看不清院子里有什么东西，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黑夜跟着来了，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做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梦。
我只有一颗心，空虚寂寞的心被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我看四壁，四壁冰冷像石板，书架上一行行排列着的书，都像一行行的石块，床上棉被和大衣的折纹也都变成雕刻家手下的作品了，死寂，一切死寂，更死寂的却是我的心，——我到了庞培（Pompaii）了么？不，我自己证明没有，隔了窗子，我还可以看见袅动的烟缕，虽然还在袅动，但是又是怎样地微弱呢，——我到了西敏斯大寺（Westminster Abbey）了么？我自己又证明没有，我看不到阴森的长廊，看不到诗人的墓圹，我只是被装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四周圈着冰冷的石板似的墙壁，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桌子上那两盆草的蔓长嫩绿的枝条，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我透过玻璃杯看到的淡淡的影子；反射在电镀过的小钟座上的影子，在平常总轻轻地笼罩上一层绿雾，不是很美丽有生气的吗？为什么也变成浮雕般地呆僵着不动呢？——一切完了，一切都给寂寞吞噬了，寂寞凝定在墙上挂的像片上，凝定在屋角的蜘蛛网上，凝定在镜子里我自己的影子上……
季羡林是第一次进北京。他从一个省会城市来到这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大都市，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他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像是死了一样。他从这儿看到那儿，像看一个朦胧的残梦，淡黄的阳光从窗子里穿进来，造成一条光的路，又射在光滑的桌面上，但这种光却不耀眼，不辉腾，只是死死地贴在桌子上，像乡间黑漆棺材上贴的金边。看到屋外寥寥的几个看书的，错落地散坐着，使他想到月明夜天空的星星，石像似地坐着，不响也不动，简直就像死尸。他看到他们僵坐的姿势，看到他们一个个翻着的死白的眼，就像是鱼市里的死鱼，一堆堆地排列着，鼓着肚皮，翻着白眼。
季羡林有一个山东老乡，去北平报考北大和清华，已经有五次了，次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是第六次，又同季羡林他们来报考，结果又是榜上无名。他受刺激太大，几乎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转悠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从此，他终于断了大学梦，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不知所终。
这样的一种心境，完全是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而造成的。他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这些大学教育水平、质量极端参差不齐，因此对考生的吸引力也就大不一样。其中最受垂青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个大学是齐名的国立大学，全国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几乎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自然也就成了龙门，门坎高得怕人，一般人很难跳过这个龙门。往往是几十个人才能录取一个，被录取的考生金榜题名，小鲤鱼也就成了龙。
到了世界末日了吗？世界的末日，多可怕！以前我曾自己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生物，因了这无谓的想法，我流过不知多少汗，但是现在却真教我尝到这个滋味了。天空倒挂着，像个盆，远处的西山，近处的楼台，都仿佛剪影似地贴在这灰白盆底上，小鸟缩着脖子站在土山上不动，像博物院里的标本，流水在冰下低缓地唱着丧歌，天空里破絮似的云片，看来像一贴贴的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枯枝丫叉着，看来像鱼刺，也刺着我这寂寞的心。
当时北京还叫北平，大学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多，但还是五花八门，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立的，纷然杂陈。当时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孔教大学、北京弘达学院，教会大学有美国基督教会在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基础上建立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办的辅仁大学，等等。
无奈，他平卧在床上，让夜里柔弱的灯光流在他的身上，让寂寞在四周跳动，静听着远处传来的跫跫的足音，隐隐地，细细弱弱到听不清，听不见。隔了窗子，外面是死寂的夜晚，从蒙翳的玻璃里看出去，不见灯光，不见一切东西清晰的轮廓，只是在黑夜里，有一棵迷离的树影，只剩了秃光的枯枝，刺着天空，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这枯枝的中心，外面披上这层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侵袭。季羡林自己也就像这枯枝一样，盼望着春的来临，切盼着寂寞的退走。但是，春什么时候来，寂寞什么时候退走呢？在这漫漫的长长的夜，在这漫漫的更长的冬，季羡林在盼望着，会有一个春天的好消息。
这一年是1930年，季羡林十九岁。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季羡林和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八十多位同学，联合进京赶考。
6．永远感谢清华
2．到北平考大学
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清华大学，季羡林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季羡林充满自信地告别了高中。
在这里，他兼收并蓄，学习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社会科学领域，走出了研究的第一步。
用一句伟人的话来说，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季羡林面前，肯定会有一个美妙的前程。平时的偶然之花，将结出必然之果。
在这里，他开始笔耕，发表了处女作，即收入散文集里的《枸杞树）。它忠实地记录了他的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他十九岁离家到北京去考大学，第一次走了这样长的路，而且感到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起点。这种感觉，反映到他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所以一旦考取，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着他，使他写成了这篇《枸杞树》。这之后，他便与著名的大型《文学季刊》结下缘分，发表了不少作品。
但到了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在王寿彭的刺激之下，季羡林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而且，他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文艺理论书籍以及散文名篇。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舞文弄墨的习惯，所写的文章，被胡也频这样的名作家看中，准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只是由于胡也频被捕而未能正式发表。但无疑已经由此而刺激起季羡林的创作欲望。他对周围的一切，开始注意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从这时起，他已认识到，在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对这些常见的现象他都深入体会，体会出许多动人的涵义。他还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蜜蜂，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他不断地能找到刺激，引起激动，形成新鲜的印象，也就使自己的灵感保持一种常有常新的状况。可以说，高中阶段的这几年，是季羡林一生中相当关键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他结识了梅贻琦、朱光潜、陈寅恪、吴宓、俞平伯、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冰心、郑振铎等名教授和学者，使他获益良多。
几年前，从新育小学毕业时，季羡林曾因为幼无大志，而不敢报考山东中学的拿摩温——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初中毕业时，仍然是胸无大志，所想做的，也只是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
所以，每当回忆起清华园，春天繁花烂漫，夏天藤影荷声，秋天枫叶似火，冬天白雪苍松，以及西山紫气、荷塘月色，都让他忆念难忘。
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了两年，中间因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而停学一年，又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季羡林终于结束了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所以，季羡林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他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自己的母亲。他对清华的感激之情，油然跃于纸上：
1．告别高中
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这一点点的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一、面临选择：上北大，还是上清华？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不短的一段路。看来我要走的道路也还不会是很短很短的，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