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捎带了一个搭便车的，他告诉我南美多么有意思，还说我一定得到那儿去一趟。我发牢骚，说语言不通，但他说，去学就是——问题不大。我就想了，主意不错：我要到南美。
又是这个美国人！
康奈尔大学有外语课，用的仍然是战时的办法：大约十个学生一个小组，一个外国老师只讲外国话——再没别的。在康奈尔大学，由于我是个面相年轻的教授，我就决定参加一个班，像个一般学生似的。还因为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到南美的什么地方，我就决定学西班牙语，因为那儿大多数国家都说西班牙语。
另外，近似值方法的整个观念，他是理解不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任何方法都求不出立方根的精确得数，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因此，我跟他解释不清我是怎么求立方根的，也解释不清在他碰巧选了1729.03这个数的时候，我有多么幸运。
因此，等到语言班报名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外边，等着到教室里去，就在这当口，一个魅力四射的金发碧眼的妞儿，飘然而至。你知道，你立刻会有什么感觉，哇噻！这不是天仙下凡吗！我暗自念叨，“或许她要参加西班牙语班——那可就太美了！”可是，不，她款步进了葡萄牙语班。于是我琢磨着，管它的——我或许也可以学学葡萄牙语。
我发现，他不懂数字。靠着个算盘，你是不必记住一大堆算术组合的；你只需要学会怎么上上下下拨弄小珠子就成。你不必记住9+7=16；你只需要知道，在你加9的时候，你只要把十位上的珠子推上去、把个位上的珠子拉一个下来。弄起基本算术来，我们慢些。但我们懂数。
我开始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可我那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观点冒出来了，我说：“别，决定说哪种语言，这理由站不住脚。”于是我就又折回去，报名参加西班牙语班，心里却是一百个不乐意。
他抓起算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哦，是啊。”他说。
不久之后，我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物理学会的会议，我发现自己坐在翟米·第奥诺（Jaime Tiomno）旁边，他是巴西来的，他问我：“这个夏天，准备干什么？”
我就开始解释，说那是一种求近似值的方法，跟误差的百分比有关。“假设你给我的数是28。现在这么想，27的立方根是3……”
“我正琢磨着，到南美走走。”
几个星期之后，那个人来到了我住的宾馆的鸡尾酒休息室，当时我坐在那儿。他认出我来，就过来了。“告诉我，”他说，“你怎么能那么快算出立方根？”
“哦！为什么不到巴西来？我会在‘物理研究中心’给你弄个位置。”
这顾客怎么打败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碰巧知道1立方英尺有17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比12大一丁点儿。多出的1.03，大约只有1/2000。我在微分课上学过，对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1/3。因此，我只需要算出1/1728是多少，再乘以4 ；（即除以3再乘以12）。所以，我的得数就有那么多位数。
这么说，我现在必得改弦更张，学葡萄牙语了！
他一败涂地，满面羞赧，溜之乎也。服务员们弹冠相庆。
我在康奈尔大学找到了个葡萄牙的研究生，每个星期他教我两次课，所以我可以把我已经学到的西班牙语都改成葡萄牙语。
服务员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他们告诉这主儿：“瞅瞅！人家寻思寻思就成，你呢，还得用算盘！人家还多好几位数呢！”
在飞往巴西的飞机上，我碰巧和哥伦比亚的一个家伙坐在一起，他只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我不跟他说话，因为我不想把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混成一团。但坐在我前边的两个家伙，说的是葡萄牙语。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真正的葡萄牙语；我的那位老师，说得又慢又清楚。这里的这俩家伙，说话跟爆豆儿似的，卜啦卜啦卜啦卜啦—啊—塔，卜啦卜啦卜啦卜啦—啊—塔，我连“我”或者“这个”这两个词儿都听不清，什么也听不清。
他又埋头干开了，嘟嘟囔囔的。趁这工夫，我又加上了两位数。他最后抬起头来说：“12.0！”
最后，等我们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停机加油的时候，我凑到这俩伙计那儿，用葡萄牙语，或者我自以为是的葡萄牙语，慢慢说：“打扰了……你们能够听明白……我现在对你们正在说什么吗？”
“啊，不对！”我说，“再加几位数！再加几位数！”我知道，用算术法求立方根，每一位数都比前头那位数更费工。这活儿累得很。
“Pues nao, porque nao？”——“能啊，干吗听不明白？”他们回答。
使算盘的这主儿，抹掉脑门子上的汗：“12！”他说。
于是我就尽力跟他们解释，说我在学葡萄牙语，现在都学了几个月了，但是还没有听到过在谈话中的葡萄牙语，在飞机上我一直在听他们说话，但是，他们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指了指脑袋。“想呢！”我说。我在纸上写了12。沉吟片刻，我有了得数12.002。
“哦，”他们笑着说，“Nao e Portugues！E Ladao！Judeo！”他们在说：他们说的那种葡萄牙语并不纯粹，就好像犹太人说的那种德语的意第绪语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学德语的家伙，坐在两个说意第绪语的后头，想琢磨出他们在聊个啥。他们说的显然是德语，但不管用。他想必是没把德语学到家。
一个服务员说：“你干吗呢？”
等我们回到了飞机上，他们指给我看另外一个人，他真说葡萄牙语，所以我就挨着他坐了。他一直在马里兰州研究神经外科，所以和他谈话，来得容易——但我必须跟他谈“cirugia neural, o cerebreu”（“神经循环、神经中枢”）之类的“复杂”东西。比较长的英语词，实际上很容易翻译成葡萄牙语，因为唯一的区别只是词尾不同：英语的“-tion”在葡萄牙语中是“-a～o”；“-ly”是“-mente”，如此等等。可是，等他朝窗外看，说了个什么简单的东西的时候，我却摸不着头脑了：我不会翻译“天是蓝的”。
与此同时，我在那儿闲坐呢。
我在累西腓（Recife）下了飞机[巴西政府负责我从累西腓到里约（Rio）的旅费]。恺撒·雷提斯（Cesar Lattes）的岳父、妻子和另一个人来接我。雷提斯是位于里约的“物理研究中心”的主任。两个男人去取我的行李的时候，这位太太用葡萄牙语对我说：“你说葡萄牙语啊？你是怎么学葡萄牙语的啊？”
他在纸上写了个数——随便写的——我至今还记得：1729.03。他拨开了算盘，满嘴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魔鬼似的忙个不亦乐乎。他挥汗如雨，跟这个立方根干上了。
我回答得很慢，费了好大的劲。“首先，我还是学习西班牙语……然后我发现我要去巴西……”现在我想说的是“所以，我学了葡萄牙语”。但是，我想不起“所以”是怎么说的。我知道怎么说比较大的词儿，因此我是这么结束这个句子的：“CONSEQUENTEMENTE, apprendi ；Portugues！”——“因此之故，我学了葡萄牙语！”
“Raios cubicos！”他说，想报仇。立方根啊！他要用算术法求立方根！在算术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难的题了。在他的算盘国度中，这想必是他的拿手好戏。
两个男人带着行李回来了，她说：“哎，他会说葡萄牙语！而且还会用‘因此之故’这种了不得的字眼儿呢！”
这让这个日本人坐立不安，因为他的珠算显然训练有素，可在这儿，差点儿败在饭店里吃饭的一个家伙手里。
接着，广播喇叭传来一个通告。到里约的航班取消了；到那儿的航班，星期二才有——但我最迟也得在星期一到达里约。
我们俩都做了一道很长的除法题。平了。
我觉得非常不安。“或许有货机。我坐货机得了。”我说。
然后呢，这人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接着比除法。他有所不知的是，题越难，我胜算越大。
“教授！”他们说，“累西腓这儿实在不错。我们带你到各处看看。干吗不放松一下——你现在是在巴西啊。”
有个人写了个题，他又打败了我，但只是险胜，因为我乘法是相当好的。
那天晚上我在城里溜达，遇到一小群人围着看马路中间的一个长方形大坑——挖这坑是为了铺设排污管道什么的——坑里边，一辆小汽车，踏踏实实地坐在里头。事儿有点儿巧：这坑把车嵌得严丝合缝，车顶棚刚好与路面齐平。工人在傍晚收工的时候，懒得立几个标志，而那个家伙也果真把车开了进去。我注意到了一个区别：我们挖坑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绕行标志，还有闪闪发光的灯来保护我们。在那儿，他们挖了个坑，等一天的活儿干完了之后，就那么走人了。
可是，这人得意忘形了：他想显显别的本事。“Multiplicaa～o！”他说，要比乘法。
不管怎么说，累西腓是个不错的城市，我也确实等到下星期二才飞到了里约。
我建议服务员，在两张纸上写下相同的一些数，然后同时交给我们俩。这没造成多大变化。他还是胜过我许多。
等我到了里约，我见到了恺撒·雷提斯。国家电视台想为我们的会面拍点儿录像，所以他们就开拍了，但不录声音。摄像师说：“摆出你们正在谈话的样子。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成。”
这人让服务员喊出数字好加起来。他把我赢得好惨，因为在我把数写下来的当口，他却在拨弄算盘珠子的同时，得数已经出来了。
雷提斯就问我：“你找到一本枕边词典（当地女孩）了没有？”
他们给我找来一支铅笔和纸。
那天晚上，巴西的电视观众，看到这位“物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欢迎来自美国的访问教授，但大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谈的，竟然是找个女孩儿度此良宵！
服务员笑了。“数目字儿，容易。”他们说。
等到了中心，必须决定我讲座的时间——上午还是下午。
这人过来了。我抗议道：“可我葡萄牙语说得不好！”
雷提斯说：“学生喜欢下午。”
服务员不想丢面子，他们就说：“是啊，是啊。你为什么不到那边，向那位顾客挑战呢？”
“那就下午吧。”
一个日本人进了饭店。我以前见过他，看到他到处兜售算盘。他开始和服务员说话，向他们挑战：他说他算加法比他们谁都算得快。
“可下午在海滩上玩才好，所以，你为什么不在上午讲座，下午你就可以到海滩上逍遥。”
那是我头一次到巴西的事儿。我在我也不知道的什么时间吃午饭——我来饭店，总是来得不是时候——那地方只我一个顾客。我就着牛排（我喜欢）吃米饭，周围站着四个服务员。
“但你说学生喜欢在下午听讲座。”
奥伦就给了我一个罪该万死的积分：他从一个他知道答案的复杂函数开始，把它的实部去掉，只把虚部留下，就得到了这么个积分。他已经把它展开了，所以它非得用路往积分法不可！他总是让我这样泄气。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伙计。
“那个你不必担心。照对你最方便的办法来！下午到海滩玩去。”
我有一次吹牛说：“任何人都得用路径积分来解决的问题，我就能用别的办法来得出答案。”
因此，我学会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看待生活的方式。首先，他们不像我那样急匆匆的。其次，如果事情对你比较好，那用不着担心！于是，我就在上午上课，下午到海滩上玩儿。早知道有海滩，那我首先就会学葡萄牙语，而不是西班牙语。
我的嚣张气焰下去了：你必须把一个一百位数除以π！这可没指望了。
我原本想用英语上课，可我注意到：当学生用葡萄牙语向我解释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听不大懂，虽然我还是知道一点儿葡萄牙语的。他们说的是“增加”还是“减少”，是“不增加”还是“不减少”，还是“慢慢减少”，我是不大清楚的。但是，在他们苦挣苦扎地说英语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些“啊啪”或者“度恩”之类的声音；尽管他们发音稀松，语法勉强，我还是能猜出他们想说什么。因此，我明白了，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话，想教他们，最好是我来说葡萄牙语，我说得蹩脚就蹩脚吧。那样的话，他们听起来会容易些。
他几乎连脚步也没停，说：“10的100次方的正切函数值。”
我第一次在巴西待了六个星期，那时我得到了邀请，要在“巴西科学院”讲个话，讲我刚刚做完的量子电动力学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要用葡萄牙语讲这个话，中心的两个学生说会帮我的忙。我开始把我的讲话用绝对稀松的葡萄牙语写出来。我是自己写的，因为如果让他们来写，我不认识的词儿就太多了，也读不好。因此，我写，他们改正语法，改正错字，弄得好一点儿，但文字水平，仍然允许我读得容易，多少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帮助我读得绝对正确：“de”应该介于“deh”和“day”之间——一定得读成这样。
刚才说到奥伦正走过吃午饭的地方，这帮家伙都兴奋不已。“嗨，保罗！”他们大声叫。“费曼可了不得！我们在10秒钟内给他出题目，可他一分钟就给得数，误差10%。你干吗不给他出个题目？”
我到了“巴西科学院”的大会上，头一个讲话的，是个化学家，站起来，发言——用英语。他这是为了表示礼貌，还是怎么的？我听不懂他说的什么，因为他的发音糟透了；但是，或许别人都有相同的口音，所以他们能听得懂吧；懂不懂的，我也不知道。接着，另一个家伙站起来，用英语发表他的讲话！
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蠢啊。他愚弄我到处拿着个卷尺打自己的手，直打了两个星期！
轮到我了，我站起来，说：“我很抱歉；我没想到‘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我的讲话没用英语来准备。因此，请原谅，但我是不得不用葡萄牙语来发言了。”
“谁说它打不着我？它打我也打得怪疼啊！”
于是我就读这个东西，大家都听得很愉快。
此后几个星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无论到哪儿，手里总在玩卷尺，手都打破皮了。最后，我受不了了。“保罗！我作罢了！你到底是怎么握的，让它打不着你？”
下一个家伙站起来说：“学习美国同事的榜样，我也用葡萄牙语讲话。”因此，就我所知，我把“巴西科学院”的语言传统改变了。
“自己琢磨！”
几年后，我遇到了个从巴西来的人，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我在科学院讲话的头几句。很明显，我的讲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哇！你是怎么弄的啊？”我喊道。
但是，这种语言，我觉得很难，我就学而不倦，看报纸，等等。我一直坚持用葡萄牙语上课——我称之为“费曼葡萄牙语”，我知道，它不可能和地道的葡萄牙语是一个东西，因为我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但我不知道街上的人讲的是什么。
他说：“你拿得不对劲。”他把这鬼东西拿过去，把尺子拉出来，按按钮，它好好地就缩回去了。不伤人的。
因为我太喜欢我第一次在巴西的经历，一年之后我又去了，这一次是10个月。这一次我在里约大学讲课，他们本该给我钱的，但从来没给，因此中心一直在给我里约大学本该给我的钱。
他们都给我出难题，我得意扬扬，那时保罗·奥伦（Paul Olum）刚好从大厅走过。在来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保罗和我在普林斯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总是比我聪明。比方说，有一天，我正心不在焉地玩一个卷尺，就是你一按按钮，就啪地一下子缩回去的那种。尺子总是缩过头，打在我的手背上，真有点儿疼呢。“哎呀！”我叫起来。“我真是个呆子。老是玩这玩意儿，每次都打疼了我的手。”
我最后住在位于克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上的一家旅馆里，旅馆名叫“米拉玛”（Miramar）。住了一阵子，我住在了十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可以从窗口看大海，看海滩上的女孩儿。
大家开始把他们认为可能算难的问题说给我，例如，计算1/（1+x4）的函数的积分，在他们给我的x的范围内，这东西几乎是不变的。有人给了我一个最难的问题，是算出（1+x）20中的x10的二项式系数，我刚好在时间快到的时候答出来了。
后来才知道，这家旅馆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lines）的飞行员和女乘务员“下榻”的地方。“下榻”这个词儿，我总觉得有点儿叫人反胃。他们的房间都在四楼，三更半夜的时候，常有人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在电梯里串上串下。
有一天，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午饭的时候，在技术区，也不知道我从哪儿冒出个念头儿，反正我宣布：“任何人在10秒之内能说完的任何问题，我都能在60秒内答出来，误差10%！”
有一次，我离开旅馆几个星期在外旅行，到我回来的时候，经理告诉我，他不得不把我的房间订给了别人，因为那是最后一个空房间，他已经把我的东西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和汉斯用窍门儿快速计算，我得到了很多乐趣。我知道答案而他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少；等我答对了一个，他就开怀大笑。他几乎总能回答任何问题，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一。每个数都接近他知道的一个数——对他而言，这很容易。
那个房间正好在厨房那边。人们通常在这里住不长的时间。这位经理算是琢磨透了：我是唯一看得出住在那个房间有好处的一个家伙；非常清楚的是，我会忍受油烟味儿，不会发牢骚。我真没发牢骚：房间在四楼，离女乘务员很近。这省了不少麻烦。
如果有个人过来想算1除以1.73，你可以张口就来，是0.577，因为1.73近似于3的平方根，因此1/1.73必定是3的平方根的三分之一。如果要算1/1.75，那它刚好是7/4的倒数即4/7，而你记得1/7的循环小数0.142857142857……，于是得数就是0.571428……。
航空公司的人，不知怎么，厌倦自己的生活；真够奇怪的是，晚上她们常去酒吧喝酒。我喜欢她们这些人，为了显得合群儿，一个星期好几个晚上，我都和她们一块儿去酒吧喝上几杯。
此后，我也想干这样的事儿。我记住了几个对数，开始注意事儿。比方说，如果有个人说，“28的平方是多少？”你会注意到2的平方根是1.4，而28是20乘以1.4，因此28的平方必定大约是400乘以2，或者说800。
有一天，大约在下午三点半，我在克帕卡巴纳海滩对面的人行道上溜达，遇到一个酒吧。我突然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我要的就是这个；说着娘家人儿，孩子他舅舅就来了。此时此刻，我就是想喝一杯！”
因此，我发现了一点儿东西：第一，他背得下来对数表；第二，光是他做的内插计算量，我找数学用表、拿计算机敲键，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就开始迈步进酒吧，可我突然脑子里想：“且慢！这才下午正中间，这儿什么人也没有。没什么社交理由要喝酒啊。可你必得要喝一杯，你为什么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啊，”他说，“2（1/2）的对数是多少多少。这个对数的三分之一在1.3的对数多少多少和1.4的对数多少多少之间，那我就在这两者之间内插了一个数。”
从那以后，我再也滴酒不沾了。我想，实际上，我并没有处在什么危险之中，因为我发现，悬崖勒马，并不算难。但那种我不理解的强烈感觉，吓着我了。你知道，我不想毁了这个最令人愉快的机器，这机器使生活成为这么一大乐子。我从这种思考过程中，得到了好大的乐趣。后来，尽管我对幻觉很是好奇，但还是踌躇于拿迷幻药亲身实验，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我用玛珍一试，对了。“你怎么算出这个的啊？”我问，“你知道求立方根的秘诀吗？”
在巴西快到年终的时候，我带着一位空姐——一位扎着辫子的、非常可爱的女孩儿——到博物馆去。在我们走过埃及部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向她讲这么些事儿：“石棺上的翅膀，意思是这个这个；这些瓶子，是用来放人的内脏的；转过那个角落，那里应该有那个那个……”我暗自思忖：“你自己知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些个东西？是从玛丽·娄（Mary Lou）那里听来的啊！”——她不在身边，我觉得寂寞。
几分钟后，我们需要算出2（1/2）的立方根。用玛珍计算器算立方根，得先查数学用表，查出一个近似值。我开了抽屉找表——这次花的时间长些——他说：“大约是1.35。”
我是在康奈尔大学遇到玛丽的，后来，等我去了帕萨迪纳（Pasadena），我发现她已经来到了附近的威斯特伍德（Westwood）。我喜欢她有一段时间，但我们经常吵架；最后，我们断定事情没希望了，我们就分手了。但是，一年的时间，和这位空姐里出外进，却无功而返，我灰心丧气。因此，当我给这女孩儿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觉得玛丽·娄实在是个好女孩儿，我们不应该吵的。
“怎么计算接近50的数的平方，你不知道吗？”他说，“你先算出50的平方——是2500——再从2500里减去100乘以你的数和50之间的差（在这个例子里是2）。如果你要的是精确的数，那就把那个差数的平方加上去，那就是2304嘛。”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求婚。明白人都会告诉我，这是危险的：你在外头，除了信，你什么也没有，你觉得寂寞了，你就只记得那些美好的事情，忘记了你们是为什么吵架的。结婚，也解决不了问题。一结婚，争吵又起，这桩婚姻只延续了两年。
机器的得数是2304。“嚯！这可太神啊！”
美国使馆有个人，知道我喜欢桑巴音乐。我想我告诉过他，我第一次在巴西的时候，曾经听过在街上练习的一个桑巴乐队的演奏，我也想多了解一些巴西音乐。
我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发现汉斯·贝特绝对是计算高手。比方说，有一次，我们要把几个数代入公式，最后算到48的平方。我就找玛珍计算器，他说：“是2300。”我开始按按钮，他说：“如果你要精确的数字，那就是2304。”
他说，有一个叫“土风”的小乐队，每星期在他的公寓里练习，我可以过去听他们演奏。
他们怎么也琢磨不出我是怎么算的。
有三四个人——一个是这公寓的看门人——他们在这个公寓演奏的音乐非常安静，他们没有别的地方演奏。有个家伙打小手鼓，他们称之为“盼得乐”（pandeiro），另一个家伙拨弄小吉他。我总是听到有敲鼓的声音，但没有鼓啊！最后，我琢磨出那是小手鼓的声音。那家伙演奏小手鼓的手法很复杂，手腕乱转，用拇指敲打鼓皮。我发现这有趣，多少学会了怎么演奏盼得乐。
现在，我真的知道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了，因为上一个数仍然是纯粹碰运气。但是，那个家伙说的是e的1.4次方是多少。那是e的0.7次方乘以它自身。因此，我只需要在4上面稍微加一点儿而已！
稍后，狂欢节即将来临。这是个展示新曲子的季节。他们并不一年到头推出新曲子和新唱片；他们等到狂欢节，才全盘端出来，这可令人兴奋啊。
我知道，再要我算一个数，那就算不出来了；刚才完全是碰运气。但是，那家伙接着问的却是e的3次方：那就是e的2.3次方乘以e的0.7次方嘛，或者说是10乘以2。所以我知道得数是20多一点儿。在他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我是怎么算的当口儿，我又对答案做了0.693的调整。
原来，这位看门人是一所小桑巴“学校”的作曲家——说它是个学校，搞的却不是教育，而是沽名钓誉——在克帕卡巴纳海滩上沽名钓誉。这乐队名叫“Farqantes de Copacabana”，意思是“克帕卡巴纳的骗子”，这很合我的口味儿，他还请我入伙儿。
他们要我计算的第一个数，是e的3.3次方，它等于e的2.3次方（等于10）乘以e，得27.18。在他们忙着瞎猜我是怎么算出来的时候，我在修正我的答案，减去了多出的0.026——因为以e为底的10的对数2.3026，是稍微多了一点儿。
原来这个桑巴学校是这么个东西：大家从远处的法维拉（favelas）——也就是这城市的贫民区——赶来，在一处正在施工的公寓楼建筑工地的后面集合，为狂欢节排练新曲子。
其实是这样：我碰巧知道三个数——以e为底的10的对数（用来把数字从以10为底换为以e为底），值是2.3026（因此我知道e的2.3次方非常接近于10）。因为放射现象（半衰期），我知道以e为底的2的对数是0.69315（因此，我也知道e的0.7次方差不多等于2）。我还知道e（它的1次方）是2.71828。
我选了一样名叫“福瑞吉得乐”（frigideira）的东西来演奏，那是个金属造的玩具平底锅，直径15厘米，用小金属棍儿来敲。它是一种伴奏乐器，伴随着主要的桑巴曲子和节奏，它弄出的动静，脆而快，使曲子丰富多彩。因此，我就试着玩这个东西，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乐声一路喧嚣，跟60年代那股子狂劲儿相似。大家闹得正欢，突然之间，首席演奏家，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大喝一声：“停！叮住，叮住！——等一下。”大家都僵在那儿。“福瑞吉得乐，出了毛病！”他声如雷鸣，“O Americana, outra vez！”（“又是这个美国人！”）
在他们查表的时候，我又加上了几位小数，说：“今天到此为止！”出去了。
于是我就觉得不自在。我不停地练习。我抓着那两根棍儿，沿着海滩走，手腕儿乱转。练啊、练啊、练啊。我一直在捣鼓这个，但总觉得不如人，总觉得扯了人家后腿，总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我说：“这活儿很累，但我给你面子，是4.05。”
好了，越来越接近狂欢节了。有一天晚上，乐队队长和另一个家伙在谈事儿，接着，队长开始转着圈儿地走，在选人呢：“你！”他对一个号手说。“你！”他对一个歌手说。“你！”——他指着我。我还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淘汰的呢。他说：“到前头去！”我们向前走到建筑工地前边——我们五六个人——那儿有一辆旧卡迪拉克敞篷小汽车，篷子拉了下来。“上车！”队长说。
在场的都是当年的几个大数学家，茫然不知我是怎么算出e的任意次幂的！其中的一个说：“他绝不可能只是在进行代换和加法运算——那太难了。有窍门的。你不可能随便算出像e的1.4次方这样的数。”
车地方不够我们坐，我们有几个人得坐在后车帮上。我对我旁边的那家伙说：“他在干吗？——打发我们滚蛋？”
在他们查表的时候，我又加上了几位小数，现在他们可就兴奋起来了，因为我又说对了。
“Nao se, nao se.”（“我不知道。”）
“那好吧，”我说，“是20.085。”
我们的车离开大路，往边上的高坡上开，停在悬崖的边上，俯瞰着大海。车停了，队长说：“下车！”——他们把我们带到悬崖边上！
“哈！弄虚作假！”他们得意地说。
果然，他说：“站成一排！你第一，你下一个，你下一个！开始奏乐！现在，齐步走！”
“干吗呀，”我说，“这活儿很累！一天只算一个！”
我们会齐步掉下悬崖的——多亏有条向下的陡坡儿。我们的小乐队就这样走下了这条小路——号、歌手、吉他、盼得乐、福瑞吉得乐——来到了一个在树林里举办的露天晚会上。我们被挑出来，不是因为队长想把我们打发走；他派我们到这个私人晚会上，那儿需要桑巴舞曲！后来，他敛了点儿钱，好为我们乐队买服装。
“没人能那么快就把这个级数加起来。你必定是碰巧知道了那个数。e的3次方是多少？”
此后，我感觉好些，因为我明白，在他挑选演奏福瑞吉得乐的人时，他选了我！
“我只是把级数逐项加起来。”
还有一件事儿，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过了一段时间，从另一个桑巴学校来了个家伙；那学校在勒巴伦（Leblon），在更远的那边的那个海滩上。他想加入我们学校。
他们在表上找到了。“对啊！可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老板说：“你从哪儿来的？”
他们去找数学用表，就在他们找的时候，我又加上了几位小数：“27.1126。”我说。
“勒巴伦。”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知道费曼，他信口雌黄。那数，实际上不对。”
“你演奏什么？”
涂基知道把它心算出来并不容易。“嗨！你怎么算的？”
“福瑞吉得乐。”
我说：“那容易，是27.11。”
“那好。让我听听你演奏的福瑞吉得乐。”
“哦，是吗？”他们说，“那好，e的3.3次方是多少？”有个玩笑大王说——我想那是涂基（Tukey）。
这家伙于是就操起他的福瑞吉得乐和他的金属棍儿，接着，“卜拉哒哒，哧可啊哧可”，嚯！妙啊！
我喃喃自语，用那个级数来计算e的无论多少次幂，是多么容易（只要你用幂次来代替x即可）。
老板对他说：“你到那边去，挨着美国人站着，你会学会怎么演奏福瑞吉得乐！”
在我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对级数着了迷。我已经用那个级数计算过e的值，看到新的那些项是如何很快变小的。
我的推测是这样：这就像一个说法语的人到了美国。刚开始，他们出各种各样的错误，你简直听不明白他们说什么。后来，他们坚持练习，终于说得蛮像样儿，而且你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有一种挺悦耳的弯弯儿——他们的口音颇为好听，你很爱听他们说话。所以呢，我在演奏福瑞吉得乐的时候，想必也有某种口音，因为我不可能和那些演奏了一辈子福瑞吉得乐的家伙比试比试；那必定是某种傻乎乎的口音。但是，不管是什么吧，我成了一个相当成功的福瑞吉得乐演奏家。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天，我在休息室坐着，无意听到几个数学家在讨论ex的级数，把它展开就是1+x+x2/2！+x3/3！。每一项，都是通过把前一项乘以x并除以下一项的项数来得到的。比方说，为了得到x4/4！后面的那一项，你就把它乘以x并除以5。这很简单。
有一天，就快到狂欢节了，桑巴学校的队长说：“好了，我们要到街上排练走步。”
幸运数字
我们都从建筑工地出发到了街上，街上车水马龙。克帕卡巴纳的街道总是一团乱。不管你信不信，有一条电车线，电车在那儿往一个方向走，汽车在那儿朝另一个方向走。当时正是克帕卡巴纳的上班高峰时间，而我们是打算齐步走到“大西洋大街”的正中间。
因此，他的课程对正常女孩儿也灵！但是，无论这课程多么灵验，我在那之后真的不曾再用过。像那么个搞法，我不喜欢。但是，知道事情的运作方式，和我小时候得到的那一套教育，大大地不同，这也有趣。
我对自己说：“耶稣！老板还没弄许可证呢，他还没征得警察的同意呢，他什么也没干。他决定我们就那么出去。”
“愿意。”
于是我们就出发到了大街上，周围的每一个人，兴高采烈。几个看热闹的，自告奋勇，拿根绳子，把我们围在一个大正方形里，免得行人闯进我们的行列。人们把脑袋探出窗外。人人都想听到新的桑巴舞曲。场面令人非常兴奋！
我们进了酒吧，我还没坐下，就说：“听着，在我给你买喝的之前，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儿：今儿晚上，愿意跟我睡觉吗？”
我们一开始行进，我就看到一个警察，在马路对面不远处。他张望着，看那儿闹腾什么，然后让车辆改道行驶！一切都不是正式的。没人做过安排，但事儿还搞得不错。人们在我们四周扯着绳子，警察在让交通改道，行人在拥挤，交通被堵塞，可我们却畅行无阻！我们走完了大街，转过街角，转遍了这个乱糟糟的克帕卡巴纳，一切都是率意而发的！
在去酒吧的路上，我硬着头皮想在一个正常女孩儿身上试试主持人的课程。毕竟，酒吧里的妞儿，一个心眼儿想让你为她买喝的，你不把她当盘菜，并不内疚——但是，一个漂亮的、正常的、南方的女孩儿呢？
最后，我们停在一座公寓楼前的小广场上，老板的妈住这儿。我们在这地方站着演奏，那家伙的妈，他姑妈，七大姑八大姨，倾巢而出。她们还戴着围裙呢；她们一直在厨房里忙活呢，你看得出来，她们喜出望外——她们几乎要哭出来。
等我到秋天返回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和一个毕业生的妹妹跳舞，她是从弗吉尼亚州来看她哥的。她很漂亮，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个念头儿。“找个酒吧，我们去喝一杯。”我说。
这才是人性啊，确实美好啊。大家都从窗口探出身来——难以形容啊！我记起了我上次来巴西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桑巴乐队——我是多么热爱这种音乐，几乎欣喜若狂了——现在，我身在其中！
主持人说得不差啊。可见他课上得棒！
顺便告诉你，我们那天绕着克帕卡巴纳游行的时候，我看到人行道上的一群人当中，有两位美国使馆的年轻女士。下星期，我接到使馆的一封信，说：“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喋喋不休的一堆废话，好像我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巴美关系似的！所以我做的事才是“大”事嘛。
我们正从酒吧往外走，安来了，穿过66号公路朝我跑过来。她一下子投在我怀里，说：“快，到我那儿。”
言归正传，为了去排练，我不想穿平常穿的那种衣服，就是我到大学时穿的那种。乐队里的人很穷，只有破烂不堪的衣服。我就穿了一件旧内衣，同样旧的裤子，等等，这样我看起来就不过分特别了。可这样我就没办法从克帕卡巴纳海滩、太平洋大道上我住的豪华宾馆的门厅里进出了。所以我总是坐电梯一坐到底，从地下室里出来。
大约两点，酒吧关门了，安还是没出现。我问主持人和他妻子，我是不是该到她那儿去一趟。他们说，可以去。
接近狂欢节，将要举行一场特别的比赛，比赛在几个海滩桑巴学校之间展开——克帕卡巴纳海滩，爱帕尼玛海滩，还有勒巴伦海滩；有三四个乐队，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穿着演奏服，沿着太平洋大道一路走下来。穿着这种花里胡哨的狂欢节服装，我有那么一点儿不自在，因为我不是个巴西人。但我们原本应该打扮成希腊人的模样，因此我琢磨着我和他们一样像希腊人。
“没事儿。”
在比赛那天，我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领班的服务员，经常看到我一听到桑巴舞曲，就在餐桌上击节以和之，走过来对我说：“费曼先生，今天晚上会有你喜欢的事儿！tipico Brasileiro——最具巴西特色：桑巴学校的游行，就从旅馆前边经过！这音乐太棒——你可得听听。”
“可她人都不在这儿！她在她的住处，和那个中……”
我说：“啊哈，我今天晚上有点儿忙。我不知道能不能腾出身来。”
“挺好，”他胸有成竹地说，“她一准跟你睡觉，我有数儿。”
“哎呀！但是你会爱得不得了啊。你千万不可错过！那才是tipicoBrasileiro！”
“什么啊？”
他很固执，我一个劲儿告诉他我想我不会在那儿看的，他大失所望。
他心平气和地说：“没事儿，迪克；挺好嘛。因为你到最后也没给她买东西，今儿晚上，她一准跟你睡觉。”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跟平时那样从地下室溜出去。在建筑工地那儿，我们披上行头，一百个穿着纸做的行头的巴西希腊人，开始沿着太平洋大道游行，我走在后边，演奏福瑞吉得乐。
我吃完了，就回酒吧，向主持人汇报。我一五一十把事情讲了一遍，告诉他，很对不起，没及格，但我要努力东山再起。
太平洋大道两侧，人山人海；大家都把脑袋探出窗外，我们正往米拉玛旅馆那边走，我就住那儿。那儿的人都站在桌子椅子上，大家蚁涌蜂攒一般。我们的乐队经过旅馆前边的时候，我们一直演奏着，跟60年代一样疯狂。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员跳上跳下，他指着我，在这人声鼎沸之中，我听得见他喊：“啊，教授！”领班的服务员这才明白，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可能站在那里看比赛——我是参赛的啊。
她被将了一军。她伸手去摸钱包儿，掏出了她仅有的那么一丁点儿钱，交给我。我拿了三明治、咖啡，走人。
第二天，我遇到了一个我老在海滩上遇到的女士，她在大道边上有一座公寓楼。她跟几个朋友，高高在上，观看桑巴学校的游行。当我们走过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喊道：“听弹奏福瑞吉得乐的那家伙——他棒啊！”我成功了。没人指望我能做这件事儿，可我硬是做成了。
她这是虚张声势，我说：“那就还钱。”
狂欢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学校露面的人却不多。为这一盛事，我们做了一些特别的服装，但现在人却不多。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不可能胜过城里真正大牌的桑巴学校；我不知道。我认为，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又是排练，又是游行，都是为了狂欢节；可狂欢节到了，许多队员却不见人影了，我们的实力就不怎么样了。就连我们在街上游行的时候，几个人还半路开溜了呢。结果是这样，真够滑稽！我从来也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在海滩上的比赛中出人头地，才是他们主要的兴奋点和乐趣所在，在海滩上，大多数人水平都差不多。顺便说一句，我们乐队真的赢了。
“哼，小气鬼！”她说，“要是你那么想，我就把三明治的钱还你就是！”
在巴西待的10个月，我对轻原子核的能价发生了兴趣。我在旅馆房间里把这事儿的全部理论都搞出来了，但我想看看试验数据是怎么样的。这个新玩意儿，就是加州理工学院凯洛格（Kellogg）实验室的专家正在搞的东西，我就通过业余无线电跟他们联系——把时间安排好了。在巴西我遇到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大约每星期我都到他家里一趟。他和在帕萨迪纳的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进行联系；因为这事儿有点儿非法，他就给了我一个呼号，他说：“现在我将把你转给WKWX，他就坐在我旁边，等着跟你说话。”
“是你让我买这些三明治，我得到了什么？啥也没有！”
我就说：“这是WKWX。请告诉我硼原子的那些能价间隔，就是我们上星期谈的那个。”诸如此类。我利用试验数据来修正我的常数，并检查我的路子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你？”
头一个家伙去休假了，但他让我到另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那儿去。这第二个家伙是个盲人，他有自己的电台。这两个人都不错，我利用业余无线电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的联系，很有效率，这对我很有用。
我当即站住，对她说：“你……还不如个婊子！”
就物理学自身而言，我干的活儿可不少，而且都有道理。后来别人也搞出来了，证实了我的理论。但我觉得，有很多参数需要校准——太多的“关于参数的现象调整”，为的是把一切都弄妥帖——我拿不准这么个搞法是不是有用。我想对原子核有更深刻的理解，但始终不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事儿，所以我对此再也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我心里想：“瞧，没及格不是。主持人给我上了课，告诉我怎么做，而我没及格。我给她买了价值1.1元的三明治，却没向她提任何要求，现在我明白了，又要鸡飞蛋打！我得缓过神儿来，好歹要为我老师挽回面子。”
说到巴西的教育，我的经历相当有趣。听我课的那些学生，最后都当老师，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巴西，在科学方面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没有太多的机会。这些学生已经学了很多课程，我教的课是他们在电学和磁学方面的最高级的课程——麦克斯韦方程式之类。
往她的汽车旅馆走的时候，她说：“你知道，我没时间吃这些三明治了，因为一位中尉要过来……”
里约大学分散在全城好几座办公楼里，我在一座俯瞰海湾的建筑里上课。
在我们从咖啡馆儿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想：“事儿搞错了：三明治太多了！”
我发现了一个好奇怪的现象：我问一个问题，学生们随口就答得上来。但是，下一次我还是问这个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问题——他们却完全答不上来！比方说，有一次，我在讲偏振光，给了他们一些偏振片。
主意不错，我们就进了咖啡馆儿。她要了三杯咖啡，外加三个三明治，我付账。
偏振片只允许电矢在某种方向上的光通过，于是我就向他们解释，看看偏振片是暗的还是亮的，你就能说得出来光是怎么发生偏振的。
我心里想：“你可以一个劲说不，让他们这么走掉，但你不能永远说不，否则你就不会有所进展。现在，时候到了，你得将就着了。”于是，我就镇定自若地说：“我来陪你。”我们就这样出去了。我们在街上走过了几个街区，看到了个咖啡馆儿，她说：“我有个主意——咱买点儿咖啡和三明治，到我那儿去吃。”
他们首先拿起两个偏振片，转动它们，直到它们允许最大量的光通过。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说得出来，这两个偏振片允许光在相同的方向上发生偏振——能从一个偏振片通过的光，也能从另一个偏振片通过。但我接着问他们，如果只有一个偏振片，你怎么说得出来偏振的绝对方向呢？
几分钟之后，她不再和中尉在一块儿了，却要酒吧招待把她的大衣和手提包拿给她，明显地提高嗓门儿说：“我想去散散步。有人愿意陪我去散步吗？”
他们茫然无知。
接下来，我有了个好主意：我等到中尉也能看到我的时候，才看她，接着报以微笑，这样，中尉就明白了这闹着什么妖蛾子。因此，她的把戏玩不长了。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需要一点儿机灵劲的，所以我给了他们一点提示：“看看从外边海湾反射过来的光。”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还坐在酒吧里。安在和中尉跳舞。在中尉背对着我，而她面对着我的时候，她就相当愉快地朝我微笑。我又想了：“婊子！现在，她甚至对中尉又玩起了这套把戏！”
没人说话。
过了一阵子，从附近军事基地来了一个中尉，军装笔挺。转眼之间，在酒吧的另一边儿，安就和那个中尉坐一块儿了！
然后我说：“你们听说过布鲁斯特角吗？”
我心里想：“典型的婊子；给她买酒的，是他；可她接着就邀请别人往这桌上凑合。”我说：“我在这儿，看得清楚。”
“听说过，先生！布鲁斯特角是光在某种介质上的反射角，这种介质的折射率允许光完全偏振化。”
过了一会儿，安对我说：“干吗不过来跟我们坐一块儿啊？”
“当光被反射的时候，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我说“嗨”，继续看表演。
“先生，光的偏振方向与反射面垂直。”连我自己还得想一想呢；他们却硬生背下来了！他们甚至还知道，那个角度的正切值等于折射率呢！
第一场演完了，我朋友说：“嗨，迪克！我想让你见见安。安，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迪克·费曼。”
我说：“然后呢？”
“行了，行了。”我说，一副不把这当回事儿的神态；然后，我坐在另一张桌子那儿，看表演。就在表演开始的时候，我朋友的妞儿来了，我心里想：“她就是天仙，我也一个大子儿不出；她能办的，是让他给她买喝的去，她呢，会让他空忙一场！”
仍然默无声息。他们刚刚告诉我，光以一定的折射率从某种介质（譬如外面的海湾这种介质）上反射回来，就成了偏振光；他们甚至连光发生偏振的方向也告诉了我。
然后呢，那天晚上我做好了准备，想以身试法。我跟平常那样进了酒吧，我的那位朋友立刻说：“嗨，迪克！等下让你见识见识我今儿晚上泡上的妞儿！她换衣服去了，马上就来。”
我说：“看看外面的海湾，透过偏振片来看，现在，转动偏振片。”
妥了，人家只需要给我个原则，我就能把事儿领会透。第二天一整天，我进行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建设。我采取了这么一种态度：酒吧里的妞儿，全是婊子，她们一分钱不值；她们在那儿，全是为了让你给她们买杯喝的，然后呢，她们半点儿好处不让你占；在这些一分钱不值的婊子面前，我才不当绅士呢，等等。我学而习之，习而成自然。
“哦哦哦，光发生偏振了！”他们说。
“好了，”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第一堂课，这么直奔主题，你或许觉得难。那么你倒也可以给她买个什么玩意儿——就是小恩小惠什么的——然后再开口问。可话说回来，这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不顺手。”
在进行了许多调查之后，我最后琢磨透了：这些学生把什么都死记硬背下来，但那是个什么意思，一概不知。当他们听说“以某一折射率从某种介质上反射回来的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所谓介质就是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光的方向”就是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朝它看的那个方向，等等。一切都完全是死记硬背的，但没有什么东西被翻译成有意义的词句儿。我问：“什么是布鲁斯特角？”找台计算机，把键敲准了就成。但是，如果我说：“看看水。”鸦雀无声——“看看水”这话隐藏着什么意思，他们莫名其妙。
“呃……你的意思是……你不……呃……你就这样问她们？”
后来，我在工学院听他们的课。课的上法，翻译成英语，是这样的：“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力矩相等……将产生出……相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力矩相等，将产生出相等的加速度。”学生们坐在那儿，记录口述。趁着教授重复句子的当口，检查是不是记得正确。然后，他们记第二个句子，再记，再记。明白教授正在讲的是具有相同惯性矩的一些物体的，我是唯一的一个，而他讲得相当难琢磨。
“因此，”他接茬儿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假充绅士！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妞儿当盘菜。另外，首要的规则是，不要给妞儿买任何东西——连包烟都不给她买——这事儿，等到你问她是不是愿意跟你睡觉的时候，再说不迟；等到你确信她愿意，才知道她没撒谎。”
我看不出他们这样学怎么能学到任何东西。现在，他在讲惯性矩；但没有下面这种讨论：你把重物抵在门的另一边，你推门有多么费力；比较一下，你把重物放得靠近合叶一些，又如何——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好吧，”他说，“总的原则是这样：那主儿，想当绅士。他不希望别人把他看成个不懂礼数的粗汉子，特别不希望人家觉得他小气。只要这妞儿明白这主儿转着什么花花肠子，那么牵着他的鼻子，想往哪儿牵，就往哪儿牵，就是小菜一碟儿了。”
下课后，我对一个学生说：“你把笔记都记好了——笔记有什么用？”
果然容易，简直不算回事儿。那天晚上，酒吧关门之后，我又去了主持人和格洛瑞娅的汽车旅馆。他们笑得前仰后合，高兴事儿弄成了。“好了，”我说，“我彻底服了，你们俩都真明白你们讲的那一套。现在，上课怎么样？”
“哦，我们研究笔记，”他说，“我们要考试的。”
“招待，请再来杯香槟鸡尾。”
“考试，是怎么个考法？”
“就她喝的那玩意儿。”
“非常容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个试题。”他看着他的笔记本说，“‘在什么时候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案是：‘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它们的力矩产生了相同的加速度。’”您看，大家都能通过考试，都能“学会”这些玩意儿；除了他们背诵下来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喝点啥？”
以后，我又看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那是个口试，我得到允许，可以旁听。有个学生，绝对超一流：一切问题，对答如流！主考问，什么是反磁性，他回答得很完美。主考又问：“光以一定角度穿过有一定厚度的材料板，折射率为N，光有什么变化？”
“好极了！”我说。
“先生，它出来的时候，与自身平行——位移。”
吉姆朝我说：“嗨，迪克。来一杯如何？”
“位移了多少？”
第三眼：“我知道怎么对付：对这家伙，我客气着点儿，那样她会对我更好。”
“我不知道，先生，但我能算出来。”他果真算出来了。他很优秀。但到那个时候，我仍然疑心重重。
格洛瑞娅朝他说：“吉姆，我想让你会会我的一个老朋友，迪克·费曼。”
考试之后，我走到这个聪明的年轻人那儿，我告诉他，我是从美国来的，我想问他几个问题，而且我这么问，无论如何不会影响他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可以举出几个抗磁性物质的例子吗？”
第二眼：“不妨事儿，仅仅是个一般的朋友。他们好像以前彼此认识。”这些，我都看得明白。我从他脸上读得出来。我很明白他脑子里转什么念头。
“不能。”
第一眼：“噢喔，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给她买了酒，他却要把她弄走！会出什么事儿？”
然后我问：“如果这本书是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子上的什么东西；如果我把这块玻璃倾斜起来，那么物像会有什么变化？”
此时此刻，那主儿乱转脑袋，想看看这位“迪克”是何许人也；从他的眼里，我看到了某种我完全理解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身陷此种境地。
“它会偏斜的，先生，会偏到你转动这本书的角度的两倍。”
第二天晚上，我到了酒吧，坐在个角落里，在那儿我可以远远地看着格洛瑞娅。过了一阵子，果不其然，一个家伙和她坐一块儿了，又稍微过了一阵子，那主儿乐不可支了，格洛瑞娅朝我眨了眨眼。我站起来，若无其事地信步荡过去。就在我经过的时候，格洛瑞娅转过身来，亲切的口气，跟银铃儿似的：“嚯，哎哟喂，迪克！什么风儿把你吹回城里的？最近死哪儿去了呀？”
我说：“你没把它和镜子弄混了，是吧？”
“没错儿，”格洛瑞娅说，“小菜一碟。”
“没弄混，先生！”
主持人接茬儿说：“现在，你必须亦步亦趋，照我说的办。明儿晚上，在酒吧里，你坐得应该离格洛瑞娅远一点儿，等她给你发个暗号儿，你做的仅仅是从她旁边儿走过去。”
刚才在考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光线会位移，与自身平行，因此物像会移到一边去，但不会以任何角度转动。他甚至计算出了物像会移动多少，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有折射率的材料，没意识到他的计算本来就适用于我的问题。
我说：“敢情好。”但我心里想，“他们怎么弄成这事儿啊？”
我在工学院开了物理数学方法这门课，讲课过程中，我试图表明如何用试错法来解决问题。这东西，大家通常都不知道，于是我就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算术例子，来演示这个方法。80来个学生当中，只有8个完成了第一次作业，这让我很吃惊。因此，我在上课的时候特别强调，要真的去试试，不要作壁上观，不要只看我做。
主持人说：“这个嘛，我全明白。这事儿怎么操作，我最清楚不过。我给你上堂课，好让你以后在酒吧里从小妞儿那儿占点儿便宜。但在开课之前，我得向你展示展示，对我说的这档子事儿，我还真明白。为了做个示范，格洛瑞娅会让一个男人给你买杯香槟鸡尾酒。”
这节课下课之后，几个学生，组成了个小代表团，来找我，告诉我说，我不理解他们的背景，说不必搞这些问题照样学习，说他们已经学过算术，说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水平之下。
最后，我告诉他们，有个事儿，挺让我吃惊：“我算是个挺聪明的人，”我说，“但多半只在物理方面。可在那个酒吧里，聪明的主儿多的是——采油的、开矿的、做大买卖的，诸如此类——他们总为女孩儿们买喝的，可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直到那时，我还是推断人人都是白买酒。）“这怎么可能呢，”我问，“一个‘聪明的’主儿，一进酒吧，怎么可能沦落成这么一个倒霉的傻瓜呢？”
我就继续教这个班，而且无论学的东西多么复杂，或者无论多么明显地高级，他们从来就没交过什么鬼作业。我当然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做不了！
我不得不想了一阵子，这才意识到，一声气壮声宏却被人误会了的“别问这个”，让我花了十六块钱买的那瓶香槟，结果成了一笔很合算的投资。我显然赢得了某种名士风度的美名，穿戴随意，不修边幅，可为女孩儿们花起钱来，那是一掷千金啊。
我没能让他们做成的另一件事儿，是提问。最后，一个学生对我解释说：“如果在上课的时候我问您问题，过后大家都要对我说，‘你干吗在课上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想学点儿什么，可你问问题，不让他讲。’”
格洛瑞娅回答：“在塔玛拉打算把我介绍给你的时候，她说，‘现在我要把这一带一位真正的阔佬介绍给你！’”
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坏作风，明明是谁也不明白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可他们把一个人打压下去，就好像他们真明白似的。他们都假装明白，如果有个学生有那么一刻承认什么东西把他搞昏头了，提出一个问题，其他的人就采取高人一等的态度，那做派就好像没什么东西不清楚似的，告诉那个学生他在浪费别人的时间。
这两口子，很风趣，很友好，我们谈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想起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就问他们，为什么塔玛拉总是把新来的女孩儿介绍给我。
我对他们解释，在一起研究、讨论问题、把想法说个畅快彻底，这办法是多么有用；但他们连这个也不做，因为问了别人，就丢了面子。这太可悲了！他们出力不少，人也聪明，但却使自己陷入了这么一种滑稽的精神状态，这种奇怪的、自体繁殖式的“教育”，没意义，完全没意义！
下半夜两点，我跟他们一起到了他们的汽车旅馆。当然没什么聚会，我们聊天儿聊了好一阵子。他们给我看一个相册，是格洛瑞娅的照片，其时她丈夫在爱荷华州第一次遇到了她，一个啃玉米棒子长大的、有点儿稍胖的女人而已；然后，她的另一些照片，瘦了，到眼下，她模样实在是靓丽！他什么都教给她，但他目不识丁，不会写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他干节目主持人这行当，是需要把业余选手进行比赛的剧目和演员名字读出来的，可我甚至没注意到他不会读他正在“读”的东西！（第二天晚上，我看清楚了他们是怎么弄的。在她把一个人领到台上或者领到台下的时候，她瞥一眼他手里的节目单，再悄悄告诉他下一个演员的名字和剧目，飘然而去，若无其事。）
学期结束之际，学生们要我发表一个讲话，谈谈我在巴西的教学经历。讲话的时候，在场的，不光是学生，还有教授，有政府官员，因此我要求他们做出允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说：“没问题，当然。这是个自由国家嘛。”
他说：“是啊，谢谢。”我们开始聊了几句。他琢磨着，是她这么告诉我的。格洛瑞娅回来的时候，她琢磨着，是他这么告诉我的。所以他们俩都跟我聊，还邀请我在酒吧关门的时候，当天晚上就访问他们的住处。
我就这么进来了，带着大学第一学期他们用的那本基础物理课本。他们认为这书特别好，因为它是用不同字体印刷的——粗黑体，意思是最重要的东西，得记住；颜色浅的，不那么重要，诸如此类。
呵，整个晚上，我注意到这女孩儿——她名叫格洛瑞娅——和节目主持人说话颇多，表演的时候说，去化妆室的路上说，回来的时候还说。因此，有那么一次，她在化妆室里的时候，节目主持人碰巧从我这桌子旁边走过，我禁不住想知道我猜得对不对，对他说：“你妻子，人不错啊。”
立刻就有人说：“你不会说这书的坏话，是吧？写这书的人，在这儿呢，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本很好的书。”
但是，然后呢，到了本晚的活动将近收场的时候，她说了一个意思，到那时为止，这意思我在以前听到过好几遍了：“我好想让你今儿晚上到我房间来，可我们有个聚会，或许明儿晚上……”——我明白了这种“或许明儿晚上”是个什么意思：别想入非非的了。
“你们答应过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同的表演，不同的女孩儿，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么搞了几个星期之后，又有新表演团来了。跟往常一样，塔玛拉把我介绍给这团里的一个女孩儿，我们还是那一套——我给她买酒，我们聊天儿，她还挺漂亮。她先过去表演，演完了就回来跟我坐一块儿，我感觉良好。大家都脑袋朝我这边儿乱转，心里想：“他有什么法术，能把这女孩儿弄到他那儿？”
讲座大厅座无虚席。我给科学下了个定义，以此作为开场白，我说，科学是对自然的行为的理解。然后，我问：“为什么教科学？站得住脚的好理由是什么？当然，没哪个国家，能自称自诩是一个文明的国度，除非……啰里啰唆，啰里啰唆。”在座的人，频频点头，因为我就知道，他们就是这么个看法。
我去那个夜总会去得很频繁，过了几个星期，娱乐节目变了。表演的人是巡回演出的，路经阿玛里洛（Amarillo），跑过得克萨斯州的许多地方，老天爷知道她们还到过哪儿。夜总会里还有一个常驻歌手，叫塔玛拉。每有一拨到夜总会来表演的，塔玛拉就把我引荐给那群女孩儿当中的一个。那女孩儿就过来挨着我坐在桌边儿，我给她买杯酒，跟她聊聊天儿。当然，我想跟她不仅仅是聊天儿，但每到最后一刻，总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儿了。因此呢，我从来也没搞明白，为什么塔玛拉总是费事把我介绍给那些漂亮女孩儿，而且，接下来，尽管事情开始得蛮顺利，我却总是落得个买酒、一晚上空聊，如此而已。我朋友，得不到塔玛拉的照顾，也是无功而返——我们俩都是冤大头啊。
然后，我说：“这么想，是荒唐的，当然荒唐，因为，我们有什么必要觉得自己必得跟上另一个国家的脚步？我们搞科学，应该有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一个不那么傻里傻气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别的国家也搞科学。”然后，我讲到了科学的功用，以及科学在改善人类状况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诸如此类——实际上，我这是在逗他们呢。
服务员为每个人倒酒，我花了十六块，我朋友跟我那个女孩儿都急眼了，因为他以为她是打算什么账都由我来付。在我看来，事儿就到这儿了——尽管后来才知道，这仅仅是一次新的冒险的开始。
然后，我说：“我讲话的主要目的，是想向诸位表明：巴西没教什么科学！”
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带着他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回到这桌子——胳膊上搭着白毛巾，一满托盘杯子，一满桶冰块儿，还有一瓶香槟。他以为我的意思是“别问价钱”，而我的意思是“别问香槟”！
我看得出，他们都燥热起来，他们在想：“什么啊？没教什么科学？这绝对是痴人说梦！科学课程，我们都有嘛。”
我决定不要人人都来香槟啦，所以呢，我嗓门比上次还响，“别问这个！”
于是，我告诉他们，在我刚来巴西的时候，使我颇受震动的头几件事当中，有一件，是小学生在书店里买物理书。在巴西，有这么多孩子在学物理，比美国孩子起步早得多。可你在巴西找不到许多物理学家，这事儿透着怪——这是怎么搞的？这么多孩子，这么努力地学，却没什么收效。
这下可好，服务员走到我跟前，俯下身来，低声说道：“先生，十六块钱一瓶，可以吗？”
然后，我用一个希腊学者来打比方，这个希腊学者热爱希腊语，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没有多少孩子学希腊语。但来到了另一个国家，他欣喜地发现，大家都在学希腊语——连小学里的小孩子也在学。他去为一个要在希腊语方面拿学位的学生当考官，问他：“关于真与美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有些什么看法？”——这学生答不上来。然后，他问这个学生：“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对柏拉图说了什么？”这个学生眼睛一亮，率尔答曰：“吧啦吧啦吧啦。”——口若悬河啊，苏格拉底说的什么，他都告诉你了，一字不差啊，用漂亮的希腊语说的！
然后呢，我听到我那朋友对我那女孩儿说，“他醉了，就敲他银子”，这招数真不体面。我这才想到，我或许犯了个错误。
但是，在《第三篇对话》中，苏格拉底谈的那些东西，就是真与美之间的关系啊！
我那嗓门儿，酒吧里人人都听得见，我说：“成！香……香……香槟，人啊人人有份儿！”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另外这个国家的学生，学希腊语，先是学字母的发音，然后学词儿，然后学句子和段落。苏格拉底说的什么，他们背得下来，一字不差地背，却没有意识到那些希腊词儿，实际上意味着某种东西。对学生而言，那些词儿，全是做作出来的声音。没人把那些词儿翻译成学生能够理解的词儿。
“那好啦！俺要香槟！”她兴高采烈地说。
我说：“在我看到你们在巴西教孩子们‘科学’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强的冲击波，是吧？）
“什什什什什什什什什什什么都行——随便！”
然后，我把那本他们正在用着的基础物理课本举在手里。“在这本书中，在任何地方，都没提到任何实验结果，有个地方例外，那儿有个球，正在滚下斜面，在那个地方，书里说，在1秒、2秒、3秒、多少多少秒之后，这球滚出多远。这些数字有‘误差’——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些数字，你还当是在看实验结果呢，因为这些数字，比理论上的数值大一点儿或小一点儿。这书甚至谈到了必须纠正实验误差的问题——这很好。问题是：如果你根据这些数值来计算加速度常数是多少的话，你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一个沿着斜面向下滚的球，如果你真动手让它滚的话，它还有惯性，这惯性让它转动，如果你真做这个实验的话，你将得到正确答案的5/7，因为需要额外的能量消耗在转动上。因此，这唯一一个实验‘结果’的例子，还来自假实验呢。没人曾经滚过球，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到那种结果！”
“我可以点什么呀？”
“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儿，”我继续说，“随便翻到哪一页，随便把我的指头按在哪儿，然后读我按住的那个句子，我可以向诸位表明，我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它怎么就不是科学，而是死记硬背，整本书都是如此。因此，我敢说，现在我随便翻到哪一页，当着在座各位的面，我用手指头按到这儿，给你们读这句话，让诸位自己看看。”
我喜欢装醉，尽管我完全清醒，转朝跟我跳舞的那女孩儿，短着舌头说：“你要什么？”
我就这么办了。扑啦扑啦扑啦——我指头按住一个地方，我开始读：“摩擦发光。摩擦发光是晶体摩擦时发出的光……”
于是我们就请她们中的两个人来跳舞，跳完了，她俩邀请我俩跟一桌的别的女孩儿坐坐。几杯之后，服务员过来了：“有没有人要点儿什么？”
我说：“就在这儿，你们看到科学了？没有！你们只是用另一些词儿来告诉一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你们没说到自然——你摩擦晶体发光，你摩擦的是什么晶体，为什么它们会发光。你们看到过有任何学生回家去试试这个吗？他没法儿试。”
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我和在酒吧里的一个家伙聊上了，我们瞄上了一张桌子，满桌子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士——环球航空公司（TWA）的空姐吧，我心里琢磨——在搞什么生日晚会呢。那家伙说：“来吧，咱俩硬着头皮，请她们跳舞。”
“但是，如果你这么写，‘你拿着一块儿糖，在黑暗中用钳子夹它，你可以看到蓝盈盈的闪光。其他一些晶体也是如此。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叫作摩擦发光。’然后呢，有人就会回家去试了。然后呢，这就有了一个关于自然的体验。”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问题，我的指头按住书的什么地方，无关紧要；这种例子满篇皆是。
我住的这地方，叫“广厦汽车旅馆”（Casa Grande Motel），在66号公路边儿上，这是一条横贯这镇子的干线公路。沿着这路往下走过三个地方，有个小夜总会，有娱乐活动。因为我百无聊赖嘛，也因为我喜欢在酒吧里看人、认识人，我就经常到这个小夜总会。
最后，我说，我可看不出任何人怎么可能从这种自体繁殖式的体制中受到教育，在这种体制中，大家考试过关，再去教别人考试过关，但没人理解任何东西。“然而，”我说，“我必定说错了。我班上有两个学生，做得不赖；我认识的一位物理学家，完全是在巴西受的教育。因此，这体制坏是坏，可有些人倒也有可能在其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我刚到康奈尔大学的时候，还跟我在新墨西哥州认识的一个女孩儿通信，当时我在为原子弹工作嘛。每当她提起她认识的一个伙计的时候，我就想，不行，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得过去看看，免得事儿黄了。但是，等我去了的时候，我发现黄花菜都凉了，最后我待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汽车旅馆里，盛暑炎炎，百无聊赖。
这下可好了，我话讲完了，科学教育部门的一个负责人，站起来说：“费曼先生刚才对我们讲了一番逆耳之言啊。看来他是真正热爱科学啊，他的批评也是诚恳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听他的。我到这儿来，已经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在身，我现在才知道，我们是得了癌症啊！”——他坐下了。
你就这样问她们？
这使别人得到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大家情绪高涨。大家都站起来提建议。学生们事先组成了一个什么委员会，把我的讲稿油印了出来，他们也让别人组成委员会，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他开始掏自己的钱包，但很快就明白，自己出血出得要破产！他急疯了，想去设立一项专款，好支付那些一味儿坚持要一块钱的主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在他的讲话末尾提到的那两个学生中的一个。但我不是在巴西受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我只是今年才到了巴西。”
每个有专利的人——许多人都签过字——都跑去找史密斯：要他们那一块钱！
另一个在班里干得不赖的学生，也说了相似的事儿。我提到的那位教授，也站起来说：“在战争期间，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的，在那时，幸运的是，教授们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学，因此我学到的全部东西，都是我自己读来的。因此，我实际上不是在巴西的体制下接受教育的。”
我回到理论物理部，遍施小惠于天下：“我得奖了，各位！吃饼干！我得奖了！一块钱就拿走了我的专利！我的专利为我换了一块钱！”
这个，我可没想到。我知道这个体制坏，但现在它是100%的坏——这可太糟糕了！
我拿了那一块钱，冒出个主意。我跑到杂货店，买了值一块钱的饼干和糖果，那种里头有果酱软糖的巧克力糖果，买了一大堆——那时钱很值钱。
因为我是在美国政府一个项目的赞助下到巴西的，美国教育部要我写一个报告，谈谈我在巴西的经历，所以我把刚才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也写进了报告。后来，通过小道消息，教育部某人对此的反应是：“你该明白了，把这么一个幼稚的人派到巴西，有多么危险。傻乎乎的家伙；他只能制造麻烦。这里面的问题，他不明白。”恰恰相反！教育部这主儿，看到一个大学开了课程列表，什么都说得天花乱坠，就把这当真事儿，我觉得，他才幼稚。
“成。”
什么话都会说
“得得得！”他说，气急败坏了，“我给你这一块钱，我自己掏腰包！”
在巴西的时候，我玩命学当地语言，拿定主意用葡萄牙语讲物理课。我一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得到邀请，参加巴舍尔教授做东的聚会。我到场之前，巴舍尔告诉客人：“费曼这个家伙，学了几句葡萄牙语，就自以为聪明，咱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太太，就这位（百分之百的白人），在中国长大。咱们让她用中国话跟费曼打招呼。”
“不，不可笑，”我说，“这是个法律文件嘛。是你让我签字的，而我这人很老实。如果我在什么东西上签了字，说给我一块钱，那我非得要那一块钱不可。这可不是无理取闹。”
我被蒙在鼓里，溜达着来参加聚会。巴舍尔把我引荐给这些人：“费曼先生，这位是什么什么先生。”
“这也太可笑了。”史密斯抗议。
“请来会会费曼先生。”
“肯定有这款子，为这一块钱，字我也签了，”我说，“我要我那一块钱！”
“这位是什么什么先生。”
“那不过是个形式嘛，”他说，“我们没有设立这么一项专款，来支付这一块钱啊。”
“幸会，费曼先生。”
“我那一块钱呢？”
“这位是史密斯太太。”
我在文件上签了字。
“哎，您好！”她说，还鞠躬。
无论如何，史密斯让我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表示我准备把那三个构想贡献出来，作为政府的专利。这在法律上是冒傻气的：你把这个专利权给了政府，那么你签的那个文件就不是有效的法律文件，除非这其中有某种交易，所以嘛，我签的那份文件上说：“我，理查德·费曼，愿意以一块钱作为回报，将该构想转让给政府……”
我吓了一跳，我琢磨着，只好以同样的派头作答了。我礼貌地向她弯弯腰，信心十足地说：“啊，垒好！”
大约3个月后，史密斯叫我到那个专利局去，说：“费曼，潜水艇已经让人家弄了去。但另外三个，是你的。”所以，加利福尼亚的那个飞机公司的那些家伙，在筹建实验室的时候，就想火箭推进什么的专家是何许人也，直截了当去看谁申请了这方面的专利！
“哦，我的上帝！”她叫起来，自己倒绷不住了。“我就知道会这样——我说普通话，他说广东话啊！”
什么动静也没有。
照您吩咐的，老大！
“别大惊小怪的！”我说，“举例：核反应堆……在水底下……水进到这儿……蒸汽从另一边出来……刷——这是个潜水艇。或者：核反应堆……空气从前边涌进来……核反应把它加热……从后窍喷出……嗡地一声穿过大气——这是飞机。或者：核反应堆……你让氢气流过这玩意儿……嗵！——这是火箭。或者：核反应堆……用的不是一般的铀，而是在高温下添加了氧化铍的铀，为的是让它更有效……这是个发电厂。构想嘛，有100万个！”我说着，走出了办公室。
每个夏天，我常常开车横穿美国，想开到太平洋边儿上。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总卡在什么地方——通常是拉斯维加斯（Las Vegas）。
“都什么呀？”
我特别记得我第一次到那儿，我非常喜欢那次的经历。当时和现在一样，拉斯维加斯从赌徒那儿赚钱，因此，旅馆唯一的问题，就是把大家弄到这儿赌博。因此，旅馆里有表演，有饭，都非常便宜——和白看白吃差不多。什么都不需要你预定：你可以迈步进去，找一张空桌子，坐下，欣赏演出。对一个不赌博的人来说，这事儿太妙了——房间不贵；饭，简直不花钱，表演不错，女孩儿我喜欢。
我们反反复复讨论了这事儿——等我们到了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说：“关于核能源的许许多多构想，我都再清楚不过，我会在这儿待上一整天，统统告诉你。”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游泳池边上，有个家伙走过来，开始跟我搭话。我忘记他是怎么跟我聊上的，但他以为我想必是个靠工作活命的人，而这实在是相当愚蠢的。“你看我活得多潇洒，”他说，“我成天在游泳池边上流连忘返，在拉斯维加斯优哉游哉。”
我在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了史密斯，在我们溜达回技术区的时候，我对他说：“你到处发的那个通知，要我们把每一个构想都告诉你，是有点儿发疯啊。”
“你不干活儿，怎么还活得这么滋润？”
原来，在战争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那儿有个挺不错的伙计，为政府负责专利局的事儿，他就是史密斯上尉。史密斯给大家都发了一个通知，通知上说，“我们专利局将为您为美国政府贡献的每一个构想申请专利。您关于核能源或者核利用的构想，无论您认为那是人人都知道的，还是人人都不知道的：即请光临我局，将该构想告诉我。”
“简单，我赌马。”
“哦，”我说，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在专利书上，待会儿我一定给你讲讲这故事。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但我想在康奈尔大学继续当个教授。”
“我对马一窍不通，但我看不出，你怎么能靠赌马过日子。”我满腹狐疑地说。
“先生，您的大名在核动力火箭推进飞机的专利书上。”
“当然能，”他说，“我就是这么过日子的！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我教教你怎么弄这个事儿。待会儿我们去赌一把，我保证你赢100块。”
“那你是从哪儿知道我名字的？你为什么决定给我打电话？”
“你怎么弄的？”
“我们确信，我们找的人合适。”
“我赌100块，赌你赢，”他说，“这样的话，如果你赢了，你一个大子儿也不用出；如果你输了，你就赢我100块！”
“你找的这个人，真合适？”我说，“我是个理论物理教授。我不是个火箭工程师，不是飞机工程师，也不是任何那类东西。”
我就想了：“嚯！那好啊！如果我在赛马上赢100块，那就给他了，我不损失什么；权当练练手——那就证明他那套管用。如果他输了，我就赢他100块。这很妙！”
最后，事儿都说完了，他说：“我之所以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您，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出任该实验室的主任。”
他带我到了一个赌马的地方，那里列着马的名字和全国各地赛马场的名字。他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些人，他们说：“嚯，他很了不起！我赢了100块！”
“那好吧！”我坐下来，把眼闭上，听他絮叨，讲的都是这个大项目的细节，可他为什么为我提供这些信息，我还是丝毫不明白。
我逐渐意识到，我必须押上我自己的一些钱才能赌，我开始有点儿紧张了。“我必须赌多少钱？”我问。“哦，三四百块吧。”我没那么多钱。再说，这事儿让我着急了：要是我输了呢？
“好不好您让我把话说完嘛，先生；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事。”
于是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建议只花你50块，如果这主意灵验，我就给你100块，你横竖都是赢嘛。”我琢磨着，“哇！这样我两头儿都赢——不是赢50，就是赢100！这主儿怎么能这么办？”稍后，我明白了：如果你输赢机会平均的话——把听他的建议以便理解其中的奥妙所付出的小小损失暂且忘掉——那么你赢100块的机会比你输400块的机会是四比一。因此，他在某个人身上试这一招儿，试五次，他就有四次赢100块，他就能赢200块顾问费（他还要向他们说明白自己是多么聪明）；到第五次，他必须付出100块。因此平均来说，他每付出100块，就能得到200块！因此，我终于明白了他是怎么弄的。
“是的，但你……”
这个过程持续好几天。他设计出了一个乍听起来非常合算的方案，但等我思考了一阵子之后，我慢慢琢磨出了这是怎么弄的。最后，他有点儿气急败坏地说：“好了，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儿：你给我50块买建议，如果你输了，我就把你的钱全还给你。”
“我不是在跟理查德·费曼说话吗？”
现在，我想输都输不了了！因此我说：“好吧，成交！”
“抱歉，先生，”我说，“我想你是找错人了。”
“好，”他说，“但不凑巧，我这个周末得去旧金山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得了，如果你把你那400块输掉了，我会把钱寄给你。”
“让我告诉你呀，”他说，“让我把一切解释清楚。请让我按我的方式说话吧。”他又说了一些话，说有多少人要来这个实验室，多少多少人是这个水平，多少多少博士是那个水平……
他的前几个方案，设计出来，是凭诚实的数学计算为他赚钱的。现在，他却要出城了。他拿这个方案赚钱的唯一办法，是不把钱寄过来——当个真正的骗子。
我说：“稍等，先生；我不明白，你干吗跟我说这个。”
因此，我从来没有接受他任何建议。但看明白他怎么操作这一套，堪为乐事。
“我是某某飞行器公司的某某先生。”他说的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大飞机公司；很不幸，我记不得是哪个了。这家伙继续说：“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实验室，研究核动力推进的火箭飞机。这个项目的年度预算是多少多少百万美元……”
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事，是认识表演的女孩儿。我猜，她们是在表演之外的空闲时候，在酒吧里拉客的。我这么见了她们好几个，跟她们聊天，发现她们人都很好。“表演女郎，哦？”这么说话的那些人，对她们有先入之见！可在任何人堆儿里，如果你看仔细了，那就什么样的人都有。比方说，东海岸一个大学里的一个院长的女儿，就在那儿。她有舞蹈天赋，喜欢跳舞，放暑假了，跳舞的工作难找，于是她就到拉斯维加斯，在一个歌舞团里找了个工作。大多数表演女郎人都很好的，很友好。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就是爱漂亮女孩儿。说穿了，表演女郎是我如此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没错儿。”
起先，我有点儿害怕：这些女孩儿也太漂亮了，她们有怎么怎么样的名声，等等。我就想办法跟她们见面，我说话的时候，呼吸都有点急促呢。刚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渐渐地，事儿容易了，最后我信心十足，不怵任何人。
那边儿那家伙说：“是费曼教授吗，康奈尔大学的？”
我有我自己的冒险路数，这路数很难解释的：那好像是钓鱼。你把线放出去，然后呢，你需要点儿耐心。当我对人家讲起我的一些冒险经历的时候，他们或许会说：“哦，来啊——咱们干这个去！”于是我们就去了一个酒吧，看看能不能弄出点事儿，可20来分钟，他们就不耐烦了。平均而言，要想弄出事儿，你得等上几天。我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跟表演女孩儿聊。一个女孩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过了一阵子之后，有意思的事儿就常常会发生。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常常回老家法洛克维看看。有次我碰巧在家，电话响了：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长途。在那年头，长途电话意味着事情非常重要，何况这长途电话是从远在百万千米之外的加利福尼亚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打来的。
我记得一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儿。她在“火烈鸟旅馆”跳舞，我跟她很熟。我进城的时候，不等她坐下，我就给她要一杯吉普森，放在她桌子上，以此宣布我大驾光临。
我要我的一块钱！
有一次，我进来，坐在她身边，她说：“我今天晚上要和一个男人在一块儿——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阔佬。”（我早就听说过这家伙。每当他玩双骰子的时候，大家都凑过来看他赌。）在他回到我们坐的这桌的时候，我的表演女孩儿把我引荐给了他。
接下来，上我的正常课的时候，麻烦了。我走进讲座大厅，低着头，研究我的备课本。准备开讲的时候，我昂然直视；以前的开场白，总是那一套——但这次，口气凶悍：“有问题吗？”
他跟我说的头一句话是：“你可知道？昨儿晚上我在这儿输了6万美元。”
“哈哈哈！”他大笑起来。
我知道怎么应对，我转朝他，完全无动于衷，说：“你觉得，那是聪明，还是愚蠢？”
“干吗撞门，”我说，“我在水牛城的酒吧厕所里，跟人干了一架，搞成这样。”
我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饭。他说：“听着，让我来替你签单。这些东西，他们从来不要我钱，因为我在这儿赌得太多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照镜子的时候，我发现，黑眼圈儿需要经过几小时才能充分形成。那天，等我回到伊萨卡的时候，我有些东西要交给系主任办公室。一个哲学教授看到了我的黑眼圈儿，咋咋呼呼的，“哦，费曼先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撞到门上才撞成那样儿的！”
“我有的是钱，用不着操心谁来给我付早饭钱，谢谢。”他每次想给我摆阔，我都不买他的账。
（10年之后，我确实又去了阿里比小舍，已经面目全非了。它不像以前那样优雅而光洁，破破烂烂的；里头的人，衣衫褴褛。我跟招待聊，不是原来那位，给他讲过去的事儿。“哦对！”他说。“以前哪，赌赛马的和他们的马子，都在这酒吧逍遥。”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这儿有那么多和和气气、相貌优雅的人，为什么电话响个不停。）
他什么招数都用：他有多么富，他在得克萨斯州有多少石油，没一样灵的，因为我知道这种套路！
我拿了外套，匆匆出去。我顺着这房子的墙根儿往前走，以免他们找到我。没人出来，我去了我的旅馆。碰巧课在那天晚上讲完了，因此我再也没去阿里比小舍，起码有几年没去。
到最后，我们一道找了不少乐子。
“走吧你！”他说。
有一次，我们两个坐在酒吧里，他说：“你看那边那桌，那些妞儿？她们是从洛杉矶来的婊子。”
“可他们说要……”
她们相貌非常漂亮，是有一定级别的呢。
然后，这位天才俯在我身上，凑在我耳朵边儿，悄悄说：“快快开溜！”
他说：“告诉你我要干什么：我会把她们介绍给你，然后呢，你挑一个，我来付钱。”
我们握了手。克里说：“啊，幸会。”
我不觉得我想见这些女孩儿，我也知道他说这个，是为了给我摆阔，于是我就对他说不。可我转念一想：“这里头有事儿！这家伙不遗余力跟我摆阔，还要为我买这个。如果我将来讲起这档子事儿……”于是我就对他说：“那个，好吧，为我引荐。”
然后，他对克里说：“我说，克里！来会会我的一个朋友，丹，就这位。我想，你们两个家伙，会投缘的。干吗不握握手啊？”
我们凑到她们那桌，他把我介绍给那些女孩儿说：然后就暂避一边了。一个女服务员过来了，问我们想喝点儿什么。我要了些水，坐我旁边的那女孩儿说：“我来杯香槟好吗？”
接下来，一个天才从旁走过。每个领域中都有一流的专家。这伙计走到我这儿，说：“嗨，丹！我不知道你在城里啊！见到你很高兴！”
“你要什么都成，”我冷冷地回道，“你自己买，谁管得着。”
克里嗤之以鼻：“那好吧；等他出去，我们再跟他算账。”
“什么毛病啊，你？”她说，“小气鬼儿还是怎么着？”
局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酒吧里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招待说：“伙计们，这不是打架的地方！冷静点儿！”
“随你怎么说。”
我继续这么嘴硬，因为我琢磨着，一个在酒吧里混的真正的汉子，就得这做派。
“你真不够绅士！”她义愤填膺地说。
克里和另外两个伙计也过来了，在我斜对面坐了下来，错着两把椅子。克里说了点什么，意思是我的眼不大好看，我说他形状也不堪恭维。
“你真是一眼把我看了个透！”
“你他妈知道我没错儿！”我说，这家伙索性跟我坐一块儿了。
我回嘴。鄙人以前在新墨西哥州学习过，学习不当绅士。
过了一阵子，其中一个家伙又回来了，对我说：“你说对了，克里总这么干。他总是跟人家打架，再让我们给他摆平。”
很快很快，她们倒主动给我买喝的——真是乾坤颠倒啊！（顺便说句，得克萨斯的那位卖石油的，一去不回头了。）
他们的威胁没起作用，这事儿让几个大块头着实吃惊，退后几步，走了。
过了一阵子，其中的一个女孩儿说：“咱到艾拉大棚屋（El Rancho）去吧。说不定那儿现在事儿热闹了。”我们进了她们的车。车不错，人也不错啊。在路上，她们问我名字。
我太傻，浑然不知自己大祸临头；我只知道是非曲直。我干脆也飞扬跋扈起来，反唇相讥：“是谁先挑事儿的，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再来给我添乱！”
“迪克·费曼。”
我没注意到，在厕所里让我给修理了一顿的那家伙，在酒吧的另一边儿，正跟另外三个家伙说话呢。转眼之间，这三个家伙——大块头儿的硬汉子——到我坐的这地方来，在我头顶上，朝我倾轧过来。他们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说：“挑头儿跟我们朋友打架，什么意思？”
“你打哪儿来的，迪克？你干什么的啊？”
我去洗脸，手在哆嗦，牙龈渗出血来——我牙龈本来就不硬——眼也疼。等我安静下来，我回到酒吧，大摇大摆走到招待那儿：“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我说。我琢磨着，这玩意儿能镇静我的神经。
“我是从帕萨迪纳来的，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那小子退后几步，走了。要是那小子跟我一样傻的话，我们会要了对方的命！
有个女孩儿说：“哦，那不是那个科学家鲍林待的地方吗？”
“这下好了。一比一平，”我说，“还想接茬儿练？”
我反反复复到过拉斯维加斯好几次，但那儿没人知道科学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个商人谈过各种各样的事儿，对他们而言，一个科学家，什么也不是。“没错。”我说，心里惊讶。
然后，我一只眼咔嚓一下子，感觉好怪——我伤得不厉害——下面的事儿，我知道，我伺候了那龟儿子一重拳，我发现，我连想都不想，就出拳，我觉得这挺怪；这“机器”知道该怎么做。
“有个叫盖伦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家伙——是个物理学家。”简直难以置信。我坐的这个车，满车的妓女，都知道这类事儿！
他说了点儿别的什么，我琢磨着，这就快动手了。我从来没打过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实说，我也害怕受伤。我确实想到了一件事儿：离墙站得远些，因为我琢磨着，要是我挨了打，后头会撞到墙上。
“是啊！他名叫盖尔曼！你怎么凑巧知道？”
我吓得脸发绿。用同样发坏的声音，我回敬他：“别挡着我路，要不我会尿在你身上！”
“你们的照片都上《时代》周刊了啊。”这不假，《时代》周刊里常有美国科学家的照片，不知什么原因，我也进去过，还有鲍林和盖尔曼。
有一次，我在酒吧的厕所里，那儿有个家伙正在小便。他有那么一点儿醉了，用一种发坏的声音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这张脸。我觉得，我会把你这脸，按扁了。”
“你怎么记得住那些名字啊？”我问。
大家都为我感到光荣，我现在“戒马尿”了，而且还有勇气来酒吧，面对所有的“诱惑”，仅仅要了个可乐——当然，不喝，也得跟朋友们见面啊。我这么坚持了一个月！我是个真正硬的王八蛋啊。
“哈，我们从照片里找最年轻漂亮的！”（盖尔曼比我年轻。）
别的家伙围拢过来，都表示同情：“是啊，三个星期以前，我就戒这马尿了。”一个家伙说。“真得忍着，迪克，真得忍着啊。”另一个家伙说。
我们到了艾拉大棚屋旅馆，女孩儿们继续跟我玩儿大家通常跟她们玩儿的那一套游戏：“想赌一把吗？”她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一点点儿，我们玩儿得很开心。
“不了。可乐。就是普通的可乐。”我说，满脸失意之色。
过了一阵子，她们说：“好了，我们看到你这个大活人了，现在不得不把你撇下了。”她们回去工作了。
下次我到阿里比小舍，招待说：“照老规矩，先生？”
有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我注意到两个女孩儿和一个老头儿在一块儿。最后，老头儿走了，她俩就凑到我这儿来坐下：比较漂亮、比较活跃的那个，挨着我坐，她那位木讷的朋友，叫潘，坐在另一边。
我想琢磨出个办法，怎么待在酒吧里看看都搞些什么名堂，而不至于醉倒。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经常光临这个酒吧的家伙，要了一杯牛奶。大家都知道他什么毛病：他有胃溃疡，这可怜的伙计。我就有了个主意。
事儿一开始就进行得很顺利。她非常和气。一会儿工夫，她就靠在我身上，我呢，把一只胳膊搭在她肩上。进来两个男的，坐在近旁的桌子那儿，然后，女服务员还没来得及过来，这两位却出去了。
有一次，阿里比小舍快关门了，那天晚上我给她买酒的那个女孩儿，建议我们另找个地方，她认识那儿的许多人。那是另一个房子的二楼，外表看不出楼上还有个酒吧。水牛城的酒吧在两点必须关门，酒吧里的人都被吸引到二楼的这个大厅里，一切继续进行——这是违法的，当然。
“你看见那俩男的了吗？”我的新朋友说。
酒吧招待总是留意我旁边的空椅子，他很快找来一个漂亮的女人把椅子填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就在酒吧打烊之前，她们都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那时我已经醉得不成样子。
“看见了。”
我把酒端在手，一饮而尽，表示我是条硬汉子，跟我看过的电影里的相似，然后我坐20来分钟，把水喝完。过了一些时候，我连水也不用喝了。
“他们是我丈夫的朋友。”
每星期四晚上，我都来水牛城，169号车把我送去上课，然后到阿里比小舍。我走进这个酒吧，要我的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么搞了几个星期之后，竟到了这么一种程度：我一进来，一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就给我预备停当了。“照您的老规矩，先生”都成了酒吧招待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哦？怎么回事儿？”
我走到吧台那儿，要了我的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吧招待很和气，很快就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介绍给我。我给她买了喝的。我喜欢这地方，拿定主意下星期还来。
“你知道，我刚刚和约翰老大结婚了。”——她提到的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拌了几句嘴。我们这是度着蜜月呢，可约翰总在赌。他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我就出去找我的乐子去，可他总是派特务来转悠，看看我在干什么。”
阿里比小舍是个很雅致的地方，人很多，活动很多。女人穿着毛皮大衣，人人和气，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她要我把她送到她的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于是我们就上了我的汽车。在路上，我问她：“那个，约翰怎么办？”
“就要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这么建议。
她说：“别担心。看看周围有没有个大红汽车，有两根天线的。要是你没找到，那他就不在附近。”
下课后，马库索来接我，开车送我到阿里比小舍。在路上，我说：“听着，我一定得要点喝的。好的威士忌，叫什么名儿？”
第二个晚上，我带着这位“喜欢吉布森鸡尾酒的女孩儿”和她的一个朋友，去看“银拖鞋旅馆”的晚场表演，那儿的表演比别的旅馆都晚。在别的地方表演完了的女孩儿，都喜欢到那儿去。各种各样的舞女进门的时候，节目主持人就报奏她们大驾光临。因此，当我两只胳膊上挎着两位可爱的舞女款款入场的时候，他说道：“从火烈鸟来的什么什么小姐和什么什么小姐大驾光临！”大家都扭头看这是谁来了。我感觉自己好伟大！
“阿里比小舍，”他说，“那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好些人。下了课，我就带你去。”
我们找了张靠近吧台的桌子，坐下来，过了一会儿，起了一阵子小小的慌乱——服务员拉桌子，几个保镖登堂入室，还带枪呢。他们在为名人腾地方呢。约翰老大，大驾光临！
我讲第一堂课之前，问马库索：“哪儿有个有意思的酒吧，就是有好些热闹事儿的那种？”我还以为那些事儿是在酒吧里搞的呢。
他走到吧台那儿，与我们这桌子挨着，立刻有两个家伙想和我带来的这俩女孩儿跳舞。她们去跳舞，我一个人守着桌子坐着，这时，约翰走过来，坐在我这桌上。“还好吗？”他说，“你在拉斯维加斯，干吗来着？”
在大学之外，我就不怎么老道了。连钱都不知道从哪儿花起，我就让那个在机场接我的出租车司机，给我当向导，在水牛城的大街小巷找乐子。他帮了大忙，我仍然记得他的名字——马库索（Marcuso），开169号车。我星期四晚上一到水牛城机场，总向他请教。
他准是发现我和他老婆的什么事儿了。“鬼混呗……”（我得硬气点儿，对吧？）
突然，我有了个主意：我意识到这35美元的目的，是让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让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的方法，是把这钱花了。因此，我决定每次到水牛城的时候，都把这35美元花了，为自己找点儿乐子，我想看看我能不能不虚此行。
“你，在这儿鬼混了多少日子？”
总而言之，每星期四晚上都到水牛城，这主意我不喜欢。大学除了报销费用之外，还另给35美元。我是在“大萧条”中长大的苦孩子，琢磨着把这35美元攒起来。在那年头，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呢。
“四五个晚上吧。”
他们让我坐一个小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公司只有一架飞机。公司名叫“罗宾逊航空公司”（这就是后来的“莫霍克航空公司”）。我记得我第一次飞往水牛城的时候，罗宾逊先生就是飞行员。把机翼上的冰敲掉，我们就飞走了。
“我认得你，”他说，“在佛罗里达，我见过你吗？”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每星期都要到水牛城的一个航空实验室，去搞系列讲座。康奈尔跟这个实验室搞了个协议，其中就包括康奈尔的人在晚上来讲物理。早先有个家伙已经来讲了，但人家不喜欢听，所以物理系就来找我。那时我还是个年轻教授，不好一口拒绝，因此我同意去讲。
“这个嘛，鄙人确实不知……”
有问题吗？
他问这个地方，问那个地方，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知道，”他说，“那是在艾拉摩洛哥的事儿。”（艾拉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玩家都去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教授什么的，对吧？）
这不费什么事儿。和那些东西玩儿，容易。就跟开瓶塞子似的：一切都毫不费力就流出来了。我简直不想让它流出来！我做的事儿，没重要性；可到最后，有的。让我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些图表以及整个事情，都来自跟那个旋转着的盘子玩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一定是在那儿了。”我说。我在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翻开底牌。最后，他朝我倾过来，说：“嗨，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俩女孩儿，等她们跳完舞？”
我继续推导盘子乱转的方程式。然后，我想，在相对论中，电子轨道是怎么开始运动的。然后，有电动力学的狄拉克方程式。然后，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得及意识到（事儿来得太快）我在“玩儿”（实际上在工作嘛），我如此热衷的相同的一些老问题，那都是我在去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耽搁下来的工作：我的那些命题级的问题；所有那些老式的奇妙东西。
他想要的是这个啊；原来他根本不认识我！于是我就想引荐他，但我的表演女孩儿说她们累了，想回家。
“啊哈！”我说，“没什么重要的。我弄这个，仅仅是它好玩儿。”他的反应没让我泄气。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要享受物理，为所欲为。
第二天下午，我在火烈鸟旅馆看见了约翰老大。他站在吧台边，跟服务员聊照相机，还拍照片呢。他想必是一个业余摄影家了：闪光灯和照相机，他有一大堆；但他说的那些话，却傻瓜透顶。我断定他根本不是个业余摄影家；他不过是个有钱的主儿，买了几个照相机而已。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它重要吗？干吗弄这个？”
到那时候，我琢磨清楚了，他并不知道我一直在跟他老婆鬼混；他跟我说话，只是为了那俩女孩儿。于是我就想玩个游戏，我为自己设计了个角色：约翰老大的随从。
我仍然还记得我去找汉斯·贝特，说：“嗨，汉斯！我看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瞧，这盘子是这么转的，速度比是2比1，其原因是……”然后给他看各个加速度。
“嗨，约翰，”我说，“拍几张照片吧。我替你拿着闪光灯。”
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弄的，但我最后算出了盘子上各质点的运动是怎么样的，各加速度是怎么平衡的，使得速度比是2比1。
我把那些闪光灯装在口袋里，我们就出发去拍照片了。我在把闪光灯递给他的时候，时不时地给他点儿建议；他喜欢这路事儿。
我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就开始琢磨这旋转着的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在角度很小的时候，徽章的转速是盘子的两倍——2比1。这展现了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然后，我想：“有没有一种方式，一种让我更能看出门道的方式，通过考察一下它的力或者它的动力学原则，看出它为什么是2比1？”
我们到了“前线旅馆”去赌，他开始赢了。旅馆都不喜欢赢家离开，但我看得出他想走。问题是，怎么走才不失风度。
就在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我在食堂里，有个家伙在那儿胡闹，往空中扔了一个盘子。盘子在空中往上飞的时候，我看到盘子在旋转，我注意到盘子上康奈尔大学的红徽章也在旋转。我看得很清楚，那个徽章转得比盘子快。
“约翰，我们现在必得走了啊。”我说，语气严重。
于是我就有了这么一种新态度。既然我确实油尽灯枯，永远也不会有所成就，既然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这么一个不错的教学职位，而我非常乐于教学，正如我读《天方夜谭》纯为乐趣一样，那么我在想玩儿物理的时候，就玩玩它，用不着为什么重要性操心了。
“可我赢着呢。”
然后，我又有了个想法：现在，我有点儿恶心物理了，但我以前乐于搞物理。为什么我乐于搞物理？我以前是玩儿它。我以前是兴之所至，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的事儿对核物理的发展，有没有重要意义，我是不必挂心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从水龙头流出的水越来越细，我就想琢磨出是什么玩意儿决定这种曲线。我发现这事儿很容易搞。我不一定要搞这个；它对物理的未来也不重要；别人已经做过这事儿。别人做过了，情况也是一样：东西是我发明的，我和那些东西玩儿，我自得其乐。
“知道你赢着，可我们今天下午不是有个约会吗？”
就在同一天，简直是鬼使神差——兴许是他风闻到我在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也兴许是他真的理解我——鲍勃·威尔逊，康奈尔大学的实验室主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他说（语调严肃）：“费曼，你课上得很好；你工作出色，我们很满意。我们或许有些别的期望，可那是个碰运气的事儿。我们聘请一个教授来，所有的风险，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如果事情结果很好，善莫大焉。要是不好了，那很糟糕。但你是不必对自己干什么、没干什么这类事情担心的。”他说得比这个还精彩，我如释重负，不必内疚了。
“那好吧，备车。”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有那么好，就我这方面而言，这和我无能没关系；这事儿是异想天开，明摆着是个错误——从我意识到这事儿可能是他们搞错了的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别的地方，包括我自己所在的这所大学，也是能把事儿搞错的。我就是我，如果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很好，主动给我一些钱，那活该他们倒霉。
“照您吩咐的，老大！”他把钥匙递给我，告诉我车是什么样子。（我没让他知道我早知道他车是什么样子。）
这想头儿，实在是高：别人认为你应该达到什么造诣，但你没有责任来满足他们的想当然。我没有责任成为他们指望我成为的东西。错误是他们犯下的；我无能，与此无关。
我出去，到了停车场那儿，果然，那儿有一部大胖车，漂亮透了，还有两根天线。我爬到里边去，转动钥匙——启动不了。这车有个自动打火器；这玩意刚出来，我一点儿不懂。折腾了一阵子，我碰巧把钥匙转到了“打火”上，启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这辆百万美元的车，开到旅馆门口。我下了车，到里面那桌子，他还在赌呢，我说：“车预备好了，先生！”
后来，我想：“你知道，他们把你看得神乎其神，但你必定难孚众望，但你没责任满足他们的期望！”
“恕不奉陪了。”他宣布，我们离开。他让我开车。“我想去艾拉大棚屋。”他说，“那儿的女孩儿，你认得吗？”
确实荒唐。别的邀请，已经让我自羞自惭了，但还有个限度。他们指望我有所成就。但这个邀请，太离谱儿，太不可能，我肯定要辜负人家，荒唐得出了格。别的邀请，不过是把事情搞错了；这个邀请，荒谬绝伦！我刮脸的时候，一想到这个，就禁不住笑。
那里有个女孩儿，我很熟，我就说“认得啊”。到那时候，我拿得准，他跟我玩我发明的这个游戏，唯一的目的，就是会女孩儿，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敏感话题：“有天晚上，我见着你老婆了……”
“高等研究院”啊！特殊安排！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职位还好！理想、完美、荒唐啊！
“我老婆？我老婆不在拉斯维加斯这地方。”我就把我在酒吧遇到那个女孩儿的事儿，告诉了他。“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我在洛杉矶那儿，见到那个女孩儿和她朋友，就把她们带到拉斯维加斯这儿来。她们干的头一件事儿，就是用我的电话，给得克萨斯州的朋友打电话，打了一小时啊。我气坏了，就把她们给轰了出去！她就到处告诉大家，说她是我老婆，呃？”因此，这事儿，算是澄清了。
最后，来了封信，里头是“高等研究院”的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诺伊曼……哎哟喂……所有那些伟大的头脑！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在那儿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哪。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明白我对这个研究院的感受：它是怎么怎么太理论化了；它是怎么怎么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理解您对实验和教学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做了特别安排，设立了一种特别的教授职位，如果您愿意的话：一半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本研究院。”
我们到了艾拉大棚屋，大约15分钟，表演就开始了。这地方人多，屋子里没座位了。约翰就到总监那儿，说：“我，需要张桌子。”
在这段时间，几个不同的地方（大学和工厂）都让我过去工作——薪金比现在的高。每有这样的事儿，我更觉得压抑。我对自己说：“瞧，他们给我这么好的条件，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油尽灯枯了。我当然不能接受。他们期望我做出成绩，但我做不了什么成绩！我可真是没辙了……”
“敢情，老大先生！几分钟就给您预备着。”约翰给了他小费，转身去赌了。同时，我转到后边去，女孩儿们都在那儿为演出做准备呢，问我的朋友在不在。她出来了，我跟她说，约翰老大跟我在一块儿。演出之后呢，他需要有人陪陪。
现在，我比较能看得明白这种情况。首先，一个年轻人，没意识到把课备好，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讲课、出考题，还得看看考题出得是不是有意思。我课讲得不赖，我在每节课中都投入了很多想法。但我没意识到，这可是好多工作啊！所以，“油尽灯枯”了，我在这儿坐着读《天方夜谭》，内心郁郁不乐。
“没问题，迪克，”她说，“表演完了，我带几个朋友过来见你。”
在康奈尔大学，我得备课，我还要经常跑图书馆去看《天方夜谭》，捎带着向从旁边走过的女孩儿抛媚眼。但是，到了做研究的时候，我工作不了了。我有点儿累，提不起兴趣了，我搞不了研究了！我觉得这情形持续了好几年。可我回头算算那有多长时间的时候，觉得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啊。也许如今我不会觉得那时间很长，但人在当时，那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干脆不能开始思考任何问题了：我记得我写关于伽马射线的一个问题，写了一两行，就写不下去了。我相信，由于战争，还有别的事儿（我妻子的死），我是把自己烧干了。
我转到前面来找约翰老大。他还在赌。“你先一个人进去，”他说，“我随后就到。”
长话短说，我的物理数学方法开课了，我认为我也许还教了另一门课——电学和磁学。我也想做研究。在战前，我在读学位的时候，我有的是想法：我发明了一些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我想做的事儿，多着呢。
有两张空桌子，在紧前头，紧贴着舞台边儿。别的桌子，都满满当当的。我自己一个人坐下。就在开演之前，约翰进来了，表演女孩儿就出场了。她们看得见我就坐在这张桌子那儿，一个人坐着。还没等她们来得及以为我不过是个偶尔来玩玩儿的教授，现在她们该明白，我是一个大赌家啊。
末了，我带了两个女孩儿到我住处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作为新生，真的不必觉得不自在；像我这岁数才开始上大学的，大有人在啊，这实在没什么不合适的。她们是大二的，跟母亲一样知道疼人，两个都是这样。她们很是体谅我的心理，但我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走样儿，不想有这么多误会，所以我让她们知道我是个教授。我愚弄了人家半天，芳心大为不悦。在康奈尔大学当个年轻的教授，麻烦多了去了。
最后约翰进来了，很快几个人就占了我们旁边那桌子——约翰的“老婆”和她朋友潘，还有两个男的！
“我不想……”——她们还是一个劲跟我说话！
我倾过身去，对约翰说：“她在那张桌子那儿。”
“干吗不想告诉俺你是个啥呢？”
“是啊。”
“我不想说。”
她看到我在照顾约翰，所以她就从另一张桌子那儿侧着身子问我：“我可以和约翰说几句话吗？”
“那你是什么呀？”
我一言不发，约翰也一言不发。
“不是。”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我倾过身去，对约翰说：“她想跟你说话。”
“那就研究生啦？”
然后，他稍作沉吟。“可以。”他说。
“那个，不是。”
我等的时间还长点儿，然后向她侧过身：“现在，约翰要对你讲话。”
所以呢，以后我就避开那些问题，效果却相反了：“是新生吧？”
她走到我们这桌来，开始卖弄她那套“翰翰”，坐得离他也太近了。我看得出来，事情还是稍微缓和了一点儿。
这让我恍然大悟。事儿都明白了。我也把这个头脑简单的愚蠢事实告诉了所有的女孩儿，我呢，一直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举止得体，落落大方，彬彬有礼，有问必答；可是，非常明显的是，女孩儿一个跟着一个把我晒到了一边儿。一切看来都称心如意，可是嗖地一下子——事不谐矣。幸运的是，这女的让我“骗我姑奶奶去”，我这才如梦方醒。
我喜欢搞点儿恶作剧，所以，每当他们有所缓和的时候，我就提醒约翰点事儿：“电话啊，约翰……”
她说：“骗你姑奶奶去！”——扬长而去。
“是啊！”他说，“打我电话，打一小时，什么意思啊？”
“没错儿。战时我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
她说，打电话的是潘。
“敢情你还造原子弹。”
事儿又缓和了一点儿，于是我指出，把潘带到这儿，可是她的主意。
“理论物理。”
“是啊！”他说。（我玩这个游戏，玩得好开心，这么玩了好一阵子。）
“哟？什么教授啊？”
到表演结束的时候，艾拉大棚屋的女孩儿们来到我们这桌儿，我们跟她们聊，直聊到她们不得不去演下一场。然后，约翰说：“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小酒吧，离这儿不远。咱到那儿走一遭。”
“都不是，我是个教授。”
我开车把他送到那个酒吧那儿，我们进去了。“看到那边那娘们儿了吗？”他说，“她实在是个好律师。过来，我给你引荐引荐。”
我又跟另外一个女孩儿跳，又来了那些别人问过的问题：“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那时有许多老相的学生，因为他们是退役的。）
约翰为我们做了介绍，找了个借口，去了洗手间。他一去不回头。我以为他还回来跟他“老婆”重修旧好呢，那样我就再开始捣乱。
“不了，真抱歉；我得喘口气。”或者，“那个，我得去洗手间了。”——这样那样的借口罢了，一连两三个女孩儿，都这说法！我这是怎么了？我跳得蹩脚？或者我人品蹩脚？
我对那娘们儿说“嗨”，为我自己点了一杯喝的。（我玩的还是那一套：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不想当绅士。）
“你还想跳吗？”
“你可知道，”她对我说，“在拉斯维加斯，在律师当中，我是数得着的。”
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我会跟女孩儿说几句话。她问我几个个人问题，我也问她几个问题。但是，每当我想和那个我已经和她跳过舞的女孩儿再跳一个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到处找她。
“哦，数不着，数不着你，”我淡淡地回答，“在大白天的时候，你或许是个律师；但是，现在，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的小酒吧里，鬼混，如此而已。”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那个舞会。我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三四年没跳舞了；我甚至不喜欢扎堆儿。所以，我到了这个舞会，尽我所能，跳啊跳啊，我想我跳得还算说得过去。要是跟你跳舞的那些人感觉良好，你通常会知道你自己跳得还算说得过去。
她喜欢我，我们到了好几个地方跳舞。她舞跳得真不赖，我呢，爱跳舞，所以我们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
我妻子死后，生活得重新开始，我希望结交几个女孩儿。在那年头儿，交际舞很流行。因此在康奈尔大学有许多舞会，以便把大家搅和在一块儿，特别是为了把新生和战后返校的老生搅和在一块儿。
接下来，正跳着舞呢，冷不丁地，我后背疼起来。那是一种剧痛，而且来得突然。我现在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一连三天三夜，我搞这些疯狂的冒险，我是彻底虚了。
然后，另一个家伙到了我办公室。他想跟我谈谈哲学。我真记不得他说了什么，但他希望我参加什么教授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那种反犹太俱乐部，认为纳粹不那么坏。他试图跟我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犹太人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些发疯的事儿。我就等他把话说完，然后对他说：“你知道，你大错特错：我就是在犹太家庭里长大的。”他出去了。我就是这么开始对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领域和其他几个领域的一些教授失去敬意的。
她说，她要把我带到她家去。我一钻到她床上，砰腾一声，就昏睡过去。
“绝对变不了，先生！很高兴你这么说。我想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怎样一个人。”吉布斯喜欢我这种方式，有话直说，却不为自己想想。“他是系主任啊，我初来乍到，还是出言谨慎为妙。”我没这么机灵，我的第一反应是直来直去的，我说的就是第一个冒到我脑子里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我在这张漂亮的床上醒来。窗外阳光灿烂，却不见她的踪影，有一个女仆在那儿。“先生，”她说，“您醒了啊？早饭给您预备好了。”
“看看照片，我主意就变了吗？”我叫起来。
“那个，呃……”
“是啊，但你看过他的照片没有？”
“我给您拿去。您喜欢吃什么？”她把整张早餐菜谱念了一遍。
“我认为他属于一流学生，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他。我认为他在这儿是我们的荣幸。”
我点了早饭，在床上吃了——在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的床上；我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不知道她从哪儿来。
他转回来问：“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
我问了这女仆几个问题，可她对这个神秘的女人，也是一无所知：她刚刚被雇到这儿，这是她上班的第一天。她还以为我是这家的男主人呢，我倒问她问题，这叫她好生纳闷。我穿好衣服，最后离开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神秘的女人。
我最初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那些日子，有趣儿，有时候，好玩儿。我到那儿几天之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解释说，学期都这么晚了，我们通常不接学生，但有几个例外的情况，就是学生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我们也接受。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让我看看。
我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就坐下来把各种赌博的概率都算出来了，我发现掷骰子的概率是0.493的样子。如果我赌1块钱，只需要花费我1.4分钱。于是，我心里想：“为什么我这么不情愿赌？这几乎不花什么钱啊！”
我四下看了看，还是那个大厅啊！我转向他说：“那个，我就是那个教授，那个教授不想再睡大厅了！”
于是我就开始赌，一眨眼，我就一口气输了5块钱——1块、2块、3块、4块、5块。我本来以为只会输7分钱，但我输了5块啊！我从此以后再也没赌过（我是说，没用自己的钱赌）。才一试手，就输，我很幸运。
那家伙说：“哥们儿，伊萨卡的住房状况十分紧张。到底紧张到怎么个程度呢？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大厅的睡椅上！”
有一次，我和一个表演女孩儿一块儿吃午饭。下午这个点儿，静悄悄的；不像别的时候那样，人都急匆匆的。她说：“看那边儿那主儿，正穿过草地的那位？那是‘希腊人尼克’，一个职业赌棍。”
吉布斯教授叫我到“学生会”那儿找个地方待着。那是个大地方，许多学生在那儿乱转悠。我走到一张写着“住宿”的大桌子那儿，说：“我是新来的，我在找个房间。”
我已经对拉斯维加斯的全部赌博概率了如指掌，我就说：“他们怎么能够拿赌博当职业呢？”
我返回了文明世界，却不知道文明世界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喊他过来。”
“我还以为你愿意来熟悉熟悉呢，你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上课不是？”
尼克过来了，她为我们做了介绍。“玛丽莲说你是个职业赌家。”
我大吃一惊！我说的头一句话是，“可好了，你为什么让我提前一个星期到这儿？”
“她说的没错儿。”
那家伙说：“你没什么好担心的。8天后才开课。”
“那个，我想知道，你靠赌博过日子，这怎么可能，因为在赌桌上，胜算是0.493。”
第二天早晨我醒了，找了个地方吃了早饭，然后开始到处跑，想尽快找到我上第一节课的地方。我跑进了物理系：“我第一节课在哪儿上？我晚了吗？”
“你说得对，”他说，“我会给你讲明白。我不在桌子上赌，也不干任何那类事儿。我只是在机会对我有利的时候才赌。”
我不想闹出麻烦，所以我在地下室里找到了看门人，问他我能不能睡在睡椅上，他说：“没问题。”
“啊？什么时候机会对你有利啊？”我满腹狐疑地问。
我们又瞎逛了一阵子，走到一座大房子跟前，是校园里的一个重要建筑。我们进去了，走廊里有两张睡椅。另外那家伙说：“我在这儿睡了！”说着就瘫在睡椅上。
“实际上很容易，”他说，“我在桌子边儿站着，等有个家伙说，‘我要9点，它就来9点！’这家伙兴奋了；他以为那会是9点，他想赢。可我知道全部数字的概率，于是我就对他说，‘我以4块赌你3块，我赌不是9点’，时间长了，我会赢。我不在桌子上赌；我和在桌子上玩儿的那些心存偏见的人赌——他们迷信幸运数字。”
于是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又走了几步，在路灯下，我们看到谁收拾的一大堆树叶子——当时是秋天——是从草坪上耙到这儿的。我说：“嗨！我们可以钻到树叶子里睡！”我试了试，松松软软的。我懒得到处走了。要是这堆树叶子不是刚巧在路灯底下的话，那就尽善尽美了。但我不想上任伊始，就闹出麻烦。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大家就拿我打趣儿，当时我在那儿又打鼓又怎么的，说是康奈尔大学这是请了个什么“教授”啊。他们说，我一定会立刻搞出点儿傻事儿而声名远播，所以我就努力讲点儿派头。打消在树叶子里睡觉这念头，我好不情愿。
尼克继续说：“既然我现在已经名声在外，事儿就更容易了，因为大家甚至在知道概率不很有利的时候，也还是要和我赌，只为有机会跟大家讲怎么打败希腊人尼克，这得在他们赢了的时候才成。因此，我真的是靠赌博过日子的，很好玩儿啊！”
我觉得不合适。我觉得这跟做贼差不多。有人已经把那床铺好了；他们或许会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希腊人尼克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人很好，很有魅力。我感谢他为我解释这事儿；现在我明白了。我一定要理解这个世界，你知道。
我们看到了个房子，有点儿像寄宿馆，一扇窗敞着，你可以看到里头有些双层床。眼下是夜里，于是我们决定去问问能不能宿在那儿。门开了，里头连个人影儿也不见。我们进了一个房间，另外那个家伙说：“来吧，就睡这儿了！”
盛情难承
我碰到了个家伙，也在到处乱转找房间。事儿明白了，找个旅馆房间，是不可能的了。过了一阵子，我们逛到了个小山包上，逐渐意识到，我们离大学校园近了。
康奈尔大学什么系都有，但我兴趣都不很大。（这意思，不是说这些系有什么毛病；是我碰巧对这些系不感兴趣而已。）有家政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脑袋尤其空），还有文化的东西——音乐之类。当然，跟我言语投机的人，还真有几个。数学系有凯克（Kac）教授和菲勒（Feller）教授；化学系，有加尔文（Calvin）教授；动物学系还有个很了不起的家伙，就是格里芬（Gri n）博士，发现蝙蝠用回声导航的，就是他。但要找到足够多的这类谈话对手，难。但低水平的信口雌黄，却有的是。
我问了“伊萨卡旅馆”：没房间。我们去了“旅人旅馆”：他们也没房间。我对司机说：“带着我满城乱转，没用了；这得花不少钱。我还是拿腿挨家串旅馆吧。”我把手提箱放在旅人旅馆那儿，然后周游各处，找房间。你该看到，我做的准备有多充分，新教授啊。
天气也实在不佳。有一天，我正开着车，没想到天上急匆匆地下起雪来，你没防备这个，你就琢磨：“哦，不会下得太大吧；我继续开得了。”
“我们就挨家找。待着等我。”
可那雪接着就厚起来，车开始有点儿打滑，所以你不得不用防滑链。你从车里出来，把链子铺在雪地里，链子冰凉啊，你也开始瑟瑟发抖了。然后，你把车倒在链子上，你麻烦来了——或者说，那年头，我们就有这个麻烦；下雪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里头有个链子，你必得把这个链子先钩住。因为链子必须扣得很紧才成，让钩子钩住链子，就难了去了。然后，你不得不用手指头，把这个夹子扳下去，到这时候，你的手几乎冻僵了。因为你在车胎的外头，可钩子在里头，你的手又冻僵了，要把事儿办妥，太难了。链子总是滑掉，链子还冰凉，雪又下得紧，你想把这个夹子扳下去，你的手冻得好似猫啃，可这倒霉玩意儿就是不下来——好了，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刻，我想明白了：这是犯傻。世界上必定有个地方，没这种麻烦。
“找到个房间，不容易哦。”
我记得我去过几次加州理工学院，巴舍尔教授请我去的，他早先在康奈尔大学。我去访问的时候，他很机灵。他对我太了解了，于是他说：“费曼，我有辆车，用不着，我想把它借给你。现在你就可以去好莱坞和落日带（Sunset Strip），好好玩儿。”
“没呢。”
于是，我每天晚上就开着这车到落日带去——去夜总会，去酒吧，去看表演。都是拉斯维加斯的那种我喜欢的东西——漂亮女孩儿、大赌家之类。巴舍尔知道怎么使我对加州理工学院发生兴趣。
“预定房间了吗？”
一头驴，不偏不倚站在两堆干草正中间，不知道到哪边去，因为两堆干草完全一样，这故事，你知道吧？呵，不知道就算了。康奈尔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开始给我提供条件，我琢磨着加州理工学院比较好，正当我开始动身的时候，康奈尔那边儿就加码了；到我觉得留在康奈尔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那边儿又加了点什么好处。因此，你能够想象得到，两堆干草中间的这头驴，只是情况更复杂，他刚要到一边儿去，另一边儿就高了一点儿。这真叫人左右为难！
“伊萨卡的旅馆，随便哪个。”
最后把我说服气了的一个论点，是我的休假年。我还想到巴西去，这次是10个月，我刚刚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休假年。我不想失去休假年，因此现在我就发明了一个理由，好做出决定，我就写了封信给巴舍尔，告诉他我做出了什么决定。
“哪个旅馆？”
加州理工学院回信：“我们将立刻聘请您，您的第一年就是休假年。”他们就是这么个搞法：无论我决定怎么做，他们都死叮住你不放。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实际上是在巴西度过的。我在第二年才到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旅馆。”
我从1951年就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了，我在那儿一直很开心。这个学校，正合我这种偏执的家伙的口味儿。那儿有的是顶尖级的人物，对自己干的事儿都很感兴趣，我也跟他们谈得来。所以我觉得非常称心如意。
“到哪儿？”
可是，有一天，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好长时间了，我们遭到了很严重的烟雾袭击。那烟雾，比现在的可厉害得多——至少你的眼睛要疼得多。我站在一个角落里，泪眼汪汪的，我心里说：“这简直发疯！这绝对是神经病！最好是回康奈尔大学去。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从来不想打出租车；我年轻，囊中羞涩，我行我素。但我心里想：“我都当教授了——得有派头啊。”于是我就把手提箱从肩膀上卸下来，用手提着，说：“要。”
于是我就给康奈尔打电话，问他们，我有没有可能回去。他们说：“没问题！我们这就把事情安排好，你明天就过来。”
我在伊萨卡下了车，跟平时那样，扛着我那沉重的手提箱。一个家伙喊：“要出租车吧，先生？”
第二天，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老天爷必定是安排好了，好帮助我下定决心。我正往我办公室那儿走呢，一个家伙跑过来，对我说：“嗨，费曼！你听说出什么事儿了吗？巴德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恒星！我们原来测量的我们到各星系的距离，都是以一种类型的造父变星为根据的，可现在有另一种类型，因此，宇宙的年龄会是我们原来设想的2倍、3倍，甚至4倍！”
我教物理数学方法这课，善莫大焉。在战争期间，我做的就是这事儿——把数学运用到物理上去。我知道什么方法真有用，什么方法没用。运用数学窍门卖力干了四年，那时我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所以，我把数学中的许多题目以及教法都列了出来。我至今还留着那些教案——在火车上做的。
我知道这个问题。在那年头，地球似乎比宇宙还古老。地球有45亿年，宇宙却只有20亿或30亿年。这是一个大难题。这个发现，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现在，事实证明宇宙比以前设想的要老。我马上就得到了这一信息——这家伙跑来，把这件事儿都告诉了我。
你一定得知道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你做什么事儿，都是尽可能地快；大家干活儿都非常非常卖力气；每件事儿都是在最后一刻完成的。因此，在开课之前，在火车上用一两天时间编排好课程，在我看来很自然。
还没等我穿过校园到我办公室去，另一个家伙过来了——马特·梅瑟尔森（Matt Meselson），一个副修物理学的生物学家。（我曾经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他建立了第一台我们称之为“密度梯度离心分离机”的东西——它能测量分子密度。他说：“看我正在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康奈尔大学告诉我，我要讲的是物理数学方法，他们告诉我什么日子我该到——我想是11月6日。这听起来好玩儿，那时候不是一年将尽了吗。我在洛斯阿拉莫斯坐上火车到伊萨卡（Ithaca），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最终报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火车从布法罗（Bu alo）开往伊萨卡的时候，我才开始备课。
他已经证明，当一个细菌制造一个新细菌的时候，有个分子，原封不动地由一个细菌传给了另一个细菌——我们现在知道，这分子就是DNA。你知道，我们总是认为一切东西都分裂、分裂。因此，我们以为细菌里的一切都一分为二，把其中的一半给了那个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个包含着遗传信息的最小分子，不能够一分为二，而必须复制出一份它自身的拷贝，然后把这份拷贝送给那个新细菌，把另一份留给那个老细菌。梅瑟尔森是这么证明这一点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中生长。他进行实验的时候，用密度梯度离心分离机来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战争期间，我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在康奈尔大学为我找了这么个活儿，年薪3700美元。另外一个地方也给了我一个位置，钱更多，但我喜欢贝特，我决定到康奈尔了，我也不挂念着钱了。但贝特对我总是照顾周到，当他发现别人给的钱多时，他就让康奈尔大学把我的薪金增加到4000美元，那时我还没上班儿呢。
第一代新细菌的全部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在重氮中细菌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和在普通氮气中的细菌的染色体分子的重量之间——如果一切都分裂，连染色体分子也分裂，结果就会是这样。
但是，曾几何时，有人真为我准备了这么个位置。
但在随后的几代细菌当中，当我们期望染色体分子重量将是重氮和普通氮情况下的分子重量之差的1/4、1/8和1/16的时候，分子重量却只有两组。一组和第一代一样重（在较重和较轻的分子正中间），而另一组轻些——其重量就是在普通氮气中弄的分子的重量。较重的分子个数的百分比，每过一代，就减少一半，但其重量不变。这可太令人兴奋了——这是一项基础性发现。在我终于到了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待在这地方了。在这里，不同科学领域中的人，都告诉我事儿，这太令人兴奋了。这才是我真想要的东西，真想要的。
因此，我发现教学和学生使我生气盎然。若是有人为我制造了一个安安乐乐的条件，用不着教学，哪怕在其中为我准备了高位，我也断不接受。永远不。
因此，过了一会儿，康奈尔大学打电话来，说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了，这就快准备好了，我说：“我很抱歉，我主意又变了。”但是，我当时决定永远不再变了。没什么事情——绝对没什么事情——能够再次改变我的想法。
学生质疑问难，常常是新的研究之源。他们经常问一些深刻的问题，我有时也想到过那些问题，可后来可以说是暂时放弃了。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看我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想法，这对我没有害处。学生们或许看不到我想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或者也看不到我想思考的那些问题的精妙之处，但他们问了一些和那个问题邻近的问题，这使我恍然而有所悟。自己面壁苦思，是不大容易悟到这些事儿的。
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有的是这种闹心的事儿——你该到哪儿去吗，你怎么办。你真上火啊，想拿定主意，可接着又来了别的事儿。怎么简单，就怎么决定，倒来得容易些。别担心——没什么能够改变你的主意。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这么做了一次决定。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懒得为吃什么甜点费心思了，因此我就决定总要巧克力冰淇淋，永远不再为这事儿操心——我就是这么解决那个问题的。无论如何，我决定永远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了。
如果你在教学，你可以思考那些你了然于心的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种乐趣，爽人心神。再思再想，并无害处嘛。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介绍它们？有没有新问题与它们相关？你对它们有没有新想法？基本的东西，易于思考；如果你想不起来一个新思想，也不妨事；你以前对它们做的思考，足可应付讲课之用。如果你确实想到了某种新东西，能以新方式来看它，你心甚慰啊。
有一次，有人想让我对加州理工学院变卦。费米刚刚去世不久，芝加哥大学在找人接任他的位置。芝加哥大学过来两个人，要到我家来看看我——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事儿。他们开始给我讲，我应该到芝加哥大学的所有的好理由：我能干这个，我能干那个，他们那里大人物很多，我有机会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儿。我没问他们会给我多少钱。他们不停地暗示，如果我问的话，他们就告诉我。最后，他们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多少。“哦，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学院。我妻子玛丽·娄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是多少，我们又该吵了。除此之外，我已经决定不再变了；我永远待在加州理工学院。”因此，我不让他们告诉我他们给的薪水有多少。
在任何思想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些时刻：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利利，奇思妙想纷至沓来。教学的确扰乱清神，因此它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事儿。然后呢，有更长一段时间，你思路断绝，惘然若失，无所事事，这会把你逼疯！你连“我在教书啊”这话都说不得。
大约1个月以后，我在开一个会，利昂娜·马歇尔（Leona Marshall）过来说：“你不接受我们芝加哥大学的条件，可真够滑稽的。我们大失所望啊，我们搞不明白，你怎么能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脑子空了，是因为没有足够真实的活动，没有挑战：你不跟做实验的那帮家伙接触，你不必思考怎么回答学生的问题。你什么也没有！
“容易，”我说，“因为我没让他们告诉我那是多少钱。”
20世纪40年代，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亲眼看到了“高等研究所”那些伟大头脑的遭遇。那些人，大脑了不得，被特选出来，给他们机会，坐在树林边儿那座可爱的房子里，不用上课，没有任何硬派的任务。这些可怜的倒霉蛋儿，现在可以坐着，心无牵挂地思考问题了，这不很好吗？过了一阵子，他们什么也没想出来：要搞出东西，他们什么机会都有，可他们脑袋空空如也。我相信，人处于这么一种境况中，内疚或者郁闷，会跟小虫儿似的往你心里乱钻，你会为自己无所作为而心情焦虑。焦虑也白搭。
一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打开信，第一句话是：“他们提供的薪水是——”一大笔钱啊，是我当时薪水的三四倍。晕！她在信里继续说：“在你还能继续读这封信之前，我就把薪水告诉你了。也许你现在愿意重新考虑一下，因为他们告诉我，那个位置还在为你预备着，我们非常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一员。”
我相信，若不教书，我就活不下去。究其原因，是我必得干点儿事儿，那样的话，在我想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在我没什么作为的时候，我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也在干着什么事儿；我在做着贡献嘛。”——心理安慰而已。
于是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在信里看到这么一大笔钱，我觉得，我必须谢绝。我不得不谢绝这份薪金的原因，是我将有能力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儿——找个迷人的情妇，为她买一座漂亮的房子，给她买好东西……用你们给的这份薪水，我必定真的会这么做，我知道那会是什么结果。我会为她操心，挂念她在干什么，我们会吵架。我回家的时候，又会如何如何。这些闹心的事儿，会让我寝食不安，会让我心情不快。我搞物理也搞不好了，一切都将是一团糟！我一直想做的这种事情，对我是很坏的，因此，我已经决定，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讲派头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