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时隔多年后的一天。褚时健和马静芬带着一家人去看当年最红火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看到剧中人被打成"右派"后碾米的场景，马静芬潸然泪下，转头看看丈夫和女儿，两人也满脸挂泪。只听后排有人低声说："还有这样的事？骗人吧？"马静芬的泪更如泉涌，她轻轻地说了句："是真的是真的，我就是这样的。"
在半山住的日子，白天要好得多。刚去的时候，她看见褚时健倒腾了块菜地，心里还挺高兴。以前在玉溪时她就爱种点花花草草，现在早就没那个心思了，不过看到蔬菜，也有种植的快乐。她嫌穿了鞋到菜地里沾泥，不卫生，索性把鞋脱了站到菜地里去干活儿。村子里的人都跑来看城里女人："你们看你们看，那就是老褚的爱人，昆明来的呢。哎呀，她也会光脚？！"
还有更让她害怕的事。木屋旁边有一个队上碾米的水碾，晚上要合上水闸，白天再放开。这个工作在她和女儿来之前，一直是褚时健在做，现在轮到她了。每天晚上马静芬都必须提着马灯，颤悠悠地走到水碾边合上闸，再颤抖着回屋子。农村的晚上，安静得虫子跳动的声音都听得到，但就是这些声音能把马静芬吓个半死。加之3岁的映群害怕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停叫妈妈，更让她神经紧绷到了极点。
后来不知为什么，菜地不让种了，大概还是怕影响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政策。马静芬作为家属被农场安排去养猪，40头猪，一天4毛钱的工钱，月底本来应该是12元，但要扣这扣那，拿到手的工资也就只有8元钱左右了，加上褚时健的22.8元工资，家里的经济状况到了最低谷。以前在玉溪工作时，褚时健是干部17级，工资90多元，马静芬作为小学教师是44.5元，怎么都算是城市收入比较高的人。
尽管有心理准备，农场生活条件的糟糕还是把马静芬惊到了。她和女儿刚到没几天，褚时健就被农场派出去挖竹笋了，这一去就是好几天。白天还没什么，一到晚上马静芬就觉得惊恐无比，半山的环境，周围几乎没人家，晚上没电，要靠点马灯取光。一天晚上，马静芬抬头竟看见一条蛇盘在屋檩子上，一动不动。马静芬魂飞魄散，不敢动更不敢睡。她把孩子抱在怀里，眼睛盯着那条蛇，失魂到天明。
"想得通吗？"许多年以后，我问均已年过80的褚时健和马静芬。"想得通。那个年代，个个都是这样。"马静芬说。褚时健看看妻子，说："还能想什么呢？什么都不想了，我们当时是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艰难岁月
的确如褚时健所说，为了丈夫，马静芬把自己下放了。1959年10月，马静芬带着女儿褚映群，到红光农场与褚时健团聚。
对于夫妻俩来说，在红光农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莫过于褚时健差点命丧元江的那一次。
马静芬毕竟也是参加过革命的人，并非一般家庭主妇，她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忠诚、忍耐、吃苦，是他们那一代人最推崇的品德。
农场食堂的燃料、褚时健烤酒的燃料，农场都是让褚时健去找来。所谓找，不是买，也不是上山砍伐，因为不允许，而是去元江的江面上捞。在西南地区江边生活过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因为江两岸是大片的树林，江上总会漂来一些大大小小的木头，这些地区的燃料一部分就是靠这些江面上源源不断漂流下来的木头。遇到夏天下大雨涨大水，江面上还会出现不少粗壮的大木头。1960年夏的一天，褚时健带着几个人去江里捞木头，正是元江下了场大暴雨、涨大水的时候。江水水流异常急，山洪裹着许多八九米一根的大木料冲袭而来。褚时健记得当时的水流迅猛得一秒钟能有几千方水那么夸张。别人看着这么猛的水势是危险，但褚时健眼里看到的却是大木料，而且他知道这么大的水势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时大木头也没了。所以没吃中饭他就催促跟着自己的两个农民说：快走快走。
回到昆明，马静芬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到元江去陪着褚时健，而且她知道其实褚时健也是希望自己和女儿去的。她想得很明白，一家人怎么都要在一起。而且在红光农场，大家都是"右派"，谁也不会欺负谁，谁也不会看不起谁。"苦又怎么样呢？精神上大家都平等，放松很多。"她已经受够了别人把她当"右派"老婆来看待的境遇了。
到了江边，褚时健交代两个同行的人，准备好绳子把捞起来的木头拴起来，自己则卷起裤腿往江中心游过去。虽然每次都有人跟着褚时健去捞木头，实际上每次下水都是他自己。他水性好，也不以为意。他迅速地在江中心把一根根木头推到岸边，中午饭没吃，就一直在江里泡着，直到肚子感觉有点饿了，岸上的同伴也在大叫："老褚，够了，回去了。"这时他看见顺着江水漂来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便想着捞了这根再走，于是又朝江中心游过去。没想到树太粗大了，捞起来很有难度，而且这时水势突然又大起来，水流拍打在岩石上，不断改变江水的流向。褚时健一下在水里失去了方向，一向水性好的他也有些懵了，他知道这是碰到危险了。于是赶紧把木头放了，可是，已经有些来不及了，一个更大的浪打了过来，岸上的人再往水里看时，已经看不到褚时健了。
"那里太苦了，热起来四十一二度，吃没口好吃，住没处好住。我农村长大的还好说，她们两个从来都在城里待着，习惯不了。我不愿意她们在那里。"褚时健说。
褚时健几乎被卷到了漩涡里，他拼命地游，拼命地试图抓住一块大石头，但怎么也抓不住，就这样被水流裹挟着越冲越远，岸上的人怎么呼叫他也听不见了。多年后他回忆说："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死也就死了，但家里的两个人怎么办？"想到这里时，他越加奋力去抓，就在那一刻，他居然奇迹般抓住了一块大岩石。"那股力气怎么来的，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马静芬终于到了农场，她看到了比自己想象中还要艰苦的生活：屋子不像屋子，床不像床，褚时健也憔悴消瘦无比。马静芬对褚时健说："我们还是不走了。"但褚时健不同意："不行，你们回去。"马静芬看褚时健态度坚决，没有多问，在农场住了几天后，褚时健找了车，送她们回了昆明。
"是她们让我活了下来。"褚时健每次说起这事，都这么说。
马静芬看了信，什么也没想，立即动手开始收拾行李，然后抱起女儿，出门去找车。那时，昆明没有班车前往元江，只能自己找车。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邮电局送邮件的车，说了无数好话，对方终于答应在后面货箱的小小窗边挪出一点位置，让她们母女俩坐下，一路颠簸就往元江赶。
尘土里开出花
妻女的到来的确让褚时健多出了许多对生活的期望，一个人时，每每想到自己的际遇，心里总有些脆弱的时候。
1959年夏天，一家人已经分开半年了，马静芬接到褚时健难得的长信，里面谈到自己在农场的生活，说到某某的老婆到农场来看望了丈夫，又谈到董学龙已经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另嫁他人。大家没想到董学龙这么快就平反了，可惜再也无法和妻子女儿团聚，一家四口搂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最后，褚时健写道："你要不要来农场看看？"
他记得马静芬来后，有一次两人一起走过公路到别的村子办事。经过公路道班的房子时，马静芬盯着看了好久，对褚时健说："这辈子要是能到道班来工作就好了，到时能给我们这样一间房子吧？"褚时健点头："嗯，能住这样的房子，那真是顶呱呱了。"其实道班的房子都是临时建的，出了名的简陋，但对于住着四面透风漏雨房子的他们来说，那间粗糙的砖瓦房都是一种奢望。
马静芬就这么在昆明过着寡淡无味的贫困生活，她有时也说不清未来会怎么样，丈夫在农场的情况，也只能通过书信里的点滴了解到，但她知道，人在书信里大都报喜不报忧。她在农村工作过，想象得到那里的艰苦程度。
不仅房子住得不安生，吃饭也成问题。1959年到1960年，正是全国上下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农场所有人都是吃大食堂，不准自己开火。食堂能提供的，到了1959年，基本都是稀饭为主。有时粮食实在跟不上，每人只能定量一勺或者半勺，"右派"们很多都得了水肿病。
她还必须考虑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丈夫褚时健被下放到了农场，收入剧减，一个月只有22.8元的工资，7元伙食费上交农场，留3元零花钱，剩下的都寄给马静芬。对于马静芬、褚映群和马静芬母亲在昆明的生活来说，这十来块钱只能勉强糊口。所以她必须找工作。还在床上躺着休息的时候，家里人就帮她从外面接街道编织合作社的织毛线活儿给她做，织一天也就几毛钱工钱。但也还是要织，不然连几毛钱都没有了。等到身体稍好一些，马静芬就申请到附近街道的一家毛巾厂去做工，说是工厂，其实是规模很小的合作社。厂里安排马静芬做了产品保管员。马静芬心里还是有些开心的，因为总算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只是每天上班赶公交时她都得抱着女儿，实在太累了。女儿没人带，走哪儿她都自己带着，好在那时的工厂管理不严，职工带个孩子上班，领导也当没看见。
褚时健总觉得自己怎么都好办，他担心的是马静芬和褚映群。"一个女人，一个小姑娘，没吃的咋个整？我总要想办法的。"翻箱倒柜想办法，还真被他翻出了办法：在玉溪他偶尔去钓鱼，备了几十个鱼钩，马静芬打包家中不多的家当带来元江时，竟还把这些鱼钩塞到了箱子里。褚时健大喜过望。捉鱼啊！这可是他的老本行。
回到昆明，怀孕的马静芬身体每况愈下，她找了一天时间，去医院做了手术，放弃了这个孩子。"怎么可能要？那种情况下。"丈夫不在身边，没有收入，身体不好，孩子还小......马静芬找不到一条理由要把第二个孩子生下来。
著名的红河就在住处附近，褚时健当即就和马静芬拆了破线衣，碎线头搓成了粗长线，加上鱼钩、木棍，自制了鱼竿。当晚他就跑到红河边下了钩。没想到第二天真有收获，一条大鱼稳稳当当被钩在鱼竿上。
马静芬就此离开了学校，她收拾好家里不多的家当，收好家里的一张200元存折，抱上3岁多的褚映群，回到了昆明娘家。
此后褚时健有空就去河边下鱼竿，很多个傍晚，他们的木屋前就会悄悄用石块垒出一个灶，架上一口锅，叫上一起干活儿的农民和队里的"右派"同志们，喝上一口鱼汤。大家都是苦水泡着的人，平时和老褚也相处得好，自然没人去告发这里在私设灶台。
马静芬不知该怎么回答领导的问题，没想到领导早就想好了："你要不就这样吧，班不要上了，彻底请假。工资不发了，编制给你留着。"领导的意思，就是后来80年代人事政策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停薪留职。没几天，领导就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马静芬因为生病，请假回家，工资停发，编制保留。
"鱼竿有功劳啊，我们一家都没得水肿。"
马静芬找到文教科的领导请假，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她坦陈自己上起课来都有困难，因为心情实在太糟糕，身体健康状况也开始下降。领导倒也不意外，问马静芬："请假？多少天呢？"马静芬答不上来，她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目前的状况，她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许多"右派"的妻子都选择了和丈夫离婚以求自己和孩子的安定，但马静芬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年多前，她跟褚时健提出过分手，原因是自己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她心中无限委屈，觉得自己这么落后，会拖了褚时健的后腿。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褚时健："我们分开吧......"褚时健接到信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她教书的学校，夫妻俩谈了很久。事后马静芬想起，褚时健根本没有和她谈分不分手的事，他只是帮她分析了为什么入党申请被停止的原因，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谈了很久。谈完，褚时健就回了玉溪。这件事后，马静芬心里知道，自己和褚时健是不会分开的。作为妻子，她虽然觉得褚时健粗心了一些，有时让自己很生气，很怀疑自己是否选择错了人，但她从未想过要离婚。至于"右派"身份，那不是国家划的吗？和她马静芬有什么关系？"我不能做落井下石的事情。"马静芬说。
有时候还要和农民换点东西吃。但农场的东西，都是国家的，拿什么去换呢？褚时健总是有办法，农场里的果树摘完果子，树上还挂着一些，眼看就要掉在地上了，褚时健会去把果子收过来，把中间一层削出来，塞点自己榨的糖进去，然后放在火上煮。这是褚时健在玉溪时听一些北方干部说的蜜饯做法。元江当地的傣族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喜欢得不得了，冲着这些蜜饯，总是悄悄从村里带出来许多吃的给褚时健和队上其他"右派"。
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因为哥哥的变化，不愿意在玉溪待着，回到了华宁老家矣则。后来褚时健到了新平后，他也跟随到新平，并在当地娶妻生子。
"他在哪里都会把生活搞好的，搞生活他有一套。"马静芬不爱说甜言，她并不怎么表扬自己的丈夫，但说到生活技巧，她从来对丈夫不吝赞美。
辗转只为团聚
马静芬在褚时健离开玉溪后就无法再待下去了，她已经明显感觉到领导和同事们异样的眼光。一个"右派"的老婆，好像无论怎么生存都是会遭到非议的。偏偏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怎么办呢？她突然想离开玉溪，丈夫不在身边，每天和3岁的女儿待在一起，心里总是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绝望。褚时健写信来说："你最好带着姑娘去昆明。"昆明有马静芬的娘家，褚时健大概觉得这样起码有人在边上照顾她们母女。
"我们啊，那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褚时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