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工具简单，褚时健还是认真地把甘蔗榨了些糖出来。糖的用处大，农场自己的人可以吃，还可以用来和附近的农民换些吃的东西。尽管这改善不了生活的窘境，毕竟有点事做，也算给暗夜的生活增加了些许火花。
褚时健于是搬到了可以榨糖、烤酒的半山去住，那里没有人家，只有老乡不要的小小木房子，他就自己住在那里。
人有时并不太了解自己，须到了特定环境后，潜在的性格才显现出来。褚时健到了元江的农场后才发现，其实自己的性格里有知命的一面。经历了世事变迁，他当然坚强和有力量，但是，他愿意把这些强韧藏在顺命的表面之下。"不然又能怎么办呢？"他说。
生产还是要搞，虽然效率很低。褚时健看生活实在太艰难，就向农场的领导建议，把国家规定交的甘蔗交完后，剩余的一点甘蔗用来榨糖。农场的领导们一门心思搞政治，没有心思管褚时健，而且大家都知道褚时健是个巧手能干的人，领导索性让他去管农场的工业和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在做农活儿之余榨糖。
同到红光农场的前华宁县委书记每次碰到褚时健总是很绝望，总是一肚子气。褚时健劝他："老田，你莫生闷气了，有什么用？"褚时健不做没用的事，"我不生闷气，我找事情做"。后来褚时健还邀请老哥们儿田书记到玉溪卷烟厂做党委书记，但对方经历"右派"的低谷生活，心里对再革命、再生产已经毫无激情，退而选择做了地区工会主席这一四平八稳的职务。
但却是真的苦。1959年3月，经历了一年左右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后，粮食供应开始不足。褚时健记得自己刚到农场没多久，供应的伙食就成了全稀饭。再过了几个月，稀饭也只能保证一人一勺甚至半勺。因为吃不饱，白天又高强度地在田间地头干活儿，大部分"右派"都开始浮肿起来。但大锅饭还是继续，农场的"右派"和下放干部们自然是要吃大锅饭，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也几村并一村，凑在一处吃食堂。
褚时健在半山还开了一块荒地用来种菜，收了菜交到食堂，自己也能悄悄开小灶叫上其他"右派"来吃。因为地里总有菜渣，他跟农场领导申请了几只小鸭子来养，名义是不能浪费菜地里的菜渣。侍弄菜地的同时，几只鸭也养大了。每天周而复始地耕地种地，农场的活儿忙完了忙菜地，菜地忙完了喂鸭子，褚时健把自己弄得很不得空闲。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弄得很累，晚上才会睡得好一些。
生活总是要继续
稳定下来后，褚时健开始在农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的工作是种地、种菜、种甘蔗，喂猪喂马喂牛，砍柴做饭......完全的农民生活。褚时健天生是个能干的人，就像早年在老家他总是能比别人多拿鱼，烤酒比别人烤得好。对于手上的活计，他好像天生就会。他翻过的地、种的菜、看管的甘蔗，都比别人要像样一些。"因为我这个人认真，不管是什么环境，活儿到了自己手边，就要做好，不然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说。
除了把多余的甘蔗拿来榨糖，褚时健还琢磨着把因为设备原始，还残留许多糖分的甘蔗渣用来烤酒。这个最受农民们欢迎，农场可以用酒和农村食堂换不少东西吃。褚时健有小时候烤苞谷酒的经验，他把甘蔗渣收拢了过来，回忆着自己小时酿酒的过程，用老办法竟也酿出了酒。
一直到退休，罗载兴都在玉溪卷烟厂和褚时健做着同事。
就是因为烤酒，褚时健认识了老白。
20年后，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罗载兴也平反回到玉溪，但却没有合适的工作。褚时健见到罗载兴，听说情况后，不假思索："我申请调你来烟厂的医务室，合适你。"
老白
老白是附近村子里的傣族农民，褚时健烤酒的时候，场里领导到村子里去找了老白和另外几个农民跟着褚时健，一方面是帮着出点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老百姓盯着这个从城里来的"右派"。
第二天，褚时健发现自己的鼻血不再流了，烧也退了。
其实褚时健刚到农场没多久，"反右"运动就结束了。褚时健毕竟是地委和行署一直表现不错的干部，所以玉溪地委发了一纸公文到农场，说明褚时健是错划的"右派"，应该按犯了错误的下放干部对待。可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没人关心一个被打倒的人的命运。那一纸公文不知被农场哪位工作人员丢到了一边，无人提及。
罗载兴从药箱子的最底层拿出了一粒药，给褚时健吃下。他告诉褚时健："这是德国药，叫奎宁。特效药，好得很。这三颗我存了好多年了。"临走，罗载兴告诉褚时健，自己明天会再来，如果今天这颗奎宁起了效，明天再吃一颗，应该就好了。如果这第一颗没有效果，恐怕褚时健的病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他继续在红光农场做他的"右派"。烤酒的时候，他需要划着小木船到二三十里外的地方去拉燃料。一次，老白跟着他，两人把柴火放到船上又沿元江的水路一路返回。船划到江中央的时候，老白突然喊："快点快点！"他边喊边把船上的网扯了出来，往下撒了出去。这一下网住了一条差不多70多斤的鱼，从来都爱捉鱼的褚时健惊喜不已。老白也欢喜，高兴地叫褚时健："快抱住它头，我抱尾巴！"两人携手把大鱼捞了起来。
失去消息多年，两人没想到竟在元江这么一个荒僻之地又再见面。这一次，该罗载兴救褚时健了。他仔细看了看褚时健的口和鼻、眼，很肯定地告诉褚时健："你得的是很严重的疟疾。我今天要是没来，你恐怕要死在这里了。"褚时健点点头，他相信罗载兴的话。
上了岸，老白和褚时健说："我们两个难得拿到那么多肉，要拿去食堂的话，那么多人一顿就吃了。"褚时健说："老白你准备咋个处理？"老白扭捏了一下，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回家去，把鱼切成一条一条，搞两斤盐巴腌起来，晒干了我两个慢慢吃。咯要得？（云南话：行不行？）"褚时健立时回答："要得！"他知道傣族人直接，有什么说什么，他喜欢这样的性格。
罗载兴是湖南人，早年在四川跟着基督教会的美国牧师学了不错的医术。新中国成立后牧师们都被认为是特务，被驱逐回了国，罗载兴也到云南玉溪参加了工作。没想到在"镇反"运动中，罗载兴被指是"美国间谍"，革命群众对罗载兴拳打脚踢，逼他说出和境外敌对势力联系的电台放哪里了。罗载兴不堪被打，只好随口说电台在当时四川那座教堂的屋梁上，还编出了"长江"、"黄河"之类的呼叫暗号，因为考证起来困难，他又屡次被毒打。褚时健这时正好随工作队到了罗载兴所在的地方。褚时健明白，罗载兴不是什么特务。"太明显了，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能是什么特务？哪有那么多间谍特务？"褚时健不让群众再打罗载兴，同时悄悄告诉罗载兴，不要再胡认什么电台之类，那会把自己置于更糟糕的境地。"什么长江黄河的，你乱编的是不是？"罗载兴叹着气点点头："看电影《渡江侦察记》学来的。"
于是老白把鱼拿了回去，晒干后每次到农场都带上一条鱼干，和褚时健一起悄悄吃。褚时健原想老白家人口也不少，鱼再大，晒干了也没多少，吃个几天应该就吃完了。没想到鱼一直在拿来，好久都没吃完，褚时健觉得很奇怪：怎么老吃不完？他问老白："你家里没其他人啊？"老白满面憨厚地看着褚时健："我没给他们吃。我跟你说好的是鱼腌了我们两个吃，没说其他人，所以我没给他们。"褚时健听了，乐了，也感动了。
天无绝人之路。当时红光农场的场部医生罗载兴听说桥头一队有一个"右派"病得要死了，就叫上一个傣族农民带路，来到褚时健的工棚。罗载兴一进门，看见几乎昏迷的褚时健，呆住了。人生的缘分如此神奇，原来褚时健几年前曾出手帮过罗载兴。
从此褚时健认了这个淳朴的傣族朋友。老白时常从村里到农场来帮褚时健种地烤酒，两人也并不聊太多，无非就是找到烟丝的时候，两人就着水烟筒吸上几口，顺便扯几句闲话，时间就过去了。
有人给他送些吃的进来，褚时健昏沉中根本不知道是谁。就这样躺了好几天，褚时健意识稍微清醒时，内心开始绝望。他知道照这样下去，自己肯定就把一条命交代在这个初来乍到的农场了。"真是不甘心就这么死了。"他想，而且想到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他还不知道她们的情况，她们也不知道他在这边的际遇......东想西想，褚时健越想越悲观。
"那个时候有这么个朋友，日子好过多了。"褚时健几十年后这么说。
褚时健在红光农场被分到了偏僻的桥头一队，距离农场场部足有十几公里。褚时健在队里刚跟着劳动没几天，就被狠狠来了个下马威。他被安排住在四面透光透风的临时工棚里。尽管是冬天，但元江的高温还是让这里到处蚊虫，褚时健即便小时在农村生活过，还是一时适应不过来。终于在一天清晨，他在剧烈的难受中醒过来，发现自己全身发烧而且瘫软，起身都没有办法完成，头晕晕沉沉。躺在床上，他能感到有血从鼻腔里淌出来，嘴里也有血，他只能使劲把这些血咽下去，不然他觉得自己的血会淌光。就这样躺在床上，有其他"右派"和当地的农民经过工棚，看到他的病情，有认识的人进来看看他，但也仅此而已。他们都没法停下来，因为领导在催着去干活儿。况且，同情一个"右派"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虽然他们自己也是"右派"。
老白一次帮着褚时健给甘蔗地培土，他看着褚时健因为手被甘蔗叶拉伤了，出了汗手直疼。他拿起锄头，对褚时健说："你干不了这个活儿。这样，你在家待着，我帮你去干。"甘蔗培土的工作总在晚上做，农场分配每个干活儿的人要干300米长的甘蔗地。这实在是个累活儿，老白不仅要帮褚时健，还要把自己的活儿也干了，才能算工作过关。那一天，老白几乎工作了一通宵，褚时健过意不去，但他又很不会讲感谢和感动的话，只是说了句："老白你辛苦了。"老白摆摆手，很害羞很神秘的表情："你莫谢我，我是有办法的。我等他们都干完了，我往甘蔗地上少培一些土，嘿嘿！我一把锄头拖着，几下就弄好远，十几米都有，他们也看不出来。"褚时健笑了："你把我的活儿也干完了，我还怕你完不成。"老白更笑了："老褚你就是个老实人。我咋个完不成？他们作假，我也跟着他们弄假嘛。"
董学龙在玉溪工作时是地区团委副书记，平时与褚时健也算熟悉。他是玉溪较早被打为"右派"的干部，在到了红光农场一年多后，艰难时世下，他几乎已经对未来丧失希望，又怕连累家人，于是，劝说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自己离了婚，一家人哭成一团，都不愿意分开。董学龙劝妻子："两个娃娃要紧，没有办法了，不然下一代都完了。"一家人忍痛分开。那个年代，类似例子实在太多。褚时健知道他的情况，这次在农场碰到，褚时健看着今非昔比的老熟人，心中无限唏嘘。
在老白眼里，这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右派"和自己没有隔阂，说话实实在在，他不认为他是个该打倒的人。老白以一个农民最朴实的心态来对待这个朋友，有时家里悄悄弄了点吃的，他会包上一些送到农场给褚时健："来，来！我们两个悄悄把它吃了，你今天在食堂肯定没吃饱。"
但红光农场的艰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报到那天，他碰到了原玉溪工作的熟人董学龙。看见褚时健，董学龙大为诧异："小褚，你咋个来这里了？"董学龙的表情里，不仅有惊讶，还有恐惧和担忧----为褚时健的未来恐惧和担忧。
在生活的最底层，摈弃身份的交情，最真实最长久。
褚时健在农村长大，对体力劳动不陌生。他心里对离开机关办公室，转身拿起锄头镰刀的生活并不犯怵。他痛苦的是人生壮年之时的无妄之灾，和生活之路突然被切断、人生方向未知的巨大迷茫感。
褚时健1961年离开红光农场，20多年后又重回故地。他专门准备了七八斤烟丝，拎着去找几十年没见的老白。没想到出来的是老白的儿子，他告诉褚时健，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听说是去炸鱼，炸药引线点着了，但老白扔出去慢了，把自己炸死了。"......褚时健把烟丝留给了老白的儿子："可惜了，你爹是个好人。"
这里是专门接收省级机关和各地区机关"右派"和下放干部的劳改农场，"右派"在这里是"罪行"较重的一群，待遇较差，下放干部的待遇则要稍好一些。但这两类人大都是城市下来的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巨大的思想压力之下，农场生活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标准的苦刑。
和这些普通的、真诚的老百姓之间的友情，几乎贯穿了褚时健的一生，在他低谷时如此，高峰时也如此。正是这些充满了人间气息的交往，超越中国最主流的社会背景----政治----超越体制，超越人与人的所谓阶级差别，逐渐成就了他最接地气的企业家精神：认真、踏实、人本、心无旁骛。
玉溪地区元江县的红光农场地处高山大峡谷谷底，是出了名的酷热之地，常年温度在40摄氏度上下。在严冬时节去过元江的人都对自己依然可以穿着衬衫到处晃悠记忆犹新。而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农场，这种酷热意味着荒草丛生、毒蛇害虫肆虐、酷暑下劳作、夜晚辗转不能寐。红光农场紧邻附近的一些村子，甘蔗地、菜地、稻田零零星星散布在农场各处。"右派"住的是临时搭的工棚，或者干脆要借住在当地农民一些半废弃的草屋和木屋，条件极为简陋。
这些，是后话。在1959年至1960年间，褚时健并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一名企业家，他在经营企业、掌管企业方面的才能在那时远未被发现，包括他自己。
红光农场
"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人在"右派"身份确定后，只有一条路可走：下放到农场。农场名副其实，就是干农活儿的地方，必须过和农民一样的生活。"文革"开始后被打倒的干部还有一个去处，那就是"文革"初期出现的"五七干校"。两个地方名称叫法不同，实质差异不大，都是劳动改造的地方。因为"反右"运动，当时全中国产生了许多专为"右派"改造而设的农场。
在那时，他是全国55万"右派"之一，是被社会怀疑的人，需要被改造的人。在偏僻的云南省玉溪地区元江县红光农场桥头一队，他把自己交付于各种体力劳动。劳累之余，他偶尔会想想这样的生活何时是尽头；更多时候，他在挂念家里的妻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