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就在闹哄哄中一天天缓慢向前。大的政策制度褚时健根本无能为力，国家当时这样的农场太多，采取的政策就是：不管，出了问题再补救。
农场不小，吵闹的场面更不小。
因为工作环境的恶劣，褚时健相反有时间去河边捉鱼，去林子里打猎。三十来岁的他正当年，下河、上山都是一把好手。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在堵岭农场期间的一件骄傲事。因为听说晚上农场附近有不少麂子出现，一天夜里，褚时健找了几个人和自己一起往后山走，没走多远就发现有两头麂子正在不远处的水沟边喝水。褚时健立马拿枪，轻声对周围人说："来，我给你们搞个麂子来吃吃。"看准两只麂子正在一条线上的时候，褚时健眼疾手快，瞄准后迅速开了枪。枪响后，看见麂子扑扑就滚下来了，同行的人赶紧过去准备收野味，只见一头麂子的两条腿被打断，中招了。同行人喜出望外，大叫："打中了"。褚时健收枪，问他们："几只"？"一只！"他心想不对，明明看到的是两只，现在另一只居然不见了。他自己跑到后面，果然见到另一只。原来子弹打中前一只麂子的腿后，直穿第二只的脖子而过，喉咙开花，倒地死了。"两只麂子，76斤。"几十年后褚时健还记得那个数字。
当时的地委书记去堵岭农场检查工作，农场几百人把书记围起来，书记急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找你们党委书记去，找你们场长去！"老百姓不依："他们官小不顶用，今天就是找到你了！"
那一次褚时健和农场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五天内用五颗子弹打了六只麂子，让农场食堂着实热闹了好几天。没饭吃的人们在那几天内吃上了肉，这听起来像一个黑色幽默，但，那个年代，就是如此。
正是饥荒的年代，农场物资极其有限，生产开展不起来，400多人都在挨饿。可想而知当时农场的局面有多么糟糕，几百人都想回到玉溪。年纪大点的女人们经常拿着小凳子，排成一横排，坐在褚时健办公室门口，叫着要场长把她们及家里人"整"回玉溪去。褚时健内心真是五味杂陈，他知道这些人实在艰难才如此闹事。但于他个人来说，"回玉溪"三个字，何尝又不是一种心里的伤痛？有时他会很不耐烦这些闹事的人，气不打一处来："你们说得轻巧！我哪里有权利，你们没看到我也是被充军来的吗！？赶紧回家去，你们找我真是白找了。"
为改善食堂伙食，褚时健还带着人下河摸鱼，一条十几斤的鲇鱼扛回食堂，对农场的人来说不仅仅是美味那么简单，还是暗沉生活里的些许欢乐。
党指向哪里就奔往哪里，褚时健始终是这么做的。
作为愿意做事的褚时健，能做到的也只是这些了。
堵岭农场更像一个失控的烂摊子。这里是一个移民农场，主要是从玉溪城疏散而来的2000多居民被安置在这里。但是，因为条件过于艰苦，已经有大半人逃离了农场。褚时健到时，这里只剩下400多人了。"这个程度不好收拾了吧？"褚时健对新平县组织部的领导说，领导回答："该咋个收拾咋个收拾，你反正是要去的。你去加强管理，不要让他们跑回玉溪去找饭吃，给政府制造麻烦。"
小姑娘褚映群
在堵岭农场，日子难过的不仅是疏散来的群众，所谓的"领导"们其实日子也不好过。特别是像褚时健这样的一个月只拿着30元工资，同样也是吃一顿忧一顿。因为缺吃，食堂成了农场最中心的部门。食堂为了解决困难，也想了各种招，比如买一些很小的猪回来，然后倡导大家领个一头两头回去养，养到年底屠宰后，自己家一半，食堂一半。于是马静芬去领了一头回来养着。"日子要过，不想办法什么也吃不上。"
一家人收拾简单的家当，按政府的调令，奔往距离60多公里、同在新平的另一农场：堵岭农场。
因为养猪，马静芬还差点把女儿弄丢了。那个时候女儿褚映群才4岁多，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讨人喜欢。从小马静芬就很爱打扮女儿，特别在玉溪的时候，马静芬都是自己给女儿织毛衣，缝制带花边的衣服，让小姑娘更显可爱。到了农场后，生活条件变差，吃穿都成了问题，映群变瘦了，但是眼睛显得更大了。
当褚时健准备在畜牧场好好干一场时，政府宣布畜牧场垮掉了。垮掉其实很正常，因为它多年不创收。但褚时健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突然。
家里养的这头猪褚映群很喜欢，平时老跟着妈妈一起出去打猪草，有事没事也爱到猪圈边上蹲一会儿。褚时健和马静芬都不太有空陪女儿，褚映群也并不黏大人，一个人玩得很开心。有一天马静芬在屋里干了大半天活儿，该吃饭时叫映群，结果没人应。马静芬觉得不对，因为4岁多的小姑娘一般都在家里跟着自己，不怎么跑到外面玩。她跑出屋子四下大声喊了几声，还是没有人应。这下马静芬慌了神，她完全不知道女儿是什么时候出的门，现在到哪里去了。农场在荒郊野岭，到处是树和草丛，晚上还有野生动物出没，马静芬越想越害怕，赶紧去场部叫了褚时健，一起找孩子。
总之，生活依然是灰色调，但稍微有了喘息的时间。
一堆人绕着农场找出好远，终于看见褚映群。小姑娘自己背了小背篓，正蹲在一丛草里奋力拔马静芬最常割的猪草，背篓里已经有大半筐的猪草了。小小的影子几乎被背篓和草丛淹没。"幸好穿了红衣服，隔好远就看见她了。"马静芬说自己现在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
在逼仄生活里苦挨的夫妻，有时会产生隔阂。这些隔阂和彼此的感情无关，和彼此的性格无关，只是因为生活太过艰难，大家都无力顾及夫妻间应有的沟通。在中国那个年代，政治理念侵袭到每个家庭内部，所有的个人关系都笼罩在个人与国家的政治关系之下，一个政治命运糟糕的人似乎很难拥有美满的家庭关系。褚时健和马静芬在那时也如此。
褚映群的幼年都是在农场度过的，两岁多跟着妈妈到红光农场，小小的一个城里娃娃，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但褚映群刚到农村时显然有些受惊，马静芬必须随时带着她，稍一走开，映群就开始不停叫妈妈。马静芬自己就面临陌生环境的各种障碍，女儿的紧张情绪传递到她那儿，马静芬有时控制不住，对女儿就动手了。"我还打过女儿耳光。"那个年代的父母，据说都没少往孩子身上动手。都说良善的环境激发人的美德，充满恶意和怀疑的环境则把人的负面能量引发出来。此言甚是。
对马静芬而言，丈夫被摘掉"右派"帽子，全家迁到山谷里来，虽然条件依然艰苦，但畜牧场在新平县风景甚好的磨盘山的山谷，大自然总是给人愉悦，马静芬感觉舒了一口气，毕竟生活有了一些变化，而且，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褚时健的工资从22.8元调到了30元，她也随之被安排在附近的小学教书。因为孩子少，教学任务不重，她可以有些精力来打理自己的小家庭。因为自己又有了工作，她把母亲从昆明接了过来帮自己的忙。因为她知道褚时健一旦有点事情忙起来，就不会管家里的事情了。马静芬的母亲来到畜牧场，每天带着外孙女映群，偶尔会向马静芬唠叨两句："那些工人都在问，问我们映群是不是褚副场长的娃娃？人家看他从来不抱她。"马静芬一脸苦笑，告诉母亲："他们胡说八道你也听？他不抱映群可能因为他们农村人不喜欢女儿。"
褚映群在红光农场时期最欢乐的时光就是和父母一起在星期天的时候到县城去，因为褚时健要负责把农场的米和糠运回农场，偶尔得闲时也带着褚映群和马静芬到县城逛逛。县城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买，但毕竟是县城，和农村不一样，对于映群来说，起码有糖水和奶糖，这两样是农场见都见不到的。糖贵，褚映群也不怎么向父母要，因为满足的次数少。一次看见供销社门口排大队，一问，原来在卖高级奶糖，3元多一斤。褚映群站在队伍边，也不吭声，只是盯着看。褚时健和马静芬知道女儿的心思，先是拉她走："不好吃，硬得很。"女儿哪里信，不走，也不说话。褚时健看看女儿，跺跺脚咬咬牙："不管了！买给她！"于是让马静芬领着女儿在一边等，他排长队去买了一斤高级奶糖。
"我哪里闲得住？那么个地方，不干点事情，要把人憋坏了。国家给了你点事情做，还是要做好。"褚时健的想法和他们不一样。
对糖水褚映群就不客气了，因为才几分钱，每次不喝上一杯，她就不肯回家。"那个水红红的，凉凉的。"马静芬说。
他每日只好扛枪巡山，也想想到底该怎样才能把这个畜牧场管好。初来乍到，他想先把情况摸熟悉再说。职工看他都觉得奇怪：这个"右派"哪里来这么大精神头儿，整天问这问那，扛着枪到处走到处看，丝毫不像被打倒过的人。
有了甜甜的、凉凉的水喝，回家路上褚映群就高兴了，坐马车也高兴，她看着甩来甩去的马尾巴，问父亲："爸，四嬢的辫子都有两根，咋个马只有一根？"
褚时健有劲无处使，牛羊马根本不是本地的品种，养起来很难。职工们吃了多年大锅饭，早就懒洋洋地不想干活儿，褚时健有时甚至几天见不到人。
褚时健回忆时也笑起来："哎呀，这个娃娃，苦中作乐咯......小小的一个，那个时候是最可爱的时候。"
没有人对这个畜牧场抱有期望，领导也没有任何要求，只是给褚时健配了几条枪，让他每日巡山放马，防备野兽把牛羊马吃了。
1963年5月，褚时健一家在堵岭农场仅仅待了11个月后，农场因为只剩下200多人而被政府解散，农场的人搬迁到附近的漠沙农场，两个农场就此算合并了。这时，普朝柱找到褚时健，问："要跟着去漠沙农场还是另外找个单位待着？"
畜牧场主要是养马，不过那个年代，人都吃不饱，马自然也喂不壮。早年"大干快上"的时候，新平县花费不菲买了几十匹高加索马、几百头高加索绵羊，还有一些荷兰奶牛，但折腾了几年苦日子，这些牲畜死的死，瘦的瘦，全然没有生气。牧场职工虽然有几十号人，却都人浮于事，和那些牛羊马一样，全然没有朝气。
褚时健说了长久想说的话："不想在农场待了，够了！去个稳定的地方吧，让姑娘好好读个书。"
褚时健一家便从元江的农村来到了新平的农村。
褚时健再去县里开会，普朝柱告诉他："县里商量过了，你去曼蚌糖厂吧。"褚时健点点头："好。"
不过终于可以离开红光农场了，既已摘帽，总要有新的工作安排。褚时健在华宁工作期间认识的普朝柱此时正任玉溪地区新平县委书记。两人在华宁期间就因为人生经历相似而成为好朋友，只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两人走的路一直没有交集。普朝柱得知褚时健已经"摘帽"，就上报上级，把褚时健从元江调到了新平县畜牧场任副场长。
他其实并不了解曼蚌糖厂，但他信任普朝柱。况且，"县里已经商量过了"，他没有他选，只有一条路：服从。然后，出发。
玉溪已经无法回去，政策没有恢复到那一步。作为曾经的"右派"，那就是有历史"污点"的人，断不可再回到革命队伍。
......
人生仓促的停留
在红光农场苦熬两年多，1961年，褚时健等来了"摘帽"。这是从1959年开始对"右派"的一种平反政策，但又绝非完全的平反。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是：更正对"右派"的对待方式，把他们头上的"右派"帽子摘下来挂在墙上、放在群众手里，如果"右派"表现不好，随时可以重新戴回去。所以，大批"右派"尽管被摘了帽，但是，依然头顶"摘帽右派"的无形帽子。命运并不明朗，更无法逆转，仿佛小船被奔腾大河冲到河中心，船已经破损，河流固执向前，无法再将小船送回岸边。
只是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个转折点，无意中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