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榨糖，褚时健的确有些心得，在红光农场时他曾经榨过，大概了解这些工艺流程，另外他小时候在家自己烤过酒，一种产品的生产到销售过程是怎么回事他也有体会。只不过农场属于小作坊操作，糖厂属于规模化，在他看来有本质的不同。
褚时健拉着丁连祥在曼蚌和戛洒之间的榨糖点看了好几天，晚上他们就借住在农户家或其他工人家里。他仔细问了围绕一个榨糖点的甘蔗种植情况、榨糖时的人员配备及开销、每年的产量。丁连祥问褚时健："厂长你咯是干过榨糖？"（厂长你是不是榨过糖？）褚时健说："干过，但不是在厂子里。"
找出亏损关键
一个多月观察下来，褚时健觉得自己大致掌握了情况。马静芬一次问他："厂里的人好不好相处？"褚时健愣了一下："人还不知道，该做啥事情我倒是心里有点谱气了。"
厂里的党支部书记和厂长都没怎么在意这个新来的副厂长，反正这个职位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在换人，谁来谁走他们并不关心。对于60年代国营工厂的领导人来说，把工厂按部就班地维持下去，机器能在该开的时候开着，人在上班的时候在岗位上，就算尽到了职责。至于效益什么的，国家没要求，自己也不用在意。所以褚时健刚来的时候干了些什么，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不太过问。一个"右派"分子又能干什么呢？
他把糖厂22个榨糖点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开了个生产会，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为哪样亏损？因为成本核算没搞好。"他掏出小本子，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的燃料要5斤4两，再加上人工费、运输费、机器损耗费，我们不亏哪个亏？
褚时健问的事情正好丁连祥都熟悉，因为是有关榨糖点人员多少、一年榨多少、进多少燃料之类的业务问题。丁连祥在生产一线，情况掌握得多，回答很圆满。听他讲完，褚时健又问："你哪天上榨糖点去？"丁连祥说明天。褚时健便说："好，那你走时喊上我一起。"丁连祥点点头，有点吃惊，这么积极的厂长他真是没见过，才来几天就要到生产一线去看。他客气了几句："厂长你不收拾一下屋子再上去看？"褚时健摆摆手："没什么收拾的。"
糖厂多年来一直亏损，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来没有哪位厂长给工人们说过这些话，丁连祥等做负责工作的工人听得心服口服，觉得这个"右派"副厂长的确有些不同。但问题也来了："厂长，话说得倒是容易，我们也想少花钱多办事，但成本咋个降？"褚时健说："你们莫急，我们慢慢整。"
第一次见面也不知聊什么，丁连祥想着坐坐就走了。但褚时健倒好像没觉察他想走的意思，问东问西，仿佛很久的熟人。丁连祥后来才知道，聊天，是平时比较沉默的褚时健最擅长不过的事情。
第一步，敲锅。糖厂传统的榨糖流程是：在靠近甘蔗地的地方搭个窝棚，把简易的压榨机抬上去，把甘蔗榨出汁，再在土灶上支上几口锅熬煮。为了防止红糖煮煳，需要人不停地用棍子在锅里搅拌，等水熬干了，就制出红糖来了。这种榨糖的方法是当地代代相传的土法，据说已经沿用了几千年，从未更改。褚时健注意大多数工棚里熬糖的大铁锅由于长年在野外烟熏火烤，锅底四周被泥巴和锅垢糊了厚厚的一层硬壳，只有最底部的一小圈能够受热。他让工人们把锅垢敲掉，增加锅底的受热面积，从而减少了木柴消耗。
丁连祥那年才24岁，说话也直接，见面就问："副厂长你怎么不去开会？厂部不是在开党支部会吗？"褚时健从角落里拿了张凳子让丁连祥坐下，自己坐在床上："我开哪样会？我一个摘帽'右派'。"丁连祥赶紧住嘴不问了。
旁边工人开玩笑："厂长你咯是经常煮饭噶？锅你都注意到了。"褚时健说："锅多重要！不注意锅，饭你都吃不香，你信不信？"工人说："信！"
进门他就吃了一惊，"寒酸得我都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毕竟是个副厂长"。褚时健家里几乎四壁皆空，几口很不像样的木箱放在屋子的一角，感觉那就是全部家当。床架上是一张硬木板，上面铺了一张草席，草席上则直接铺了一张床单，因为没有褥子垫着，旧旧的床单在床角卷缩成一团。
然后是改灶、改燃料。糖厂的燃料一直是两种：褐煤和木柴。对于木柴，糖厂是高能耗。山上的树是不能砍的，柴是当地老百姓做饭的主要燃料，能给糖厂使用的很少，有也是高价格、高成本。糖厂本来就亏损，也不太买得起，所以就大量使用褐煤这种煤化程度非常低的低价煤作为燃料。褚时健在车间盯着锅炉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是哪个开了褐煤这个头的？"他在生产会上给工人们解释，褐煤结构太松，往往没燃烧尽就全掉下来了。"你们昨天有没有看见我捅了好几下炉子？有没有注意那些没烧尽的煤全从炉条里掉了下来？1元钱买来，5毛钱都掉下来浪费了。糖咋个有利润？"
当时丁连祥听说工厂换了一位管业务的副厂长，而自己又是负责糖厂戛洒部分榨糖业务的，所以趁着到厂部开会，就顺便去找找副厂长。以后少不了要找副厂长谈事情，所以先见个面。
柴和煤都不理想，那烧什么呢？褚时健指指厂房外成堆的甘蔗渣："你们多看几眼就晓得了，天然的燃料！"工人们面面相觑：蔗渣？其实糖厂的甘蔗在工人看来已经算是充分利用了。甘蔗在榨完糖以后，因为还明显残留有含糖的水分，工厂会用来酿酒。尽管酒的品质非常一般，但总还是可以换一点点收入回来。褚时健还想怎么用呢？他要把甘蔗渣再次利用做燃料。
厂里的年轻工人丁连祥第一次见到褚时健是1963年5月23日，我很吃惊他把50年前的日期记得如此准确。不过，2014年听年老的丁连祥回忆完往事，就明白了。
但是，毕竟还是残存有水分，手一摸就知道轻易燃不起来。褚时健已经考虑过并且悄悄自己试验了几次。他让工人把甘蔗渣堆高，一层压一层，半个月后，甘蔗渣内部的温度就升高了，水分自然就蒸发了，大概只需要蒸发到一半水分的时候，褚时健让工人把甘蔗渣放进炉子，一点火，一下就着了。榨糖厂，多的就是甘蔗渣，燃料以后就不是问题了。
对褚时健而言，摆在自己面前的，有工厂业务如何发展的大难题，有自己人生路上重新开始的陌生和障碍：工作该怎么做？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也有家庭的担忧：妻子女儿如何顺利在这里生活下去？马静芬被安排在了曼蚌小学教书，当时她已经再度怀孕，因为几年的劳累生活，马静芬变得很瘦，身体正虚弱。
仅仅这两项调整和改造，燃料消耗就大幅降了下来，成本降下来很多。褚时健刚到糖厂大半年，利润已经开始快速提升了。褚时健接着又在厂里搞了一次改造，那就是把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增加到了6个。原因是褚时健觉得甘蔗的糖分远远没有榨干净就被拿去酿酒或当燃料了，太可惜。他对工人说："眼睛一看就知道没榨干净嘛，你看还是湿的，小孩子拿过去还能当糖嚼一嚼。"一根甘蔗伸进滚筒，"哗啦"一下就出来了，太快太粗，很多糖还没榨出来。褚时健让技术人员加上3个滚筒，分两组榨，3个滚筒一组。出糖率一下就从9%上升到10%了。再加！他又让技术人员加了一组滚筒，一共9个，这下出糖率接近理想了：超过了10%。如今时光流转，现代化榨糖设备的出糖率已经高出很多，但在当年，要提高两三个点的出糖率，简直难乎其难。
所以普朝柱在告诉褚时健工作调动的决定时，还颇有些担心："常年亏损的企业，可能不好干。"褚时健笑了："试试吧，好不好干都试试。"
"其实不难，是他们脑子里没那根弦，不想往前一步，不钻研，不认真。"褚时健说。
糖厂所在地叫曼蚌村，就位于甘蔗产区，靠近山脚，村旁有条沿山而下的小河，水流蜿蜒却急促。2014年9月，我沿着云南的山路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河水有着云南泥土的红色，很是壮观。我问路边的本地人："这是红河？"人家笑了："丫味河。"现在看着浑浊，但听说仅仅十几年前却很清澈，水量也丰富。曼蚌糖厂就在河边，利用水轮机带动榨糖机榨取红糖。因为设备、交通、工艺的落后，当时的糖厂有散落在各处甘蔗地周围的榨糖点22个。这些榨糖点因为都是用水轮机，都设在河两岸，前后差不多有100多公里。每到甘蔗成熟季节，派到各处的工人就用流动的榨糖车到甘蔗地边进行榨糖操作，在榨糖点把甘蔗粗榨后，再送到糖厂进行精加工。所以糖厂其实是个分散的国家企业单位，只是厂部设在了曼蚌这里。曼蚌糖厂有固定职工200多人，每到甘蔗榨季还会招几百名临时工，这规模在当年已经算是新平县数得着的国营大企业了。不过，让新平县的领导头痛的是，尽管糖厂每到甘蔗榨季几百号人忙得不亦乐乎，生产的红糖又是紧俏物资，全部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用担心销路，但每年一算账，糖厂从来都只赔不赚，新平财政平均每年都要贴给糖厂超过20万元。不过，赔钱也得硬撑着，工厂是国家的，红糖又是国家需要的紧俏物资，因此亏损得再厉害，糖厂也得继续生产。所以新平县领导每年都要向省财政打报告要钱，这让他们非常头大。新平当时出了名的贫困，机关单位少，国家干部的人数也少。当地人都记得60年代普朝柱做县委书记时，一根棍子挑着一个破背包就下乡搞调查去了。所以糖厂职工的待遇也差得难以想象，因为糖厂连年亏损，职工工资每年只能发5个月：榨糖季后的3月、4月、5月，年底的10月、11月。其余时间的生计维持，工人们就得想各种办法打短工挣钱。力气足一点的去林场帮人扛木材，会点泥水活儿的去帮人盖房子，雨季时去道班替人倒班、修塌方路段，或是去粮管所帮人加工大米。反正是能找着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否则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出糖率提高了，同样的原料，得到了更多的产品，相当于降低了成本，利润也就上去了。
玉溪地区新平县，地处哀牢山区。就像云南大多数县城一样，它也有着山区小城的美丽，21世纪的人们在互联网网页上可以看到这里被包装为"哀牢山的一颗明珠"、"花腰傣的故乡"----这里是傣族的聚居区。新平有山区的美也有山区的穷。20世纪60年代，这里经济非常落后，传统农业是县里的主要产业，以种植水稻和甘蔗为主。所以褚时健即将就任副厂长的曼蚌糖厂算是不多的工业之一，但是，这是个亏损企业，而且多年亏损。
褚时健在糖厂一年后，1963----1964那一个财年，糖厂传出爆炸性好消息：当年纯利润是8万元。这个数字是褚时健的记忆，而丁连祥牢牢记住的是11.7万元。"我们厂从来都是亏损，褚厂长一来我们就开始挣钱，而且是11.7万元，我记得很清楚！太多了！"
"我们以后可能要在那儿闭眼了。"81岁的马静芬坐在玉溪家中这样说到新平。
无论如何，这都是糖厂的一个爆炸性好消息。曼蚌糖厂首次摆脱多年亏损的尴尬，第一次打了个翻身仗。最高兴是工人们，尽管当时他们的工资不会因为工厂利润增加而增加，但是，无论什么时代，成就感都是最大的快乐之源。领导们同样非常高兴，党委书记和厂长不用再头疼向县委县政府申请补助，而县委县政府再也不用背着"糖厂亏损"这个包袱了。
----由驿站变为归宿，新平注定是褚时健人生中的最深印记。
褚时健内心的喜悦自不用言说，这是他离开玉溪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解放后参加工作以来，从工作中得到的最大愉悦。这种愉悦很像他少年时一次次捉鱼，或者成年后一次次打猎：目标清晰----瞄准目标----聚精会神----拿下。他喜欢这种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凭技术说话的工作。
他也没有想到，在他人生晚年75岁时，会又回到新平，重启人生新路。
欠缺
但只有他和马静芬才知道为这份愉悦自己付出的代价。在一次去榨糖点考察的时候，因为天气实在太热，褚时健和工友步行过去，石子路、热辣辣的甘蔗林，让褚时健在榨糖机边中暑。马静芬怀着孕，带着褚映群在曼蚌小学教书。她很希望褚时健能主动关心自己一次，但褚时健似乎越来越忙，根本没有时间抚慰一下她。马静芬觉得自己心里的火越来越大，可这股火还不能发出来，因为褚时健的确是在忙，而且他越来越黑瘦。在新平期间，大概是褚时健人生中最瘦的一段。
35岁的他全然未想到，由此就是16年的扎根时光。
马静芬的怨气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到了顶点。即将临盆时，马静芬提醒了褚时健好几次：孩子要生了，怎么安排啊？这里什么都没有。褚时健听了几次后就有点不耐烦了："哎呀，生个娃娃有什么了不得的？你看人家农民背着柴在山上就能把娃娃生了，小孩子放衣兜里兜着就回来了。"马静芬听得眼泪不停打转。
这一年，褚时健35周岁。
于是马静芬自己做了决定，去昆明娘家生孩子。她本来以为褚时健不会来昆明陪自己了，但褚时健还是及时出现在了医院。马静芬气已经有点消了，觉得丈夫虽然不够甜言蜜语，关键时候还是不会让自己失望。但没想到几天之后又乌云重返，儿子出生一周后，褚时健告诉马静芬："工厂太忙，我该回去了。"马静芬说："你先回去吧，我还是等儿子满月了再回。"大概褚时健以为妻子会跟自己回去，但没想到妻子有自己的计划。他闷声说："那到时你要自己回去，我没时间来接你了。"听丈夫这么一说，马静芬只好收拾东西，跟着褚时健回新平去。在步行去汽车站的路上的情景，马静芬记得特别牢。产妇的敏感和脆弱让这些情景几成心结："我抱着儿子，他不抱，儿子又胖，都叫小胖。他在前面扛着个纸箱走，照着自己的步伐往前走，我就在后面赶紧跟。女儿拉着我的衣服小跑着跟。从威远街，一路跟到汽车站。上了车，他把儿子接过去抱了，我搂着女儿坐一边。汽车颠簸得我受不了。路上要在一个镇上住一晚，我说娃娃要洗个澡，他就去借了个木盆来，倒进去热水，然后自己就跟人吸水烟筒聊家常去了。我就蹲在那里给儿子洗澡。第二天继续赶路，又坐了七八小时的车，到了新平，我全身就肿了。"
他的职务是曼蚌糖厂副厂长。
往事历历，女人的心结随着岁月堆积，大部分都是越来越重。马静芬也是如此，后来在回忆新平岁月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抱怨褚时健当年的大意和忽略。而男人和女人在情理方面显然不是相同物种，年老的褚时健每次在接收到马静芬抱怨的信号时，总是有些不好意思，有时还会挠挠头："唉！那个时候，一门心思在搞工作，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啊。"
1963年5月，褚时健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装上一家人全部家当，搭上一辆顺路的拖拉机，带上妻子和女儿，从堵岭农场到了曼蚌糖厂报到。
或许也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他们也许都没意识到，在那个年代，在过分强调集体意识的年代，个人的思想和情感都被有意钝化，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领袖之间的关系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与个人之间，更多则充满了焦躁和紧张。夫妻之间也如此，温情、爱恋都被消解在轰隆隆的时代车轮下。那是一个寡情的年代，马静芬固然会抱怨褚时健，褚时健也固然会不醒觉，大多数人、大多数家庭都是如此。
曼蚌新的开始
当1961年褚时健带着马静芬和女儿从元江县的红光农场到新平县的磨盘山时，他和马静芬没有想过会在新平待多久。大概命运不在自己手里的人都是如此心境，心似浮萍，任由漂荡。到了1962年转到新平堵岭农场，停留11个月后又到新平的曼蚌糖厂，他们更不知道自己一家和新平的缘分会持续多久。无论是褚时健的老家华宁、马静芬的老家昆明，还是两人曾经的根据地玉溪，与他们而言都是咫尺天涯，无法返回。时代，境遇，让他们不由自主抱着一份"过客"的心态。
马静芬有一次在回忆了往事后，突然说："但其实他如果婆婆妈妈对我，我又不喜欢了。我总是跟人说，共产党改造了我，褚时健也改造了我，而且他改造得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