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褚映群差点把录取书撕掉了，因为她坚持不去读。她对父母说："你们年纪都大了，这几年又受苦，我留在新平陪你们。"褚时健急了，使出了父亲的威严，硬逼着女儿去报到。当天褚时健帮她现找了一辆货车，一路飞奔赶到昆明，到学校已经是报到的最后一天了。老师说："你今天不来，明天就取消了。"褚时健这才松了一口气。
褚时健正在努力做女儿工作的时候，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学校政治审查褚映群的档案时，说褚映群因为是"右派"家属，有家庭出身问题，审查不合格，不能去读大学。褚时健愤怒了，"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难道还要来这一套吗？！他找到县委书记，问："只是因为出身不好就不能上大学，学校的政审是不是真的要认真到这个程度？难道现在中央政策上说了考大学要搞政审吗？"县委书记并不知情，查问下去，褚映群才拿到了从大学里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褚映群开始了新的人生。
然而让褚时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录取书下来后，女儿却对他说："上大学没意思，我想去漠沙糖厂当学徒工。"那时，"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褚时健心里明白，知识要开始受重视了。尽管他平时很少干涉孩子的事，但这一次他明确地对女儿说："你想去糖厂很容易，但是你必须读书去。"褚映群还是不想去。褚时健不知道女儿在想什么，马静芬也问不出什么。褚时健找女儿谈心："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还不要，总要有个原因吧？"褚映群终于说了实话："读书有什么用，我们的老师还不是那样。"也难怪，那时的教育都是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阶级才是老大哥，学校的老师不仅待遇低，还常常被批斗。
迎来新天地
1979年，褚时健被彻底平反了。这一年，他所在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白糖的工艺比红糖可复杂得多，这意味着糖厂的生产又会上一级台阶，褚时健满心期待。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参加了这场号称高考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新平县参加考试有400多人，只有两人过了分数线，褚映群就是其中一个，她被录取到了云南师大。后来统计，当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人数25万，录取率为4.8%。
但有的时候，人生充满了变数，一条直路也许会突然转个弯，拐向另一个目的地。褚时健的人生在1979年就拐了个弯。这一次，在前方等着他的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玉溪。和所有中国的城镇一样，1949年以来，玉溪工业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停滞的过程。30年的发展，起伏不断，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已经让玉溪大部分工业企业变得毫无生机。"大锅饭"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人员过于臃肿，人浮于事，生产效率极为低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开始有了一些自主权。只要符合中央规定，生产发展快，给国家多纳税，政府就不会多加干涉。褚时健感到一种冲破牢笼的轻松，尽管日子仍然很苦，但他工作起来满身都是劲。他觉得，经过这么多年政治斗争的折腾，终于等来了这个新时代，国家正需要发展生产，别人搞不好的，我一定要把它搞好。
"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但社会上却人才凋零。这个国家已经10年没有培养专业人才和科学人才了！玉溪地委也急迫地寻找能迅速带领各行各业发展起来的人才，尤其是企业方面。财政要填补赤字，生产要恢复起来，企业迫切需要带头人。
事实证明，褚时健的直觉是正确的，决议里那些抽象的句子，后来慢慢地兑现了，变成了一条条可以操作的政策。多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终于结束了，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褚时健曾经是玉溪地委的干部，大家对他近20年的经历都很熟悉，他在新平时期把糖厂管理得风生水起的成绩早就有目共睹。显然，该是找他的时候了。
当天他就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平常不爱喝酒的他破天荒地主动跟朋友干杯，朋友觉得奇怪，说：老褚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他把杯里的酒一干而尽，笑着说："我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决议了。里面有一条，就是今后要把阶级斗争放到第二位了，不是过去第一的位置了，现在讲的是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只要是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我们这些人活得就有点意思了。"
不过，从事情的开始看来，需要褚时健的地方还不止一个......
老褚在党校期间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红头文件时，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50岁的人，他难掩兴奋，几乎要跳起来。他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这么高兴是在什么时候了。这份决议有如一道阳光，这20多年来积蓄在褚时健心头的所有的委屈、阴霾一扫而光。
在党校学习期间，玉溪地区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孙有寿找褚时健谈了一次话，提出让他重新回地委工作，干他从前的老本行----地委组织部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褚时健被安排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这时他已经50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经历命运低谷近20年，他的外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黑、瘦、神情憔悴，是名副其实的"老褚"。
但此时在企业工作多年的褚时健，已经不愿意重回机关工作了。他拒绝说："算了，还是不想回机关了，我现在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手了，习惯了。还是让我在企业待着吧。"褚时健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机关工作成天开会，不如搞生产来得实在。他对于机关的工作已经有了抗拒的心理。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基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同时还提到了要简政放权、党企放开等工作思路。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转折点。
几天后，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亲自来找褚时健。他说，玉溪地区急需一位能抓好经济的领导干部，组织上研究了他的档案，认为他非常适合，希望他能过来做分管经济的副专员，配合自己的工作，一同把玉溪的经济搞上去。
新平尾声
1978年，对历史、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此文的大讨论。也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基础。
书记来了自然可以讲点直接的心里话，他笑着对胡良恕说："胡书记，我搞企业是有点谱气的，人尽其才，你应该继续让我搞企业。企业赚了钱，才有钱交给国家，县里、省里才有钱花啊。"
但其实就在不远的一天，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是他理想中的变化。
玉溪地委领导打算提拔褚时健从政的念头暂时打消了。不过，褚时健要调动的事情也是势在必行了，他已经彻底平反，形式上也应该让他离开新平。同时，地区级别的大企业需要能干的人去任职，褚时健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天地。
褚时健和马静芬已经越来越沉到琐碎生活里，如果说刚到新平时还想过"何时会离开"这个问题，到后来就越来越不想了。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看着报纸，他会闪一下念头："形势会变吗？"但马上他就不想了，动乱的时间已经太久，长得让所有人都以为是常态了。
当时玉溪地委给了褚时健两个选择：去玉溪市当玉溪卷烟厂的厂长，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塔甸煤矿和玉溪卷烟厂的规模相当，工人总数都在2000多人。不过从效益上讲，塔甸煤矿要比烟厂好很多。那时煤矿要上马一个新的大型项目，需要增加人员，更需要一个好领导。
"治大国如烹小鲜。小事料理得好，大事才有本事料理。我一直相信这个道理。"褚时健说。
但是，玉溪卷烟厂是在玉溪城里，而塔甸煤矿地理位置偏远，从它所在的峨山县到玉溪城里，需要大约四个小时的车程。
不过，平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也不是每家人都能存下这么多钱。马静芬说："因为我们有计划。"她说那时每个月赶三次集，发工资的那个集，所有人都会去，然后很多家庭的人都会见到啥好的就买。到第二个集的时候，他们又约人去，但去的就只有几家了，好些家庭赶第一个集的时候就把钱花光了。到第三个集的时候，一般就只有马静芬家去。她说因为拿到工资时她就计划好了，这个月如果有10元，只能花8元，另外2元就得存起来。而每次赶集能花多少钱也是定了的，绝对不能超。比如第一个集的时候人家买两只鸡，一次就把它吃完了，他们就买一只。赶下一个集时再买一只，再下一个集他们买块猪肉就行了。
以大多数人的想法，褚时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地区级企业，在玉溪城；行政级别比戛洒高出许多，从副厂长到厂长，升职了。但褚时健说，当时自己内心并不想离开工作了16年的糖厂，副厂长也罢厂长也罢，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帽子而已。他一手把这个厂翻新了模样，成就感带来了归宿感，要挪动脚步不是一件易事。而且当时糖厂正在筹建一条白糖生产线，眼看着又要再上一个新台阶。50岁的褚时健觉得，眼下的生活才是他想要的：工作是他顺手的，职工很爱戴他，有山有水，还能下河捉鱼。他喜欢这里。他没有立即答复玉溪地委，推说要和家属商量。这也是真心话，这么多年来，马静芬跟着褚时健四处辗转。马静芬曾经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褚时健心目中，马静芬虽然偶有抱怨，但实际的景象是，妻子站在自己身边，从未改变。无论自己是地区干部还是落魄"右派"，无论是农场副场长还是工厂副厂长，马静芬笃守了"褚时健妻子"这一岗位。这次既然有了选择的机会，他当然首先就要问问马静芬。于是，他回家征求妻子的意见。马静芬不假思索："还考虑什么？当然是玉溪！"马静芬是个城市女子，对于她来说，去玉溪是一种"回城"。困在农村20年，她终于可以回城了！而且她也考虑褚一斌，当然要去去大点的地方受教育。
马静芬当时工资只有44.5元，而褚时健是"摘帽右派"，工资更低，只有30元。但他们1979年离开糖厂时，居然有2800元的存款！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如果你想知道这笔钱有多少，说说参照物吧：当时米8分钱一斤，在一些县级小城，3000元可以买一块地或一幢不大的两层楼房。不过，褚家的这笔"巨款"可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降低，吃得还挺好。一是因为糖厂的职工福利好，饭菜便宜，生活开销低。二是褚时健是捉鱼好手，常常捉鱼改善家里的伙食。
褚时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的确该离开新平了，这是历史的安排，命运的必然。新平，只能是个人生驿站，他已经顺利地光荣地翻过了那一座山，风景再好也只能留在背后了。
第二天，丁连祥拿着碗就去了褚时健家，褚时健一步一步给他示范，如何杀鱼，如何处理干净。然后添了一锅水，直接就放鱼进去，放盐放花椒，水差不多烧干的时候就捞了起来。丁连祥问："厂长，这就好了？"褚时健说："对嘛，好了。好吃得很。"丁连祥有点疑惑："太简单了嘛，你说说我就会了。"褚时健说："要示范你才知道要诀在哪里，你看我动筷子搅它没有？没有！这就是诀窍，这样鱼就不烂。记住了？"丁连祥似信非信："记住了。"回家后他照做了一盘，"哎呀香得很哪！"
不过，他的想法和马静芬还是有些不同：他不想去玉溪卷烟厂，他属意峨山的塔甸煤矿。
丁连祥关于褚时健的味觉记忆里还有一条鱼。那时工厂的同事们常一起去抓鱼，褚时健第二天和工友们坐一起，偶尔忍不住会说昨天自己做的那条鱼如何如何好吃。丁连祥好奇得很："厂长你咋个做的？教一下我嘛。"褚时健听了很高兴："明天你来我家！"
一个原因是，玉溪卷烟厂虽然是玉溪规模最大、效益较好的单位，但也是"文革"中出了名的武斗比较厉害的地方，而"文革"结束后，当时云南造反派的两大派系----"炮派"和"八派"的争斗仍未结束。褚时健早已厌倦了派系纷争，不想卷入其中。这两个派系的斗争即使到1979年都没有彻底结束，依然影响着国企干部的任免。因此，玉溪卷烟厂的人事关系极为复杂。
糖厂的老职工丁连祥那时是褚时健的邻居，他说褚厂长做的菜最好吃。他说有次褚时健很神秘地叫他："丁连祥，来我家吃好吃的。"丁连祥赶紧跟着去了褚家，褚时健从锅里拿出一个白白的馒头给他吃，说是意大利面粉，他好不容易从昆明买的。丁连祥没吃过什么意大利面粉，很好奇，接过来咬了一口，连说好吃。褚时健很高兴："我平时不怎么做饭，看来手艺还是不错的。"丁连祥好生佩服："厂长你太能干了嘛，意大利面都能弄出来。"
另一个原因，也是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塔甸煤矿在大山里，可以打猎，六七月还能上山拾点菌子。这种生活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于他而言，一边工作一边能打猎，也是一种回归，他在这种生活中能感觉到彻底的自由自在。不过，受够了山里生活的马静芬一听煤矿在大山里，说什么也不愿意去，难道还没有苦够吗？她在心里说。但她还是一个达理的人，当褚时健劝说她先去塔甸看看时，她还是顺从地去了。
厂里的职工宿舍是两排草棚屋，中间隔着一块空地。吃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放个小炉子，支上锅，一家老小都围着这口锅转。这家炒菜那家炖肉，只听得到处是乒乒乓乓的声音，锅碗瓢盆一阵乱响，整个家属区被烟气笼罩，空气中全是饭菜的香气。邻居关系相处好的，还会端个碗到别家转转，挑点人家的好菜尝尝。小孩子们更是这家尝块鸡，那家吃块肉，忙得不沾自家桌子。
但看到的景象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他（褚时健）找了一辆拉煤的货车，我们两人坐在驾驶室里面就出发了。当时上山的路弯弯转转的就不说了。煤矿的条件实在太差了，矿在山上，人住在山下面，将矿围了一圈。煤矿附近到处都是煤，一阵风吹来，浑身就黑了。"再到宿舍区一看，职工们拎着茶壶、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长队接水，走近了一看，接出来的水全是黄黄的浑水。
糖厂职工平时工作忙，一般都是吃食堂，但到了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几家人就会约着一起去半山上赶集，添点生活必需品，再买只鸡、割点肉回来，自己在家弄顿好吃的，打打牙祭。这一天，糖厂就跟过节一样，热闹得很。
"就算我能在这里待，儿子也不能。"马静芬非常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最单调的生活是最安全的。不过，单调生活里也能开出些小小的有趣之花。
褚时健倒一点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觉得马静芬说的卫生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把后山水塘里的水引过来，职工喝水和洗澡都没问题。"最关键的是，这里能打猎啊！玉溪去哪儿打猎？他动员马静芬：煤矿在省城可以设办事处，以后可以争取让你去办事处，映群已经在昆明读书了，你和儿子就可以在玉溪。
1975年，褚时健看到了些许光亮。那一年中央下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几份重要讲话，有江青的，有邓小平的。工厂照例开了大小会，学习会议精神。褚时健把两份讲话的文件稿拿回办公室，江青那份悄悄扔掉，邓小平的则仔细收好放在了抽屉里，一放多年。"文革"结束后他才对别人开口说起。邓小平的讲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值得认真读几年。"邓小平讲话的中心就是围绕经济建设，强调农业的重要。褚时健尤其记得其中一段："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褚时健觉得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说实话，心中异常激动。"什么人什么时候都要讲实话，搞经济工作，一点欺骗都来不得。"
马静芬一听更气了，嚷嚷开了："以前你当'右派'我们还在一起住，现在生活可以好了一家人反而要分开啊？"这句话让褚时健的心一下暗沉下来。那一夜，他想了好多以往在农场时妻子女儿的小事。天亮了，他告诉马静芬：听你的！
糖厂的业务做好，是他的本分，是他的能力所在。但他心里知道，他能做得更好，也能做得更大。不过，彼时彼地，只能如此而已。求得小安，让工厂的工人把日子过好，让身边的家人生活稳定，就可以了吧？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褚时健对笔者说："以前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是没有选择，她只好跟着我走。现在有点选择的权利了，我就要听她的了。"
褚时健改变不了大环境，他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但他的思想无疑很压抑。作为一名十几岁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来说，他对国家、对民族有着大理想和大愿景，他有革命的目标。年少时他和堂哥们在一起总是憧憬未来的中国是如何发达、如何光明，每个人都如何阳光灿烂地生活。但一场"文革"，却让山河黯淡，人心凋零。褚时健越来越少和人谈政治，在那个年代也不允许谈，他把内心的期冀深深地收藏了起来。
马静芬立刻反驳："那不是跟着他走，是我主动去的。"褚时健听了，嘿嘿笑了。
在那样一个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都在闹革命，几乎无人关心生产，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的年代，在这个边疆的小县城里，竟还有一个人意识到"光喊口号没用，生产搞不上去，工人生活搞不上去，企业就是要赚钱，企业不赚钱，国家好不起来"。这是多么难得。当年也许让人如听天书，几十年后看来却心中感动。一个人的天职，不就是尽本分吗？！做企业的人不管利润，不管企业前途，不管职工生活，不如回家卖红薯！
......
黎明前
进入70年代，褚时健的工作越来越顺手，他后来形容自己在新平戛洒的生活是"大潮流小天地"。外面兀自风云翻滚变来变去，他自淡然不动于这个小镇。他在这里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除了工厂的工人，新平县的群众，并不太有人在意这些奇迹。
就这样，褚时健做出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