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洒糖厂靠近江边，加上天气湿热，所以每天晚饭过后，厂里的职工不分领导群众，都会拖家带口，一起下江捉鱼、洗澡。褚一斌年幼时褚时健并不怎么带儿子去，大概他觉得儿子太小，下河会有危险。一日他和同事们又提着渔具到河边去，到了河滩上正在准备渔具，突然看见褚一斌已经站在自己身边了，笑嘻嘻地看着自己。褚时健拍拍儿子："来了？那就和我一起拿鱼！"从此他再来抓鱼就爱叫上儿子了，而且还发现了褚一斌和自己相似的地方。一天正值汛期，褚时健又琢磨着去抓鱼，就让儿子褚一斌不要再跟去了，因为江水太急，容易把他卷进去。但褚一斌哪是那么老实听话的孩子？父亲前脚出门，他后脚就跟了出去。一次褚时健又出门抓鱼，因为刚下过大雨，就不让褚一斌去。等褚时健正准备下江时，却发现褚一斌已经在水里扑腾了。刚下过雨，江里到处飘着鱼，捉鱼的人得赶紧下水。褚时健看见儿子一个猛子已经跃到了河里，正准备自己也下去，不料江面上突然起了一个漩涡，把鱼一下拉了进去，褚一斌也被扯进了漩涡。褚时健见状吃了一惊，正要游过去救儿子，一掉头却见褚一斌又从水中钻了出来，两只手拿着一条鱼。"厂长，儿子像你呀，水性这么好。"旁边的同事说。
褚一斌最愉快的事是和褚时健一起去抓鱼。大概有基因遗传，褚一斌从小就对抓鱼很感兴趣。
在戛洒的抓鱼时光里，下水抓鱼属于比较粗暴的一种，偶尔褚一斌也和父亲实行温和抓鱼法。吃了晚饭，褚时健和褚一斌就走到江边下鱼钩。他们用一根二三十米长的线，每隔一米挂一个鱼钩，把蚯蚓等鱼饵穿上去，就放到江里，然后回家吃饭。第二天早上褚时健拍拍床上的儿子："小弟，收钩去！"褚一斌一骨碌爬起来，直奔河边，乐颠颠地把鱼和鱼钩都收回来，大丰收！"要说拿鱼，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没有人能超得过他。"褚一斌说。
儿子一般都显得淘气，褚家也如此。那时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没有那么多教育理论指导，一切都凭直觉，而且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深入生活每一个角落带来的压抑，父母对子女一般都比较粗暴，抡起棍子就揍一顿的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温情少有显露。褚一斌说自己第一次感受父亲的爱和温情还是因为挨了一顿揍。有一段时间，他跟小伙伴们喜欢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就是守在公路边，看到汽车开过来，就一起从车前面冲过去，看谁跑得快，看谁能一下闪过汽车。有一次被褚时健逮了个正着，气得他二话不说，操起一根棒子就把褚一斌狠揍了一顿。褚一斌说自己当时还真没觉得父亲可怕或可恨，他倒是感觉父亲还是关心自己的，这一点让他觉得很幸福。
在褚时健、马静芬和褚映群的心目中，新平是个下放之地，也许是他们一家暂居的地方，也可能一辈子就这么待下去，一切都是未知。而褚一斌没想过这么多，对还只是儿童的他来说，有小伙伴、有山、有河的新平是一个乐园。他对读书没有那么大兴趣，马静芬有时会自嘲说儿子这一点像自己，不爱上学读书。而褚映群不一样，她从小就爱看书写字。马静芬回忆女儿小时，"一张烂报纸也要翻来覆去看好久，上个厕所也拿一本书"。两姐弟相差六七岁，性格也不太一样，加之褚映群中学到县城去读书了，很少和弟弟在一起，所以褚一斌对童年时有关姐姐的一些回忆并不是太深。但他还记得当时自己经常向小伙伴耍自豪：我有个姐姐在城里读书！
所以褚一斌从小没有那么多沉重的思想负担，尽管社会动乱，但于小孩子而言，倒是正好偷得一点大人忙不过来管自己的空隙时间和空间，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玩耍。褚一斌在戛洒的时光就是在玩闹和嬉戏中度过的。
褚映群回到家，褚一斌叫姐姐给自己辅导一下功课，两姐弟在河边坐下复习。褚映群考了几个问题，褚一斌答不上来。姐姐一着急，用书拍了弟弟的头几下："怎么这么笨！"褚一斌很沮丧，再也不敢叫姐姐辅导了。
家里对新平最有故乡情谊的是褚一斌，他在新平出生，家里的生活开始趋向平静。父亲、母亲、姐姐都从动荡中来到新平，心里都带着伤痕，唯独他没有。
一家人就这么在新平过着波澜不兴的生活，快乐有时烦恼有时。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更多在忙厂里的集体生活，家庭生活完全忽略了，而且褚时健回家连话都很少说，让她很生气。女儿越来越大，而且从小就懂事，她很少操心；但儿子的成长她觉得褚时健作为父亲应该多花心思，可褚时健显然没有。让她耿耿于怀的一个画面是，大热天的时候，厂里的男人们都会带着儿子到河边洗澡，褚时健自己也经常这样去凉快凉快，但很少叫上褚一斌。褚一斌大点自己能跟了，常吵着要跟父亲，褚时健也带着儿子，但带的方式很让马静芬不满：从家里拿了一块毛巾、一块肥皂，毛巾往肩上一搭："小弟，走！"儿子赶紧光着脚就跟去了，褚时健也不看儿子，自顾自大步流星往河边走，褚一斌就在后面一溜烟跟着跑。"我看儿子掉沟里冲走了他都不知道！"马静芬很生气。
"文革"10年，褚时健越发养成了沉默不善表达的性格，对家人更是如此。工作的繁忙、对时局的疑惑、做人做事时的如履薄冰，让他越来越收起自己外向的一面。马静芬似乎也越来越不懂自己的丈夫，在这个妻子的眼里，她觉得褚时健对家庭、对自己越来越冷漠了。这让她难过不已，有时甚至有些愤怒。和褚时健一样，马静芬在新平的十几年，几乎耗尽了青春能量，她的健康受到了极大损伤，病痛不断。从当年的照片来看，她的容貌大为苍老，身体更加瘦弱。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自己看些中医书籍，学着为自己治疗和调养。
纸厂
褚时健的心思的确有一大半都放在了工作上，他说："我闲不来，一个问题解决了，马上就会想到另一个问题。"所以，在解决了榨糖高能耗、低产出的问题，改进了烤酒工艺、增加了出酒量之后，他又开始研究起了糖厂的另一项副业----造纸。
褚一斌
女儿褚映群三四岁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处搬家，到新平上小学后，课余又得帮着妈妈带弟弟。像那个年代大部分伴随苦难长大的小孩一样，褚映群从小就学会了隐忍。马静芬记得很清楚，褚映群中学是在新平县城念的。平时女儿自己住校，周末偶尔回家，生活费每次回家拿。有次褚映群的零花钱没了，正好褚时健去县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她，她却一直不敢开口问父亲要钱。皮肤黝黑的褚时健在儿女心目成了一个彻底的"黑脸"父亲。
戛洒的纸厂从1958年就开始用甘蔗渣造纸，只不过当时用的是一台日生产量为两吨的老机器，只能生产出那种黄黄的、手感粗糙、混杂原料纤维的低档纸，也就是当年大家俗称的"草纸"。糖厂合并进来后，一直没做任何革新，老机器每天就这么吱吱呀呀转一转。草纸也能换一些收入，大家也就这么得过且过了。
很多时候，褚时健都是一个温和的人。对工人对家人很少有严厉呵斥的时候，但偶尔，他也会流露内心的一些不满。在儿子褚一斌大概七八岁的一天，家里让褚一斌去食堂买一份菜，5角钱一大瓢的汤菜，因为比外面便宜太多，工人们都不爱自己做饭，全都排着长队来买。不知怎么回事，工厂革委会的一个委员给了正排队的褚一斌一个大耳光。小孩子太小，哭着回了家，褚时健听了，生了气，一个大人，还是革委会的人，居然能动手打一个小孩！他伸手把褚一斌往外推："去！你给我揍他去！"褚一斌还在哭，小孩子太小，本来就挨了一巴掌，看见父亲发这么大火，更害怕，不敢去。褚时健抬手又给了褚一斌一巴掌："哭什么哭！你找他！我在这里，他敢再不讲道理我找他！"褚一斌不知道，褚时健不仅是生气一个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对小孩动手，更是心里早就对革委会的人不事生产、只会斗争的做法憋了一口气。不过那时褚一斌太小，并不明白父亲的想法。
褚时健心里琢磨着改造纸厂时，已经是70年代了。十几年的经营，纸厂毫无进展，他知道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这个岗位上。糖厂的工人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他把所有人想了一遍，都没找到合适的，最后，他想到了马静芬：她有文化，脑子也好使，干得了这个。他回家和妻子谈："你要不要到纸厂试一试？那边缺人。"马静芬教了将近20年的书，其实很有些舍不得老师这个职业，但丈夫提这个要求意味着是肯定自己，这一点是马静芬很少感受到的。她觉得褚时健很不在意女人的能量，所以她想逞逞强："你不怕人家说你自私把家属调进来？"褚时健一点不认为妻子有开玩笑的成分，很严肃地回答："所以你要做好，事情做好了谁都说不出什么。"1971年，马静芬从小学调进纸厂，负责检验和化验。
尽管看上去平静，但褚时健内心是厌烦的。在这种夹缝中求得安静的生活当然有窃喜，但远非他对生活的正常理解。斗争、无休无止的斗争，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事实证明，马静芬的确是个合适的人选。尽管两人在生活上时不时还有点小摩擦，但在工作中却是一对默契的好搭档。褚时健的思路很清晰，提高技术、把关产品质量，不好的东西不要拿出厂。
慢慢地，晚上的夜会也不用褚时健参加了。
几个月后，纸厂拿出了新产品，纸样送到省轻工厅。轻工厅的人根本不信是他们生产出来的，说："你们那种烂机器可以做这种纸？是不是拿别人的产品冒充的？"褚时健说："是我们生产的，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但这纸样质量太好了，不仅分管的技术干部不相信他们能造得出来，连厅里的领导也不信。果不其然，不久省轻工厅就派来了一位副厅长到厂里视察工作。当他亲眼看到纸从那台旧机器上拉下来，信了。"这是奇迹。"领导说。
看似平静的生活
因为生产抓得稳定，职工生活又滋润得超出想象，褚时健在"文革"那样斗争激烈的年代竟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宁，尽管炮派和八派在争权夺利中都希望副厂长褚时健出来站个队，声明一下他支持哪一方，但褚时健从来都保持不言不语。他摆实了一个态度：你们斗你们的，我只管生产，什么都不要来找我。因为这样，两派的人在争斗过程中，还是难免要给褚时健写写大字报，把"摘帽右派"分子拉出来骂一骂。但是，也就仅限于此，等到斗争暂停，其中一派上了台，一般都会找褚时健聊聊，或者传话过来："我们写大字报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们前面闹革命，褚副厂长还是需要在后面抓生产......"
1972年，糖厂正式建立了纸厂，纸品成了糖厂的另一项重要产品，糖厂的效益越发进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