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褚时健尽管在厂里是"右派"副厂长，但明显最得民心。丁连祥回忆说，每次开会，其他厂领导上台讲话时，工人总会在下面交头接耳开小会，只要褚时健上台发言，台下就没有人说话了。
"业务要过关，"这是褚时健一直强调的事情，"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你不懂技术，光会管人不行。"
褚时健说："我不爱喊口号，也不会谈什么搞革命的话。我只说具体生产，今年要怎么搞，明年大家要达到什么目标。三句五句，说完就算了。"
那是厂里的一台4吨的旧锅炉，褚时健觉得太小，就找工人一起研究，把4吨的改成了10吨。改了一回后，他就弄懂了锅炉的内部结构。
锅炉的事情显然困扰了褚时健好几年。改造的锅炉、一修再修的锅炉，都已经不太好用。褚时健决定给厂里装新锅炉，这是件大事，算来算去，厂里还缺5万元修烟囱。褚时健就去玉溪地区找军代表要钱----新平政府是怎么也拿不出那笔钱的，军代表毕竟是地区级别的领导，自然握有一定权力。那天夜里下着大雨，褚时健一直等着见军代表。晚上11点多，军代表才派人来叫他去。一见面，褚时健就对军代表直说："我们现在缺钱，新锅炉搞不起来，没有这台锅炉，两三个乡镇农民的甘蔗就榨不了，榨不了甘蔗就没有红糖吃，总不能让大家都啃甘蔗。"军代表一听，说不行，锅炉一定要搞好，市场上红糖太紧张了。褚时健接话说："要把锅炉搞起来，需要5万元。"5万元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但军代表当即表态："好，我就给你5万元钱。不过，如果今年不按期投产榨糖，我要找你的麻烦。"褚时健一口就答应了。
马静芬问褚时健："你是咋个修好的？"褚时健说："你忘了我前段时间和丁连祥他们改造一台锅炉，里面是怎么回事我心里还是有谱气的。"
钱是要回来了，军令状也立下了，但工厂负责采买的人告诉他，买不到建烟囱的耐火砖。厂里当权的造反派前后派了两拨人去昆明买砖，结果一块砖也没有拿回来。褚时健说：我去试试看。
有一年的甘蔗榨季，厂里的锅炉突然坏了，榨不了糖，甘蔗堆在那儿时间一长就会坏掉，这样损失就大了。厂里的人大多数并不着急，大家都习惯了这里坏那里坏，更习惯什么事都是拖着办，能办好就办好，不能办好就这么一直拖着。也有搞技术的人比较着急，问褚时健：要不要到城里去请师傅来修？这显然不现实，进城去请师傅来修，修得好与否另说，一来一去还要好几天，甘蔗堆在那儿恐怕早就坏了。工人们围在锅炉边议论纷纷，只有褚时健不吭声。他围着锅炉仔细看了好几圈，然后他把衣服一脱，拿起工具便一头钻进了刚熄火不久、炉温还很高的锅炉。几分钟后，头发发焦、满身大汗的褚时健在众人瞪大了的眼里出现，他躬着身，从锅炉里钻了出来。他拍拍自己的头，半开玩笑："小杂种，你们偷懒，你看我一进去就修好了。"技术员上前一看，的确修好了！由于锅炉炉温尚未降低，再启动的时间缩短了，榨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件事，再次奠定了褚时健在工厂"能人强人"的地位。
那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班车很少，从戛洒到昆明要坐三天汽车。头一天坐到新平，第二天从新平坐到玉溪，第三天再从玉溪坐到昆明，他在车上晃了三天终于到了昆明。一下车，他又马上转车去位于西山区海口的耐火材料厂。对方已经快下班了，显得很不耐烦："你们的人来过了，没有砖！"褚时健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又去找人："我看见你们堆了一大堆，怎么没有？"对方大概觉得褚时健能认出耐火砖，不是外行，于是态度好了一些，告诉褚时健，那些砖不正，砌起来砖缝很大，不一定能达到锅炉耐火的要求。褚时健又去看了看砖，仔细比画了几下，又回头拉住耐火材料厂的工作人员："不要紧，我全要。"对方一听很高兴，本来没人要的废品砖，现在还能卖点钱，何乐而不为？于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褚时健。
他还是迷恋各种技术改造。他在玉溪机械厂看到一种螺旋棒，觉得可以用到糖厂，于是叫技术员安装在了蒸发罐里，用螺旋棒代替了人工搅拌，效率提高了不少。
褚时健其实脑子早就转过了，正常锅炉烟囱的砖缝是两毫米，目前这种形状不正的砖，砖缝会到3毫米。褚时健熟悉锅炉，他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判断，1毫米之差，砌的时候用点心，不会影响效果。于是，他当机立断拿下全部的砖。然后当天赶末班车从海口回到昆明市区，第二天一大早便去运输公司，找了几辆大卡车咣当咣当把耐火砖全部运回了戛洒糖厂。造反派头头儿看到褚时健拉回了耐火砖，非常惊讶，问他是怎么搞到的。褚时健实话实说："这个砖是耐火材料厂报废的砖，但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烟囱砌好后，果然如褚时健所料，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有工厂的造反派在厂里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是不如他了，给他提个鞋子算了！"
在大家都没有兴趣工作的情形下，要每年的利润都得到增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造反派们你斗我我斗你，今天你们上了台明天我们掌了权，有革命热情没有生产兴趣。不时有这种情况发生，临到上班了，突然一名革命积极分子才捂着肚子来请假："副厂长，哎呀我肚子痛得不得了，要请假。咋个整？"工厂一生产起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岗位缺人整个生产就受影响了。褚时健不生气，看够了各种政治运动，他懂得这里面的妥协与坚持、直接与委婉。他对那位请假的工人说："得了你去休息吧，我来顶你。"那时褚时健正是壮年，还能自己顶上。过了两三个小时，肚子痛的人又回来了："厂长我好了，你回去休息吧。""人跟人有感情的。小镇上跟大城市不同，大城市硬斗硬，两边拔枪，要武斗。在戛洒这些地方很难。"他说。这是褚时健对新平戛洒一直存有美好印象的原因之一。
这个烟囱，糖厂一直用到了褚时健早已离开后的20世纪90年代。
所以褚时健在工厂里是一个当权派中的边缘派、技术派。那时的企业号称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党支部书记和厂长负责抓革命，褚时健就负责促生产。几年的副厂长经历，大家都知道这个厂有他才能有利润。大家闹文斗武斗，最终都不想把工厂斗垮台，所以还是要靠褚时健来管理工厂。褚时健当时的想法是：你们乱你们的，我抓我的生产。
尝试新管理
业务搞好了，人还是要管理的。那时候，糖厂是分散作业，22个榨糖点全都在红河边。每到榨糖季，厂里就会派工人下到榨糖点去。那怎么监督工人工作呢？仅凭当时的革命口号和所谓的革命热情肯定是靠不住的，褚时健经过测算，给工人定量，每天一个榨糖点要榨多少吨的甘蔗，然后按出糖率算，用了多少甘蔗，出了多少糖，看一眼报表就知道工人偷懒了没有，然后劳动工资就按这个量来算。这个想法有点大胆，那是出了名的吃"大锅饭"的年代，革命群众干好干坏一个样，没人敢打破这么一个看似平衡的局面。但褚时健的想法很单纯：要想办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他开始尝试按劳取酬的办法：把工人分成两人一组煮糖灶，使用"计件工资"的办法，每天由专人到榨糖点收糖计数，一箩筐红糖算多少工资，生产的红糖越多工资越高。这样一来，工人榨糖的积极性提高了，还减少了过去干活儿时偷吃糖稀的现象。
大概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记得，每每所谓"最高指示"下来，经常半夜一两点或两三点的时候，突然高音喇叭就响了："最高指示最新一条......"然后全体人都要起床，满街跳忠字舞。褚时健记得那些已经狂热到失去理智的人，"从这个村跳到那个村，半夜三更，像疯子一样"。"这算对国家对社会做好事吗？"他经常在心底问一句。
褚时健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大老李"的工人，力气特别大，而且工厂的工资制度做调整后，他的积极性非常高。抬糖入库这件事，别人一下两篮就很不错了，大老李是一下三个篮子扛进去。他跟褚时健说："厂长，我吃得多他们都不理解我。别人挑糖一人一根扁担，我一人三根一起挑，你们给我吃的和他们一样。我肯定饿得快。"
艰难中求发展
"文革"开始了，工厂开始有了各种批斗，大字报开始满工厂贴，所谓的"炮派"和"八派"也开始在工厂里出现。革委会主任来了，军代表也开始有了，随之而来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全中国都陷入了疯狂。
这种工资改革，在当时严格地讲，随时会被冠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褚时健面对的，必然会是大批斗大打倒。但是，这件事居然就那么在糖厂内部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大家遵守，但并不外传更不揭发，于是这套制度就得以在糖厂一直实行了下来。
谁能料到，动乱的"文革"一开始，就延续了10年呢？
最会生活建设
如果问褚时健最擅长什么，大部分人会回答是经营企业、管理企业。但马静芬会告诉你一个最准确的答案：最会把工厂的生活搞好。
关于"文革"开始的消息，褚时健是在一次赶集的途中听到的。那天他和马静芬从曼蚌往半山的一个村子走，村子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突然高音喇叭开始宣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并高声朗读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褚时健听了，心里沉重得不能再沉重，他竟然有些想笑。马静芬不知道这马上到来的政治风云又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褚时健说自己当时竟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种日子怕是要有个了结吧？都已经走到这么厉害的一步了。
糖厂的业务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大，利润一年比一年高，但职工的工资还是和过去一样低，生活还是过得很苦。"你叫我苦战10昼夜，稀饭都不得喝一碗，那我干个哪样？我回家打瞌睡行不行？"褚时健说得很形象。他觉得这样不对头。"国家的利益应该和个人的利益有关联，事情才可能做得好。工厂好了要和大家的生活连在一起。大家要吃得好，还要知道我们这个吃得好是从哪里来的。"
马静芬对曼蚌始终怀有美好的回忆，在女儿褚映群高中需要下乡插队时，她便让女儿申请了曼蚌，就借住在大队主任家。
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政策摆在那里，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怎么改也不能触碰政策底线。工资那么低，又不准发奖金，怎么办？只有在福利上动脑筋了，让大家得点实惠。实际上这在当年也是不允许的，稍不注意，就会被人抓小辫子，被扣上搞修正主义的帽子。
但她没想到短短两三年后糖厂竟然要搬迁到戛洒，褚时健匆匆忙忙间也没跟马静芬好好商量和解释，就随工厂迁了过去。马静芬很失望："难道就这样把我们娘儿三个扔在曼蚌？"好在在同一县城的小学之间调动也不难，没多久，马静芬就调到了距离戛洒镇不远的平寨小学教学，尽管还有一点距离，但已经方便了很多。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但总是有机会可找的。1966年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让褚时健如同得了尚方宝剑，马上就组织职工成立了副业组，又专门招了四五个临时工，在河滩上开挖菜地。那些被洪水冲过的河滩上散落着大小石头，但石头下面全是好土。他们把石头翻过来，把下面的土刨出来，下面垫上石头滤水，上面铺五六十厘米的厚土，弄出了十几亩菜地。然后又把厂里猪圈里的粪肥施到地里，种出的大白菜、西红柿、辣椒、芹菜等都长得水灵灵的。戛洒这地方处于低海拔河谷，天气湿热，四季无冬，当地人过去一直认为这么热的地方种不好蔬菜，所以都不种菜，现在看到糖厂的菜园长得这么好，都大吃一惊。
马静芬在曼蚌小学也工作得非常顺利。她天性热情，爱憎也很分明，和当地傣族人相处起来觉得很轻松。她在学生家长心目中地位很高，据说马老师当年走进村子，得有好几家人拉着她进家门吃饭，她还认了几个干女儿。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好，虽然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子和读书的女儿，一边要教书并不轻松，但毕竟生活有了稳定的迹象，对她而言，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菜种好了，糖厂的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菜多得吃不了，厂里就很便宜地卖给职工，外面街上3角钱一斤都买不到的菜，厂里只卖3分钱一斤。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主要开销就是吃饭，这样一来，糖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提高了一大截。
至于政治身份，他已经不太去想它了，"右派"那顶帽子随时都挂在墙上的，也许某一天就会有人把它取下来重新让他戴上。那又怎么样呢？从30岁被打成"右派"，一个男性最黄金的岁月付诸颠沛流离和各种底层生活的挣扎。到了糖厂，他已然找到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或许，这些已经值了。
褚时健不光发动职工种菜，还派专人养了300多头猪。过去厂里也喂了几头猪，但那年头人都吃不饱，哪儿还有多余的粮食给猪吃啊，所以猪也长不肥。褚时健会动脑筋，他很快就发现糖厂的下脚料可以拿来喂猪。煮糖时，只要温度一高，糖里面的杂质就会漂在上面，这黑乎乎的一层是必须要捞出来的，不然做出来的红糖里面就会有很多渣，影响口感。过去工人们都是把糖面上这层黑黑的杂质捞出来丢掉，褚时健看了觉得可惜，因为这些下脚料里还含有很多糖分和营养，虽然口感粗糙不能给人吃，但用来当猪饲料是完全可以的。他便叫工人把这些煮糖的下脚料留着，没多久就堆了两三百吨。他知道县里有些单位会有糠，就用糖厂自烤的甘蔗酒去跟人家换细米糠，人家也很乐意。这时，煮糖的下脚料堆在那里已经结晶了，他让工人把那些硬邦邦的下脚料弄碎，再用水煮，煮化了再拌上细糠拿来喂猪，猪都非常爱吃。后来菜地里种的莲花白、苞谷多得吃不完，也用小车一车车推来喂猪，把厂里的300多头猪都养得圆滚滚的，一头足足有两三百斤，每次杀猪都要七八个汉子才能抬到食堂，当时整个街上都很难看到养得这么肥的猪。
褚时健却甘之如饴，在他内心里，经济工作才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工作。"吃饭、过日子，不是最重要的吗？"他说。所以他可以全身心投入，不觉劳累。况且，他的性格向来是：不闲着，必须做事，而且做了就要做好。
三年后，猪出栏了，糖厂职工从此就可以敞开吃猪肉了，而且吃糖拌细糠长大的猪，那肉太好吃了。当时国家统一供应每人每个月1公斤肉、4两油，过去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现在食堂每个星期就杀一头猪，一家人只要出5角钱，就能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到食堂去打上满满一瓢香喷喷的肉，这个画面在那个年代是太有刺激性了。糖厂食堂一周吃一回肉的事传到县上，县上有些人就说他们的日子太好过了。褚时健早有心理准备，拍着胸脯说，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搞的。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这一切都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褚时健依然是个"右派"，全社会的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工作，是被忽略的角落。
最让工人们兴奋的是褚厂长带着大家去拿鱼。生产比较空闲的时候，褚时健爱拉上一些工人下到河边，他嚷嚷一声："下点力气哈，今晚厂里请你们吃鱼！"河里鱼多，更主要的是褚时健天生是拿鱼高手，只要是他带着大家去河边，没有一次不是满载而归。一次马静芬正在家里做饭，儿子褚一斌跑回家："妈，我爸他们今天又钓了好多鱼。今天有鱼吃！"马静芬听了高兴极了，赶紧收拾灶台，把锅和佐料都准备好，就等着褚时健拿鱼回来下锅。但东等西等家里这位掌柜的都不回来，马静芬叫儿子："小弟，你去看看。"褚一斌跑出去，路上看见父亲和一帮叔叔从食堂出来了。"爸，鱼呢？"褚一斌扑过去问，褚时健正和工友们说得高兴，听儿子问，想起来了："都拿到食堂去了，我们都吃过了，忘了拿回家了！"
从此戛洒
1966年，因为曼蚌糖厂已经无法再扩大，附近不远还有一家漠沙糖厂，政府决定将糖厂厂部搬到新平县戛洒镇。当时戛洒镇正好在河边有一块空地，旁边有一个纸厂，作为糖厂的用地再好不过。"戛洒"是傣语，意思是"沙滩上的街子"，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距新平县城72公里。所以戛洒在1966年就通了省级公路，非常便利。当褚时健的身份从曼蚌糖厂副厂长改变为戛洒糖厂副厂长的时候，作为分管生产的厂领导，三年间他拿出了很好的成绩：第一年糖厂纯利润8万元（又一说是11.7万元），第二年纯利润20万，第三年已经上升到接近40万。新平整个县的财政因为有了糖厂，已然有了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