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物资缺乏，社会上普遍生活都很困难。工人们的工资三五年都不提一下，除了很少工资，也没有什么福利，生活很穷困。生活不好，吃不好穿不好，谁会有心思好好工作？既然没法发奖金，我就想办法把他们的生活福利搞好。很短时间后，我就彻底改善了工人的福利生活。工厂养的猪都是两三百斤，菜地也生长得很好。食堂每周就会杀一头猪，职工花一点点钱就能吃到很好的伙食。所以造反派头头们搞斗争时要是写了我的大字报，上了台他还要找我做个检讨，说：我们写过你的大字报了，希望你能正确理解。这回我们来当领导，你要来帮我们抓生产。前面我们闹革命，后面你帮我们搞生产。
我把工作搞好了，造反派们也不会来找我麻烦。为什么呢？他们要靠我来搞生产。无论哪一派上台，不都要靠职工拥护他才行？职工日子好过了才拥护他，不然不靠向他那一边。
所以我一次都没被斗过，把我打倒了没人管生产管生活了，他们也紧张。其他"右派"觉得奇怪得很，咋个老褚你就那么幸运呢？其实不仅仅是幸运，更多是因为自己的辛苦。
从我内心来讲，我们做具体事情的人，花点时间，把工作做好，我也不吃亏。所以我去了曼蚌糖厂以后，第一年就有利润了，以前他们是年年亏损。这下县上高兴得不得了，说年年帮你们糖厂弥补亏损已经没办法了，现在不用了。县里有了钱，他们日子过宽裕点了，公务员们不用差工资了，大家心情都好，基层政府对我们工厂印象也就好了。我是觉得，从企业的角度，你做好了，和政府打起交道来更好一些，何必搞得四面是压力，到处是敌人呢？对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我历来是这个想法。
工厂里搞派系斗争，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观点我怎么能同意？而且派系斗争简直是一件最无聊的事情，这和我的性格很不相符。
我还是天真了，哪里想到"文革"持续了10年。
我把工作搞好了，有空闲时间我就去拿拿鱼，再愉快不过了。
我这个人其实是手艺人心态，总觉得国家有个平台给你做，怎么都得把它做好，不然心里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而且那时候我总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搞个几年也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也有人说我怎么只知道挣钱，一门心思在钱孔里打秋千。我也不想反驳他们，"文革"那个年代，少说为妙。但我心里是有谱气的，做企业你不挣钱那你做什么？这是本分和天职对不对？给国家管企业，挣了钱交国家，给自己做企业，挣了钱归自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如果大家都赚钱，财政部的钱就多了，国库就充实了。如果大家都亏钱，还要财政拨款，这个国家哪里能富起来？有些做企业的总是不切实际地说大话，说什么我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我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假话，做企业不赚钱，你这个老总就该辞职下台了。
但我天性不是这样的人，我从来不混日子。我们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为的是什么？总不能违背自己最初的想法。而且，我总觉得既然让我来管生产，我就应该把这个糖厂搞好。如果年年完成税收，利润年年增加，县上心里有数，政策给我放宽一点，我还能继续更好地工作。
后来有人说"文革"中我这么想这么干有些胆子大，因为搞经济在那个年代是要被扣上修正主义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个罪名很大，足够造反派们斗我个几天几夜。但我幸运地并没有遭此厄运，除了工厂对提高利润、搞好职工福利生活有正确认识，还因为戛洒小镇上的人淳朴和善良。那时工厂里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太好的职工，包括我自己，也是小地主的出身、"右派"的身份。但小镇上的人，受整体政治氛围影响的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小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并没有很明显的排斥和欺负，大家更多是从人情出发来互相交往，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所以我不会选择一个大城市作为安家的地方，和"文革"期间住在戛洒小镇有很大关系。
那个环境下，很多像我一样的人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得过且过，混日子，无过无功最好，因为这样最安全。"文革"期间，造反派们分了两派：一派是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八派"；一派是被认为是保皇派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也就是"炮派"。这两派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对方想方设法斗倒，谁赢了谁就上台做工厂的当家。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但是当时就是那么荒唐，他们斗天斗地其实就是为了斗人。如果是为了混日子，我什么也不干，干挂着副厂长的职务跟着大家有一天混一天，今天斗斗这个明天斗斗那个，再有一天自己也被斗斗。我不用干什么工作，也不会有人来管我。
要说"文革"中的遗憾，肯定也不少，那个时代就是个扭曲的时代，即便自己内心平衡，国家和时代也会给每个人留下遗憾。于我来讲，可能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照顾好家里人的情绪。
"文革"期间，我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人拎出来文斗武斗几下的"摘帽右派"，但是，我一次没有被斗过。不是我和造反派们关系搞得有多好，而是我和他们都很有距离，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工厂生产。我去曼蚌糖厂的时候，给我的职务是副厂长，分工很明确：我管生产。这么分配应该是新平县委书记普朝柱的意思，他是我的知交好友，我们解放初在华宁工作时就认识了，在玉溪地委工作期间也共事过，可以说互相非常了解。后来我被打成"右派"，大家就没见过面了，可能他听说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做过一些事，新平曼蚌糖厂又正好缺一个副厂长，他就把我调了过来。在我之前，糖厂已经换了好几任副厂长，都因为各种政治原因下台或被调走了。
那个时候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每天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把工作搞好，怎么提高利润，怎么把甘蔗的出糖率搞得高一点，家里的事基本不操心。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家里有妻子在，我不用管什么了。但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粗心。而且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心里对家庭是怎么想的，也不爱拿出来和家里人沟通。所以那几年，大概他们三个都觉得我比较冷漠。
有河就可以拿鱼，我这一辈子除了工作，最爱的事情就是拿鱼。小的时候是因为贪玩，老师把手掌心打肿了还是要去。成人以后我还是很喜欢，有条件我就去。有时候旁边人还不太理解，你一个以前地区上的干部，都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这么落后的地方来了，还有心思去拿鱼？在他们看来，我要么是没有悔改，要么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其实他们不明白，一个人，别人把你打倒了不要紧，总有事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但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不然就真的是彻底倒了翻不了身了。拿鱼给我带来乐趣，如果我连自己的乐趣都没有办法去找，生活就真的过不下去了。而且拿鱼看起来是件玩乐的事情，实际上它不简单。它就像在水中打猎一样，你需要了解猎物的环境，还要了解猎物的习性，有时候还要用点心理战术。特别是像我小时候的拿鱼方式，光脚进水里，要让鱼感觉不到你，让鱼不自觉就到你身边来，然后动作快速地把它拿住。而且拿鱼是件比较单纯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就能把它做了，不需要和人打什么交道。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很适合调节心情。"文革"期间，尽管那10年对整个国家都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比较之前农场几年的动荡，我们一家过得还算平静。
但我其实心里一直有这个家。那个时候物资少，大家都缺吃的，营养跟不上，我就总想着去河里拿鱼给他们增加点营养。1963年到1966年，我老伴儿带着两个孩子在曼蚌小学住，我一个人在糖厂，本来说好是一个星期回一趟小学那边的家，但我经常下乡，到甘蔗地去看种植，一看就是几天回不来。所以我经常几个星期才去一次，每次去进了门，把包放下就赶紧往河里跑，想着给他们拿点鱼回家吃。但那时我没想到，这样做其实他们不高兴，几个星期不见，他们更希望我坐下来说说话，扯几句闲天，但我当时就没理解到这一点。
1966年，我们从曼蚌搬到了戛洒，新平的一个小镇。无论是曼蚌还是戛洒，生活条件都不好。但我很喜欢这两个地方。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曼蚌糖厂和戛洒糖厂这两个地方的旧址看看，两个厂旁边都有一条河，水很清，水量也大。我从小就生活在水边，南盘江我最熟悉不过了，所以看到河水我就很亲近，这大概是我对曼蚌和戛洒一开始就很喜欢的原因。
到了戛洒这边，一家人住在一起了。我晚上又经常加班，因为在糖厂搞技术改造，我在车间里要跟着工人到很晚。我妻子担心我，在家里不肯睡，要等着我回去。我回去后她就忍不住会埋怨我，觉得我该下班就下班，怎么总是在厂里要耗那么久。她这么一说我就很焦躁，有时口气就不太注意，我说你不用等我，我也是为这个家！
1963年到新平的时候我对它没有任何期待，在我的人生路上，新平是又一次流放。在此之前的几年，我从一个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三四年间换了三个农场，一家人的命运被别人牵着走。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我们待过的每一个地方，地名其实不重要，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个词：苦挨。到曼蚌时心情好了很多，因为"右派"的帽子已经摘掉，虽然没有彻底平反，至少我不是"戴罪之身"，只是被正常的命运抛弃而已。刚到曼蚌时我想，再难难不过元江的红光农场吧？好歹也是到了工厂，我可以做点实事，妻子可以稳定地教书，我姑娘可以稳定地读书了。
这些生硬的话我妻子肯定听不进去。所以当时的局面就是她有怨气，我自己也觉得不被理解。两人又缺乏应有的沟通，就导致有时候越说越生气，其实回头想想，那些抱怨、计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患过难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被消化掉。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我也不责怪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分身。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大量的时间是在陪家人，当然也是他们在陪我。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的归宿，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新平是善待了我们一家的地方，虽然1963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我和妻子在堵岭农场用一根扁担几根绳子就把家当打了包来到新平。我们落脚的第一个地方是曼蚌，这是个傣族名字，意思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它现在不同以往了，因为开发一座煤矿，已经发展得很好----当然不能和大城市比，但比起我们当年到那里的时候，简直是翻天覆地。1963年的时候，曼蚌几乎就是一个山坡，到处是甘蔗地，到处是稻田。在曼蚌我们待了三年，"文革"开始那年，因为糖厂搬迁，我们就去了戛洒。
老是有人问我，工作和家庭哪个更重要？其实这么比很没有意义，工作和家庭各自承担的作用不一样。干工作，必须对社会责任，不搞不行。回到家，家庭是个避风港，放松最重要。
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我是在新平那个地方度过的。我和它很有缘分，在那里待了16年。当1979年离开那里之后，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以为从此不会再回来，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又算是回到了这里，而且不会再离开。
如果没有家庭，"文革"10年我可能很难坚持下来，这一点我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