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知道，除了帮助建设基础设施，还必须让烟农得到切实利益，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种植积极性。褚时健不断加大对烟农的补助力度，甚至将卷烟厂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也拿出来作为补助发放给广大烟农。1986年，褚时健对农民的补助是281万元；到1992年，这个数字已成为3.6亿元；1995年则更是突破10亿元大关。
早期的生产性补助，褚时健基本都用于兴建水利、修筑公路了，即所谓的水利、公路、科技"三上山"。这让烟农和基层政府都特别感激，这种投入不仅仅对烤烟种植有帮助，对农民的整体农作和生活便利都大有益处。
不仅补助金额大幅增加，补助的项目也从改善生产条件扩大到提高烟草价格。但是烟草由国家统一定价，个人或企业无权干涉，更不能私自调价扰乱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褚时健想出了一个价外补助的办法：按照国家定价从烟农手中将烟叶收购之后，在年关又按照烟农卖烟的合同对烟农进行额外补贴。为了鼓励烟农多生产优质烟叶，褚时健对上等烟叶的奖励尤其多。褚时健的补贴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货币上的补贴，化肥、薄膜等生产资料也在补贴的形式之内。
要想种出优质的烟叶，选种、播种、施肥、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要认真细致地做好。云南烟叶一直存在成熟度不够的问题，因此就必须早日下种，并延长烟叶生长期。但是，云南的雨季直到5月才来到，因此为了帮助烟农早日下种，玉溪卷烟厂投入资金帮助农村修建引水工程。而云南的烟叶又多种植于山地上，山区道路不通畅，烤烟加工制作所需要的煤炭就需要长途运输，修筑公路也成了当务之急。
实际上，那时玉溪卷烟厂并不是很富裕，开始建立"第一车间"的前一年，1985年，玉溪卷烟厂的利润还没有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但褚时健的经济账算得非常精准，这些投入实际上是值得的，当烟叶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后，生产出来的优质香烟的利润将大大超过投入。而且，褚时健向来认为把员工的生活搞好，是提高生产力的保证。烟农是"第一车间"的职工、烟厂的"编外职工"，理应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这大概也是褚时健普世情怀的一种体现，虽然解放初期他已经是一名级别不低的国家干部，但他天生有一种和基层老百姓自然融洽相处的能力。对于烟农，他同样有着这种友好和善意。
褚时健当时面对烟农定了几项政策：1.烟厂提供给烟农的肥料必须平价；2.凡属于烤烟种植过程当中烟田修的道路或者水池水库，一律由烟厂出钱；3.烤房的新建、改建相应给予适当的补贴，生产所需要的物资，薄膜、地膜、营养袋等也均由烟厂出钱。
对烟农的补贴和扶持，于玉溪卷烟厂的财务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办的事情。这笔不小的支出到底算成本还是利润？国家财税体制当时不认同这种扶持补贴是成本，但如果作为利润支出，这是国有资产，褚时健就会犯大错。所以，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褚时健个人和玉溪卷烟厂都极有可能在国家税制上摔一个大跟头。
烟叶的质量和数量得到保证的最直接工作，就是让烟农和烟厂密切配合。褚时健为此想了不少办法，宗旨只有一个，让烟农感受到烟厂是可靠的，可信任的。
褚时健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他在北京找了刘仲藜三次，都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开口。倒是刘仲藜觉察了，他说："褚厂长，你找了我三次，总是有什么事吧？"褚时健便把玉溪卷烟厂对于烟草优质优价、补贴扶持烟农的事情说了出来，同时也给刘仲藜说了自己的苦恼。国家的政策红线不能碰，但是从企业角度讲，没有优质原材料，就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产品就没有好利润，也就没有好税收。他给刘仲藜算了一笔账：1元的烟农补助，将会带来5元的利税回报。所以，如果财政部灵活处理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基地的补助投入，将其计入税前的成本部分，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都不会少于10亿元人民币。
补助烟农
褚时健对于烟田基地的大量投入，使烟厂的原料得到了质量保证。
刘仲藜没有当时回复褚时健，但仅仅几天后，他给了褚时健一份书面文件，同意玉溪卷烟厂将扶持补贴烟农的费用计入税前成本。
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从烟叶基地收获的上等烟叶已经占到了全部烟叶的四成，中上等烟叶比例已经达到85%，这几乎已经是国际先进水平。赶超自己心目中烟叶种植的旗帜国家美国，褚时健只花了两年时间。
又是关键一城，褚时健顺利拿下。
褚时健对于烟叶种植的最终期望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在美国参观期间，他对工业化的"标准化"感慨太多。传统的农业种植大都以"天意"来决定种植的结果，而工业的标准化让所谓的"靠天吃饭"变为靠科学吃饭。这样的思路在后来他的冰糖橙种植中又再次启用。
赵德才对当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20世纪90年代后，他到陆良、师宗、泸西、石屏开发管理67万亩的烟田。一次褚时健和他一起到陆良基地处理浇地的问题，因为抽水设备不够，烟田缺乏浇灌，厂里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褚时健和赵德才在烟田里看了一天后，回到住处后褚时健对他说："我给你9000万元，你把陆良烟田的浇水问题解决了。"赵德才惊呆了："9000万元！褚大爹！你今天一表态就是9000万元，把这几个基地跑完，你要表出去多少钱？"褚时健埋头吃饭，说："不要紧，我心里有数。"
有了这样的托底，农民得以大胆按照烟厂的标准进行烤烟的种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烟厂老职工们都还记得玉溪地区烟草种植呈"独龙烟"阵势的壮观场景。
外购烟叶
"第一车间"的大面积开拓，保证了玉溪卷烟厂90%的原料供应，还有10%的烟叶原料缺口。烟厂采取的方法是去云南烟叶产量较大、质量较好的地区购买，而且一定要买上好的烟叶。
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褚时健的认同，于是，褚时健将卷烟厂的烟草种植课题交给了他。在烟草基地建设前期进行试验时，赵德才负责和烟农签订合同，将这种种植方法进行实践和推广。褚时健给了赵德才84万元人民币的预算，他给出的政策是：要求烟农完全按技术指导来种烟，定一个亩产量和亩产值的预期数字，如果达不到预期数字，由烟厂把差价补给农民。
负责采购的部门负责人吴仕祥原本供职于玉溪地区烟草公司，"三合一"后到烟厂工作，主要负责烟叶采购和质量把关。为了采购到上好烟叶，他经常到滇西一带，有时甚至到了中缅边境进行采购。有一次，吴仕祥到大理巍山，发现一批烟叶非常好。以他专业的眼光，这批烟叶简直超过了国家标准，属于特级烟叶，但价格却非常贵，要130元钱一担。吴仕祥有点犯难，因为烟厂的政策是采购烟叶时除了国家规定的价格以外，每担烟在100元以内采购人员才可以签合同。但烟叶实在太好了，吴仕祥很是不舍得。
"这样采光比较好，烟叶吸收的营养比较充足，所以烟叶的厚薄就比较适中均匀。"赵德才说。
20世纪80年代末期，通信很不方便，吴仕祥通过长途电话好几次都找不到褚时健。他心一横自己决定做一回主。"大不了老子不干了！换个单位上班去，反正是厂长自己要求必须买好东西的。"
赵德才任职通海县科委主任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全县的烟草种植技术推广和烟农培训。在此期间，他承担了一个烤烟实验：将过去丁字烟、梅花烟（即行距、株距）改为"一条龙"的种植方式。
几天后，吴仕祥回到玉溪，硬着头皮去见褚时健。不等黑着脸的厂长开口，吴仕祥就说："我知道我超支了，而且先斩后奏，对不起。但是你应该表扬我。"他掏出纸笔给褚时健算了一笔账，从各级烟叶每担的淘汰率开始算起，最后总结出来，一担上好的烟叶虽然进价高，但带来的香烟成品的利润则更高。"我算了一下，以这种烟叶的成色，实际上我每担还帮厂里省了60元。"吴仕祥最后说。
收割季节是工厂和辅导员很紧张忙碌的时间段。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时候，有急于售卖烟叶兑换现金的烟农，在每年8月左右就开始动手收割了，但这个时候的烟叶成色不好，等级不高。在成为玉溪卷烟厂的烟田基地后，有辅导员在身边监督，烟农们被要求必须等到9月、10月才能收割。道理很简单：烟叶必须足够成熟才能有醇厚的香味，成为高等级烟叶的可能性才大得多。"我们养烟叶养到什么时候？必须是花全部掉了，再养十天半个月才能开烤。如果不到这个时间，政府会出面责令各乡镇把烤房全部锁起来不准烤。"赵德才记得很清楚。
此刻，已经变笑脸的褚时健乐呵呵地在他的肩上大力拍了一下："对了嘛！工作就要这么干！"
施肥也是重要环节。以前的烤烟种植在施肥方面很单一，左天觉曾经提醒褚时健，根据云南的泥土成分构成，应该多添加氮、磷、钾这三种肥料。褚时健为使肥料结构完善，不止一次动用工厂并不多的串换外汇，购来国内紧缺的钾肥。
买贵一点的烟叶的确是褚时健的要求，而且是硬性要求。"胆子莫要那么小，要专门盯着他们的一级烟叶买。"褚时健的意思是，二级、三级的烟叶都不准买。他的计算是这样的，从一级烟里挑出不好的，几乎还能够上二级、三级的水平，照样还能在价格低的香烟里用，从二级、三级烟叶里挑出来的品相差的，基本上就不能用了。二级、三级烟叶看似价格便宜，其实浪费更大。所以他非常舍得给预算。
烟农没有算错账，只有将株距行距拉开，烟叶才能长得大，等级才能高。等级带来的价格差异足以让烟农的收入有显著提升。"技术辅导以后，绝大多数烟农种出的烤烟烟叶比以往大了两三倍。"赵德才回忆说。
褚时健对于好烟叶有一种迷恋。吴仕祥在"第一车间"建立的头几年，每年都会跟着褚时健下乡一段时间。一次经过玉溪西城的北门外，褚时健看见路边有一片烟田，立即叫停车，叫上吴仕祥一起下去看。因为那片烟田长得实在喜人，褚时健喜欢得不得了，就此把那片烟田给记住了。等从几个县上检查完烟田回玉溪，褚时健在那片烟田附近，又叫司机停下来，再看一次。吴仕祥以为他看两次也就不看了，谁知褚时健从此后每个星期都找两三次时间去看一下那片烟田。一个多月后，褚时健问吴仕祥："那片烟田你去看过没有？"吴仕祥只能老实回答："没有。"褚时健倒也没怪他，只说："我去了好多次了，和那些农民聊了不少东西出来。"原来他是去跟踪观察烟叶的成熟过程，他有些得意："美国人说得对，烟叶和人一样，足够成熟了就该长老年斑了。细胞就开始破裂了，你要去摸，还有点硌手，但弹性还是有。"
但科学毕竟最能说服人，当农民越来越多接触到"包衣种子""统一育苗""营养袋育苗""地膜种烟"等科技概念时，他们的主动意识已经加强。褚时健要求烟农们拉着绳子丈量栽种间距，烟农们都愉快接受下来。据说1993年有记者采访到通海烟农，说到一亩只能种1300株烟叶的知识，对方很是不屑："你种这么密，整不着吃的。只能种1100株，烟叶才能好。"
吴仕祥说："厂长，我给你一个'服'字。"
这些烤烟技术辅导员教烟农们如何育苗、施肥、浇水，特别是行距株距上，直接要求每亩只种1300株左右。最初烟农们大都很不理解，明明能种2000株烟叶的地，凭什么要我们只种1300株？
当时国内公认的评判标准是，烟叶要金黄、平滑，像绸缎。长斑点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烟叶，褚时健在田边蹲守了一个月，自己有了判断。
辅导员开始工作之前，玉溪卷烟厂先将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集中起来，以烟草种植"十条规范"为中心，系统教给他们科学的烟叶种植方法。
从外面收购回来的烟叶在质量检查方面比以往更加严格。在"三合一"以前，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没有挑选余地，质量检查这一关形同虚设，仅仅抽检一下也就过去了。在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合并后，利用烟草公司向来有质检这一岗位设置的优势，褚时健设置了31个质检人员，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全检验，也就是进入烟厂的每一车烟草都要经过仔细检验。初检不合格的要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就要处理。吴仕祥说，"三合一"以后烟草公司的人干起工作来负责任了很多，因为是给自己干活儿。
褚时健与各个地方的科委、农业局、农科所合作，在当地挑选了熟悉烤烟种植的农业技术员，在为烟农辅导期间，他们的所有费用和工资都由玉溪卷烟厂承担。
收购烟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年的国家政策是烟叶宏观调控，去外地采购烟叶必须要和当地烟草公司达成协议。而且因为烟叶资源不丰富，普遍种植标准不高，只能降低收购标准。正因为此，褚时健更加注重"第一车间"的建设。"田里没有，厂里就没有。"这是褚时健那时经常对一帮管理烟叶生产的职工说的话。
烟田多少、基地大小并不是褚时健最关心的，他的目标是保证玉溪卷烟厂原料的数量和质量，建立最强大的生产大后方。"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在将基地范围划出后，对应的烟农都成了玉溪卷烟厂的"编外职工"。这些特殊的职工享受到玉溪卷烟厂的第一个福利便是：有3000名烤烟技术辅导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如何种植质量上乘的烟草。
终得回报
因为烟叶有一个三年的自然醇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就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到了1987年、1988年，一下子爆发了巨大能量。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数量储存令同行大吃一惊。1987年，玉溪卷烟厂凭借营业额、利润额、利税等硬指标，首次成为行业第一，久负盛名的上海卷烟厂在不知不觉中被玉溪卷烟厂甩到了后面。到1989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突破了百万大关，达到113万箱。有一个数字比例能说明玉溪卷烟厂当年由"第一车间"带来的规模效应：120多万亩烟叶基地，年产烤烟350万担，80%为中上等级优质烟叶。玉溪卷烟厂从其中挑选200万担制作烤烟，优中择优，再辅以世界一流的设备、有效的生产劳动管理制度，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很难不受人欢迎。
1986年种烟季节，褚时健在烟厂就近的玉溪市、荣登全国烤烟生产状元榜的通海县以及与玉溪相邻的江川县三县建立了优质烟叶基地，并且拓出1万亩作为示范田。玉溪卷烟厂还和全玉溪地区8930名烟农签订了合同，按烟厂的规定种植烟草。到1987年，烟厂的烟叶基地已经达到70万亩；90年代以后，又建立了师宗、陆良、泸西、石屏四个县的60万亩"区外"基地。在建立基地的过程中，褚时健经历了不少，他要和这些地方的村镇干部详细交流意见，说服他们成为烟厂的基地。当然，这些谈话里最有效的部分是："烟厂保证你们的收入会比以前高。如果这些烟叶不挣钱，烟厂补给你们。"
事实上，到了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已经成为全国畅销的名烟。特别是价位较高的红塔山，被人说，它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起来。
第一车间
蒙古族的通海人赵德才是1988年来到玉溪卷烟厂工作的，他主要负责管理烟叶基地的生产。在此之前，赵德才是通海县的科委主任，与褚时健之间的了解正是在1986年到1988年建立的，当时正是褚时健大规模建设"第一车间"的两年。
1988年，全国13种包括阿诗玛、红塔山、中华、云烟等名烟的价格放开。经过1989年一年的市场涤荡，一些名烟开始滞销，紧接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刮起了降价风。褚时健选择了纹丝不动，他一再对玉溪卷烟厂有点着急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们说："你们不要看别人，看自己。我们的产品是上升期，质量过得了关，不愁卖，玉溪卷烟厂还是卖方市场！"
褚时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找抱怨的职工做安慰或劝解的工作，"与其说三天，不如做一件事"，让职工们看看"三合一"的真实状况。
褚时健的自信来源于对玉溪卷烟厂产品质量的自信，而他把产品质量的最大的功劳归功于：原料。一位领导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对褚时健说："老褚你可不要保守，要帮助兄弟厂搞得和玉溪卷烟厂一样好。"褚时健笑了："领导，我们帮不了大忙，许多兄弟厂设备、技术和管理比我们还强，他们输在原料上啊！上原料至少需要5年时间，每年都要投入上亿资金。这个忙怎么帮？"
人情练达，这是褚时健进入中年后越发明显的性格特征，但他并不圆滑而是非常真诚，所以与众人交往时大家都觉得很自然。
贵州的一位副省长来到玉溪卷烟厂，也说："褚厂长，我们贵州的卷烟产业也在振兴，我们很快就可以赶上你们了！"褚时健"嘿嘿"笑了一下，告诉副省长："省长，你们确实赶不上。"副省长大概没见过这么直截了当的企业家，很诧异地问："为什么？"褚时健说到科技就很兴奋："贵州日照时间没有云南长，昼夜温差也没有云南大。光照和温差是优质烟叶生长的必要条件。你看贵州，虽然天晴却多雾，从早上起雾一直到下午三四点才见太阳，两个小时不到雾又起来了。你的烟叶肯定品质跟不上云南。"副省长听了有些沮丧："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褚时健开玩笑说："除非有个人造太阳。"
合并后第一个月发工资，褚时健开玩笑说，他们数工资"数了半日"，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
如果要让褚时健排一下他在烟厂期间做过的工作，"第一车间"肯定在前三之列。这种生产基地的建立，不仅让企业有了很好的利润，让国家收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利税，也让烟农们获得了比以往多出二三十倍的收入，万元户层出不穷。在褚时健看来，让几方都满意，这件事就算成功了。
其实烟草公司一开始也充斥着各种抱怨。专卖局规模不大，说服工作好做。地区烟草公司人员众多，合并起来后就出现了各种声音，基本上是认为烟草公司就这样被烟厂合并了，心里很不平衡。一些领导心里不踏实，觉得自己坐的车可能没以前好了，以前做正科长的担心合并后自己只能在烟厂的人下面做副科长了......无非就是为个人利益担心。褚时健明白他们的想法，做出了姿态：用车方面，好的车尽量给烟草公司以前的领导用，合并的科室，烟厂的选两个做副职，正职由烟草公司的人担当。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奖金和福利发放上，保证在一律公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烟草公司的人。谁都知道生产效率提高了的烟厂现在的奖金，几乎是外单位的五六倍！
烟叶标准
有个小小的遗憾是，对于烟叶的检测，玉溪卷烟厂与国家烟草总公司的检测有着不同的理论。仅仅从外观上讲，玉溪卷烟厂是美国的体系，认为颜色深、有斑点的烟叶是上乘烟叶，而国家的评判标准则是颜色金黄亮泽为上乘。尽管玉溪卷烟厂因为褚时健有了"三合一"的创意组织结构，国家烟草总局态度上坚决要求它改掉评判标准，但行动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看两边相安无事，各行其道，实际上褚时健知道玉溪卷烟厂如果真的有做行业标杆的决心，就应该带头把这个行业标准改过来。他的自信心来自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无论什么标准，唯一有价值、有意义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钱包。我们的红塔山、阿诗玛都非常受欢迎，这就是标准。"
但仅仅半年后，省烟草总公司的领导就对褚时健表示了极大欣赏。因为"三合一"下的玉溪烟草行业，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波澜不兴，顺利过渡得有点让人不能适应。
最终还是专家说了话。我国著名的烟草研究科学家、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朱尊权出面邀请美国烟草专家琼斯和华裔科学家左天觉来做鉴定，一锤定音。据说琼斯打开玉溪卷烟厂醇化烟叶的仓库门时，惊呼："太香了！"经过各种严格检测，琼斯和左天觉以专家身份向国家烟草公司肯定：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已经是国际级水平了。
合并之术
据说省烟草公司的领导非常反对会议决议，而且他认为云南省政府或省委根本无权对自己指手画脚，因为烟草公司隶属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烟草总公司，和云南地方政府亦近亦远。大概后来碍于自己毕竟是在云南地面，会议决议又只限在玉溪使用，烟草公司也就勉勉强强同意了。
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的利税为7.63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9.7%；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到1989年，这个数字成了20.3亿元。褚时健的"第一车间"到这时几乎已经可以打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