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塔山香烟1986年左右卖四五块一包，四五年后，就卖到10块、12块了，基本上每年就是一块上下来提价。
我们的红塔山香烟从1986年开始，几乎每年涨一块钱。这还是我们控制了的，把这个涨幅控制在一块左右，不然纯粹按市场需求，会涨价更多。我是考虑企业生产产品是要给消费者消费的，他们如果在价格上承受不了，买了一回也不买第二回了。我们不这么干。而且我向来主张利益大家共同享有，所以把卷烟的利益分配留一大块给省烟草公司，它卖我们的烟赚得多，自然向我们拿的货就多。大家赚钱才能越赚越多。
不过可惜后来红塔山香烟卖得不如以前了。玉溪烟卖400块一条的时候，最受欢迎的红塔山也就120块钱一条。以当时昆明的物价来说，一碗好的米线1块2一碗，一条烟就是100碗米线的钱。到现在，2015年了，昆明米线大概6块一碗了，但红塔山的价格还是10块一包，不升反降了。
"三合一"以后，烟叶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玉溪卷烟厂生产的香烟因为原料好，产品质量也就好，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这个就是硬指标了，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三合一"不对，为什么我的烟生产多少卖多少？全国那个时候有3亿人在抽玉溪卷烟厂的烟，这个数字不是开玩笑的。别人家的烟销售还困难，我们的排着队还难买到。无论你做到哪一行，产品质量都是第一位的。产品质量不过硬，单靠宣传或者什么优惠，人家上一回当，第二回、第三回，肯定不上了。
烟叶的质量决定了卷烟的质量，所以我在烟厂那些年，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大概就是"第一车间"的建设了。
当领导的，只要有开放的心态，见识也有，还是很好打交道的。普朝柱和朱奎就是这样。本来他们对烟草发展的预估没有那么快，觉得我步子迈得大了点，但只要我说得出道理，他们都还是能接受的。后来我们一件事一件事都做对了，普朝柱和下面人还打招呼："以后玉溪卷烟厂的项目，大家尽量采取配合的态度，不要为难他们。"我是从心底感激老普和朱奎。
争取到"三合一"，能够直接控制烟叶的种植和质量后，在资金上我们投入了很多。在玉溪地区，烟厂培养了3000名烤烟技术辅导员，根据从美国学来的"十条规范"，让辅导员们下到每户烟农的地里，手把手辅导。一个村子四五十户烟农，我们分配两三个辅导员蹲点。株距多少，行距多少，栽种、收割时间的控制，肥料的总量，肥料的结构......每一样我们都用数据控制好，彻底把传统的栽种过密、肥料结构单一、过早收割的问题给解决掉。
这一下我受的非议就多了，都说我太贪权，管得太宽，手伸到别人家的饭碗里去了。说什么的都有，感觉我太霸道。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着如何把卷烟质量搞上去，不然我这个厂长当得没有价值。我只听话不做事，你们倒是看得惯，我自己看不惯，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向省里申请。当时云南省委书记是普朝柱，我两个很早就认识。他对我这个人虽然了解，但是具体到要把三家合并这件事上，他还是不敢轻易下决定。最开始他劝我："再谨慎一点，你这个步子是不是快了点？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其他两家的利益和感受。"老普这个人历来比我考虑问题要周到，我天生是做企业的人，思维直接，想到就做，而且基本上是边考虑边做，普朝柱就考虑细致得多。还有一个负责这件事的领导是分管烟草行业的副省长朱奎。说起来朱奎也是帮了烟厂不少忙，这个人很开明，脑子也灵活。我当时说服他和普朝柱的主要一点就是：你们让我搞，我保证让企业多缴税，一定把国有资产管理好。而且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如果烟草生产自己控制，建立自己的多少亩基地的话，每年能多生产多少箱烟，能多创多少利税。一样一样，我都用数字跟他们估计好。
这些辅导员的开销和工资都由烟厂负责，这不是笔小数目，但带来的回报却是巨大的。
这个争取还是很难的，历来烟草都是由国家按计划调拨到厂里，厂里的生产计划就受制于烟草调拨的数量，质量上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怎么想这个安排也不科学。要把卷烟的质量提上去，烟草种植生产的环节我们就得自己说了算。所以我们向省里争取"三合一"的体制，把烟草公司、烟厂、烟草专卖局合并到一处，三颗章放在一个抽屉里，该盖哪颗盖哪颗。
当年玉溪卷烟厂关于烟叶种植的一些标准，后来在全国都通行了。但我这几年抽一些烟，还是觉得口感没有掌握好，主要还是烟叶的问题。一抽就知道烟叶的生长时间不够，收割急了点。农作物这个东西，最能反映人的做事风格，你尊重它的生长规律，按规律办事，认真对待，一定会有好回报。现在很多卷烟生产部门都没意识到这一点，但1986年的时候，玉溪卷烟厂就做到了。
1986年，我们的"第一车间"的想法就开始大面积推广了，玉溪地区就搞了70万亩的烟叶种植基地，后来在红河和曲靖又建立了几十万亩的基地。从制度上来说，"第一车间"冲破了计划经济的调拨制度，70万亩的烟叶产品全部归企业用，国家不来调拨。
我们抓烟叶的生产，有人劝我不要搞那么多事来累，说烟叶嘛，是农业部该管的事情，你拿着国家分配的烟叶，把计划的那点卷烟生产量搞出来就行了。我还真是没想那么多，我搞生产肯定就要搞好，要生产出好产品。没有好烟叶就没有好产品，所以我还是得管烟叶的事情。到今天，中国的卷烟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赶上了西方人，我们进口原料也用得很少了，我们当时努力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
1984年，我带着厂里的技术人员到美国去，到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两个烟草种植比较强的州，足足待了一个月。几乎每天我都往烟田跑，蹲在地边研究烟叶的种植。回来后，根据他们的经验，我们搞了个"十条规范"。照着这十条规范种烟叶，第一年，也就是1985年，在我们玉溪的赵桅乡就试验出效果了。
老是有人问我："你做事的原动力在哪里？"特别是在玉溪卷烟厂期间，大家都在吃"大锅饭"，都在混日子、明哲保身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断去和领导商量，总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思，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只有麻烦，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处。像我们搞这个"第一车间"，1986年的时候争取"三合一"的政策，对我个人来说能有什么利益？做来做去都是为国有资产。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性格使然，很少考虑个人得失，别人不敢干的事情，偏偏我就有这个热情。我记得"文革"期间邓小平和江青到大寨去视察，两个人都有一份讲话，邓小平那份讲话资料我放在抽屉里好久，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他真是说到了我心里去。做事就是要苦干、实干，用人就是要用好人、能人。我们是有条件做事心里就高兴。后来国务院发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14条规定，我干得更热闹了。说来说去，我的个人价值在哪里，就是要不断做事才能体现，空话套话我是最不喜欢了，牛皮吹破了事情做不成，有什么用？
这一点，是西方人教会了我。
198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说，这是个福音。虽然烟草行业比较特殊，和其他行业不可能完全同步，但是毕竟中央政策表了态，我们的生存环境还是宽松了很多。比如在烟农补助的问题上，因为一直没搞清楚给烟农的补助属于生产成本还是利润支出，这一块补助一直不敢放开了做。但烟农对于烟叶质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必须把他们安抚好，让他们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我因为这件事到北京找了领导三次，还好，领导很理解，很快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同意把烟农的补助归入税前成本。这个政策帮了大忙，让我们得以放手协调对烟农的各种福利政策。1986年当年，我们对烟农的补助就达到了280多万元，后来逐年都是好几倍好几倍地增长。不是我多有说服能力，要感谢领导确实有理解工业发展的能力和心胸，也得益于当时政策的宽松。
照我说，中国的卷烟品质要赶上西方人，首先就要在原料上赶上他。
如果回忆烟厂的17年，1986年肯定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我们真正抓住了卷烟发展的重点：原料生产。做事抓重点，不然你做得多费力也白做。一根香烟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烟丝的质量。你手里有这个市场上最好的烟丝，不愁没人买你的烟。而且我们把工业的思路放到了农业上，把传统的种烟叶的农民当作工人一样对待，有标准、有要求，也有合理的补助。烟农对我们玉溪卷烟厂有归属感，自然能和我们想到一处。
我们搞香烟生产为什么比别人上得快，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烟叶的品质搞好了。国内很多工厂都把力气花在买好机器上，想借此做出好烟。但我的看法是，设备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原料品质。所以我们首先搞原料，自己建烟叶生产基地，几十万亩。自己控制的基地，原料质量就非常好，卷出的烟就好。其他地方的烟销售困难，我们的烟不够卖，排队还要几个月。
我以前有两张照片，珍贵得不得了，可惜这几年找不到了。是两张烟叶的照片，那种成色、颜色、成熟度的烟叶我是再也没看到过了。有一年通海的烟田里种出了这种烟叶，我叫人拍了照片，可惜了，现在照片也没有了，那么好的烟叶可能也没种出来过。
1986年，玉溪卷烟厂在烟叶种植生产上下了大力气。
1986年我们把烟叶种植的基础打好了，1987年、1988年之后，烟厂就开始飞速发展，短短几年就把同行甩出去好远。我们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夯实各种基础，观念有了，设备有了，原料有了，人有了，玉溪卷烟厂没有不发展的理由。
我1979年进烟厂，最开始两三年都是抓整顿性的工作。以前工厂不在生产的正道上发展，要把它扭过来。到1982年就开始见成效了，发展速度上来了。然后，我们又花几年时间集中精力做了技术设备的改造，工厂的硬件也基本具备了。但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是1986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