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来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不会让问题摆在那里自行烂尾。于是他向组织部提交了下放人事任免权的申请。
传统国企的中层干部一般都是靠培养，从基层一级一级提上来。但烟厂有个特别之处，中层干部的提拔由省委组织部来决定。这是个特别糟糕的程序，因为省委组织部对工厂具体情况并不了解，提拔的人未必合适。另外，厂长没有人事任免权，隔山打虎，人事管理落不到实处。对于要做事的褚时健来说，这起码是一种不方便。
这时的玉溪卷烟厂已经是云南的利税大户，几乎撑起了云南税收的半边天。大概是对褚时健工作的肯定和鼓励，省委组织部大方批准了他的申请。之后的程序就是褚时健要提拔中层干部时，循例向省委组织部申请，省委组织部只做一件事：批准。后来外界所称褚时健的四个弟子----邱建康、姚庆艳、李穗明、魏剑----就是在那一时期被提拔起来的。
邱建康有一个观点，一个企业家起码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引导自己的能力，二是帮助他人的能力。在这两方面，他觉得褚时健堪称完美。
对于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褚时健向来采取的态度是：信任、放权。那时烟厂对外业务账目巨大，涉及几亿元资金的业务比比皆是，副厂长们拿着权力有时还有些畏惧："厂长，数目太大了，还是你来签字吧。"褚时健的态度是："你们签！我既然信任你，就让你干，你不要胡来。我给你一张委托书，闯祸了打官司我来承担。"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敢干。这不能不说是褚时健给的信心。
褚时健说起当年玉溪卷烟厂的各种成绩时，很少提及自己做了什么。在他讲的故事里，主角大都是他周围的同事。他很爱说一句话："没有这批人，这些事情也做不成。"但当笔者和褚时健这些同事聊天的时候，对方的话也和褚时健一样："没有厂长，这些事情谁做得成？！"
赵德才在管理"第一车间"的烟叶开发工作期间，平均每年几乎有十多亿元的用钱权，但他没有出过纰漏。所有验收合格的烟叶交上来，赵德才一般让具体负责人签字，给他看看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心吗？毕竟数目大。"赵德才说："我们其实也是传递褚厂长的信任，他信任我们，我们信任下面的人，大家形成一个信任的机制。那么多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过。"
人事就是人和事
褚时健不算一个外向的人，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是一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烟草行业的掌门人，因为行业的特殊性，涉及利害关系，大都不太愿意和人交往。2003年，笔者见到时任红河卷烟厂的厂长邱建康，他字斟句酌地说："我们选择不交朋友。"邱建康与褚时健很相像，谈话间能看得出内心活动丰富，天性应该是一个乐友善友的人。但因为烟草行业的敏感原因，大概邱建康也就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而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时，并没有给人这种印象，在和同事们交往时，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偶尔也有骂人的时候，但都是就事论事，也不伤人自尊。
褚时健的放权并非不管，他的管理舒卷自如。吴仕祥说那个时候在工厂，千万不要以为厂长不管你，上个厕所碰到厂长，他随口就会问："老吴，这两天上等烟库存卖了多少？"然后根据吴仕祥的回答，他"随口"再算几笔账，说几句自己的建议，走了。吴仕祥说等回到办公室，想想厂长的话，咳！厂长其实什么都知道啊！
1988年，全国烟草行业13种名烟价格放开，褚时健明白这是名烟市场分化的时候了。他说："这一轮竞争如果被别人打倒，不知要被压多少年。"所以他在厂里特别强调质量问题，尤其是原料方面。褚时健强令工厂必须严格分级，保证红塔山、玉溪等高档烟的烟叶品质，让工厂把带烟疤的烟叶全部降级。负责烟叶的职工不理解，问褚时健："厂长，如果这样砍下去，降级以后，我这里成本增加了，咋个办？"褚时健早已经算过账，他说："我给你2000万。大胆砍。"过了两天，褚时健去看他的工作情况，发现没有降级多少，叫了那位职工来问，对方说了："今年你是给了2000万，明年怎么办？"褚时健斩钉截铁："明年我给你4000万，你只管把烟叶等级搞清楚。"这又是高成本的投入。但另外的数字显示，这一轮价格放开促成的竞争，因为玉溪卷烟厂把质量关把严了，稳住了价格，市场也扩大了。云南的市场以前由玉溪卷烟厂和另一家知名烟厂分割，滇西是对方的市场，滇南是玉溪卷烟厂的市场，但一年下来，滇西市场烟草购买方全部转向玉溪卷烟厂。玉溪卷烟厂价格坚挺，其他品牌则被迫降价，最终玉溪卷烟厂在利润上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
褚时健的观点是，管人不在表面上，你要自己内功过关，自己在业务上成熟，才能服众。
所以褚时健对于成本的投入多少几乎完全由精确算账而来。这差不多是一个倒推的模式，如果利润要做到多少，往回推算，成本应该投入多少......
曾经有一位负责工艺配方的老工友希望厂里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安排工作，因为厂里已经为他家里安排了两个孩子的工作，烟厂人事科的职工没有答应他。于是他去找褚时健，说被人事科拒绝了。他对褚时健说："××烟厂叫我去工作，说可以帮姑娘（女儿）安排工作。厂长你看咋个办？"褚时健知道这位老兄在给自己出难题，他说："你去吧，既然有工作安排给女儿。工艺配方的事交给我，我来办好。只不过去那边，工艺这点事你最好有个把握，没有把握你不要去丢脸。"对方见厂长不接招，也愣住了："那......厂长，我以后还回得来不？"褚时健说："回得来嘛。姑娘到时也能回来，调工作的情况厂里就好办很多。"对方最终还是没有去别的厂工作。工厂人事科的人生气了："还去威胁厂长？难道厂长还不懂你那点配方的事情？"
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财务部门的人很怕和褚时健坐在一辆车上，因为褚时健打发路途时间的方法就是盘问他们的账。褚时健有一个天分，那就是计算能力。玉溪卷烟厂的财务人员形容褚时健肚子里有一台高配置计算机，一块烟田大概多少产量，一年施肥投入多少，给烟农大概多少补贴，收购其烟叶大概多少，最后生产成卷烟工厂能收入多少，利润会是多少......从头到尾，褚时健能气定神闲地坐在座位上靠心算就给同事们一笔算下来。
"管理员工，自己的业务要强，不然人家给你考试，三回两回你被考倒了，就不好管理了。"
在对烟农进行大量补助期间，烟厂的不少中层管理干部很不理解，觉得补助过高，成本增加太多。褚时健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国家收购烟叶一般是9元的平均价，但玉溪卷烟厂加上补助的收购价基本到了16元，特殊的高质量烟叶还能到一公斤20元。不过，到年终，玉溪卷烟厂平均一公斤烟能卖到220元，而别的生产厂家平均也就40元。"我付出一分成本，利润增加两分三分，哪个划得来？我计较的是利润有没有增加。"
人性管理大概是褚时健管理职工的最大特点。赵德才的女儿曾经心脏需要手术，赵德才打了个电话给褚时健，说："我姑娘要补一下心脏。"他没想到褚时健马上就说："我帮你联系医院嘛，你要去北京还是上海？我能帮你找到人。"没等赵德才回答，褚时健说："我觉得姑娘最好还是去上海做，我找个医生介绍给你。"很快褚时健就联系好了，因为正是烟草收割季节，赵德才去不了上海，褚时健专门派了工厂的一个干部陪着赵德才的女儿和妻子去了上海。"想想真是感激厂长，样样替我操心。他工作其实比我还多。"赵德才说。
成本控制，最终指向的是利润。褚时健显然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而节约成本，他的宗旨始终只有一个：为企业赢得利润。无论是购买顶级设备还是"第一车间"对烟田和烟农的投入，褚时健的做法都是奔着最终的利润而去。一个必然的对等关系是，高投入才有可能得到高回报。如褚时健自己所说，他心里是有数的。不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能够做到高投入，褚时健面临的卷烟生产，是一个靠规模生产和生产总量产生高额利润的行业，要实现丰厚的利润回报，就必须加大成本投入。
邱建康
若问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他最欣赏的弟子有哪些，他一定会说邱建康的名字，还会特别说明："他做事比我还认真。"
褚时健一直强调的成本意识呢？在新平糖厂期间，他曾经成功降低工厂的榨糖成本，使糖厂的赢利能力一步步提升。即便是少年时在家酿酒，他也曾经想尽办法让同样数量的苞谷酿出更多的好酒。2002年，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刚刚面世时，褚时健看着新闻，对身边人担忧地说："怕是以后它的生意难做。"他的理由就是磁悬浮列车的成本太高，花了几十亿的钱，成本高必然导致后面的票价高，不会有太多人去消费。如此一来，国家就要贴着钱运转，时间长了，亏损无法承受，收回成本、赢利就很是问题。"我们搞经济的人会先问一问成本多少。"他说，"不问问成本多少，利润多少，最后市场会把它灭掉。"
邱建康进玉溪卷烟厂的时间比褚时健要早10年，年龄上比褚时健小20多岁。邱建康是中师毕业，毕业后本来该去做老师，但因为国家实行统一分配，他被分配到了玉溪卷烟厂做修理工。邱建康天生爱钻研，修理工做了三年，厂里看他能解决不少技术难题，于是调他做了技术员。按邱建康的说法，因为厂里有太多国产的落后机器，所以他有大量的技术改造活儿，没空干别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在"文革"时期，大家对生产都不在意。但邱建康不爱搞运动，只爱搞技术。不过，他显然对褚时健到来之前的玉溪卷烟厂意兴阑珊，因为在那样的年代，领导大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工厂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昨天是什么样，明天还是什么样"。褚时健来了以后让邱建康眼前一亮："原来还有这样的领导，原来企业还可以这样做。"
关于成本的意识
从1979年到1989年，是褚时健带领玉溪卷烟厂跑步前进、攻城略地的10年。这10年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玉溪卷烟厂在大把大把地挣钱，也在大把大把地花钱。换言之，褚时健是一个极其能赚钱的企业家，也是一个非常能花钱的企业家。这听起来似乎有迹可循，在购买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时，褚时健动用的甚至是贷款，玉溪卷烟厂自身并没有那么多资金；在建立"第一车间"时，动用大量资金改造土地，改善种植环境，给烟农较高的补贴；在职工的待遇方面，褚时健也表现出一贯的"要把职工生活搞好"的态度，玉溪卷烟厂职工的工资一再提升，福利也一步步完善，职工住房年年在修，每年都有学校、医院、文体活动场地进驻烟厂职工的生活区。玉溪卷烟厂俨然已经成为整个玉溪地区乃至云南省的抢手单位。
邱建康在全场大会上听褚时健说过一次话以后就开始欣赏这个新厂长了，没有套话、虚话，上台坐下到起身，说的都是有关生产的事情，一点不拖泥带水。在"文革"中被各种形式主义弄得很麻木也很有反感情绪的邱建康在台下当即判断：这是一个能人。"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能人，我肯定不愿意在他手下干。"
检测频率在玉溪卷烟厂不断提高，常规的产品按班抽检的方法改为根据生产数量按比例抽样，以前每天只抽取样品16个，到1994年，这个数字变为85~90个。
邱建康第一次和褚时健近距离打交道是褚时健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事情不大，谈话也并不很严肃。但邱建康还是觉得可能厂长对自己有看法了。不过好像很快褚时健就忘记了，在一次车间的技术问题上，别的技术干部都无法解决时，褚时健说："你们去把邱建康喊来。"
而在更多的工厂，质量检测只有成品检测一项。
邱建康说那个年代想把工作做好的人并不多，但也有一部分人愿意把事情做好，而且事情做好了乐在其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想把事情做好。"他自己当然是这样的人，后来他觉得褚时健其实也是这样的人。所以，邱建康一直说自己是最了解褚时健的人，尽管他离开玉溪卷烟厂较早。"时间不说明问题，有些人整天在他身边未必了解他。我不用整天在他身边晃，但只要一开口，彼此就是明白的。"邱建康说。
"消费者为什么爱名牌？"褚时健常在工厂里问职工们，"是因为爱名牌高高在上的质量。"在玉溪卷烟厂，质检科拥有很高的地位，一名质检员在质量工作上的判断要高于车间主任。但质检科后来被裁撤，原因是工厂有两条生产线，设置了两个生产部门。所以质检科原来在线检验的职能归属到各个生产部门管理，成品检测的职能交由厂三级质量监督检测站负责。这样既加强了各生产部门对质量、工艺的管理，又从人员、检测仪器上充实了三级检测站成品把关力量。而三级站既对产品质量负责，又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对消费者负责。这样，工序检验和成品检验相互监督、相互考核的工作就完善起来了。
玉溪卷烟厂曾经传说褚时健有一天凌晨5点去工厂查看，发现有一个人猫在机器下面正鼓捣修理。褚时健过去拍了拍他的背，那人躬身出来一抬头，是邱建康。"没有这台事。"（云南话："没有这回事。"）邱建康斩钉截铁地说，和褚时健一样，他们都坚持说地道的云南话，不管周围有多少人在说标准普通话或云南普通话。虽然已经年过60，他说话和眼神依然像个斗士。他和褚时健都说过和对方比较相像，的确，两人都表现出强悍的生命力。虽然否认这件具体的事，但邱建康说当时自己工作确实很投入。1990年离开玉溪卷烟厂前，邱建康在三年间为厂里改造了两条进口设备的制丝生产线，改变了玉溪卷烟厂在质量上的顽疾。1990年之前，玉溪卷烟厂的产品里经常会出现棒棒烟。所谓棒棒烟，是因为制丝工艺不佳，必须把烟做得特别硬，烟丝才不会掉下来。而且烟有时还开花，就是一旦烟梗混在了烟丝里，抽着抽着就燃起来，开花了。邱建康彻底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
还有一个故事。1985年11月，包装车间的工人错将2万支红梅加进了生产阿诗玛的包装机内，等到发现退回清理时已经加进了8000支烟。褚时健得到消息后，让副厂长乔发科立即带着质检科的十几个人赶到现场，把有可能装有混装烟支的33件卷烟全部打开，十几个人埋头干了一个通宵，硬是从16500包卷烟中一支不漏地将红梅烟清拣了出来。
褚时健向来欣赏能干的人，邱建康自然入他的法眼。80年代中期，他把邱建康从技术员调任车间主任，心里已经有了要培养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关于褚时健任上玉溪卷烟厂对于产品质量的重视，有几个故事大概可以让人窥见一斑。1983年，第一批"红塔山"牌罐装香烟问世，这是玉溪卷烟厂定位的高档烟。有一次质检人员发现，包装盒中的油泥没有擦干净。按照规定，出这样的"工程事故"要一级一级惩罚上去。厂规如山，包括褚时健在内的厂长、党委书记和14名科室干部全部被写进惩罚名单交到了财务科。下一个月，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扣发奖金。也是在1983年，质检人员发现烟丝中有一个小黑块，经过化验发现是制丝机器上脱落的一小块橡皮。于是，上千箱烟被立即回炉到机器中捣碎，工人靠肉眼把120多块橡皮找了出来。"找完这些橡皮，我回去看见我儿子的橡皮，脑袋就发晕。"一位当年的工人说。
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而大伤元气的红河州多年在工业上都没有什么起色。1990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工业上扶持红河州，以玉溪卷烟厂在烟草行业的地位，自然应该出大力。红河州有一个老烟厂红河卷烟厂，玉溪卷烟厂对它除了在技术指导和设备上提供了不少支援，褚时健还把自己的大将邱建康派了出去。有人问过褚时健，当时厂里能人不少，为什么要派邱建康？褚时健说因为他觉得邱建康业务过硬，又有股子闯劲，他认为邱建康能帮到红河卷烟厂很多。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截至2015年，褚时健已经近19年没有回到过红塔集团，也就是当年的玉溪卷烟厂。但他很清楚地记得厂区的墙上有一行大字：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但他并没有想把邱建康长期派出去，所以当时只是借调。当借调即将到期时，褚时健和邱建康谈："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在红河这边不能再深入了。你准备回玉溪吧。"邱建康一直不解释这句话的根本含义，但彼时彼地，应该他和褚时健对彼此的信任和欣赏都心照不宣。
高额奖励的背后是工厂的高效率和高利润。褚时健的一系列内部管理措施在先进设备和优良原料的保证下，激发了玉溪卷烟厂一轮又一轮的业绩爆发。具体到工人个人，到1993年，玉溪卷烟厂的人均利税达到了224万元，几乎是同行的5~10倍。无论是烟草行业还是其他行业，这都是史无前例的。
1991年，云南省委宣布褚时健无限期延迟退休。这时邱建康已经对红河卷烟厂有了感情，一个几乎重新开始的地方，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团队，他渴望在这里实现自己关于这个行业的各种理想。
许多工人仅仅因为节约奖，一个月就增加了四五百元的收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数字几乎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三四个月的工资。
1995年，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又向邱建康伸出了橄榄枝："回不回来？回到红塔做专职副总裁。"邱建康说自己还是愿意留在红河，当时红河马上就迎来爆发期。他说自己希望看到开花的样子。
有奖就有罚。玉溪卷烟厂车间里到处都有自动秤，如果在某一个秤上是一个数，而到了下一环节的秤上，数字却有变化，这时奖惩制度就启动了，烟支轻了一克说明原料节约了一克，工厂必须奖励，反之则要惩罚。不过褚时健很仁慈，他对于奖惩是这样看的：如果你惩罚了一个员工10元钱，那么就应该找另一个理由奖励他30元。
没有更多的争取和规劝，褚时健立即就同意了邱建康的想法。后来，他有机会去红河出差时，一定会去红河卷烟厂走走。"邱建康，你这个厂子建设得不错，小而精，精致不奢华。"邱建康听他说这句话，低着头愉快地笑了。"小而精"是邱建康一直的追求，褚时健一下就看明白了。
"成本低，质量好"，这是玉溪卷烟厂在加强内部管理时，褚时健对烟厂生产的不无得意的评价。
接班人
在1988年到1991年间，关于年过60的褚时健是否退休的话题一直在工厂里和他自己的家里讨论不休。省里不希望褚时健退下来，他们担心刚刚发展起来的玉溪卷烟厂一旦回复旧貌，对云南工业和烤烟业都是极大的打击。厂里的职工自然也不愿意褚时健退休，仅仅10年前厂里的艰难生活大家记得还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只干10年就退下来，大家似乎都心有不甘。
节约也是生产力
纯粹的定员定额因为追求生产率，消耗难免会增加，对于成本意识超强的褚时健来说，这是一件特别难以忍受的事情。因此定员定额的范围中增加了一项：消耗定额。消耗定额带来的好处就是工人的节约意识大大加强了。褚时健配合消耗定额设置了一项"节约奖"，规定每箱烟的消耗最高值为60公斤，消耗越少奖金越多。褚时健向国家申请了一项政策，属于工厂真正节约下来的效益，85%上缴给国家，余下15%奖励职工。如此，玉溪卷烟厂单箱卷烟需要消耗的烟叶，从最初的平均50多公斤，慢慢下降为1989年的47公斤，最后到了38公斤。这个完全靠真实数据说话的奖金，让职工们很服气。
褚时健曾经也想培养接班人，他考虑到国家政策规定，自己虽然也很舍不得烟厂，但违反规定毕竟不好。1987年，省委第一次延期了他的退休申请，正好一家媒体到玉溪卷烟厂采访，褚时健和他聊起接班人的事。对方要和他打赌："褚厂长，我敢保证10年之内你找不出接班人。"褚时健当时想：哪有那么严重？
"厂区有条八九米宽的马路，临到要上班前15分钟，工人们急匆匆地去上班，能把马路都挤满。"褚时健记得很清楚。
然后他就想到一个车间主任，做事很是大刀阔斧，褚时健觉得他有勇气，于是很想培养一下。没想到此人做事的方式不仅胆大，还很鲁莽，对政策把握不准，乱干蛮干，褚时健很快就放弃了培养他的想法。
定员定额的成效非常明显，因为责任到位，工人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生产效率也直线上升。厂里差点扔掉的老机器居然也在定员定额的前提下生产效率提高了50%。1987年这一年的数据显示，玉溪卷烟厂在卷烟生产总量、优质品比例、工业总产值、人均利税、单项利润、卷烟工人实物劳动生产率、最低平均单箱耗叶、全员产值劳动生产率八项指标上，全部创下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然后，他又想到厂里的一名才子，16岁就考上清华，在清华四年不到拿了两个学士学位。褚时健和意大利人谈判时，因为翻译临时有事，把这位清华才子叫了过来救场，没想到他比真正的翻译还要自如。这令褚时健很是欣赏，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人选。但很快他又发现小伙子做事不踏实，所以，这个清华才子还是不能培养为接班人。
几十年后褚时健还记得张鹏辉当年的辛苦："没有他们这批人，定员定额的标准制定不出来。"
最后他又找了一名才子，四川大学毕业的，在全国厂长考试中能一举拿下第二，所以在玉溪卷烟厂当着副厂长。因为褚时健有心培养他，申请省委批准后，让他做了厂长，自己则做了党委书记。
定额就更难了，特别是消耗定额，比如烟叶的消耗。烟叶属于易破碎品，破碎了多少，算哪个环节消耗的，边界很模糊，基本上最初是把总的消耗分到每个岗位上。张鹏辉递了好几次报告给褚时健都被打回了："老张，你这个不行，你还是要亲自到岗位上算。要按你现在这么算，你的奖金被人都拿走了，消耗还在慢慢增加。"张鹏辉就一次一次往车间跑，最后在每个环节都设上自动秤，把消耗记下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算消耗定额。张鹏辉去了四五次，褚时健终于批了报告。
知识分子大概都保守些，褚时健希望1987年的生产量要比1986年增加20万箱，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厂长强烈反对。他觉得工厂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一句话，他不敢干。褚时健有些光火，他的脾气从来不对勇于干工作、有能力的人发，而畏畏缩缩的人最让他着急。他对这位李厂长说："干好了是你的功劳，干差了你可以推在我身上。这是工厂发展的良好时机，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停下来？"这一次褚时健选择了"霸道"，照样把增产20万箱的计划报给了国家烟草总局，结果1987年一年玉溪卷烟厂顺利增产22万箱。
核定标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负责这件事的是后来成为烟厂总经济师的张鹏辉。当时任劳资科长的张鹏辉向来认真执着，他在核定定员定额标准时，发生过不少让大家莞尔的事情。在制丝车间有一个工序，需要通过电梯把烟丝从楼底送到楼上，张鹏辉把这个岗位定为两个人。工人们不干，说从来都是四个人的岗位，两个人干不下来。张鹏辉坚持按两人岗位定员，工人们急了，说："你们坐办公室的哪里知道我们，我们可是干硬活儿的！"张鹏辉也急了，去扯工人围裙，"你把围裙给我，明天我就去替你。我只要两个人，我干三天给你看，你们看我干得干不得！"第二天张鹏辉果然准时在上班时间出现在车间，他围上围裙，叫上另一个工人就开干，而且他果然就干到下班才走。第一天工人们当笑话看，第二天，张鹏辉又去了，照样干了一天。第三天，工人们不敢再站在旁边看了，上前去扒拉张鹏辉的围裙："算了算了，张科，你一个斯文人，平时清闲惯了都干得下去，我们不好说了，两个就两个！"
在李厂长当职期间，褚时健出国考察了一个月，其间和工厂通了几次电话，工厂那边说的话全是状告李厂长的。
褚时健和各个车间主任商量了很久，最后的办法是：定员定额。所谓定员定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分析计算，制定出来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产品。
褚时健出差回来，厂里的技术骨干陈志华气冲冲地找到他，把手里的烟盒递给他。褚时健接过一看，后面写着字，记录的都是他和李厂长之间的矛盾，而且上面还有一条："我要在大会上闹一闹。"
生产流水线上是没有办法计件的。显然，这个分配制度并不好定。
褚时健说："那不行，造反哪？你还要在大会上闹！？"
不过，褚时健对于分配制度的根本原则没有变，那就是工资要和产量挂钩，和质量挂钩，两头都要兼顾。
陈志华很委屈："我没有闹，我就等着您回来处理，不然我早就忍不住了。"其实原因是一个技术问题，李厂长自己没有弄明白，责怪陈志华破坏生产。陈志华在工厂很有些年头，对工厂很有感情，这位厂长如此给自己戴帽子，他很难接受。
早在1982年，褚时健就在玉溪卷烟厂实行了"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分配制度，这项旨在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计时工资""大锅饭"的改革在几年间充分调动了玉溪卷烟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当时工厂处于传统的单机操作阶段，类似传统"计件工资"制度，后来随着大型先进设备的引进，单机设备逐渐被淘汰，这项分配制度没有办法再实行下去了。
褚时健了解陈志华，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但他觉得应以大局为重，于是给李厂长想办法："我明天给陈志华出个难题，让他解决，他解决后你出面奖励一下他，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实际上，褚时健的方法正是内部管理，且还是从工人的收入入手。
但类似事情累积太多，导致李厂长在玉溪卷烟厂没待多久就离开了。褚时健对于接班人的设想又一次落空。
1989年前后，玉溪卷烟厂实现了第一步的辉煌，成为全国行业第一后，是如何夯实企业的根基的？
家里
其实儿女都希望他早日退休，马静芬则是觉得怎么都可以。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马静芬学会了随遇而安。她在厂绿化科一直工作不错，花花草草本来就是她的爱好。在她的规划下，玉溪卷烟厂的园区环境和绿化水平在玉溪一直令人称道。她带着职工们参加一些插花比赛，偶尔也拿拿奖。对于褚时健工作的繁忙，她早已习惯了。所以听说褚时健要延迟退休，马静芬是全家最为淡定的一个。"都可以，回家他会轻松些，但他肯定在家待不住。"她说。而且她知道，褚时健一旦忙起来，脾气会很正常，比较随和，而一旦闲下来，他就会莫名生闷气。马静芬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尽管骨子里她都以褚时健为重，但是明显令人生气的事情，她还是不能忍的。有一次，她和褚时健在家起了争执，褚时健大概心情正是不好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不高兴就滚。"这句话确实太伤人了，马静芬气得收拾东西就住到女儿褚映群家去了。女儿听母亲说了原委，又气又担心："妈，你以前说离婚离婚的，是不是就会是这次啦？"
现代企业实际上是摈弃强人的，制度才是保证企业发展的最好武器。
女儿褚映群早已结婚生女，女儿圆圆和妈妈长得很像，大大的眼睛，很机灵。作为褚时健的第一个孙辈，圆圆很受褚时健和马静芬的宠爱。因为有了圆圆，褚时健周末时开始带着家人去郊外走走。在80年代后几年，因为儿女长大成人、成家，褚家的气氛热闹了很多。马静芬身体一直不好，褚时健主动承担了很多家务，抱抱外孙女，做做饭。玉溪卷烟厂的家属们有一阵都在传说"厂长家的酸菜"，说是去褚厂长家看到厨房里腌了不少酸菜，闻着很香，马静芬说那都是老褚腌的。"厂长还会这个啊？！"大家很吃惊。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褚时健从中学时就是烹饪高手。
制度是最大的保障
对于企业强人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个人能力太强，企业的管理便弱化了。强人的个人威权可以淡化管理和制度，也能使企业良性运转。对于褚时健，也有这种说法。很多人认为，玉溪卷烟厂的光辉岁月完全来自褚时健的个人业务能力和当时中国经济极速发展的需要，工厂在管理方面实际上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儿子褚一斌高中毕业后到昆明理工学院上了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当时炙手可热的玉溪卷烟厂工作，但小伙子年轻气盛，觉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所以干脆自作主张去了一家机械厂工作。但是，那几乎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刚刚大学毕业的褚一斌根本找不到事情做，每天到厂子里混一混也就过去了，日子实在不好过。熬了几个月，他还是觉得到玉溪卷烟厂去比较好，虽然在父母眼皮底下有诸多不自在，但毕竟那是云南最前列的企业，自己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国企工厂历来有照顾子女到厂工作的传统，褚一斌在工厂里还有不少一起长大的伙伴。
能够申请到这种额外的生产指标，当然褚时健的说服能力要起很大作用，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烟厂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要能生产出来，也能销得出去。所以，在拥有了固定的生产设备和充足的原料之后，褚时健有必要让工厂内部管理也强大起来，三方面配合，整个生产体系才能朝良性的方向像雪球一样滚动前进。如果没有齐头并进的局面，缺少任何一方的力量，玉溪卷烟厂都有可能老大地位不保。
于是褚一斌到了工厂。父子俩长得非常相像，褚一斌一说话一投足，不用介绍大家就知道这是褚厂长的儿子。但褚时健很少和儿子聊天，一是因为忙，二是传统的中国父子间很少交流，褚时健和褚一斌也一样。大概在父亲的威严之下生活，表面很少言语、内心很有想法的褚一斌还是很不习惯。那时，中国的出国热已经开始兴起，出国成为人人向往的灿烂前途。褚一斌也经常听父亲讲出国的各种感受，于是某一天，他向父亲申请："我要去日本留学。"褚时健似乎并不反对褚一斌出去留学，但大概是外孙女圆圆给了他对大家庭的各种美好想象，他对褚一斌提了一个要求：出去可以，结了婚再走。
在烟草行业，每年都由国家烟草总局审批下达生产计划。也就是说，各个企业不能自行决定这一年的生产总量，而应该按照国家总体协调后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来开展生产。常规情况下，国家会按照上一年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市场现状来分配生产任务。对于褚时健来说，这个生产计划不仅决定了当年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总值，还决定了他要如何去订"第一车间"的种植计划。因为烟叶有一个三年醇化的周期，所以玉溪卷烟厂的烤烟种植计划必须提前两到三年来做。这个连环需求最考验的就是褚时健。一方面，他要让"第一车间"一直优化循环运转，在产量上要保质保量；另一方面，他又要到国家烟草总局申请与烟叶产量差不多匹配的生产计划。此外，他还要考虑到生产出来后的销售。1989年，褚时健到云南省计经委和国家计经委多要到了20万箱的生产指标，这是因为一家知名的卷烟厂当年没有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玉溪卷烟厂拿到这个生产指标，一方面弥补了当年的全国计划，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自己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总量。
褚一斌倒是不反对父亲这个建议，他在工厂有女朋友，褚时健和马静芬也很喜欢那个女孩子。"本来也要结的。"褚一斌想，父亲的要求无非是让他的计划提前了一些而已。
因为设备和原料两条腿同时走路，玉溪卷烟厂到1989年已经成为行业的翘楚企业。这时，无论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还是原料的储备，玉溪卷烟厂都达到了一个高度。褚时健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到生产及内部管理上了。
褚一斌结婚一年后，有了女儿褚楚。褚家的第三代都有漂亮基因，褚楚和圆圆一样，水灵漂亮乖巧。这让褚时健欢喜不已，两个孙辈给了他太多天伦之乐。他感觉有了她们，家庭的分量在自己心里加重了很多。
生产必须计划
玉溪卷烟厂发展到1989年，产量已经超过100万箱，利税超过20亿，无可争议地成为行业老大。这时，很多人觉得褚时健已经功德圆满，完全可以在1987年60岁的时候荣耀隐退了。他按正常程序打了退休报告，但上级部门延迟了他的退休年龄，他就一直在厂长这个"火线"位置上坐着。从内心来讲，他的确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玉溪卷烟厂刚刚跃上巅峰，他希望烟厂的这个领先位置能保持得久一些。那种心情大概像一个辛苦耕作的农夫，忙了一季，刚看到农作物开花，正准备结果时自己却要离开一样。当时有媒体问他，怎么把玉溪卷烟厂领导得如此成功？他似乎忙得没有总结过自己这10年来的急行军，只说："一直闷头在干工作，没想过那么多。"1990年媒体又问退休的事情，褚时健说："人生六十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