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年，波伏瓦决定为《摩登时代》杂志采访萨特本人（尽管他们发表时不把它叫作采访，他们称之为“审问”）。波伏瓦开门见山地说：“萨特，我想问你关于女人的问题。”波伏瓦问道，为什么萨特声称自己站在受压迫者一边，这些受压迫者可以是工人、黑人、犹太人，却不能是女性，他对此怎么解释？
萨特：当然了，尽可能地严厉。如果你很幸运地爱上了你所批评的人，那么不严厉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52]
萨特说，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
米歇尔·孔塔：你对她和她对你一样严厉吗？
“可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波伏瓦追问他，是不是很多男人在女性问题上都有一个盲点（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她自己一样）。他们对女性的苦难视而不见，就好像古代雅典人那样，当奴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做饭时，他们却大谈正义和民主之类的理想。萨特的冷漠不是像雅典人的冷漠一样让后人感到震惊吗？[53]
萨特：常有的事！事实上，我们甚至互相批判。但我知道她最终会是对的那个人。这并不是说我接受了她所有的批评，但我确实接受了大部分。
波伏瓦继续参与到了女权主义作家活动和运动中，也接受了许多采访。1976年，当波伏瓦与阿莉塞·施瓦策尔交谈，回顾自己的生活时，她评论说，她摆脱了女性的“奴隶劳动”，因为她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家庭主妇。但20多年来，波伏瓦一直收到世界各地女性的来信，诉说她们的挣扎，这让她意识到沉默的另一面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许多写信给她的女性年龄在35岁到45岁之间，已经结婚。为了爱情，她们很年轻就结婚了，当时也很高兴这样做，但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死胡同：孩子长大后不再需要她们，她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也没有自己的追求。
米歇尔·孔塔：不过，你还得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判面前为自己辩护，不是吗？
1976年，波伏瓦认为结婚和做母亲在很多时候仍然是陷阱。波伏瓦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孩子，她应该认真考虑抚养孩子的条件，因为她必须放弃工作，孩子生病时在家照顾孩子。如果女性做不到这些，她将受到责备。[54]波伏瓦说，问题不在于家务和护理工作本身，因为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每个人——不仅仅是女性——都应该去做维持生命所需的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她们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些赋予生命的事情。波伏瓦称自己为主张“自愿做母亲”的活动家。[55]
萨特：不仅如此，还因为她是唯一了解我、知道我想做什么的人。正因为如此，她是一个很适合交谈的人，很少能遇到这样的人。这是我独特的幸运……
同年，在大西洋彼岸，阿德里安娜·里奇出版了《女人的诞生》（Woman Born），这本书以波伏瓦《第二性》中对母性的讨论为开端，阐述了母性的力量。1976年3月，一个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针对女性犯罪问题的国际法庭把波伏瓦的一封信作为诉讼的一部分。波伏瓦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因为那年正好是在“女性之年”之后，显然，这又是一个由男性社会为了神秘化女性而组织的活动。[56]
米歇尔·孔塔：因为她和你在哲学上处于同一个层次？
1977年3月，萨特的腿开始疼，医生警告他，如果他再不戒烟，他们可能不得不切除他的脚趾，甚至让他截肢。两天后，萨特把他的香烟和打火机交给了西尔维·勒·邦。但是酒更难戒掉，萨特为了获得一杯酒，开始在生活中和女人玩骗人的小把戏。萨特告诉波伏瓦他每晚只喝一杯威士忌。但他让米歇尔偷偷把瓶子藏在他书架里的书后面。他说，海狸不必什么都知道。
萨特：在我的想法真正成形之前，我都先把它讲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听。在我的想法形成的过程中，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一天，波伏瓦发现萨特宿醉不醒，她很生气。当她发现他还在米歇尔家喝威士忌时，便一怒之下给米歇尔打电话，不让她在周六晚上陪伴萨特了。[57]阿莱特对此很高兴——她一直嫉妒萨特的其他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克服了对皮埃尔·维克托的厌恶。皮埃尔和她一样，是北非犹太人。1978年，维克托对犹太神学和弥赛亚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始一起学习希伯来语。1978年2月，波伏瓦担心他们利用了萨特的弱点——利用他的名声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为萨特、维克托和埃尔凯姆要去耶路撒冷。萨特坐着轮椅上了飞机，住在一家豪华酒店里；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当他们回来后，维克托试图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一篇关于以色列和平运动的文章，他要萨特作为共同作者署名。波伏瓦接到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博斯特打来的电话，博斯特告诉她这篇文章不好，萨特不应该署名。波伏瓦读了之后表示赞同，并说服萨特不要出版它。
萨特一直很关心自己留给后世的名声，他决心以一个伟大作家的身份来实现不朽。1975年6月，为了纪念萨特的70岁生日，《新观察家》委托进行了一次采访。除此之外，萨特的采访者米歇尔·孔塔询问了他有多少个情人。萨特承认有好几个。但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唯一的一个。萨特提到了另外两个人的名字——米歇尔和阿莱特。但是萨特说，波伏瓦扮演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角色：
此时，波伏瓦显然是萨特的守护者之一。但有几个人觊觎这个位置，想成为萨特在智识方面的监护人，但他们对于萨特本人的想法却说法不一。萨特从来没有告诉维克托这篇文章没发表的原因。但在《摩登时代》杂志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维克托在萨特的住处参加了会议），波伏瓦提到了这件事，波伏瓦以为他知道。维克托怒火中烧，跺着脚走出会场，称他的同事们是“腐朽的尸体”。[58]维克托自此不再参加《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会议，轻蔑地把老一代卫道士称为“萨特人”。这次阿莱特站在维克托一边。
我们爱上了彼此的直觉、想象力、创造力、观念，并最终有一段时间也爱上了彼此的身体，但是就像一个人不能主导（当然，除非通过恐吓）另一个人的思想那样，一个人也不能主宰另一个人的品位、梦想、希望，等等。有些事情海狸（波伏瓦）更擅长，有些事情我更擅长。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海狸的批准，我永远不会允许我的任何作品发表，甚至公开给任何人。[51]
与此同时，萨特接受了更多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在出版前，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他从不让任何人读他的手稿，甚至在1978年7月，他仍声明波伏瓦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独特角色”。[59]据西尔维·勒·邦所说，萨特生命的最后五年对波伏瓦来说特别艰难。波伏瓦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失明，发现对他隐忍要比对自己隐忍更难。波伏瓦喝了酒，吃了安定，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经常流泪。波伏瓦尽可能从其他朋友那里获得安慰。克洛德·朗兹曼住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博拉尔街，他在巴黎时，每周会和波伏瓦见两次面。但他当时正在执导《浩劫》——波伏瓦借给他钱以启动电影的拍摄——经常需要外出旅行。
萨特的回答是，他们彼此相爱，但不是以一般人所理解的方式相爱：
1978年，一部改编自《被摧毁的女人》的电影在法国上映，影评刊登在《世界报》上，该片再次宣布波伏瓦的作品已经过时，说她的女权主义低劣：“如今，这本书的论点和基调似乎特别具有考古价值。它们使得衡量女权主义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因为这类问题与其说是关于‘流动中的女性’的问题，不如说是《世界时装之苑》或《嘉人》（Marie-Claire）的问题。”[60]
考虑到萨特是一个名过其实的花花公子，以及他对他“偶然的情人们”持续不断的谎言，人们不免会有点惊讶：在讲述他和波伏瓦的故事时，萨特首先强调了波伏瓦在他生命中和思想上的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接受采访时，萨特确实是这么做的。他表示，人们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看到的是波伏瓦的版本，但“对我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最初是在智力上发展起来的”[50]。采访他的约翰·杰拉斯——波伏瓦朋友斯捷帕的儿子——坦率地问道：“难道当时你们俩不相爱吗？”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波伏瓦因萨特的衰老而筋疲力尽，没有心力再去写长篇作品，但在1979年，波伏瓦出版了《精神至上》（这是波伏瓦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小说，当时被伽利玛和格拉塞出版社退稿了）。这部作品以扎扎和梅洛-庞蒂为原型虚构了一对情侣，即安妮和帕斯卡，写于波伏瓦发现梅洛-庞蒂求爱的真相之前。安妮的母亲迫害她的女儿，批评她的想法、读书习惯，以及她与西蒙娜的友谊，“好像一切都是罪恶”[61]。这本书并不像波伏瓦后期的作品那样圆满，但它揭示了波伏瓦在20世纪30年代关注的问题，包括爱、自我牺牲、幸福以及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这也表明，即使在那时，波伏瓦也不害怕在她的文章中加入哲学元素，她笔下的人物会讨论邓斯、司各脱、柏格森、莱布尼茨、霍布斯、拉辛、波德莱尔、克洛代尔和贝矶。
波伏瓦承认自己曾经是同谋者，这是令人钦佩的：波伏瓦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看到自己以前失败的女人。但是她能看到全部的失败吗？当波伏瓦写道，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让我们思考每个人内心最私密和最确信的东西”时，是怎样的限制和欲望让波伏瓦无法完整地讲述她对哲学的热爱以及她对萨特以外的情人的爱？波伏瓦的动机是自我保护，是关心“大家族”中的其他人，还是妄想？还是像波伏瓦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动机是赋予她的生活一种“艺术的必要性”，使其具有解放读者的潜力，向他们展示新的可能性，就像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乔和乔治·爱略特的麦琪对年少时的她产生的影响一样？[49]（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伏瓦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这就是她在做的事情。《归根到底》也暗示波伏瓦是认真的。）
那年秋天，波伏瓦参演了由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拍摄的一部关于她的作品的电影《西蒙娜·德·波伏瓦》，片头称其为“我们唯一的女哲学家的纪录片”。[62]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波伏瓦被问及她已经围绕着自己写了那么多作品之后，为什么还要同意拍这部片子。波伏瓦回答说，她想“纠正”某些事情，说实话，想给自己一个“更公正的形象”。[63]
20世纪70年代，波伏瓦越来越多地用她的影响力帮助别人发声。在《摩登时代》的特刊《女性坚持》（Women Insist）的序言中，波伏瓦写道，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让我们思考每个人内心最私密和最确信的东西”。它质疑我们的欲望，质疑我们快乐的形式。[48]女权主义者让人不舒服；但如果她们的话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她们也不会受到嘲笑，不会被当作泼妇和“煤气灯”。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承认在过去，她“或多或少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女人的角色”，她曾经认为克服性别障碍的最好方法就是忽略其存在。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帮助波伏瓦认识到，这种立场使她成为不平等的帮凶，所以现在波伏瓦要把它和她自己表达出来。
1979年，波伏瓦成了杂志《女权主义者问题》（Questions feministes）的出版总监，该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她监督重启，并获得了奥地利欧洲文学奖。《费加罗报》以“完美的资产阶级：西蒙娜·德·波伏瓦”为标题宣布了这项荣誉，并解释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一位获得奥地利欧洲文学奖的女性，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男人”。[64]这也难怪，当被问及为何继续倡导女权主义时，波伏瓦回答说，这是因为即使到了1980年，女性还是被赋予了一种假象：“今天的女性可以成就任何事，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她自己的错。”[65]
第二年，波伏瓦为一本书写了序，热切地呼吁进行离婚改革。同样，波伏瓦的分析包含了哲学上的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在激烈的政治辩论中很容易被忽视。关于离婚对孩子有害的反对意见，波伏瓦回答说：“孩子可能会被貌合神离在一起的父母‘迫害’。”波伏瓦认为，离婚“不是万灵药”，“只有当女性知道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她们的自由，她们才会获得解放。”但为了发现自己的可能性，离婚往往是一个必要条件。[47]
1980年3月，波伏瓦听说《新观察家》将刊登皮埃尔·维克托对萨特的采访，分三期在星期日出版。萨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了（至少以萨特的标准来看）；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近年来，波伏瓦曾数次要求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可谁都没有告知她具体是什么——萨特和埃尔凯姆都回避了波伏瓦的问题。当萨特给波伏瓦看他们为出版挑选的摘录时，她吓坏了。
将他人称为“肮脏的黑鬼”，或翻印侮辱犹太人或阿拉伯人的言论，都可能被送上法庭，并被判“种族歧视罪”。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公开对一个女人大喊大叫，称她为“妓女”，或者在他的作品中指责女人背叛、愚昧、反复无常、愚蠢或歇斯底里，他绝对不会有风险。我们（女权联盟）要求将“性别歧视”也视为一种犯罪。[46]
皮埃尔·维克托打算在发表时使用他的真名——本尼·莱维（在萨特雇用他之前，他在法国没有合法的居留权）。这篇文章的语气对萨特所主张的很多东西都不屑一顾，拒绝接受萨特毕生致力的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意义。在最后一次采访中，莱维甚至让萨特——萨特一直是世俗犹太人的朋友——声称唯一“真正的”犹太人是虔诚的犹太人，萨特甚至对救世主主义做出了让步。波伏瓦恳求萨特不要发表，但他不听波伏瓦的劝阻。难道这位波伏瓦无与伦比的朋友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吗？
该联盟遭到了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她们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和男权法律体系框架的让步，甚至要与之合作。联盟认为，颠覆社会已不再是正确的做法；相反，他们追求在现有的结构上改革。波伏瓦是该联盟的主席，但她也利用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表达了反对意见。1973年，波伏瓦在《摩登时代》杂志上为那些想要谴责性别歧视的人设立了一个永久专栏。这个专栏被称为“日常的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作者运用生活经历和反思，幽默地揭露和挑战性别歧视，而不是寻求法律赔偿。这个专栏的序言非常直接：
波伏瓦非常难过，都急哭了。朗兹曼和博斯特都打电话给《新观察家》的编辑，试图阻止该文章的发表。但编辑让·丹尼尔接到了萨特本人打来的电话，说他希望这篇采访能发表，如果《新观察家》不接受，其他报纸也会接受。访谈最终于1980年3月10日、17日和24日发表。
在1973年至1974年的冬天，法国的女权运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随着堕胎之战接近胜利，运动中出现了不同倾向和策略上的分歧。西蒙娜·德·波伏瓦想要一部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就像现存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一样。性别歧视不可能像种族主义一样被立法废除，但波伏瓦认为，针对它的法律将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此，她与安妮·泽林斯基共同创立了“女性权利联盟”（League of Women’s Rights），这是一个以反性别歧视立法为目标的组织。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星期日之间的星期三，也就是3月19日，当波伏瓦来到萨特的公寓轮值时，他们之间的气氛仍然紧张。第二天早上9点，波伏瓦走进萨特的房间叫他起床时，他正坐在床上喘着气。他已经这样好几个小时了，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呼救。波伏瓦去给医生打电话，但是没有拨号音——秘书忘了交电话费。
但萨特仍在努力工作，计划和皮埃尔·维克托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权力与自由》（Power and Liberty）。维克托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思想很感兴趣，他告诉萨特，他们的合作是一种辩证关系，他们的思想是对立的。即使在事件发生后，波伏瓦也确信，维克托接下这份工作是出于对萨特的真诚照顾。这并不容易——维克托经常想放弃。维克托到达萨特的公寓里时，常常见萨特坐着打盹儿或听音乐。维克托写道，这是一场“与死亡的持续斗争”，他受雇与“睡眠、兴趣索然，或者更简单地说——麻木，做斗争”。他说自己真正参与的可以算是一种康复治疗。[45]
于是波伏瓦跑下楼去打门房的电话，医生很快就来了，叫了救护车。波伏瓦焦急地看着他们对萨特进行了紧急治疗，然后把他送到布鲁萨斯医院。波伏瓦回到楼上的公寓，穿好衣服，按照计划和让·普永一起去吃午饭。波伏瓦问他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医院，因为她不想一个人去。起初，萨特的情况看起来充满希望。他们又安排了一个读者和访客轮班来陪伴萨特，有几个星期，波伏瓦需要按计划参加下午的活动。4月13日，星期天，萨特握着她的手腕，说他非常爱她。4月15日，萨特进入昏迷状态。波伏瓦在他旁边待了一整天，听着他的呼吸，然后回到自己的公寓开始喝酒。晚上9点，电话响了。是阿莱特·埃尔凯姆打来的——萨特去了，一切都结束了。
萨特不再和他的女人调情了，她们现在轮流照顾他。萨特已经68岁了，完全依赖别人。1973年10月，萨特搬到了蒙帕纳斯大厦附近的埃德加基内大街22号的一栋现代建筑的10层公寓里。它就在波伏瓦的公寓对面。1974年夏，波伏瓦在罗马录下了与萨特的一系列对话，她说这将是萨特自传《词语》（Words）的口头续篇。到那年夏天结束时，萨特意识到自己的视力无法变好：他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1] ASD 131.
回到巴黎后不久，萨特决定雇用一名新秘书，不是处理信件（这件事已经有人做了），而是为他朗读和与他交谈。最终雇用的秘书是皮埃尔·维克托，那个希望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人。一开始，阿莱特对此充满怀疑。她给波伏瓦打了电话，说她不想让他们陷入“舍恩曼”的境地。（拉尔夫·舍恩曼是罗素的法庭秘书，他声称代表伯特兰·罗素发言，因为罗素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无法出席会议，因此他的秘书舍恩曼便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代表罗素发言。）但萨特希望这样，波伏瓦也不想把他当小孩子对待。这也意味着波伏瓦会在早晨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因为皮埃尔会给萨特大声朗读。[44]但这是一个会令波伏瓦后悔的决定。
[2] 引自纪德笔下人物白鲁斯，OA 237.
波伏瓦、萨特和西尔维三人于8月中旬在罗马重新会合。萨特的视力恶化了；他的左眼里面出血，现在两只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在家里，他们总是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办事，而现在，为了适应萨特的新需求，他们改变了日常工作习惯：波伏瓦早上给他念书，中午三人一起吃午餐，然后萨特午休，波伏瓦和西尔维去散步或安静地读书。萨特醒来后，波伏瓦给他读法语或意大利语的报纸，然后三人一起去吃晚饭。饮食显示了萨特的衰老程度。萨特处于糖尿病早期，波伏瓦担心他不小心吃了太多意大利面和意大利冰激凌。由于戴假牙和中风的缘故，萨特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嘴唇，所以吃东西会弄得到处都是。[43]那年奥尔加和博斯特在罗马见到他们时，看到萨特衰老的模样，甚是惊讶。
[3] Woolf, 29 December 1940, 引自OA 514.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在法国南部旅行，然后和萨特一起去威尼斯旅行。（他已经和阿莱特过了暑假，正在去和万达度假的路上。）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在威尼斯待了几天后就离开了。波伏瓦不想让西尔维在威尼斯感到无聊，这两个女人都喜欢游览新地方。但是波伏瓦开始感受到一种“双重内疚”——如果她离开萨特，她会感到内疚，如果她留下，她也会感到内疚，因为这样会让西尔维失望。[42]
[4] OA 244.
埃切列利描述了目睹波伏瓦给那些有抱负的作家打拒绝电话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在批判时“坦率而粗暴”。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利用她的主编身份在没有委员会支持的情况下发表任何东西。[41]
[5] OA 410.
11点，波伏瓦坐在她的黄色长沙发上欢迎每一个人。在她旁边有一堆文章……都是她认真读过和注释过的。组成委员会的那一小群人在长沙发边上坐成半圆形。[40]
[6] OA 547.
除了写作和女权主义工作，波伏瓦继续致力于她在《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因为萨特病了，所以波伏瓦来主持周三上午的编辑会议。朗兹曼在20世纪60年代末介绍给波伏瓦认识的小说家克莱尔·埃切列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7] Revue des livres, Vie Sociale, March 1970, pp.157–160.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2832097/f34.item.r=beauvoir
与此同时，1973年3月，萨特再次中风。这次更糟，萨特什么都记不住了，也认不出人来。医生说他是大脑窒息，并再次建议不要喝酒或抽烟。萨特现在67岁了，他“半心半意”地试图放弃他的恶习，后来又全心全意接纳了它们。
[8] Henry Walter Brann, review of ‘La Vieillesse by Simone de Beauvoir’,The French Review 44(2), December 1970: 396–7.
审判改变了公众舆论的导向——1970年，只有22%的法国人赞成取消对堕胎的限制；一年后支持率已升至55%。[39]1974年，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通过新的立法，在1974年12月使人们更容易获得避孕措施，同时拥护《韦伊法》（The Veil Law），从1975年1月将堕胎合法化。
[9] Edward Grossman,‘Beauvoir’s Last Revolt’, Commentary 54(2), 1 August 1972: 56–9, here 56.
1972年5月，波伏瓦前往格勒诺布尔为她参与的竞选做演讲，11月8日，博比尼法庭上的一场审判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6岁的少女玛丽-克莱尔在母亲的帮助下做了流产手术，因此违反了法律，她和另外三个女人一起受审。吉塞勒·哈利米利用几个著名的科学和文化权威（包括波伏瓦）来为自己辩护。她认为这些女性是在另一个时代受审的。1920年的法律尤其擅长惩罚穷人。每年都有无数女性因为不了解避孕方法而选择流产。在流产时，她们面临着生命危险和不可逆转的残害。
[10] ASD 147.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任何性关系真的是压迫性的吗？为什么不接受这种关系，努力使其往非压迫性的方向发展呢？认为所有性交都是强奸的说法让我震惊。我不相信这个看法。当她们说所有的性交都是强奸时，她们又拿起了男性的谬论。这意味着男人的性器官是一把剑、一件武器。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创造一种不带有压迫的新型性关系。[38]
[11] OA 148.
阿莉塞·施瓦策尔：她们的第一个论点是，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和男人的性关系都是压迫性的。因此女权主义者拒绝和男人有性关系。对此，你怎么看？
[12] Simone de Beauvoir, A walk Through the Land of old Age, in PolW 363.
女性解放联盟有一股同性恋的暗流，波伏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地位，因为这延续了她们“歇斯底里的悍妇和女同性恋”的形象。[37]波伏瓦的文字让现代读者震惊，尤其是在知道波伏瓦自己是性别侮辱的目标以及她拥有同性恋关系之后。波伏瓦的恋情那时还不为人所知，但在她的采访中，施瓦策尔问波伏瓦女同性恋是否可以成为“政治武器”。波伏瓦的回复以及她接下来的谈话，表明她把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和“性教条”联系在一起。波伏瓦认为同性恋可以在政治上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当他们执着于自己的偏见时，会有使异性恋者远离运动的风险”：
[13] Schwarzer, Introduction, p.13.
在采访中，波伏瓦没有承认自己从非女权主义者转变为女权主义者，而是公开批判了她自己之前的信念，即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将带来解放女性所需的变革。相反，波伏瓦支持女性运动，支持让“匿名”的女性，而非男性“专家”发出声音。
[14] 见A 10–11.
有些女权主义者曾批评《第二性》是一部中产阶级的作品，由一位对自己的特权视而不见的精英女性撰写。在这次采访中，波伏瓦承认她在早期的作品中忽略了很多关于阶级的问题。但她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解放女性，因为男女的区别不在于不同阶级，而是不同的种姓。人们可以上升或下降到不同的阶级。但一旦你出生在一个种姓，你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那里。波伏瓦说，女人不能变成男人，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被视为低级种姓。[36]
[15] ‘Response to Some Women and a Man’, FW 209.
施瓦策尔称这次采访是“历史性的”；波伏瓦在采访中大声而清晰地宣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34]施瓦策尔问了波伏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第二性》出版23年后她才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波伏瓦的回答是，在这些年里，法国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有7%的女性在服用避孕药，而且女性仍然被禁止从事有趣的职业并得到晋升。波伏瓦声称，在女性解放阵线之前，她并不认同她在法国看到的改革和法律主义的女权主义，她更喜欢当下女权主义的激进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似乎更有利于解决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是在以解放所有人为目标的政治团体中，波伏瓦仍然看到女性从事着乏味、无信誉、无权力的工作，而男性则被赋予了有意义的公共责任角色。波伏瓦明确表示，她并没有否定男人——她拒绝将女权主义和厌男症混为一谈，并承认她那个时代的男人并没有建立起男权社会结构。但这些男人仍然从中获利，因此波伏瓦认为保持“谨慎态度”很重要。[35]
[16] ‘Response’, FW 210.
随着政治势头的增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的辩论已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以至于需要对女权主义联盟进行精确定义。波伏瓦和施瓦策尔做这次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她们想让公众知道波伏瓦已经“转变”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女权主义者；二是她们需要为女权主义“集会”筹集资金，该集会将于1972年2月在巴黎互助会举行。她们认为这样的采访会很有看点，最后《新观察家》买下了它的独播权。
[17] ‘Response’, FW 210.
1972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接受德国记者阿莉塞·施瓦策尔采访时，公开接受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考虑到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的作品和政治活动，很难相信她会破天荒地承认这一点。这已经是个大新闻了，足以让一家报纸买下这条消息。尽管1949年波伏瓦宣布，自己就像要求女性拥有投票权的人一样，是一个女性主义者[31]，甚至在1965年称自己是“彻底的女性主义者”（《摩登时代》杂志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的）[32]，但在更广为人知的《时势的力量》中，她声称自己在写《第二性》时“避免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33]。
[18] ‘Beauvoir’s Deposition at the Bobigny Trial’, FW 220.
波伏瓦感到遗憾的是，自从《第二性》出版以来，很多鼓励女性接受传统女性“使命”的书籍出现反弹，一些虚假的先知宣称女权主义已经过时。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米勒、费尔斯通、摩根、格里尔）所要求的是“女性的去殖民化”，因为女性已经被“从内部殖民”，把家庭中无报酬的工作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歧视和剥削视为理所当然。[29]在《归根到底》的结尾处波伏瓦写道：“这次我不给这本书下结论了。我让读者自由地得出他们的结论。”[30]和以往一样，作家的使命是呼吁读者追求自由——即使是写自己的生活。
[19] ‘Beauvoir’s Deposition at the Bobigny Trial’, FW 226.
波伏瓦仍然对“一个女人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她的女性状态、她的女性处境”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波伏瓦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想告诉读者，生活的过程是如何让她看到新的视角的。波伏瓦说，如果要重写《第二性》，她会采取一种更加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把她的分析建立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对立上。事后看来，波伏瓦并没有足够重视稀缺经济学和男人是如何变成男人的情形。波伏瓦说，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还应该补充一句“人不是生下来就是男人，而是成为男人”。[28]
[20] ‘Beauvoir’s Deposition at the Bobigny Trial’, FW 226.
波伏瓦继续以读书为乐，读书使她能够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波伏瓦的《归根到底》记录了一些她自己的兴趣，包括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阿图尔·伦敦的《审判》（On Trial）、民族学研究、贝特尔海姆的《空堡垒》（The Empty Fortress）和人物传记等。波伏瓦读奥斯卡·王尔德、乔治·桑、阿内丝·尼恩、汉娜·阿伦特、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重读了《圣经》。[27]她也做填字游戏——时间不再是她想囤积的商品。
[21] ‘Abortion and the Poor’, FW 217.
波伏瓦纪念维奥莱特·勒迪克。自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时与这个有抱负的小说家相识之后，波伏瓦密切关注着维奥莱特，尤其是在1972年5月维奥莱特突然死于癌症之前的那段日子里。[25]勒迪克总是把波伏瓦当作她的文学导师，并授权波伏瓦来打理她未出版的作品。波伏瓦还负责了勒迪克的作品《寻找爱》（La chasse a l 'amour）在1973年的出版事宜。[26]
[22] ASD 134.
在书的开头，波伏瓦也记录了她身边的人的死亡和疾病：贾科梅蒂生病了，他的母亲去世了。她还重新讲述了萨特母亲的死。
[23] Jean-Marie Domenach, ‘Simone de Beauvoir:Tout compte fait’, Esprit 1972 (December): 979–80.
但波伏瓦的这部作品并不是萨特哲学的应用——尽管她没有向世界展示，但波伏瓦确实是一个会反思自己失败的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捍卫她的原创性、描述《老年》的方法论以及写作在她生活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从1963年到1970年，波伏瓦写了一本关于她母亲去世的回忆录、两部小说、两篇序和《老年》。但波伏瓦也经历过一想到要拿起笔就恶心的时候。波伏瓦觉得自己一生的公共事业已经完成了：“我的事业已经完成了，尽管我还会继续下去。”[24]
[24] ASD 154.
1972年秋，波伏瓦出版了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回忆录，书名故意取了不吉利的《归根到底》。这本书不像前三本书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汇集了波伏瓦对她所重视的事物的想法：写作、阅读、电影、政治、音乐、艺术、参与到世界中。自从1963年《时势的力量》出版以来，波伏瓦发现读者们想把《时势的力量》的结论当作“对失败的承认和对自己生活的否定，尽管波伏瓦所有的声明从根本上否认了任何这样的解释”。[22]《归根到底》出版时，《埃斯普利特》上有一篇评论问道：“波伏瓦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波伏瓦想告诉我们什么？它“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说”，而是“萨特思想的应用练习（有人在学校说），有点烦人”。看到波伏瓦“对充满失败的过去完全缺乏反思”，众人感到失望。[23]
[25] 见ASD 57 f, 163.
波伏瓦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官方授权的避孕方法，让堕胎变得无关紧要”，但当时法国只有7%的女性在使用避孕措施；波伏瓦相信，实现这一改革的同时还能实现更大的超越。[20]波伏瓦对堕胎的辩护提出了权力、责任和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选择”。1972年10月，波伏瓦写道：“把一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一个人怎么会不帮助自己的孩子在世界上找到自处的位置呢？”[21]由于缺乏避孕和安全堕胎的途径，最贫穷的女性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正是这些女性被控违法，而富有的资产阶级女性则有办法逃避这些后果。
[26] Carlo Jansiti, Violette Leduc, Paris: Grasset, 1999, 447–8.
在此背景下，1965年以前，法国已婚女性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没有合法工作的渠道，也无权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1970年，法国法律确立了“父母权威”来代替“父权”。1972年，新的立法赋予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平等的地位。
[27] ASD 193.
堕胎法惩罚了社会上最贫穷的女性（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兴趣”计划怀孕，那么她就能适应包括学习和工作在内的生活。波伏瓦认为男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抵制源于恐惧——“害怕女性会发现并通过掌握自己的命运来重新获得她们在所有领域的自主权”。[19]
[28] ASD 484.
但是对于男人却不是这样说的：没有人会对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18]
[29] ASD 489.
人们之所以歌颂母亲，是因为母性能够让女人毫无怨言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他们没有告诉一个两岁、三岁或四岁的小女孩“你注定要去洗碗”，而是告诉她“你注定要成为一个妈妈”。人们给她布娃娃，歌颂母亲，所以当她长大后，她就会想到一件事：结婚生子。她坚信，如果没有孩子，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30] ASD 500.
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在外界影响下接受这项工作的，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天命，因为谁都不会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职业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波伏瓦说，女性必须找到更好的价值所在：
[31] 1949年11月对克洛丁·肖内的采访，由“世纪之光”（Les jours du siècle）广播节目转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999年2月17日。
波伏瓦大胆地宣称，她支持把母职与婚姻分离开来：“我支持废除家庭。”这句话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下，很好地迎合了反对波伏瓦的保守派和热衷人身攻击的读者，他们认为波伏瓦反母性，不女性化，甚至不女性主义了。但在同一段中，波伏瓦对“家庭”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家庭是这个男权世界剥削女性的中介，每年从她们那里勒索数十亿个小时的‘隐形工作’。”1955年，法国人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30亿个小时，相比之下，在家里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50亿个小时。[17]
[32] Francis Jeanson, Simone de Beauvoir oul’entreprise de vivre, suivid’entretiens avec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Seuil, 1966, p.258.
但波伏瓦也认为，对母性的尊重是可疑的，现实仍然被伤害女性和儿童的谬论所困扰。波伏瓦指出，在1972年的法国，做一个未婚妈妈是很困难的。许多女性选择结婚是因为她们认为结婚是安全的选择，但“没有父亲的孩子往往比父母不和的孩子更快乐”。[16]
[33] FC 202.
那时波伏瓦正在为堕胎权利奔走，她开始收到女性来信，她们声称做母亲和做家务使她们觉得很有成就感。有些来信是用挑衅的语气写的；还有一些人责备波伏瓦不应把母亲只看成是一种劳役。所以在1972年3月6日，波伏瓦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些女人和男人的回应”的文章，波伏瓦写道，她意识到母亲的身份是可以刻意选择的，她“意识到当人们需要孩子时孩子能带来的快乐”。她说，她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所有女性，因为她是在“积极为她们争取自由：选择孕产、避孕或堕胎的自由”。[15]
[34] Alice Schwarzer, ‘I am a feminist’,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conversations 1972–198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4, p. 16.又见pp.29 f. 关于1949年和20世纪70年代波伏瓦女权主义的延续性的精彩讨论，见Sonia Kruks,‘Beauvoir and the Marxism Question’, in Laura Hengehold and Nancy Bauer(eds), A Compan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7.
1972年，萨特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段罗曼史：与20多岁的埃莱娜·拉西蒂奥塔基斯恋爱了。这也证明了波伏瓦在《老年》中提出的观点：年龄对男人和女人的情爱可能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同年，英文版《老年》出版了，《洛杉矶时报》对它进行了严厉的评论，认为波伏瓦粗心大意，作品过于笼统——评论者是纳尔逊·阿尔格伦。
[35] Schwarzer, p.34.
同月，在瑞士的萨特旧病复发，但他不让阿莱特告诉波伏瓦。当波伏瓦在罗马终点站遇见萨特时，他的脸因为牙龈上的脓肿而肿了起来，但他似乎充满了活力；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萨特又恢复了精力，享受着罗马的生活。萨特在服药，并限制自己的酒精摄入量，午餐时喝一杯葡萄酒，晚餐时喝啤酒，还有两杯威士忌。萨特正在写福楼拜传记《家庭白痴》（The Family Idiot），谈论着自己的生活，仿佛还有几十年可以活。回到巴黎后，萨特重新对人和世界大事产生了兴趣。萨特读了波伏瓦第四卷回忆录的手稿，并提了一些意见。到了11月中旬，波伏瓦几乎不再担心了。从波伏瓦行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好时机——女性解放运动正在快速发展，1971年11月11日，波伏瓦与数千名女性游行穿过巴黎，要求获得堕胎的合法权利。
[36] Schwarzer, pp.37–8.
那年夏天，他计划花五周的时间去旅行——三周和阿莱特在一起，两周和万达在一起——而波伏瓦和西尔维在一起。波伏瓦很喜欢和西尔维一起旅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萨特是很困难的。在意大利，波伏瓦每天晚上都哭着入睡。波伏瓦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她继续着她的女性主义主张，在1971年7月成为“选择”（choose）运动的主席。她与吉塞勒·哈利米、学者让·罗斯丹、小说家克里斯蒂娜·罗什福和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共同发起了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有三个目标：对女性进行关于性和避孕的教育；修改自1920年起生效的《法国堕胎法》；为堕胎的女性提供免费的法律辩护。
[37] ‘Preface to Stories from the french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60.
到接下来的那个周三，萨特已经能正常走路和说话了，但仍然不能弹钢琴和写字。波伏瓦的任务是让他远离酒精、咖啡因和兴奋剂。他对自己身体机能的衰退表现出超然的冷漠，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病情，认为病情不会持续那么久。波伏瓦并没有因此得到安慰。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也许减轻了，但她对萨特死亡的恐惧却没有减轻。
[38] Alice Schwarzer,‘The Rebellious Woman – An Interview with Alice Schwarzer’,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197.
当他们最后去看医生时，医生说情况比10月更糟，而且他担心很快就会再次出现这些症状。当晚，西尔维开车送波伏瓦和萨特回波伏瓦的公寓，萨特没有喝威士忌，而是喝了果汁。他处于震惊的状态，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的波雅德香烟不停地从嘴里滚出来。西尔维帮他捡起来，但是他又把它弄掉了。于是整个晚上，同样的循环一直出现，痛苦地重复着。第二天萨特换了处方，医生建议他休息，还要有人陪伴，不能独自待着。他们说，如果他能遵从医嘱，用不了三周就可以康复。
[39] Sylvie Chaperon,‘Introduction’ to ‘The MLF and the Bobigny Afair’,FW 189.
1971年，萨特不得不戴上假牙，这既是一场真实的挣扎，也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挣扎：他还能继续他的公开演讲吗，还是今后因为牙口不好就再也没法演讲了？[14]对波伏瓦来说，这不可避免地提醒着她萨特的衰老。到了5月，萨特和波伏瓦住在一起的时间比平时多了，因为波伏瓦的公寓在一楼，而萨特那栋楼的电梯又坏了——他觉得爬10层楼梯太累了。5月18日星期二晚上，萨特觉得自己双腿都要软了。他话讲不清楚，嘴也哆哆嗦嗦的。这显然是中风，但波伏瓦尽量让自己不惊慌，提醒自己见过有朋友中风之后能完全康复。萨特同意周三早上去看医生，但坚持要喝他的夜间威士忌。到了午夜，他挣扎着上床睡觉；波伏瓦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
[40] Claire Etcherelli, ‘Quelques photos-souvenirs’, Les Temps Modernes 63(647–8), January–March 2008: 6. 朗兹曼把埃切列利的书《埃利丝的真实生活》（Élise ou la vrai vie）介绍给波伏瓦，它讲述了独立战争期间一个阿尔及利亚男人和一个工厂女工之间的禁忌之爱。这本书后来还赢得了一些奖项。20世纪70年代，埃切列利加入波伏瓦和朗兹曼，成为《摩登时代》的编辑。
波伏瓦在家里。
[41] Etcherelli,‘Quelques photos-souvenirs’, p.61.
[42] Bair, p.676 n. 13.
20世纪70年代早期，波伏瓦吸引了外界的大量关注，招致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说她“执着于萨特”，还为一家男性期刊《摩登时代》杂志写作。[13]波伏瓦觉得这些结论太草率，太令人气愤，个中原因不难想象。在专业上，尽管波伏瓦的作品与萨特的哲学立场不同，但她仍然被看作萨特的傀儡、影子或帮凶。就个人而言，公众对波伏瓦与博斯特的关系只知一二，对她与阿尔格伦的故事知之甚少，对她与朗兹曼和西尔维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更别提她在战争期间与女性的关系了）。波伏瓦对人们轻率地下结论感到沮丧。考虑到波伏瓦叙述自己生活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觉得她不真诚，但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波伏瓦的定义和排斥，简直讨厌到像一种惩罚。当波伏瓦指责社会虚伪时，人们说她可悲、缺乏独创性，甚至是其他更难听的话。
[43] A 54.
波伏瓦再次让人们注意到她眼中的不道德行为，但也再次被人说成是萨特的跟班，没有独创性，无法理解伟人。所以波伏瓦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并决定尝试通过其他媒介提出她的想法。1974年，波伏瓦同意参与一部关于衰老问题的纪录片的拍摄。在此之前，波伏瓦很少同意在广播或电视上做任何事情，却在讨论社会对老年人的待遇和她自己的衰老经历时破例了。在疗养院的场景中，波伏瓦让观众确信，她认为这种结束生命的方式是不人道的。枯燥乏味的机构背景和波伏瓦在巴黎公寓里的场景并列在一起——在那里，波伏瓦被她辉煌灿烂人生中的物品包围着，有书籍、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工制品和朋友的照片。波伏瓦说，死亡最糟糕的一点是，未来在眼前消失。在最后一幕中，波伏瓦在墓地里漫步，她说，她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恐惧死亡了。30岁时，她无法平静地想象自己从地球上消失；将近80岁时，波伏瓦发现比起生命结束，自己更恐惧和厌恶未知的生活。[12]
[44] A 63.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波伏瓦就一直在对这三个思想者的哲学进行批评和评论。在波伏瓦回忆录的第四卷《归根到底》中，她为《老年》的原创性辩驳：“在第一部分，各种材料的分析、它所引起的反思和我所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10]此外，第二部分是“完全私人的作品”，是由波伏瓦她自己的问题所引出的：“老人和他的形象、他的身体、他的过去和他的事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波伏瓦的确是通过阅读信件、日记和回忆录来取材了，但是她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原创的。[11]
[45] Cohen-Solal, Sartre, p.500.
波伏瓦再次被指责为缺乏独创性，写了一本“二手”书，一本“合集”[7]，毫无新意，“试图根据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设计出一种看似复杂的老年人哲学”[8]。一位评论家甚至声称：“波伏瓦没有精细的或原创的头脑。显然，她狼吞虎咽地吃掉了整个图书馆，但消化得不完全。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三个男人（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特）的作品。”[9]
[46] Preface to ‘Everyday Sexism’, Les Temps Modernes 329 (December 1973),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 in FW 240.
1970年1月，《老年》出版，很快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波伏瓦再次触及了一个禁忌话题：“老年”可能带来的各种体验。波伏瓦在写作中引用了那些经历过和反思过变老的人，这意味着她的研究主要来自那些享有特权的人的变老经历。但波伏瓦认为她把文学资源包括进来是合理的，因为在把年龄放到社会和政治范畴中讨论时，她能够强调主观经验的作用。从外部来看，年龄就是这样一个范畴。但不管是在可能变好还是可能变坏的情况下，它必须从内心出发去生活和体验。
[47] Simone de Beauvoir,‘Preface to porce in france’,trans.Marybeth Timmerman, FW 248. First published in Claire Cayron, Divorce en France,Paris: Denoël-Gonthier, 1974.
从外向内看，衰老就像被囚禁一样，这一点也不奇怪。波伏瓦想要向读者展示，人的经历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波伏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去变得“沉重”起来；从过去的选择中解脱出来并践行新的计划变得更加困难。年轻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梦想和可能性；波伏瓦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识到，我们做过的一些梦“与实现的梦想相去甚远”[5]。但我们也意识到，赋予生命意义的是“对等而互惠的关系”——即使在生命走到苦乐参半的结局时也是如此[6]。
[48] ‘Introduction to women Insist’,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 FW 250.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的分析与《第二性》不同，因为这本书比《第二性》更关注经济匮乏。波伏瓦说，人们在谈及小孩子和老人时，都会认为他们在年龄上是与众不同的，这并非偶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他们还不是人或者已经不是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像或仍像人一样。”然而，孩子代表着未来，而老人“只不过是一具被判缓刑的尸体”[4]。
[49] 见ASD 499.
波伏瓦用来自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来阐述自己的论点，就像她的《第二性》那样。波伏瓦还展示了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如何经常同时起作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经常被禁止参加新的项目和拥有新的可能性。但对于男性来说，年龄似乎并没有对性的前景产生同样的影响。
[50] Gerassi, p.30. December 1970 interview.
就像成为女性或怀孕一样，“衰老”有着明显的生物学成分。但波伏瓦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她对于社会对年龄的忽视感到困惑。波伏瓦说，确实只有一半的女性不得不面临性别歧视所带来的次要地位。只要活得长久，年龄增长——作为一个生物学事实——是人类普遍的命运，但年龄变化带来的边缘化和孤独感却不是普遍的。
[51] Gerassi, p.32. December 1970 interview.
在《老年》一书中，波伏瓦认为，并非所有的衰老都艰难而痛苦，因为“老年”并非指某一种普遍的经历。和成为女人一样，衰老也有很大的不同，它取决于个人的生理、心理、经济、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和家庭环境。衰老的境况极大地影响了它的体验。
[52] 这篇访谈发表在1975年6月23日、6月30日和7月7日的《新观察家》周刊上。引自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p.333.
我刚打开马修·阿诺德的书，抄写了这几行字。[3]
[53] ‘Simone de Beauvoir interroge Jean-Paul Sartre’, in Situations X, ‘Politique et autobiographie’, Paris: Gallimard, 1976, pp.116–17.
没法那么快地重燃被熄灭的希望了
[54] Schwarzer, p.73.
心脏没法感知新的情感了
[55] ‘My Point of View: An Outrageous Affair’, trans. Debbie Mann and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58.
脚步没法那么轻快地踏在露珠上了
[56] ‘When All the Women of the World ...’,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56.
我厌恶老年的冷酷。我感觉它就要来了。我吱吱作响，充满怨恨。
[57] A 100.
弗吉尼亚·伍尔夫58岁时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58] A 110–11.
因此，波伏瓦决定趁她还来得及的时候要谈论这个话题。波伏瓦从1967年年中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她回到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波伏瓦在书的前半部分回顾了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在后半部分，就像她在《第二性》中所做的那样，她想把生活经历包裹进去。波伏瓦去了养老院，读了老人写的回忆录，像往常一样，她还读描写老年的文学作品。最终的成书取材从阿兰的哲学到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包括路易·阿拉贡、塞缪尔·贝克特、查尔斯、波德莱尔、孔子、温斯顿·丘吉尔、狄更斯、狄德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玛格丽特·迪朗、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伊拉斯谟、詹姆斯·弗雷泽、朱迪特·戈蒂埃、纪德、黑格尔、康德、居里夫人、尼采、普鲁斯特、乔治·桑、叔本华、萧伯纳、瓦莱里、伏尔泰，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
[59] ‘D’abord, je ne donnais pas à lire mesmanuscrits – à personnesauf à Simone de Beauvoir – avantqu’ilssontimprimés: par consequent, elleavait un r.leessentiel et unique.’ (Michel Sicard, ‘Interférences: entretien avec Simone de Beauvoir et Jean-Paul Sartre’, Obliques 18–19 (1979): 326.)
作为一个女人，波伏瓦有过“他者”的感觉，这也有助于她在《第二性》中进行相关的分析。但在20世纪60年代，波伏瓦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感受“他者”：她开始觉得自己老了。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再次让她对别人的经历感到好奇。但谈论衰老和老年在当时是禁忌。小说家安德烈·纪德也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他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拉·白鲁斯问，为什么书籍里对老年人的描写那么少。他回答：“这是因为老年人不再能写了，而人们年轻时不愿费心谈论老年。”[2]
[60] Xavier Delacourt, ‘Simone de Beauvoir adaptée: Une fidélité plate’,Le Monde, 1978. http://www.lemonde.fr/archives/article/1978/01/30/simone-de-beauvoir-adaptee-une-fidelite-plate_3131878_1819218.html#YOXP2bX45I01dulu.99
1970年8月，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还有萨特在罗马的纳沃纳广场。
[61] WT, pp.74–5.
[62] 见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于1978年拍摄的纪录片《西蒙娜·德·波伏瓦》，纪录片文本于197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http://www.ina.fr/video/ CAB7900140801
1963年，《时势的力量》出版时，55岁的波伏瓦没有避而不谈自己的晚年不适，这让许多读者感到愤怒。波伏瓦自己明白其中的原因：人们赋予了她一个形象，而且他们想与他们想象中的偶像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样，不必担心衰老、死亡。他们宁愿不面对衰老和死亡的现实；作为偶像的波伏瓦怎么可以承认她害怕衰老和死亡呢？[1]
[63] Video: ‘Film “Simone de Beauvoir”’ sur Samedi et demi,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France, https://www.ina.fr/video/CAB7900140801/film simone-de-beauvoir-video.html
回到住处时，波伏瓦感到绝望：自从1954年莫斯科的那次事件以来，她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而萨特仍然每天抽两包波雅尔香烟，一直酗酒。第二天，萨特似乎恢复了平衡，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他做些检查。脑电图显示正常。但萨特得服用治疗眩晕的药物，这种药物的副作用是会让他嗜睡。波伏瓦试着不去担心最坏的情况，但万一就是这样呢？
[64] Julien Cheverny,‘Une bourgeoise modèle: Simone de Beauvoir’, Figaro Magazine, 17 February 1979, p. 57.
1970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从罗马回巴黎，那时她正等待着《老年》的出版，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萨特的健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让她担心了，但在10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萨特和西尔维在波伏瓦的公寓里——星期六晚上萨特都是和她们一起度过的——他喝了很多伏特加，然后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萨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但当西尔维和波伏瓦带他去吃周日午餐时（在拉库波尔每周一次的约会），他居然撞到了家具上。那时候萨特几乎没喝多少酒，他为什么会走不稳呢？
[65] Schwarzer, 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