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波伏瓦的健康状况恶化。她将其归因于1986年3月即将到来的选举，但每个人都知道是因为波伏瓦喝了太多威士忌。肝硬化使波伏瓦的腹部膨胀无法站直。波伏瓦走路会很疼痛，朋友们在旁边痛苦地站着，而她却假装没有注意到。西尔维试图稀释波伏瓦的威士忌，但现在的波伏瓦是一个拒绝节制的病人，她只是不断地倒威士忌。博斯特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好的影响，所以西尔维求助于朗兹曼，朗兹曼认为给《浩劫》写序可能会分散波伏瓦的注意力。波伏瓦欣然同意了，还为另一本书也写了序言，但她没有停止饮酒。
在波伏瓦之前的几个世纪，像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这样的思想家也表示抵触像笛卡尔和黑格尔这样“系统的”哲学家，因为他们忘记了人类的一部分意义，即每个人都必须在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生活——追寻一种无法提前知道答案的意义。波伏瓦也信奉这样一种观点，因为生活无法提前预知，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感到焦虑。[40]但是对于波伏瓦同时代的法国人来说，甚至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也被认为是“次等哲学家”，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女性，而是因为他们笃信宗教。波伏瓦早期的哲学洞见以及她对避免陷入自我主义和献身主义两个极端的关注，都是在与许多思想家的对话中写成的，这些思想家在今天可能不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称为“哲学家”[41]。
1986年初，波伏瓦仍在与朋友、学者和作家会面。年事已高的她此时唯一的让步是穿着红色浴衣去见他们。
我不是哲学家，指的是我不是系统的创造者。我又是一个哲学家，我研究了很多哲学，我有一个哲学学位，我教授哲学，思考哲学，把哲学写进书里，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我不允许他们消除这种观看世界的方式。[39]
1986年2月，波伏瓦见到了埃莱娜；波伏瓦走路不方便，但她们一起逛了画廊。她一如既往地鼓励妹妹的艺术创作——那一年，埃莱娜正在期待在斯坦福大学举办她的艺术展览，该展览由法国女性权利部资助。但是，3月16日的立法选举却另有规定：女性事务部长的资金已不再可用。波伏瓦不赞成妹妹缺席她自己的展览，坚持要为她付钱。[42]
波伏瓦还从事女权主义活动并接受采访，她希望能出一个新的《第二性》英译本，“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从哲学维度还原那些帕什利先生认为毫无意义，但我认为有道理的部分”[38]。在与玛格丽特·西蒙斯的谈话中，波伏瓦澄清了自己在《盛年》里声称“自己不是哲学家”这一令人困惑的说法：
3月20日晚，西蒙娜·德·波伏瓦发生了胃痉挛。她以为是因为她晚餐吃了火腿，但疼痛持续了很长时间，西尔维坚持要送她去医院。几天后，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一次探索性手术。除了糖尿病和动脉损伤，波伏瓦经历了萨特之前遭受的所有问题：肝硬化损伤、体液潴留和肺水肿。手术后，波伏瓦患上了肺炎，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她在那里待了两周，期间她试图说服女按摩师不要投票给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让-玛丽·勒·邦。
1985年，尽管克洛德·朗兹曼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波伏瓦仍然是《摩登时代》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她的公寓里见面，波伏瓦像往常一样阅读投稿，挑选文章，编辑和校对——她继续参加会议，直到去世前几周。克莱尔·埃切列利记得波伏瓦的“存在、力量和权威，激励着他们让这本杂志保持活力”[37]。
当埃莱娜和朗兹曼收到这个消息时，两人都在加州——埃莱娜在她的展览上，朗兹曼在领奖。波伏瓦去世了，享年78岁。[43]当时是4月14日下午4点，距离萨特逝世的周年纪念日还有8个小时。第二天，《世界报》宣布了她去世的消息，标题是：“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44]
1983年12月，波伏瓦摔了一跤，西尔维发现她躺在地板上，她在那里待了太久，得了肺炎。波伏瓦在医院里度过了圣诞节和1月的大部分时间，但在复活节时，她已经康复，可以去比亚里茨了。到了夏天，波伏瓦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旅行了。于是，波伏瓦和西尔维飞往布达佩斯，开车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转了一圈。
[1] Charles Hargrove, ‘Thousands escort Sartre’s cofin’, The Times [London,England] 21 April 1980: 4.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7 March 2018.
尽管他们做了很多保密工作，但当波伏瓦入住纽约阿尔冈昆酒店时，几乎立刻就被《纽约客》的记者认出来了。那位记者打电话到波伏瓦的房间，她毫不含糊地告诉他，她不接受电话采访，记者只好作罢。波伏瓦和西尔维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她最喜欢的弗里克博物馆，没有受到骚扰，还登上了世贸中心的顶端。一天晚上她们在晚餐时经介绍认识了同桌的伍迪·艾伦和米亚·法罗。之后，她们在新英格兰旅行了六个星期，波伏瓦参观了凯特·米利特在波基普西的圣诞树农场，米利特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全女性艺术家的公社。在这个农场里，波伏瓦进行了这次旅行中唯一的工作：为一部关于《第二性》的电视连续剧拍摄与凯特·米利特的对话。波伏瓦和西尔维回到法国，正好赶上西尔维回去教书。波伏瓦带回了许多书。
[2] Bair, p.587.
在萨特去世两年后，波伏瓦对自己的工作、过去和现在都很满意，她旅行的愿望重新点燃。波伏瓦还在康复的时候，西尔维就鼓动她去纽约旅行，这个建议奏效了。从20世纪40年代起，波伏瓦就对美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既崇拜又厌恶。1983年，她获得了桑宁欧洲文化奖（Sonning Prize for European Culture），奖金是2.3万美元，她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场冒险。于是，那年7月，波伏瓦和西尔维登上协和飞机前往纽约。她不想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所以美国万神殿图书公司的编辑为她做了谨慎的安排。波伏瓦见到了斯捷帕·杰拉西和她的儿子约翰，还有一些最近的朋友，比如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但她希望这次旅行能是安静的、私人的。波伏瓦此行不做演讲也不接受访谈。
[3] Bair, p.588.
波伏瓦的大部分时间仍然致力于写作：她为自己支持的书写序言和介绍，写终身教职推荐信，鼓励积极分子，回复信函。波伏瓦为女权主义出版商提供资金支持，并向女性庇护所捐款。波伏瓦说，有时她觉得自己的公众声誉已经变成了“神圣的圣物”，她的话语是对年轻一代女性的命令，让这些女性有精力采取下一步的改革措施。[36]
[4]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与玛格达·瓜达卢佩的访谈，‘Interview avec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apere Aude, Belo Horizonte, v. 3, n. 6, pp.357–65, 2 semestre 2012, p.364.
除了像这篇这样的笔记（写的时候半是为后代考虑的），我们几乎找不到波伏瓦临终时的私人资料。但在20世纪80年代，波伏瓦参加了几次采访。在其中一次采访中，阿莉塞·施瓦策尔问她，在与萨特保持关系的同时，她是如何成功地保持独立的。波伏瓦的回答是她一直想要自己的事业：“我有梦想，不是幻想，是非常大胆的梦想，在我遇见萨特之前很久我就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为了幸福，我必须完成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满足就意味着工作。”[35]在这些采访中，波伏瓦透露，在萨特与多洛雷丝·瓦内蒂有婚外情时，她确实对自己与萨特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她后悔他们的关系给他们生活中的第三方造成了如此多的痛苦。在一次公开采访中，波伏瓦已经欣然承认萨特没有善待女性。萨特使她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子，一个象征——就像她年轻时一样。但萨特鼓励波伏瓦——从来没有别人这样鼓励过她——相信自己的潜力，即使是在她自己挣扎着去发现的时候。如果没有他们之间的对话，没有他们两人的行动，他们都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5] Bair, p.512.
我从来没有读到或看到过任何东西能如此感人、如此扣人心弦地传达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恐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如此多的证据证明它的可怕机制。朗兹曼把自己置于受害者、刽子手、证人和同谋的角度，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无辜，也更有罪。朗兹曼让我们体验了一种经历的无数方面，我相信，直到现在，这种经历似乎都是无法言传的。这是一座纪念碑，它将使世世代代的人类能够了解他们历史上最邪恶、最神秘的时刻之一。[34]
[6] A 3.
1982年，密特朗总统邀请朗兹曼私下放映影片的前三个小时。波伏瓦和他一起去了爱丽舍宫，看还没有字幕的电影，而朗兹曼在过道上大声翻译。第二天，她写信给朗兹曼：“我不知道你的电影上映时我是否还活着。”当时，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头版文章，后来又为《浩劫》这本书写了序言。但在总统首映后的第二天，她把自己的想法写给了朗兹曼，以防她活不到电影上映那天：
[7] Bair, p.595.
12年后，克洛德·朗兹曼的电影《浩劫》终于迎来了尾声。这是一部艰难的电影，他非常依赖波伏瓦的陪伴和支持：“我需要和她交谈，告诉她我的不确定、我的恐惧和我的失望。我从谈话中变得强大，因为波伏瓦独特而强烈的倾听方式，严肃，庄重，开放，完全信任。”[33]在萨特死后的最初几年里，朗兹曼看到了波伏瓦对生活的厌倦。在电影制作过程中，他多次邀请波伏瓦来剪辑工作室——波伏瓦仍然喜欢参与他的项目，观看电影的各个部分。
[8] ‘La fin d’un philosophe’, Le Point, 23–29 November 1981.
当鲁迪创立“女性与文化委员会”时，波伏瓦被任命为名誉主席。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个组织私下里称自己为“波伏瓦委员会”。波伏瓦每月都参加会议，研究社会结构，以便向政府提出改善女性状况的具体建议。1982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授予波伏瓦荣誉军团勋章，但她拒绝了。波伏瓦是一个勤奋的知识分子，参加这些活动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
[9] A 254, 353.
波伏瓦和女权主义者被指控为“不了解现实的知识分子”，但她们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母亲——难道这不是现实吗？在公众的强烈抗议背后，波伏瓦看到了两个动机：金钱和操纵。在资本主义晚期，有关金钱的争论再熟悉不过，无须重述。在波伏瓦看来，许多男人仍然“深信女人是被操纵的对象，而男人是操纵的主人”[32]。波伏瓦希望女性成为“看世界的眼睛”，希望她们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并得到倾听和尊重。
[10] Hazel E. Barnes, ‘Beauvoir and Sartre: The Forms of Farewell’,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9(1): 28–9.
波伏瓦的合理回应被忽视了：她不是在攻击文学。她认为攻击广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广告不提供（个人）自由”，它们“强加在所有受其支配的人的眼睛上，无论愿意与否”。[30]一些人声称反性别歧视法是对男性的报复，但波伏瓦认为，它的动机是为了改变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文化环境，这样他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不会被合理化了。波伏瓦想通过禁止在广告、色情和文学中出现有辱人格的女性形象来达到这个目的。一项反性别歧视的法律将允许她们公开谴责每一起性别歧视案件。[31]波伏瓦认为，这还将帮助女性应对性别歧视，帮助她们站起来反对不公和虐待，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男人就是这样的，或者这就是女人的命。
[11] Cohen-Solal, Sartre, p.518.
波伏瓦不喜欢“我们身体的部分被展示在城市街道上，为了这个逐利社会的荣耀”。女性权利联盟的宣言声称，女性的身体不应该被用作商品；身体上的愉悦和性的主动性不应该是男人的专利；她们将为女性已经获得的权利而奋斗，并追求新的权利。宣称自己是自由先驱的广告商们轻蔑地谴责波伏瓦的提议：她既是清教徒又是伪君子。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如果她的规则付诸实施，包括她自己的作品在内的文学本身就会被禁止吗？
[12] FC 328.
波伏瓦希望侮辱女性是违法的，尽管她意识到法律“不会阻止女性自己领导反抗性别歧视的斗争”。在她的一生中，波伏瓦在信件和编辑工作中看到，女性遭受了大量的男性暴力。尽管事实就是如此，但她相信没有“天生既定”的东西会让男人变得暴力。相反，她声称“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在容忍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暴力根植于每个男人身上。
[13] Beauvoir，引自与阿莉塞·施瓦策尔的访谈，p.107.
1981年，波伏瓦接受了一次采访，宣传《新女权主义者问题》（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的重新出版，她在采访中讨论了新的反性别歧视法对她的意义。伊薇特·鲁迪是当时的女权部长，她正致力于有关职业平等的立法，她想通过一项反对性别歧视的法案来补充这一点。这将把反种族主义立法扩大到反性别歧视，并使打击侵犯女性尊严的公共广告成为可能。
[14] http://www.lemonde.fr/archives/article/1980/05/12/la-mort-de-jean-paul sartre_2822210_1819218.html?xtmc=jean_paul_sartre_deces&xtcr=11
但也有好消息：1980年，法国成立了第一个内阁级别的女性事务部。它的第一位女性部长伊薇特·鲁迪请求波伏瓦支持密特朗的竞选活动。
[15] https://www.lexpress.fr/culture/livre/sartre-face-a-son-epoque_486893.html
1980年预示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在法国的终结，不仅在日历上标志了一个新的十年，而且一个新的协会在这一年成立了，自称为“女性解放运动”——这个名字也在国家工业产权研究所正式注册了商标。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有三个简单的归属标准：女性，意识到女性所受的压迫，致力于抗争。这个新的女性解放阵线声称要为女性说话，而不是让她们为自己说话。在波伏瓦看来，这不再是女权主义，而是“暴政”[29]。
[16] ‘Jean-Paul Sartre dies in Paris hospital,’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6 April 1980: 1.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7 March 2018.
在萨特的书信出版后，波伏瓦把她的时间花在两件让她快乐的事情上：为女性的解放而工作，与西尔维和其他朋友在一起。阿莉塞·施瓦策尔在一次采访中说，女性之间“如此伟大的友谊”并不多见。但波伏瓦回答说她“不那么肯定”：“女人之间的友谊往往会长久，而爱情却会消逝。以及，男女之间真正的友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28]
[17] ‘Obituary’,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6 April 1980: 16.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7 March 2018.
当信终于被公开时，读者们可以看到萨特对波伏瓦说了什么。但他们又问：波伏瓦为什么不发表自己的那部分呢？在1974年的采访中，萨特说他希望自己的信件能在他死后出版，所以波伏瓦说她遵从了他的遗愿。至于她自己的信，波伏瓦告诉贝尔，那是她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25]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玛格丽特·西蒙斯问波伏瓦她是否读过米歇尔·勒·德夫对萨特书信的评论，是否知道勒·德夫声称萨特是他们关系中“唯一说话的人”[26]吗？波伏瓦回答：“这些信是萨特写给我的信，自然是萨特在信中说话。如果我发表自己的作品，我就是那个说话的人，但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发表我的信件。”[27]
[18] Schwarz, W. (1980, 16 April). ‘Sartre, sage of left, dies’, The Guardian (1959–2003).
出版的道路并不容易：在出版之前，阿莱特想要确立自己作为萨特哲学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她不仅出版了《伦理学笔记》（她拒绝给波伏瓦的手稿），还出版了萨特的《战争日记》（War Diaries）。
[19] J-P Sartre: As influential as Rousseau (1980, 16 April), The Guardian (1959–2003).
波伏瓦出版她与萨特的书信时，她失去了一些朋友——奥尔加和万达第一次看到了她们在萨特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博斯特夫妇近年来已经分开过几次，波伏瓦很少见到奥尔加。波伏瓦和博斯特走得比较近，他们仍然一起为《摩登时代》工作。据戴尔德丽·贝尔描述，波伏瓦曾警告奥尔加说她会出版这些信件，并无视奥尔加要求排除任何有关她们姐妹信息的要求，导致她们的关系出现永久性裂痕。[23]但是，在波伏瓦看来，即使这会打破人们的幻想，向世界展示其真相也是值得的。波伏瓦重新开始做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和宣传，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就连她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萨特的天才。整理他们大量的信件花了很长时间。在1982年11月，波伏瓦把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题词是“献给克洛德·朗兹曼，带着我全部的爱”[24]。
[20]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0621.html
我给你回信，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不是不在乎。既然情况是“模糊的”，就像你说的，我为什么要怨恨或蔑视不赞同我观点的人呢？至于朗兹曼……我很遗憾你赞同大男子主义的偏见，认为女人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思想。[22]
[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local/1980/04/16/jean-paul-sartre existential-author-dramatist-dies/120a0b98-9774-4248-a123-1efab2d68520/?utm_term=.2cad98e8c74e
这种“女人是男人的贤内助”的惯用说法对波伏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波伏瓦仍然定期与比安卡·朗布兰共进午餐。当以色列这个问题一出现，她们的讨论就变得很激烈。朗布兰批评波伏瓦“无条件地亲以色列”，甚至没有试着去看巴勒斯坦的观点。朗布兰被她们的谈话弄得心烦意乱，于是在谈话结束后写信给波伏瓦，进一步说明她的立场。就像波伏瓦对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的评论一样，波伏瓦对朗布兰的回复显示出波伏瓦自己的矛盾以及挫败——人们总是认为她的观点是萨特或者其他男人的附属：
[22] Simone de Beauvoir to Bianca Lamblin, autumn 1982，引自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纽约时报》的报道更多地谈及了波伏瓦：“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名声比其多年密友和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更大。他们的关系经历了无数个阶段，但他们对彼此的依恋，对彼此的坚定，从未受到严重怀疑。”[20]但《华盛顿邮报》把波伏瓦介绍为“情妇”[21]——难道没人能把波伏瓦看作一个有智慧的对话者、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萨特思想发展的灵感来源吗？
[23] Bair, p.598.
《伦敦时报》在宣布萨特死亡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波伏瓦[16]，完整的讣告将她介绍为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成为他的情妇和一生的政治、哲学和文学盟友”[17]。《卫报》的讣告中也没有提到波伏瓦，只是说“在朋友和门徒的帮助下，萨特独自在巴黎度过了晚年”[18]。在全部讣告中，波伏瓦并不在他学习的“天才知识分子群体”中，而只是因为他们的“终身结合”而被提及。在这段关系中，她“帮助了他事业的方方面面”[19]。
[24] 见Lanzmann, Patagonian, p.352.
萨特死后，巴黎的有些讣告没有提到一次波伏瓦。《世界报》提到了萨特的葬礼上有数千人，但是没有提到波伏瓦。[14]《快报》上的一篇长文包含了一条时间线，其中提到了萨特和波伏瓦相遇的日期，波伏瓦在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二，但是对他们的其他关系却只字未提。[15]
[25] Bair, p.601.
这比萨特的两个女人争论他更爱谁更危险。这不是一个浪漫的问题。对于波伏瓦来说：她一生都被那些否认她作为思想家的独立性的人所困扰，这些人甚至声称波伏瓦的书是萨特写的。波伏瓦认为这些信会显示出“我们对彼此的重要影响”[13]。
[26] Michèle le Doeuff,‘Sartre; l’uniquesujetparlant’, Esprit – changer la culture et la politique, 5: 181–91.
1981年，波伏瓦开始与她的第一个传记作家戴尔德丽·贝尔交谈——波伏瓦喜欢美国女性，她和贝尔常常在下午4点一边喝着纯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进行访谈。20多年来，波伏瓦一直在思考自己将留给后人的形象，因为她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公众形象若落入他人之手，会让人变丑”[12]。波伏瓦不想让阿莱特左右她和萨特的关系，因此她决定出版萨特写给她的信，并公开宣布这一意图，以便让世人能够亲眼看到让-保罗·萨特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看法。但当时波伏瓦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在法国，文学执行人对萨特写的任何文字都有权利，不管他写给谁，也不管这些文字是谁持有的。于是波伏瓦咨询了她的出版商罗贝尔·伽利玛，伽利玛建议波伏瓦让他出面去说服阿莱特。
[27] SdB in Beauvoir,Simons and Todd,‘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4.
当然，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是阿莱特·埃尔凯姆·萨特。她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攻击波伏瓦的公开信，贬低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讽刺波伏瓦声称自己是萨特生活的中心，以及波伏瓦在本尼·莱维事件中的行为。这两个女人都认为对方贬低了萨特的地位，并声称自己是萨特一生中最杰出的见证人。波伏瓦拒绝以书面形式回复，因为她不想用回复来美化阿莱特的说法，也不想成为公众的笑料；她私下里十分轻蔑阿莱特。
[28] SdB in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p.210.
波伏瓦已经预感到人们会严厉地批评这部作品。她是对的，她再次被指责轻率，或者是在萨特无法为自己说话的时候替他说话。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观点》杂志（Le Point）上形容这本书是“敬意与复仇”[8]的结合。（波伏瓦问过萨特，为什么他认为男人从童年起就有“某种自豪感”，他是否一直感到自由。[9]）波伏瓦的捍卫者主要是说英语的女性，其中，《存在与虚无》的译者黑兹尔·巴恩斯谴责了那些将《告别的仪式》说成波伏瓦“因为不得不忍受萨特的不忠而做出的报复”，这完全是诽谤。《告别的仪式》中的叙述既是基于事实，也是一种敬意。[10]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认为，这部作品引起了人们对这对神秘夫妇的惯常反应：“要么完全尊重，要么全盘否定。”[11]
[29] ‘Foreword to Deception Chronicles’, FW 272.
一些读者把《告别的仪式》称为波伏瓦的第五部回忆录。但这本书比其他的书更加隐晦，描述了萨特的衰老，很少关注波伏瓦自己的生活，它是回忆录和对话的混合体。波伏瓦认为《告别的仪式》是对萨特的一种致敬，也是《老年》的延续。1970年，《老年》描述了老年人被边缘化，被一些人视为次等人。在最后一段中，读者们看到，甚至让-保罗·萨特也不得不经历这种命运。[7]
[30] ‘Women, Ads, and Hate’, FW.
这是我的第一本——毫无疑问是唯一一本——在出版前你没读过的书。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你，你不受它的影响。我说的你，只是一种假设，一种修辞手段。因为我只能对着空气说话了。[6]
[31] ‘The Urgency of an Anti-Sexist Law’,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 FW 266. First published in Le Monde as ‘De l’urgenced’uneloi anti-sexiste’,March 18–19, 1979.
萨特去世那年，波伏瓦承受着悲伤带来的所有伤痛：眼泪、沮丧，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波伏瓦再次求助于文学来宣泄：她决定写一部关于萨特之死的作品。《告别的仪式》（Adieux：A Farewell to Sartre）出版于1981年，记录了萨特的衰老和死亡，聚焦于年龄和疾病如何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他生活的变化情况。书中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波伏瓦在罗马对萨特的采访，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思想友谊和不断的交谈。朋友们都对波伏瓦这本书有些担心，但这是她唯一能接受他死亡的方式。扎扎去世的时候，波伏瓦就是靠写作走出来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写作同样也是波伏瓦宣泄情绪的方式，所以她坚持写作。她的开场白是：
[32] ‘Women, Ads, and Hate’, FW 275.
但几十年来，波伏瓦已经习惯了人们随意地揣测她的生活。波伏瓦鼓励西尔维只管用心去看待她们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受年龄和传统角色的限制。波伏瓦向西尔维透露，在她的一生中，她曾多次尝试寻找另一段像她和扎扎那样的友谊。但在西尔维之前，一直都没有成功。波伏瓦说，西尔维让她仿佛找到了扎扎的转世。西尔维接受了，后来她写道，她和波伏瓦的关系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4]波伏瓦在一次采访中告诉贝尔，她很幸运“能分别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拥有一段完美的关系”。[5]
[33] Lanzmann, Patagonian, p.257.
另一方面，西尔维有点不情愿，她一直讨厌阿莱特依附于萨特的做法。西尔维·勒·邦是一个独立的女人，有她自己的职业生活——她是一名教哲学的老师，她不希望人们认为她和波伏瓦的关系就像阿莱特和萨特那样。西尔维也知道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波伏瓦作品中母亲和女儿的角色了，她如果被波伏瓦收养势必会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猜测的“盛宴”。
[34] 引自Lanzmann, Patagonian, pp.258–9.
波伏瓦不想搬到阿尔萨斯去跟埃莱娜和利昂内尔一起生活，而让他们搬到巴黎来照顾她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波伏瓦决定问西尔维自己是否可以合法收养她，波伏瓦先告诉了朗兹曼和博斯特，两人都赞成。他们从阿莱特的事情中了解到，如果各方不赞成新的安排，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波伏瓦先向西尔维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再向埃莱娜提出。一开始，埃莱娜对此感到不适，但她意识到她不会比她姐姐活得更久，而且自己的人生已经够充实的了。
[35] Schwarzer, p.110.
1980年5月波伏瓦出院时，医生让她停止服用安定、戒酒，并进行按摩和治疗以帮助她的身体恢复。除了没能放弃威士忌和伏特加，波伏瓦听从了医生的大部分建议。在这几个星期里，波伏瓦意识到她希望她的医生能够和西尔维讨论她的情况。可根据法国法律，波伏瓦最近的血亲埃莱娜是她的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没有埃莱娜的允许，西尔维甚至不能开车送波伏瓦去治疗。
[36] Bair, p.604.
西尔维要回了波伏瓦的父亲乔治·伯特兰·德·波伏瓦的书。但波伏瓦自己只要一件东西：萨特《伦理学笔记》（Notebooks for an Ethics）的手稿。萨特写完《存在与虚无》后，手稿一出版就交给了波伏瓦，这是她最珍贵的财产。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曾承诺要出版一部伦理学作品，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创作，大约在同一时间，波伏瓦写了《模糊性的道德》。阿莱特知道波伏瓦想要这份手稿，因为波伏瓦出院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声下气地”向阿莱特要这份手稿。但是阿莱特不肯给波伏瓦，而且在1983年，阿莱特还出版了这本手稿。
[37] Etcherelli,‘Quelques photos-souvenirs’, p.61.
西尔维从来都不喜欢阿莱特，因此非常生气。萨特把波伏瓦父亲的书放在自己的公寓里，这些书不是萨特留给阿莱特继承的。萨特还有一幅毕加索送给他和波伏瓦的画，以及一幅来里贝罗的画。西尔维和朗兹曼都向阿莱特索要波伏瓦的礼物，但阿莱特说如果她真的很想要的话，她应该自己开口。
[38] Beauvoir, in SdB, Simons and Todd,‘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0.
波伏瓦和西尔维去了挪威，进行了一次峡湾巡游。慢慢地，波伏瓦想起她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值得为之而活的、有意义的关系，渐渐地走出来。但波伏瓦也开始意识到，有些关系永远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在萨特火化三天后，阿莱特清空了他的公寓。实际上这不被法律允许，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在进行税务评估之前任何人不得接触萨特的财产。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做，阿莱特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在遗嘱认证期结束之前，她无法支付租金，担心有人会闯入。但波伏瓦确信她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波伏瓦拿走理应属于她的东西。这是一场不愉快的争执，其他朋友也想要萨特的纪念品，而当朗兹曼要求阿莱特给博斯特一些东西时——尽管他们已经是40年的朋友了——她却只把萨特的旧拖鞋给了他。
[39] Beauvoir, ibid.
此后波伏瓦住在西尔维家。接下来的星期三，火葬仪式在拉雪兹公墓举行，但波伏瓦太累了，无法前往。西尔维和朗兹曼回来时，发现波伏瓦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波伏瓦患上了肺炎，她在科钦医院住了一个月——一开始，医生们认为波伏瓦永远都不会康复，因为在大量服用安定和威士忌之后，她患上了肝硬化并有一些运动神经元损伤。当波伏瓦回到维克多·舍尔歇大道时，肺炎痊愈了，但抑郁情绪却消散不了。整个6月和7月，西尔维每星期都尽可能和波伏瓦待在一起。当西尔维上课时，朗兹曼和博斯特来陪她。波伏瓦总是说，她的生命将在萨特的生命结束时也结束；他们担心波伏瓦会真的这么做。周末，西尔维开车带她离开巴黎。1980年8月，波伏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罗马旅行了。波伏瓦对西尔维说她们必须离开巴黎，因为“我想要活下去，我需要远远地离开此地才能做得到”。[3]
[40] 《模糊性的道德》的开头和《归根到底》的结尾，以及波伏瓦的学生日记都参考了帕斯卡的思想。帕斯卡也认为人的一生是模糊的。
葬礼那天，波伏瓦和西尔维、埃莱娜、阿莱特一起上了灵车。成千上万的人跟在她们身后，向萨特致敬。但是波伏瓦什么也看不见，再多的安定和威士忌也抑制不住她的眼泪。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波伏瓦要了一把椅子。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波伏瓦夫人”站在棺材前时，“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两个朋友扶着”。[1]波伏瓦周围有一大群人，但她的脑子却一片空白。波伏瓦不记得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去了朗兹曼家，然后他们在一个包间里吃了晚饭，但她喝得太多了，不得不由人搀扶着下楼。西尔维试图阻止她喝酒，但根本无济于事。[2]
[41] 萨特也淡化了这些思想家对他作品的影响，转而强调当时更时髦的现象学（以及之后的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见Kate Kirkpatrick, Sartre on S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Mystical Sources of Existentialist Thought,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凌晨5点，医院里的人来取遗体。波伏瓦去朗兹曼家睡觉，星期三一整天一直待在那里。波伏瓦无法忍受公寓里的电话，更别提那些记者，所以在朗兹曼离开后，波伏瓦去了西尔维·勒·邦那里。埃莱娜从阿尔萨斯赶来，她收到了大量的卡片、信件和电报。朗兹曼、博斯特和西尔维负责安排葬礼。葬礼定于4月19日，星期六。
[42] HdB, Souvenirs, p.8.
阿莱特回家了，而“大家族”里的人们则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直到凌晨。记者把这个地方围得水泄不通，但博斯特和朗兹曼告诉他们不要一直留在这里。波伏瓦想单独和萨特待一会儿——其他人走后，波伏瓦爬上萨特的床。她正要钻进萨特的被单时护士拦住了她，因为他的褥疮已经坏疽了。于是波伏瓦爬上被单，躺在他旁边，睡着了。
[43] HdB, Souvenirs, p.12; Lanzmann, Patagonian, p.525.
他们怎么能用“它”来指代萨特呢？
[44] Claude Jannoud,‘L’.uvre: Une vulgarisation plus qu’unecréation’, Le Monde, 15 April 1986.
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一起回到了医院。她给博斯特、朗兹曼、让·普永和安德烈·戈尔兹打了电话，他们立即赶到了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凌晨5点之前他们可以一直陪着萨特的遗体，之后“它”就得被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