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游击队员》（Partisans）特刊以“女性解放，第一年”为题出版。[118]此后不久，波伏瓦会见了发起该活动的激进分子——尽管在报纸上，波伏瓦和他们都不承认已经迈出了第一步。[119]安妮·泽林斯基、克里斯蒂娜·德尔菲和其他人想发起一场严肃的运动来解除对堕胎的限制。1967年，法国已将避孕合法化，但堕胎仍然是非法的。《新观察家》同意发表一份宣言，但条件是要有知名人士支持这份宣言。西蒙娜·德·波伏瓦当时名声很大，她同意借用自己的力量。他们也需要见面的地方，所以波伏瓦提供了自己的公寓。
在过去一年里，法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势头不断增强。1970年春，在文森斯大学发生了女性示威活动。而在8月假期无人居住的巴黎，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凯旋门下面放置着纪念无名战士妻子的花环，她们的横幅上写着“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女人”“比无名士兵更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妻子”。
接下来几个月的星期天，运动都是在波伏瓦家里的沙发上进行的。他们获得了343个签名，并于1971年4月5日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343宣言》（Manifesto of the 343）。这份宣言传递的信息很简单：
波伏瓦没有萨特那么高涨的政治热情。事实上，近年来，他们的政治斗争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分歧。萨特的毛主义使他从知识分子的主流中被边缘化，而波伏瓦的女性主义使她在国际女性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仅在1969年，平装版的《第二性》就卖出了75万册。[116]到1970年，它在北美获得了“经典”的地位；加拿大活动家舒拉密斯·费尔斯通用她1970年出版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向波伏瓦致敬，并与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后的“丑闻”发生了有趣的逆转——费尔斯通和许多其他女权主义者对波伏瓦的一生以及她的作品表示赞赏，《性的辩证法》的扉页写着“献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保持了自己的品格”。在1971年伊丽莎白·詹韦出版的《男人的世界，女性的地方》（Man’s World， Woman’s Place）中，她将波伏瓦的女性“他者”理论与从属群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在法国，1971年一家著名的文化杂志把波伏瓦的《第二性》与卡夫卡的《审判》和第一本（男性）金赛报告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书。[117]
法国每年有100万女性在危险的条件下堕胎。虽然这只是个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的很简单的手术，但是女性会因此而面临谴责，所以她们都是悄悄做这件事的。数以百万计的女性不得不沉默。我宣布我是她们中的一员，我宣布我堕胎了。
萨特想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和一些毛派分子变得很友好，其中包括一个名叫皮埃尔·维克托的年轻人。维克托问萨特是否愿意担任法国毛派报纸《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的编辑，因为如果萨特是编辑，这份报纸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政府指责。1970年4月，萨特被任命为总编辑。那年6月，他和波伏瓦在蒙帕纳斯大街上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但这次逮捕给了萨特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大声疾呼批判政府的双重标准，要求真正的新闻自由。
签署者声称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堕过胎（尽管我们不确定波伏瓦以及其他很多签署者是否堕过胎）[120]；她们签字是因为她们希望女性有权自由安全地进行堕胎手术。
《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们每两周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开例会。每周三上午10点半，他们到了之后就开始工作。西尔维·勒·邦是编辑部的新成员，博斯特和朗兹曼也参与了进来（当时朗兹曼还没有开始拍摄他的史诗纪录片《浩劫》。但是萨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20世纪40年代，《摩登时代》杂志具有开创性，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落满灰尘的老旧读物。
“堕胎”这个词以前从未在法国的广播或电视上出现过。但现在，科莱特·奥德里、多米尼克·德桑蒂、玛格丽特·杜拉斯、吉赛勒·哈利米、凯瑟琳·德纳芙和让娜·莫罗都声称自己做了这种不可言说的事。除波伏瓦以外，“大家族”的许多成员也签名了：奥尔加、阿莱特、米歇尔和埃莱娜都支持这项事业。不出所料，这次签名的人被有些媒体含糊地讽刺为“343荡妇”。
波伏瓦日复一日地做她的研究。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展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大罢工使得法国经济陷入停顿——萨特和波伏瓦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今年的政治动荡促使萨特重新考虑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1] 在波伏瓦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信中，1963年7月25日的是最后一封，在那之后他们开始用电话取代了信件。QM 304.
波伏瓦知道她老了，而且她很诚实地承认她不喜欢变老。而且波伏瓦觉得没有理由躲起来，相反，她直面这个缺乏哲学分析、需要政治行动的主题。波伏瓦已经想了好几年准备写老年的书了；后来，她称其为《第二性》的姊妹篇。但当波伏瓦开始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寻找关于老年的书籍时，她惊讶地发现她能找到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室里，波伏瓦发现了爱默生和法盖的文章，然后慢慢地编了一个参考书目列表。波伏瓦阅读法国的老年学期刊，从芝加哥订了很多英语期刊和书籍。[115]波伏瓦以前的同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帮助波伏瓦查阅法国学院的比较人类学资料，这样她就可以研究探讨几个社会中老年人地位的专题论文。
[2] SdB to NA, September 1959, TALA 530.
自从我在雷恩街瞥见西蒙娜·波伏瓦以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写了那篇文章感到后悔：她蹑手蹑脚地走着，看上去憔悴不堪。一个人应该同情老人。这就是为什么伽利玛继续出版她的作品。哦，是的，夫人，变老是可悲的！[114]
[3] FC 466.
波伏瓦在《归根到底》中写道，她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激起了那么多仇恨。他们的屈就态度并没有让波伏瓦感到惊讶，她在《世界时装之苑》杂志上连载过这本书，所以《费加罗文学报》声称这是一本给女店员看的小说。但波伏瓦却遭遇了恶毒的性别和年龄歧视：
[4] Lanzmann, Patagonian, p.330.
波伏瓦自己也不会如此匆忙地根据一个特定的案例（或者更确切地说，三个特定的短篇小说）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波伏瓦小心翼翼地把莫妮可的处境写得模棱两可，波伏瓦的创作意图是把这本书写成一个侦探故事，对一桩婚姻进行尸检，请读者确定谁或什么是罪魁祸首。但杰奎琳·皮亚捷在《世界报》上写道：“无论波伏瓦怎么说，居高临下的训导无处不在。”[112]总的来说，波伏瓦对人们读这本书的方式感到遗憾；她一如既往地被指控为在写自传，把波伏瓦和萨特的声音放在作品里，仿佛他们能代表全人类说话。有人问波伏瓦萨特是否离开了她。[1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有人反对这本书不是“真正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小说并非基于他们眼中的波伏瓦的生活。萨特在哪里？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关于妻子和母亲的？
[5] 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London:Four Square, 1962. First published in Esquire in August 1959.
《被摧毁的女人》出版后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从人们对波伏瓦其他作品的反应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文学评论家亨利·克卢阿尔写道，波伏瓦以前从未“如此肆意地将她的才华用于打击士气的宣传上”。这个讨厌的女人现在是不是在暗示所有围绕男人生活的女人都会失败？克卢阿尔说，波伏瓦又在给公众上课了。[110]克卢阿尔认为主人公莫里斯的性格也塑造得不够好。事实上，他指出，人们希望波伏瓦的艺术能“更清晰、更自由”。他说：“真的，波伏瓦已经过时了……波伏瓦女士正在继续她的女性解放运动，就好像我们同时代的人仍然需要它一样。”[111]
[6] BB 36.
莫妮可的故事讨论的是大家熟悉的主题：被别人指手画脚和被丈夫背叛的痛苦——女性什么也不做，就和孩子们待在家里，她们会因此被别人指手画脚；女性的伴侣承诺她要共同生活，对方接受了女性无私的奉献，然而却为了更年轻的第三者抛弃她，让她无比痛苦。莫妮可质疑丈夫，但他却指责她“大吵大闹”，试图让她为制造了一个不舒服的局面而感到内疚，而这不舒服与她自己的痛苦相比实则相形见绌。莫妮可的丈夫成功地将道德的聚光灯转走，蒙蔽了她的良知，而不是灼烧他自己的良心。有几次莫妮可觉得自己跌到了谷底，但没想到后面竟会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7] BB 30.
标题故事《被摧毁的女人》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这是一部一个女人陷入抑郁的毁灭性编年史。莫妮可迫切地想挽回自己正在衰退的婚姻。她认为幸福的“使命”是成为一名妻子和母亲。但是她的孩子们最近都成年了，她现在想要稍微“为自己而活一点儿”。[109]奉献和无私——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主题——对她来说是自我实现、自由选择的体验。但随后她的丈夫莫里斯开始了一段婚外情。没有了他的忠诚，他们共同建造的一切轰然倒塌，她也被埋在了令人麻痹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之下。
[8] TALA 528, SdB to NA, 2 January 1959.
第二个故事的文体不同于波伏瓦的其他作品——它是一股徘徊在疯狂边缘的意识之流。主人公的孩子被夺走了，她被孤立、被遗弃，这个故事是一面丑陋的镜子，反映了一个事实：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人们也会变得“可鄙”。[108]
[9] ‘Chronologie’, MPII xiv; xvi. 我们从西尔维的大事年表中知道有几本波伏瓦的日记留存了下来，但是没有完全发表，其中有一些选段分别于2018年发表在《回忆录：第一卷》（Mémoires，tome I）和《回忆录：第二卷》（Mémoires，tome II）里。
《谨慎的年龄》（The Age of Discretion）讲述了一位作家、妻子和一个成年儿子的母亲的心碎经历。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变老，带着厌恶和放弃的心情感受着自己的身体。[106]她刚出版了一本书，担心自己永远不能达到以前作品的高度，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她的儿子做出了一个她强烈反对的选择，所以她威胁儿子，若是不同意她的意愿，她就永远不再和他说话。她的丈夫不顾她的反对，继续和他们的儿子说话，这加深了他们婚姻的裂痕——她正在为失去亲密的身体接触而悲伤。这部短篇小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和解：主人公和她的丈夫一起面对他们日渐幻灭的未来，学着过“短期的生活”。[107]
[10] Simone de Beauvoir, Extraits du journal, May 1959, MPI 349.
波伏瓦早期的小说中既有男主人公也有女主人公，但《被摧毁的女人》中的每一篇中篇小说都只是从一个单身女人的意识角度来写的——每一篇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意识——并且都讨论了孤独和失败的主题。波伏瓦写道，在她的作品中，她试图“描绘女性存在的三个关键时刻：与衰老的相遇，对孤独的愤怒，以及一段恋情的残酷结束”。[105]
[11] Simone de Beauvoir, Extraits du journal, May 1959, MPI 349.
在《美丽的形象》之后，波伏瓦开始着手创作三部短篇小说，后来于1967年结集成册出版，名为“被摧毁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很长一段时间，波伏瓦和埃莱娜都想一起做一本书，由波伏瓦来写，埃莱娜画插图。这个短篇集是完美的，埃莱娜给标题故事配了画，为了宣传这本书，波伏瓦安排在《世界时装之苑》（Elle）杂志上做了连载[104]，但是反响不太好，甚至一些人问埃莱娜为什么会同意为她姐姐最糟糕的书画插图。
[12] FC 479–80.
之前一个月，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罗素集会。当时94岁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领导了一个组织，旨在唤起公众对美国人在越南犯下的暴行的关注和谴责（当时罗素年事已高，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他本人一直在英国）。1966年5月，该组织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讨论；11月，他们又在哥本哈根开会。[103]他们听取了目击者的报告，这使参与者筋疲力尽。“大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在那里——朗兹曼、博斯特[《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报道]、西尔维·勒·邦和阿莱特·埃尔凯姆。
[13] October 1959, QM 295.
克洛德·朗兹曼、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在吉萨。
[14] Sartre to SdB, October 1959（具体日期不详）, QM 297.
[15] FC 480.
由于巴以冲突，没有从埃及直飞以色列的航班，所以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必须经过雅典。[102]到达以色列之后，他们去了雅法、特拉维夫和一些集体农场。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待了两周，波伏瓦又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做了一次讲座，主题是“当代世界作家的角色”。波伏瓦对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很感兴趣，想要了解年轻人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对立主张的感受。1966年6月，“六日战争”重新划定了领土，并使世界以及“大家族”成员之间产生了政治分歧。波伏瓦支持以色列，萨特则支持巴勒斯坦。波伏瓦公开支持以色列后，她的作品在伊拉克被禁——就在“六日战争”的两天前。回到家，朗兹曼觉得自己被萨特出卖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读过萨特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书，觉得非常鼓舞人心，难道它的作者萨特现在反倒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吗？
[16] FC 511.
1966年2月，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去了中东、埃及和以色列。《摩登时代》杂志刊登了一期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特刊。在埃及，他们受到了《金字塔报》（Al-Ahram）主编穆罕默德·哈桑内因·海卡尔的欢迎。他也是埃及第二任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朋友。《金字塔报》对波伏瓦进行了一次采访，题为“写出《第二性》的哲学家在开罗”。[101]在埃及之后，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于3月10日访问了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3月11日波伏瓦在开罗大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演讲。
[17] FC 487.
波伏瓦的小说以劳伦斯对孩子的反思作为结尾：“抚养孩子并非要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过，抚养孩子是一项道德事业，是人类自由的形成，而对女性和儿童来说，这往往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教育。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劳伦斯看着镜子，心想对她来说，一切都完了。她的孩子们将有他们自己的机会。但是是什么机会呢？[100]
[18] ‘Preface to The Great fear of Loving’, FW 84.
波伏瓦的这本书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地质问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98]同时这本书也是在隐晦地回应女性主义和女性处境的转变，以及把金钱与独立画上等号的做法。它还讽刺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声称福柯的作品和《原样》杂志（Tel Quel）为“资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托词”。然而，《美丽的形象》所传达的信息是，进步“必须立即是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否则就根本不是进步”，在波伏瓦看来，福柯的思想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承诺。[99]
[19] SLBdB,‘Chronologie’, MPII xvii.
劳伦斯的平衡（如果可以称之为平衡的话）被她孩子的问题所打破：“人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你会为不快乐的人做什么？”孩子的这些问题促使劳伦斯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她从事的工作是推销美丽的形象，书写时髦的口号；她已经磨炼出了展现美丽自我的技能。但是维持美丽生活的外表——漂亮的汽车、漂亮的家、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食物、漂亮的假期——让她对现状不满。1945年时劳伦斯10岁，她已经对大屠杀有了记忆。她开始纳闷，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她开始注意到美国民权抗议者的形象一旦从电视屏幕上消失，就会被遗忘。
[20] FC 503.
波伏瓦后来形容书中的主人公劳伦斯“厌恶生活，到了厌食症的地步”。[97]主人公劳伦斯是一个成功的广告代理商，同时也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母亲。她喜欢工作时发生婚外性行为，然后回家照顾孩子，和她成功的建筑师丈夫共度夜晚。她喝酒，但不怎么吃东西。
[21] Nelson Algren,‘People’, Time, 2 July 1956, p.33.
1966年11月，波伏瓦重新开始写小说，不久后她出版了《美丽的形象》（Les Belles Images）。《都市报》（La Cité）的一篇评论称其为一部“浸透了存在主义道德观的关于当代道德的短篇小说”，再次强调了波伏瓦和萨特属于同一知识分子的范畴，并没有注意到波伏瓦对女性的描写是如何质疑社会的不公对待的。这篇评论轻蔑地说波伏瓦的这本小说是失败的讽刺；一个“以拼贴的形式呈现周刊上的所有陈词滥调”的列表。[95]但是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出人意料地好——迅速卖出了12万册。[96]
[22] SLBdB,‘Chronologie’, MPII xvii.
三年后的1969年，《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它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从东京回来的路上，波伏瓦和萨特在莫斯科停留。这是萨特第11次访问苏联，但他现在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重返苏联的理由：因为他与列娜·佐妮娜的关系结束了。
[23] SdB to NA, 1 January 1957, p.526.
波伏瓦发现，在那些有更多女性参加工作的国家，她们“自我和谐”，她们与自己的关系很有价值；波伏瓦认为这种自我理解来源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波伏瓦一直对成为自我意味着什么很感兴趣，在《第二性》中她发现了一个所有女性面对的共同挑战：成为“被分裂的主体”的可能性，女性作为爱人和母亲的自我和她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想成为的自我之间的撕裂和挣扎。波伏瓦在日本的第二场演讲回到了“女性境况的分裂特征”，由于职业女性想要幸福的生活、爱情和家庭，许多人选择牺牲自己的抱负：“她发现在职业上低调一点才是明智的做法。”[94]
[24] FC 506.
波伏瓦的部分担忧是被“限制”在私人生活中的不稳定的女性生活，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于一个随时都可能不再爱她们的人，会因为爱的消失失去经济来源，以及赖以建立生活的意义。但是波伏瓦并没有掩饰她的真实想法：这种生活不如“真正参与社会生活”，不如“帮助建立我们生活的世界”。[92]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回归家庭成为主妇这一做法的“受害者”，部分原因是女性因与其他女性攀比而痛苦，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期望职业女性在下班回家后成为家庭主妇。结果就是她们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内疚和疲惫，“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在家再多工作五六个小时，到了周末她会发现自己极度疲惫”，社会上还没有形成男人真正帮助女人的习俗和风气。[93]
[25] 见SdB to S, August 1958 (n.d.), LS 514.
知道了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内容，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波伏瓦在9月20日的讲座中说，女性主义“远未过时”，而且不仅仅对女性来说有价值：这是一项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意义的事业，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公正、更体面的地位，男性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公正，组织更有效的体面世界中。追求两性平等是男女双方的事。[91]波伏瓦希望《第二性》会有过时的那一天，因为一旦女性获得平等，《第二性》对女性异化的分析就会变得多余。波伏瓦认为可以在不消除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停止对女性的剥削。但波伏瓦对自己和其他文化中反女性主义的“倒退”感到担忧。在法国，女性声称她们真正的职业是做妻子和母亲：家庭主妇。
[26] Cohen-Solal, Sartre, p.419 f.
波伏瓦恢复得很好，1966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9月，他们飞往东京。他们此前从未去过日本，波伏瓦和萨特知道那里有他们的读者——这是萨特作品最畅销的市场之一，而《第二性》刚刚被翻译成日语。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下飞机时会被记者的闪光灯闪得睁不开眼。翻译人员把波伏瓦和萨特带到一个房间接受记者提问；当他们经过时，热情的年轻粉丝试图触摸他们。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波伏瓦记述了萨特的行程，以及她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贪婪阅读，却略去了她自己的讲座内容。[90]但是日本之行，波伏瓦并不是萨特的陪衬，她做了三场关于“当今女性状况”的讲座。不过，我们仍然不清楚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略去这些内容是出于自嘲、谦虚的传统，还是为了不让读者觉得她的生活太过遥远。
[27] Cohen-Solal, Sartre, p.428.
萨特在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然后用救护车护送波伏瓦回到维克多·舍尔歇大道。萨特把波伏瓦扶到公寓，说他会一直陪着她，直到她能走路；波伏瓦太痛苦了，甚至连脱衣服都成了一种挑战。在波伏瓦卧床不起的那三个星期，萨特、朗兹曼和西尔维·勒·邦轮流照顾她，每天都有一名护士来看望她。
[28] SLBdB,‘Chronologie’, MPII xx.
1965年8月，西尔维和波伏瓦去了科西嘉岛。此后，波伏瓦和萨特开始了他们每年一次的罗马之旅。萨特于10月12日乘火车离开意大利前往巴黎；波伏瓦开车回法国。他们计划在14日晚上7点在她的住处见面会合。但在那天的午餐时间，电话响了，新闻上说波伏瓦在扬纳河附近出了车祸，住进了乔尼的医院治疗。朗兹曼和萨特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找她。波伏瓦断了四根肋骨。她的脸肿了，缝了针，眼睛也青了。车祸是因为波伏瓦拐弯时车速太快了。
[29] SdB to NA, 16 November 1960, TALA 538.
有时，过去的选择会给波伏瓦带来沉重的负担。波伏瓦仍然后悔自己对待“莉丝”（纳塔莉·索罗金）的方式，她觉得自己被“囚禁”了，因为她的作品被“石化”了，在她身后堆积着“不可避免的过去”。[89]但是，另一方面，波伏瓦不可避免的过去是她“成为自己”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和责任。出于良心，波伏瓦不可能在写了她关于世界的那些东西之后，不采取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行动。那么，波伏瓦怎么能拒绝回复信函和签署请愿书呢？波伏瓦的处境有能力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所以她必须充分利用它。
[30]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148.
在1965年到1966年为《归根到底》写的笔记中，波伏瓦写道，关于她生活出版的“故事”只是传达了一个“残缺的真相”，因为它并不详尽；这是一个“扭曲的真理，因为时间没法倒流恢复原状”，但它传递了一个“文学真理”。[87]波伏瓦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个例子，说明了存在主义选择意味着什么：没有上天来给出她应该是谁的“命令”，没有既定的道路或伊壁鸠鲁式的教条让她偏离什么。相反，这是一个毫无蓝图的变化过程（becoming）——一个波伏瓦一生都在追求的项目，有时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次要的项目。[88]
[31] SdB，与马德莱娜·戈贝伊的采访，‘The Art of Fiction No..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名士风流》之后。这在她的回忆录和她的书《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很明显，我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作品。她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公众的即时沟通。这么说吧，她和我是有区别的。我不进行感情上的交流，我和那些懂得思考、懂得反省、愿意对我展开心扉的人交流。这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能立刻与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人们总是因为她说的话而和她在一起。[86]
[32] 见‘Introduction’ to MPI xxxviii.
1965年2月美国轰炸北越后，波伏瓦拒绝了在康奈尔大学演讲的邀请。她接受了几个关于衰老、写作、文学和自传的采访。萨特也接受过关于波伏瓦的采访，1965年7月，美国《时尚》杂志发表了这篇对萨特的采访，标题为“萨特谈论波伏瓦”。萨特认为波伏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33] SdB to NA, 16 November 1960, TALA 538.
1965年，萨特接近60岁生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孩子，并且生命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需要一个继承人和文学执行人。萨特想着，把这个任务交给波伏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几乎和他一样老了。所以萨特在阿莱特·埃尔凯姆满30岁的那年，也就是1965年3月18日合法收养了她，见证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法国晚报》（France Soir）报道了这件事，萨特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万达、埃弗利娜和米歇尔为此都很生气和激动。
[34] SdB to NA, December 1960, TALA 539.
1964年5月，在写完《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之后，波伏瓦决定与自传保持一些距离，重新写一部小说。这次波伏瓦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她不一样，除了她们是女人——上了年纪的女人。[84]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波伏瓦继续用写作来支持她认为可以改善女性处境的项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像《爱是什么，不是什么》（What Love Is–And Isn’t）这样的杂志文章。波伏瓦写道，爱只出现在“那些公开或秘密希望改变的人”身上。因为就在那时，你期待爱以及爱带来的东西——另一个人将会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示给你。[85]
[35] PL 220.
有趣的是，《时势的力量》出版之后，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波伏瓦被指责没有幽默感。[82]女性主义者经常被指责为扫兴者，波伏瓦生活中的许多插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波伏瓦表达她的不满时，人们总把矛头指向她有不满，而几乎不会去关注她不满的原因。[83]几十年来，波伏瓦对女性、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感到不满，人们却质问波伏瓦为什么不能放轻松一点，看开一点。现在波伏瓦对社会对待老人的方式越来越不满。让黑暗变成光明是不够的，关键是让情况本身不那么黑暗。
[36] The French text reads:‘il faudrait plutôt expliquer comment certains inpidus sont capables de mener à bein ce délire concerté qu’est un système et d’où leur vient l’entêtement qui donne à leurs aperçus la valeur des clés universelles. J’ai dit déjà que la condition féminine ne dispose pas à ce genre d’obstination’.
在《时势的力量》在美国出版的前一年，波伏瓦为《女人的性反应》（The Sexually Responsive Woman）写了一篇很短的序言，研究另一种被误解的现象：女性的性行为。波伏瓦写道：“和其他很多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男性偏执地认为女性处于依赖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生理和心理自主权。”这篇评论既有趣又感人，波伏瓦说她“没有资格对菲利斯博士和埃伯哈德·克罗豪森博士的所有主张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它“读来引人入胜，精彩绝伦”。[81]
[37] PL 221.
1997年，波伏瓦写给阿尔格伦的信出版，她回忆录的真实性引起了轩然大波。波伏瓦的长信表明，波伏瓦对阿尔格伦的热情虽然是内敛的，但是却很炽热。回忆录成功地编造了萨特与波伏瓦的神话，但向公众提供了惊人的错误信息。现在看来，阿尔格伦才是波伏瓦一生中爱得最热烈的爱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波伏瓦在与萨特的关系中一直在“自欺”。[79]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关系会有一个奇幻的文学来生：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Fates Worse than Death）中写了一大段关于阿尔格伦的文章，书中“波伏瓦小姐”被称为“亚克-亚克夫人”，阿尔格伦“帮助她获得了第一次高潮”。[80]
[38] SLBdB,‘Chronologie’, MPII xxii.
1964年11月，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了最后一封信。波伏瓦希望在1965年去看他，但她的美国之行因越南战争而取消。然而，在阿尔格伦对《时势的力量》的反应之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否还能挽回就不得而知了。[78]1981年，阿尔格伦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在一次关于该奖的采访中，一名记者向阿尔格伦问起波伏瓦的事情；这个记者描述了阿尔格伦当时的反应，说他情绪非常激动。阿尔格伦有心脏病，所以采访者见状立马转移了话题。第二天，阿尔格伦本来打算在他的别墅里举行庆祝派对，但是第一位客人到达时发现阿尔格伦已经去世了。
[39] David Macey, Frantz Fanon: A Biography, London: Verso Books, 2012,pp.455–6.
1965年春，《时势的力量》在美国出版，这使得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友谊戛然而止。波伏瓦已经用《名士风流》讲述了他们的浪漫故事，但她在《时势的力量》中所写的东西激起了他的愤怒。当被《新闻周刊》（Newsweek）问及回忆录中叙述的准确性时，阿尔格伦说，“亚克-亚克夫人”写的是一个中年老处女的幻想。[76]阿尔格伦带着讽刺和怨恨在《壁垒》（Ram#note952n">[77]
[40] FC 606–7.
在后来的生活中，萨特继续同时处理多个情人关系，他没有转变观点，他不认为坦诚是每个人都应得的。相比之下，波伏瓦公开了她与萨特的关系，以及她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更诚实，但诚实并不意味着不伤人。
[41] FC 611.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伏瓦自传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萨特和波伏瓦的传奇印象。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认为波伏瓦出自传有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波伏瓦是想让自己掌控她和萨特的公众形象。萨特对波伏瓦的描绘很满意，但其他女性却感到不安，或者更糟。万达憎恨波伏瓦的回忆录，她认为波伏瓦描绘的萨特与波伏瓦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形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也让万达忧心忡忡：这么多年后，萨特在万达面前仍然否认他与波伏瓦的浪漫关系。
[42] SLBdB, ‘Chronologie’, MPII xxiii. 一些被盗材料后来又出现在私人买卖中。
有一家报纸断章取义地翻译了纳尔逊·阿尔格伦的《谁失去了一个美国人》（Who Lost an American）的部分内容，使其看起来像是阿尔格伦对萨特和波伏瓦满肚子的不满：波伏瓦很不高兴文章里的所有幽默都被拿掉了，那些“小小的友好的词语”都被删掉了。此时，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还在通信，所以波伏瓦给他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沮丧：“这些肮脏的人什么都不懂，尤其是在友谊和爱情方面。”[75]
[43] 由于不愿在那里常住，萨特于12月搬到了拉斯帕伊大道222号。
波伏瓦命运的伟大之处正是她故意放弃了这些传统的羁绊（这些东西在她眼里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愿意用不断改变选择的危险方式将它们取而代之。这条绳子太硬了，随时都可能会断，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拒绝任何安全网。[74]
[44] ASD 306.
《埃斯普利特》（Esprit）杂志刊登了弗朗辛·迪马撰写的书评，题为“一个悲剧性的反应”。文章指出对于选择了传统生活，选择了信仰、母性和婚姻的女性来说，发现信仰、母性和婚姻的缺失是导致波伏瓦“内心煎熬”的原因：
[45] Cohen-Solal, Sartre, p.406.
波伏瓦的这本书问世后，它得到了不好的评论，甚至还有一些相当恶毒的评论。这本书卖得很好，但波伏瓦再次反对媒体对待她的方式。他们称波伏瓦“自满”“不顾一切”[72]，是女性世界“突变”的化身。他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寻求关注，“为了无端无用地让人震惊，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表达她自己去进行各种破坏”。[73]
[46] 见Gary Gutting, Thinking the Impossible: French Philosophy Since 196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4.
在《盛年》里我不可避免地修改了一些内容，所以书里所呈现的并不是现实真相的全部。尽管我和萨特之间的互相理解持续了30年以上，但是这其中有很多其他人的损失和痛苦。我们的协议体系本身的缺陷在我谈到的这段关系里尤为明显。[71]
[47] 尽管弗里丹后来才承认这一点，见Sandra Dijkstra, ‘Simone de Beauvoir and Betty Friedan: The Politics of Omission’, feminist Studies 6(2) (Summer 1980): 293–4.
回看自己的过去，波伏瓦告诉她的读者，他们的做法有很多风险。一方可能会喜新厌旧，导致另一方感到被背叛；“一开始的两个自由人，就会变成相互对峙的受害者和施虐者”。在波伏瓦看来，有些夫妇是坚不可摧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她和萨特刻意回避的：“第三者对我们的安排会有什么看法？”在这一点上，波伏瓦写道：
[48] 引自Gonzague de Saint-Bris and Vladimir Fedorovksi，Les Egéries Russes,Paris: Lattès, 1994, p.282.
经常被宣扬，却很少实践，完全的忠诚通常是那些将其加诸己身、自我伤害的人所经历的。传统上，婚姻通常允许男人在没有互惠和对等地爱护伴侣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冒险”；如今，许多女性已经意识到她们的权利和幸福所必需的条件：如果她们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男性的反复无常，她们就会成为嫉妒和厌倦的牺牲品。
[49] VED 29.
在《时势的力量》中有一段，波伏瓦重新提到了纳尔逊·阿尔格伦以及她和萨特的协议面临的挑战，年轻时的波伏瓦认为如下问题很容易解决：“忠诚和自由有可能达成和解吗？”如果是这样，代价是什么？[70]
[50] SdB to NA, December 1963, p.555.
波伏瓦知道人们对她和萨特的关系着迷：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多卷自传来说明，成为一名女性可以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重视不同的东西呢？或者你在事后可以对自己的处境有不同的理解？或者，实际上，如果你勇敢地说出许多人都不敢说出的话，可能会遭到那些不希望你被听到的人的攻击？
[51] VED 31.
波伏瓦淡化了博斯特和朗兹曼在她生命中的作用。因为萨特的情人是苏联人，她把萨特生活中一段看似严肃的恋情也排除在外。显然，对隐私的担忧影响了他们两个人。在波伏瓦的生活中，年龄似乎开始迫使她选择独身；但在萨特的生活中，年龄没有影响他继续到处留情。
[52] ‘Maladie de ma mère’, f. 254, 287, 311. 引自‘Notice’ MPII 1276.
波伏瓦触动了她的读者，但许多人并不喜欢这种触动。在读过波伏瓦声称自己被“欺骗”的文章后，一些人甚至写信安慰波伏瓦：“你对自己不公平，你认为你的经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的想法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点燃了“数百万女性心中光明的希望”[69]的女性，她怎么能这样想呢？她与女性的谬论斗争，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另一个谬论吗？
[53] VED 24.
波伏瓦知道这样结束这本书是一种挑衅。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说，这些词引发的“误解”“有一部分是故意的”，“是关于文学的本质的”。[67]在1964年马德莱娜·戈贝伊的一次采访中（发表在1965年的《巴黎评论》上），波伏瓦被问及她的自传计划以及促使她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波伏瓦的回答是，她希望自己的书能“触动读者”。波伏瓦想要创作能够打动读者的人物，在读者的想象中描绘出改变他们生活可能性的道路，就像影响了波伏瓦的乔·马奇和麦琪·塔利弗一样。[68]
[54] VED 19–20.
读者们也在震惊中写信给波伏瓦：波伏瓦曾是他们生命中希望的灯塔；波伏瓦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情人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觉得被欺骗了呢？弗朗索瓦丝·德奥邦写道，当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波伏瓦的这句“我被欺骗了”，就连戴高乐最著名的一句话也难以与之媲美，她记得人们会“翻字典去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试图弄清楚这是作者的自嘲还是真实的幻灭”。[66]
[55] VED 76.
这是什么意思？评论家推测，“萨特的伟大情人”后悔她和萨特的“世纪浪漫”了？“端方淑女”后悔成为无神论者了吗？波伏瓦是在对一个声称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感到失望吗？因为他们完全不在乎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56] ASD 135.
在《时势的力量》的最后，波伏瓦写到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她人生中“毋庸置疑的成功”。但是书的结尾让读者感到困惑——一开始波伏瓦就宣称她和萨特的成功，庆祝他们对彼此谈话的无限兴趣，但她以一句有趣的话结尾：“所有的承诺都得到了遵守。然而，当我用怀疑的目光回看当年那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年轻女孩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欺骗了。”[65]
[57] ASD 75.
然而，也正是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著名声明：她避免让自己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63]三年前，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解释说，她想要读者知道她不反对男性，因为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她的观点，她就会被误解，“我想让大家知道，写《第二性》的女人并不是为了报复曾经让她痛苦的生活。如果有人这样理解这本书，那就否定了这部作品。”[64]
[58] SLBdB,‘Chronologie’, 稿件提交日期为1963年5月7日。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第二性》“可能是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感的一部作品”。[60]当然，事后看来，有些事情如果重新回到过去，波伏瓦是想要有所改变的。从收到的信件中，波伏瓦发现她帮助了很多女性“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自己的处境”。[61]波伏瓦现在55岁了，她意识到（尽管她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模范）她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理想化的榜样，其他人会从她那里寻求灵感。即便过了12年，波伏瓦仍会收到感谢信，感谢她写了《第二性》，告诉她，是她帮助广大女性克服了那些几乎压垮她们的谬论。在《第二性》出版后的十年里，其他女权主义者也出版了一些在波伏瓦眼中更大胆的作品。其中有太多的人过于关注性，但波伏瓦说，至少现在女性可以“把自己作为观看的眼睛，一种主体，一种意识，一种自由”。[62]
[59] FC 199.
1963年10月30日，《时势的力量》在法国出版，这离波伏瓦向出版商提交该书才刚刚过去5个月。[58]在这本书中，波伏瓦审视自己的人生，试着去评价自己能留给世人什么，对于很多人暗示她在智识上依赖于萨特这一点，波伏瓦明确地表示了否认，说她拥有自己的哲学兴趣和见解。在这本自传中，波伏瓦讨论了她在《第二性》出版后所经历的转变：“我此前从来没有被当作讽刺的对象，直到《第二性》出版之后；在那之前，人们对我要么冷漠，要么友好。”[59]她很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性》的出版，招致了很多人对她个人的抨击，波伏瓦希望她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一点。
[60] FC 202.
波伏瓦形容她自己和西尔维的生活是相互交织的，她很感激生活给她带来了这个新伴侣。波伏瓦曾在1962年说，她已经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感情，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当年说错了。尽管波伏瓦和西尔维都否认这段关系涉及性，但她们有肉体上的亲密接触——西尔维在法语中将其称为“charnel”，因此被很多人翻译为“carnal”（肉体上的，性欲的）。它也可以指“embodied”（身体的），包括无性的身体爱抚。
[61] FC 202.
自1960年11月与西尔维·勒·邦见面以来，波伏瓦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见面。到1964年，她们的会面变得越发频繁；西尔维在弗朗索瓦丝去世期间给了波伏瓦很大的支持。波伏瓦写道，她欣赏她们之间对等互惠的关系；西尔维的智识水平很高，和波伏瓦也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波伏瓦和她有一种联系，波伏瓦越了解她，就越觉得自己像她。西尔维是个很好的聆听者，她体贴、大方、深情。[57]波伏瓦自传的最后一卷《归根到底》（All Said and Done）就是献给西尔维的。
[62] FC 203.
文章发表后，一些记者指责波伏瓦利用了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悲伤；他们甚至找到一名外科医生做证，说波伏瓦坐在母亲床边无情地记着笔记，只顾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写作“素材”。外人的看法再次使波伏瓦看起来十恶不赦。波伏瓦说，从内心来说，写作给她以慰藉，就好像“祈祷给信徒以安慰”。[56]在波伏瓦看来，没有所谓的“自然”死亡。
[63] FC 202.
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垂死的女人。我们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交谈，这缓和了旧日的不快。我重新开始了在青春期中断的对话，我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让我们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早期的柔情，我曾以为已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因为它又出现在我们简单的语言和行动中。[55]
[64] Simone de Beauvoir, ‘Une interview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Madeleine Chapsal’, in Les écrivains en personne (Paris: Julliard, 1960, pp. 17–37),reprinted in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 ed. Claude Francis and Fernand Gontier, Paris: Gallimard, 1979, p. 396.
波伏瓦在《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记录了她母亲说的话：“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现在我将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老女人，只为自己而活。”[53]1953年，波伏瓦描述了失去意识的弗朗索瓦丝，看到母亲在医院里的裸体时，波伏瓦的内心是多么震撼——这是一个让她在孩童时期充满爱，在青少年时期极力排斥的身体。[54]
[65] FC 674.
母亲去世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一书的写作中，记录了母亲生命的最后6周，以及她自己对爱的痛苦体验、矛盾心理和丧亲之痛。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写点东西，用文字来思考生活。波伏瓦将这部作品献给自己的妹妹埃莱娜。在母亲病危的那几个月里，波伏瓦一直在写日记（当时她给日记起了个名字，叫“母亲的病”，她不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本日记记录了博斯特、奥尔加和朗兹曼的陪伴，这是《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里面所没有记载的。波伏瓦每天都试图忍住泪水，但却没有成功。有几次，她提到在见萨特之前都得服用镇静剂，这样她才能“不会因为哭泣而惹恼萨特”。[52]
[66] Françoise d’Eaubonne, Une femme nommée castor, Paris: Harmattan, 2008,p.253. 见also MPII 1017 f on ‘j’ai été flouée’.
手术几周后，弗朗索瓦丝感到越发痛苦，而且精疲力竭。所以他们要求医生加大吗啡的剂量，减轻她的痛苦，尽管这样会缩短她的生命。从那以后，弗朗索瓦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从不请牧师或任何波伏瓦所谓的“虔诚的朋友”。那年11月，波伏瓦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比她孩提时代更亲密了。手术后的那个晚上，波伏瓦被一股情感的浪潮所征服：她感到悲伤，为母亲的死亡，也为她的人生——母亲为那令人窒息的传统牺牲了那么多。
[67] SLBdB,‘Chronologie’, MPII xxvi.
1948年10月底，就在波伏瓦和萨特打算返回巴黎之前，博斯特打电话告诉给波伏瓦，她母亲弗朗索瓦丝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了。次月，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弗朗索瓦丝撑不了多久了。秋天过后，弗朗索瓦丝被带到一家诊所，在那里他们发现她已经处于癌症晚期。波伏瓦听到这个消息后，萨特乘出租车陪她去了养老院，她一个人进去了。[49]医生们把诊断结果告诉了波伏瓦和埃莱娜，但没有告诉弗朗索瓦丝。姐妹俩认为不告诉弗朗索瓦丝是最明智的。手术后的两个星期里，波伏瓦和埃莱娜平静地陪在她的房间里，一切都很乐观。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写道，让她留下的不是爱，而是“一种深切而痛苦的同情”。[50]母亲动手术的那天晚上，波伏瓦回到家，和萨特交谈，听了巴托克的讲话，她流着眼泪，“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51]波伏瓦的强烈反应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父亲去世时，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68] Simone de Beauvoir，与马德莱娜·戈贝伊的采访， ‘The Art of Fiction No..35’, Paris Review 34 (Spring–Summer 1965). 又见SLBdB ‘Chronologie’,MPII xxviii以获得日期信息。
苏联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又去了罗马。他们住在市中心密涅瓦广场上的密涅瓦酒店。当时波伏瓦正在写作，正在享受阅读和游览意大利的乐趣——他们开车去了西耶纳、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罗马时，萨特收到了一封来自佐妮娜的信。佐妮娜说，她阅读波伏瓦的回忆录越多，就越意识到她无法改变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关系；她不想成为波伏瓦生活中的一个二流女人。她把波伏瓦当作朋友，并尊敬她。“但是你和海狸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对接近你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48]
[69] 信件日期是1964年10月29日，引自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p.81.
1963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与佐妮娜一起访问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此前萨特和波伏瓦对“解冻”的所有希望都变成了失望。食物短缺，赫鲁晓夫又开始为斯大林辩护，攻击西方。萨特问波伏瓦：他应该向佐妮娜求婚吗？他们能不能见面还尚不确定。如果一个有国际声誉的知识分子要求娶她，苏联政府可能会答应，她和她的女儿就会获准去法国。但是佐妮娜不想离开她的母亲，也不想成为萨特的依赖者，成为他“巡视”的其中一站。佐妮娜拒绝了萨特。但不管接受与否，萨特能向另一个女人求婚，就表明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已经不再浪漫了。
[70] FC 133.
在这十年中，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直到20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还是一种禁忌，立法也限制了避孕药的销售。1960年，避孕药获准在美国销售；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于1961年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但只对已婚女性开放。直到1967年，它才在法国被合法化（当时英国的未婚女性也获得了合法的购买途径），波伏瓦在倡导这一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波伏瓦的《第二性》继续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女权主义作家。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开端，深受《第二性》的影响。[47]
[71] FC 133–4.
20世纪60年代早期，萨特开始远离存在主义，它开始被视为一种时代下的哲学产物。20世纪50年代末，萨特写道，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在20世纪60年代，他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人批评过于关注意识主体，而对无意识关注不够。[46]萨特的哲学光芒正在衰落，而女权主义者对波伏瓦的兴趣却在上升。在波伏瓦60岁的时候，她很擅长使用颠覆性的文字，并熟练地创造虚构的经历来唤醒读者的自由。但是，波伏瓦想要的不仅仅是颠覆性的言论和想象中的自由，她想要的是能够在真实的女性生活中带来具体改变的立法。
[72] Jacques Ehrmann,‘The French Review,’The French Review 37(6) 1964:698–9, 699.
萨特在见到佐妮娜后又活过来了。他每天给她写信，她也回信，但由于苏联的审查，他们不能使用邮政系统。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靠信使来传递信件，忍受长时间的等待无法沟通。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求爱方式，萨特告诉了佐妮娜他的“巡回生活”（他现在称之为他生命中的女性轮换），对此，佐妮娜并不在意。他仍然每周见万达两次，还有埃弗利娜、阿莱特·埃尔凯姆和米歇尔。佐妮娜为什么要相信萨特会有时间和注意力在她身上呢？那年12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到莫斯科和佐妮娜一起过圣诞节，还去列宁格勒看了极昼。作为作家联盟国际委员会的一名雇员，佐妮娜是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萨特和波伏瓦9次前往苏联。
[73] G. Ménie,‘Le Prix d’une révolte,’Esprit 326(3) 1964 (March): 488–96,493.
萨特和波伏瓦到达莫斯科之后，他们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苏联人在听爵士乐，读美国小说。赫鲁晓夫甚至允许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出版。苏联作家联盟为萨特和波伏瓦提供了一名导游，列娜·佐妮娜[44]，她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事实上，她希望翻译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没过多久，萨特就遵循了他的传记作家所总结的不成文的规律：“萨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陷入爱情。”果不其然，萨特爱上了佐妮娜，而且是深深地爱上了她。[45]
[74] Francine Dumas,‘Une response tragique,’Esprit 326(3) 1964 (March):496–502.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全民投票：99.72%的人投票赞成独立。但在6月1日登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时，波伏瓦和萨特对法国拼命坚持殖民主义的做法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这是国家层面上的“自欺”。萨特在1956年写了关于匈牙利的文章后，惊讶地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但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正在解冻。斯大林的暴行受到谴责。厚重的西墙在逐渐变薄吗？
[75] SdB to NA, December 1963, TALA 556.
到了2月，波伏瓦对贾米拉·布帕查的立场引起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公寓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大学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些学生留在波伏瓦身边守护她。那年春天，波伏瓦参加了反法西斯会议，并参加了抗议国家暴力的游行。在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权利的决议后，戴高乐开始与解放党谈判，1962年3月，他们签署了《依云协议》（Évian Accords）——该协议于1962年在法国举行公投并通过。
[76] Nelson Algren,‘I ain’t Abelard’, Newsweek, 28 December 1964, 58–9.
1962年1月7日，在波拿巴街又发生了炸药袭击。这次炸药被误放在五楼——萨特的公寓实际上在四楼——但波伏瓦第二天去看时，发现公寓的门已被毁掉。一个大橱柜消失了，萨特和波伏瓦装在里面的手稿和笔记本被偷了。[42]为了萨特的安全，她的母亲一直住在一家旅馆里。到了1月18日，萨特被圣日耳曼公寓的房东赶了出来，于是他搬到了第14区布莱里奥特码头110号。[43]
[77] Nelson Algren,‘The Question of Simone de Beauvoir’, Harper’s, May 1965, 136.
那年秋天，萨特为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写了序，波伏瓦为吉塞勒·哈利米的一本书写了序，书中讲述了布帕查审判背后的女人的故事。正如波伏瓦批评萨德侯爵逃避现实的恐怖，追求想象的虚幻安全一样，波伏瓦也想让法国政府正视他们自己丑陋的行为。这本书的出版给波伏瓦带来了死亡威胁。
[78] 见《越洋情书》第559页的注释。
波伏瓦认为法农知道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比他告诉他们的要更深刻。他们谈论哲学的时候，法农是开放和放松的，但是后来波伏瓦和萨特带他去参观亚壁古道，法农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当波伏瓦讲述故事的时候，法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在他眼里，欧洲传统没有任何价值。”萨特试图把话题转到法农的精神病学经历上。但法农追问萨特：“你怎么能继续正常生活，继续写作？”在法农看来，萨特在谴责法国方面做得还不够。法农给波伏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别很久之后依然记忆犹新。跟法农握手时，波伏瓦“似乎触碰到了吞噬着他的激情”，一种他与他人交流的“火焰般的激情”。[41]
[79] http://www.lepoint.fr/actualites-litterature/2007-01-18/simone-de-beauvoir ces-lettres-qui-ebranlent-un-mythe/1038/0/45316
在这次访问中，法农以一种不寻常的坦率态度谈论了自己，促使他的传记作家达维德·马塞评论说，波伏瓦和萨特一定是“既技巧娴熟又富有同情心的提问者”。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其他记录表明，法农有像这样对人敞开心扉过。[39]法农告诉波伏瓦和萨特，他年轻时在马提尼克岛，他认为教育和个人价值足以打破“肤色障碍”。他想成为法国人，在法国军队服役，然后在法国学医。但无论他受到了多好的教育，有多么优秀，在法国人眼里，他依然是一个“黑人”。[40]即使法农当了医生，人们也叫他“男孩”，甚至还有更糟的称呼。法农的生平引发了人们对法国性、黑人和殖民化的讨论。
[80] Kurt Vonnegut, Fates Worse than Death: An Autobiographical Collage of the 1980s, New York: 2013, 60. 冯内古特的说法是基于贝尔的波伏瓦传记。
朗兹曼和波伏瓦到机场去接法农。波伏瓦在法农看见他们之前就看见了他：法农的动作紧张而突兀，他不停地四下张望，似乎很激动。两年前，他在摩洛哥边境受伤后，抵达罗马接受治疗，一名刺客找到了他的病房里。波伏瓦说，飞机降落时，他脑子里肯定一直在想这段经历。[38]
[81] ‘Preface to The Sexually Responsive woman’,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64; no surviving French version; FW 97.
1961年7月，波伏瓦遇到了《白领与权力精英》（White Collar and the Power Elite）的作者C.赖特·米尔斯；波伏瓦对他的作品及其在古巴的受欢迎程度很感兴趣。波伏瓦和萨特去了意大利度夏，他们在特拉斯特维莱的圣玛丽亚广场过夜，波伏瓦试着开始写回忆录的第三卷。但当她感到“被当下所纠缠”时，就很难去回想过去。最近，朗兹曼给萨特带来了一份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手稿，并转达他希望萨特能为其作序，萨特同意了，当法农说他将去意大利拜访他们时，他们三个都很高兴。1954年阿尔及利亚革命爆发后，法农加入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7年，他被阿尔及利亚驱逐出境，但仍在继续战斗，甚至在1961年初被诊断为白血病之后也没有停下来。
[82] 见Jean-Louis Jeannelle and Eliane Lecarme-Tabone,‘Introduction’, MPI xliv.
法国媒体掩盖了此事，但是《摩登时代》杂志却没有。
[83] Sara Ahmed, ‘Feminist Killjoys (and Other Wilful Subjects)’, Scholar and feminist online 8(3), Summer 2010: 4.
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1961年7月，萨特位于波拿巴街的公寓被一枚塑料炸药炸毁。损失并不大，但即便如此，萨特还是让母亲搬了出去，住到了波伏瓦家。1961年10月，3万阿尔及利亚人示威反对巴黎对他们实施的宵禁；这是一场目标明确的和平游行，他们希望晚上8点半以后仍然可以自由出行。但法国警察的反应很激烈，他们拿着枪和棍棒，甚至把一些阿尔及利亚人推进了塞纳河。目击者报告说，有阿尔及利亚人被警察勒死，当天至少有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
[84] SLBdB ‘Chronologie’, MPII xxvi.
对波伏瓦来说，无论她是19岁还是50多岁，哲学都必须用生活去实践。现在波伏瓦的观点是，致力于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参与具体的解放计划。随着对简森的审判的冲突加剧，萨特决定利用他的职位来抗议《121人宣言》的签署人的遭遇。萨特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被控叛国罪的30名签署人辩护，他说，如果他们被判有罪，那么全部121人都有罪。如果没有，那么应该撤回这个案子。政府撤销了指控。萨特的名声使他们所有人都幸免于难，因为，用戴高乐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监禁伏尔泰。”
[85] ‘What Love Is – And Isn’t’,Mccall’s 71, August 1965, 133. (In FW 100.)
由于这段话的英文翻译经常被解释为波伏瓦内化了性别歧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不被冠以“哲学家”头衔的原因并非只有身为女性。事实上，以这种方式阅读波伏瓦的故事使我们没法看到她否认自己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层面的原因。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否认哲学家这个头衔，包括阿尔贝·加缪，他批评哲学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还有雅克·德里达。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波伏瓦硬塞进“女人能成为什么，不能成为什么”的单一维度中，哲学能成为什么和不能成为什么的问题也很重要。
[86] ‘Sartre Talks of Beauvoir’, Vogue, July 1965, p.73.
到目前为止，波伏瓦几乎从未想过她是如何被当作萨特的衍生替身而遭到摒弃，以及被那些不理解她的既得利益者所误解的。所以波伏瓦直截了当地说：她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门徒，她不满足于发展、整理或批评别人的观点，只想要进行自己的思考。在《盛年》里，波伏瓦直言不讳地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容忍成为别人的追随者”？波伏瓦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生活中有时确实“默许”了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波伏瓦并没有放弃在学生日记中所说的“思考生活”，她决定用文学来思考生活，因为她认为文学是在她自己的经历中传达“原创性元素”的最好工具。[37]
[87]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I 973.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写道，她“不是一个哲学家”。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创造者，她不像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或萨特那样。这句话被翻译成英文时，将波伏瓦对哲学体系的拒绝描述为“精神错乱”，因为这些哲学体系做出了对生活不公的普世主张，而“女性天生就不倾向于这种迷恋”。[35]这些说法让波伏瓦的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她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是她，对女性做出了如此大的概括呢？事实是，不是波伏瓦，而是她的英文翻译导致了这种误解。波伏瓦用法语写的是，哲学体系源于人们的固执，他们希望在自己粗略的判断中找到“万能钥匙”。波伏瓦说，“女性的境况”不会使人倾向于这种固执。英文翻译体现出了波伏瓦的质疑，但漏掉了原文中微妙的讽刺意味。[36]
[88]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I 978.
波伏瓦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那些没有机会接触文化的人。这意味着写一些他们能读懂的东西——通过故事给他们的大脑输入新的可能性。不管波伏瓦是否有这样的想法，这本回忆录吸引了一批新的读者。《盛年》还没上架就卖出了4.5万册，上架第一周又卖出了2.5万册。[33]太不可思议了！12月，她给阿尔格伦写信时，这本书已经卖出了13万册。[34]
[89]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I 997–8.
评论家称赞波伏瓦的自传是她最好的作品，但女权主义者则因此怀疑：是不是因为波伏瓦写的东西更传统、更女性化？是不是因为它让读者前所未有地接触到让-保罗·萨特隐藏的一面？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名士风流》是波伏瓦最成功的小说，也被认为是她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但是波伏瓦被称赞是否是因为写了更女性化的作品呢？考虑到波伏瓦已经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是不太可能的：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形式来写作，是因为一个女人写她与“一个伟人”的生活要比表达她的政治和哲学观更合适。毕竟，这一结论与波伏瓦的政治和哲学观背道而驰。
[90] ASD 275.
考虑到波伏瓦经常被指责为假正经或者不诚实，我们应当记住波伏瓦从来没有向她的读者承诺过自己要坦白一切。波伏瓦隐瞒一些事情可能是出于谦虚、隐私或恐惧，或者仅仅是为了遵守法律。但也有可能，她以这样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她想要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想因为故事的主人公而让大家误解了她要表达的意思。
[91]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oday’, FW 145.
我们从现在回看过去，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波伏瓦会在这部自传里“简化”她和萨特的传奇故事。[32]奥尔加似乎仍然不知道波伏瓦与博斯特长达九年的恋情，但波伏瓦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保护奥尔加、博斯特还是她自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波伏瓦与女性的关系，除了考虑到自己和那些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性的隐私之外，《第二性》受到的非议也让波伏瓦明白了坦白一切是不明智的。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原因需要考虑——尽管在几年之后的1970年法国才通过关于私人生活的法律，但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仍然有效：“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受到任何干涉，他的荣誉和声誉不得受到攻击。人人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奥尔加、纳塔莉和比安卡都过着各自的生活：她们仍然是波伏瓦的朋友，至少比安卡是这样，我们知道波伏瓦承诺过永远不会透露比安卡的身份。
[92]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oday’, FW 133, 134
1960年10月25日，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二卷《盛年》出版了。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评论家认为，波伏瓦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写出了最好的作品。卡洛·莱维称其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在这篇文章中，评论家称赞波伏瓦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萨特：“你揭示了一个没有被正确理解的萨特，一个与传奇的萨特截然不同的人。”波伏瓦回答说，这正是她想做的。起初，萨特不想让波伏瓦写他。但是，“当他看到我真实地谈论他时，他就放手让我写了”。[31]
[93] ‘The Situation of Women Today’, FW 139.
1946年，波伏瓦写了一篇关于罗贝尔·布拉齐亚克审判的文章；然后法国人要求为这个背叛了法国价值观的通敌者伸张正义。1960年，波伏瓦描述了同一国家的行动：“男人、女人、老人、儿童在突袭中被枪杀，在他们自己的村庄被焚烧、枪杀、割喉、剖开内脏；在拘留营中，整个部落都在挨饿、受冻、挨打、感染流行病。”波伏瓦说，每个法国人都参与了这种酷刑，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吗？很多人对此表示否定，这让波伏瓦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比安卡·朗布兰也加入波伏瓦的宣传中，她们的友谊也因此加深了。[30]
[94] ‘Women and Creativity’, FW 158.
哈利米说服布帕查起诉法国当局，因为她遭受了酷刑。波伏瓦会公开支持她吗？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布帕查可能被判处死刑。波伏瓦同意以她力所能及的最有力的方式支持布帕查——用文字。波伏瓦为布帕查写了一篇辩护文章，并帮助成立了为她辩护的委员会。他们的目的是公开这件事，并借此揭露法国人在战争中的可耻行为。波伏瓦的文章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她写道，关于这桩丑闻最令人反感的是，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人们对别人的痛苦如此漠不关心，对此我们怎能不感到震惊呢？
[95] ‘Les Belles Images (par Simone de Beauvoir, Gallimard)’, La cité, May 1967, p.14.
波伏瓦没有在对弗朗西斯·让松的审判中作证，但是她很快就为另一个案件提供了支持：对贾米拉·布帕查的审判。贾米拉·布帕查是阿尔及利亚人，“解放阵线”的一员，曾被法国士兵残忍地折磨，包括性虐待。许多阿尔及利亚女性也像她这样被强奸和折磨。但是布帕查愿意作证——她得到了突尼斯裔律师吉塞勒·哈利米的支持，哈利米曾参与到了对“解放阵线”许多战士的审判案件中。哈利米要求见波伏瓦，并告诉了她布帕查的故事。像她的许多同胞一样，布帕查加入了独立运动，并利用法国人对北非女性“传统”和“被动”的刻板印象掩护自己，帮助地下网络。阿尔及利亚女性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但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布帕查在阿尔及尔放置了炸弹。她被发现遭遇了逮捕、拷打和审判，这些遭遇让她质疑法庭的合法性。
[96] SLBdB,‘Chronologie’, MPII xxxi.
萨特收到了死亡威胁，朋友们担心他和波伏瓦待在家里会有危险。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萨特和波伏瓦分别住在一个同情他们的朋友布提里耶的大公寓的两个房间里。[28]这是波伏瓦和萨特唯一一次这样共同生活。在11月16日写给阿尔格伦的信里，波伏瓦半开玩笑地说：“我竟然为他做饭。”也没有什么食材，只有一些火腿、香肠等罐头食品。有时候，博斯特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和饭菜。[29]
[97] ASD 144.
萨特和波伏瓦立即改签了航班，博斯特在巴塞罗那接应。他们驱车前往巴黎，朗兹曼在城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僻静的小路进入巴黎。[27]波伏瓦在11月回到巴黎后，并没有收到阿尔格伦的来信。
[98] BI 151.
1960年9月6日，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场签售会。
[99] 杰奎琳·皮亚捷对波伏瓦的采访， Le Monde, 23 December 1966.
[100] BI 183.
即使他们不在法国，波伏瓦和萨特的行为也引起了轰动。1960年8月和9月，波伏瓦和萨特都签署了《121人宣言》（Manifesto of the 121），要求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并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公开发表。[25]在波伏瓦和萨特离开巴西回法国之前，朗兹曼打电话告诉他们萨特飞到巴黎可能会不安全。除了签署宣言，萨特还提供了一封为弗朗西斯·让松辩护的信，后者正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而受审。[26]他被控叛国罪，5000名退伍军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喊“射杀萨特”；宣言的签署者中有30人被控叛国罪，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还有人被威胁要坐牢。
[101] SLBdB,‘Chronologie’, MPII xxxi.
8月，波伏瓦和萨特飞往巴西，阿尔格伦留在她的公寓里，一直待到9月。波伏瓦从里约热内卢给阿尔格伦写信，并且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定期给他写信。波伏瓦对阿尔格伦的称呼回到了他们最初的亲密：他是她心中“颠覆性的野兽”。波伏瓦和萨特获得了荣誉，并受邀做了几次演讲和采访。8月25日，她在国家哲学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谈女性的状况”。9月初，她接受了两次采访，采访内容都发表在《圣保罗报》（O Estado de Sao Paulo）上。10月，波伏瓦和萨特花了一些时间进行私人旅行。波伏瓦在亚马孙河畔的马瑙斯生病了，后来因疑似伤寒在累西腓的一家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102] ASD 414.
1960年春，波伏瓦收到了一封来自雷恩的毕业学生的信。她的名字叫西尔维·勒·邦。西尔维1941年出生于雷恩，她喜欢哲学，也很欣赏波伏瓦的作品，所以她写信来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波伏瓦回信了，几个月后西尔维·勒·邦来巴黎时，波伏瓦带她出去吃饭。西尔维想去巴黎高师学习，后来她在那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为哲学专业的一名优秀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尔维·勒·邦逐渐占据了波伏瓦生活的中心位置。
[103] 波伏瓦的讨论见ASD 369.
在巴黎，阿尔格伦和波伏瓦早上在她的公寓里一起工作，而到了下午，波伏瓦会像往常一样去萨特家。他们走到布赫里街，重温过去，晚上在疯马酒吧和脱衣舞夜总会度过，在那里，阿尔格伦对男女脱衣舞者的出现感到困惑。他们一起旅行，去了马赛、塞维利亚、伊斯坦布尔、希腊、克里特岛。
[104] ASD 142.
阿尔格伦刚从都柏林来，他和波伏瓦分享自己在爱尔兰迷雾中的旅行，以及他对美国政治希望的幻灭。阿尔格伦最后一次来访是在《第二性》出版时。波伏瓦的生活现在更安静了，所以他们一起在维克多·舍尔歇大道和“大家族”一起度过时光：奥尔加和博斯特，萨特和米歇尔（他们又在一起了），还有朗兹曼。
[105] ‘Preface to Through women’s Eyes’, trans. Marybeth Timmermann,FW 253.
1959年7月，阿尔格伦终于拿到了护照。他给波伏瓦写了更多的信，给她寄去了一包又一包的书，并计划着去看她，在巴黎住上6个月。所以，1960年3月，当波伏瓦从古巴回来按响自己家的门铃时，阿尔格伦开了门。波伏瓦的目光落在了阿尔格伦的脸上，她没有看到时间流逝的痕迹，只看到了阿尔格伦。年龄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亲密的感觉，“就像回到了1949年最美好的那段日子”。[24]
[106] TWD 13.
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因为阿尔格伦之前同情共产党而拒绝给他护照，所以他不能去巴黎。但是波伏瓦鼓励阿尔格伦不要放弃写作，他是对自己太苛刻了。她说：“你内心的微光不会消逝，永远不会。”[23]在那之后的几年中，他们按照美国和法国的节日习俗交流——阿尔格伦寄圣诞卡给波伏瓦，波伏瓦寄新年祝福给阿尔格伦。
[107] TWD 70.
当波伏瓦2月20日从古巴回来时，纳尔逊·阿尔格伦正在她的公寓里。波伏瓦害怕见到阿尔格伦，1956年5月，《名士风流》在美国出版，与此同时，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也出版了，媒体一直在纠缠他。阿尔格伦在公开场合和《时代》杂志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他很生气，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有足够的东西要写，无须拿自己的私生活来作为材料。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段例行公事的关系，而她却把它搞砸了”。[21]然而，在私下里，阿尔格伦为自己说了这些话而向波伏瓦道歉——他想再来巴黎见波伏瓦。[22]阿尔格伦这次来情绪低落：他和前妻再婚了，但他们的婚姻再次陷入了低谷。阿尔格伦告诉波伏瓦，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但他还是不愿离开芝加哥来到巴黎，波伏瓦也不愿离开巴黎去到芝加哥。阿尔格伦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些赋予他写作能力的东西。
[108] TWD 80.
1959年秋，波伏瓦继续写她自己的书，并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17]波伏瓦为计划生育和节育方面的书写序言——她开始成为这些问题的重要发言人。波伏瓦为一本名为“爱的巨大恐惧”（The Great Fear of Loving）的书写序，她在开篇问：“其他女人是怎么做到它的？”这里的“它”指的是避孕。波伏瓦的序言挑战了乐观派的主张，即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利和可能性。但实际上女性仍然不能合法和安全地控制生育。波伏瓦问道：“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怀孕带来的沉重负担随时袭来，你怎么能事业有成、建立幸福的家庭、快乐地养育孩子、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呢？”[18]在这个冬天里，波伏瓦重新发现了音乐：白天写够了之后，她晚上就在长沙发上喝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听交响乐。波伏瓦和萨特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一起哀叹因年龄增长而减弱的好奇心。波伏瓦和萨特现在收到很多周游世界的邀请。萨特一想到要屈从于任何事情就退缩了，所以为了让自己安心，他接受了去古巴的邀请。1960年2月中旬，他们离开法国去古巴；巴蒂斯塔一年前被驱逐，古巴和美国的关系紧张。萨特和波伏瓦想知道革命为古巴人民带去了什么。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并在哈瓦那的国家剧院观看了萨特的戏剧《恭敬的妓女》（The Respectful Prostitute）。[19]卡斯特罗带波伏瓦和萨特去哈瓦那观看欢乐的人群、甘蔗和棕榈叶。那里的气氛充满希望，甚至是欢快的，萨特称之为“革命的蜜月期”。[20]
[109] TWD 107.
一个星期后，朗兹曼以朋友的身份来见波伏瓦。他们在曼顿待了十天，朗兹曼在那里阅读波伏瓦的作品并发表评论。第一次见到朗兹曼时，波伏瓦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进入“老年”的准备，她觉得朗兹曼的存在让她能够躲避衰老。但不管怎么样，波伏瓦的确是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她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还有力气憎恨它，但不再绝望了。”[15]在波伏瓦把她回忆录的第二卷交给出版商之后，她回到国家图书馆开始写下一部分。她已经在《名士风流》里写了很多，但她觉得小说不像自传那样能够表现出生活的偶然性。小说被雕琢成一个艺术的整体；而人生在世，风云变幻，没有任何规律可言[16]。
[110] Henri Clouard, ‘La Revue littéraire’, Revue des deux mondes, March 1968: 115–24, p.118.
现在米歇尔·维安已经不在了，萨特把米歇尔的时间重新分配给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阿莱特·埃尔凯姆。阿莱特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从周日的两个小时增加为每周两个晚上。阿莱特和萨特之间有过短暂的性关系，但总的来说，萨特对她的感情与其说是激情，不如说是父亲般的感情。不久之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假日伴侣。1959年9月，萨特离开波伏瓦来到米兰，与阿莱特一起旅行，但萨特与波伏瓦保持着书信联系，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喝太多酒。[14]
[111] Clouard ‘La Revue littéraire’, pp.118–19.
波伏瓦和萨特又在罗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萨特现在好多了，他完成了一年前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剧本。一天晚上，他让波伏瓦读最后一幕。他们俩从不避讳讨论彼此的工作，波伏瓦确实不喜欢萨特的这部作品。每当波伏瓦对萨特的作品感到失望时，她首先试图说服自己不喜欢它是错误的。这使波伏瓦感到恼怒，使她更加坚信自己是对的。那天晚上在桑塔斯乔广场，萨特来找波伏瓦时，她的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很失望。萨特修改了剧本，把最后一幕变成了父子之间的对话——波伏瓦认为这是剧中最好的一幕了。[12]（该剧上演之后，人们对该剧的反应比萨特预想的要积极得多；收到评论后，他给波伏瓦写信说：“非常感谢，我亲爱的，非常感谢。”[13]）
[112] Jacqueline Piatier, ‘Le Démon du bien: “La Femme rompue” de Simone de Beauvoir’,Le Monde, 1968.
即使是先驱者也要走很多弯路才能发现原来尽头是死胡同。在波伏瓦写给情人的信中，她使用过一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用来描述他们与上帝结合的感情洋溢的语言来形容她与情人的关系：“完全的结合”（与朗兹曼）、“我的绝对”（与萨特）。但是，没有人能填补这个被上帝空出来的地方：波伏瓦希望有人用纯洁的爱的凝视来彻底地看她——从出生到死亡，或者从第一眼到最后一口气。尽管如此，51岁的波伏瓦已经多次做出当年21岁的自己做过的选择，她再次决定：“萨特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11]
[113] ASD 144.
难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爱变得很容易？对我来说，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去爱是最容易的吗？……这是真正的关键，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问题和关键之处。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也没有质疑过自己。如果有人对我感兴趣，我会视他为天意：这是唯一的问题。[10]
[114] ASD 143.
1959年5月，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从20多岁到30多岁，再到现在的50多岁，她一直“对5岁的那个女孩心怀感激，并要求宽恕”。波伏瓦想，她的生活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和谐”。波伏瓦在做另一个“评价”，在“本质”的标题下，她问了一个困扰她几十年的问题：爱意味着什么？让她感到困惑的是，有时她更喜欢萨特，“他的幸福，他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的”：
[115] ASD 147.
被一个有意识的人打量和审视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自我打量、自我审视也会让人不自在——波伏瓦仍然在犹豫如何处理她自传的第二卷。1959年1月，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不想在“这样的法国”写作。[8]1958年，波伏瓦因为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感到不安——1946年之后她就没有再写过日记，现在她要重新拾起这个习惯。[9]
[116] ASD 490.
波伏瓦的《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批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也批判了男性仍然追求对女性的“主宰和控制”而不是平等互惠地相爱。尽管波伏瓦在这篇文章里做出这些批评，然而这篇文章却还是常常被误读。甚至在2013年，《纽约时报》还在引用波伏瓦的这篇文章，并认为她是在宣扬年轻人的性解放，在为追求“洛丽塔”的人辩护，可以和吉米·萨维尔和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亨伯特同日而语。任何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颇具讽刺意味，毕竟，波伏瓦的观点是，男人不喜欢女人打量他们，也不喜欢具有欲望的女人。所以男性转而在梦里及影视剧里去选择更年轻的女性，以此来逃避面对那些信心十足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凝视男性，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波伏瓦被这样误解的事实让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波伏瓦塑造成一个对消费“洛丽塔”既无保留也无悔意的性放荡者，这对谁有利呢？
[117] Bruno Vercier,‘Les livres qui ont marqué la pensée de notre époque,’Réalités, August 1971.
波伏瓦认为整个社会对于性的态度都很做作，人们喜欢瓦迪姆试图“把性爱拍得很接地气”。但瓦迪姆做得太过火了：他把性物化了。[6]瓦迪姆把身体降低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定义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性；我们的身体有历史，我们的情爱生活在情境中展开——这些情境包括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波伏瓦写道，出于某种原因，“如果男人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偶，而是一个正在打量他的有意识的人，他会感到不舒服”。[7]
[118] ‘Libération des femmes, année zéro’, Partisans 54–55: 1970, Maspero.
波伏瓦说，重要的不是真实的碧姬·芭铎，而是银幕上那个虚构的她。波伏瓦认为导演罗杰·瓦迪姆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情色，让对女性的谬论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中生存下来，重新创造了“永恒的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减少了。成年女性和男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们可以工作，拥有投票权。所以拍电影的“梦想商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夏娃，把“诱人的果实”和“蛇蝎美人”结合在一起。男人们现在发现，成熟的女人能够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男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把焦点转移到没有挑战他们性别成见的年轻女人身上。波伏瓦注意到《洛丽塔》的女主人公只有12岁；瓦迪姆的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14岁的女孩。波伏瓦将年轻女性被色情化归因于男性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主子和主人”的身份幻想。他们仍然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用担心她的思想、心灵和身体”。
[119] 波伏瓦在《归根到底》中声称是她们在接近她；而安妮·泽林斯基则说是波伏瓦在接近她们（Le cinquantenaire du ‘Deuxième Sexe’,310–13）。
波伏瓦和朗兹曼一起去见约瑟芬·贝克，之后，她再次被年龄困扰：她能从贝克的脸上看到她自己皱纹的影子。那年，波伏瓦在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的文章。[5]波伏瓦当时读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她被碧姬·芭铎在美国和法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所震撼。芭铎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And God Created Woman）在法国票房收入甚微，而在大西洋彼岸却赚得盆满钵盈。波伏瓦认为，法国人之所以对碧姬·芭铎不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法国人假正经（因为，“把肉体等同于罪恶”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
[120] 据西尔维回忆，波伏瓦从未做过流产手术。她认为流产手术应该被合法化，但是如果有足够充分的避孕措施，流产的概率应该很低。(Schwarzer, p. 30).
1958年底，波伏瓦60岁，克洛德·朗兹曼离开了她。关于这段感情的结束，波伏瓦没有太多记录。在《给萨特的信》（Letters to Sartre）中，以1958年为界，之后只在1963年有一封信；萨特出版的信件也有一段空白——我们知道，他们直到1963年才开始用电话交流。[1]在这段时间，波伏瓦给阿尔格伦的信件里只提到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回归单身生活”。[2]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的叙述也很简短，她说，他们“渐渐疏远”，“分离是件困难的事”。[3]我们从朗兹曼那里了解到，他们在分开后给了彼此一些空间，开始重建一种不同的友谊。朗兹曼回忆道：“我和海狸（波伏瓦的昵称）之间从未有过一丝痛苦和怨恨，我们一如既往地经营着这份刊物，一起工作，一起做宣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