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身体垮掉了，波伏瓦编辑了他的作品，重写了部分内容，准备发表。在选举的准备阶段，警察和北非人经常在巴黎街头互射机关枪。在阿尔及利亚，“一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赶进了一处集中营，就像以前在德兰西的犹太人一样”。波伏瓦疲惫不堪，她的脖子总是紧绷着，难以入睡，难以集中精神。一天晚上，她突然感觉到了“曾经困扰她的恐惧”和绝望，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邪恶是无底的”。但是她一直在努力与它抗争。[96]
9月14日晚上，朗兹曼带波伏瓦去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她去车站接萨特。他们聊了一整天，波伏瓦已经知道萨特很疲惫，因为她看过他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显然毫无灵感的文章。通过或否决戴高乐的宪法改革的全民公投即将到来，萨特渴望重返工作岗位，但没过几天，他的肝脏发生了感染。即便如此，他还是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9月25日周四，萨特向《快报》承诺要写一篇文章，他不想错过截稿日期。
9月27日，全民公投的前一晚，波伏瓦在索邦大学向2400人发表讲话。但是第二天，9月28日，新宪法以79.25%的票数获得通过，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新宪法扩大了总统的行政权，法国继续统治阿尔及利亚，但是赋予了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承诺的一些政治权利。阿尔及利亚工人也有了宵禁。
朗兹曼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波伏瓦立刻松了一口气，他对她的接受感到惊讶。波伏瓦提议：一个星期和她住三晚，和那个女人住四晚，每隔一周交换一下。朗兹曼认为他的贵族情人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他就无须再偷偷摸摸，半夜溜走了。但是这位贵族情人却不同意，她想要朗兹曼完全属于她一个人。[95]
这是对他们所信仰的一切的否定，但正是这种失败促使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然而，这也是对萨特健康的严重打击。当波伏瓦最终说服萨特去看医生时，医生说萨特刚刚险些要心脏病发作。在罗马时，萨特不间断地服用安非他命，因为他正为一出戏剧做准备。尽管他的身体发出了多种警告信号——眩晕、头痛、语言障碍，但现在萨特仍然想要继续工作。
当波伏瓦与朗兹曼共度时光时，在意大利的萨特发现，他的情人米歇尔·维安十年来一直与安德烈·鲁里奥蒂有染；现在她要为了他离开萨特。尽管萨特自己也有过两三次出轨的经历，但他还是为此感到心烦意乱。萨特宁愿扮演说谎者，也不愿被人欺骗。此外，朗兹曼也有了外遇，并试图掩饰：她是一个贵族女人，比波伏瓦年轻。一天晚上，朗兹曼回到谢尔大街的时间比平时要晚。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发现波伏瓦正端坐在床上，脸色阴沉。“我想知道。”她说。[94]
医生开了一些药，禁止萨特饮酒和吸烟，并让他休息。波伏瓦坐在波拿巴街她的桌子对面，望着他，他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她叫他休息，萨特偶尔也会同意。但是他抗议说，他已经答应要在10月前完成这出戏，这是必须完成的。因此，波伏瓦又去看医生，她担心萨特就在她眼前自杀。医生坦率地对波伏瓦说，萨特是个情绪化的人，需要冷静下来，如果他不慢下来，他撑不过6个月。
波伏瓦于8月中旬回到巴黎，与萨特一道前往比萨，然后独自驾车返回。波伏瓦发现跟萨特说再见更难了，不知道是不是年龄惹的祸，分离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快，波伏瓦又回到了国家图书馆，埋头写回忆录，但她的思绪已经转到另一个项目上去了。她在8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她越来越想“写写晚年”。[93]
冷静！在第五共和国？波伏瓦离开医生，径直去找了请萨特写这个剧本的女人，她同意把剧本《阿尔托纳的谴责》（The Condemned of Altona）推迟到来年。然后波伏瓦回到家，把医生和剧本延期的事情告诉了萨特，因为萨特不能过度劳累。波伏瓦以为萨特会因为她没有和他商量就做了这一切而生气；相反，萨特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被动态度接受了这个消息。波伏瓦开始意识到，她不得不目睹萨特的衰老，最艰难的事情是她正在失去她思想的“无与伦比的朋友”；她不能和萨特讨论她的担忧，因为他现在就是波伏瓦的担忧。
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一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尚未命名的下一卷在她的脑海里抗拒着一个明确的轮廓。波伏瓦知道，她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将需要一种不同于《端方淑女》的文学形式和处理方式。这个阶段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智识和个人方面都难解决。理智上，波伏瓦意识到她总是把小说看得比其他文学形式重要。她在日记中写道：“但现在，我在问自己为什么……事后看来，我还必须谈谈哲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就个人而言，波伏瓦想写关于变老、孤独和萨特。关于萨特，或者博斯特、奥尔加、比安卡和纳塔莉，她应该说多少？在整个5月和6月，波伏瓦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到底是用小说的形式还是延续自传的形式？后者将采取“关于作者的文章”的形式。在《法国观察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称之为“关于自己的随笔”。[92]
萨特一脱离险境，波伏瓦就开始享受10月6日出版的《端方淑女》受到的好评。这本书对波伏瓦个人的影响比她之前的书更大。一些评论家抱怨说，她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包含了太多乏味的细枝末节（谁想听沉默的另一面？），还有人把她比作卢梭和乔治·桑，和她一样，这两位也是50多岁开始写自传的作家。以前作品出版后，波伏瓦会收到一些信件，但这次不同。马里内·鲁什的研究表明，基于波伏瓦收到的2万多封信件的档案，回忆录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波伏瓦的读者群和她的关系。从此以后，波伏瓦将收到更多来自普通法国女人的信件，有的热情洋溢，有的很亲密，因为她们觉得回忆录里的波伏瓦距离她们很近：“你走下神坛……变得更加人性化，你的知识和文化优势不再使你拒人于千里之外。”[97]
1958年6月，波伏瓦和萨特比往常更早地去了意大利。《端方淑女》将于10月出版，波伏瓦已经开始紧张人们的反应了。[89]在这本波伏瓦人生写作的第一卷中，她就明确表示，她并不是在与读者订立通常的自传“协定”[90]。在《端方淑女》的宣传简介中，波伏瓦写道：“也许可以说，我根据自己现在的样子重塑了自己的过去；我的过去造就了我，所以今天通过对它的解释，我见证了它。”[91]1958年6月4日，她在《法国观察周刊》（France Observateur）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示，她使用叙事或故事的手法来写回忆录是为了避免使用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术语。波伏瓦想以成为一个女人为主题（这是《第二性》的核心），写她是如何成为她自己的。尽管她没有在《法国观察周刊》杂志上公开说，但到1956年，波伏瓦非常清楚地知道，她的生活对很多读者来说是有趣的（不管他们是否赞同她的生活方式）。考虑到波伏瓦过去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写哲学文本和“想象的经历”，我们不难推测，波伏瓦很可能是要用另一种文学形式把《第二性》的哲学呈现出来，也就是用这种哲学来写她自己的人生。
从这些信中我们了解到，波伏瓦的读者很惊讶地发现波伏瓦也做饭，也有挨饿受冻的时候，她的书比同时代男性作家的书更贵，而且尽管以廉价平装书的形式出版，却比萨特的书的出版花的时间更长。[98]无数读者写信给她，说尽管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过着舒适的“成功”生活，她们也渴望有一个存在的“理由”，有时候她们感到生活空虚。一位读者甚至写了她企图自杀的心路历程。
5月25日，克洛德·朗兹曼在朝鲜，波伏瓦再次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对波伏瓦来说是一种“能够回归自我的解药”——同时波伏瓦也开始对她的生活进行另一种“评估”。波伏瓦已经完成了童年回忆录；她现在该写些什么呢？更多的小说吗？和《特权》与《长征》一脉相承的文章吗？波伏瓦想写一本书，这本书将“比她的其他作品更重要”，将“她童年时困惑的‘天命感召’与她在50岁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88]
波伏瓦的回忆录也促使女性阅读《第二性》以及写信告诉波伏瓦她们阅读和推荐《第二性》给别人的经历：
5月，皮埃尔·普莱姆林成为法国总理。他是一名基督教民主党人，众所周知，他支持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协商解决方案。5月13日，阿尔及尔发生暴动，由雅克·埃米勒·马叙将军领导的法国右翼军队夺取了政权，目的是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第二天，马叙将军要求夏尔·戴高乐重新掌权，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攻击巴黎。政府重组，由戴高乐领导，戴高乐制定了新宪法。一些中左翼政治家和共产党人反对这次政变（包括萨特），但宪法将在9月进行投票。
读《第二性》的有两种女人，借出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有点害怕：有些人读完觉醒了，感到害怕，但接着回去睡觉了；有些人读完觉醒了，感到害怕，就没法回去接着睡觉了！后面这种读者会把你所有的书都找来读，并试图理解。[99]
1958年1月，波伏瓦步入50岁，她对这一切深恶痛绝，比平时想到生命即将结束而感到的不安还要强烈得多。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愈演愈烈，波伏瓦对这件事很放不下，对自己是法国人感到厌恶，她睡不着觉，甚至觉得文学都变得“无足轻重”；波伏瓦曾为《摩登时代》杂志工作，出版阿尔及利亚人和士兵的证词。萨特也对政治深感不安，尽管并非出于同样的原因。1956年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杀死4000多名匈牙利人。萨特此前对苏联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现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容忽视。萨特在接受《快报》（L’Express）采访时谴责了苏联的行为，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局势日益恶化的这段时间，萨特服用了很多安非他命，以至于他晚上讲话都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喝酒放松。波伏瓦希望萨特停止损害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时她会气得摔碎杯子，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坚定立场。[87]在文学方面，萨特几乎总是听从波伏瓦的劝告，但在政治上显然波伏瓦拿萨特没辙，因为他完全不想听。
随着时间推移，从波伏瓦的读者来信我们可以看到，波伏瓦对女性的关心延伸到了给个别读者的回信上。在某些情况下，波伏瓦与个别读者的通信长达十年或更长时间，鼓励她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些信件中，波伏瓦有时会支持女性从事文学事业，并与她们见面。她的日常安排和以往一样严格，其中包括每天与读者通信的一个小时时间。
像《第二性》一样，波伏瓦流畅地写出了《端方淑女》，前后一共花了18个月。波伏瓦翻阅自己的旧日记，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她思考着该如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处理其他人。波伏瓦很乐意与公众分享她的生活，或者至少她的个人形象；但是，波伏瓦所写的其他人会欣然接受她分享他们的故事吗？她给梅洛-庞蒂（在书中，他是扎扎的情夫或哲学家伙伴）、马厄和扎扎的家人都取了假名。但是波伏瓦还是担心她母亲的想法。
波伏瓦在《端方淑女》一书中以扎扎的死作为结尾，写她们一起与等待她们的“令人作呕的命运”做斗争，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波伏瓦认为“我用她的死换取了自己的自由”。[100]现在——直到现在，波伏瓦才知道梅洛-庞蒂不被拉库万家族接受的真正原因。[101]
1957年，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新年问候时，告诉他自己快要完成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了（她又妄自菲薄地说这本书“不太好”），以及现在她开始着手于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关于童年和青春的回忆录，不仅要讲述故事，还要试图解释清楚我是谁，我是如何成为我自己的，我与我生活的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86]
《端方淑女》出版后，扎扎的姐妹之一弗朗西斯·博比雄写信给波伏瓦解释拉库万家族拒绝梅洛-庞蒂的原因。波伏瓦和弗朗西斯在11月见了面，弗朗西斯给波伏瓦看了一些她从扎扎那里收到的信。事情的真相是，拉库万家当时雇了侦探来调查他们未来的女婿——毕竟，除了他们女儿的人生之外，还牵涉一笔25万法郎的嫁妆，结果发现梅洛-庞蒂是个私生子。拉库万家族笃信天主教，在天主教里，通奸是一桩致命的罪恶，因此他们的女儿和梅洛-庞蒂之间的任何结合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第二性》里，波伏瓦批判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她对女性解放的向往。但波伏瓦写这本书时并没有考虑到普通女性——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篇幅是20世纪40年代典型的巴黎哲学精英风格，娴熟地运用各种普通人不甚了解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概念：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伏瓦意识到许多人并没有同时购买《第二性》的上下两卷，更不必说阅读了。到1956年5月，《第二性》第一卷的法文版本已经印了116次。第二卷的销售速度较慢（到1958年才达到104次），然而正是在第二卷中，女性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她们成为女性的经历；在那里，波伏瓦写下了爱、独立和拥有自己的梦想[85]。波伏瓦很疑惑为什么第二卷卖得不如第一卷，她甚至对谈论爱和解放的第二卷拥有更少的读者而感到失望。波伏瓦也考虑过自己是否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与其他女性分享她的特权，她分享的方式是否是最好的。
梅洛-庞蒂答应，如果拉库万夫妇保守秘密，他就不再追求扎扎——梅洛-庞蒂的妹妹当时已经订婚，他不希望丑闻妨碍妹妹的婚事。然而，扎扎不知道调查的事情及其后果。直到梅洛-庞蒂突然态度冷却，扎扎心灰意冷时，她母亲才终于把原因告诉了她。扎扎曾试图顺从父母的意愿。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他们的女儿来说有多么糟糕时，已经太晚了。
值得注意的是，波伏瓦转向自传的同时，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特权和政治参与的批评也越来越多。[83]这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波伏瓦的生命写作是她将政治付诸行动的方式之一。玛格丽特·西蒙斯认为，波伏瓦的中国之行，更具体地说，是她与巴金的畅销书《家》的邂逅激发了她的灵感，让她以一种可能将读者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生。巴金的《家》里记述了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兄弟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一个接受，另一个反抗；它被数以万计的人阅读，波伏瓦认为它“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怨恨和希望”。[84]
没有什么能改写扎扎的故事并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最终波伏瓦知道了真相。她希望她的作品能够激励读者们去追求自由，为他们的想象力和生活道路开辟新的可能性。谁会想到，读者也能靠自己释放出自由的光芒呢？
那一年，波伏瓦重新开始了她十年前，也就是在1946年时搁置的项目：回忆录。这十年间，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她写了《第二性》，遇见了阿尔格伦，与怪物一样的长篇小说做斗争，最终这个怪物成了《名士风流》，并赢得了龚古尔奖。波伏瓦去过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地方，并形成了一种信念——正如她在《特权》（Privileges）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文化是一种特权，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那年秋天在意大利，波伏瓦让萨特读了她写的有关她表哥雅克的段落，这些段落后来成为《端方淑女》的一部分。波伏瓦定期给朗兹曼写信，讲述她的生活以及她觉得有趣的书，包括C.赖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书的开篇描述了“普通人的权力受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限制，但即便是在这些工作、家庭和社区中，他们似乎也经常受到自己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力量的驱使”。米尔斯认为，大众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在一个他们没有目标的时代，同时他们也没有权力”。[82]波伏瓦思考着，人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力呢？
[1] 见‘Chronologie’, MPI xcviii.
1956年，《名士风流》和《第二性》一起被天主教堂列为禁书。波伏瓦加入了萨特，一起去意大利度过秋天，他们后来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在“永恒之城”的中心地带，波伏瓦和萨特的旅馆房间紧挨着，他们的日子遵循着一种和谐的节奏：孤独、陪伴、工作、威士忌和冰激凌。波伏瓦现在已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节奏，她特别喜欢从面对着空白页构思时的“迷乱”到完成最终稿的“细枝末节”之间的这段时期；在萨特、博斯特和朗兹曼发表评论后，她称这一过程为她“删减、放大、纠正、撕碎、重新开始、思考、做出决定”的过程[81]。
[2] ‘It’s About Time Women Put a New Face on Love’,Flair 1(3), April 1950:76–7. Included in FW.
波伏瓦写了一篇关于从“民主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文章，因为她不想只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定义上，而是想去体现“所有真理中最具体的真理：当下只不过是进程，是一种变化”。波伏瓦告诉读者，她在中国期间看到的一切，“既是过去的一种留存”，也是“走向新生所伴随的痛苦”。[80]波伏瓦在她所看到的东西中发现了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3] ‘It’s About Time’, FW 76.
写完关于特权的文章之后，波伏瓦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想暂停小说创作，同时也想挑战西方读者对共产主义的偏见。《长征》（The Long March）取材于波伏瓦对1955年去中国旅行的反思；这次旅行让她重新思考，不再把欧洲和美国的财富作为自己的准则。“我眼中的中国广大群众打破了我对西方世界的整体看法；那时，远东、印度、非洲长期缺乏食物，这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西方人的舒适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特权。”[79]波伏瓦希望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对话能让其他人看到中国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类世界”。
[4] ‘It’s About Time’, FW 78.
即使在那时，波伏瓦也意识到，大量公众之所以对存在主义感兴趣，是因为它有“对待现今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一种务实态度”。存在主义回应了人们的需求。但是在美国，这使得一些批评家质疑存在主义是不是哲学。在法国，哲学并没有如此狭隘的定义。[78]但即便如此，波伏瓦一定也在想：她是否忘记了需要答案的不只是知识分子。
[5] ‘It’s About Time’, FW 79.
没有人会要求用两三句话讲清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普及存在主义并不容易。哲学理论就像物理或数学理论一样，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透彻地理解。的确，如果一个人想要掌握新学说的基础和原创性，就必须熟悉它所依赖的悠久传统。[77]
[6] SdB to Sartre, early July 1950, Lettres à Sartre, p.370.
八年前，波伏瓦写过一篇文章，说非专业人士不应该妄想自己能理解存在主义，不可能用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就把存在主义总结清楚：
[7] SdB to Sartre, 2 September 1950.
在第二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保守派是如何为不平等辩护的：他们通常是将“普遍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混为一谈。波伏瓦说，从哲学角度为特权辩护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认为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的人要么是“健忘”（对世界缺乏关注），要么就是“自欺”。在第三篇文章中，波伏瓦分析了一个特殊的案例：文化。她在书中写道，文化是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像其他特权阶级一样，都忘记了其他人并不像他们一样拥有特权。
[8] SdB to Sartre, 20 August 1950, LS 474.
1955年，波伏瓦以“特权”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是：特权阶层如何思考他们的处境？古代贵族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享受着自己的权利，而不考虑这些权利是否合法。因此，第一篇论文里波伏瓦对萨德侯爵进行了分析，她说，因为萨德侯爵阐明了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想要对抗不公正的等级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对这些制度一无所知。萨德没有做波伏瓦认为作家应该做的事：揭示世界的可能性，呼吁读者行使为正义而努力的自由。相反，萨德投身于虚构的世界，并为残忍和堕落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萨德所谓的情欲忽略了情欲的真相，只有那些让自己沉溺于所爱之人的脆弱和情感陶醉的人，才能发现真的情欲。尽管如此，波伏瓦认为萨德还是有优点的，他“聪明地展示出特权只是利己的渴望，无法在所有人眼中都合法”。[76]
[9] FC 245. TALA 434.
1955年秋，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法国在种族和殖民主义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洛哥和突尼斯即将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也想要独立。但是那年5月，法国在印度支那战败，政府蒙羞。法兰西帝国——法国的骄傲——必须得到保卫，而保卫它的方法就是保留阿尔及利亚。波伏瓦深感不安，甚至感到厌恶；她认为法国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她晚上难以入眠，为自己国家对无辜者的折磨感到羞耻。她和萨特一起办的《摩登时代》杂志很早就站出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波伏瓦也因此再次被指控为法国的叛国者。
[10] SdB to NA, 30 October 1951 TALA 434, 435.
6月，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评论家们宣称，这是对萨特哲学的致命一击。波伏瓦认为并非如此，所以她写了一封回信，反驳梅洛-庞蒂对萨特的逐点解读。很多人批评波伏瓦：她为什么要为萨特辩护？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讨论了她的回答是如何引起攻击的。一些人说她应该让萨特自己去回应，因为是他的哲学思想受到谴责，其他人说她太“恶毒”了。对于前者的批评，她说任何人看到有缺陷的哲学论证都可以反驳它。至于后者，她和梅洛-庞蒂的友谊“非常深厚”：“我们在观点上的差异非常大，我会坚持到底，而梅洛-庞蒂会微笑面对。”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波伏瓦所流露出的尖刻和风趣。有人说，她的哲学论文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在那个时代，男性哲学家很少受到这样的指责），对此，波伏瓦回应：“我不这么认为。要使一袋热气爆炸，最好的办法不是轻拍它，而是把钉子一头扎进去。”[75]
[11] SdB to NA, 30 October 1951, TALA 436.
到了春天，维奥莱特·勒迪克的小说《蹂躏》出版了。在早期的手稿中，勒迪克所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冒犯了伽利玛出版社的读者，结果，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小说被“截肢”[72]了。因为出版社想要删减小说，因此勒迪克非常沮丧，甚至身体不适。在她康复期间，波伏瓦陪着她，同时给萨特写信讲述她们在一起的“艰难日子”。[73]当这本书出版时，那些缺失的场景并没有被修复。但即便如此，波伏瓦和勒迪克还是漫步在风信子和郁金香丛中，讨论她们心里的希望。在文学圈子里，波伏瓦仍和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和她的美国出版商一起拿波伏瓦开玩笑。他们当时正在着手翻译《名士风流》，但可能要删减一些性内容，因为“在美国，在书中谈论性是可以的”，“但不能涉及性变态”。[74]
[12] FC 267–8.
那年，波伏瓦用龚古尔奖的奖金买了一套单间公寓，位于维克多·舍尔歇大道上，这条路与蒙帕纳斯公墓东南侧的拉斯帕尔纳斯林荫大道相距不远。从她出生的公寓到圆顶酒店和库波勒酒店（Coupole）只有9分钟的路程。1955年8月，波伏瓦和朗兹曼搬进这个公寓。朗兹曼记得他们一起跨过门槛，用做爱来庆祝乔迁之喜。[71]但波伏瓦几乎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就在9月初与萨特一起前往中国。他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月，然后周游全国，波伏瓦和萨特都对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在这次旅行中，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外国身份和特权：这里没有奢侈品，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最后波伏瓦和萨特经由苏联返回法国。
[13] SdB to NA, 9 November 1951, TALA 440.
1955年1月9日，波伏瓦47岁了，她觉得自己“真的到了中年”。[70]过生日总是使波伏瓦想起死亡，她仍然不能平静地去想它。
[14] Sylvie Chaperon, ‘The reception of The Second Sex in Europe’,Encyclopédie pour une histoire nouvelle de l’Europe, 2016.
在波伏瓦的信件出版后，读者们发现了书里栩栩如生的情节可以在她的信件中找到原型。读者们忍不住猜测这本书里还包含了哪些这样的例子，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能划在哪里。
[15] SdB to NA, 3 December 1951, TALA 446.
“我来睡觉的时候别忘了换床单。”我将永远记得，第一个夜晚，你抱着被单，看着躺在床上的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在我看来，从那一刻起，我就真正地爱上了你，从未停止过。
[16] FC 170.
信件（波伏瓦给阿尔格伦的信）
[17] FC 291.
“哦！你已经在床上了！”布洛甘说。他拿着干净的床单，疑惑地看着我：“我想换床单。”“没必要……”“安娜！”布洛甘说话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扑到我身上，我第一次叫出了他的名字：“刘易斯！”
[18] FC 268. 关于萨特在1952年出版《圣热内》时采纳波伏瓦的一些观点，见Webber, Rethinking Existentialism.
《名士风流》
[19] FC 269.
间接交流的一个问题是，它会留下很多解释的空间和可能。尽管波伏瓦声称，主人公亨利和安娜身上都有她的影子在，但从波伏瓦死后出版的《给阿尔格伦的信》来看，《名士风流》的一部分内容与波伏瓦的真实生活非常相似：
[20] FC 296–7.
多丽丝·莱辛赞赏波伏瓦的《名士风流》，认为她展示了一幅“杰出的女性画像”。[66]这本书里的女性被告知，女性都是一样的。[67]然而，我们看到一些女性因为没有回馈的爱而经受着痛苦折磨[68]；另一些女性因为男性不把她们当作可以谈论事情的对象而感到沮丧。故事主人公之一安娜的女儿纳迪娜将代际的维度带入了故事中，她向自己的情人抗议：“你和其他人讨论事情……但你永远都不会跟我讨论这些事情。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只适合与男人上床。”[69]
[21] FC 291.
美国对于这本书也这样宣传：“正如我们所料，我们在小说中找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本人的影子。”[64]对于波伏瓦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应，还让她很痛苦：“这种说法把我的创作变成了轻率之举，甚至是在谴责我的创作。”[65]
[22] FC 291.
“《名士风流》售出18.5万册，这不仅仅是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还因为圣日耳曼-德-普雷周边的传说。波伏瓦被认作让-保罗·萨特的缪斯女神、存在主义的象征，很多读者都希望通过阅读这本小说，对这个似乎充满神秘的运动拥有全新的认识。”[63]
[23] Sartre, in ‘Sartre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 Conversation with Redmond O’Hanlon’, The crane Bag 7(1), Socialism and culture (1983): 83.
《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ales，1957）
[24] Claude Lanzmann to SdB;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rchives，引自Rowley,Tête-à-tête, p.214.
“是的，我们被告知这是萨特‘大家族’的故事。”[62]
[25] FC 294.
《习作》（Études，1955）
[26] 1971年3月12日杰拉西与萨特的访谈。
后来一种说法渐渐流传开来，认为波伏瓦“写了一部准确而忠实的编年史”[61]：
[27] 见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博斯卡于1978年拍摄的纪录片《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纪录片文本于197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直率而坚定地捍卫她作品的哲学本质和独创性。到20世纪60年代初，波伏瓦的哲学在过去的20年间都被误解成是“应用存在主义”，人们认为她的智识和创造都依附于萨特。波伏瓦现在很清楚，除了作家所说的话本身，说话的人也会带来紧张和压力。因此，波伏瓦毫不含糊但很平静地说，她的想法来源于她自己。
[28] FC 297.
第二，波伏瓦直接说，《名士风流》这本小说探究的问题来源于她遇到萨特之前就在日记里提出的问题：“存在与虚无的基本冲突，这是20岁的我曾经在日记里勾勒的问题，而后我在所有的书籍中都没有解决，即使在这本书里我仍然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我展示了一些人如何在怀疑和希望中挣扎，在黑暗中摸索、寻找出路；但是我想我证明不了什么。”[60]
[29] FC 297–8.
在这里，波伏瓦也解释了两个令人震惊的事情：首先，她故意选用哲学上被称为“间接沟通”的方法，即给读者提供的不是一个特定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个选择。克尔凯郭尔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这一技巧——有时用假名出版，有时在假名中创造假名，以引起读者对什么是真实的思考，以及他们应该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作品在克尔凯郭尔笔下被称为哲学，那么为什么在波伏瓦那里就不是呢？答案仅仅是因为克尔凯郭尔是个男人，而波伏瓦是个女人吗？波伏瓦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认为是一个肤浅的、缺乏想象力的思想家，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当她为自己哲学的深度和独创性辩护时，很少有人相信她。
[30] FC 298.又见ClaudeLanzmann, The Patagonian Hare: A Memoir, trans.Frank Wynne,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2, p. 244 on becoming #note805">[31] Lanzmann, Patagonian, p.265.
虽然波伏瓦承认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她的生活，但从波伏瓦的角度来看，《名士风流》既不是自传，也不是论文小说，既然人们指责它两者兼而有之，她决定在《时势的力量》中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名士风流》的主题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重复”，波伏瓦将其理解为“真正拥有的东西，一定是失而复得，失去了之后重新找回的”。[59]波伏瓦不想给小说强加一个主题，她想要的是展示“冲突观点的永恒舞蹈”。
[32] Lanzmann, Patagonian, p.259.
尽管《名士风流》获了奖，十分受欢迎，但也让更多人认为波伏瓦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的文学缺乏想象力，只取材于她自己的生活。按照这个思路去读《名士风流》的话，故事的女主人公安娜·迪布勒伊就是波伏瓦，她的丈夫罗贝尔是萨特，亨利·佩隆是加缪，他的情人波尔有时被认为是维奥莱特·勒迪克（尽管波伏瓦指出，有好几个女人都认为自己是波尔[58]）。还有一个叫刘易斯·布洛甘的美国人，安娜和他有过一段。
[33] 卖给耶鲁大学的信件有112封，但是朗兹曼在2008年声称有300封。见Claude Lanzmann, ‘Le Sherpa du 11bis’, in Julia Kristeva, Pascale Fautrier, Pierre-Louis Fort, Anne Strasser (eds)(Re)découvrir l’oeuvre de Simone de Beauvoir: du dexuième Sexe à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Paris:Le Bord de L’eau, 2008, p. 20.
在战时的巴黎，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庆祝德国占领的结束，并计划他们的未来。……中间穿插着对萨特、加缪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的细致入微的描述，这是一个让你永生难忘的爱情故事。
[34] 引自Franck Nouchi, ‘L’exil américain des lettres d’amour de Simone de Beauvoir à Claude Lanzmann’,Le Monde, 19 January 2018.
尽管遭到波伏瓦的反对，这本书至今仍被当作一本讲述左岸派著名知识分子生活圈的自传体小说售卖。2005年出版的《哈伯年鉴》（Harper Perennial Edition）称这本书为“史诗般的爱情故事和哲学宣言”，它将让读者深入了解名人的生活：
[35] 见Introduction to SS 12.
波伏瓦是龚古尔文学奖自1903年成立以来的第三位女性获得者。获奖一个月后，她的朋友科莱特·奥德里评论说，波伏瓦“为自己选择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她的小说展现了“个人成长的创伤和集体体验的沉重”。奥德里写道，波伏瓦的作品“要求读者反思自己和自己的处境”。[56]波伏瓦作为作家的目标仍然是激发读者的自由，在1963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对一些读者坚持认为《名士风流》是自传体小说表示失望：“实际上，这是一部真正的虚构小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环境，来自战后的时代，来自我认识的人，来自我自己的生活，等等，但它真正地跨越到了一个完全虚构的平面上，与现实相去甚远。”[57]
[36] 见Toril Moi, ‘While We Wai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Signs 27(4): 1005–35 (2002).
文学圈的大佬们很生气，因为波伏瓦成功地传达了她的态度：没有他们她完全能活下去。一家报纸恶意刊登了一张加工后的波伏瓦照片，他们故意在她的眼睛下画上阴影让她看起来很老。电视节目播放了她缺席龚古尔文学奖的画面——白色亚麻桌旁的座位空空的，不见波伏瓦本人，然后是雷诺多奖（Renaudot prize）“不那么害羞”的获奖者让·勒韦齐在书上签名（用播音员的话说，是在履行“荣耀的小义务”[54]）。尽管波伏瓦拒绝按规矩办事，她的书却卖得很好，甚至比龚古尔奖以往的得主们还要好，而且她收到了更多的信件。这些信件的语气比《第二性》那些充满讽刺和轻蔑意味的读者来信要柔和得多。波伏瓦也收到了老朋友和曾经的学生的来信。但是波伏瓦最想知道阿尔格伦的想法。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这个美国爱情故事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们的故事，她只把他们的一部分故事写进了《名士风流》里。[55]
[37] Blanche Knopf to Harold Parshley, 2 November 1951, 引自Rosie Germain,‘Reading The Second Sex in 1950s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4) 2013: 1041–62.
最终，波伏瓦获奖了。
[38] Parshley,‘Introduction’, SSP vi.
在宣布获奖的两天前，记者们开始从街对面的一个酒吧监视波伏瓦公寓的门。但是波伏瓦悄悄地从后门溜去了别的地方。在宣布奖项那天，波伏瓦、萨特、奥尔加和博斯特举行了一个小型派对，听广播上宣布谁获奖了，而记者们则在布切里街白白等了一整天。记者们失去了耐心，尝试了几招，包括给她的公寓打电话，甚至模仿萨特。
[39] Parshley,‘Introduction’, SSP x.
她不喜欢报纸上写的关于她和萨特的“丑事”，也不喜欢最近关于她的《第二性》的报道。波伏瓦也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在她看来，“媒体报道只会抹黑被报道的人”[53]，所以波伏瓦决定用她自己的方式玩这个游戏，并且远离它的控制——她决定躲起来。
[40] Beauvoir, in SdB, Simons and Todd,‘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p.20.
龚古尔奖每年都会为被提名的作家举行一场特别的午宴，席间宣布获奖者的名字，然后——如果你幸运的话——要当场感谢陪审团。在那之后，出版商将会举办一场鸡尾酒会，记者可以在会上提问和拍照。许多作家喜欢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公众的关注，并希望这样做。西蒙娜·德·波伏瓦对此完全不屑一顾。
[41] Clyde Kluckholm, ‘The Female of our Spec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2 February 1953, 3, 33.
1954年10月，波伏瓦的《名士风流》终于出版。有了《第二性》的经历之后，波伏瓦这次显得有些不安：“我仿佛已经能听到那些让人不快的风言风语了。”让波伏瓦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作品很受欢迎，而且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很受欢迎——左翼和右翼都觉得这部作品十分优秀。《名士风流》初版印刷了1.1万册都不够卖，到了第一个月的结尾时，已经卖出了4万册[52]；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关于他的书是她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作品。它甚至入围了龚古尔奖（Prix Goncourt）——龚古尔奖是在法国享有盛誉的一个奖项，每年11月颁发。很多人说这本小说应该获奖，但波伏瓦不确定《第二性》作者的身份是否会对自己不利。
[42] Charles J. Rolo,‘Cherchez la femme’, The Atlantic, April 1953, 86.
萨特从苏联回来后，前往罗马休养。米歇尔陪着他一起去，但萨特只想睡觉。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前往德国和奥地利旅行。波伏瓦对萨特的低落情绪和身体状况感到惊讶，波伏瓦认为他身体上的疲劳已经带来了精神上的低谷。萨特性情急躁、不屑一顾，甚至称文学为“胡扯”[51]——这可是他们两人都想献身的事业啊！萨特焦虑不安，对自己的人生目标产生了怀疑。再多情人也没法把他从这种绝望中解救出来。
[43] Margaret Mead, in ‘A SR Panel Takes Aim at The Second Sex’, Saturday Review, 21 February 1953.
波伏瓦给莫斯科那边打了个电话，直至听到萨特的声音，她才放心下来。萨特花了十天时间康复，然后飞回法国。但是，除了他的健康之外，波伏瓦也开始为萨特的政治立场感到不安。在这次旅行中，他为《解放报》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在苏联有完全的言论自由。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萨特到底在想什么？萨特对此很固执，直到苏联入侵匈牙利他才公开批评苏联。
[44] 在美国，波伏瓦的书和其他一批关于“女性”的当代书籍同时面世。《金赛性学报告（男人篇）》（Sex and the Human Male）出版于1946年，而正如波伏瓦在写给阿尔格伦的信中所希望的，关于女性的性学报告也开始出现。阿什利·蒙塔古的《女性天生的优势》（The Natural Superiority of Women）于1952年出版，《金赛性学报告（女人篇）》（Sex and the Human female）和米拉·科马罗夫斯基的《现代女性》（Women in the Modern World）在1953年出版。
1954年5月，萨特启程前往苏联。他的访问被法国的报纸各种报道，波伏瓦也在媒体上关注着这些报道。萨特一直没有给波伏瓦回信。同月，波伏瓦的妹妹埃莱娜来到巴黎办画展，6月，波伏瓦和朗兹曼去了英国（在那里，她显然对英国的“夏天”并不着迷）。他们回来后，在公寓门下发现了一张博斯特的便条，请她马上来见他。他们下了楼（博斯特和奥尔加还住在楼下），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博斯特告诉他们萨特在莫斯科住院了。让·科说，一切只是因为萨特的高血压，情况并不严重。
[45] Carol Giardina, freedom for women: forging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1953–1979,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79.
波伏瓦很担心萨特的健康：多年来，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服用着几倍于推荐剂量的安非他命。萨特有高血压，所以医生建议他休息。但是他没有听医生的话，每次觉得自己迟钝时他还增加了兴奋剂的摄入量。波伏瓦和朗兹曼都告诉他，他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但他不想停下来。
[46] 更多关于《第二性》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接受情况，参见RosieGermain’s excellent article ‘Reading The Second Sex in 1950s America’.
1954年2月，波伏瓦收到了阿尔格伦的一封信，询问她的生活中是否还有“魔力”。尽管现在波伏瓦有朗兹曼，但是她还是跟阿尔格伦说她永远不会像爱他那样再爱上别人。她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开始抱怨自己的年龄；现在她过着“没有魔力的生活”。[50]但是到了4月底，她怀着美好的心情给阿尔格伦写了一封信，因为她终于完成了《名士风流》，足足有1200页。萨特、博斯特和奥尔加都认为这是波伏瓦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是一个美国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尽管波伏瓦还没有把这部长篇巨著的“怪物”交给伽利玛出版社，但她感到如释重负。
[47] SdB to NA, April 1953, TALA 479.
与此同时，萨特回到了巴黎。他决定之后去卡霍尔与波伏瓦和朗兹曼见面，但他有几件事要在巴黎处理，主要是为波伏瓦办事，还有去追求自己的新情人。萨特爱上了朗兹曼的妹妹埃弗利娜。米歇尔对此一无所知，埃弗利娜也爱上了萨特。因此，萨特现在有了三个“情妇”：万达、米歇尔和埃弗利娜，她们对萨特的了解程度不一，但萨特都在经济上给她们支持，并慷慨地给予各种文学的礼物。
[48] Lanzmann, Patagonian, p.235.
那年8月，波伏瓦在阿姆斯特丹继续写小说。她和萨特一起在那里工作，享受着这种工作的节奏。这时，她从朗兹曼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她原计划在巴塞尔和朗兹曼见面，但他在卡霍尔出了车祸，现在住院了。波伏瓦听闻之后立即上车，一路开车到朗兹曼身边。[49]
[49] SdB to Sartre, summer 1953 (n.d.), LS 493.
1953年6月，波伏瓦、朗兹曼、萨特和米歇尔一起去旅行，先后去了瑞士、南斯拉夫、威尼斯。朗兹曼开着波伏瓦的车，而波伏瓦则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进行8个小时的徒步旅行。在里雅斯特，他们发现他们可以获得进入南斯拉夫的签证。波伏瓦从来没有去过铁幕后面：他们准备了足够的生活补给，进入共产党的领地。
[50] SdB to NA, 15 February 1954, p.492.
波伏瓦仍然每月给阿尔格伦写信，定期向他介绍《名士风流》的最新情况。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时，她称这本书为“他的”书——尽管书名是朗兹曼给起的（朗兹曼说，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既理智又肉体的”[48]）。《名士风流》慢慢成形，比波伏瓦希望的要慢，所以到1953年8月，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称这本书为“他那该死的书”。到了12月，它成了她的“该死的下流小说”。
[51] FC 323.
在美国，波伏瓦关于性、“独立女性”和母性的观点吸引了读者们最持久的关注。[46]虽然人们的反应不像法国人那样尖酸刻薄，但在某些方面，波伏瓦还是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愤怒。1953年4月，波伏瓦和萨特、朗兹曼从圣特罗佩回到巴黎，在巴黎的双偶咖啡馆，波伏瓦收到了一个包裹。信上盖着芝加哥的邮戳，波伏瓦以为是阿尔格伦寄来的，便兴奋地拆开包裹。打开之后波伏瓦发现，那是一份匿名的礼物，上面写着：“帮助胆汁排出的泻药。”[47]
[52] FC 326.
由于《第二性》，波伏瓦被称为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母亲”。然而，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一些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直到后来才承认她的影响。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二性》的启发，这也促使波伏瓦评论道，米利特的书虽然“非常好”，但从她自己那里“借鉴了很多，形式、思想、一切”。[45]
[53] FC 328.
《第二性》在美国上市销售后，一下子就成了畅销书排行榜的宠儿。一些早期的评价对波伏瓦的风格和独创性都非常赞许，也同时指出她错误地将女性面对的挑战普遍化，而这些挑战实际上只适用于艺术圈子或知识女性。[41]其他一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评论家所言）显然具有“极端的女权主义人格类型”。[42]《纽约客》的一位评论家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分别称其为“一件艺术品”和“一部虚构作品”。[43]《第二性》自出版以来销量很好，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超过了百万册。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是少数几本女性在想要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时可以求助的书籍之一。[44]
[54] ‘Les prix Goncourt et Renaudot’, Journal les actualités françaises, 10 December 1954,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ovisuel, France, https://www.ina.fr/video/AFE85007180/les-prix-goncourt-et-renaudot-video.html
在美国，这本书没有被贴上“存在主义”作品的标签，因为布兰奇·克诺夫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过时了；事实上，波伏瓦曾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弱化这一点。[37]帕什利在译者序中说，因为“波伏瓦小姐的书毕竟是关于女人的，而不是关于哲学的”。[38]“为了简洁，他稍稍做了一些删减”，帕什利写道，实际上所有这些修改都是在作者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做出的。[39]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说她对帕什利的所作所为仍然耿耿于怀。[40]重新增补缺失部分的英译本直到2009年才在英国出版，2010年才在美国出版。
[55] SdB to NA, 9 January 1955, p.512.
看到帕什利删减后的英译本后，波伏瓦回信说：“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删掉了。”帕什利回信说，如果他不删减的话，这本书会“太长”，所以波伏瓦要求帕什利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他对原作进行了删减。但帕什利并没有像波伏瓦所希望的那样直率。
[56] Colette Audry, ‘Notes pour un portrait de Simone de Beauvoir’,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7–24 December, 1954, p.5.
克诺夫夫妇回信问帕什利愿不愿意翻译，能不能删减一下篇幅（克诺夫夫妇认为该书的作者患有“言语的腹泻”）。[35]法语版《第二性》长达972页。帕什利在与克诺夫出版社的通信中表示，他将删减145页，占全书的15%。帕什利是一个动物学家，他既没有哲学背景，也没有法国文学背景，帕什利完全没有理解波伏瓦法语原著中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学典故，这使得他觉得波伏瓦的哲学思想并没有那么严谨。因此，帕什利带着自己的偏见去删减和翻译波伏瓦的作品，删改最严重的就是讲女性历史的部分，他删除了78个女性的名字和几乎所有涉及社会主义形式的女性主义内容。帕什利删去了涉及女性的愤怒和受到的压迫的内容，但保留了对男子情感的描写。此外，帕什利还删减了波伏瓦对家务劳动的分析。[36]
[57] Beauvoir,‘A Story I Used to Tell Myself’ [1963], UM 159.
波伏瓦告诉公众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而且因为公众对她的评价，故事也变得复杂。1953年春，《第二性》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了。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诺夫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在巴黎的时候听到人们谈论这本书，但她的法语不够好，无法对这本书做出评价。她以为这是某种知识分子的性手册，所以请了一位动物学教授写份读者报告。H. M.帕什利回信称赞这本书“聪明、博学、平衡”，它“在任何传统意义上都不是女性主义的”。
[58] FC 328.
2018年，克洛德·朗兹曼将波伏瓦写给自己的部分信件卖给了耶鲁大学。[33]在宣布这笔交易时，《世界报》发表了一封1953年的信，波伏瓦在信中写道，虽然她“肯定”爱过萨特，但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等，而我们的身体也没有达到和谐”。[34]从波伏瓦的坦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到1953年，波伏瓦显然没有把萨特作为自己爱情生活的中心，而且，她对两人关系的批评不仅有性方面的，还有伦理方面的。如果历史重演，这些信件的读者还是只会关注性的那一方面。他们会反复表演自己的惊讶：原来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但波伏瓦发现，性并不是她唯一欠缺的东西。她反对的是缺乏互惠和对等——她认为这是浪漫爱情真实的必要条件。波伏瓦的几代读者都怀疑是否她与萨特的关系也处在一种“自欺”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终于看到波伏瓦（向自己亲密的人）承认她和萨特关系的严重缺陷。是的，波伏瓦爱过萨特，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从波伏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关系并不成功。
[59] FC 282.
朗兹曼曾经试图安抚波伏瓦，但面对波伏瓦“痛苦地意识到人类幸福的脆弱”，他“完全无能为力”。[31]但就像学生时代的“波伏瓦小姐”一样，爆炸总会过去；波伏瓦和朗兹曼在谢尔街一起生活和工作，有时候一天里他们俩能够平静地写上五个小时，彼此不说话。[32]
[60] FC 283.
坐着、站着或躺着，在车里或步行，在公共场合或私下里，波伏瓦会突然猛烈地抽泣起来，全身上下因为喘气而颤抖，心碎不已的哭声不时被无法表达的绝望打断。我不记得第一次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七年里，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从来没有与她做过的什么错事或不幸联系在一起。相反，她似乎是撞在了幸福的岩石上，被幸福撞碎了。
[61] FC 328.
但朗兹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要面对黑暗的人，而朗兹曼——波伏瓦唯一同居过的情人——也近距离亲眼看见了波伏瓦的暴风雨。朗兹曼认为，波伏瓦与萨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使得他们处于抑郁或绝望的边缘。在萨特身上表现为“忧郁和消沉”，他用安非他命、写作和调情诱惑来对抗这些情绪。在波伏瓦身上，这表现为朗兹曼所说的“爆发”：
[62] A. Blanchet,‘Les Prix littéraires’, Études 284 (1955): 96–100, here p.98.
朗兹曼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会很自然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在波伏瓦和朗兹曼刚开始恋爱的那段时间，他很感激波伏瓦能够不顾他的“疯狂”而爱他。他有一段狂暴的过去，但那并不是塑造他性格的唯一因素。战后，朗兹曼发现法国在犹太种族的灭绝这件事上和德国沆瀣一气，悲痛欲绝。虽然朗兹曼在路易丝学校和让·科、吉勒·德勒兹都是好朋友，但是他父亲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以至于他母亲不得不抛下三个孩子离开他，不知所终。
[63] G. Charensol, ‘Quels enseignements peut-on tirer des chifres de tirage de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actuelle?’, Informations sociales (1957): 36–45.
尽管波伏瓦和朗兹曼同住一套公寓，同睡一张床，但他们的关系和波伏瓦与其他人的关系一样，都是非排他性的。波伏瓦希望朗兹曼也有别的情人，并且把一切都告诉她；波伏瓦仍然期待着见到萨特，并告诉他一切。朗兹曼成了“大家族”中的一员：他们与奥尔加、博斯特、万达和米歇尔一起度过了新年前夜。随着时间推移，波伏瓦越来越欣赏他们这些人共享的漫长时光：“我们之间互相理解，有时候一个微笑就像一整场演讲一样能传达很多意思。”[30]
[64] G. J. Joyaux, ‘Les problèmes de la gauche intellectuelle et Les Mandarins de Simone de Beauvoir’,Kentucky foreign Language Quarterly 3 (1956): 121.
波伏瓦继续和萨特见面，但他们的习惯改变了。[29]波伏瓦和萨特通常每年都要休假两个月，但现在波伏瓦不想离开朗兹曼两个月，所以他们决定让朗兹曼也来一起度至少十天假。朗兹曼这段时间在写关于刚刚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他很高兴犹太人并不是局外人。因此，朗兹曼和波伏瓦早晨在一起写作，到了下午，波伏瓦按照往常一样去和萨特一起工作。
[65] FC 328.
对波伏瓦来说，她的爱情在过去两年里痛苦地终结了，似乎标志着她的性时代的终结。但和朗兹曼在一起，波伏瓦说：“我欣喜若狂地跳了回去。”[28]
[66] Doris Lessing,‘Introduction’ to M 9.
朗兹曼：哦，绝对是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谈论那件事……从一开始你就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生活品位，而且你不断地追求和进取。你总是想做些事情，去旅行，去看事物的细节……和你一起去观察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过程，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27]
[67] M 48
波伏瓦：然后你会发现我没有看上去那么冷漠。
[68] M 107.
朗兹曼说：我觉得你很漂亮，有一张光滑的脸，我想看看你无动于衷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69] M 203.
在约瑟·达扬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电影刻画中，波伏瓦问朗兹曼他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70] TALA 511.
波伏瓦和朗兹曼从过去谈到未来。旅行之后，朗兹曼几乎没有钱了，所以波伏瓦邀请他搬去和她一起住。这是波伏瓦人生中第一次和她的情人住在一起，她对放弃自己的孤独感到紧张，不过之后他们这样生活了七年。他也是波伏瓦唯一一个用亲密的第二人称“tu”去称呼的情人。萨特在后来的采访中对此发表了评论，声称他与任何女人的亲密程度都不及他和波伏瓦之间的亲密程度，但即便如此，波伏瓦和萨特也从来没有用亲昵的“tu”称呼过彼此。[26]2018年，波伏瓦写给朗兹曼的信被公开，研究者们终于接触到了这部分材料。当波伏瓦不在朗兹曼身边的时候，她在信里记录和讨论自己的写作、阅读和所见所闻，穿插着她对朗兹曼的温柔表白和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对于一个像波伏瓦这样渴望独处的人来说，她愿意以这种方式与朗兹曼分享她的生活实在是难能可贵。
[71] Lanzmann, Patagonian, p.257.
波伏瓦在去巴黎的途中看望了妹妹，但她等了两个星期，直到朗兹曼从以色列旅行回来，“他们的身体才又愉快地相遇”[25]。波伏瓦和朗兹曼开始分享他们过去的故事：朗兹曼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身份的思考帮助波伏瓦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理解犹太人。[在后来的生活中，许多人也会这样评价朗兹曼；后来，在波伏瓦的持续支持下，朗兹曼还成功执导了广受好评的纪录片《浩劫》（Shoah）。]
[72] FC 336.
波伏瓦从意大利写信给朗兹曼。事实上，在他回信之前，波伏瓦写了五封信。她答应回到巴黎后仍然爱他。朗兹曼问，只爱到那个时候吗？他对此更有信心。[24]
[73] SdB to S, late May 1954（具体日期不详）, LS 505.
几天后，波伏瓦离开巴黎去了米兰——她开着她的西姆卡牌小车，萨特坐火车去了——他们约好在斯卡拉广场见面。波伏瓦想参观博物馆、教堂和艺术品；而萨特只想工作。于是他们彼此做出妥协：上午观光，下午工作。萨特正在写《共产党人与和平》（The Communists and Peace），波伏瓦觉得自己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似乎永远也写不完。萨特在1952年秋天读了波伏瓦的这部作品，十分赞赏，但不满意这本书的结尾。波伏瓦受够了，想要放弃这本书。但后来博斯特和朗兹曼读了这本书，都鼓励波伏瓦继续完成它。当这部作品最终完成时，萨特引用它作为他停止写小说的理由，甚至都放弃了他的“自由之路”系列。萨特说，完成自己的小说系列已经显得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波伏瓦在《名士风流》里已经“比我更好地探索了这个时代的问题”，而且整部作品“始终保持自由、不确定性和模糊性”。[23]
[74] FC 361.
第一次见面，朗兹曼和波伏瓦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最后他们意犹未尽，决定第二天共进晚餐。朗兹曼向波伏瓦表示爱意，波伏瓦接受不了——她比他大16岁。朗兹曼说：“我不在乎。”在他眼里，她并不老。那天晚上，朗兹曼没有离开波伏瓦在布切里街的公寓，第二天也没有离开。
[75] FC 332.
波伏瓦后来在《老年》（在波伏瓦62岁时出版）中给出的叙述要比在《时势的力量》（在波伏瓦55岁时出版）中的自传体描述更清楚。年轻时的波伏瓦对成熟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那时候的波伏瓦“厌恶”她口中“年龄大的荡妇”，这些女人厚颜无耻地染发，穿比基尼，用波伏瓦的话说，她们本应“待在架子上”，却跑下来卖弄风骚。波伏瓦认为自己老了之后，就会“乖乖地退避到架子上”。44岁那年，波伏瓦就已经认为自己该去架子上待着了，但显然这一切还为时尚早。[22]
[76] PW 7.
有一天，萨特的秘书让·科告诉波伏瓦，朗兹曼觉得她很迷人。波伏瓦耸了耸肩：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衰老感到焦虑，并且相信她的性生活也快到头了。[20]但有时波伏瓦注意到朗兹曼在开会时老是盯着她看。7月的一个派对后，波伏瓦的电话响了，朗兹曼邀请她去看电影。波伏瓦问：“哪一部电影？”朗兹曼说：“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行。”波伏瓦和朗兹曼便约了个时间，放下电话后，波伏瓦忍不住哭了起来。[21]
[77] ‘What is Existentialism?’ PW 324.
1952年5月，在罗马，萨特听说法国政府暴力镇压了法国共产党的示威游行。萨特没有加入党派，当时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开始疏远斯大林，而萨特公开为共产党员发声。不管萨特在政治上有什么想法，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给波伏瓦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星期日下午，《摩登时代》杂志在波拿巴街开例会。萨特希望这本杂志能反映他新的政治热情，所以他邀请了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编辑委员会。其中一位名叫克洛德·朗兹曼的是萨特秘书的朋友，人很机智。朗兹曼当时27岁，幽默风趣，一双蓝眼睛尤其迷人。
[78] ‘What is Exisentialism?’ PW 324.
波伏瓦最终还是做了检查。她从医生那里出来后，感到很震惊。波伏瓦见过卢西安的候诊室，她也见过因为乳腺癌失去一个乳房的女性在十年后又回来切掉另一个，或者死于感染。当波伏瓦把医生所说的话告诉萨特时，他以冷战时的讽刺口吻回答道：“最坏的情况是，她只能活12年，因为那时，原子弹就会把所有人都炸死。”[19]手术前一天，她和博斯特一起参观了一座美丽的修道院。
[79] FC 358–9.
1952年1月，波伏瓦的打字员卢西安死于乳腺癌，不久之后，波伏瓦发现自己的一个乳房有肿块。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萨特，萨特鼓励她如果担心就去看医生。到1952年3月，疼痛加剧，于是波伏瓦预约了医生，并于4月去看了专科医生。医生让波伏瓦别担心，她还年轻，情况应该不会太糟，但即便如此，医生还是建议她应该做一个活组织检查。最糟糕的情况是必须切除一个乳房，波伏瓦会同意吗？
[80] LM 32.
1952年初，由于萨特的公众声望越来越大，以及他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现在他们的关系中有了第三个人：波伏瓦、萨特和大名鼎鼎的“让-保罗·萨特”。波伏瓦告诉萨特，她甚至希望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虽然到这时，萨特采纳了波伏瓦关于道德和文化价值观重要性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之间不匹配的日程和各不相同的兴趣，加剧了波伏瓦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写道，自己的悲伤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绝望”，“潜入我的内心，我甚至开始渴望世界末日”。[18]
[81] FC 487.
1952年以后，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之间的书信往来减少了；他们从几乎每天写信，减少到每周，再到每月才有通信。这一年波伏瓦44岁了，她担心自己“被放逐到阴影之地”[17]。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女性在失去性欲之前先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成为“没有价值的物品”，因此波伏瓦将女性性欲的丧失描述为一场悲剧。波伏瓦认为女性在30多岁时性欲最旺盛，但不久之后就被衰老困扰。波伏瓦作品中的虚构女性，尤其是她后来小说中的女性，常常表现出因欲望而感到疲倦，以及因孤独而感到不满。
[82] 我无法直接引用朗兹曼的信件，这些信件来自1956年8月和9月，可以在耶鲁大学的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找到。引文来自C.WrightMills，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
与此同时，波伏瓦与阿尔格伦的通信也充满了忧郁的味道。波伏瓦开始称呼阿尔格伦为她“痛苦的收藏家”。阿尔格伦不仅想跟波伏瓦在一起，还想让她跟他一起住在芝加哥。他们现在一年只能在一起一个月，如果他能多去巴黎，一年也许可以共度三四个月。阿尔格伦对波伏瓦在纽约的那封信还耿耿于怀。但是波伏瓦应该怎么做呢？阿尔格伦指责波伏瓦只想着自己的生活，而不愿意为他做出牺牲，波伏瓦觉得这不公平。波伏瓦写道：“你不能指望我像一台顺从的机器那样做出反应。”[15]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人们认为女人就应当视爱情为生命，并为之牺牲一切。现在的波伏瓦，正因此痛苦不堪。对波伏瓦来说，爱情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时势的力量》里，波伏瓦写道：“即使萨特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我也不可能去芝加哥永久居住。”[16]
[83] 见Sandrine Sanos, Simone de Beauvoir, p. 117. Margaret Simons, ‘Beauvoir’s Ironic Sacrifice; or Why Philosophy Is Missing from her Memoirs’, 即将出版。
在此期间，波伏瓦的作品成为法国主要的文化输出品之一。1951年，《第二性》的首个译本在西德问世，书名为Das andere Geschlecht，意为“另一个性别”。这本书卖得很非常好，再版3次，5年内整整卖出了1.4万册。[14]
[84] TLM 130.
战后，巴黎发展成为欧洲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迈尔斯·戴维斯在左岸俱乐部演奏，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包括反殖民活动人士——在一起集会和举行活动。1950年，诗人艾梅·塞泽尔发表了《论殖民主义》（Discourse on Colonialism），他把欧洲的纳粹主义比作殖民主义，因为这两者都追求统治和控制。1947年，印度从英国人手中赢得了独立，反殖民主义也开始兴盛。1952年，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出版，这本书充分描述了种族主义对被压迫人民的影响。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殖民主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壮大，但许多法国人仍然不愿放弃法兰西帝国。
[85] This information is taken from 1956 (tome I) and 1958 (tome II) NRF editions of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Gallimard).
《第二性》给波伏瓦带来了财富和她不想要的名声。为了缓解自己的心情，波伏瓦买了一台电唱机和一些唱片。萨特每周有几个晚上会到布切里街来听爵士乐或古典音乐。1951年11月，波伏瓦激动地写信给阿尔格伦，告诉他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激情：“既然爱情是被禁止的，我决定把我肮脏的心交给不像男人那么肮脏的东西：我要送给自己一辆漂漂亮亮的黑色轿车。”[13]波伏瓦每周上三次驾驶课。
[86] TALA 526, 1 January 1957.
波伏瓦回到巴黎时，萨特正在写剧本，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波伏瓦眼里，现在的萨特看起来很遥远，波伏瓦把这归咎于萨特已经成了公众人物。如今的萨特不再想坐在咖啡馆里，也不想在巴黎闲逛，或者和波伏瓦一起去滑雪。萨特邀请波伏瓦读他正在读的东西，追随他的学术道路，但是她有自己的小说要完成——尽管她对政治感兴趣——她不想花时间追随他。萨特想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解决人类的问题，然而波伏瓦没有这种野心。在有些日子里，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仿佛隔着一层忧伤的薄纱；有些时候，绝望像腐蚀剂一样折磨着波伏瓦。[12]
[87] FC 398.
波伏瓦说，她能够理解阿尔格伦想把她从他心里赶走的做法，因为这是公平的。但是，正如波伏瓦用不太流利的英语所说：“认为这公平并不妨碍它变得困难。”[10]波伏瓦说她爱阿尔格伦，“因为你给我的爱”，“因为你在我身上新唤起的强烈的情欲和幸福”。但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她仍然爱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人而爱他”。[11]
[88] Unpublished journal, 25 May 1958,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archives, 引自the ‘Introduction’ to MPI ix.
那天晚上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信，她说自己在去机场的路上和飞机上一直泪流不止：“你昨天让我读的那篇文章里，托马斯·曼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几秒钟的幸福，这种幸福抵得上十年的普通生活。当然，你也有这种能力，给我几分钟的狂热，这种狂热抵得上十年的健康。”
[89] FC 443.
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写到那次拜访时这么说道，绝望主导了她所有的情感。她没有详述故事的结尾，而是转而叙说萨特在巴黎受到的大量侮辱。[9]但是波伏瓦的信表明，在10月底，就在她离开芝加哥去纽约之前，她和阿尔格伦的关系重新燃起了希望。离开之前，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很高兴他们能维持友谊。阿尔格伦回答：“这不是友谊。我给你的永远都不会低于爱情。”
[90] 见‘Notice’ to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in MPI 1226, 缺乏菲利普·勒热纳所谓的“自传性约定”，根据该约定，作者承诺向读者讲述有关自己的真实情况。（见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1975.)
即便如此，阿尔格伦还是告诉波伏瓦，他们之间回不到从前了。第二天晚上，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试图做爱，但双方的身体都不配合。8月初，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搬到密歇根湖畔的一间小屋，他们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波伏瓦开始担心她再也体会不到激情了。萨特一直服用大剂量的安非他命来维持他在写作上的持续高产，波伏瓦现在也开始服用安非他命来专心写小说——她将献给阿尔格伦的那本。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生活变得平静，没有激情，但产出颇丰：他们早上写作，下午游泳和阅读。有一次，波伏瓦差点淹死在湖里——她从来都不是个游泳好手。后来，纳塔莉·索罗金来拜访，事情就变糟了。阿尔格伦非常不喜欢纳塔莉，并且告诉波伏瓦说纳塔莉用她“女同性恋的一面”震惊了他的朋友们。[7]波伏瓦在这两个人之间感到左右为难——纳塔莉的确不太好相处，但阿尔格伦这次没有很好地控制住自己。波伏瓦有点期待着回到萨特身边，她“亲爱的小绝对”[8]。
[91] ‘Texte de Présentation de l’édition Originale’, Simone de Beauvoir,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MPI 352.
在飞机上，波伏瓦看到她旁边的人在读《第二性》，这种感觉让她觉得超现实。1951年9月，波伏瓦在纽约拜访了斯捷帕和费尔南多·杰拉西之后飞往芝加哥。24个小时还不到，波伏瓦就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她问阿尔格伦出了什么事。阿尔格伦说，他很高兴见到她，但他不喜欢她来了又要走。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阿尔格伦从起初的若即若离变成了现在的漠不关心。[6]阿尔格伦的前妻想和他复婚，但是在遇到波伏瓦之后，阿尔格伦已经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爱上别的女人了。
[92] ‘essai sur l’écrivain’, 引自MPI,‘Introduction’, xv.
阿尔格伦表示同意。但是他的信越来越少了。波伏瓦开始思考：她应该去看阿尔格伦吗？萨特鼓励她试试。
[93] FC 448.
6月，波伏瓦去芝加哥看望阿尔格伦。波伏瓦之所以选择在6月，是因为萨特打算看瓦内蒂最后一次——他想和瓦内蒂和平分手。波伏瓦和萨特希望他们能同时离开巴黎，这样行程结束之后他们就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安排见面的时候，丝毫没说她是按照萨特的行程来安排自己的计划的。
[94] Lanzmann, Patagonian, p.329.
有一点很有趣，考虑到波伏瓦与萨特的无性关系，她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表示，这种新式爱情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尽管她承认性吸引“通常是爱情的仪式之一”）。正如波伏瓦在《女性气质：陷阱》中提到的，她在女性身上看到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即害怕失去“女性气质”，害怕失去在男性眼中的吸引力。波伏瓦知道女人想要被男人渴望，但她不认为她们的吸引力会如此轻易地被消除：“两性之间的生理需求将维持其对彼此的吸引力。”[5]
[95] Lanzmann, Patagonian, p.330.
如果男女双方都能“同时想到对方和自己”，那么双方都会受益。
[96] FC 614.
（在这种新式爱情中，）男人不再仅仅从伴侣那里寻求一种自恋式的满足，他应该在爱里发现一种跳出自我的方式，发现一种除了他的个人问题以外的世界。既然我们如此赞美慷慨和奉献，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参与慷慨奉献的机会呢？如果女人的自我奉献如此让人羡慕，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自我奉献的机会呢？[4]
[97] 1959年6月20日一位读者的来信；引自Marine 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une appropriation collective des Mémoires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 ses lectrices (1958–1964)’Littérature 191 (September 2018): 68.
在一些著名作家身上，波伏瓦已经瞥见了这种新式爱情的模样。尼采、托尔斯泰和D. H.劳伦斯认识到，“真正且富有成果的爱”既包括所爱之人的身体存在，也包括其生活目标。但是他们是向女人提出了这个关于爱情理想的要求，因为爱是女性唯一的目的和意义。相比之下，波伏瓦认为，在平等的爱情中，女性仍然可以渴望成为自己爱人的盟友，但是作为伴侣的两人应当追求对等、互惠和友谊，也就是说男性也应该对爱情抱有同样的理想：
[98] 见Marine Rouch,‘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p.72.
在波伏瓦看来，问题在于，男人认为爱情就是不平等和顺从的，而许多女人抗拒爱情，是因为“爱情让人想起古代的奴隶制度”。在波伏瓦看来，男女之间的差别常常是优等与劣等、主体与客体、剥削的索取者与给予者之间的差别，但支配和奉献都不是爱。如今女性在社会上越来越活跃，她们变得独立自主，能够对自己负责任。看到女性进入了公众生活，一些人对此感到沮丧，他们甚至发问：爱情会因此被毁掉吗？它会失去原本的诗意和幸福吗？波伏瓦不这么认为：“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出一种男女平等、谁都不用屈服于谁的新式爱情吗？”[3]
[99] 1959年11月15日一位读者的来信；引自Rouch, ‘Vous êtes descendue d’un piédestal’, p.71.
除了写作大部头的作品之外，波伏瓦也在写短篇文章。1950年，波伏瓦在美式风格的《天才杂志》（Flai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才杂志》并没有持续发行太长时间，只发行了一年，但在那段时间里，它收录了让·科克托、田纳西·威廉姆斯、埃莉诺·罗斯福、萨尔瓦多·达利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作品。在这篇题为“是时候让女人重新面对爱情了”[2]的文章中，波伏瓦讨论了性欲，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并以不同的肉体形式存在。波伏瓦写道，性吸引力正是因为差异而旺盛，“另一种性别的魅力就好像是异国的魅力”。
[100] MDD 360.
波伏瓦想去看看撒哈拉沙漠，于是在3月，她和萨特一起离开巴黎去往非洲。他们在四天里乘坐卡车穿越沙漠，途经塔曼拉塞特，再坐着大篷车前往埃尔戈利亚，最后飞越撒哈拉沙漠前往马里。
[101] FC 456.
1950年初，波伏瓦重新回到让人安心的平静日常：写作与《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以及接受有关《第二性》的采访。但就在那年2月的一天，波伏瓦偶然遇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人——她青梅竹马的表哥雅克。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往日风采不再。现在的雅克倾家荡产、酗酒、一贫如洗，甚至连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不知是看在当年的情分上，还是仅仅出于对他的慷慨，波伏瓦与雅克再次见面，并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