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WD 51, 5 September 1939.
[2] Bair, p.201.
[4] WD 85, 3 October 1939.
[1] WD 40, 2 September 1939.
[5] André Gide, The Journals of André Gide, trans. Justin O’Brien, New York:Knopf, 1948, vol. II: 1914–27, p.91, 16 October 1914.
存在主义有句名言：“人就是其行为的总和。”尽管波伏瓦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启发无数人的女性，但是她当时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无论作为老师还是女性，波伏瓦都明确地拒绝贝当政府的价值观。然而，波伏瓦并没有实践后来她所宣扬的互相回馈的道德观，尤其是在对待其他女性的时候。在1933年到1942年的这段“灰暗”时期，波伏瓦几次跌入人生低谷，后来她决定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在这段时期，波伏瓦也完成了两部小说——《女宾》和《他人的血》，但直到战争结束、出版审查解除后，《他人的血》才得以出版。这两部小说将使波伏瓦名声大噪，也将塑造她的公众形象。[85]
[6] WD 61, 14 September 1939.
英格丽德·加尔斯特的研究表明，波伏瓦的广播内容没有通敌。但是即便如此，波伏瓦的批判者还是指控她不关心政治，甚至说她通过主动参与制作广播节目，来鼓励听众逃避自己抵制纳粹的道德责任。而波伏瓦的捍卫者认为，波伏瓦参与制作的节目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因为波伏瓦故意选择了那些反抗自己同时代统治者的价值观的人和文本。在被攻占的巴黎，想要划清通敌和共犯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的。[84]
[7] WD 63–70, 16–19 September 1939.
之后的那个夏天，波伏瓦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写作的工作——在维希电台当专栏制作人。[83]当时有两个国家电台，一个是维希电台，另一个是受纳粹意识形态控制的巴黎电台。根据工作来判断，为维希电台工作不会被看成是通敌。波伏瓦当时在做一个关于中世纪音乐的节目，表面上看起来是中立的。但由于共犯和通敌之间难以区分，波伏瓦也因为参与这个节目引来了一些争议。
[8] WD 73, 20 September 1939.
在回忆录里，波伏瓦跳过了放荡指责这件事，她把这件事当作索罗金夫人因为她没能让纳塔莉离开布拉而做出的恶意报复。不过，在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被吊销时，未来看起来的确是不确定的。波伏瓦虽然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她也需要金钱来过日子。弗朗索瓦丝把女儿每个月给她的大部分生活费都攒了起来，她主动提出来要还给波伏瓦。但是波伏瓦让她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9] WD 75, 22 September 1939.
针对波伏瓦放荡行为的指责从来没有得到证实。由于纳塔莉否认自己和波伏瓦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两位男士也否认和纳塔莉发生过关系，所以教育部没有证据去证实这些指控。但是波伏瓦的生活方式以及把普鲁斯特和纪德放进课程资料的安排都得到了证实。1940年7月17日，贝当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用来排除掉那些不能为“民族振兴”做贡献的政府职员。1943年6月17日，教育部引用这项法律，吊销了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81]波伏瓦被免职在当时就像是反抗派的一枚荣誉勋章。1945年，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被恢复。那个时期的学生都记得波伏瓦是一个启发人心的哲学家，在法国大学里流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前，波伏瓦就已经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了自己的学生。[82]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回去继续教书，自那以后，波伏瓦开始专职写作。
[10] WML 275, 2 October 1939.
1941年至1942年，哲学家让·瓦尔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免去了在索邦的教职。1942年，他被软禁在德朗西。同年6月，被占领的地区越发限制犹太人的自由，立法要求所有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犹太人标记，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星）。犹太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他们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在银行开户，任何不经允许进入自由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但是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萨特就与博斯特一起偷偷进入过自由区，到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骑自行车。
[11] Jean-Paul Sartre,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 Paris: Gallimard, 1995,pp.116–21, 10 and 11 October 1939. 1995年的这一版本包括了第一本笔记，涵盖了1939年9月至10月的内容，而首版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则省略了这一内容。
关于这件事情，波伏瓦告诉她的传记作家贝尔的版本是，索罗金夫人3月来找过她，请她帮忙干涉纳塔莉的生活。当时纳塔莉在和一个叫作布拉的年轻男子交往，他是个一穷二白的犹太人，索罗金夫人不同意他俩交往。波伏瓦告诉索罗金夫人说她会转告纳塔莉她们见过面了，但是波伏瓦觉得自己并不像索罗金夫人期望的那么有影响力。波伏瓦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后来索罗金夫人向教育部提交了申诉。
[12] WD 105, 15 October 1939.
教育部倾向于认同这些指控，于是开始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调查。
[13] WD 120, 20 October 1939.
1941年12月，纳塔莉的母亲向维希教育局提交了一份申诉。在这份申诉文件中，纳塔莉的母亲索罗金夫人指责波伏瓦使自己的女儿走向堕落，正式的指控叫作“诱骗未成年少女”。[80]当时政府规定的合法结婚或性行为年龄是13岁，而这份报告被提交时纳塔莉已经20岁了。索罗金夫人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详细记述着德·波伏瓦女士勾引了她的女儿，还介绍她认识了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诱奸了她的女儿。索罗金夫人尤其指出，德·波伏瓦女士的生活方式不符常规，她单身未婚，住酒店，去咖啡店写稿，还明目张胆地做让-保罗·萨特的情妇。德·波伏瓦女士还在课堂上教授道德沦丧的同性恋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的作品。简而言之，任何一个爱国者都应该明白，法国不需要这样的女性做中学老师。在贝当元帅的统治下，当时的法国正试图通过弘扬家庭价值观来找回失去的尊严。像德·波伏瓦女士这样的女性不应该去影响年轻人的未来。
[14] WD 86, 4 October 1939.
波伏瓦和萨特的生活又陷入了教书和写作的重复中。冬天，被占领区非常冷，他们到圣日耳曼大街上的花神咖啡馆取暖。萨特还在继续见万达，享受她那充满占有欲的爱。“大家族”里有的成员并没有因为萨特回到巴黎而感到高兴，纳塔莉把萨特看作抢夺波伏瓦时间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见到萨特之前，纳塔莉觉得萨特只是一个伪天才。但是在1941年，纳塔莉和萨特正式见面之后，纳塔莉勾引了萨特。就像萨特一样，纳塔莉也以调情为乐，她还对博斯特下了手。
[15] WD 98, 11 October 1939.
与此同时，萨特拒绝签署非犹太人声明和共济会会员声明。即便这样，萨特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教职。因为教育局总检察长也是反抗派的成员，他纵容了萨特的不服从。到了10月，他把萨特调到了更有声望的孔多塞学校。
[16] WD 119, 29 October 1939.
萨特的反抗小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首次会议是在米斯特拉尔酒店波伏瓦的房间里召开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搬回了这家酒店，仍然各住一间。他们做了宣传小册子，和巴黎的其他团体见了面，潜入维希政府的交界地带，试图和其他反抗团体成员建立联系。但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1942年5月，共产主义团体更庞大了，也更有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转移了阵地。不久之后，萨特的反抗小组团体宣布解散。
[17] Sartre to SdB, 30 October 1939, WML 322–3 .
乔治去世不到六个月，弗朗索瓦丝的母亲也去世了。[79]在布拉瑟尔夫人的葬礼上，弗朗索瓦丝情绪失控了。波伏瓦一整晚都陪着55岁的弗朗索瓦丝躺在床上，照顾她。在乔治去世后，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大女儿波伏瓦。波伏瓦当时已经在接济埃莱娜，帮她支付工作室的租金，同时也在赞助“大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因此波伏瓦不得不节约开支，勒紧裤腰带，现在他们不能再经常出去吃饭了。
[18] WD 129–30, 2 November 1939.
1941年7月8日，乔治去世了，他什么都没留下。乔治留给波伏瓦的遗言是：“西蒙娜，你很早就开始自己挣钱独立了，但是你妹妹花了我很多钱。”[75]波伏瓦没有因为父亲离世而落泪[76]，却为母亲重新开始生活新篇章时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到惊讶。对于母亲来说，成为寡妇反倒是一种解放。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早已厌恶了雷恩街上的那间公寓，觉得那里被乔治的暴脾气搞得乌烟瘴气。[77]1942年，弗朗索瓦丝搬到了布洛梅特街上的一个单间公寓里。弗朗索瓦丝参加考试拿到证书，在红十字会里做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弗朗索瓦丝还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听讲座、结交新朋友以及去旅行。不过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放下波伏瓦所说的“古板心态”：她仍然认为自己的女儿生活在罪恶当中。[78]
[19] SdB to Algren, 8 August 1948, TALA 208.
波伏瓦的日记再次展现出和回忆录里不一样的内容。波伏瓦说，萨特的政治热情和她的思想与行动背道而驰。波伏瓦已经整整11个月没见过萨特了，1941年3月，波伏瓦收到一条留言，上面说萨特回到了巴黎。为了逃出战俘营，萨特用他那只几乎全盲的右眼作为掩护，谎称自己是平民。波伏瓦当然高兴能见到萨特，但是几天之后她就开始怀疑，这还是曾经的那个萨特吗？萨特开始大谈道德，焦躁不安，他对波伏瓦签署了非犹太人声明的举动感到很震惊。萨特说，获得自由固然很好，但是现在他们必须行动起来。萨特大谈反抗，认为应该把德国人赶出法国。但那时的波伏瓦还是认为，作为个体的他们对此是无力反抗的。
[20] WD 132–3, 3 November 1939.
波伏瓦后来再读《女宾》时，她带着自己过去所特有的疏远看待它。这本小说直到1943年才出版，但是在1941年，波伏瓦就已经得出结论：“这本书所基于的哲学态度已经不再是我的了。”[74]波伏瓦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她读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卡夫卡和雅斯贝斯，思考一些古老的问题——对于救赎的渴望。波伏瓦希望自己的下一部小说是关于个人境况的，描写作为一个个体人和社会人之间的道德挣扎。1941年中，波伏瓦开始写新的作品，也就是后来的《他人的血》。
[21] 见WD 109 for the commendation.
1940年11月，波伏瓦想到自己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萨特了，心情无比灰暗沮丧，她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72]1940年1月的时候，波伏瓦就已经没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哲学书”了。在日记里，波伏瓦写道，她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唯我论者：只关注自己的意识和自由，只相信从内向外的自我审视是真的，认为周围的人都只是做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的蚂蚁——萨特在1930年写过一个名为“艾罗斯特拉特”（Erostratus）的短篇故事，故事里骄傲的主人公从七层的阳台向下看，觉得下面所有的人就像“蚂蚁”一样——波伏瓦和萨特曾经都不关心普罗大众，后来在《战时日记》里，波伏瓦说她觉得曾经的她和萨特不应该这么做。[73]
[22] WD 143, 147, 9–12 November 1939.
比安卡的父亲想把她嫁给一个美国人，这样她就能离开法国。比安卡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名字“大卫·比嫩费尔德”会给整个家庭招致危险。比安卡不想跟不认识的男人结婚，但是她的父亲十分坚持。他在蒙帕纳斯找到一个愿意假结婚的美国人，付了钱给他，比安卡也妥协了。但是在约定好婚礼的那天，美国人没有出现。后来，在1941年2月12日，尽管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比安卡还是和伯纳德结婚了。比安卡的父母看到她终于能有一个听起来更像是法国人的姓，感到如释重负。[71]
[23] 见Annabelle Martin Golay, Beauvoir intime et politique: La fabrique des Mémoires,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13, p.147.
在博斯特回来之后，波伏瓦向比安卡坦白了她和博斯特的关系，同时也表示她俩应该减少见面的次数。当比安卡意识到波伏瓦之前对自己撒了谎，她觉得备受打击，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像溺水了一样难受”。2月时萨特对她态度的180度大转弯让她感觉很糟糕，但是这次波伏瓦的疏远让她绝望透顶，因为比安卡更加依恋波伏瓦。[70]当时的波伏瓦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她和萨特把比安卡伤得有多深，她写信告诉萨特自己和比安卡差不多分手了。她发现比安卡和伯纳德·朗布兰（比安卡的同班同学，也曾是萨特的学生）恋爱了，波伏瓦觉得事情会好起来的。
[24] WD 144, 10 November 1939.
9月，博斯特回到巴黎，开始了一份教学工作。这意味着在大部分工作日，波伏瓦都可以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了。星期四，波伏瓦会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吃午饭，每周六的晚上，博斯特会和波伏瓦一起度过。波伏瓦继续自己的写作，那时禁止犹太人入内以及禁止雇用犹太人的指示牌也竖了起来。博斯特想要成为记者，因此波伏瓦帮助他提高写作水平。那年冬天，波伏瓦潜心阅读克尔凯郭尔以及康德。现在博斯特回到了巴黎，波伏瓦希望萨特也能回来。
[25] WD 147, 11 November 1939.
在工作以外，波伏瓦在生活中也坚持严格的时间分配：每周有两个晚上和奥尔加度过，两个晚上和纳塔莉度过。纳塔莉十分讨厌波伏瓦如此吝啬自己的时间，说波伏瓦就像是“冰箱里的计时器”，一到时间就要工作。有时候纳塔莉会去波伏瓦住的酒店外面等她，早上等着她离开酒店，下午等着她下班回来。波伏瓦会和纳塔莉一起去剧院看戏，战时的票价很便宜。
[26] 见WD 147–9.
波伏瓦第一次接触到黑格尔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课本里，波伏瓦觉得黑格尔是那种她会敬而远之的哲学家，因为他把历史当作一个系统的逻辑发展，认为思想可以解释一切事物，而个人体验没有什么价值。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都批判过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只给了我们一座“思想的宫殿”，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只满足于“解读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但在“二战”期间，波伏瓦觉得阅读黑格尔成了她“能找到的最能抚慰自己的活动”。这让她回想起她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手边有实实在在的书本，里面有关于人类历史的思想，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心。”[69]
[27] WD 157, 16 November 1939; WD 159.
8月，萨特被转移到了靠近特里尔的第十二战俘营。那里条件还勉强过得去，萨特一周能够写两张明信片。萨特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创作了他的首个剧本，继续写《存在与虚无》。在巴黎，波伏瓦步行去多摩咖啡馆写小说或者去国家图书馆读黑格尔和让·瓦尔的时候，总会在路上看到纳粹党的十字旗。[68]7月，波伏瓦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里找到一段文字，很受启发，觉得可以用在《女宾》里。
[28] WD 176–7, 2 December 1939.
纳塔莉仍然在巴黎，奥尔加在7月中旬回到了巴黎。波伏瓦和奥尔加见面后说了几个小时的话。这时候的奥尔加怀孕了，但孩子不是博斯特的（博斯特一直在前线）。奥尔加不想要这个孩子，她想要堕胎。在攻占时期，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诊所做堕胎手术。不过波伏瓦还是想方设法帮奥尔加找到了，但是奥尔加术后感染了，波伏瓦整整照顾了奥尔加两个礼拜。
[29] WD 192, 14 December 1939. 玛丽·维尔的评论见WD 187. 玛丽·维尔在回忆录和日记中被称作玛丽·吉拉尔或“月亮上的女人”（the MoonWoman）。
贝当元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法国人堕落颓丧得太久了，现在需要重新恢复秩序，重拾他们早已忘却的价值观，“工作、家庭、祖国”就是当时的维希政权提出的口号。[65]波伏瓦觉得，在沦陷的巴黎，“连呼吸都意味着妥协”。[66]时间采用的是德国时间，宵禁开始之后，当波伏瓦从自家阳台向外看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光。[67]
[30] SdB to Sartre, 11 December 1939, LS 206.
因为不得已，我只能选择签名。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我的教职工资：我的定量供应卡、身份文件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依赖于它。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我讨厌这么做，但是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我是谁？谁都不是，无名小卒一个。就算我这个毫无名气的老师拒绝签署这份声明，那又能有什么用呢？显然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我反而会因此丢掉工作，失去收入。在战争年代，在那样的境况下，谁会傻到去冒那样大的风险？[64]
[31] SdB to Sartre, 14 December 1939. Lettres à Sartre, p.351 (French edition).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在《维希誓言》（Vichy Oath）上签了名，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63]多年之后，波伏瓦表示很羞愧当时签了名，但是在那个时候波伏瓦别无选择：
[32] WD 192, 13 December 1939.
波伏瓦打电话给博斯特在塔夫尔尼的父母打听他的下落，得知博斯特已经被转移到了阿维尼翁附近的一家军事医院。[62]波伏瓦给奥尔加也打了电话，得知奥尔加和她的家人在拉吉尔，也平安无事。埃莱娜和利昂内尔仍在葡萄牙，但是她离波伏瓦很远。
[33] 在这封信里波伏瓦没有提到被奥尔加以这种方式爱。SdB to Sartre, 21December 1939, LS 223.
波伏瓦在拉普厄兹乡间一个靠近拉瓦尔的朋友家待了一个月，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想获知萨特和博斯特的消息。波伏瓦觉得他们俩甚至有可能在巴黎。波伏瓦搭了德军军事卡车的便车启程返回巴黎。回到巴黎后，波伏瓦看见卢森堡公园的参议院到处都插着德国国旗。波伏瓦去看了自己的父母以及纳塔莉，然后搬到了祖母家。[61]波伏瓦去了丹麦酒店，发现那里有一封萨特寄来的信在等着她，是她离开巴黎那天到的。
[34] WD 210, 30 December 1939.
一想到法国已经沦陷，而她的两个情人一个中弹受伤，一个马上就要成为战犯，波伏瓦不禁流下眼泪。第二天波伏瓦加入了比安卡一家，和其他三百万人一起逃离巴黎。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22日，法国贝当元帅与纳粹签署了停火协议。德军控制了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北部地区，贝当元帅退守到法国南部的小城维希，管理包括维希在内的非占领区，也就是自由区。
[35] WD 210, 30 December 1939.
1940年6月9日晚，波伏瓦收到比安卡的留言条。比安卡已经找她找了一整天了，留言条上说：“不管多晚，请一定要来花神咖啡馆找我。”波伏瓦去到那里之后，发现一屋子的人都愁容满面。比安卡的父亲消息灵通，知道德国人快要攻进巴黎了。比安卡和她父亲打算第二天就离开。他们知道，波伏瓦不是犹太人，不用急着撤离，但是比安卡还是希望波伏瓦能够跟他们一起离开。
[36] SdB to Sartre, 14 December 1939. Lettres à Sartre, p.350. 同一天，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来写道德观。”(14 December 1939,WD 192.)
从3月23日到7月11日，波伏瓦没有跟任何人通书信。[58]1940年5月7日，伽利玛出版社接受了波伏瓦的小说。[59]三天后的5月10日，德国进军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博斯特被派遣到比利时边境。5月12日，德军包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陆空双管齐下袭击法国周边地区。5月21日，博斯特被炮弹碎片击中腹部受伤，大量失血，被担架抬到红十字站，再转到军事医院做手术。博斯特很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获准撤离前线。萨特写信安慰波伏瓦说博斯特能够撤离前线已是万幸。[60]博斯特所在的军团，人员大幅伤亡，5月23日，保罗·尼藏在敌军的战火中牺牲了。
[37] Beauvoir, 引自Bair, p.270.
对此，萨特也有些懊悔，他也觉得那封信的确是太过分了。[55]接下来的几周，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通信内容大多都围绕着比安卡：波伏瓦觉得比安卡一开始难以接受，但是现在逐渐振作了起来。波伏瓦继续和比安卡一起吃饭，和她讨论哲学，比安卡也会帮波伏瓦读她的小说。比安卡觉得《女宾》里的思想太深奥了，更喜欢那种没什么深度思想的美国小说（比如海明威的）。[56]在波伏瓦“偶然的”情人里，觉得她小说里的思想太深奥的并非只有比安卡。但是在波伏瓦的一生中，和比安卡的这段关系恐怕是最缺少思想深度的了。1940年的头几个月，波伏瓦承认，她和萨特给比安卡带来了太多的痛苦。3月3日，波伏瓦写信给萨特：“我自责，也责怪你。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应该让比安卡如此痛苦。”[57]
[38] SdB to Sartre, 12 January 1940, LS 252.
我们能确定的是，在1940年，萨特写了一封信向比安卡提出分手。[53]萨特还写信告诉波伏瓦比安卡是如何严词指责他的。在2月27日，波伏瓦先简短地向萨特表示了同情，接着便谴责他：“你真的做得太过分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比安卡来看波伏瓦时，给她看了萨特的信。鉴于波伏瓦以往的行为，虽然这封信没有留存下来，但波伏瓦的反应到底是伪善还是真诚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在给萨特的信里，波伏瓦说比安卡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伤心不已：“我觉得比安卡这样激烈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你的信实在是太过分了。”[54]
[39] 见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90.
波伏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她也直面萨特的错误。但是木已成舟，他们没法抹去自己做过的事情。1940年，比安卡经历了一次情绪崩溃，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心碎不已，彻底被击垮了”。[52]
[40] 见WD 217–20.
第二天，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自己不想再玩诱惑的游戏了。为了简化一切，萨特写了一封分手信给比安卡。在那之后波伏瓦见到了比安卡，比安卡很受伤，生气极了，也充满了怀疑。在比安卡看来，萨特的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因为仅仅几周之前，萨特还在信里大谈战争结束后，他、比安卡和波伏瓦三个人的美好未来。现在突然收到萨特的分手信，比安卡当然会错愕不已，愤愤不平。波伏瓦对萨特说他俩对待别人的方式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51]
[41] Sartre to SdB, 12 January 1940, QM 25.
我处在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中。在我疯了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不安了……我亲爱的，我多么需要你……我爱你。也许因为我的种种谎言，在你看来我很卑劣……恐怕你也会突然问自己……他是不是在撒谎，是不是只说了一部分真相？我亲爱的海狸，我的小人儿，我向你发誓在你面前我是纯粹的。[50]
[42] SdB to Sartre, 14 January 1940, LS 255.
也许是因为这封信，也许是因为万达发现了萨特之前的恋人，也许是因为萨特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不管是什么原因，萨特感到莫名的恐惧：
[43] Sartre to SdB, 16 January 1940, QM 31.
就在萨特写信感谢波伏瓦激发他想出时间理论的那天，波伏瓦意外地在教室里收到一张小字条。6个月不见的博斯特终于回来了，波伏瓦高兴得颤抖。她一路小跑着去见博斯特，和他兴奋地聊起天来。在这之前的一年，波伏瓦告诉博斯特说自己是在“用整个灵魂”爱他[48]，她也曾觉得博斯特未来会是她生命中绝对的，甚至是本质的一部分[49]，但是最近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觉得自己和博斯特“没法实现给彼此的承诺了”。
[44] Sartre to SdB, 17 January 1940, QM 33.
第二天萨特没有收到波伏瓦的回信，便又接着写信给她。萨特仍然在钻研他的时间理论，但是他内心感到很空虚……为什么波伏瓦不给他回信呢？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你能在这里，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47]
[45] SdB to Sartre, 19 January 1940, LS 261.
萨特这时正在写的作品便是日后的《存在与虚无》。波伏瓦听闻之后说：“这听起来是多么诱人啊！虚无的理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45]次月，萨特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波伏瓦，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标签：“我的脑中也开始有时间理论的灵感，从今天晚上开始我要创作这个部分。你知道吗，这一切都多亏了你。你小说里弗朗索瓦丝的执念启发了我：当皮埃尔在泽维尔房间里的时候，有一个物体独自存在着，别人的意识都没有察觉到。”[46]（弗朗索瓦丝、皮埃尔以及泽维尔都是波伏瓦的小说《女宾》里的人物。）
[46] Sartre to SdB, 18 February 1940, QM 61.
萨特在1月16日回复了波伏瓦：“我已经忘了身边有个人是什么感觉了，更不用提是像你这样能够理解我的所思所感的人。”[43]第二天，萨特又感慨道：“这到底是怎么了，亲爱的你现在竟然有这么多桃花运！”[44]
[47] Sartre to SdB, 19 February 1940, QM 64.
萨特写信告诉波伏瓦，除了她以外，他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什么也不是（除了对他自己的母亲）。战争结束之后，萨特将会蜕去旧的自己，因为他发现自己的那些女伴没一个对他保持忠贞。[41]在这之后的两天，波伏瓦在信里向萨特描述了自己和纳塔莉上床的经历：她俩赤裸地躺在床上，本来想一起读几页关于意志的哲学材料，“但是我们开始亲热，彼此都有回应。这显然和跟奥尔加在一起时不一样，因为我已经喜欢上纳塔莉的身体了”。[42]
[48] SdB to Bost, 5 February 1939, CC 234.
波伏瓦笔下这样夸张的描述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因为波伏瓦显然是享受和其他女性发生关系的，而且波伏瓦也和比安卡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那么波伏瓦真的有对另一个女人的身体感到如此恶心吗？当波伏瓦最终和比安卡分手的时候，她说自己更喜欢和男人做爱。[39]尽管当时的波伏瓦对比安卡以及她俩的关系感到恶心，甚至在1941年1月，波伏瓦一看到比安卡就感到一阵寒意，但她还是同意每周花两个晚上的时间和比安卡在一起。[40]
[49] SdB to Sartre, 18 February 1940, LS 277.
1940年1月12日，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小说《女宾》的前160页，她希望萨特来看她的时候能够读一读。此外，波伏瓦也告诉萨特，她和比安卡又“亲热”了，波伏瓦甚至告诉萨特，比安卡身上除了以往一直有的一种气味之外，好像还有一股粪便的味道，让波伏瓦恶心得难以忍受。波伏瓦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和比安卡可以做朋友，但是发生关系，对波伏瓦来说已经索然无味了。[38]
[50] Sartre to SdB, 29 February 1940, QM 87–8.
少女时期的波伏瓦就读过柏格森、富耶、拉尼奥和其他一些哲学家的作品。自那之后波伏瓦就对关于自由的哲学很感兴趣。同时，这也是她和萨特参加的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里的一个核心话题，波伏瓦和萨特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概念。把自由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考虑是很容易的，以及像萨特那样，声称所有的自由都是平等的也不难。但是波伏瓦想要的是能够身体力行的哲学。看过了很多种人生之后，波伏瓦认为：自由是不平等的，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所以自由也会因人而异。[37]
[51] SdB to Sartre, 4 March 1940, in LS 285.
1939年圣诞节，波伏瓦一个人在梅杰夫小镇继续她的写作。波伏瓦充满了灵感，精神专注，对于自己的写作进展感到欣喜。看到手中的作品即将收尾，波伏瓦也开始展望接下来的作品了，她想要创作一部“关于整个一生的作品”。[35]这段时间，波伏瓦也在读萨特的作品，帮他提出修改意见。萨特在研究自由的概念，波伏瓦看了他还没完成的稿子后，大大地赞许了萨特，说这可以和柏格森和康德的哲学著作相提并论。但是波伏瓦也表示，在看到完整的论述之前，她没法给出什么批判意见。如果现在一定要提意见的话，她想问的问题是：当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由之后，该做什么呢？[36]
[52]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9.
波伏瓦的不安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月萨特写信告诉她，他已经在计划和比安卡分手了。显然，波伏瓦觉得分手并没有萨特想得那么容易，而且她不得不直面他们俩“利用”了比安卡的事实。[34]
[53]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86.
一周之后波伏瓦再次写信给萨特，说纳塔莉已经跟她告白，说自己爱她，并试图亲吻她，一副觉得和她在名正言顺地恋爱的模样。波伏瓦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有这种自由的话”，也许会痛快地开始这段恋情。但是一想到被比安卡和纳塔莉同时热烈地爱着，波伏瓦还是觉得无法接受。[33]我们并不清楚，波伏瓦为何突然觉得自己“没有这种自由”。显然波伏瓦觉得没必要跟男人保持忠贞的单偶制，但是为什么面对女性时，波伏瓦会改变自己的标准呢？即便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波伏瓦也没必要感到“没有这种自由”。在1942年的时候，同性恋的合法性行为年龄被提高到了21岁（而异性恋的年龄仍然是13岁）。即使是在1939年，波伏瓦与比安卡以及纳塔莉交往时，她们也都已经达到了合法的结婚或性行为年龄。
[54] SdB to Sartre, 27 February 1940, LS 279.
纳塔莉出生于1921年，和比安卡一般大。从10月开始，纳塔莉就不断地央求波伏瓦和她上床。而且纳塔莉嫉妒萨特、博斯特、奥尔加以及比安卡占据了波伏瓦的生活，她觉得自己被挤到了第五位。纳塔莉可以算是一个问题少女，她会偷自行车，甚至会把商场里的文具套装顺手牵羊拿到学校里卖掉，给自己换零花钱。纳塔莉告诉波伏瓦，她的父母把她叫作“寄生虫”，却对于拿走纳塔莉的钱一点也没有感到良心不安。在12月的时候，波伏瓦明确地告诉纳塔莉她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性关系。但是，在1939年12月14日那一天，纳塔莉本该研读康德，可她却故意去勾引正襟危坐的波伏瓦。那天晚上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我阻止不了她，她非要和我睡。”[31]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其实自己并不想那样，“但是招架不住欲火焚身的纳塔莉，这让人厌恶，难以忍受”。[32]
[55] Sartre to SdB, 28 February 1940, QM 85.
纳塔莉的父母是俄国人，他们在大革命期间离开了俄国。纳塔莉个子很高，皮肤白皙，脾气很暴躁。纳塔莉在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波伏瓦很喜欢和她谈论康德和笛卡尔。纳塔莉想要继续学习哲学，但是因为她的母亲离婚了，付不起索邦的学费。纳塔莉的母亲希望她能停止学业，开始工作。波伏瓦决定替纳塔莉交学费，纳塔莉才得以在1939年进入索邦继续念书。
[56] SdB to Sartre, 1 March 1940, LS 282.
斯捷帕也开始向波伏瓦抛出一些问题。在11月比安卡到巴黎看波伏瓦之后，斯捷帕问波伏瓦是不是女同性恋。波伏瓦此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性向，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异性恋。但是不可否认，波伏瓦总是会吸引一些女性，尤其是她所在学校里的年轻女性。波伏瓦写信告诉萨特，她自己渐渐开始享受这种关系。[30]波伏瓦是喜欢和女性做爱的，但是她似乎总是暗示自己，这不应该是第一位的。直到1939年圣诞节，波伏瓦仍然和比安卡保持着性关系。12月中旬，比安卡搬回了巴黎。但这时候，波伏瓦那位毕业班的学生纳塔莉·索罗金已经完全迷上了她。
[57] SdB to Sartre, 4 March 1940, LS 285.
渐渐地，波伏瓦觉得她应该研究她自己。波伏瓦的一个朋友玛丽·维尔告诉波伏瓦，萨特在压制她。（波伏瓦回复：“这一点也不新奇。”）不过波伏瓦的确开始对萨特的哲学观点持异议，她同意萨特对意识的看法，但是质疑他阐发道德的方式。[29]
[58] 见LS 311.
1939年年底，波伏瓦发现即使萨特不在巴黎，她自己也可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一次，她的朋友科莱特·奥德里邀请她和哲学家让·瓦尔共进晚餐。一开始波伏瓦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去，因为如果她临时改变日程安排，奥尔加还有其他一些人就会大发雷霆。最终波伏瓦还是决定去赴宴，因为她需要“出去和别人见面，需要进行一些正儿八经的谈话”。那天晚上，波伏瓦突然有一种预感，自己的小说《女宾》一定能够出版。在席间，波伏瓦觉得“自己受到了认真的对待”，她也惊讶于自己颇有侃侃而谈和与别人交谈甚欢的能力。12年前在索邦念书时，波伏瓦就在日记里问过：为什么自己总是觉得别人比她更加“正儿八经”呢？[28]
[59] SLBdB,‘Chronologie’, MPI lxxix.
波伏瓦觉得自己完全理解不了奥尔加。如果奥尔加爱博斯特的话，为什么不愿意跟博斯特分享自己的生活？奥尔加怎么能把给博斯特写信看成是浪费，而不是甜蜜？要知道，奥尔加的几句话就能温暖远在战场上的博斯特，让他开心起来。对于波伏瓦来说，写信几乎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波伏瓦想要分享博斯特的生活，也想要分享萨特的生活。尽管在与萨特的关系中，波伏瓦已经意识到：“精神生活对我和萨特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会使一切容易许多。”[27]
[60] Sartre to SdB, 29 May 1940, QM 206.
进入11月之后，波伏瓦仍然纠结于自己对奥尔加的欺骗。但是不久之后，奥尔加告诉波伏瓦她已经不再写信给博斯特了，而且她感觉自己再也不想给博斯特写信了。奥尔加说：“我没法时时刻刻都想着博斯特。而且，如果只能每几个月或是隔几天才能看到对方，这样的感情还有什么意义？”战争开始才几个月，奥尔加就已经毅然决然地要跟博斯特分手。波伏瓦很同情博斯特，博斯特并不想结束和奥尔加的关系，希望奥尔加能继续写信给他。
[61] SdB to Sartre, 11 July 1940, LS 312.
波伏瓦试图鼓励比安卡“把自己想象成自己生活的中心”，而不是把波伏瓦或者萨特放在那里。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比安卡必须变成一个与自我有联系的人。”但是她很清楚，这对比安卡来说太难了。比安卡离开之后，波伏瓦仍然觉得心绪不宁，她的心里既有悔恨，又残存有对比安卡的爱，波伏瓦甚至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可耻。[26]
[62] SdB to Sartre, 11 July 1940, LS 315.
比安卡来看波伏瓦的第三天，波伏瓦已经觉得比安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且不说比安卡的幻想，波伏瓦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比安卡看待爱的方式和她完全不一样。比安卡觉得爱是“共生”，比安卡不明白人们真的可以在独处中找到快乐或者真心想要工作。当比安卡发现波伏瓦爱萨特胜过爱她时，她情绪崩溃，当场大哭。对此波伏瓦感到骇然：“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最爱她啊。她这样轻易地给自己制造这些幻想，我实在是受不了。”[25]
[63] 更多参见Ursula Tidd, Simone de Beauvoir, London: Reaktion, 2009, p.70.
第二天，比安卡指责波伏瓦不应该在经济上给埃莱娜帮助，认为如果波伏瓦不这么做的话，波伏瓦就能负担起更多她来巴黎的花销。如果波伏瓦不再教书，就能有更多时间陪她。比安卡的这些无理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讨人厌了，波伏瓦告诉比安卡自己快要被她压得喘不过气了。之后比安卡告诉波伏瓦她在幻想要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给一些马上要上战场的朋友，这样他们就不用到死都是处子之身了。[24]
[64] Bair, pp.242–3.
波伏瓦去世之后，她的信件和战时日记以法语出版。上面这样的篇章让巴黎的媒体称波伏瓦“像莽夫一样粗野”。[23]不过，这也不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一次被人说行动思考像男人了，但法国媒体对于波伏瓦竟用如此冷漠的男性口吻说话还是感到很震惊。而且，波伏瓦明明都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野和病态，却仍然那么做，这让人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65] Sandrine Sanos, Simone de Beauvoir, p.88.
几天之后，波伏瓦从萨特那里回到巴黎，比安卡也到巴黎来看她。对此波伏瓦并不高兴，因为她发现比安卡最近的来信越来越狂乱，也渐渐对比安卡提不起兴趣了，波伏瓦对此感到担心。波伏瓦一想到比安卡和萨特的关系，以及自己和比安卡的感情，就觉得惶惶不安。但是波伏瓦还是和比安卡发生了关系。之后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她和比安卡之间的肉体快感是“变态的”。波伏瓦知道自己“利用了”比安卡的身体，她的感官享受是粗野的，没有一丝温柔；在此之前波伏瓦从来没有过这种病态的感受。波伏瓦写道：“这就好像是坏掉的劣质鹅肝酱。”[22]
[66] 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 l’age, Paris: Gallimard, 1960, p.549.
渐渐地，波伏瓦意识到，她并没有变成自己曾经想要变成的那种女性。波伏瓦写道：“曾经有段时间，我试着相信自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博斯特的出现，波伏瓦意识到了“偶然的、激情的爱的存在”。波伏瓦在日记里表示发现自己的这一面很有趣：“我离了解自己又近了一步，这挑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正变得更加轮廓分明。……我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尽管我还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20]在工作上，波伏瓦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师，1939年10月她获得学校的表彰，也收到了许多学生表达谢意的卡片以及一起喝咖啡的邀约。[21]但是这些就够了吗？
[67] PL 456–7.
波伏瓦告诉萨特，她因为博斯特还爱着奥尔加而感到难过，而且现在波伏瓦尤其不想把博斯特的假期分享给奥尔加。萨特提醒波伏瓦，是她自己选择了去爱一个爱着奥尔加的男人，实际上，如果没有奥尔加，这段关系就不会稳定了。波伏瓦自己都做不到专一，却反过来要求博斯特专一，实在是有些不公平。
[68] PL 456–8. 又见WD 304–9.
波伏瓦很难过，自己不能独占萨特和博斯特服役期间的假期。波伏瓦不想看到萨特和奥尔加、万达两姐妹在一起，而且现在比安卡也想要争夺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萨特安慰波伏瓦，尽管他对万达有感情，但是她只有22岁，幼稚且善变，他不指望自己和万达的感情能够持续到战后。虽然萨特还在给比安卡写信，但是他经常直接把写给万达的话一字不改地搬给比安卡，而且萨特对比安卡也渐渐不那么热情了。萨特休假的四个夜晚里，波伏瓦和他共度了两个激情的夜晚。尽管这是1939年分别之后波伏瓦和萨特的首次重逢，但是他们的性生活已经彻底平淡无味了。[19]
[69] WD 304, 6 July 1940.
最终，波伏瓦一直待到11月5日。波伏瓦和萨特讨论哲学，也分享了彼此混乱的感情生活，还有他们的小说。波伏瓦读了萨特正在写的《自由年代》，萨特读了波伏瓦的《女宾》。波伏瓦建议萨特重新打磨他的女性角色马赛勒。波伏瓦几乎忘了这种跟人促膝长谈，重新找回自己精神伴侣的感觉。[18]虽然在萨特走后，波伏瓦一直有教书和保持阅读，但即使是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纪德、赛珍珠、毛姆、莎士比亚、果戈理、杰克·伦敦、笛福、阿加莎·克里斯蒂、阿瑟·柯南·道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弥补不了这种深入谈话缺失所造成的精神空缺。
[70]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89.
10月末，萨特写了一封信，以代码的形式告诉波伏瓦他的详细位置。[17]波伏瓦大费周章地去看望萨特，为了获得旅行文件，她甚至假装生病，拿到医学证明。波伏瓦在10月31日深夜时分抵达，第二天早上波伏瓦去了萨特吃早饭的客栈，好让他知道她来了。波伏瓦和萨特不能一起外出，因为萨特当时还穿着制服，于是波伏瓦带他去了她的酒店房间。波伏瓦的通行证只能持续24个小时，但是她想要待久一些。
[71]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p.94, 92.
当波伏瓦试着让自己用别的关系来分心，不再纠结的时候，她似乎滑向了另一个深渊。一个波伏瓦教过的学生纳塔莉·索罗金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波伏瓦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使我心神不宁。”[15]这边，和比安卡的关系也往坏的方向发展。比安卡写信给波伏瓦，说让波伏瓦把别人都送走，比安卡的自我及强烈的占有欲让波伏瓦感到厌烦。[16]波伏瓦和萨特、博斯特以及奥尔加的关系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不可能因为比安卡一声令下，说断就断。波伏瓦的生活里唯一进展顺利的，似乎只有她的小说。波伏瓦尽力保护自己的写作时间不被打扰，她的小说渐渐成形了。
[72] WD 318, 19 November 1940.
奥尔加公开写信给博斯特，万达公开写信给萨特，就好像对方是自己的男人一样；而波伏瓦只能偷偷摸摸地给萨特和博斯特写信。和奥尔加在一起的时候，波伏瓦会忍不住偷瞄博斯特寄给奥尔加的信件，想看看有没有比寄给自己的信件多。奥尔加收到的信件看起来似乎比波伏瓦收到的要厚，波伏瓦不禁想，博斯特写给奥尔加的信会不会更加温柔？波伏瓦越来越频繁地感到妒忌和内疚。有天晚上，波伏瓦梦到奥尔加突然要看她正在写给博斯特的信，吓得一身冷汗，惊醒过来。[12]两周以后，奥尔加走进波伏瓦的房间，当时波伏瓦才刚刚读完博斯特寄来的信。其实奥尔加并不知道波伏瓦刚刚读了什么，但波伏瓦心里充满了“不好的感觉”，波伏瓦试图为自己辩解，但她知道博斯特爱着奥尔加。她只是在找借口：“也许博斯特爱着奥尔加，但是我也可以爱着博斯特，尽管我感到很痛苦。”波伏瓦感到非常苦恼，她希望萨特能帮她剖析情况。[13]几周以来，波伏瓦都沉浸在低迷的情绪和惶惑当中：“我的周遭正在发生战争，我的心里也兵荒马乱，我感到极度痛苦，但不知道该如何消解。”[14]
[73] WD 320, 9 January 1941.
萨特和波伏瓦当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彼此，萨特甚至都不被允许告诉波伏瓦他所在的位置。虽然在服役，但是萨特仍然有教职薪水，所以他可以支持奥尔加和万达继续住在巴黎。不然的话，她们就得离开巴黎，或者找工作养活自己了。因为男人们都上战场了不在身边，波伏瓦和奥尔加、万达两姐妹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一些，萨特称呼她俩为“科萨两姐妹”（The Kosaks），她俩和波伏瓦一起搬到了位于瓦万街的丹麦酒店。但是波伏瓦对此有些不满，她一直努力地工作，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而与此同时，波伏瓦和萨特一直在资助科萨基维奇两姐妹。波伏瓦为埃莱娜和万达共用的画室付钱，然而她们却在所谓的艺术追求之路上没什么进展。
[74] WD 320, 21 January 1941.
从现在来看，我们已经知道萨特可以同时对好几个女人说：你是我不可替代的唯一。这让我们很难把他在这封信里的誓言当真。但是在萨特的日记中，波伏瓦的确占了最重要的位置。10月14日他们“贵庶通婚”的十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萨特回顾自己是需要波伏瓦的——没有她，世界将会是“一片荒漠”。萨特有三天没有收到波伏瓦的来信，这使他意识到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完全来自“被海狸理解、支持和肯定”。萨特说：“如果没有这些，一切都会分崩离析。”[11]
[75] VED 104.
我的爱，你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我，因为我甚至都不后悔，因为你永远是我。你是如此丰富，是你让我看到了未来，并得以实现任何一种生活。此刻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近。[10]
[76] VED 31.
战争让波伏瓦和萨特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跟波伏瓦分开也让萨特意识到波伏瓦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萨特写道不管怎么样，有一点不会变，他告诉波伏瓦，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和你在一起”。他感谢战争让他明白他和波伏瓦是一体的：
[77] VED 15.
即使如此，波伏瓦还是在9月20日去坎佩尔看望了比安卡。当波伏瓦抵达的时候，比安卡正坐在台阶上，两眼噙着泪等她。波伏瓦和比安卡一起去喝了咖啡，比安卡告诉波伏瓦她母亲很不高兴波伏瓦来看她，因为她母亲之前偷看了她的信件，并且威胁她要把信寄给教育部。（波伏瓦在日记中说：“我根本不信，而且我也没有因此而生气。”[8]）20日和21日，波伏瓦和比安卡一起走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们拥抱告别，但是波伏瓦并不是很享受，只觉得“窒息”。[9]
[78] VED 42.
相比之下，比安卡的热络让波伏瓦也喜欢不起来。比嫩费尔德一家逃离了巴黎，9月16日，波伏瓦收到比安卡的信，她在信中责备波伏瓦不去看她。波伏瓦和比安卡之间渐生嫌隙：随着萨特的离开，比安卡想要在波伏瓦的生活中占据更加中心的位置，但是波伏瓦渐渐发现了比安卡的颐指气使和强烈的控制欲。在巴黎的时候，波伏瓦重新发现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快乐，但比安卡不怎么尊重波伏瓦一个人的空间，这让波伏瓦有些厌烦。[7]
[79]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Chronologie’, MPI lxxxiii.
后来波伏瓦收到了信件，她觉得看到了一丝希望。有一天波伏瓦同时收到了博斯特和萨特的消息，她觉得幸福无比。但是紧接着，波伏瓦又充满了罪恶感。（毕竟，纪德说：“一个人因为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全而放声大笑很简单，但是也未免太过不得体了。”[5]）后来的波伏瓦和萨特，回头看那段时间，他们都承认战争使他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力量。战后，波伏瓦和萨特都说，他们完全改变了自己之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旁观者的心态。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个人生活。9月14日，奥尔加告诉波伏瓦，如果博斯特死了，的确是个悲剧，但是她在“内心深处”并不会受到影响。波伏瓦说，听到奥尔加这么说，更坚定了她不放弃博斯特的决心。奥尔加搬家的时候，甚至都懒得把信件转去新的地址。这就意味着，奥尔加几周都没法收到博斯特的消息，但她对此无所谓。波伏瓦没法理解她的冷漠。[6]
[80] 18世纪90年代，同性恋在法国受到歧视。在1942年8月6日，维希政府在《刑法典》里加入了一条新法规，把同性恋可以进行性行为的合法年龄提高至21岁。当时，异性恋性行为的合法年龄是13岁，后来于1945年提高至15岁。[《刑法典》第334条（1945年2月8日移至第331条），第45-190号法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巴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人们都被派遣到部队了，许多平民逃走了。波伏瓦的学生甚至戴着防毒面具到教室上课。在八个月的“假战”——没有战争的宣战期，波伏瓦的日记里充满了对博斯特或者萨特有可能会阵亡的恐慌和绝望。时间每过去一个小时，似乎都会耗尽波伏瓦的希望，看书也没办法让她平静下来。波伏瓦想要弄明白上战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开始读阿兰和纪德。她跳着读纪德的《1914日记》（1914 Journals），读到了战壕里的“毫无必要的折磨”。[4]
[81] 见Ingrid Galster, Beauvoir dans tout ses états, Paris: Tallandier, 2007.
战争和离别让波伏瓦的生活严重失衡。战前波伏瓦就已经开始感到惶惑和沮丧，现在越发严重了。9月4日，波伏瓦发现自己在早晨还可以勉强撑过去，但是到了晚上却越发难熬。9月5日，波伏瓦经历了严重的恐惧发作。空袭警报也让她睡得不安稳。有一次，睡梦中的波伏瓦被爆炸声和警报声惊醒，她在黑暗中慌忙地穿上衣服，撤离住所，后来好不容易回到住处，重新躺到床上之后，波伏瓦决定干脆和衣而睡，这样逃走的时候就能快一点。[3]
[82] 至少在1942至1943学年的卡米尔塞学院（Camille Sée），波伏瓦就已经给自己的学生教授现象学。她的学生之一热纳维耶芙·塞维尔描述波伏瓦的课程为“由现象学的视角来提纲挈领”，并很感谢波伏瓦“把现象学早早地介绍给她，让她能够接触到胡塞尔和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法国还不是教授课程。Geneviève Sevel, ‘Je considère comme une grande chance d’avoir pu recevoir son enseignement’, Lendemains 94 (1999): 48.
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对德国开战。1936年的时候，埃莱娜遇到一个来自勒哈弗尔的男学生利昂内尔·鲁莱，他也是萨特的学生。利昂内尔对于“有着惊人智慧的女哲学家”[2]早有耳闻，不过他对埃莱娜一见钟情。到了1938年，利昂内尔和埃莱娜相爱了，当时萨特和波伏瓦已经开始称呼他们的小圈子为“大家族”，利昂内尔和埃莱娜后来成了“大家族”里最长久的一对儿。在对德宣战的那一天，波伏瓦对埃莱娜说可以给她一笔钱，让她去葡萄牙找利昂内尔。埃莱娜很感激波伏瓦，接受了她的资助离开了巴黎。
[83] 见SdB to Sartre, 20 January 1944, LS 380.
自9月2日起，波伏瓦经历了多次情绪崩溃，她常常担心博斯特会阵亡。雅克-洛朗·博斯特是带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典型的左翼思想入伍的。他的思想深受阿兰、季奥诺、罗曼·罗兰、纪德这些参加过战争且无条件支持反战主义的作家的影响。博斯特本可以在部队里迅速升迁，但是他对追名逐利不感兴趣，也不想违背自己不当炮灰的初心。波伏瓦重新开始写日记，一是为了记录现实，二是为了逃离现实——“只有在写作的时候，人才能不胡思乱想。”[1]
[84] Ingrid Galster, ‘Simone de Beauvoir et Radio-Vichy: A propos de quelques scenarios retrouvés’,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08. Bd. H. 1/2(1996):.112–32.
1939年8月31日，博斯特被征召上前线。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巴黎到处是征兵海报，号召所有18到40岁的健康男性入伍参军，萨特也回到米斯特拉尔酒店收拾行囊准备上前线。萨特分别给比安卡和万达写了告别信，但还是决定和波伏瓦共度最后一个夜晚。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在凌晨三点的警报声响之前睡了一会儿。波伏瓦送萨特到多摩咖啡馆喝了咖啡，随后出发去巴黎东站。萨特告诉波伏瓦他在气象兵部队待过，不会有危险的，并安慰波伏瓦一切会像从前那样，还跟波伏瓦约定要书信联络。然而波伏瓦不确定还能不能给萨特寄信。两人拥抱之后就分开了，波伏瓦含泪目送着萨特渐渐远去的背影。
[85] 见LS 384 n. 320; ‘Chronologie’, MPI lx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