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希望读者看完她的作品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行动塑造了生活里他者的世界，塑造了他们所能行动的境况。波伏瓦很后悔自己之前漠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当然，我们不清楚这个改变是因为波伏瓦自己的境况，还是因为“二战”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她个人生活的波折。即使是在和萨特的“本质的”恋爱关系里，波伏瓦也感到痛苦。渐渐地，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和萨特的关系伤害了他们“偶然的”恋人们。之前萨特给比安卡写了一封过分的分手信，波伏瓦狠狠斥责了萨特。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如今比安卡也嫁给了伯纳德·朗布兰，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比安卡的情绪非常不好，因此会常常来找波伏瓦。1945年，波伏瓦曾写信给萨特说他们俩应该为比安卡的痛苦负责。有一天晚上波伏瓦和比安卡聊到深夜，她的内心充满了懊悔：“比安卡现在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这是我们造成的。这显然是比安卡与我们分手的后遗症，我们对她的影响很深也很直接……我们伤害了她。”[36]（后来，比安卡的心理分析师雅克·拉康也赞同波伏瓦的看法。[37]）
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波伏瓦并不赞同萨特对于自由的定义，她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理解。萨特认为自由是无限制的，但波伏瓦认为我们和他人的选择是相互制约的。因此，光是追求自由还不够，如果想要真正地尊重自己的自由，那么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以道德的方式去行使自由。[35]
波伏瓦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出版后大受好评。在《时势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里，波伏瓦回顾了这段时期，她认为这是因为法国当时“鼓励回归哲学”。[38]波伏瓦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谈到了邦雅曼·贡斯当、黑格尔、斯宾诺莎、福楼拜、卡夫卡、康德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哲学观点，同时也否定了这些人的观点。波伏瓦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法国民众在被攻占时期之后渴望哲学阅读的心态，大大淡化了她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但是，通过奉献来合理化一个人的存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首先，如果你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对方是否接受一个他不怎么想要的东西上时，你为之奉献的对象很可能会厌烦你。而且，如果我们用奉献去限制他人的自由，违背他人的意愿，那我们对他人的奉献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暴政式的绑架。世上这么多的人都想要为另一个人奉献自我，当时的波伏瓦想要知道，有没有可能在奉献的同时不绑架他者？[34]
波伏瓦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吗？我们很幸运能够从波伏瓦1945年的一次访谈中看到事情的真相。在《法语字母》（Les Lettres Françaises）里，波伏瓦没有谈及公众在攻占期间没法读到哲学作品，而是聚焦于萨特哲学体系的缺陷。用波伏瓦自己的话说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并没有暗示道德观，而我想要提炼出一套道德观。后来，我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里进一步阐发了这种道德观，在小说和戏剧当中我也试图提出具体的方案，虽然是用一种更具体但也更模糊的方式。”[39]那为什么波伏瓦要在自传当中抹掉自己如此重要的哲学贡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波伏瓦选择在公众面前呈现一个不一样自我的原因。
波伏瓦和萨特花了整整十年多去探讨自由的概念。波伏瓦曾经信仰上帝，于是遵照天主教的教义去生活，而后来她想要遵照哲学理念去生活，但是她发现“自由”的概念行不通。萨特曾经在剧本《禁闭》（No Exit）里称他人为“地狱”，那一年，波伏瓦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哲学评论。萨特相信，人在世上是孤独的，而波伏瓦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如果人是孤独的，那么人的命运将会很悲惨。只有和他人一起，我们才能成就某些事。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回到爱和奉献的主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曾在学生日记中写下的哲学思考。波伏瓦写道，每个人都想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寄托。大部分人，尤其是女性，是在为他人奉献、为他人活着中，找到了寄托。有的人认为自己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意义，有的人认为自己在奉献他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寄托。[33]
真正的问题是：大千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在意和有所为的呢？波伏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是唯一属于你，且仅属于你一个人的，这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方式。只有你能创造和维持连接你和他人的关系，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31]你和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须由你和他人一天一天地去创造以及再创造，有时候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有的时候会被忽视，也有的时候会被滥用消亡。[32]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双偶咖啡馆工作，1944年。
波伏瓦当年十分不解自己的父母对于门房儿子去世的冷漠态度，不管她后来变成什么样，她都没有忘记这种困惑。但是波伏瓦也明白，这世界上有太多苦难和不公，如果真的要在乎，要为之哭泣，那我们就只能整日整日地以泪洗面了。我们的能力有限，也并不总是清楚该去在意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去同情所有同样性别、同样国别、同样阶级的人，或者与整个人类认同，那我们也只是在口头上扩大我们在乎的范围罢了。
[1] WD 320, 21 January 1941.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她家公寓门房的儿子去世而哭泣。对此，她的父母有些不耐烦，说道：“这个小男孩又不是你的兄弟。”听罢，女孩擦干了眼泪。但是这样教孩子是很危险的。如果为陌生的小男孩哭泣没有用，应该随他去，那人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兄弟哭泣呢？[30]
[2] PL 434.
但是人怎么能这样想呢？波伏瓦认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独醉的人和众国首领有不同的境况，而且他们改变他人所在的世界的能力也不一样。波伏瓦把自己生活里的场景融入哲学论述：
[3] SCTS 343.
波伏瓦的哲学散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开篇是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一段对话。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纪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息涅阿斯是他的谏臣。当他们在商讨皮洛士征服世界的计划时，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征服世界和在家歇着有什么区别？”[29]萨特认为，人就是要出去成就事业，给自己制定目标，设置极限，尽管那些目标经常被超越，极限也会被重新划定。甚至在实现了追求的目标之后，我们常常会感到失望。有时候，达到目标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为了追求的过程；有时候，一旦得到了，想要的欲望也就随之消散了。所以行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意自己的行为道不道德？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和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的问题很相似：一个人独醉和成为众国首领并没有什么区别。
[4] PL 340.
萨特和波伏瓦一样，都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自由的概念以及人类渴望追寻意义这个课题着迷不已。波伏瓦和萨特都曾经思考，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像上帝那样的超越存在来赋予人类自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和波伏瓦不同的是，萨特还没有找到把道德观融入他的自由论中的方法，也没有找到解决超越问题的答案。波伏瓦分别以散文、小说和剧本这样的文学形式给出了她的答案。但波伏瓦的散文和剧本直到21世纪才被翻译成英文，而她的小说也被广泛解读成只是披着小说的外壳对萨特的哲学思想生搬硬套。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直以来错误地认为是萨特独自创造了存在主义道德观——21世纪最为流行的哲学运动之一。但事实是，波伏瓦早在1945年就曾明确地表示是她，而不是萨特，阐发了存在主义道德观。
[5] SCTS 6–7.
1943年，萨特的鸿篇巨制《存在与虚无》出版了，很多人批判这本书描绘了人性的惨淡。萨特用足足几百页来分析人类的境况，让人读着十分压抑，在这之后萨特仅用了两页半来写道德。萨特认为，“自欺”会导致很多人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不管是一人独醉，还是统领数国，都是一样的。[27]萨特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也没有告诉读者为什么虚无主义是错误的，比如为什么生命是有意义的或者如何才能真正地活着。萨特给读者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自由本身能成为一切价值的来源吗？自由是人重要的原因吗？自由必须要像许多宗教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根据和“一个超越的价值”（也就是上帝）的关系来定义吗？[28]
[6] Angela Carter,‘Colett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19) 2 October 1980:15–17.
那么波伏瓦到底略去了什么呢？波伏瓦的首篇哲学散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是在1943年写完的，但是直到1944年9月法国解放之后才得以出版，而英文版直到2004年才出版。因此，看不懂法语原文的读者一直没法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完整的哲学对话，也看不到波伏瓦独立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道德问题，也开启了她文学生涯的“道德阶段”。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许是因为和博斯特的关系，又或许是因为好不容易结束了和纳塔莉的纠葛，以及意识到自己和萨特伤害了比安卡，又或许是因为担心和萨特的观点联系在一起，要么是以上这些原因都有，当时的波伏瓦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和关系才算是道德的？而在回答这个道德问题之前，波伏瓦不得不回答一个基本的存在主义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一切，而不是虚无？
[7] 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在自我意识的阶段提出的关系辩证法。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个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为主人，后者是奴隶。
波伏瓦的第二卷自传记录了从1930年到1944年的这段时间。她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末尾才开始出版，而对于自己的哲学关注和成就，波伏瓦在《盛年》里只是一笔带过，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在他俩之中，萨特才是哲学家。不过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在这个阶段大量阅读哲学、心理学、宗教以及关于女性的性的书籍（尽管这些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很多）。她阅读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阿兰、美国文学、雷蒙·阿隆、柏格森、乔治·贝尔纳诺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德里乌·拉罗谢尔、英国文学、被她称为“娱乐性垃圾”的作品[26]、福克纳、弗洛伊德、纪德、朱利安·格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海明威、霍尔德林、胡塞尔、雅斯贝斯、乔伊斯、卡夫卡、克尔凯郭尔、拉罗什富科、莱布尼茨、米歇尔·莱里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雅克·马里坦、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莫里斯·梅洛-庞蒂、尼采、普鲁斯特、雷蒙·格诺、圣埃克苏佩里、谢勒、斯凯特克尔的《女人的性冷淡》（Frigidity in Women）、司汤达、斯多葛学派、瓦莱里、让·瓦尔、奥斯卡·王尔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其他作品。
[8] Edward Fullbrook and Kate Fullbrook, Sex and Philosophy, London:Continuum, 2008, 79 & passim.
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巴黎自由了。
[9] PL 434.
第二天，埃菲尔铁塔上挂上了法国国旗，戴高乐将军带领法国和美国军队穿过巴黎，一直到香榭丽舍大道，波伏瓦和奥尔加在凯旋门那里欢呼雀跃。
[10] 见VED 68.
1944年8月25日，波伏瓦、万达和纳塔莉都在博斯特和奥尔加在沙普兰的酒店房间里。她们用土豆做了晚餐，正当她们吃晚饭的时候，广播里说戴高乐将军抵达巴黎了。人们开始欢呼，在大街上高兴地叫起来——在多摩咖啡馆门前，人们蜂拥着去到瓦万街上。但随后出现了坦克，人群从枪声和纳粹党卫军的汽车中逃离。
[11] 译文中“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都是由英文中的“feminism（feminist）”译出。对于较激进的女权运动基本采用“女权”的译法，并考虑到波伏瓦在1972年采访中公开声明立场（见P374），译文对于1972年之后的场景更多采用“女权主义（者）”。
4月20日和21日，巴黎北部遭到盟军轰炸——这次进攻在“霸王行动”里是有争议的，企图阻断所有进入巴黎北部的铁路交通。4月21日，拉夏贝尔铁路调车场遭到袭击，有641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当时萨特和波伏瓦在拉普厄兹，他们收到博斯特寄来的信。博斯特在信里写道，周遭都是震耳欲聋的轰炸声，非常可怕，仿佛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碎石堆里的一具尸体。在那之前的一个月，纳塔莉的犹太人男朋友布拉和他的父亲被抓了，后来就被转移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24]虽然纳粹旗还在巴黎参议院上空飘扬，但是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解放了。8月19日，人们似乎已经嗅到了自由的味道。德军向东撤退，城市里贴满了法国反叛军号召民众武装起来的传单。萨特四处奔走，忙得不可开交，波伏瓦用他的署名帮他为《战斗》杂志（Combat）写了好几篇文章。[25]
[12] SCTS 108.
波伏瓦当时已经和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艺术精英们玩在一起了，但是她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在被攻占时期，巴黎的生活也不如往日，供暖的煤变少了，食物也渐渐稀缺。1938年到1942年间，盟军仍然把战略港口、工厂和车站当作攻击目标，人们的牛奶消耗量减半，而面包的价格几乎翻倍了。
[13] SCTS 17.
1943年，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都大获成功，他们的社交圈急速地扩大。阿尔贝·加缪与波伏瓦和萨特成了朋友，通过加缪，他们又认识了雷蒙·格诺和米歇尔·莱里斯等人在内的反抗派作家。莱里斯夫妇住在大奥古斯丁站的一个公寓里，波伏瓦在那里结识了毕加索。1943年，波伏瓦和萨特搬到了塞纳河街60号的路易丝安那酒店，那里比之前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豪华，因此波伏瓦开始常常邀请客人到他们那儿做客。波伏瓦和莱里斯夫妇、格诺、加缪、纳塔莉及其男朋友布拉，还有博斯特、奥尔加、万达一起开派对。1944年春，从乔治·巴塔耶开始，他们轮流举办持续整夜的“嘉年华”派对，把酒言欢，唱歌跳舞。为了能够在战时有足够的食物办宴会，他们平时都攒着粮票。博斯特在塔夫尔尼的家里办过一场，西蒙娜·若利韦和迪兰也在巴黎的公寓里办过一场派对。
[14] SCTS 16.
在正式出版之前，波伏瓦原本给这本小说起的名字叫作“自卫”（Légitime Défense）。[22]回看过去，波伏瓦觉得20世纪30年代的自己对所有人都带着一种不在乎的决绝态度，她“仗着自己有萨特的凝视，想要忘记周围其他人的眼色”。后来当波伏瓦不得不承认其他人的存在的时候，她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适。波伏瓦在《女宾》中描写过这种不适感的发作。[23]她不再任意地去秉持对他人盲目的态度。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哲学，这是一个死胡同。
[15] SCTS 158.
波伏瓦自己也欢迎读者把她小说里的一些内容解读成自传性质的。波伏瓦曾经告诉弗朗西斯和贡捷，她诱惑博斯特的场景和《女宾》里描写的一模一样，不过波伏瓦并没有透露博斯特的名字。[19]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回忆过引诱博斯特的事情，这些信件在萨特和奥尔加去世之后被出版。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波伏瓦信中和小说里的描写有何不同。在给萨特的信里，波伏瓦轻松愉快地谈起这件意料之外的风流韵事：“三天前，我和小博斯特睡了，当然了，这事是我主动的……不过我们俩都想要。”[20]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则是，弗朗索瓦丝经历了好些日子的“模模糊糊的渴望”，有一天，这种渴望突然变成了“按捺不住的欲望”；不过在那之前，因为弗朗索瓦丝觉得热尔贝“遥不可及”，所以一直压抑着自己没有主动。[21]
[16] SCTS 159.
波伏瓦的读者会疑惑：这是波伏瓦在借弗朗索瓦丝说出自己的心声，还是完全是她自己的想象？在小说中，弗朗索瓦丝对泽维尔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定了型的、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存在，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造就的。”[18]波伏瓦把自己的小说写得和她的生活很相像，激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她这么做，也是让读者自由地去想象一个波伏瓦。
[17] 见SCTS 124, 207, 297, 337.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从他那里获得的东西，她盲目地爱着他。但是她已经向自己承诺过，一定要爱他本来的样子，哪怕是他为了自由而逃避她，她也不会被第一个障碍绊倒。[17]
[18] SCTS 244.
《女宾》出版以后，人们对它主要有三种解读。在1945年之前，波伏瓦和萨特还没有声名鹊起，人们认为这本小说描绘了波希米亚式的巴黎生活；后来，它被当作波伏瓦和萨特三角恋的隐匿真名的纪实小说；第三种解读是女权主义者们[11]把它看成是三个非传统女性在一个专横的传统世界里的记录。在这本小说里，有些篇章很容易让读者把主人公弗朗索瓦丝和波伏瓦联系在一起。比如，皮埃尔有了别的女人，弗朗索瓦丝却不想因为难过而浪费自己“宝贵的工作时间”。[12]弗朗索瓦丝自认是一个“忠诚的”人[13]，对于不能长久的浪漫关系不感兴趣[14]。因为弗朗索瓦丝深深地相信要忠诚于自己，她拒绝成为一个在爱情中索取的女性[15]，她要自己和热尔贝之间是两情相悦的[16]。不过，书中的男主人公皮埃尔关心的则是，弗朗索瓦丝有没有问自己是否处在“自欺”当中。整本小说在情节发展中穿插着弗朗索瓦丝对自己和皮埃尔关系的反思，有些部分也被猜测是波伏瓦对奥尔加的反思：
[19] Claude Francis and Fernande Gontier, Les écrits de Simone de Beauvoir,Paris: Gallimard, 1979, p.16. 见SCTS 371.
在波伏瓦首部小说出版之前，弗朗索瓦丝对她的生活知之甚少，她甚至认为波伏瓦还是一个“好女孩”。小说《女宾》出版之后，波伏瓦迅速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各种流言蜚语也打破了弗朗索瓦丝的幻想。弗朗索瓦丝既对波伏瓦书里的内容感到震惊，也为她获得成功感到高兴。此外，因为波伏瓦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的成功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好处。[10]
[20] SdB to Sartre, LS 21.
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就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9]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以及《模糊性的道德》这两篇哲学文章中进一步详述她对此的批判观点。同时波伏瓦也不得不处理《女宾》给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风波。
[21] SCTS, chapter 8.
这个例子也许听起来有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把侍者换成“犹太人”“女人”“黑人”就能看出它的深刻之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这种拿他人“真实处境”的单一面向来以偏概全的做法，这样做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完整人性。1943年时，历史仍然在重蹈覆辙。不过当时萨特并没有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道德观，也没有就那个物化他者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22] ‘Introduction’, MPI: xii.
萨特认为，当“真实处境”和“超越性”出现脱节时，“自欺”就产生了，这会使得一个人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萨特用“侍者”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一个侍者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侍者，认为自己是侍者的“真实处境”决定了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欺”的状态。因为这个侍者永远都有自由去选择其他的人生道路，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他自己的“超越性”。不过，如果这个侍者完全不顾自己是一个侍者，试图去做一个首席执行官，那他就是以相反的原因处在另一种“自欺”当中——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处境”的局限。
[23] ‘Notes’ autour de Tout compte fait, MPI 984.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起这个概念的起源时，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一起想出来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真实处境”是指一个人面对的所有偶然的和没法选择的因素，比如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肤色、性别、家庭、受到的教育以及身体。而“超越性”表示的是人能够超越这些属性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如何去对待事实，如何通过行动去塑造自己。
[24] 见LS 381 n. 318.
与此同时，波伏瓦对萨特也是持批判态度的。后来波伏瓦会意识到占有的概念在延续权力、决定谁会被后世铭记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存在与虚无》里有一个概念叫作“自欺”，波伏瓦和萨特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一起探讨这个概念。在波伏瓦的作品《精神至上》里也有出现，这个概念对波伏瓦后来的很多作品都有着深远影响，但是靠这个概念闻名于世的却是萨特。
[25] 学术调查表明，这样的文章共有七篇，但我们不清楚是萨特要求波伏瓦帮助他，还是波伏瓦主动提出这么做的。Ursula Tidd, ‘SomeThoughts on an Interview with 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Simone de Beauvoir Studies 12(1995): 22–3.
但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在哲学的层面，萨特“窃取”波伏瓦的灵感这样的说法都是有失偏颇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是一种“永不间断的对话”。即使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互相回馈，波伏瓦和萨特在智识上也是“互相”鼓励的。从哲学角度来说，波伏瓦和萨特都是浸淫在法国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都不屑于去标注每个概念的出处，更不用说非要声称自己拥有某一个想法。此外，对于波伏瓦来说，某个具体的哲学思想属于谁、由谁占有，远没有证明出这个思想正确与否来得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也极力批判过“占有”这个概念。
[26] PL 46.
萨特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就提出过著名的“主奴辩证法”[7]，其中的内容和萨特的非常相似。而早在黑格尔之前，圣奥古斯丁就认为所有人类都受到支配欲的驱使，这也是人类大部分苦难的起因。波伏瓦在战争期间曾仔细研读黑格尔，她感到孤独和思考能够让自己得到慰藉。波伏瓦在小说《女宾》里也设置了黑格尔式的主题。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萨特《存在与虚无》里的很多核心想法都剽窃自波伏瓦。如果不是因为性别，萨特所获得的那些认可本应属于波伏瓦。[8]尽管《存在与虚无》是在6月出版，而《女宾》比它晚了两个月，但是萨特早在军事休假期间就已经读过《女宾》，也就是说萨特在进行《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写作之前就已经在波伏瓦的虚构小说中接触到了这个概念。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分类就是“自为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如果暂时抛开艰深晦涩的哲学术语，我们就会发现萨特提出的这个哲学概念其实和波伏瓦在1927年的日记里说的“从内向外对自我的审视”和“从外向内对自我的观察”有不谋而合之处。
[27]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Hazel Barnes, London:Routledge, 2003, p. 647.
在《存在与虚无》里萨特提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都是一个人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个人扮演被主导者的角色。一个人是“主体”，他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而另一个人是“客体”，他内化了那个统治他的人的视角。萨特认为，有时候我们倾向于去统治别人，有时候也喜欢被别人统治。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平等地和彼此互动。
[28]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627.
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曾经写道，每一个有脑子的西方女性肯定都在某一个时间点问过这样的问题：“像西蒙娜这样的漂亮女孩为什么要去倒贴萨特这种无聊的丑八怪，跟他浪费时间？”卡特接着给出答案：“只有爱，才能让你心甘情愿地陪跑。”[6]不过在1943年，萨特不仅是一个无聊的丑八怪，更糟糕的是，还是一个极其悲观的哲学家。哪怕是按照悲观的哲学家的标准来看，萨特对人性的期待也是十分低的。萨特认为所有的人都想要主导别人，因而所有的关系都是充满冲突的，以至于爱是不可能的（用萨特的原话是：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当时的波伏瓦并不能算是一个“陪跑的”，她是一个不认同萨特观点的哲学家。那时候还没有人把波伏瓦的人生当作武器，讨伐和攻击她。
[29] PC 90.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第二种方式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阐发的很相像。而人们在报道波伏瓦人生的下一阶段的时候，都只会关注到波伏瓦在战后名声大噪，听爵士乐，办派对，而不关注波伏瓦和萨特严肃的哲学对谈。为什么波伏瓦会被如此误解？为什么她会被贬低为萨特的“圣母”，以及为什么波伏瓦要缩手缩脚地去避免那些因为她的女性主义作品而针对她的人身攻击？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进一步去了解波伏瓦对萨特的哲学所持异议的具体内容。
[30] PC 92, 翻译有改动。法语原文中“婴儿”这个词是阳性的，所以在英文翻译中用的是男他的代词，但是这个故事和1958年《端方淑女》中记载的西蒙娜自己的记忆是吻合的。因此我用的是女她的代词，而不是男他。
波伏瓦这部小说收获的反响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故事的主人公是可耻的，有的人认为这是鼓励读者们去反抗维希政府所宣扬的“工作、家庭、祖国”的教条理念。但是从哲学角度上来说，波伏瓦的小说提供了两种与他者联系的方式：第一种是承认他者和自我意愿都是有意识的存在，都有丰富和脆弱的内在生活。第二种是拒绝看到前者，拒绝互相回馈的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者要么是对我们有用的物，要么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31] PC 93.
弗朗索瓦丝说：“很难相信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存在，也会像我们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对于我来说，弄明白这一点是很可怕的，我们会因此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并不存在，只是别人臆想出来的事物。”[5]
[32] PC 107.
当波伏瓦躲闪着科萨基维奇姐妹的眼神时，《女宾》里的弗朗索瓦丝在纠结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33] 但波伏瓦这里说的是“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PC 116.)
小说里那些生动的对话其实是仿照真实生活里萨特、波伏瓦和奥尔加的对话写出来的。不过博斯特和波伏瓦坚称小说里的对话完全是虚构的。在《盛年》里，波伏瓦坦白说自己那样写《女宾》的结尾完全是为了宣泄情感。波伏瓦认为，通过在小说里杀了奥尔加，能够帮助自己排解负面的情绪，以及抹去他们关系里那些灰暗的记忆。[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波伏瓦的解释都会让读者们认为波伏瓦想要驱除的是嫉妒之情。但是后来在2004年波伏瓦和博斯特的往来信件被曝光后，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内疚。因为奥尔加终其一生都不知道波伏瓦和博斯特背着她有情人的关系。
[34] PC 118.
不过，书中还有第四人：一位有着绿色眼睛、乌黑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他是泽维尔的男朋友热尔贝。“我对于自己拥有的很高兴。”在书里，泽维尔告诉弗朗索瓦丝，“能够完全地拥有某个人是一件让人内心安宁的事情。”[3]但是在小说中，泽维尔并没有完全拥有热尔贝，因为热尔贝也和弗朗索瓦丝有爱恋关系。很难想象，奥尔加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产生怀疑。尤其是在《女宾》中，弗朗索瓦丝和热尔贝一起去远足旅行，然后在一个谷仓中共度良宵，成了情人。回到巴黎后，热尔贝告诉弗朗索瓦丝他从来没有像爱她一样爱过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泽维尔被杀并不是因为弗朗索瓦丝的嫉妒和挫败，而是因为泽维尔发现了热尔贝写给弗朗索瓦丝的信。弗朗索瓦丝，就像那个因为没钱付出租车费而羞愧得杀了司机的男人一样，她宁愿杀了泽维尔也不愿面对她指责的凝视。
[35] 重要的不是“脱离自我的自由”，正如萨特的“超越自我”所暗示的那样，成为道德自我的自由才是关键。许多波伏瓦研究者对此都已写过一些优秀的文章，包括Karen Vintges, ‘Introduction’ to ‘Jean Paul Sartre’, PW 223–8 and ‘Simone de Beauvoir: A Feminist Thinker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Margaret Simons (ed.) The Philosophy of Simone de Beauvoir,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Sonia Kruks, Situation and Human Existence: freedom, Subjectivity,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Nancy Bauer,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y, and Femi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早在战前，波伏瓦和萨特就讨论过他们和奥尔加以及万达的关系的道德性。对他人撒谎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幸福的，这样是不是不道德的？对于她向奥尔加所隐瞒的，以及对于奥尔加向博斯特所隐瞒的，波伏瓦是不是应该感到悔恨？在《女宾》里，波伏瓦探索了一个从20世纪20年代就一直困扰她的哲学难题：“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很显然，这本书讲的是一段三角恋：皮埃尔和弗朗索瓦丝是一对儿，他们邀请了年轻的泽维尔进入他们的关系。泽维尔激起了弗朗索瓦丝的嫉妒，弗朗索瓦丝唯一能想到的逃脱方法就是杀掉自己的情敌。波伏瓦把这本书献给了奥尔加，书的题词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每一个意识都在渴求他者的死亡。”
[36] LS 389, SdB to Sartre, 13 December 1945.
1943年7月，波伏瓦和萨特离开了蒙帕纳斯去到圣日耳曼区，他们搬到了塞纳河街60号的路易丝安那酒店，每人一个房间，一直住到1946年末。同月，波伏瓦开始写一篇讨论萨特自由观的文章，波伏瓦将自己的想法与之对比，把她和萨特在几次对话中的讨论记录到文章里。[2]自此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波伏瓦和萨特“从不间断的对话”，以及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也因此对他们的精神交流有更清晰的认识。当波伏瓦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她的声音被出版记录了下来。当时波伏瓦的观点并不仅仅是用来为萨特做广告，而是用来批判他的。
[37]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air, p.170.
20世纪40年代前半段，波伏瓦的思想经历了重要转变。在战前，波伏瓦一直都是唯我论的，而到了1941年，波伏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奉《女宾》里的哲学态度。[1]波伏瓦在1943年到1946年之间创作的小说和剧本里，就已经展现出对政治和道德的关心和参与。不过直到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之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点。1943年，波伏瓦就已经在发问：对于社会来说，谁是有用的，谁是无用的？谁又有决定有用和无用的权力？
[38] FC 75.
波伏瓦被撤销教职的1943年，萨特和她分别发表了日后能让他们在法国文人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6月，萨特“献给海狸”的《存在与虚无》出版，8月，波伏瓦的《女宾》出版。同时萨特也开始创作剧本，他通过改编古希腊神话来表达自由和反抗的思想，他的作品受到了公众的好评。
[39] ‘Dominique Aury,‘Qu’est-ce que l’existentialisme? Escarmouches et patrouilles’,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1 December 1945, p.4, 引自Simons,‘Introduction’, PW 11 n.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