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CJ 789.
[4] PL 14.
[6] CJ 795.
[3] WT 50.
[7] CJ 788, 24 September 1929.
[2] PL 12. SLBdB,‘Chronologie’, MPI lxvi.
[8] CJ 783, 20 September 1929.
[1] VED 40.
[9] 该分类是在《盛年》第19页由萨特提到的。在日记中出现的情况参见CJ 801–2, 14 October 1929.
波伏瓦一直从哲学阅读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感，这对她来说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她也一直写作。当时的她在创作一个短篇故事集《精神至上》（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其中一个故事便是关于扎扎是如何被清教徒式的禁欲道德观逼至失心疯，最后走向死亡的。[102]另一个故事则被认为启发了萨特的短篇小说《战前童年》（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103]在1926年到1934年之间，波伏瓦七次尝试写小说。[104]但是直到40年之后，这些小说才被出版。后来萨特也最终获得哲学和文学上的成功，他们的关系也变成了一段三角恋，至少看起来是变成了一段三角恋。
[10] 原文用词为gaslight，即“煤气灯效应”，又叫认知否定，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操控者通过长期将虚假、片面或欺骗性的话语灌输给受害者，从而使受害者开始怀疑自己，质疑自己的认知、记忆和精神状态，最后达到控制受害者的思想和行为。
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和拥有一份专业的工作，对于萨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站在马赛那些台阶最上面的时候（1931年，波伏瓦开始教书），我幸福得都眩晕了。在我看来，我没有默默承受自己的命运，而是选择了我自己想走的路。在萨特看来阻碍他自由的职业，对我来说却是解放。[101]
[11] DPS 274, 29 June 1927.
当时的波伏瓦没法真的理解萨特的危机，在很多年后的1960年，波伏瓦想明白了，尽管当时她和萨特的境况看起来相似，但是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12] PL 22.
那一年的复活节，他们去了意大利，萨特似乎心情还不错。但是回到法国以后，萨特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再假装一切正常了。萨特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医生建议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因此，波伏瓦尽力陪伴着萨特，如果她实在没办法陪着他，也会安排别人陪着萨特。
[13] PL 24.
1935年3月，希特勒颁布法令实行普遍兵役制，德国军队从10万迅速激增到了55.5万人。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开始紧张，因此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斯大林同意援助法国国防。当时一边是苏联，一边是法国，看起来德国没有赢得战争的机会，应该不会愚蠢到真的发起战争。波伏瓦后来回顾那段时间，说自己应对时事的方式显然是太轻率了。那时候的她觉得，应对希特勒造成的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逃避。[99]在1935年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里，只有7月28日那天的信被收录进《给萨特的信》（Letters to Sartre）里出版了。她完全没有提到政治，只能说她在阿尔代什省唯一能接触到的报纸就只有《小马赛人报》（Le Petit Marseillais）了吧。[100]
[14] PL 27.
最终，萨特向波伏瓦承认了自己在对抗抑郁，并且他小题大做地觉得自己可能会长期处在幻觉以及精神错乱的边缘。波伏瓦听了，故意挖苦他说：“根据你自己的理论，理智控制身体，那么你的疯癫只是你的理智认为自己疯了而已。”[98]
[15] PL 25.
1935年2月，萨特去到巴黎的圣安妮医院，医务人员给他注射了“麦司卡林”。但是很可惜，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萨特并没有体会到他所期待的那种快乐的幻觉。相反，他看到屋子里的东西都变得畸形，追赶着他，他甚至出现了幻视，看到螃蟹和其他甲壳类动物，接下来的几周都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天晚上见到波伏瓦的时候，萨特跟往常判若两人。[97]
[16] CJ 801–2.
萨特也开始写他的哲学散文《想象》（Imagination）。这是亨利·德拉克鲁瓦给他布置的一个任务，是为学术出版社阿尔康（Alcan）写的一篇文章。为了研究这个课题，萨特一直在思考梦和幻想。萨特在巴黎高师有个朋友丹尼尔·拉加什主修精神病学，他告诉萨特如果想亲自体验一下幻觉，他可以安排萨特尝试一下迷幻药“麦司卡林”。
[17] CJ 807.
当时的波伏瓦和萨特都不得不面对自己对于生活的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萨特甚至开始脱发，他觉得自己关于偶然性的手稿太枯燥，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波伏瓦想出来一个主意：为何不把它写成小说呢？虚构小说的深度和悬念也许能够拯救它。萨特曾经也喜欢侦探小说，也许真的可以把一个哲学问题融入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中去。后来萨特在第三稿时，把小说设定在勒哈弗尔，基于自己创作了一个主要人物安托万·洛根丁。波伏瓦对萨特的建议常常是一针见血，这也是为什么萨特总是会听取她的意见。[96]
[18] CJ 808, 23 October 1929.
11月的一天，波伏瓦和萨特坐在勒哈弗尔的一个海边咖啡店，两个人都垂头丧气，担心自己的生活就这么陷入无休止的重复，再也不会有新的事情发生。那天晚上波伏瓦格外沮丧，她泪流满面，眼前甚至浮现出曾经的精神支柱：上帝。[95]情绪低迷的波伏瓦，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呵斥萨特怎么能认为生活值得奋斗。第二天，波伏瓦还是走不出沮丧的情绪，跟萨特吵了一架。因为萨特认为酒精和眼泪不能给波伏瓦带来真相，她的伤心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只是酒后悲观罢了，然而，波伏瓦觉得，正是酒精帮她看清了丑陋的真相。
[19] CJ 808, 814.
那个时候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是默默无闻的哲学教师，萨特甚至抑郁了一段时间。那时候，萨特失望无聊，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人生中“最黯淡无光的岁月”。[93]当时萨特的生活单调乏味，他的才华无人赏识，觉得自己就是个失败者，他不想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院校教书。相比之下，他的朋友们似乎都风生水起。保罗·尼藏已经出版了两本书：1913年出版的《阿拉伯的亚丁》（Aden，Arabie）和1933年出版的《安托万·布洛耶》（Antoine Bloye），两本书都好评连连。连当初没有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马厄，事业也有了起色（马厄日后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理事长）。然而萨特却还没有出版任何作品。毫无名气的萨特开始担心：“都28岁了还没有成名，恐怕就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了。”[94]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想有些荒谬，但是一想到自己一事无成，就更生气了。
[20] PL 15–16.
从个人角度来说，波伏瓦最在乎的仍然是那个从学生时代起就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究竟要保持多少自我，放弃多少自我。波伏瓦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自己内心对于独立的渴望和想要靠近另一个人的冲动。波伏瓦在课堂上会说一些引起争议的话，比如：“养育孩子并不一定是女性的天命。”[92]同时，波伏瓦也会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学生，而其中有不少都让家长非常不满。有些家长向学校投诉波伏瓦，指责她玷污了家庭的神圣，好在学校的检察员最终站在她这边。
[21] CJ 815, 3 November 1929.
萨特在柏林的那一年，波伏瓦休假两周去看他。萨特在柏林有了一次“偶然”的恋爱，这次是个叫玛丽·吉拉尔的女人，萨特很喜欢她陪在身边。[88]波伏瓦也见到了玛丽，并且还挺喜欢她的。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萨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另一个女人真正产生兴趣，按照他们的契约，波伏瓦对此不应有什么不满，实际上波伏瓦也没有觉得不舒服。[89]尽管她还是会有点吃醋，但波伏瓦对萨特有足够的安全感。波伏瓦和萨特一起阅读福克纳和卡夫卡，摸索着如何在文学创作中把生活描写得更好。此时的他们，都相信艺术可以实现救赎。[90]不过，萨特的传记作家却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们关系的“第一次危机”。[91]
[22] CJ 825, 12 December 1929.
尽管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个阶段并不富有，但是他们尽可能地去旅行。1934年，他们去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萨斯和科西嘉岛。他们在德国的汉诺威市拜访了莱布尼茨的故居。[86]那一年，波伏瓦没有尝试写任何东西，她有意识地选择只阅读和学习。波伏瓦研究了法国大革命，阅读了胡塞尔的德语原著。[87]萨特一边努力地完成着自己关于胡塞尔哲学的大部头作品《自我的超越》（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一边修改关于偶然性的手稿，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23] CJ 824, 12 December 1929.
在鲁昂，波伏瓦继续她的哲学和文学创作。1933年，波伏瓦开始写一本新小说，同时也跟科莱特·奥德里介绍给她的一个德国难民每周学习两到三次德语。[85]波伏瓦在创作小说时模仿司汤达的风格，她想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个故事，来展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停滞不前亟须个人反抗。尽管波伏瓦自己不是主人公之一，但她把扎扎化名为安妮写进了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虔诚、忠诚的典范。波伏瓦后来也把扎扎写进自己的其他作品。波伏瓦渐渐发现，文学书写能够帮助她厘清和纾解情绪。波伏瓦对于自己的首部小说并不满意，她觉得人物缺乏深度、不够真实，所以不久之后便放弃了。不过，波伏瓦在之后的作品中还是常常会写到同样的主题和人物。
[24] CJ 828, 13 December 1929.
但是波伏瓦也并未完全脱离社会。8月，波伏瓦对巴黎的一桩谋杀案非常感兴趣。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维奥莱特·诺齐埃的年轻女工人。事情的起因是诺齐埃被她的父亲强奸了，然后她就把自己的父亲杀了。然而很多媒体却称之为“乱伦”，这让很多女性读者困惑不已。诺齐埃的审判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以至于人们把它和德雷福斯事件[83]相提并论。[84]
[25] Maheu, copied in SdB to Sartre, 6 January 1930, LS 3.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元首；5月2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升起了带有“卍”的纳粹党党旗。在此时此地的现实里，波伏瓦和萨特目睹着犹太学者们自愿流亡，同时柏林开始焚烧书籍。波伏瓦后来在自传里说自己和萨特都不参与政治，他们在那时只关注“他们自己、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即将出版的书”。当时的萨特和波伏瓦对公众和政治事件毫无兴趣，他们只想退回到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她的原话是：“只关注自己手臂够得到的地方。”[81]）波伏瓦在《盛年》里写道：“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我们当时都没有直面现实的沉重，只是靠着所谓的‘激进的自由’而感到骄傲。”[82]
[26] CJ 824, 12 December 1929.
萨特的回应是，光是观察世界和做出反应是不够的，应该试着把现实压缩到文字里。对此，波伏瓦觉得简直毫无道理：一次仅仅为期12天的旅行不可能让一个人透彻地了解伦敦。比起生活和体验，萨特更想用文字把经历记录下来，而这和波伏瓦的信念完全冲突，波伏瓦信奉“生活！此时此地的现实”。[80]
[27] PL 52–3.
波伏瓦很钦佩萨特的很多想法，但是她实在没法欣赏萨特的全部。坐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萨特滔滔不绝地跟波伏瓦说着怎么把伦敦放进他理解世界的宏大框架里。波伏瓦向来很烦萨特这种凡事都要归纳的习惯，觉得他的假设都站不住脚。这其实是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分歧，波伏瓦和萨特已经因为这个吵过架。波伏瓦再次强调：语言不能完全概括现实，应该面对现实中的所有好与坏、所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之处。
[28] CJ 839, 9 June 1930.
在给波伏瓦的信件里，萨特有时候会充满爱意地说恨不能与波伏瓦“合二为一”。但是伦敦之旅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在牛津时，萨特觉得这个城市的街道和公园不错，但是他瞧不起英国大学生的势利，所以拒绝进入牛津大学。波伏瓦对他的无理取闹很气愤，自己一个人去逛了牛津。在伦敦，他们对去哪里又出现了分歧：萨特竟然不愿意去大英博物馆？[79]
[29] CJ 839, 9 June 1930.
1933年4月，波伏瓦和萨特去伦敦度复活节假期。他们对于满眼的英式风情感到十分新奇，到处都是圆顶高帽和雨伞，还有海德公园里的演讲者、伦敦的出租车、茶馆以及独特的时尚。因为旅途中没法像在法国时那样分居两地，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越发明显。波伏瓦比萨特更了解英国文学和文化。波伏瓦想循着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足迹走一走，也想去看看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汉普顿宫。然而，萨特想去伦敦底层人民所在的街区晃悠，想去感受那里的氛围，去揣度人们脑子里的想法。
[30] HdB, Souvenirs, pp.71, 96.
萨特和波伏瓦之后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现象学方法论，但两个人都为其赋予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开山鼻祖胡塞尔那里，现象学是描述事情本身和现象，但是要剥离开所有日常生活和公认的正确看法所造成的干扰因素、陈规习俗，以及假设猜想。现象学认为事物的表象和真实（或者说我们认为的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对于萨特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新发现。但是对于波伏瓦来说，现象学的方法论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在索邦曾师从让·巴吕齐，而让·巴吕齐已经接触过现象学，他的作品也关注过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体验。此外，柏格森的“具体的形而上学”也用了类似的方法。[76]我们知道，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读到柏格森赞美那些作家能够撕开传统意义上的自我精心编制的网时，她对此感到激动不已。波伏瓦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表现出“能被感知的现实”。[77]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柏格森和巴吕齐都不如胡塞尔流行。柏格森名气最盛的时候，人们会蜂拥到他上课的教室，挤在门口和窗户边，伸长脖子听他讲课。但是因为去的很多都是女性，男人们开始怀疑柏格森教的不是哲学。1914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甚至这样写道：“去听柏格森课的女人们身上的香水味，都快让柏格森无法呼吸了。如果柏格森真是个哲学家，那么没有女人会去听他讲课。”[78]
[31] 见Christine Battersby,‘Beauvoir’s Early Passion for Schopenhauer: On Becoming a Self’, 即将出版.
波伏瓦和萨特大量地阅读，进行研究和写作。1932年年底，萨特、波伏瓦和雷蒙·阿隆一起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煤气灯餐厅（Bec de Gaz）吃晚饭。当时阿隆刚从德国回来，他在柏林的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进修了一年，学习埃德蒙·胡塞尔的哲学思想，以及他那著名的现象学方法论。当时，法国人对现象学还闻所未闻。波伏瓦在《盛年》里回忆这一段，说阿隆当时指着自己的鸡尾酒杯，对萨特说我们可以就此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萨特听到这些的时候激动得脸都变白了，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想做的：让哲学回归到日常生活，扎根到对于经验的描述里。
[32] PL 52.
在那段时间，波伏瓦和萨特也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多年以后，波伏瓦回看当年的自己和萨特，给出了“精神上骄傲自大，政治上盲目无知”这样的评价。[73]当时的他们通过奥德里和其他人，开始接触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波伏瓦和萨特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归属感，因此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斗争。[74]他们的斗争是哲学层面的，波伏瓦和萨特探索着如何理解人类理性的自我和生理性的自我，他们想要理解自由。萨特觉得，人的肉身、食欲和习惯都有碍于自由。1929年时，波伏瓦仍然包容着萨特这种无视情绪和激情的态度。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波伏瓦开始提出异议。那时候的萨特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只是由肌肉组成的，跟情绪毫无关系。萨特认为，向眼泪低头或者晕船，都是软弱的象征。而波伏瓦相信眼睛和胃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特定的生理现象跟软弱无关。[75]
[33] CJ 839.
“自欺”这个概念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概念之一。萨特在他的著名作品《存在与虚无》中用“侍者”这个角色阐述了何为“装腔骗人”。那为什么波伏瓦提到创造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用“我们”呢？20世纪30年代的波伏瓦和萨特对彼此影响极大，我们很难判断出究竟是谁受惠于谁更多。埃莱娜的丈夫利昂内尔·鲁莱这样描述波伏瓦和萨特：“他们一直在对话，他们分享一切，他们相互映衬，没有人能把他们拆分开来看待。”[72]
[34] CJ 842, 6 September 1930.
“吉内特·卢米埃不是真实的，是一种幻象。”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假装自己有了某种信念或者有了某种感觉，但实际上并没有的人。我们创造了“装腔骗人”（playing a #note360n">[71]
[35] CJ 842, 6 September 1930.
在《盛年》中，波伏瓦把这个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她和萨特。一开始的时候，波伏瓦说是萨特想出了这个概念，但在那之后她一直用“我们”。“我们”一起创造了“自欺”这个概念。波伏瓦一个同事的行为让她瞬间有了灵感：“有了！”波伏瓦告诉萨特：
[36] CJ 814–15.
在鲁昂的这一年，波伏瓦和萨特在维持契约方面要便利得多了。他们俩往返于鲁昂、勒哈弗尔和巴黎，能有不少时间在一起。波伏瓦和萨特都开始对戏剧感兴趣起来。正好西蒙娜·若利韦的情人查尔斯·迪兰是一个戏剧导演，波伏瓦和萨特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不管在哪个城市，波伏瓦和萨特都跟人交谈甚欢。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和萨特提出了“自欺”（bad faith，即mauvaise foi）的概念——这是一个关于不诚实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更能准确地描述人类的体验。[70]
[37] Sartre to Simone Jollivet，具体日期不详(1926), 记于witness to My Life,pp.16–17.
奥德里欣赏波伏瓦的意志力，也喜欢她的畅快大笑。奥德里觉得波伏瓦是个感情激烈的人。波伏瓦的率直有时候让人承受不住，这也让波伏瓦那“不能忍受愚蠢之人”的名声跟了她一辈子。当萨特来鲁昂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波伏瓦向奥德里解释了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基于真理而非激情的一段关系。奥德里形容波伏瓦和萨特的对话深刻而激烈，简直让人沸腾，这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关系。奥德里说：“在这两个人身边的感受，我无以名状。他们之间的火花是如此强烈，有时候会让身旁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感到失落。”[69]
[38] PL 40.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萨特去了更多地方旅行，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摩洛哥。新学年开始，波伏瓦搬到鲁昂，她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拉罗什福科酒店里。火车的汽笛声让波伏瓦感到莫名安心：因为逃离就在咫尺之外。波伏瓦在鲁昂交了一个新朋友：科莱特·奥德里。奥德里是尼藏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圈子里认识的，跟波伏瓦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波伏瓦主动向奥德里介绍了自己，一开始奥德里觉得波伏瓦唐突，而且很资产阶级。[67]奥德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68]，波伏瓦对她有点畏惧。奥德里总是穿着考究，信心十足，还总是讨论政治。不过没过多久，波伏瓦和奥德里就经常在保罗啤酒厂共进午餐了。
[39] PL 41.
1932年6月，波伏瓦听说自己下一年的教职将会在鲁昂，那里离勒哈弗尔只有一个小时，离巴黎也只有一个半小时。在《盛年》里，波伏瓦把在马赛的那年看作自己的涅槃。远离自己最重要的爱人和朋友，波伏瓦不得不忍受孤独，但也正因为如此，波伏瓦知道了自己是靠得住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波伏瓦告诉贝尔，在马赛的时光是她生命中最不快乐的一年。她爱萨特，想要和他在一起，而在那一年里，自己都分不清心里的苦闷究竟是因为想念萨特，还是因为悔恨。[66]
[40] PL 42. 又见MDD 343–5.
波伏瓦一有时间就会回巴黎。如果时间不多，她就只去看萨特和埃莱娜，如果时间充足她就去看看别的朋友。[65]在两地分居的这段时间里，波伏瓦和萨特一直保持着通信。当他们能见面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就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当时的萨特正在写一篇关于偶然性的论文。
[41] MDD 145.
在马赛，波伏瓦的生活少了很多干扰，她重新拾起笔开始写作。波伏瓦在这段时间没有出版什么作品。她所写的东西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他者的幻象”以及诚实、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把这个特殊的主题变成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因此她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样一来，她们的关系就不会带有任何性的暗示。[64]
[42] CJ 827.
在教学工作中，波伏瓦完全不羞于去教授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波伏瓦给学生们讲劳动力、资本和正义，这让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到震惊。[62]在很多方面，波伏瓦都渐渐变得像自由派了，但是在性方面她仍然是一个保守派。当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向波伏瓦示好的时候，她感到很愤慨。[63]
[43] SS 710.
波伏瓦的新教职让她的家庭关系缓和了一点。在弗朗索瓦丝的劝说下，乔治甚至休假一周去马赛看望波伏瓦。弗朗索瓦丝现在觉得波伏瓦很了不起，在她眼里，波伏瓦是一个职业女性，有很高的收入。但是萨特仍然出现在波伏瓦的生活里，这一点让弗朗索瓦丝很失望。她觉得哪怕是做一个老处女，也比这种不伦不类的关系好。当乔治看望完波伏瓦启程回巴黎后，波伏瓦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她又可以继续远足了。[61]埃莱娜也来看过波伏瓦两次，在这之前两姐妹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她们很想念彼此。波伏瓦带着埃莱娜一起远足，有一天埃莱娜发烧了，但波伏瓦执意要完成自己的远足计划，于是她把瑟瑟发抖的埃莱娜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门口等回去的公交车，然后自己继续远足去了。波伏瓦对于计划的执念已经超越了她的同情心，而且这并不是她唯一一次这么不近人情。
[44] PL 70–74.
后来波伏瓦回顾自己在马赛的那一年，她觉得那是自己事业上的一个全新转折。[60]当时的波伏瓦孤身一个人抵达马赛，行囊空空，举目无亲。之前一年的经历让波伏瓦开始觉得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到了马赛之后，她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重新认识自己。马赛那里都是小地方的人，没有什么意思。之前因为萨特不喜欢户外运动，波伏瓦已经很久没有远足了。现在来到马赛，波伏瓦正好重拾起自己户外运动的爱好。没有课的时候，波伏瓦一大清早就出门去户外远足。穿着一身旧裙子和帆布鞋，波伏瓦一天能走五六个小时，走到很远的地方。尽管朋友和同事都告诫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面走会有危险，但是波伏瓦还是大着胆子搭便车，有几次她都从危险中幸运地逃离出来。波伏瓦很享受独自一个人远足，她觉得这种消遣能让自己忘记无聊，克服抑郁和悔恨的情绪。波伏瓦有时候变得有点强迫症，一定要走完自己计划好的远足路线，有时候甚至有点开始走极端。
[45] PL 47.
1931年夏天，波伏瓦第一次出国。当时的波伏瓦23岁，在那之前她就一直很想出国旅行。之前扎扎从意大利回来，波伏瓦常常目眩神迷地听她讲起旅行中的各种人和地方。这年夏天，正好斯捷帕的丈夫费尔南多邀请波伏瓦和萨特去马德里玩，所以他们决定也顺道去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看一看。萨特从他的祖母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手上还有一些余钱。于是他买了票，把法郎换成了西班牙货币比塞塔。到达目的地之后的第一晚，波伏瓦和萨特在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菲格拉斯，兴奋地一直大喊：“我们到西班牙啦！”在那之后，他们去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塞戈维亚、阿维拉、托莱多以及潘普洛纳。9月底的时候，波伏瓦和萨特分别回了马赛和勒哈弗尔。
[46] PL 61.
波伏瓦和萨特没有选择婚姻，而是选择修改契约的内容：他们的关系要更加亲密，要比最初制定契约时更投入。波伏瓦和萨特决定他们可以短暂地分开，但是不可以长久地分离。这次的新承诺并不是一生一世的，他们决定等到30岁的时候重新考虑两地分居的问题。要去马赛教书的波伏瓦，不得不和萨特分开，但波伏瓦是带着对两人关系更坚定的信心和对他们共同未来的清晰规划，踏上离开巴黎的旅程的。
[47] CJ 848–9, 31 October 1930.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说她决心不走入婚姻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唯一有可能改变她想法的是孩子。在少女时期，波伏瓦曾经想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现在觉得这已经不可能了。波伏瓦已经看透了，养育孩子只是“毫无目的且不合理地为地球增加人口”。[59]波伏瓦认为自己放弃要孩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天命。波伏瓦拿加尔默罗修女打比方：只有放弃养育自己的后代，加尔默罗修女才能为全人类祈祷。波伏瓦很清楚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所以她说：“没有孩子，我才能完成我应当的使命。”
[48] CJ 848–9, 31 October 1930.
尽管萨特提议的结婚只是在法律上走个形式，但波伏瓦还是对他的提议感到很惊讶。波伏瓦觉得他们双方都有理由拒绝这个提议。婚姻“能把一个人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负担都翻倍”，而这两者都不是波伏瓦想要的。此外，波伏瓦也不想被别人憎恨，而成为萨特的妻子很可能会让她成为被憎恨和厌恶的目标。这时的萨特没有得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在日本的职位，也没法去圆一个周游世界的花花公子的梦想了。萨特已经在为自己的期待落空感到不满，现在又被分配到巴黎外区教书。加入已婚男人的队伍显然不是他想要的。尽管在回忆录里，波伏瓦把她拒绝结婚的理由放在了前面（她并没有明说在哲学上自己对此的异议），但是人们常常无视它，认为波伏瓦是为了萨特才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49] PL 59.
远距离让波伏瓦很焦虑，她也意识到虽然自己有时候渴望孤独，但是她其实也很怕孤独。之前一年的经历让她对即将到来的“流放”充满了恐惧。萨特看出波伏瓦很不安，于是提议说他们可以结婚。因为如果有了婚姻关系，国家就必须给他们分配两个位置相近的职位。萨特说，没有必要为了原则而折磨自己，我们反对婚姻，但是没必要做婚姻的殉道者。
[50] PL 51.
当他们回到巴黎的时候，萨特收到了一封信，通知他没有获得京都的那份工作。同时，波伏瓦收到马厄的信，告诉她他们之间结束了。萨特决定不再等待法国教育部来决定自己的未来。那年春天，他被指派到勒哈弗尔市教书，那里离巴黎不远，萨特接受了。[58]波伏瓦也被分配了一个教职，但是在800公里之外的马赛市。
[51] PL 54.
除了新地方的美丽风景，这次旅行也让波伏瓦亲眼看见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不公平。跟西蒙娜·薇依之前对她的挖苦恰恰相反，波伏瓦其实经常饿肚子，但是她没有意识到，即使这样，她也是生活在特权阶级的。从巴黎南下的路上，波伏瓦和吉耶去拜访了波伏瓦的一个表亲，他带她参观了一个工厂。工厂作坊里灯光昏暗，到处弥漫着金属粉尘。在这之前的一年，波伏瓦读了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劳动力和价值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那只是在巴黎时读的文字，跟在一个工厂实地感受到的相差甚远。波伏瓦问工人们要工作多久，工人回答说，8个小时一班的三班倒，波伏瓦听了难过得湿了眼眶。[57]
[52] FC 287.
1929年5月到6月，勒内·马厄的画《西蒙娜·德·波伏瓦小姐的宇宙》，在椭圆的形状下面，马厄写道：“你到底想把我放在哪里？到处都装满了。”
[53] Cohen-Solal, Sartre, p.43.
[54] PL 82.
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很享受2月她跟吉耶的旅行。她仍然觉得坐车旅行很新奇，尽管她之前跟尼藏夫妇一起开车逛过巴黎，但是这次为期十天的旅行让她看到了很多之前只在书里读到过的地方。他们去了阿瓦隆、里昂、乌泽尔切、博利厄、罗卡马多以及她最喜欢的普罗旺斯。他们沉浸在普罗旺斯的阳光里。波伏瓦也很喜欢卡玛格、艾格斯-莫尔特斯、莱博和阿维尼翁的景色。
[55] PL 71.
波伏瓦也尝试过放下自己的嫉妒，但是和萨特在一起，她常常很挣扎。除了要处理自己的嫉妒，波伏瓦对别人因为她而产生的嫉妒和痛苦也感到敏感和苦恼。波伏瓦步入和萨特的关系时，心里其实也装着别的男人。和萨特在一起之后，波伏瓦依然可以继续欣赏别的男人，但是这些人并不完全能接受她的不专一。有一次，波伏瓦正打算和她与萨特的共同朋友皮埃尔·吉耶进行一次为期十天的公路之旅。但这时候，马厄突然来了巴黎。他的妻子没来，马厄打算在巴黎待两周，并且希望波伏瓦能够陪陪他。上次12月马厄发现了萨特的信件之后，他们已经和好了，但是现在波伏瓦却告诉他，她要跟别人一起离开巴黎十天。马厄告诉波伏瓦，如果她去了，他就再也不会见她了。波伏瓦说如果她不去，对吉耶也太不公平了。波伏瓦觉得这样太重色轻友了，如果不是不得已，她不愿意这样做。波伏瓦和马厄陷入了一个僵局——马厄不信任波伏瓦，也不愿意收回他的最后通牒，所以两人带着矛盾一起去看了场电影，但波伏瓦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抹眼泪。[56]
[56] PL 56.
波伏瓦和萨特之间产生了问题。萨特的确如他自己承诺的那样，毫不隐瞒自己对于“偶然的”情人的爱慕，这让波伏瓦很是生气和嫉妒。西蒙娜·若利韦算是萨特第一段认真的“偶然的爱情”，也是萨特想用来“诱使波伏瓦走出不作为的状态”[54]的工具。波伏瓦虽然生气，但是她认为西蒙娜·若利韦只不过是个能够在律师和政客面前背两句尼采的高级妓女罢了。波伏瓦从来没有和自己不爱的男人同床共枕过，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能如此轻率地对待自己的身体。[55]但萨特反而觉得波伏瓦的情绪是可鄙的，他觉得波伏瓦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相信被情绪所控制只会妨碍个人自由。萨特认为，情绪只是一个蹩脚的借口，波伏瓦应当发挥个人自由，去做出别的选择。
[57] PL 57.
在波伏瓦和萨特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契约并没有得到各自家庭的认可。萨特的继父约瑟夫·芒西知道波伏瓦和萨特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直接拒见波伏瓦。[53]对此萨特也没有抗议，他依然每周自己一个人回家看父母。萨特的母亲偶尔会单独溜出来见波伏瓦，但这种会面通常很短暂，也极少发生。
[58] PL 76.
不过，萨特的各路朋友倒是帮波伏瓦转移了注意力。波伏瓦后来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称为“一场充满了各种人事、混乱而愉悦的大杂烩”[49]。在经历了之前一年为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紧张的学习之后，波伏瓦觉得自己松懈了下来，变得很懒惰。但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学者的状态，重新开始读书和写作。她大量阅读英美作家的作品，除了和萨特一起读的书以外，她自己还读了惠特曼、布莱克、叶芝、辛格、西恩·奥凯西、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所有作品，以及亨利·詹姆斯、乔治·摩尔、弗兰克·斯温斯顿、丽贝卡·韦斯特、辛克莱·刘易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当时的萨特对神秘主义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波伏瓦在日记里就写过她曾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此，他们在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也读凯瑟琳·埃梅里希和福利尼奥的圣安杰拉。[50]波伏瓦习惯把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做到极致。[51]即使是去旅行，波伏瓦通常也只是换个地方工作。[52]
[59] PL 78.
波伏瓦参加完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在巴黎的第一年，失去了很多原来的朋友。扎扎去世了，雅克结婚了，其他的朋友都搬走了。波伏瓦也不再见梅洛-庞蒂和他们的那个“伪圣人”小团体。她介绍给萨特认识的只有埃莱娜、杰杰、斯捷帕和她的未婚夫费尔南多。但不久之后，斯捷帕和费尔南多也离开巴黎去了马德里。
[60] PL 88.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波伏瓦的回忆录和信件来了解她，因为我们没法获得她“从内向外地审视自我”的视角。尽管波伏瓦对于自己和萨特在一起这件事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萨特。不过波伏瓦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萨特的“柔情、工作和快感”里。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都认为如果当时波伏瓦嫁给萨特，她也许会更幸福。但是这个判断显然忽视了两点。首先，波伏瓦早在遇到萨特之前就已经认定婚姻是不道德的。第二，萨特在波伏瓦生命中的位置从一开始就被波伏瓦界定清楚了：他是她“思想上无可比拟的挚友”。在这个方面，萨特对于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性和情感上，他远没有那么重要。
[61] Bair, p.177.
扎扎，我不能忍受你已经不在了……没有了你，我孤身一人，我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离开，我想要离开萨特，和你一起走，我想要和你说话，想要爱你。想要远离这里，离得远远的。[48]
[62] PL 94.
我有罪过，我有罪过，我有罪过！噢！我不想我的生活就像这样！噢！这不是我梦想的样子。明天我要见亲爱的小男人（萨特）了，一切都将结束。但是今天，我不知道我的悔恨是从哪里来的。噢！雅克，我的纯洁，我的梦想，我的爱。但是现在一切都物是人非。
[63] PL 95.
1930年10月，波伏瓦对萨特产生了诸多疑虑，甚至已经到了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程度。波伏瓦好几次想要离开萨特。她为扎扎和曾经的自己心痛；尽管她已经获得了她原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她仍然觉得壮志未酬：“柔情、工作、快感，仅此而已吗？”[47]在日记的最后，波伏瓦缅怀失去的其他可能的未来，以及在别的朋友的陪伴下本可以成为的自我：
[64] PL 80, 101.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波伏瓦身上这种独立与依赖的并存：有的时候波伏瓦不确定萨特对于她来说是否是最好的，她也不确定萨特究竟有没有激发出她最好的部分。尽管波伏瓦很早就感觉到写作是自己的天命，但是她始终不够自信，之后的几十年里也总是拒绝赞美。波伏瓦总是不重视作品受到的褒奖，而是只看到负面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波伏瓦和萨特的友谊流传后世，让大众看到了萨特的自信和波伏瓦的自我怀疑，但事情的全貌并不是这样的。
[65] PL 106
萨特的批判既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蔑视，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鼓励。在《盛年》中，波伏瓦写道，萨特对于波伏瓦对自己的依赖感到厌烦，但他的厌烦并不是因为这种依靠，而是因为他觉得波伏瓦不如刚见面那会儿那么才思泉涌了，他觉得波伏瓦可能要变成那种放弃自我独立，甘心做男人助手的那种女人。当萨特告诉她这些的时候，波伏瓦生气极了。不过波伏瓦生气的原因是，她让萨特失望了。[46]
[66] Bair, p.176.
尽管波伏瓦早在18岁时就已经坚信自己有要表达的内容，尽管那时候的波伏瓦已经聪慧过人，但是年轻的波伏瓦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智识也同样优秀到了能够吸引别人做她的“寄生虫”。如回忆录中所记载的，波伏瓦和萨特那时候来往于图尔市和巴黎之间，在火车上他俩会交流彼此的观点。每次萨特都很高兴见到波伏瓦，因为他可以告诉她自己最新的哲学理论构思了。波伏瓦听了之后会指出其中的问题。波伏瓦帮助萨特完善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就是萨特日后赖以成名的关键。但是，当波伏瓦告诉萨特她的观点时，萨特会对波伏瓦说，你的原创性不够，他甚至对波伏瓦说：“当你这样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在思考。”[45]
[67] Colette Audry, ‘Portrait de l’écrivain jeune femme’, Biblio 30(9),November 1962: 3–5.
黑兹尔·罗利等作家认为这段话其实是波伏瓦自己年轻时候的写照。毕竟，在她的自传中，波伏瓦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辅助的存在”，是一个“智识上的寄生虫”。[44]从波伏瓦日记中的有些篇章我们可以看到，波伏瓦并没有扪心自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问自己想对萨特表达什么，而是问自己怎样才能成为萨特想要的样子。尽管波伏瓦在回忆录中略去了萨特的种种缺点，但是在日记中她都悉数记录了下来。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她已经在读萨特读的那些书：纪德、克洛代尔、佩吉、阿兰、帕斯卡、莱布尼茨、拉尼奥、尼采，以及一系列英语书籍，但萨特却无法独立读英语书。波伏瓦的确是用了“我们”，但是并不是只跟萨特用。尽管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和萨特恋爱的女人，但是我们不确定在现实生活中她是否就是那样的女人。波伏瓦把自己描绘成萨特从属的样子，并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不是为了叙事的必要性，而是因为她认为用某种方式去讲述这个故事能达到更好的女性主义的效果。
[68] 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信奉托洛茨基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全世界的不断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恋爱中的女人甚至失去了自我判断力，试图通过她爱人的眼睛去看待一切。她追随他的一切喜好，包括书籍、艺术和音乐。如果没有他陪自己一起看世界，她就对世界失去了兴趣，她只对他的想法、他的朋友、他的观点感兴趣。她觉得自己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她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被他爱着。当她听到他说“我们”，她就感觉到无上的快乐，因为她觉得被所爱的男人当成了他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她和他就连在了一起，享有他的威望，可以和他一起去征服世界了。[43]
[69] Bair, p.173，引自一个与奥德里的访谈。
但是萨特这个观察者并不像波伏瓦写的那样精确：萨特拒绝把波伏瓦的情绪看成是有意义的，也不予理会波伏瓦的性欲。[42]20年后，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了“恋爱中的女人”一章，里面描写了女人是如何在恋爱后把所爱的男人当作她生活的中心，并且在恋爱中失去自我的。
[70] PL 128.
波伏瓦在第二卷回忆录中写道，萨特在哲学上常常不拘泥于细节，天马行空。波伏瓦认为，正是因为萨特的不拘小节使得他的想法常常比她自己那些一丝不苟的精确想法更加出彩。[40]不只是这一次，在其他很多时候，波伏瓦都表示萨特比自己更胜一筹，也更有自信。在《端方淑女》中，波伏瓦称萨特是一个完美的伴侣，是她从15岁开始就梦寐以求的男人。波伏瓦说：“我理想中的两性关系是，夫妻俩有很多的共同点，是彼此精确的观察者。在以前，上帝是我生命的观察者。通过这种方法，我能排除爱上一个不同的人的可能性。除非我遇到一个既比我有成就，也跟我一样平等的人，否则我是不会结婚的。”[41]
[71] PL 128.
后来波伏瓦回忆，其实自己有时候也会偶尔佩服萨特的这种疏离态度。萨特认为伟大的作家都需要培养出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因为他们要捕捉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但有的时候，波伏瓦觉得，语言“必须先谋杀现实，才能描摹现实”，但是波伏瓦并不希望现实就这样死去。波伏瓦想要细细体味生活给她的百味，而不是为了创作出流传后世的作品就把它抹杀。[38]尽管波伏瓦和萨特都认为文学很重要，但是对于文学的本质和目的，他们持不同意见。萨特赞同文字是有力量的，但是他认为所有的文学都带有欺骗和隐瞒。波伏瓦坚信文学可以成就更多，她带着敬畏之心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为伍尔夫意欲填补文学和生活之间的沟壑，而波伏瓦也想要了解和揭露这个真实的世界。[39]
[72] 引自Bair, p.201.
波伏瓦曾经有一次在电影院看到萨特的眼睛里泛着泪光，但萨特那次的眼泪是为艺术而流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值得萨特流泪。波伏瓦不能向萨特倾诉自己的复杂情绪，也不能向他表达自己的性欲，只能转而诉诸笔端，记录在日记里，只有日记本不会像萨特那样对她的情绪和欲望恶语相向。
[73] PL 16.
你是希望我看到你的忸怩作态就态度温柔起来吗？你以为我会因为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就改变立场吗？我一度也想要搞这种戏码……但现在的我憎恨和鄙视所有像你这样陶醉在自己的忧伤里几个小时无法自拔的人……要知道，伴随忧伤而来的总是懒惰……你我相隔500公里，你以为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忧伤，我就能跟你一样沉湎于忧伤情绪中吗？要是能这样，那你干脆写信给国际联盟吧。[37]
[74] PL 134.
萨特在他1943年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性欲就是麻烦，因为它遮蔽和折损了我们的自由。”对于情绪，萨特同样也表示不能接受。他认为一个自由人可以做到选择不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因此自由人就应该这样做。萨特的一个旧情人西蒙娜·若利韦，曾写信告诉萨特自己感到忧伤。当时21岁的萨特在给西蒙娜·若利韦的回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她感到恶心：
[75] PL 129.
波伏瓦对萨特的爱逐渐冷却，同时他们之间也出现了身体不合拍的问题。波伏瓦感觉到自己的欲望被唤醒，需要被满足。但是在这一点上萨特却不同步，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问题更严重了。相比于性，萨特更喜欢吸引的过程。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波伏瓦会立即同意和萨特的契约——只有同时与马厄和雅克见面，波伏瓦才能在当下和未来为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找到爱的寄托。当马厄和雅克不在的时候，波伏瓦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欲望。尽管波伏瓦和萨特承诺过要对对方无话不说，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波伏瓦对萨特只字不提自己欲求不满的事情。[36]波伏瓦成长的环境从来都不鼓励主动表达个人的欲望，也不重视个人的情绪。当然了，波伏瓦现在之所以对自己的情绪如此严苛，也有可能是因为不满萨特对情绪的态度和他所宣扬的哲学。
[76] 让－路易·韦亚尔－巴龙表示，法国哲学里后来被称为“现象学的方法”和宗教研究的实际上就是柏格森所说的“具体的形而上学”。见‘Présentation’ to Jean Baruzi, L’Intelligence Mystique, Paris: Berg, 1985, p. 16.
1930年秋天，波伏瓦开始思考她对萨特的爱是不是已经开始反噬自己。她完全活在他的期待中，忽视了自己的生活。波伏瓦写道：“我失去了自己的骄傲，我也因此失去了一切。”[33]回想起之前10月的生活，她和萨特重逢，浓情蜜意，但是她明显感觉到萨特的爱不如自己的深。看起来她也只不过是萨特众多冒险中的一个，而萨特在她的印象里则是惊为天人，她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给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我。[34]波伏瓦还爱着萨特，但是她描述自己的爱“更多的是出于习惯，没有从前那么热烈了，也没那么纯粹和温柔了”。在波伏瓦面前，萨特失去了完美的光环，现在波伏瓦能看透他想要取悦别人的那种欲望，他的自尊、他大声说话时涨红的脸，以及他是如何轻易地受到别人影响的。[35]
[77] 见DPS 58–61, 66 especially 16 August 1926.
当波伏瓦考虑从事新闻业的时候，她有个富有的表亲向她伸出援手。这个表亲也是当年帮助她父亲的那个人。他们安排波伏瓦和《新欧洲》（L’Europe Nouvelle）的联合编辑普瓦里耶夫人见了一面。普瓦里耶夫人告诉波伏瓦，想要在新闻业站住脚，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她问波伏瓦，你有想法吗？波伏瓦回答说：“没有，我说了，我没有。”[32]而与此同时，当编辑的丈夫普瓦里耶先生跟波伏瓦见面的时候，他对波伏瓦动手动脚，并暗示波伏瓦还有另一种上位的方法。普瓦里耶先生说如果波伏瓦愿意的话，他可以介绍有权有势的人给她认识。波伏瓦拒绝了他。但是后来这对夫妇邀请波伏瓦去参加一个鸡尾酒派对时，波伏瓦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为了机会前去一试。当波伏瓦到了之后，她发现自己格格不入。她身上的羊毛裙，在一屋子的绫罗绸缎和锦衣玉食面前显得格外寒酸。
[78] Anon. ‘Views and Reviews’, New Age 1914 (15/17): 399.我很感谢埃丝特·赫林提醒我注意到这个。
乔治·德·波伏瓦对于女性的贬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整个文化里的共性。波伏瓦所阅读的那些哲学作品也浸淫着这种想法。在学生时代的日记里，波伏瓦曾引用了叔本华《论女人》（On Women）中的几句话：女性就是“第二性，在每个方面她们都劣于第一性”。女性存在的意义只是延续人类种族。叔本华觉得女性可以有才华，但绝对不可能有天赋。[31]
[79] PL 143.
波伏瓦觉得自己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写作的灵感，甚至没法再相信萨特对自己说的“我爱你”。[29]我们并没有找到萨特具体说了什么才让波伏瓦如此沮丧和气馁，但我们知道波伏瓦的父亲以及波伏瓦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给她传达的信息都是：女性天生就没有创造性，历史几乎就是女性缺乏创造性的记录。埃莱娜回忆起小时候，她们俩都很喜欢文学和艺术，但是她和波伏瓦从来没有一个灵感迸发的时刻，能够高呼自己今后要做画家或者作家。埃莱娜花了好多年才摆脱这种想法对自己的束缚。而波伏瓦也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尽管感到写作是自己的天命，但也会对缺乏创造性感到绝望。对于她们来说，让自己的想象力尽情发挥，做具有原创性的创作，看起来是不可能的。[30]
[80] PL 145.
1930年6月，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她感到自己想要变得更强大、想要工作、想要创作的强烈欲望。她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生活的首位，在这一点上萨特和她意见一致。而那时，波伏瓦一想到她和萨特的两年之约快要到期了就感到惴惴不安，她甚至把这比作死亡临近。波伏瓦很确定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她也时常担心自己写作的能力，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实现当作家的梦想：“我没有才能，我写不了！”波伏瓦一方面自责自己懒惰，缺乏意志力，一方面又无法判断萨特给自己的帮助到底是不是她所期望的。波伏瓦觉得“萨特跟我对话时总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女孩。萨特只想看到我开心，但是如果我对自己很满意，他又不开心了……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只能对他撒谎”。[28]一开始，波伏瓦觉得自己和萨特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当他俩讨论哲学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想要发掘真相。但是为什么一涉及她的情绪，萨特就不愿意发掘下去了呢？为什么拒绝当端方淑女的波伏瓦，现在却愿意去做一个假装快乐的女人，尤其是面对一个把她当作小女孩来对待的男人？
[81] PL 17, 18.
在波伏瓦搬出家自己住的第一年，她仍然常常回家和父母一起吃午饭，但是她并不跟父母分享她生活的近况。尽管萨特不在的时候，波伏瓦很想念他，但是她也很享受这种有机会独自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进行各种冒险的生活。那段时间几乎一有人邀请，她就去约会，甚至还去了一次妓院。乔治不理解为什么波伏瓦还不开始正式的教职工作。乔治轻蔑地跟自己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波伏瓦正在和巴黎度蜜月。波伏瓦知道自己的第一份教职很可能被分配到外省，而她不想离开充满诱惑的巴黎。有段时间，波伏瓦也考虑过当一名记者，因为那样可以继续留在巴黎，但最终她还是更想要教哲学。[27]
[82] PL 15.
马厄不想要“如此的敷衍”？那他希望得到什么？作为一个有妇之夫，他自己对婚姻都不忠诚，还反过来要求波伏瓦对他忠诚，未免太双标了。在萨特面前，波伏瓦也没有对马厄表现出什么同情心，反倒是指责马厄的嫉妒心和吃醋让她难受。但是波伏瓦也渐渐开始明白“偶然的生活”对于她和对于萨特来说，完全是两码事。波伏瓦从来不想伤害她所爱的人，她想要跟他们在一起。但目前的生活让她什么也不是了——雅克要结婚了，马厄在千里之外，而萨特也要启程离开。[26]不过我们也不清楚，这时候的波伏瓦质疑的是“偶然的生活”的价值本身，还是只是这种生活的一个片段。
[83]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萨特很清楚波伏瓦完全有能力写出伟大的作品，但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萨特对波伏瓦的苦难没有同情心。在订立契约后的第一年里，波伏瓦一直对萨特、她自己以及他们的契约对别人的影响感到忧心忡忡。1929年12月，当马厄来到巴黎时，他在波伏瓦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萨特写给她的信。在此之前，波伏瓦一直没有告诉马厄她和萨特之间的关系变了，气急败坏的马厄说自己再也没法信任波伏瓦了。他写了一封信给波伏瓦，要她必须趁他在巴黎的时候来见他。波伏瓦摘抄了马厄的信拿给萨特看：“因为之前跟你在一起的9月，和之后那充满谎言的两个月，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你们俩精心搞这么一出，让我承受了如此的敷衍……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25]
[84] SLBdB,‘Chronologie’,MPI lxx.关于诺齐埃事件，见Sarah Maza, Violette nozière: A Story of Murder in 1930s Pari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在扎扎葬礼的前一天，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矛盾爆发了。萨特指责波伏瓦太过沉溺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之中，波伏瓦为此流下了眼泪。波伏瓦说：“这并不是苦涩的眼泪，而是孕育着一股力量的眼泪，从眼泪中我感觉到自己心里女神的崛起，那个从长眠中醒来的女神。”[23]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波伏瓦和萨特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每当波伏瓦情感上需要安慰的时候，她会去找别人而不是萨特。扎扎去世之后，波伏瓦去找了埃莱娜。但即便如此，在12月13日扎扎的葬礼上，波伏瓦还是忍不住痛哭流涕，因为出席葬礼的这些人都是原本她以为会在扎扎婚礼上看到的面孔。[24]
[85] PL 149.
在扎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波伏瓦的日记都是空白的。直到再下个月，波伏瓦因为萨特又一次伤心，她才重新开始提起笔写日记。当年波伏瓦加入马厄、尼藏和萨特的三人学习小组的时候，她以为她遇见了一群能够接纳她本来样子的人。跟萨特的相遇让波伏瓦以为，她遇到了一个想要寻找真相并如此生活的哲学家。但是现在萨特似乎对波伏瓦有了过分的期望。萨特也开始像别人一样，开始对波伏瓦指手画脚，也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她明白和不明白什么。波伏瓦写道：“我比他更理解什么是偶然的生活。”[22]
[86] PL 181.
之后的那个月，1929年11月25日，扎扎去世了。波伏瓦那天在日记里只写下了一行日期，旁边有一滴眼泪模糊了笔迹。
[87] SLBdB,‘Chronologie’, MPI lxxii–lxxiii.
萨特服役期间要在圣西尔训练，这里离巴黎非常近。所以一周有三四天，波伏瓦都可以去和萨特一起吃晚饭，有时候也会和他们共同的朋友皮埃尔·吉耶和雷蒙·阿隆一起。周日，萨特会来巴黎看波伏瓦。训练结束之后，萨特被派遣到圣西姆福里安气象站，这里离图尔市不远。大部分时间，波伏瓦和萨特都会给彼此写信。每个月除了周日之外，萨特还能休假一周，所以在萨特回巴黎和波伏瓦每周去图尔市以外，他们也能定期见面——但即使这样，波伏瓦还是想要更频繁地见面。当时的萨特称呼波伏瓦为“我的小妻子”，波伏瓦称呼萨特为“我的小丈夫”。但是夏天之后，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浓情蜜意很快就消散了。
[88] 见Cohen-Solal, Sartre, pp.99–100. Jean-Pierre Boulé, Sartre, Self-formation,and Masculinities, Oxford: Berghahn, 2005, p.165.
即使这样，萨特仍然只是波伏瓦生活的一部分。在11月3日，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她希望萨特“嘴唇贴着自己的嘴唇”。紧接着这一段，波伏瓦提及了雅克的来信，然后她描述了自己见到斯捷帕时的喜悦心情。再然后，波伏瓦说，她希望拉马的手指穿过自己的头发，身体轻触着她的身体。[21]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波伏瓦仍然煞费苦心地不让萨特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很清楚的是，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波伏瓦完全不觉得自己同时爱着几个人有什么问题。
[89] PL 184.
波伏瓦并不想独自冒险，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法告诉萨特她的真实想法。
[90] PL 186.
在11月的时候，萨特去圣西尔的气象兵部队服兵役。萨特打算两年兵役结束后，和波伏瓦分开一段时间。于是萨特申请了一份在日本京都的工作，如果一切顺利，从1931年11月开始，萨特就会离开法国去到日本。萨特告诉波伏瓦，他们还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见面，比如伊斯坦布尔。然后他们可以再次分开，重新开始各自的冒险。
[91] Cohen-Solal, Sartre, p.100.
在《盛年》里，波伏瓦回忆起她和萨特年轻的时候都有些自命清高。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激进而自由，一方面其实对很多束缚都没有看透。当时的波伏瓦和萨特不承认自己对任何人有情感上的义务，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理性的，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依赖别人。实际上，波伏瓦和萨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是被保护着的，从来没有真正地直面过生活的惨淡和世界的险恶。波伏瓦和萨特那时候没有多少钱，但他们对财富嗤之以鼻，视金钱为粪土，都觉得：“去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20]因此，波伏瓦和萨特一直在他们共有的丰富精神世界里遨游，他们沉溺于各种各样的故事、灵感和图像，所谈论的不是文学便是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或者是笛卡尔，两个人也是画廊和电影院的常客。
[92] PL 153.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两天之后，雅克局促不安地告诉波伏瓦他和别人订婚了。[18]第二天，马厄和斯捷帕都赶来安慰伤心的波伏瓦。马厄对波伏瓦说，雅克这样的男人18岁的时候很吸引人，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失去魅力，因为他们都是依靠家里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白手起家的人。雅克的确继承了他父亲的生意，而且他完全不拒绝这种给他设定好的人生道路，而波伏瓦对此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斯捷帕带着波伏瓦去双偶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喝热可可，波伏瓦很欣慰有马厄和斯捷帕来陪伴自己。尽管波伏瓦对雅克以外的男人也有感情，但是她还是为此伤心大哭了一场。她的伤心也许是为了雅克，也许是为了她先前想象过的那个和雅克一起的未来，那个能够满足家人对她的期待的未来，也许两者皆而有之。[19]
[93] PL 162.
1929年，波伏瓦一度对萨特爱得目眩神迷。但是自从7月见了萨特之后，波伏瓦便开始动摇。实际上，在波伏瓦和萨特订立契约之后的一周里，波伏瓦的内心也充满了怀疑和焦虑。10月17日，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度过，那一天萨特觉得自己不喜欢的那个“德·波伏瓦小姐”差点又要出来。当时的波伏瓦很沮丧，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她还是尽力掩盖自己伤心的情绪。直到萨特走后，她才实在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16]1929年10月21日，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年如果没有萨特，我没法活下去”，并在“没法活下去”下面画了一道线。[17]
[94] WD 87.
《盛年》里描绘的萨特和波伏瓦，对于和彼此分享真相，其实一直都很谨慎，因为真相有可能是伤人的利刃。后来的波伏瓦也觉得自己并没有掌握成功沟通的万能法则。波伏瓦觉得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伴侣双方完全理解对方。经常会有人问波伏瓦是怎么维持她和萨特的关系的，波伏瓦的回答是：在一起的两个人必须一起商量并定下两人之间的协议。年轻时候的波伏瓦，错误地以为对自己适用的能够对所有人都适用。到1960年的时候，无论人们批评还是赞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都会感到很恼火[15]，毕竟人们其实对于他们俩相处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
[95] Jean-Paul Sartre, War Diaries, trans. Quintin Hoare, London: Verso, 1984,p.76, 引自Rodolphe T.pfer.
波伏瓦完全信任萨特，她觉得萨特给她的是一种绝对的、永不止息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她曾经只能从父母或者上帝那里感知到。[14]波伏瓦曾经非常重视“由内而外对自我的审视”，她也常常回溯自己的人生，但我们很难弄清楚为什么波伏瓦会对萨特对她“从外向内的观察”如此充满信心。她对萨特的信任是必要的吗？萨特也同样信任她吗？
[96] 库萨的尼古拉和其他很多人都称上帝为“绝对者”(the Absolute)，见WD 77; PL 207.
波伏瓦在回忆录的第二卷中写道，一开始她觉得契约中互相告诉彼此一切的承诺让她感到难为情。但是后来，波伏瓦渐渐觉得这是一种解放。因为有萨特这个观察者的存在，让她能够更加不偏不倚地看待自己，而这是她一个人时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波伏瓦称萨特为她一生的见证者。萨特和波伏瓦都把彼此当作一个毫无恶意的读者，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像一本书一样完全打开呈现给对方，这种信任让他们感觉很舒服。[13]
[97] PL 107.
10月14日，星期一，萨特和波伏瓦在卢森堡公园一起散步。那个下午他们的对话启发了无数后人试图去效仿。波伏瓦和萨特在那个下午的讨论，为后来他们的开放性关系定下了关键的契约。波伏瓦和萨特从一个两年的契约开始，除了彼此以外他们可以有别的情人，并且他们许诺会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为了把自己和别的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情人区分开，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essential）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contingent）爱。”[12]波伏瓦和萨特把他们的关系称为“贵庶通婚”（morganatic marriage），这个词的原意是指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婚姻关系，比如路易十四与曼特农夫人的爱情（但波伏瓦和萨特没有说他们俩谁是贵族，谁是平民）。
[98] PL 206–9.
根据波伏瓦回忆录里的记录，在1929年的秋天，萨特对波伏瓦说他觉得她有双重人格。考虑到当时的波伏瓦纠结于自己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她对复杂生活的失控感，不难想象萨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波伏瓦甚至给自己的未来生活面临的可能性起了个名字：我的可能性）。萨特说，平常的时候，她是海狸。但是有时候，海狸消失了，一个他不那么喜欢的“德·波伏瓦小姐”就出现了。德·波伏瓦小姐会忧伤和悔恨，但是海狸不会。[9]这让我们不禁怀疑是萨特故意给波伏瓦洗脑[10]，为了让波伏瓦不断自我怀疑，从而不去质疑他的可疑行为。但其实海狸和“德·波伏瓦小姐”这种分裂也并非萨特首创，其实早在1927年波伏瓦自己的日记里，我们就发现了类似的分类。当时的波伏瓦在日记里叮嘱自己“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社会既定的框架。适合自己的就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了”。[11]
[99] PL 210.
1929年，波伏瓦仍在权衡自己要不要选择萨特。9月2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萨特不懂爱情，尽管他是个情场老手，但是他从没有真正地经历过爱情。[5]直到10月8日，波伏瓦仍然在忧虑这个问题。她说“当自己在萨特身边的时候，就必须得学会不后悔自己选择了这段爱情”。[6]9月波伏瓦回巴黎，她又一次见到了雅克，旧情复燃，也忘记了马厄。波伏瓦觉得自己必须得在“和雅克在一起的幸福”和“跟萨特在一起的不幸福”之间选择。[7]波伏瓦写道：“同时爱着两个男人，一点也不好玩。”[8]
[100] PL 213.
在《盛年》里，波伏瓦写到1929年10月和萨特重逢的时候，她断掉了和其他男人的关系，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和萨特的恋爱当中。[4]其实，波伏瓦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她之前未公开的日记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那年9月到11月，波伏瓦在日记里仍然书写着自己对雅克和马厄的柔情蜜意。波伏瓦的出版物和日记的相互矛盾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波伏瓦要在回忆录中抹掉其他的男人，给萨特一个最重要却与事实不符的位置？
[101] SdB to Sartre, 28 July 1935, LS 6–7.
经历过之前备考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日子，波伏瓦觉得工作其实也没有像她父母说的那样任务繁重。相比起重重困难和不断的挫败，波伏瓦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就像一场长假一样轻松。现在的波伏瓦，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波伏瓦的母亲之前总是让她穿耐磨的棉质或者羊毛质地的衣服，常常显得很土气，现在波伏瓦给自己买了丝绸、纱，还有天鹅绒质地的衣服。波伏瓦笔下曾有一个叫尚塔尔的文学角色，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老师。尚塔尔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当她站上讲台上课时，台下的“学生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他们觉得老师简直不像是真实世界里的人”。[3]
[102] PL 212.
波伏瓦那时候还没有工作，不过她已经和萨特讨论过他们两个人的未来。在萨特去服兵役的时候，他们会尽可能多地保持见面。波伏瓦选择留在巴黎，而不是找一个全职的教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有时间创作小说。波伏瓦在维克托·杜鲁伊学校一周兼职几个小时，教教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样她能挣够自己生活的基本开销。[2]
[103] PL 222.
1929年9月，21岁的波伏瓦回到巴黎，搬出了父母的公寓。波伏瓦的外婆在丹费尔-罗什洛街91号有一处房产，波伏瓦租了这栋房子五楼的一个房间。和其他房客一样，波伏瓦也要交房租。波伏瓦买来橘色的墙纸贴在墙上，埃莱娜帮着她一起置办了一些二手家具。波伏瓦从家里搬走的时候，弗朗索瓦丝眼里噙着泪。不过母亲没有大哭大闹波伏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1]除了每年夏天去梅里尼亚克的时候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平常波伏瓦都得和埃莱娜挤在一间房里。现在她终于有了一间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房间，波伏瓦感到非常高兴。
[104] 见Eliane Lecarme-Tabone,‘Simone de Beauvoir’s “Marguerite”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Jean-Paul Sartre’s “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 trans. Kevin W. Gray, in Christine Daigle and Jacob Golomb, Beauvoir & Sartre: The Riddle of Influ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