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如果你做得到，现在假设你自己是第三者，来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这样做明智吗，冒失地跑到那种地方去？”
她大声地吐气。
“我已经想过了，当然不够明智，我做得不对，他可能会警告康克林。他们两个都会知道有人盯上他们了，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这个人。”
“没有，我连我的名字都没说，我们只是绕着弯讲了几分钟，不过我留了一点东西。记得我周三给你看的那篇剪报吗？我给他留了一份。我看见他看了，我猜那条新闻让他紧张了。”
“你看，你证明了我不是瞎担心，我要你答应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了。”
“你跟他说了这个案子的事吗？”
“我不能。”
“我不知道，只是一时兴起。本来只是开车经过他住的地方，刚好那儿有个晚宴。我只是觉得……只是觉得气愤，他倒是很开心，而我妈妈……”
“那我只好告诉你，如果医生相信病人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医生可以终止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我说过我快没办法阻止你了，虽然还没有彻底没办法。”
博斯想了一下。
“你要找欧文？”
“这不是开玩笑的，你为什么做这种事？”
“如果我确信你的行为太越轨，我会去找他。”
“这是心理治疗的新名词吗？从没听你说过哦。”
博斯听到他最终的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她手里时，相当气愤。他把他的怒气吞下去，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
“去你的！”
“好吧，我不会再到宴会上找麻烦了。”
“那我还有一个坏消息。”他笑了，“昨天晚上我跑到米特尔那里给他的晚宴制造了一点麻烦，我猜我可能吓到他了，至少我吓到自己了。”
“不行，这不够，我要你不去找这些你认为可能与那个案子有关联的人。”
“我得说我非常紧张。”她继续安静地往下说，“我在这里的九年辅导过很多警察，还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我只能答应你，我在没有拿到全部证据之时，不会去找他们。”
她吸了一口气，他没有说话。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不是希望犯法的人逍遥法外，尤其是杀人犯。可是我现在说的是你，你才是我关心的，这是最基本的规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该无谓地牺牲或伤害自己，这是生存的意志，我怕你的经历会模糊你的生存意志。如果你自己不关心你精神或者身体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危险，我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伤害。”
“我也不是。”
“不值得？有一个杀人犯逃掉了。他以为他可以逃掉，不需要付出代价，多少年来他都这么想，但我要讨回公道。”
“我希望你说话算话。”
“哈里，这样好了，你今天晚上在飞机上好好想一下。你要做的虽然是件对的事，可是你一定要保护自己，不要受到更深的伤害，因为这样并不值得，不值得让你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
接下来有大概一分钟的沉默，让彼此平静下来。她在椅子上动了一下，并没有看他，也许在想下面该说什么。
“可是你没看到这点吗？我以前为什么不去看凶杀报告呢？我干警察已经二十年了，我早该看了的，即使我不知道细节。我知道她是被杀的，案子一直没好好查，这样就够了。”
“那我们继续吧。”她最后说，“这些事，你自己去调查的事，占掉我们很多时间，我们原先要解决的问题被耽误了。”
“我要说的是你把事情的顺序弄颠倒了，把马车放在马前面。这个案子被隐瞒了真相当然不是你的错，首先，这点跟你毫无关系。其次，你看到报告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知道。”
博斯听她的话坐回原位。坐好之后，他的眼睛才看着她，她先开口。
“所以我们的评鉴过程拖长了。”
“你能坐回来吗？好不好？”
“那对我已经不是问题了，我需要时间来做我现在做的事。”
“是没有。”
“好，只要你高兴就行，”她嘲讽地说，“现在我要回头去谈送你来这里的那件事了。上次你谈起的时候，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也很简短。我懂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摸索彼此。现在我们已经有点了解彼此了，我得要知道全部过程，那天你说是庞兹警督引发的？”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有时候对自己太苛刻，这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
“对。”
他盯着窗子，不看她，伊诺霍斯等了一下才开口。
“怎么发生的？”
“我有时候觉得，”他说，“她也许就是那样的人，但有时我觉得自己连这都不配拥有……不过我想我得到了我生命中应有的东西。”
“首先，他是警探的上司，不过他自己从来没当过警探。哦，他可能在什么地方坐过办公室，挂过几个月警探的头衔，所以他履历上有警探的从业经历，但是基本上他是干行政的。我们叫这种人机械警，一个拿警徽的官僚。他连最基本的查案要领和技巧都不懂，只会在办公室的一张表上画画线，他连询问和审讯之间的差别也不清楚。这不是问题，局里这种人多的是。我想说他们只要干他们的事，我干我的事就行了。但问题是庞兹不知道他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就引发了你说的事件。”
他停下来，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表达。他往下看，注意到下面烧烤店的窗子里没有鸭子。
“他做了什么？”
“你记得我第一天告诉你的吗？每个人都重要，不然谁都不重要。你看，她一直都不重要，不算什么，对警局、对社会，甚至对我，都不算什么，我必须承认，即使对我，也都不算什么。这周我打开凶杀档案，看得出这个案子只是被丢到一边，被埋起来了，就像我自己也把这件事埋起来一样。有人停止了调查，因为她不算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能这么做。我想到我自己这么久都不闻不问……让我真想……怎么说，想把自己的脸遮住还是什么的。”
“他碰了我的嫌疑人。”
“这是可以理……”
“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只知道不论从哪一点来看，我这样做都是合理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字眼比较合适，也许是羞愧吧，我很羞愧没有早一点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多年，我只是不去理会。我觉得好像对不起她……我也对不起自己。”
“办案的时候，如果你押了人进来，那人就只归你管，别人不会靠近。只要说错一个字、问错一个问题，整件事就有可能泡汤，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绝不碰别人的嫌疑人。不管你的官阶是警督还是局长，你得回避，要做什么得先跟办案的人打招呼。”
博斯起身走到窗边，他看着窗外，但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他感到阳光的温热。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
“结果呢？”
“我没有那么说，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做对你自己在感情上没有一点好处。事实上，我怕你给自己带来的更多是伤害而非修复。我说得有理吗？”
“我上次说了，我的队友埃德加和我带了一个嫌疑人到案，一个女人被杀了，她是那种在小报上登广告的妓女。她接到一个电话，到日落大道一个便宜的汽车旅馆去见客人，结果被杀了，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刀伤在右胸上方。这个嫌疑人玩的把戏是自己打电话给警察，说刀是妓女的，她想威胁他。他只是顺势把她的手扭回去让她刺到了自己，自我防卫。好，我和埃德加去了，我们马上发现他的话有问题。”
“所以我应该放弃？不去计较？”
“例如什么？”
“哈里，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意思是你是很多部分拼合成的一个整体，而不是单一的某个部分。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好几个不同部分必须连在一起，才能有最后的结果，不可能从第一张牌就跳到最后一张。”
“她个子比他小得多，我觉得她不可能用刀威胁他；第二，那把刀本身是一把八寸长的、切牛排的那种刀，她只有一个很小的皮包，没有带子那种。”
“你是说我不该把我现在的问题，怪到从前发生的那件事情上？”
“带按钮的手包。”
“可能过去几年的种种压力，你私人方面的和社会上的，逐渐让你压抑到这种地步。我怕的是你相信——不论是不是潜意识里这样相信——如果你能为你母亲的死讨回一点公道，你的现状就会改变。这是问题所在，不论你做的私人调查结果如何，那都不会改变你的现状。不可能。”
“对，不管怎样，那把刀放不进皮包，她怎么带去呢？还有，用她们街头的行话，她的衣服在身上裹得那么紧，所以刀也不可能藏在身上。还有呢，如果她的目的是骗钱，干吗还先上床做了交易？干吗不先拿出刀来，拿到钱就走？他说他们先做完交易，她才动手的。这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光着身子，这当然又引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光着身子威胁对方？你怎么逃走呢？”
她停了一下，可是博斯没有接话，他知道她还有话要说。
“那个男的说谎。”
“你懂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懂你话里的意思吗？你把你的生命分成两半，前一半是有她的日子，好像在你嘴里都是快乐的日子，我不太同意这点。后一半是她走了以后，你的话表示你的生活没有达到应有的标准，或者说不够如意。我想你的不如意可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她走后你都过得不如意。最近这段感情可能是最不如意的一件，可是我想，你可能一直就是个不快乐的人。”
“看起来很明显，我们还发现了别的。她的皮包里有一张纸，上面写了旅馆的名字和房间号码。那是惯用右手写的字。我说了，刀伤是在被害人的右胸上方，所以这完全不合理。如果是她刺他，她比较可能用右手拿刀。如果他把手反过去回刺她自己，伤口应该在她左边，不是右边。”
“我做不到，我没法讲出来，我只知道她走了之后，我的世界整个变了。我不知道如果她没死，我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可是……什么都不一样了。”
博斯示范用右手伸向他的右胸是多不自然的姿势。
“你可以对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有很多迹象都不对。那个伤口是往下的，这就跟刀在她手里的说法对不上了。若是在她手里，刀伤应该是向上的。”
“应该很明显嘛。”
伊诺霍斯点点头表示她了解。
“好吧，不算上当，只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的，我早该看清这一点的。好，我们继续吧，我想多谈一点你目前行动的感情因素。我想知道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找出凶手还对你这么重要。”
“问题是我们没有反驳他的实证，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是觉得他的话有问题，她不可能活过来告诉我们真相，光凭刀伤不够。另外，那把刀对他有利。刀在床上，我们看的刀上面有指纹。毫无疑问是她的指纹，人死了很容易弄上指纹的。所以我不信，但这没有用，重要的是检察官怎么想，陪审团的人怎么想。合理的怀疑只是一个大黑洞，常常把这类案子吞掉。我们需要证据。”
“这话没错，我是这么打算的，但并不是利用你。我觉得在这里我什么都可以说出来，你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吗？”
“然后呢？”
“你把我拖下水，我可以打赌你告诉我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是想要我替你看这些照片。”
“我们称呼这种案子为各说各话，双方各持己见。这个案子只有一方开口而已，所以更难搞。我们除了他的说辞之外，什么都没有。碰上这种案子，解决办法只有问他，用各种办法把话套出来。这有许多种方法，但最基本的一点是你在房间时就要抓住他的弱点。我们……”
“上当？”
“房间里？”
“不是，我对你感到好奇，我也担心你。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并不安全，不论从心理上还是在现实中。你在找一些有势力的人的麻烦，我也被夹在当中，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可是我阻止不了你，我怕我上了你的当。”
“审问犯人的房间，在局里，我们把他带进房间，以证人身份。我们没有正式逮捕他，我们问他能不能过来，告诉他我们还要问几个最常规的问题，死者到底做了什么，等等。他同意了。非常合作，还是一副无辜的样子。我们让他在房间里等，埃德加和我到看守室去拿那里的好咖啡，那儿有很多很好的咖啡，是因地震而关门的餐馆捐赠的，大家都到那里去拿咖啡。反正我们不急，我们在商量怎么对付他，以及谁先问哪些事。同时，那个王八蛋——对不起，庞兹——从窗子里看到那个家伙，竟然跑进去告诉他，他……”
“伊诺霍斯医生，这是个出于治疗目的的问题吗？还是你只是对这个案子好奇？”
“什么意思？告诉他什么？”
“你的调查怎么样了？”
“告诉他他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证人，庞兹懂个屁，以为他必须去告诉这家伙他的权利，他以为我们忘了。”
“你要谈什么呢？”
博斯一脸怒气地看着她，马上发现她不懂是怎么回事。
“我们再说。”
“难道那不是应该做的吗？”她问，“法律不是规定你们要告诉他们有关他们的权利吗？”
“好，你先收着，不过你先告诉我愿不愿意做，好吗？我只是想知道你对这些东西的感觉，你以一个心理治疗师和女人的角度对这些照片的感觉。”
博斯努力控制住愤怒，告诉自己伊诺霍斯虽然替局里做事，可是她的想法和外面的人没两样。她眼中警察的工作可能来自媒体的报道，和实际情况有一大段距离。
“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事，先进行我们的会谈，我得好好想一下这件事。”
“我来告诉你法律是怎么回事、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我指警察，有一大堆法律规定必须遵守。像米兰达权利和别的一大堆，结果就是我们找了我们知道或者是怀疑有罪的人来，我们基本上要告诉他们：‘我知道是你干的，可是从最高法院到所有的律师都会告诉你不要跟我们谈话，可是，你还是跟我们谈吧！’这样是行不通的，你必须另找出路。你必须又哄又骗，恩威并施，那些法院的规定就像绑在你身上的绳子，你得小心，但你还是有机会带着绳子走。所以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浑蛋跑来搅局，你这一天都完了，更别提整个案子了。”
她把信封放在桌边。
他停下来看她的表情，他看她还是有点不信，他知道她就跟多半人一样，知道大街小巷的真实情况后会吓得屁滚尿流。
“我猜也是这样。”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权利，他们就会识破，事情就完了。”他说，“没戏唱了！等我和埃德加喝完咖啡回到房间，那个宝贝坐在那里说他要找他的律师。我说：‘什么律师，谁说律师了？你是证人，又不是嫌疑人。’他告诉我们庞兹才把他的权利念给他听了。我不知道当时我比较恨谁，恨他杀了人还是恨庞兹搞砸了破案的机会。”
“我不知道。”他最后说。
“如果庞兹没说，情况会是怎样的？”
博斯看了一下她的脸。
“我们会好好跟他谈，要他告诉我们案件发生过程中的一切细节，希望他的话和他当初告诉警察的有出入。那样我们就可以说：‘你说的话前后不符，现在我们以嫌疑人的罪名起诉你。’那时候我们才会向他宣读权利，我们希望发现他说话的漏洞和现场的可疑迹象，使他害怕，好乖乖招供。我们做的只是要他们开口说话，跟电视上不同，真实情况难得多，也脏得多。可是就跟你一样，我们要他们开口说话……至少，这是我的看法。可是，现在因为庞兹，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案件的真相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职业上的道德约束条例，你还会相信我吗？”
“你发现庞兹告诉他以后，怎么做的呢？”
“因为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也因为我相信你，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谁。”
“我离开房间，直接走到庞兹的办公室。他也知道出了问题，因为他站起来了，我记得这一点。我问他是不是向我的嫌疑人宣读了权利，他说是。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我们两个都吼叫起来……之后我就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了，我不是要否认，只是不记得细节了。我大概抓住他，推他，他的脸撞碎了窗上的玻璃。”
“哦！哈里，”她摇摇头，“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什么找我？”
“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这些是那个案子的照片，我不想看，我也没法看，可是我需要有人帮我看一看，告诉我里面有什么。也许什么线索都看不出来，可是我想听一下别人的意见。之前那两个警探的调查……唉，反正可以说根本没调查。”
“有几个人跑进来把我拖开，局里的负责人叫我回家，庞兹必须到医院去处理他的鼻子。人事部听取了他的证词，我就被停职了。然后欧文把停职改成了强制控压休假，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博斯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打开，他取出那个装着凶杀现场和验尸照片的信封，轻轻放在桌上。
“现在那个案子呢？”
“太好了。”
“那个家伙始终没开口，他找了律师，现在在等时间。上周五埃德加拿了我们有的资料去找检察官，被检察官踢了回来。他们说警方没有证人，只有一些跟供述不合的发现，所以没法起诉。她的指纹在刀子上，真意外啊，说穿了是她根本不重要，没有重要到让检察官承担败诉的风险。”
“事实上我没去过，我只看过他们拿来的现场照片，通过照片判断。”
他们两人都沉默了一阵，博斯猜她在想这个案子和他母亲案子相似的地方。
“可是你到过犯罪现场？”
“所以这就是结局，”他最后说道，“杀人犯逍遥法外，放他一马的人却好端端坐在办公桌后面，破损的玻璃修好了，一切照常运行，这就是我们的体系。我发了火，现在也承担了后果。强制控压休假，离队，可能还要离职。”
“一点点，偶尔有人会拿东西来让我看，或者是叫我做一下嫌疑人的人物侧写。不过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找外面那些有法医精神科专业经验的人做这些事。”
她先清了清喉咙，才开始她的评估。
“你有没有替局里做过司法鉴定方面的事？”
“你把背景说清楚了，你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最终的行为是另一回事。你听过‘愤怒点’这个说法吗？”
“你要我帮什么？”
博斯摇摇头。
她考虑了几秒钟，显然在考虑在这样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她到底应该介入多少。
“是指好几种压力在一个人身上最终爆发，让他诉诸暴力。那些压力是慢慢积压起来的，然后在一瞬间释放——通常相当暴力，承受暴力的对象的所作所为往往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没什么。说来话长了。好，我有事要问你，我需要你帮我。”
“如果你要我说庞兹没错，是受害人，我是不会这样说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需要你说那些，我只要你审视一下这个状况，为什么可能发生。”
“不行，我必须在邮件寄到之前赶到那里。”
“我不知道，浑蛋事总会发生的呀。”
“哈里，看看你自己，你看起来像个半死不活的人，你能不能睡一觉明天早上再去？”
“你用暴力攻击别人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把自己降低到跟那个逍遥法外的人同一个层次了吗？”
“今天晚上，我坐红眼航班到坦帕。”
“医生，我想不至于，我告诉你，你可以检查我生活的每一面，你可以扯上地震、火灾、水灾、暴乱，甚至越战，可是相比我跟庞兹在他办公室的事，这些都不重要了，你说愤怒点也好，随便什么名词都行。但有时候只有那一刻的事才重要，而在那一刻我做了正确的事。如果我们的谈话结果是要我认清那一刻我做错了，那算了吧。昨天我碰到欧文，他要我考虑道歉。屁话，我根本没做错。”
“你什么时候走呢？”
她点点头，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看起来比她听他的冗长叙述还要不舒服。最后她看了看她的手表，他也看了看他的。他的时间到了。
她点点头。
“我想，”他说，“我把心理治疗的成果往后推了一个世纪吧？”
“我就是不要打电话，不给他机会敷衍我。”
“没有，你越了解一个人，越了解一件事，就会越了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喜欢我工作的原因。”
“你不能打电话给他吗？”
“我也一样。”
“为的就是这件事，我要到佛罗里达去找原先调查那个案子的警探。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在佛罗里达，所以我得把他找到。”
“之后你跟庞兹警督说过话吗？”
“出去？你那个调查呢？”
“我去交还警车钥匙的时候见到他，他要我把车交回去。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紧张得有点过分。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想他心里知道。”
“我要出去一趟，我尽量赶回来。”
“他们多半心里有数。”
“为什么？”
博斯起身准备离开，看到桌子边她推到一旁的信封。
她又皱起眉头，但这回看上去严肃多了。
“照片的事怎么样？”
“周一我可能不能来了。”他坐好了以后告诉她。
“我知道你还会再提一次的。”
他站起来坐到另一把椅子上去，他喜欢靠着窗子。
她看了一眼信封，皱起眉头。
“这样啊，好吧。”
“我要想想看，从不同层面想想。你去佛罗里达这两天，这信封可以留在我这里吗？还是你要用？”
“你要是以为我会在乎你坐哪儿，你就想错了。”
“你拿着吧。”
博斯到卡门·伊诺霍斯的办公室时，他的会谈时间还没到。他在门口等到三点半才敲门进去。他进去时，她微笑地看着他，他注意到下午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直接照在她桌上。他走向他一直坐的那把椅子，可是又停下来，在桌子左边那把椅子上坐下来。她注意到了，像对小学生那样皱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