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相当聪明的小男孩，不过因为长得比较胖，有点自卑。他不擅长体育，其他男孩总是抓着这一点嘲笑他，但他唱歌很好听。”
“关于他您还记得些什么？”
“您指导合唱团吗？”
“我当然记得。”
“是的。我以前建议过他去上声乐课，只可惜他的妈妈不是很和蔼可亲。我只在学校见过她一次。她来学校和老师抱怨说，博比为了去利物浦博物馆玩，从她的钱包里偷了钱。”
“您还记不记得一个叫博比·摩根的小男孩？”
“他父亲呢？”
“为了赎罪。”
她疑惑地看着我。显然，她肯定觉得我应该事先知道一些事情。现在，她在决定要不要继续讲下去。
“十五年前，您是圣玛丽小学的老师。”
“博比的父亲不可以来学校。”她说，“博比上二年级的时候，法院向他父亲宣布了一条指令。博比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我觉得您是在嘲笑我，教授。”我的小玩笑没有冒犯到她。
“没有。”
“这么说，您不看茶叶占卜吗？”
她摇了摇头，珠子随之左右摆动。“是我报的警。那几周，博比两次在上课的时候尿了裤子。裤子脏了，他就整个下午躲在厕所里不出来。那段时间，他很不开心。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肯说。我把他带到校医那里，她给他拿了一条新裤子。那时她才发现，他腿上有些红肿的条痕，看起来像被打过。”
她摆出两个小瓷杯，把热气腾腾的水倒进一个陶瓷茶壶。她拿一个银筛，把茶叶滤了两遍，倒茶，然后把一个瓷杯推到我面前。
校医会依正常程序，将此事报给女副校长，后者会通知社会服务部。这些程序，我早已烂熟于心。一位义务社工会负责转交手续。一位区域负责人会对此事展开讨论。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医学检查、询问、指控、否认、研讨会、“风险”调查结果、临时护理令、上诉——一环接一环。
她笑了，整个身子跟着抖了起来。“花草茶的味道是很微妙的，能和身体协调与共。嗅觉是我们所有感官中最直接的一种。触觉发展得可能更早，也是最后一个消失的感官，但嗅觉是直接与我们的大脑相连的。”
“跟我说说那条法院指令。”我说。
“我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花草茶闻起来那么香，喝起来又那么淡。”
她已经记不清多少细节了。做父亲的被控犯有性虐待罪，但他否认了。法院对他父亲发布了限制令。有专人在课间监护博比。
“非常不错的选择。喝洋甘菊能舒缓压力和紧张。”她顿了一下，“你不信这些，是不是？”
“警方展开了调查，但我不知道结果。负责处理社会工作和警察事务的是女副校长。”
“洋甘菊茶吧。”
“她还在学校吗？”
她接连说了十几种混合茶叶的名字。等她说完，我已经不记得头几个是什么了。
“不在了。她因为家庭原因，十八个月前辞职了。”
“那就茶吧。”
“那博比后来怎么样了？”
“没有。”
“他变了。他很安静，而且这种安静在其他孩子身上很少见。很多老师觉得，这让人很不安。”她盯着茶杯，轻轻地来回倾侧，“他父亲死后，他更不喜欢与人接触了。上课时，他好像都不在教室里，而是在外面，脸贴着玻璃。”
“你这儿有咖啡吗？”
“您觉得博比有没有遭受过虐待？”
“要花草茶吗？”
“圣玛丽小学坐落在一块非常贫穷的区域，奥洛克林教授。对一些家庭而言，光是早上醒来，都已经算是一种虐待了。”
隔墙后是一个小小的里屋，刚好放得下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一把中间微微下凹的长椅。一个电水壶和一台收音机插在孤零零的插座上。桌子中央放着一本女性杂志，摊开的那页上是填字游戏。
我对汽车几乎一无所知。我能给车加油，给轮胎打气，往散热器里加水，但我对现代内燃机的制造、模型和动力学完全不感兴趣。平时，我根本不会留意路上的车，但今天不一样。我总是看到一辆白色的货车。我第一次注意到它，是今早离开阿尔比恩旅馆的时候。它停在马路对面。其他车都被霜冻覆盖，唯有这辆货车没有。车的风挡玻璃和后窗上各被雨刮擦出一块不规则的圆形，露出透明的玻璃。
她灵活非凡，单脚旋转，在商店深处四下忙碌。她一边忙自己的事，一边说话。她的生活里似乎没有男人存在的迹象。布告板上贴着的孩子照片，或许是她的侄女和侄子。她养了一只缅甸猫（周围有猫毛），有整整一个抽屉的巧克力（地上有金属箔），喜欢爱情小说作家（我看到了一本凯瑟琳·库克森写的《沉默的女士》）。
同一辆白色货车——又或者是一辆跟它一模一样的——停在了路易丝·埃尔伍德商店对面的货运坡道上。货车的后门敞开着。我看到车里的地板上铺着棕色粗麻布质的麻袋。利物浦肯定有好几百辆这样的白色货车：或许是一个快递公司的车队。
“果然是教授！看看你的样子！医生和学者永远是最不听话的病人。他们从来都不肯听自己的意见。”
自昨晚起，我感觉仿佛有幽灵潜伏在每个门道旁，而此刻，这些幽灵坐进了每辆车里。我穿过集市广场，在百货超市的橱窗前驻足。我细细审视玻璃中的景象，看到的只有身后的广场，没有人在跟踪我。
“我们通过电话。”我解释道，“我是奥洛克林教授。”
我还没吃饭，想找个暖和点的地方待着，于是在商场二楼找到一家俯瞰商场中庭的咖啡厅，从我的位置能看到自动扶梯。
她挑起一边眉毛。
H. L. 门肯——一名记者，也是一位喜欢喝啤酒的智者——曾说过，每个复杂的问题都会有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而这个方法必定是错的。很显然，我和他一样，不相信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有用。
“理发师太热情，想帮我把耳朵也剃了。”
我还在上大学时，就试过把老师们逼得心烦意乱，因为我一直质疑那些看起来显而易见的假设。“为什么你不可以接受事情本来的面貌？”他们问我，“为什么简单的答案就不能是对的呢？”
“哎哟，哎哟，哎哟，”她说着，拿手托住我的下巴，“你来得正是时候。看看你的眼睛。又困，又干。你最近睡得很不好，是不是？你血液里有毒素，红肉吃太多了。你可能对小麦过敏。你耳朵怎么了？”
自然界可不是这样的。倘若人类的进化过程一点都不复杂难懂，那我们就该拥有容量更大的大脑，不会再看《你被整蛊了》这种综艺节目，又或者拥有容量更小的大脑，无法发明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母亲们该长出四只手，婴儿六个月大就可以离家谋生。我们的骨头会是钛做的，皮肤能防紫外线，视力达到X光水平，还能高潮不断。
“进来，进来，别害羞。”她一边说着，一边朝我挥手，招呼我过去。她是路易丝·埃尔伍德。我还记得她电话里的声音。某些人的声音和她们的长相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她便是这样一个人——声音低沉而洪亮。她和我握手时，手臂上的镯子“咔嗒”作响。她的额头中间印着一颗红点。
博比·摩根——现在，我还是用他的真名好了——有过很多遭受性虐待的特征。尽管如此，我不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我已经慢慢喜欢上了伦尼·摩根这个人。他给了博比很多正确的引导。人们很喜欢他。博比也崇拜他。
一个身形庞大的女人从隔墙后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颜色艳丽的宽大长袖女袍，袍子上至喉咙，硕大的胸部把袍子向外撑开。她头上还戴了几串珠子，走路的时候珠子相撞，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或许，伦尼有双重人格。一个施虐者完全可能拥有不会伤害他人的、慈爱的形象。如果的确如此，那他的自杀就解释得通了，这也可能是博比需要双重人格的原因。
我走进商店，头顶铃铛“叮”的一响。芳香精油、香烛和药膏的香气钻进我的鼻孔。深色木材制成的狭长架子顶着天花板。架子上摆满了贡香、肥皂、油，还有各种钟形罐子，罐子里装着五花八门的东西，从浮石到海草，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