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
“挠你哪里？”
“他会不会以你讨厌的方式碰你？”
“他会挠我痒痒。”
博比皱着眉说：“不会。”
“为什么喜欢呢？”
“他碰过你的隐私部位吗？”
“喜欢。”
“没有。”
“你喜欢和爸爸一起洗澡吗？”
“帮你洗澡的时候也没有吗？”
博比画了一幅自画像，我让他说出身体各个部位的名字。说到“隐私部位”的时候，他支支吾吾。
“可能有吧。”他又咕哝了一句，但我没听清。
我问起他父亲。一开始，博比回答得比较积极坦率。他想回家见爸爸。“我们现在一起发明东西，防止购物袋里的东西撒在后备厢里。”
“那妈妈呢？她碰过你的隐私部位吗？”
从这个录像中，我看到了成年博比身上的某些言谈方式和身体语言。他很少微笑或者大笑，只会短暂地和你进行眼神接触。
他摇了摇头，说要回家。他把画纸揉皱，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他没有表现出烦躁的情绪，也没有表现出害怕。这种“疏离”的现象在遭受性虐待的孩子身上很普遍，他们试图将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不想被别人当作目标。
我问他，如果有魔法能帮他实现三个愿望，他会许什么愿望？他随口说了两个，又变了主意，最终确定的三个愿望是：（1）拥有一座巧克力工厂；（2）去野营；（3）造一个让所有人都快乐的机器。我又问他，他最想成为谁？他说，他想成为刺猬索尼克，因为“它跑得超快，可以救下朋友”。
询问结束了，这次询问显然无法给出任何定论，单凭博比的身体语言和言谈举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录像带继续播放。我泛泛地问了几个关于学校和家庭的问题。博比讲起他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和玩具。他放松下来，边讲边在纸上乱画。
我回过头来翻看文件，大概拼凑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梅尔建议把博比登记在《儿童保护登记手册》上——一份记录在该地区被认为处于危险情况的儿童的清单。她申请执行了临时护理令——在深夜两点，把地方法官叫起来干活。
“没错。”
警方逮捕了伦尼·摩根。他们搜查了房子、公交站场的储物柜和邻居的车库，他把车库租来当车间。他全程都没有认罪。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从没犯过事，也没惹过警察。他断言自己不知道博比的伤痕，但承认在博比拆坏了一个完好的闹钟时，“揍过他一顿”。
“谎话。”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进行了那次询问后，我没有再跟进这件事。这是厄斯金负责的案子。
“如果我说我长了个胡萝卜，没长鼻子，这算真话还是谎话？”
八月十五日周五举行了一次儿童保护个案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卢卡斯·达顿，与会人员有当值的社工、心理学顾问鲁珀特·厄斯金、博比的全科医生、圣玛丽小学副校长和侦缉警长海伦娜·勃朗特。
他点头。
会议记录表明，卢卡斯·达顿执行了诉讼程序。我记得他。在我第一次参加案例研讨会时，我提出了跟他不同的建议，他便怒气冲冲地对我进行言语攻击。几乎不会有人质疑负责人的话——特别是初级心理医生，他们没多少经验，只有一张文凭，轻而易举便能被打倒。
“暂时还不行。告诉我，博比，你明白真话和谎话的区别，对不对？”
虽然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伦尼·摩根，但还是会继续进行刑事侦查。基于实物证据和布里奇特·摩根的证词，大会决定，除非博比的父亲同意自愿离家，否则应该让博比暂时离开家，住在寄养中心。他们会安排父子每日见面，但不会让他们单独相处。
“我想回家。”
博比在寄养中心住了五天，伦尼才同意离开家，不和博比一起住，在警方完成对指控的全面调查前都不会回去。
“我得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第二个案件档案的开头是目录。我扫了一眼大致内容，接着读下去。整整三个月，社工和心理学家紧紧地盯着摩根一家，想了解家庭的内部情况。他们监控并评估博比的行为，特别是他和父亲见面的时候。同时，厄斯金单独询问了布里奇特、伦尼和博比，并详细记录了内容。他还找到了博比的外祖母保利娜·埃亨，以及布里奇特的妹妹。
他没有回答。
她们似乎都证实了布里奇特对伦尼的怀疑。特别是保利娜·埃亨，她声称自己见过伦尼的不当行为，父子俩睡前在摔跤，她看到他把手伸进了博比的睡衣里。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对吧，博比？”
当我把她的陈词和布里奇特的进行对比时，我发现，她们用了很多相同的描述方式和短语。倘若这是我的案子，我马上就会有所怀疑。毕竟，血浓于水——特别是在涉及儿童监护权的案件里。
“博比。”
伦尼·摩根的第一任妻子死于车祸。他在第一段婚姻里生的儿子名叫达菲德·摩根，十八岁时在社区服务中心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家出走。
录像带继续播放。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你喜欢听别人叫你‘罗伯特’、‘罗伯’还是‘博比’？”
有人尝试过找他，儿童护理工作者找到了他的老师和游泳教练，但他们都没发现他有异常行为。达菲德十五岁便辍学了，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学徒，后来他离开了公司。他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澳大利亚南部的背包客青年旅舍住过，后来的行踪就不得而知了。
不仅如此，我想起了更多东西。记忆深处的细节像投降的士兵，乖乖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想起来了，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鲁珀特·厄斯金找我复审过一个案件。那个小男孩不肯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他只好采取别的办法。或许，换个人来问能奏效。
档案上记载了厄斯金的结论，但没有他的诊疗记录。他认为博比“焦虑、烦躁、性格懦弱”，并且还“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儿童询问室的地板上放着玩偶，墙壁的颜色明亮多彩。桌子上放了画纸和蜡笔。一个小男孩紧张地坐在塑料椅上，盯着空白的画纸。他穿着校服、宽大的短裤和破烂的鞋子。他扫了眼摄像头，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脸。十四年来，他变化很大，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他无精打采，一副向命运屈服的样子。
“当被问到有没有遭受性虐待时，博比会变得越发防备，并且更加焦虑不安，”厄斯金写道，“当有人暗示他的家庭不够美满时，他就会对那人怀有戒心，仿佛在极力隐瞒什么。”
由于时间限制，儿童保护评估和一般的病人会诊十分不同。需要花费好几周和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然后他们才会慢慢向你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评估必须快速完成，因此询问者会提出更加直接的问题。
至于布里奇特·摩根，他写道：“儿子是她的心头肉，她不想我们继续询问博比，因为博比会因此感到焦躁。据她所说，博比最近经常尿床，而且难以入睡。”
梅尔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我把磁带放进卡槽。磁带上的标签写着博比的全名、录像日期和询问的地点。录像带开始播放，左下角显示了时间。
她的担心也不是无稽之谈，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博比已经接受了十几次询问，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治疗专家、心理学家和社工的问话。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或者变个法子再问一次。
孩子的证据很关键。除非他或她承认被性骚扰，否则定罪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情况下，只能等施虐者亲口认罪，或者依赖无可置疑的医学证据。
在他自由游戏的时间里，医生看到他脱掉了娃娃的衣服，并说出了每个身体部位的名字。这些活动都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一位治疗专家报告称，他把一个娃娃压在另一个上面，嘴里还在咕哝着什么。
尽管她的陈词中没有明确证据，但把这些陈词交给一位称职的检察官，已经足够给伦尼定罪了。我以为下一份就是博比的声明，结果没有。我翻了几页都找不到，博比没有做过正式陈词，这或许就是伦尼·摩根没被起诉的原因。不过，我找到了一盒录像带和一份手写笔记。
厄斯金在档案中收录了博比的两幅画，我把它们拿到一臂之遥的距离观察。就抽象画而言，着实不错，混合了毕加索和动画片《摩登原始人》的风格。他把人画得像机器人，面部扭曲，大人画得极其庞大，小孩则画得很渺小。
布里奇特还声称，丈夫只会在博比还没睡的时候洗澡，而且不关浴室门。他还经常找博比一起洗，但博比会找借口不去。
厄斯金得出结论：
前些年，她经常看到博比脱衣服准备洗澡时，没有穿内裤。问起为什么不穿，博比说：“爸爸不喜欢我穿内裤。”
在我看来，有大量的有力证据表明，摩根先生可能和其子发生过性接触。
我翻看了一下警方声明，想找到她陈词的重点。她说两年前看见过博比没穿内裤，坐在她丈夫的大腿上。她丈夫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毛巾，似乎在抓着博比的手，伸向自己的两腿间。
首先是布里奇特·摩根及其外祖母保利娜·埃亨提供的证据。这两位女性均没有理由在其证词上加以偏袒或修饰。她们均目睹过摩根先生在其子面前赤身裸体，并除下其子内裤。
博比和母亲被带去马什巷警察局接受正式询问。警察局开了个战略会议，与会人员有梅尔·科斯莫、她的直属上司卢卡斯·达顿、侦缉警长海伦娜·勃朗特和布里奇特·摩根。摩根夫人和博比单独待了几分钟后，决定接受警方调查。
其次是理查德·莱格德医生提供的证据，医生发现，“孩子的臀部上有两至三条被皮带抽打后留下的约六英寸长的伤痕”，而孩子肛门附近的疤痕组织则是更加令人不安的证据。
关于性虐待的指控都必须上报警方。布里奇特·摩根得知后，越发焦躁不安。她痛苦地承认，自己确实担心过丈夫和博比的关系。但她不想说，也不能细说。
此外，博比的行为方式的改变亦是证据之一。他对性表现出了病态的兴趣，且相关的应用知识远超正常的八岁儿童。
当被问到父亲是否和孩子有不当性行为时，布里奇特断然否认。随着询问的深入，她反抗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泪眼汪汪，吵着要见博比。
基于以上事实，我认为，博比遭受过性虐待的可能性非常大，施虐者极有可能是其父亲。
“狗项圈……如果他知道我在这儿，他会杀了我的……你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十一月中旬肯定还开了另一场研讨会，但我找不到会议记录。警方调查中止了，但文件并没有被封存。
“他用什么打博比？”
第三份文件全是法律文书，其中一些还用带子捆了起来。社会服务部门确信博比处境危险，于是申请发布永久护理令。后面的事就交由律师来处理了。
“打得更重。”
“在嘀咕什么呢？”梅尔逛完街回来，把两杯咖啡稳稳地放在一本账簿上，“抱歉，我只有这种提神饮料了。你还记得以前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偷带了几箱葡萄酒来这儿吗？”
“那他打过博比吗？”
“我记得博伊德喝醉了，去给门厅里的塑料植物浇水。”
“打过。”
我们一同大笑。
“他打过你吗？”
“找回什么往事了吗？”她指了指那些文件。
“他是个好人，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生起气来就会失控。”
“找到了悲伤的往事。”我的左手在颤抖。我用膝盖夹住它。“你觉得，伦尼·摩根是个怎样的人？”
他们询问了布里奇特·摩根。一开始，她抱有敌意，骂社工多管闲事。当她得知博比的伤痕和反常举动后，她开始认真回答。最后，她给丈夫找了一堆借口。
她坐下来，踢掉鞋子。“我觉得他是头猪，言语污秽，举止粗暴。”
接受检查时，博比情绪低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莱格德医生还注意到，博比肛门附近有旧疤痕。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判断这些伤痕是意外还是有物体插入。”在下一份报告中，他的措辞更加明确，称这些伤痕“符合遭受过虐待的特征”。
“他是做什么的？”
梅尔决定让博比做个全面体检。理查德·莱格德医生发现，博比“臀部上有两三处长达六英寸的伤痕”。他认为这是“由坚硬物体，如镶钉皮带，连续抽打两三下后”造成的。
“他在法庭外跟我对峙。我去门厅打电话。他质问我为什么打电话，好像关他什么事似的。我想绕开他，他居然把我按到墙上，捏住我的喉咙。他的眼神……”她不寒而栗。
因为文件的边缘是红色的，我很快便找到了“红边文件”。文件上记录了博比的名字、出生日期、住所地址、他父母的资料、他的学校、他的全科医生，以及已知的疾病。上面连圣玛丽小学女副校长的资料都列得很详细，因为她是最初的报案人。
“你没有指控他？”
梅尔用传真将这些信息发给了地区负责人。她还给地区办事处的职员打了个电话，调用索引文件，查看博比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是否有不当行为记录在案，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于是，她建立了一个新文档。她最担心的是博比身上的伤。梅尔咨询了儿童事务处助理主任卢卡斯·达顿，主任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
“没有。”
档案的第一页是圣玛丽小学的来电记录。我认出了梅尔的笔迹。博比最近“表现出了一些反常行为”，不仅尿裤子，把裤子弄脏，还“出现了不正常的性行为”。他拉下自己的内裤，和一个七岁的女孩模仿性交的姿势。
“他很生气？”
如果博比在儿童之家或者精神病院待过，肯定会被记录在案，然后我就能找到那家机构的名字、入住日期和地点。如果我运气好，拿这些文件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档案进行交叉核对的时候，说不定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是。”
我知道这种文件大概有什么内容。补全情报的首要规则是保留所有记录。社会服务就是这样。他们去干预别人的生活时，会仔细地记下每一个决定。他们会进行询问，评估家庭情况，写份精神分析报告和医学记录。他们会保留所有案例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警方声明和法院裁决的副本。
“那他妻子是个怎样的人？”
我们来到三楼的社会服务部门。大多数办公室周末都没人。从梅尔的办公室向外看，可以看到还未完工的预制仓库。她帮我拿了三份文件，每份上都印着一个红色公章。在她购物回来之前，我有一小时的时间翻看文件。
“布里奇特啊，衣着奢华，轻佻放荡，喜欢攀龙附凤。”
梅尔的办公桌很整洁，只有两摞杂乱堆叠的文书放在桌子的两边。她的电脑上装饰了些贴纸、新闻提要和卡通漫画。其中一幅画是一个抢劫犯拿枪指着被劫持者，威胁道：“要钱还是要命！”被抢劫的人只好答：“我既没钱也没命，因为我是个社工。”
“但你喜欢她？”
又一辆货车驶过——但这辆不是白色的。司机往咖啡厅前的人行道上扔了一摞报纸。头版头条上写着：“悬赏捉拿麦克布赖德谋杀案凶手。”
“是。”
分别时，她吻了吻我的脸颊。为了消磨等待的时间，我又点了一杯咖啡。无所事事的时候最难熬了，因为我有太多时间思考。一思考，无厘头的想法便像罐子里的乒乓球一般在我脑子里蹦来蹦去。朱莉安娜怀孕了。我们得在楼梯底部搭一个儿童门。这个夏天，查莉想去野营。博比和凯瑟琳之间有什么联系？
“护理令后来执行了吗？”
梅尔盯着茶勺里自己的倒影。她要做决定了。帮我，还是拒绝？她扫了一眼手表。“我要打几个电话。一点半的时候来我办公室找我。”
“一位地方执法官支持护理令，但有两位认为证据不足，指控无效。”
我看得出，她想问我原因。但同时，她又意识到，或许什么都不知道更安全。已经被封存的儿童照管文件会被存放在利物浦社会服务部门的总部哈顿花园。文件会保存八十年，只有职位够高的职员、经授权的机构或法庭官员才有权查看。每一次查看文件都会被记录在案。
“所以你想让法院监护博比？”
“你能帮我拿份文件吗？”
“当然了，我可不会让那位父亲接近博比。我们直接告到了郡法院，那天下午举行了一场听证会，相关文件应该都在这里面。”她指了指文件。
“是一位学校老师提交的。”她解释道，“孩子的母亲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等她看到医疗证据的时候，她崩溃了，和我们说，她怀疑是她丈夫干的。”
“出庭作证的是谁？”
她皱起眉头。“那孩子或许是厄斯金负责的。”鲁珀特·厄斯金是部门里的高级心理医生。我曾经是团队里的初级成员，每次逮着机会，他就会提醒我这点。梅尔曾是博比那个案子里的义务社工。
“我。”
“不记得。”
“厄斯金呢？”
梅尔立刻想起了这个名字。我能从她眼里读出来。“我那时在深夜两点打电话吵醒了一位地方执法官，叫他签一份临时护理令。他的父亲自杀了。你肯定记得吧？”
“我引用了他的报告。”
“博比·摩根。”
听到我不停地问问题，梅尔稍有不快。“换作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者，都会做跟我一样的事情。跟地方执法官说不清道理，就去找法官。十次有九次，法院都会提供监护。”
“哪个孩子？”
“但现在不行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这个词了。这是利物浦的社工给儿童保护移交文件起的绰号，因为初始表格的边缘是深红色的。
“确实啊，”她语气失落，“规则都变了。”
“对。”
法院开始监护博比后，所有关乎他人身健康的重大决策都会由法院来拍板，他的家人无权参与。未经法院允许，他不能转学，不能申请护照，不能参军，也不能结婚。同时，法院还会确保博比的父亲永远不能回到他的身边。
“红边文件！”
我一页页翻看文件，翻到了裁决书。全文大概八页，但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寻找判决结果。
“我需要查看一份儿童保护文件。”
这对夫妻均真心实意地关心自己孩子的健康。过去，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尽全力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这一点无可指摘。不幸的是，在我看来，这位父亲因遭到悬而未决的指控，其履行父亲的职责，以合理且恰当的方式照顾孩子的能力受到了质疑。
我能想象出博伊德说这番话时的语气。
我考虑了对抗性证据，即这位丈夫对指控的否认。同时我也认识到，孩子希望能和父母一起继续生活。显然，在此案中，既要设法顾及博比的愿望，也必须综合考虑其他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
“南下？算了吧！你知道博伊德是怎么看伦敦的。他说，住在伦敦的人都在追逐一些别处没有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之所以在别处找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费心去观察。”
儿童福利指导方针及测试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博比的利益在本案中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法院给予父母双方其中一方以监护权或探视权，都会将儿童置于不可接受的性虐待风险中，则法院不能给予监护权或探视权。
“真希望你们俩能跟我一起回去。”
我衷心希望，到了一定时候，当博比拥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理解能力，且行为成熟后，他能与父亲再次共度时光。令人惋惜的是，那个时候或许是非常遥远的将来，而在那之前，博比不宜再与父亲有任何接触。
“反正没人能阻止我。”她伤感地笑笑，“所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利物浦？你一直不喜欢这里，恨不得赶紧走。”
裁决书上盖有法院印章，签署人是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先生，他是凯瑟琳的祖父。
“你能那么做吗？”
梅尔在桌子另一端望着我。“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是啊。或许我应该把他的骨灰撒在默西河。”
“不完全是。你和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有过什么来往吗？”
“他恐高。”
“他是个好人。”
“我想过存钱，把他的骨灰带到尼泊尔。我可以在山顶撒下它们。”
“我想，你应该听说了他外孙女的事。”
“我不觉得。”
“太惨了。”
“他在家，住在我档案柜的一个小小银罐子里。”她的措辞让人感觉他仿佛还在花园里百无聊赖地散步。“我不想把他埋到地下，太冷了。下雪了怎么办？他不喜欢寒冷的天气。”她悲凄地看着我，“我知道这么做很傻。”
她缓缓转了转椅子，把脚伸长，鞋子抵在墙上。她定睛看着我。
“他葬在哪里？”
“不知道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文件在不在这儿？”我故作随意地问。
“博伊德弄丢了你的地址。当时他着急得不行。我其实本来可以找到你的。”她抱歉地对我笑笑，“只是那段时间我谁都不想见。见到你们，只会让我追忆那段美好的旧时光。”
“你问得真巧。”
“怎么不和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回事。”
“怎么说？”
“人们说，丧偶第一年是最艰难的。我跟你说，感觉就像在暴动中被五十个拿着警棍和防暴护盾的警察抛弃一样。我直到现在也没能接受他去世的事实。我甚至怨过他一阵子。我觉得是他抛下我，自己走了。我故意卖了他的唱片藏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结果我又花两倍的价格买回来了。”她嘲笑自己，搅了搅咖啡。
“今天还有另一个人想看凯瑟琳的文件。一天之内，我收到了两个有意思的请求。”
我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她悲伤地笑笑，舔了口勺子里的奶沫。
“是谁想看她的文件？”
“一年多以前了。一辆带前保险杠的大货车冲过停车栏，把他撞死了。”
“一位凶杀案调查队的警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文件里。”
“什么时候的事？”
她那犀利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我没有对她如实相告，她有点生气。社会工作者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他们慢慢学会不再信任他人……特别是在跟受虐儿童、被家暴的妻子、瘾君子、酒鬼、争夺监护权的父母这类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切事情均不能只看表面。永远不要相信记者、辩方律师，还有慌了手脚的父母。永远不要拒绝询问，不要向孩子做出什么保证。永远不要倚赖寄养家庭的监护人、地方执法官、政客或高级公务员。梅尔曾经信任过我，但我辜负了她的信任。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继续让沉默蔓延，好让这消息不那么突兀。
“那位警探说，你是调查关注的目标。他还说，凯瑟琳曾指控你对她实施性侵。他还问，你有没有遭到过别的指控。”
“博伊德去世了。”
这是梅尔的领域。她并不反感男人，只是反感男人做的事情。
我问起了博伊德。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老年嬉皮士，和以前一样，穿着亚麻衬衫和旁遮普人的短裤。梅尔转过脸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她眼神里飘过的痛苦神色。
“我性侵她一事是她编造出来的。我没有碰过凯瑟琳。”
我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但随之感到一阵愧疚。
我无法掩饰声音中的愤怒。泰然容忍是那些犯了错却佯装不知道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别人拿一些我没做过的事情指责我。
“她怀不怀二胎，你不确定？”她大笑。
在走回阿尔比恩旅馆的路上，我试图把线索拼凑在一起。血液在我缝了针的耳朵中涌动，但这也好，能让我专注思考。这感觉就像把一台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就能保持全神贯注。
“嗯。我们有了孩子，叫查莉。她八岁了。朱莉安娜可能还会怀二胎。”
博比失去父亲时，年纪应该跟查莉相仿。这样的惨剧能让一个孩子悲痛欲绝，但一个孩子思维的形成，绝不可能只靠一个人。影响他的，肯定还有他的祖父母、叔叔舅舅、阿姨婶婶、兄弟姐妹、老师、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闲杂人。如果我能把所有这些影响过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逐个询问，或许我就能找出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她注视着我在吃力搅拌咖啡的左手。“你和朱莉安娜还在一起吧？”
我遗漏了什么？这个孩子由法院负责监护。他的父亲自杀了。这确实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并不是特例。孩子现在已经不会再由法院来监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法律做了更改。以前的老系统对虐待案太过来者不拒。控方无须掌握细微的关键证据，而且那时也没有制衡制度。
“我总听别人这么说。”
博比身上表现出了所有遭受性虐待的特征。遭受虐待的儿童往往会找到保护自我的方法。有些会患上创伤性失忆症；其他则把遭受的痛苦深埋在潜意识里，或拒绝回想发生过的事情。可同时，一些社会工作者只会“核实”虐待指控，而不会质疑指控，因为他们相信发起指控的人不会撒谎，撒谎的只有施虐的人。
“不要和动物一起工作。”
博比越是否认发生过什么事情，人们就越相信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一确凿般的假定贯穿了整场调查。
“被狗咬了。”
但万一我们错了呢？
“你的耳朵怎么了？”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将一个两岁女孩的实际案例做成一份概要，将其呈交给一个专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八位临床心理学家，二十三位研究生，五十位社会工作者，以及几位精神病学家。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孩子并没有遭受性虐待。
我去买咖啡，她负责看着我们的东西。我知道她在观察我——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改变。她可能在想，我们还有相似之处吗？为什么我突然约她？护理行业的人都格外多疑。
孩子的母亲向法院提起虐待指控，因为她发现女儿的腿上有一块淤伤，而且女儿的尿布上有一根阴毛（她觉得像是女孩父亲的阴毛）。女孩进行了四次医学检查，均未发现有性侵的痕迹。两次测谎以及一次警方和儿童保护服务部门的联合调查证明了这位父亲的清白。
“没让事情变得更糟就是了。”
尽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三的专家建议，要密切监视这位父亲和女儿的接触，甚至想直接禁止父亲和女儿接触。其中有几位甚至断定，那女孩被性侵了肛门。
“结果还不错吧？”
在儿童受虐案中，根本没有什么无罪推定的说法。被告一律疑罪从有。污点看不见，却又不可磨灭。
“我去了一趟少年法庭，执行紧急护理令。”
我很清楚针对这类论点的反驳理由。例如，诬告是十分罕见的。我们判断错误的案件数量远多于判断正确的。
“去购物了？”
厄斯金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好人。自从他妻子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他便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在她死后，他还以她的名义，给研究基金会筹集到了很多资金。梅尔富有激情，有社会良知，相比之下，我常感惭愧。同时，她也从不假装自己中立。她坚信自己坚信的事情。直觉是很重要的。
“不，这是中年女性的打扮。”她笑着说，高兴地坐下，“这双鞋难穿死了。”她说着，把它们蹬到地下，揉着自己的脚踝。
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带给我什么。我又累又饿。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博比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更别说谋杀她了。
“这就是管理人员的打扮吗？”
我离旅馆房间还有十几步的距离，就在这时，我留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房门敞开着，地毯上有一块酒红色的污渍，正朝楼梯方向蔓延。一棵盆栽棕榈树横倒在门口。门把手肯定是在花盆倒下时被撞断的，花盆也因此碎成了两半。
梅尔在窗外对着我扮了个鬼脸。她把直发别在脸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裁剪合身的米色夹克。她夹克的翻领上方系了条白色丝带，我不记得这是哪个慈善机构的标志了。
一辆清洁工的手推车停在楼梯间，车上放着两个桶、几个拖把、擦洗刷和一堆湿抹布。清洁女工正站在我房间的中央。床被上下翻转，抽屉的碎块被扔得到处都是。水槽被人从墙壁上拆了下来，躺在断裂的水管和一股细流之间。
他们很热情好客。我们周末的晚餐派对多数在博伊德家破败失修的阳台上举办，他家有座“风铃”花园，还有一口老旧的鱼池，里面种着大麻类植物。那时，虽然我们工作劳累，不受赏识，却还是很乐观。朱莉安娜弹吉他，梅尔则在一旁唱歌，她的歌声像琼尼·米歇尔。我们会举行素食大餐，一杯接一杯喝酒，再吸点大麻，一起痛批世界的不公，直到周一才能从宿醉中缓过来，胃胀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三。
我的衣服散落在湿透的地毯上，上面还散落着被撕毁的笔记本和被扯烂的文件夹。我的运动包被塞进了马桶里，上面还沾着一块大便。
梅尔的丈夫博伊德是个来自兰开夏郡的小伙子，经常穿卡其裤和高领毛衣，抽手工卷的雪茄。他高高瘦瘦，十九岁头发就白了，但留了一头长发，扎成一个马尾辫。我只看过一次他披头散发的样子——那是我们打完羽毛球洗澡的时候。
“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实属人生最大的乐事，对不对？”我说。
她在康沃尔郡长大，父亲是当地的渔民，总是用自以为是的口吻教育她，“男人的活”和“女人的活”有什么不同。不出所料，她成了一名偏激的女权主义者，还写了一篇题为《当女人穿裤子的时候》的博士论文。如果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准要从坟墓里跳出来。
清洁女工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梅尔的衣着打扮是典型的朋克风格，头发高高竖起，满衣柜都是皮夹克和破破烂烂的工装裤。不管她同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她都经常和别人唱反调，因为她喜欢看别人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
破坏者用薄荷牙膏在镜子上留了一条相当富有当地气息的信息：“不回家，就被打。”简单，扼要，明确。
我第一次来到利物浦的时候，梅尔[1]还是个义务社工。现在，她已经是这一带的负责人了（旁人称其为“孩子保护专家”）。很少有人能在社区服务岗位干这么久，因为他们要么做到精疲力竭，要么被烦得勃然大怒。
旅馆经理想报警，我不得不拿出钱包，打消了他的想法。一地狼藉，我翻了翻，已经没什么值得抢救的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捆沾满墨水的湿乎乎的纸。唯一还能辨认的是凯瑟琳简历的最后一页。我曾在办公室里读过她简历的附信，但后面的内容没看。我扫了一下这一页，看到她列了一份推荐人名单，上面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只有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埃姆林·R. 欧文斯医生。她留了乔克在哈利街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得找人帮忙，这个人我已经十多年没见了。她叫梅琳达·科斯莫，我担心自己可能都认不出她来。我们约好在地方法院对面的咖啡厅见。
[1]梅琳达的昵称。
社会服务部门有遭受性虐待儿童的档案。我以前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现在我不在体制内。隐私法越发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