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肯定不是在暗示，我是打电话的那个人吧？
“那你用过电话亭吗？”
“你自己说的，凶手对那里很熟悉。”
“没有。”
“是。”
“打电话给我们的人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他是从墓园入口附近的一个电话亭打来的。当时，你在附近看到谁了吗？”
“能说说你对那片区域的了解吗？”
“你说是一条狗找到的。”
“侦缉探长，我很清楚您在暗示什么。哪怕是我杀了凯瑟琳，把她埋在运河河岸，您真的觉得我会带上妻女，去看她的尸体被人挖出来吗？”
鲁伊斯拿出另一张纸。“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找到尸体的吗？”
鲁伊斯“啪”地合上文件夹，咆哮道：“老子他妈的问你问题，你就负责回答问题。”
真相令他失望。“闭路电视监控画面显示，你的车停在公墓的停车场里。”他把一张照片滑过桌面。照片上，我正把一箱落叶放到查莉张开的双臂中。
西蒙打断了我们。“咱们还是先冷静一下吧。”
“肯萨尔绿野公墓。”
鲁伊斯从桌子对面探过身来，贴到我眼前，近得我能看清他鼻子下的毛细血管。他毛孔粗大，我发誓他能用它们来呼吸。
“她老人家住哪儿？”
“你愿意让你的律师离开，跟我聊聊吗？”
“早上。”
“你肯关掉录音机，我就愿意。”
他的眼睛里燃起激动的火苗。“什么时候？”
西蒙表示反对，他想和我单独聊聊。在走廊外，我们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他说，我这是在犯傻。我表示同意。但如果我能让鲁伊斯听进去我说的话，或许我就能说服他，再去调查一下博比。
“我去拜访了我的姨婆。”
“我事先声明，我已经建议过你不要这么做。”
原来他找到的是这条线索。
“别担心，西蒙。没有人会责怪你。”
“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日那天，你在哪里？”
鲁伊斯在等我。烟灰缸里放着一根未熄的烟。他专心致志地盯着它，看它燃烧殆尽。烟灰堆成一座扭曲畸形的塔楼，轻轻一吹就会坍塌。
我点了点头。旁边的警官假装自己是复活节岛石像，面无表情。鲁伊斯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几张照片。
“我以为你戒烟了。”
“纵火犯帮忙灭火，也是这个原因吗？”
“戒了。我只是喜欢看它的样子。”
“是的。”
烟灰塔倒了，鲁伊斯把烟灰缸推到一旁。
“这就是为什么，绑匪常常会协助警方搜索受害人吗？”
他点了点头。
“这里面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或许他们爱幻想，想重温一下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回来取一件纪念品。有些是因为心怀愧疚，有些只是想故地重游。”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连房间都显得大了。鲁伊斯把椅子往后一推，脚搁到桌子上。他的那双黑色粗革皮鞋，鞋跟磨损严重。他的一只袜子上方，发白的脚踝上，还残留着一条黑色的鞋油印迹。
“为什么？”
“我们拿着你的照片，把莱斯特广场和查令十字街上的每一家酒吧和小酒馆问了个遍。”他说，“所有酒吧的男侍应和女招待都说不记得见过你。”
“每个凶手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就像留在犯罪现场的一片乌云，一个签名。所谓‘签名’，有可能是凶手打结的手法，也可能是凶手处置尸体的方法。有些凶手觉得自己必须回犯罪现场看看。”
“我是一个会被人过目即忘的人。”
“什么叫‘签名杀手’？”
“我们打算今晚再去问一遍，或许有谁能记起来。不过，我倒是一点希望都不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晚你根本不在西区附近。”
“有些时候，一些‘签名杀手’会回到犯罪现场，但多半是些都市传说。”
我没有回答。
他问这个干什么？我扫了一眼西蒙，西蒙示意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给大联盟酒店的常客看了你的照片。他们都不记得在酒店见过你。但他们记得凯瑟琳。几个小伙子说，她那晚打扮得很漂亮。其中一位还提议请她喝一杯，但她说她在等人。她等的是你吗？”
“奥洛克林教授，有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您。”鲁伊斯挤出一丝礼貌的微笑，“凶手常常会回到犯罪现场，这是真的吗？”
“不是。”
录音机开了。
“那是谁？”
“我吃午饭吃得比较晚。”他满含歉意地说。
“我还是觉得，她等的是博比·莫兰。”
下午三四点，我又被唤去了审讯室。在审讯室里等我的是鲁伊斯和先前的那位警探。西蒙来了，因为爬了一段楼梯，气喘吁吁的。他拿着一个塑料包装的三明治，还有一瓶橙汁。
鲁伊斯发出低沉的声音，然后猛烈地干咳了一下。“你还是不死心，是不是？”
身陷囹圄，与世隔绝的滋味着实古怪。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我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愿我的父母亲已经回了威尔士；查莉的圣诞假期已经开始；锅炉已经修好；朱莉安娜已经打包好礼物，放在圣诞树下……乔克会掸去圣诞老人套装上的灰尘，像往年一样，去儿童病房表演。还有博比——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什么？
“凯瑟琳不是在失踪那晚死的。她的尸体过了整整十一天才被人发现。折磨她的人肯定花了很久才击溃她的心智——或许用了好几天。博比做得到。”
我躺在床铺上，手搁在脑后，注视着天花板。有人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写了一行潦草的字：“没有日光的一天，如同……黑夜。”天花板离地面肯定得有十二英尺高。那人是怎么爬上去的？
“但没有证据表明是他。”
西蒙一耸肩，披上大衣，弯下腰，擦掉沾在脚上那双锃亮如明镜般的黑皮鞋上的一小块污渍。“他们还有八小时。除非他们有什么新发现，否则，明晚这个时候，你已经回家了。”
“我觉得他认识凯瑟琳。”
“你回答得越多，就会让自己陷得越深。”
鲁伊斯讥笑道：“咱俩的行事区别就在这里。你的结论全部基于钟形曲线[1]和经验模型。别人跟你讲一段童年时伤感的悲惨遭遇，你就准备让对方接受十年的心理治疗。我和事实打交道，而现在，所有事实都指向你。”
“为什么？”
“本能呢？直觉呢？我以为，这是警探们常用的法宝。”
他未做评论，看了看手表，合上公文包。“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再回答警方的问题。”
“当我还在等上面给我批监视行动的预算时，就另当别论了。”
“我没有侵犯她。”
我们闷不作声地坐着，暗暗度量横贯在我们之间的鸿沟。最后，鲁伊斯发话了：“昨天，我和你妻子聊了聊。她说，你最近有些‘恍惚’。你提议带全家人来一趟……美国之旅。她说你的提议很突然。她解释不了你的行为。”
西蒙把领带放在两指间，手指比成剪刀状，仿佛要把领带剪断。“为什么一个曾经指控你性侵过她的女人，会想申请成为你的秘书？”他听起来像一个公诉人。
“这和凯瑟琳没关系。我只是想多出去走走。”
“是。有可能。她肯定在入围名单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她会给我的办公室打了两次电话。米娜知道的。”凯瑟琳知道她是在申请成为我的秘书吗？米娜绝对提过我的名字。或许凯瑟琳想给我一个惊喜。又或者，她觉得我不会给她面试的机会。
“趁还有时间吧。”他的声音柔和下来，“跟我聊聊你的帕金森病。承受这样的坏消息，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吧——你还有一位美丽的妻子，一个年轻的女儿，以及一段成功的事业，肯定更加艰难。你会失去多少年寿命？十年？二十年？”
“凯瑟琳也在入围名单里。”
“我不知道。”
我已经完全忘了招新秘书这回事。米娜在《卫报》的医疗预约一栏刊登了一则广告。岗位要求是“有经验的医学秘书，接受过护理培训者亦可申请”。我们收到了超过八十份回函。我开始和西蒙解释这件事，越解释越激动：“米娜的最终入围名单里有十二位候选人。”
“我猜，这样的坏消息会让一个人变得相当厌世。你和癌症患者打过交道。告诉我，他们确诊癌症之后，是不是变得很痛苦，觉得被世界欺骗了？”
目前最重大的线索是凯瑟琳给我办公室打的两次电话。米娜——祝福她的棉袜——告诉警探，她在十一月上旬曾和凯瑟琳通过两次电话。
“有一些会。”
他不能在这儿待很久，因为他等会儿还要出庭。我看到他装在公文包里的司法假发露出来几根。他说，警方要求在我身上提取血液和头发样本。我对此无异议。警方还向法院寻求许可，希望能采访我的病人，但一位法官拒绝了他们查阅我的档案的请求。真是好样的。
“我敢打包票，他们中有一些想毁灭这个世界。你懂我的意思吧，世界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只有他们倒霉，对不对？换作你在这个情境下，你会做什么？悄无声息地死去，还是怒斥光明的消逝？你可以找得罪过你的人报仇雪恨，也可以向你冒犯过的人赔礼道歉。倘若行侠仗义是你唯一的选择，倒也不妨一试。”
他打了一条丝质领带，领带上印着冬青和银铃铛的图案，眉眼带笑。查莉给我送圣诞礼物的话，就会送这种领带。我好奇西蒙以前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
看他笨拙地尝试对我进行心理分析，我快被逗笑了。“您会那么做吗，探长？”鲁伊斯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现在轮到我审视他了。“你觉得临死前，你会被义务警员的精神感染吗？”
牢房门下的一扇小窗口被打开，外面的人推进来一个木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塑料瓶橙汁，一摊灰色淤泥般的玩意，我猜是炒蛋，还有两片面包，薄得像在烤面包机上飘扬的旗帜。我把托盘放到一旁，等西蒙来。
他的眼睛里满是疑惑，但他不会就此罢手。他想继续说下去，改变话题，但我想先和他说清楚，身患绝症和不治之症的人有什么感受。没错，一些人确实会屈服于绝望感和无助感，因沮丧而爆发。但这种痛苦和愤怒往往转瞬即逝。他们会停止自怨自艾，勇敢地面对病魔，放眼未来。他们会下定决心，好好享受生命中剩下的每一刻，大口吮吸生活的琼浆玉露，任这些美好淌到下巴。
这一点，我要怪我的母亲，怪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警察、法官和政治家这类权威人士。她在科茨沃尔德的一个村子里长大，镇上的巡警骑的是自行车，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经手的案子大多半小时内便草草结案。他是公正与诚实的典范。自那时起，我的母亲便从未改变过对他的信任，尽管常常有小道消息说，警察在伪造证据，贪污受贿，还作伪证。她常常说：“上帝造的好人比坏人多。”仿佛数数人头就能搞定一切似的。当这事似乎不大可能时，她还会加上一句：“坏人会在天堂得到应有的惩罚。”
鲁伊斯把脚放到地上，双手平放在桌上，把自己撑了起来。说话时，他没有看着我。“我想以谋杀罪起诉你，检察长说我证据不足。他是对的，但我也没错。我会一直找，找到够为止。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仿佛在凝视远处的某样东西。
这种乐观的心态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想起，每每提到法律和秩序，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摆出冷嘲热讽的态度。每天都有无辜的人遭遇不公平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我却不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很讨厌我，是不是？”我问。
今天就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天。警方将决定是对我提起指控，还是放我走。此时此刻的我应该越发焦虑，越发不安才对。但占据我内心的，却是一份疏离感，仿佛正在发生的事情离我很遥远。我在牢房里走路，用步子量牢房的大小，思考生活是多么的离奇。看看这些迂回曲折的发展，这些巧合和霉运，这些错误和误解，我并不愤怒，也不痛苦，因为我相信国家的司法系统。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指控我。他们必须放我走。
“是挺讨厌的。”
每一个声音似乎都被光秃秃的墙壁放大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弹簧床垫上下摇动时发出的吱吱声，马桶水箱的滴水声，醉汉的梦中呓语声，还有走廊里回荡着的看守的脚步声。
“为什么？”
带着这个念头，我沉沉睡去，睡到半夜，我猛然醒来，呼吸急促，心脏狂跳。有东西在身后追我，我看不清那是谁，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就在我身后，虎视眈眈，等待我，嘲笑我。
“因为你觉得我是一个愚蠢、满嘴脏话、不读书、认为相对论和近亲繁殖有关的傻瓜。”
我不是疑神疑鬼。我不会说什么看到有人影从我眼角溜走的傻话，也没有想象自己中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但是我感觉，这些巧合堆积的背后，正酝酿着某件更大的事情。
“我从未这么想过。”
朱莉安娜曾问我，一个我五年未见的女人被谋杀了，警察却找到我，要我帮忙辨认尸体，碰上这样的事，我觉不觉得很古怪。我随口说了一句，所谓巧合，无非就是几件事同时发生罢了。如今，巧合却一件又一件接踵而至。博比刚好是我的病人，这概率有多大？凯瑟琳刚好在遇害的那一晚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这概率又有多大？从什么时候开始，巧合不再是巧合，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常态？
他耸了耸肩，伸手去拉门把。
朱莉安娜在收费休息间坐了一整晚，一直想见我。鲁伊斯告诉她，她能见我五分钟，但我不敢面对她。我知道，避而不见的做法很不像话。我知道，此刻的她必定十分恐惧，不解，愤怒，并且心急如焚。她只是想要一个解释。她想听我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比起面对鲁伊斯，我其实更害怕面对她。我怎么跟她解释我和埃莉萨的事？我怎么才能弥补我的过错？
“你往这件事里掺杂了多少私人恩怨？”我问。
接下来，鲁伊斯会去询问乔克，后者会告诉警方，那天下午五点，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他约我出去喝酒，但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家。我们几个人的话根本对不上号。
他的回答穿过紧闭的门，轰鸣而入：“少自作多情了。”
此刻，鲁伊斯应该已经完成了对朱莉安娜的讯问。他会问她，我十一月十三日去了哪里。她会告诉他，我和乔克出去过夜了。她不知道，这是我撒的谎。我怎么跟她说，她就会怎么跟鲁伊斯说。
[1]正态分布曲线，中间高，两边逐渐下降且完全对称，反映了随机变量的分布规律。
我躺在床上，臀部和肩膀下的床垫硬得像混凝土。我刚躺下，血液便开始在我的耳朵里有节奏地涌动，思绪紧张地飞转。我想让身体进入平静的空虚状态，但我做不到，我的脑子里充斥着那些危险的、被想象力放大了数百倍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