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日记里有你的名字。”
“我无法解释。”
我耸了耸肩。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谜。鲁伊斯猛地一拍桌子，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包括西蒙。
“我们手头上的另一份电话记录显示，两周前，她打了你办公室的号码两次。”
“你那晚见过她。”
“我不知道。”
“没有。”
“为什么凯瑟琳会在遇害当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
“你引诱她离开了大联盟酒店。”
“五年前。我不记得确切日期。”
“没有。”
“你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什么时候？”
“你折磨了她。”
“没有。”
“没有。”
“你是否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放你妈的屁！”他爆发了，“你故意隐瞒了信息，过去三周一直在销毁线索，误导调查，试图把警方对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没有。”
西蒙碰了碰我的肩膀。他希望我保持沉默。我没有理会他。
“你是否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有过暧昧关系？”
“我根本就没碰过她。我也根本就没见过她。你空口无凭！”
“是的。”
“我要和我的客户单独说话。”西蒙比我更加坚决地说。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去死吧！到此为止了，我不会再对人彬彬有礼。“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我会杀害凯瑟琳？”我吼道，“就凭她在日记本里写了我的名字，给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没了，你连我的作案动机都没有！好好干你的活去！等你找到些有用的证据，再回来指控我吧！”
“因为我替她惋惜。我不忍心看到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护士丢掉工作。这么做，又有谁能获益？”
年轻的警探咧嘴一笑。我意识到，我说错了些什么。鲁伊斯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薄薄的绿色文件夹，他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拿出一份东西的复印件，往前一推，复印件滑到我面前。
“为什么你没有把凯瑟琳的事通报医院高层？”
“这是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九日，收信人为皇家马士登医院的高级护理管理人员。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在信里提出指控，控诉你在你医院的办公室里性侵了她。她声称，你先催眠了她，之后抚摸她的胸部，还把手伸进了她的内裤……”
我把该说的说完，摊开掌心，示意我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在鲁伊斯的眼睛里望见了自己的面容。他还在等我继续说下去。
“她后来撤销了指控。我和你说过了。”
我把有关凯瑟琳自残和我给她进行心理辅导的事都说了出来，包括她是如何看似逐渐好转，最后又是如何离开马士登医院的。公然讨论临床病例的感觉无比怪异。我的声音略显强硬，仿佛我在尽力说服他们，却又太过刻意。
我的椅子“砰”的一声向后倒下，我发现，我已经站了起来。年轻的警探速度比我更快。他的体格与我相称，杀气腾腾。
“你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哪里？”
鲁伊斯得意扬扬。
“认识。”
西蒙抓住我的手臂。“奥洛克林教授……乔……我建议你先冷静下来。”
“你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吗？”
“你没看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歪曲事实……”
终于，他问起了凯瑟琳的事。沉默。我扫了一眼西蒙，他一声不吭。审讯开始以来，他就没说过一句话，和桌子对面那位坐得稍稍比鲁伊斯靠后一点的年轻警探一样。
“他们问的是合理的问题。”
接下来几个问题大同小异，都是在询问当天的具体细节。鲁伊斯想逼我就范。撒谎比说真话艰难百倍，他知道，我也知道。细节是最容易说漏嘴的地方。故事编得越详细，你就越难圆好。撒谎就像穿上一件紧身衣——它会把你束缚得越来越紧，令你越发施展不开手脚。
我感到一阵恐慌传遍全身。鲁伊斯已经找到我的作案动机了。西蒙扶起我的椅子，帮我摆好。我茫然地盯着远处的墙壁，身体因疲惫而麻木。我的左手在颤抖。两位警探静静地盯着它。我坐了下来，强迫自己把手塞进两膝之间，想让它停止发抖。
“我和一位医生四点有约。”
“十一月十三日那晚你在哪里？”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
“伦敦西区。”
“上了。”
“有谁和你一起？”
“那天你上班了吗？”
“没人。我喝醉了。那天，我收到了一个关乎我健康状况的坏消息。”
“是。”
这句话悬在半空，仿佛一张破碎的蛛网，寻找着可以依附的地方。西蒙率先打破沉默，解释说，我患有帕金森病。我想让他打住。这是我的私事。我不需要别人同情。
“所以你能回想起来的只有这么多吗？”他挖苦道。
鲁伊斯一点也没乱阵脚。“这个疾病的症状包括记忆丧失吗？”
“不是。”
我松了一大口气，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不希望他因为知道我有病，而对我区别对待。“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喝酒？”鲁伊斯不依不饶。
“你是否在家和妻子一起？”
“不同的酒吧和小酒馆。”
“我记不起来了。”
“哪里的酒吧和小酒馆？”
“今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你在哪里？”
“莱斯特广场、考文特花园……”
女警检查了一下录音机，确保它在正常工作。她朝鲁伊斯点点头。他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相扣。他盯着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
“你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
“本次审讯为针对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遇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约瑟夫·保罗·奥洛克林教授的第二次正式审讯，”他说，这是录音里必须出现的内容，“出席本次审讯的有，侦缉探长文森特·鲁伊斯，侦缉警长约翰·基巴尔，以及奥洛克林教授的法定代理人，西蒙·科赫。时间为早上八点十四分。”
我摇了摇头。
鲁伊斯坐在我对面，夹克都懒得脱。他一只手摩挲着下巴上的胡楂。
“有人能为你的行踪作证吗？”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没有。”
鲁伊斯来了，随他而来的是一位比他高也比他年轻的警探，脸很长，一口破牙。西蒙跟在他们身后，也走进审讯室。他对我耳语道：“我碰你手肘时，你就不要说话。”
“你几点回的家？”
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远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巨大的录音机。墙壁和窗台上空荡荡的。女警立刻站到门内，视线避开了我。
“我没回家。”
门在他身后关上，可他留下的东西——失落、坦诚，以及须后水的香气——仍弥漫在房间里。五分钟后，一位女警领着我穿过走廊，走进审讯室。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有时要充当一些受审少年的“监护人”的角色。
“你在哪里过夜？”
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你有什么要辩解的，留给陪审团吧。祈祷不会走到那一步吧。”
“我想不起来了。”
“你不打算问问我，我有没有杀了她吗？”
鲁伊斯转向西蒙。“科赫先生，能麻烦您教教您的客户如何……”
“对。”
“我的客户跟我说得很明白，他不记得自己在哪里过夜。他也清楚，这个事实不会改善他的处境。”
“就没了吗？”
鲁伊斯一脸讳莫如深的表情。他扫了一眼腕表，宣布了现在的时间，然后关掉录音机。审讯结束。我从一个人望向另一个人，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结束了吗？
西蒙疲惫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老师。接着，他拍掉西装袖子上的一点小绒毛，仿佛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他忽然站了起来，敲了两下门，示意他已经问完了。
年轻的女警回到房间里。
“我证明不了。”
“车准备好了吗？”鲁伊斯问。
“这就好办了，又是那种不用动脑子的案子，”他说，“你只要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十一月十三日当天不在犯罪现场就行。”
她点点头，拉开门。鲁伊斯大步走出审讯室，年轻的警探摸出一副手铐，锁住我的手腕。西蒙表示抗议，但警探只是递给他一张搜查令。搜查令的两面用大写字母印着一个地址。我要回家了。
西蒙在做笔记。他倾向笔记本，草草记下要点，给几个词下面画线。
说起童年圣诞节，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圣马克圣公会学校举行的一场圣诞剧[1]，我扮演的是剧中的三位智者之一。它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那场圣诞剧里，扮演婴儿耶稣的罗素·科克伦太过紧张，尿了裤子，尿还淌到了圣母玛利亚的蓝袍前面。扮演圣母玛利亚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叫珍妮·邦德，她气得七窍生烟，一拳砸在罗素的脑袋上，还朝他的腹股沟踢了一脚。
“没有。”
观众看到此情此景，齐声惊呼，但惊呼声被罗素痛苦的号叫声淹没了。整场演出顿时乱了套，帷幕早早拉下。
“在她遇害当晚，你有没有约她见面？”
相比台前，幕后的闹剧更加精彩。罗素的爸爸是个脑袋尖得跟子弹似的大块头警官，有时会来我们学校，给我们做道路安全的讲座。他把珍妮·邦德逼到后台角落，威胁说要以人身侵犯罪逮捕她。珍妮的爸爸大笑起来。这一笑不打紧，科克伦警官当场给他戴上了手铐，拽着他穿过斯塔福德街，把他押到警察局，让他在那儿过了一夜。
“认识。”
这场圣诞剧登上了全国性大报。《太阳报》的头条是：“圣母玛利亚父亲被捕。”《每日星报》的头条则是：“婴儿耶稣惨遭胯下一脚！”
“你认识那个女孩吗？”
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查莉。她会看到我戴着手铐，夹在两个警察中间的样子吗？那时，她会怎么想自己的父亲？
“可这也太荒唐了！”
无标识的警车从地下停车场爬上斜坡，开进日光中。西蒙坐在我旁边，拿了一件大衣罩住我的头。透过潮湿的羊毛，我依稀看到窗外闪光灯冒出的烟火，还有电视台的灯光。我不知道外面有多少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感觉到警车加速开走了。
“对。”
开到马里波恩路时，车流变得像蜗牛般缓慢。路过的行人都放慢脚步，往我们这儿张望。我笃定无疑，他们看的是我——好奇我是谁，为什么我会坐在警车的后座。
“这么说，我可能要在这儿待两天？”
“我能给我妻子打个电话吗？”我问。
他开始解释说，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警方有四十八小时决定是对嫌疑人提起指控，还是放他们走，除非法院准许嫌疑人提前离开。
“不能。”
“我希望你能把我救出去。”我说，这句话说得有些太过唐突了。
“她不知道我们要来。”
我感觉自己在快速地眨眼睛。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以为我要招供吗？
“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们要先确定一些事宜。他们想尽快开始审讯。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但她不知道我被捕了。”
西蒙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和一本硕大的律师用笔记本。望着这个集圣诞老人体格和律师风度于一身的人，我深感叹服。
“谁叫你不早点跟她坦白。”
拘留室在楼下。收费休息间肯定在这附近，因为我闻到了咖啡的香味，还听到了敲打计算机键盘的声音。审讯室的窗户上挂着百叶窗。百叶窗的帘子间透过一道道渐亮的日光。
我突然想起我的办公室。今天，我还有病人要接待。我要重新安排日程。“我能打给我的秘书吗？”
一小时后，西蒙到了警察局。我们连寒暄都省了，我没问候帕特里夏，他也没对周日午餐表示感谢。他示意我坐下，从旁边拉来一把椅子。这是生意。
鲁伊斯转过身，回头瞥了一眼。“我们还要去你的办公室搜查。”
为了让姐姐的新男友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我在清晨六点半把他叫到了警察局，不得不说，这个法子真是古怪极了。我认识的刑事律师没几个。和我打交道的，通常是政府事务律师，他们见了我，有些像是遇到了新交的挚友，有些则如临大敌，这取决于我会在法庭上发表什么意见。
我想反驳，但西蒙碰了碰我的手肘。“这是必须走的程序。”他低声道，试图安慰我。
我躺在狭窄的帆布床上，弹簧抵着我的后背。
三辆警车组成的车队停在我们家门口的路上，堵住了两边的街道。一扇扇车门猛然打开，警探们迅速集合，有几个抄一旁小径进了后花园。
鲁伊斯说得没错。我这回麻烦大了。
来前门应门的是朱莉安娜。她戴着粉色的橡胶手套，抬手把刘海撩到一边，刘海上沾了一小块泡沫。一个警探向她出示了搜查令。她没看，因为她的目光早已落在我的身上，根本无法移开。她看到了手铐，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她双目睁大，眼神里只有震惊和不解。
没人喜欢承认错误。我们都不想承认，自己应该做的事和实际做了的事相去甚远。于是，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变自己的行为，要么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给自己找借口，站在一个更加讨喜的角度，重新界定自己的行为。在我们这一行，我们称之为认知失调。但这在我身上不管用。我内心里有个声音——称它为我的良心、灵魂或守护天使都行——一直在对我喃喃低语：“骗子，骗子，火烧裤子……”
“别让查莉出来！”我喊道。
我没认出那幅速写上的女人是凯瑟琳。我在停尸房里看到的那具尸体，连人样都没了，更像是一具被人肆意糟蹋过的商店橱窗模特。我和她已有五年未见。当我确认那是她时，我立刻告诉了鲁伊斯。是，我确实可以早点告诉他，可那时他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我说不说都没什么区别。
我望着鲁伊斯，苦苦地哀求：“不要让我的女儿看到我这副样子。求求你。”
但真相从来就不是这样。这个故事，如果我明天讲给你听，它就不会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会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选择性地漏掉一些细节，并给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真相就是一种能从语义上被曲解的东西。
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感情，但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拿出了手铐钥匙。两个警探抓住我的手。
人们常说，疏忽乃罪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决定，什么是罪过，什么不是？我知道，我只是在语义上吹毛求疵，但人们总是凡事先行道德评判，然后仓促下结论，这种行为方式任谁都会觉得，真相必然是一样真实、可靠的东西；真相可以被人拾起，传阅，称重，测量，最后得到世人的一致认可。
几个警员从朱莉安娜身旁挤了过去，进了屋，她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抓着我问个不停：“这是怎么回事，乔？你怎么……”
打完电话后，我一直在牢房里来回踱步。我起立，坐下，走路，坐在马桶上。我便秘了，或许是神经紧张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吃的药。鲁伊斯觉得，我要不就是在掩饰什么，要不就是没有把真相和盘托出。“后见之明”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此刻，我回想着先前的错误之举，这些念头不断兵分多路，率领着所有疑问，在我的脑海中攻城略地。
“警方觉得凯瑟琳的死和我有牵连。”
“拜托了，乔克，别问这么多。我需要花点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可能？为什么？这太离谱了！你明明是在协助他们调查啊！”
“为什么不直接把真相告诉她？”
楼上传来物品掉落摔碎的声音。朱莉安娜往楼上看了一眼，又转过头来望着我。“他们在咱们家干什么？”她双目噙泪，“你到底干了什么，乔？”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要你打给朱莉安娜，告诉她我没事。跟她说，我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她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看到查莉从起居室里探出头来瞄了一眼，朱莉安娜一转身，她迅速把头缩了回去。“待在房间里别出来，小姑娘！”她吼道，声音里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愤怒。
“哇哦！”也只有乔克，在听到别人被捕的消息时，会发出钦佩的赞叹声。
我们家前门大开，任何经过的人都能往里面瞅一眼，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听到楼上的橱柜和抽屉被人拉开，床垫被抬了起来，床被拖开。朱莉安娜不知所措。她想保护自己的房子免遭他人践踏，但她最想听到我的回答，只可惜我无话可说。
“我被逮捕了。”
几位警探带我走进厨房，鲁伊斯正站在厨房里的落地玻璃窗前，注视着花园。几个人拿着铲子和锄头，正在掘开草坪。D. J. 嘴里叼着根烟，斜倚在查莉的秋千上。他透过烟雾望着我，好奇且无礼。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浅笑——仿佛正在看交警给保时捷开罚单。
“你在那儿干什么？”
他不情愿地转过身去，任由香烟掉进砾石里，继续燃烧。接着，他弯下腰，撕开暖气片的塑料包装。
“哈罗路警察局。”
“我们询问了你的邻居，”鲁伊斯解释道，“有人看到你在花园里埋东西。”
“你人在哪儿？”
“我埋的是一条凸眼金鱼。”
我认识的大部分律师都不会在晚上这个点提供上门服务。于是，我打给了乔克，把他吵醒了。我隐约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女人抱怨的声音。
鲁伊斯迷惑不解。“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鲁伊斯去哪儿了。或许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做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美梦。他审讯我只用了几分钟。当我和他说，我需要一个律师时，他劝我：“找个他妈好点的。”
这句荒唐话把朱莉安娜逗笑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出蒙提·派森[2]的小品之中。
我的牢房有六步长，四步宽。牢房里有一个厕所、一个水槽，还有一张双层床铺。四面墙上到处都是涂鸦，有画出来的，划出来的，凿出来的，也有胡乱涂抹的，看得出，有人曾大胆尝试用油漆把这些涂鸦盖住，但于事无补。
“他埋的是查莉的金鱼，”她说，“就在李子树底下，和哈罗德仓鼠葬在一起。”
自从最后几个酒鬼来了之后，这里一直很安静。肯定是酒吧打烊之后闹事的——还不算晚，足以让一个人在夜间公交车上睡一觉，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打上一架，最后被抓进警车后座。我仍能听到他一边踢牢房门，一边大吼“我他妈的没有碰他”的声音。
站在我们身后的几个警探忍俊不禁。鲁伊斯阴着脸。我知道我不应该挑衅他，但放声大笑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手表、皮带和鞋带，换回来一张灰色的毯子，毯子摸起来像砂纸，不像羊毛。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隔壁牢房里马桶水箱的漏水声。
[1]指在圣诞节由儿童表演的耶稣诞生剧。耶稣在马厩里降生，三位智者受伯利恒之星的引领，找到了耶稣。
我盯着面前的方形光源。盯了太久，合上眼时，我仍能看到光在我眼睑里闪耀。墙壁的高处有一扇窗户，在门的上方。偶尔，我会听到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房门上的铰链式观察窗被打开，后面冒出一双眼睛，盯着我看。几秒后，观察窗又被关上了，我只好继续盯着它。
[2]英国著名的六人喜剧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