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南非大使馆外特拉法加广场的一场集会上发言，大肆抨击种族隔离的罪恶。“你很有激情嘛！”听完我的演讲后，她这么对我说。她在酒吧里向我做自我介绍，还让我从我们喝的那瓶酒里给她倒一杯双份威士忌。
那时我选择留在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下定决心要睡遍学校里的每一个荡妇，结果到了第一学年末，我还没拿定主意要睡谁，但和其他想成为风流浪子的同学不一样，我用力过猛了。我也曾赶时髦，故意不修边幅、起哄捣乱，但甚至在这方面，我都一败涂地。不管我在别人家地板上拿夹克当枕头睡了多少晚，它都不肯起皱，也不肯沾上污渍。我想让别人觉得我潇洒颓废，还带着知识分子独有的忧郁，但最后呈现出的效果，反倒让我看起来像个赶着去参加人生中第一场面试的人。
当晚，乔克也在——他正忙着邀请女孩子们在他的T恤上签字。我知道，他肯定不会错过朱莉安娜。她是酒吧里的一张新面孔——还是一张俏面孔。他把手绕到她的腰上，说：“只要能陪在你身边，我就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还记得跟她初次见面时的情形。那年她是大一新生，在伦敦大学读语言学。我则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我是那种连亲妈都不会夸我帅的人。当时的我留着一头棕色鬈发，有一个梨形鼻子，皮肤稍稍暴露在阳光下就会立刻长雀斑。
她没有露出半点笑容，拿开了他的手，说：“可惜了，‘勃起’算不上个人成长。”
我走进厨房，看见朱莉安娜正用按压式咖啡壶做好咖啡，并在一块全麦吐司上抹好了上等果酱。吃米饼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孩。
众人哄堂大笑，除了乔克。接着，朱莉安娜在我的桌子旁坐下，我无比惊讶地望着她。我从未见过有谁能如此老练地杀了我挚友的威风。
我用一个新的剃须刀，就着冷水刮了胡子，没有割到自己。这看起来像是一次不值一提的胜利，但值得留意。
当她夸我“很有激情”时，我努力忍住，没有脸红。她笑了起来。她下唇上有一块黑色雀斑。我想亲吻那块雀斑。
好样的！棒极了！某处，一个水暖工正在嘲笑我。毫无疑问，他正在跟他的水暖工同事吹嘘，他是如何假装帮人修好了侏罗纪时代的锅炉，还收了那人一笔足够去佛罗里达快活两周的钱。
她灌了五杯双份威士忌，最后醉倒在吧台上。我把她抬上一辆出租车，把她带回了我在伊斯灵顿的卧室兼起居室。那晚，她睡在日式床垫上，我睡沙发。早上起来，她亲了亲我，感谢我如此富有绅士风度。接着，她又亲了我一口。我仍记得那一刻她的眼神。那里面流露出的不是放荡。她的眼睛不是在说：“咱们找些乐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吧。”而是在说：“我要做你的妻子，怀上你的孩子。”
“锅炉又坏了！”朱莉安娜在楼下喊道。
我们一直是一对古怪的情侣。我素爱安静，为人实际，讨厌闹哄哄的派对，不喜逛酒吧，周末习惯回家。她则是家中独女，父亲是一位画家，母亲是一位室内设计师。平日里，她打扮得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佩花嬉皮士[1]，永远只关注他人最好的一面。朱莉安娜从不去派对——因为派对会为她而来。
喷头干咳了两下，冒出一声刺耳的怒叱。一股浑浊的细流淌了下来，突然又断了。
三年后，我们结婚了。那时，我早已被朱莉安娜管教得服服帖帖——我学会了把脏衣服放进篮子里，平时把马桶坐垫放下来，晚宴上不能贪杯。与其说朱莉安娜“改掉了我身上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倒不如说她修补了我品格上的一些缺陷。
我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走了六步，进了浴室，打开淋浴喷头。地下室的锅炉打了个嗝，水管“咕噜咕噜”地作响。我站在冰冷的瓷砖上等水来，身子瑟瑟发抖。喷头在颤抖。我感觉，水龙头附近的瓷砖随时会松动掉落。
那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如今回望，犹似昨日。
她离开卧室，我躺在床上，听她在房子里走动，她走路时几乎足不沾地。我听到她往水壶里倒满了水，把门前台阶上的牛奶拿进了屋。我听到她拉开了冰箱门，按下了烤面包机的开关。
朱莉安娜把一份报纸推到我面前。报纸上是一张凯瑟琳的照片，头条标题是：“议员侄女饱受折磨而死”。
她开始穿衣服了。她把白色的比基尼内裤顺大腿提起，拉到位置后啪的一声松开。接着，她把内衣举过头顶，肩膀一低，送入胸罩的肩带。她不会再给我一个吻。如果她再吻我一口，我可能就不会放她走了。
内政部副部长塞缪尔·麦克布赖德听闻自己二十七岁的侄女惨遭谋杀，悲恸难当。
我的“伙计们”指的是我的精子。但从她嘴里说出来，这些“伙计们”听起来像一个个伞兵。
昨天，众议院议长代表议院向这位布莱顿勒桑兹的工党议员表达了最诚挚的哀悼，后者神情十分悲痛。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要保护好你的‘伙计们’。”
六天前，警方在西伦敦肯萨尔绿野公墓的大联盟运河旁发现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裸尸。她身上有数道刀伤。
“来吗？”
“目前，我们正集中精力追查凯瑟琳最后的行踪，并寻找在她死前几天见过她的人。”领导此次调查的侦缉探长文森特·鲁伊斯如是说。
她笑了笑，灵巧地滑到一旁。“不行。我很忙的。”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她曾在十一月十三日从利物浦坐火车去了伦敦。我们相信，她是来伦敦参加一场工作面试的。”
“在床上陪陪我。”
凯瑟琳双亲离异，她和家人疏远多年，曾在利物浦当过社区护士。
我们放声大笑，然后我把她拉到身上。
“她的童年十分艰难，她似乎迷失了方向。”凯瑟琳的一位朋友称，“最近，她的家人也曾尝试跟她和解。”
“她跟三个朋友合力抓住了他，把他摁住了。真不容易。”
朱莉安娜又倒了一杯咖啡。“过了这么多年，凯瑟琳又出现了，你不觉得这很古怪吗？”
“不要脸的小崽子。”
“古怪？你想说？”
“别担心，她会原谅你的。听说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有个叫瑞安·弗雷泽的男孩亲了她一口。”
“我不知道。”她微微颤抖了一下，“我是说，她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你差点连饭碗都丢了。我还记得，你当时有多生气。”
“该死！我完全忘了这回事。”那是周四早上的事，查莉在牛津街唱诗。“我当时跟那个探长在一起。”
“那是因为她受伤了。”
“忘了告诉你，之前，查莉跟着唱诗班去唱圣诞颂歌了。”
“那是因为她怀恨在心。”
我把她的头按在胸前，她轻拍我的脊柱，指尖在上面翩翩起舞，感受到我的颤抖。她的动作提醒我，她对我了如指掌。
她扫了眼凯瑟琳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她从护士学校毕业那天拍的。照片里，她笑容灿烂，手里紧紧地握着一张毕业证书。
“昨晚你睡得不怎么踏实啊。”
“现在呢，她又回来了。警察找到她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场。怎么这种事都能让我们碰上？然后警察还叫你去帮忙辨认她的——”
朱莉安娜光着脚，只穿着睡衣上衣，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她弯下腰，吻了吻我。
“所谓巧合，无非就是几件事同时发生罢了。”
朱莉安娜习惯了早起，每天早上六点半，她已洗漱完毕。我跟她完全不一样。昨夜，我的梦里充斥着鲜血淋淋、伤痕累累的脸庞。
她翻了个白眼。“你说起话来，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心理医生。”
朱莉安娜在闲置的卧室里做伸展运动。每天早上，她都会在卧室里做一些类似瑜伽的动作。这些动作的名号听起来就像美洲印第安女人的名字：“奔跑麋鹿”遇上“潺潺流水”。
[1]指鼓吹世界和平和博爱的嬉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