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喂熊来着。”
“以前练过。”我给她的伤口涂了抗菌剂，“怎么弄成了这样？”
我没有笑。她一脸懊悔。“我和别人打架了。我不知道该惩罚那个人，还是惩罚我自己。”
“缝得不赖嘛！”她说。
“你男朋友？”
我的脑海里有数千个声音在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把它们通通忽略。我让凯瑟琳去办公室里等我，自己则去找了些缝线、针、蝴蝶夹、绷带和抗生素软膏。我拉上百叶窗，锁上门，给她前臂缝针。
她眨了眨眼，强忍泪水。
“不行！求求你了！我要保住这份工作。”
“你用了什么？”
“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急诊室。”
“剃须刀片。”
“求求你千万别让他们发现。”她说，“我真的很抱歉。”
“刀片干净吗？”
她示意我跟她走进一个小凹室，接着把那包纸扔到地上。我好一会儿才注意到，她开襟毛衣的袖子里塞满了面巾纸和纸巾。鲜血渗透了层层纸巾和衣服布料。
她摇了摇头。
几天后，七月十五日，凯瑟琳在肿瘤病房找到了我。她臂弯里捧着一大包纸，紧张地左右张望。我看到她眼里闪过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异样。
“行了。从现在开始，如果你非要割自己，你必须用这些。”我递给她一包装在消毒容器里的一次性手术刀。我还给了她一些绷带、免缝胶带和缝线。
为了不让她再流血，我给她推荐了几个替代方案。要感受疼痛不一定非得拿刀割自己，她可以在手里握一块冰，嚼滚烫的辣椒，或者往生殖器上抹镇痛油。这些疼痛不会在身体上留疤，也不会带来愧疚感。等我们打破了她的思维死循环，我们便能帮她建立新的、不伤害身体且不那么暴力的心理应对机制。
“这些是我给你定的规矩。”我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伤害自己，那你只能割一个地方……你的大腿内侧。”
书页间夹着几块深棕色的巧克力碎片。她爱把巧克力掰碎，扔到书页上。她不喜欢我记笔记。她想我听她说话。
她点点头。
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凯瑟琳的自残行为。她要靠流血，摆脱麻木空虚的感觉。我的笔记本上还写着她说过的话：“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我感觉平静。一切尽在掌控。”
“我会教你怎么给自己缝针。如果你觉得你缝不好，那你一定要去医院。”
如果伤口需要缝针，她就去事故急救中心，那里离马士登医院很远。她不敢冒险在马士登医院缝伤口，怕丢了工作。在急救中心，她会告诉分诊护士一个假名，有时也会假装自己是外国人，不会讲英语。根据以往的经验，她十分了解护士和医生是怎么看待自残者的。他们觉得自残者就是想引人注目，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给他们缝针的时候，医生常常连麻药都不打。他们对待自残者的态度就是，“你不是爱疼吗？那就再让你享受一下。”
她睁大双眼。
她从来都不承认自己在精神病院待过，也不承认接受过集体心理治疗。她隐瞒了自己大部分过去，特别是和家人相关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自残。但是复发之后，她更狠心地惩罚自己，伤口越切越深。她大多在手臂和大腿上动刀，因为那里的伤口能用衣服遮住。她还发现，用乳霜和绷带可以淡化疤痕。
“我不会逼你停止自残，凯瑟琳。我也不会把这事通报给你的上级。但你必须尽你所能，控制好伤势。我相信你。你不伤害自己，就算是报答我这份信任了。如果你感觉身体虚弱，你必须打电话给我。如果你做不到，还是割伤了自己，我也不会责怪你，或者轻视你。但同时，我也不会再来找你。如果你再割伤自己，我就一周不见你。这不是惩罚——这是对你的考验。”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她告诉我，“我可以决定我要划多少刀，要划多深。我喜欢疼痛。我渴望疼痛。我活该。我知道我有受虐倾向。如果你见过我的前任就会明白，或者你听下我做的都是些什么梦。”
我看得出，她在认真考虑接受这份提议的后果。她仍是一脸恐惧，但她肩膀的动作出卖了她内心的宽慰。
她的父母把她抱进车里，载她去医院。一路上，他们为谁该对女儿的伤负责争执不休。凯瑟琳内心很平静。她在医院里过夜，临睡前她抚摸自己的伤口，亲了亲它，说了声“晚安”。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限制受伤的程度，而你要对此负责。”我继续说，“同时我们也会给你找到新的心理应对机制。”
她用纸巾包着镜子，对着桌角砸碎了它。接着，她用一块碎玻璃划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给了她满足感。她不再感到脆弱无助。
我用枕头示范怎么缝针，给她上了一堂缝纫速成课。她开玩笑说，我在教她怎么做个好妻子。她站起来，准备离开前，搂住了我。“谢谢你。”她埋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我，我甚至能听到她的心跳声。
凯瑟琳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自残。她的父母十分厌恶对方，提出离婚。她感觉自己被夹在中间，像一个被两个小孩争夺拉扯的洋娃娃。
她走了，我坐在椅子上，呆望着纸篓里浸透鲜血的绷带。我想知道自己刚才是不是疯了。我已经能想象到验尸官义愤填膺地质问我，为什么我会把手术刀交给一个喜欢自残的年轻女子。他还会讽刺我，是不是也喜欢把火柴交给纵火犯，把海洛因交给瘾君子。
到了治疗的第四个阶段，她终于缓缓卷起袖子。向我展示伤疤，她有点尴尬，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她的挑衅和沾沾自喜。她想让我为她深深的伤口感到震惊。这些伤口就像生命地图，我可以从上面读出她的经历。
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到凯瑟琳。如果强制要求她停止自残，她只会变本加厉，觉得别人都想控制她的生活，为她做决定，她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得不到他人的信任。
她边说边吃巧克力，偶尔把手伸进款式老套的长袖里挠挠皮肤。我觉得她有所隐瞒，但我只能等她信任我的时候再告诉我。
我给了她选择的权利。希望她拿起刀片之前，可以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衡量一下值不值得，也希望她考虑一下其他不伤害身体的应对方法。
她说，她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无足轻重。她和家人很疏远，分居已久，她尝试过弥补家庭关系，又怕“糟蹋家人的完美生活”。
之后的几个月里，凯瑟琳只割伤过自己一次。她前臂的伤口愈合了。我给她缝合的时候，下手干净利落，对一个多年没缝合过伤口的人来说，这算得上很了不起了。
我怀疑她以前也看过心理医生。她提的问题都很清晰准确。她知道病史采集和认知疗法是怎么一回事。她这么年轻，不可能懂这些心理医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她以前一定接受过心理治疗。
我的笔记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我和她的故事还没完结。当我回想起那些细节，我就尴尬得想回避，因为我本该预料到事情会发展成那样。
她很少笑。她总是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着我。
凯瑟琳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她和我预约的时间是在她下班后，她会换上便服，化好妆，喷点香水，故意不扣衬衫最上面的扣子。她的改变不明显，都体现在这些微妙的细节里。她问我空闲时间会做什么。她说朋友给了她两张电影票，问我想不想跟她一起去？
她那时二十岁，通情达理，是个唯物主义者。她还和一个医院职员关系暧昧。虽然不知道她的对象是谁，但我怀疑他已经结了婚。她有时会说“我们”，意识到自己说漏嘴，又改口称“我”。
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说，人们花钱看心理医生，医生问的问题和他们的伴侣问的差不多，伴侣却不收钱。我们倾听患者的问题，解读他们的潜台词，给他们自信，教会他们喜欢真正的自己。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找我吧。”
对像凯瑟琳这样的女人来说，一个耐心倾听，关心自己的男人魅力非凡，但有时候，她们会把医生对患者的关怀错当成私人的感情。
“你知道你的办公室是整家医院唯一可以吸烟的地方吗？”她告诉我。
有一天，她突然亲了我一下，我被吓到了。当时我们在马士登医院的办公室里。我猛地推开她。她踉跄着往后摔倒在地。她以为这是我们游戏的一部分。“来糟蹋我吧，如果你想的话。”她说。
从那次开始，她每周都见我一次。她会把一条巧克力棒放到我桌上，在银色锡纸上掰碎巧克力，就像孩子们在分糖吃。她每吸完一根薄荷味的烟，就吃块巧克力。
“我不想伤害你。”
终于有一天，她开口问我能不能聊聊。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意识到她只想作为患者咨询一下。我给她安排好预约，第二天她如约就诊。
“我一直都是个坏女孩。”
一开始，我和她不过是点头之交，对我来说，她只是偶尔会在走廊或者咖啡店碰面的同事罢了。她剪了一头短发，发型像个男孩子，额头高高的，嘴唇很饱满，身上有种中性美。她会紧张得把头歪到一边，从来不敢正视我。我好像经常能碰见她，特别是我离开医院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是她在故意制造偶遇。
“你还不明白。”
我回忆中的凯瑟琳是怎样的呢？我仿佛还能看到她，穿着浅蓝色制服，衣领和袖子上绣着深蓝色镶边，在皇家马士登医院的走廊里漫步。她朝我招手，脸上带着微笑。她的腰带上总是挂着钥匙环。大多数护士都会穿短袖制服，但凯瑟琳不一样，她爱穿长袖。
“不，我明白。”她拉下裙子的拉链。
我打开楼下书房里的灯，开始读以前的笔记。A4纸上画着整齐的并行线，宽大的页边上记录了每次的预约日期和时间。评估细节、医学笔记和观察结果都在上面。
“凯瑟琳，你错了。你误解我了。”
所有笔记本上都标有年月，方便寻找。凯瑟琳的数据记录在其中两本里，它们的封面是暗绿色的，书脊上的斑点是蠹鱼[1]大肆啃噬后留下的痕迹。
我强硬的语气终于让她清醒过来。她站了起来，靠在我的书桌旁，裙子褪到膝盖，衬衫也被完全解开了。吊带丝袜掩盖了她大腿上的伤痕。我们都很尴尬，她更是难堪。睫毛膏顺着泪水流到她的脸上，她不管不顾，提着裙子跑了出去。
鲁伊斯不信任我。他觉得我在隐瞒什么。我真应该早点告诉他，我真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但就算我说了，事情也无法挽回。凯瑟琳已经死了，死人不能复生。
虽然她辞去了工作，离开了马士登医院，但那天发生的事给我留下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我的职业生涯。常言道：“被拒女人之怒火，犹胜地狱烈焰。”
朱莉安娜和查莉在楼下看电视。我坐在阁楼地板上，在装着旧案例笔记的箱子里翻找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文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我想让她在我脑海中复活，这样我就能问她问题了。
[1]蛀食织物、纸张等的小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