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悬在半空，久久不散，但此刻的沉默却是他刻意而为。仿佛某人用手指按住了钟表上的秒针。
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他才想好该如何回答。“他越来越渺小，似乎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被凌迟处死——我希望，这是我妈的死法。”
“为什么你要用那个词？”
“你爸爸呢？”
“哪个词？”
“如果她和爸爸出去，她就不能这么放浪了。酒吧里的男人不会调戏身边站着丈夫的女人。但倘若她一个人出门，她便来者不拒，任由男人们搂她的腰，捏她的屁股。她经常彻夜不归，早上才回家，内裤揣在手提包里，鞋子在脚尖晃荡。她从不假装自己是一个忠于丈夫的女人。她不想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她想成为别人。”
“‘凌迟处死’。”
我点了点头，想起了朱莉安娜。
他轻轻一笑，既不真诚，也不自然。“因为我想她那么死啊！慢慢地死去。痛苦地死去。死在自己手里。”
“她爱喝白起泡葡萄酒，因为它看起来和香槟很像。她醉得越厉害，声音就越大。每当她醉了，她就开始说西班牙语，因为听起来很性感。你听过女人说西班牙语吗？”
“你希望她自杀？”
他咬牙切齿地说出最后一句话。他掐起手背上松弛的皮肤，狠狠地又拧又扯，仿佛要把它们从手背上撕下来。他的身体垮了下来，又开始往下说。
他没有回答。
“如果我爸不带她出去，她就自己出去，去酒吧或者夜总会。她笑起来有种淘气劲，仿佛在向所有人宣告她的到来。男人们会转头看看她。虽然她很丰满，但那些男人还是觉得她很性感。她怀孕之后胖了不少，那些肉再也减不掉了。她觉得那是我的错。每次她去跳舞，或者笑得太厉害的时候，她就会尿裤子。那也是我的错。”
“你想象过她死掉的样子吗？”
“大多数晚上，她都会打扮一番，出去浪荡。我坐在床上，看她穿好衣服。她会试穿不同的衣服给我看。然后她让我帮忙拉上裙子的拉链，再穿好长筒袜。她说我是她的‘小小男子汉’。
“梦到过。”
他感到有点无聊，好像他已经把这个故事反反复复讲了无数次，讲到不想再讲了。
“你梦到了什么？”
“她才是真正的不切实际，我爸不是。她觉得自己空有自由意志，却生活在碌碌无为、无聊透顶的普通人中。不管她怎么努力，她都永远没法在亨顿那样的地方，过上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她恨透了她住的地方——她恨房子外墙的小卵石灰浆，她恨网眼窗帘，她恨廉价的衣服，她恨劣等餐厅，她恨花园里的小矮人装饰品。工人阶级常说，‘我们能自己照顾自己’，但她对此嗤之以鼻，她只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渺小和可怜，无足轻重和丑陋不堪。”
“我梦到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死掉。”
他快速地眨了眨眼，他看着我，眼神古怪、黯淡，仿佛有什么东西打断了他的思绪。突然，他又想起来了。
他盯着我，灰蒙蒙的眼睛犹如一池无底深潭。
“她说他只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的钱。上一秒她还在骂他不切实际，嘲笑他‘愚蠢的发明’，然后下一秒她又觉得他的梦想不够远大，没有抱负。”
被凌迟处死。这句话有一个更直白的翻译，叫“千刀万剐”。被博比拽下出租车的那个女人跟他母亲年龄相仿，衣着也相像。她对自己的儿子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这能解释他的行为吗？答案离我越来越近了。我渴望理解暴力——这种欲望本身就潜藏着残暴。不要去想白熊。
“你的母亲怎么看？”
另一位病人正在门外等待。博比缓缓起身，转身朝门口走去。
“那时的人们总抱怨，捕鼠器质量太差了，要造个好一点的。他就在发明这种东西。”
“咱们周一见。”我说道，把“周一”这个词咬得格外重。我希望他能记住日期。我希望他以后都能按时回这里就诊。
博比再次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我温和地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于是他又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业余发明家，经常冒出新点子来制造节省时间的机器。
他点了点头，伸出手和我握手。这还是头一回。
“没有。我爸离开了空军，在伦敦运输部找了份工作，负责修理公交车。后来，他在九十六路车上当售票员，那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是皮卡迪利广场。他说自己很爱结交朋友，我倒觉得他也很爱那套空军制服。他以前骑车去公交汽车站，下班了再骑回家。”
“巴雷特先生说，你会帮我。”
“但他们没有分开？”
“我会准备一份精神分析治疗报告。”
“每天早上和下午，包括周六和节假日，她都会在店里干活。她还会看货架上的杂志，幻想着逃离这一切，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就这样，我爸穿着一身空军制服出现了。他说自己是个飞行员。这是每个女孩都想听到的情话。他们在皇家空军马勒姆的联谊俱乐部上草草打了一炮，我妈就怀上了我。很快她就发现，他并不是飞行员。不过我觉得她并不在意……至少那时不在意。她说，她在我爸的谎言之下嫁给了他。”
他点了点头。“你知道吧，我不是疯子。”
他的脸因沮丧而扭曲，然后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那我就和你说下她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的语气仿佛在对我发起挑战，“她是杂货店老板的女儿。讽刺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样。她从小在小商店里长大，尿布都是在收银台旁换的。她四岁的时候就能算出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收钱，然后找零，不会出差错。
“我知道。”
“哈！”
他拍了拍头。“只是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所以你不去看望她。”
说完他就走了。我的下一位预约病人，艾尔默夫人，已经坐了下来，跟我唠叨她上床睡觉前要去检查多少次门锁。我没心情听她讲话。我站在窗前，望着博比走到街上，朝车站走去。他仔细留意脚下，时不时避开人行道上的裂缝。
“我托一个利物浦的朋友告诉我她的境况。她住在利物浦。”
突然，他看见一个朝他迎面走来的年轻女人，停下了步伐。她从他身边走过，他整个人转了过去，一直盯着她看。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他在盘算要不要跟踪她。他朝两边望了望，仿佛走进了一条丁字路口。接着，几秒后，他跨过地上的一条裂缝，继续向前走去。
“你会怎么描述和她的关系？”
我回到乔克的办公室，听他飞快地把我的检查结果读出来，虽然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他想让我尽快开始治疗。
“四十三岁。她不接受乳房切除的提议，她一直为拥有一对丰满的乳房而骄傲。”
帕金森病并没有决定性的检测手段。但医生们能借由繁多的游戏和运动，来衡量疾病的发展情况。乔克按下秒表，让我沿着地板上的纸胶带向前走，接着再转身走回来。然后我还要闭上眼睛，单脚站立。
“我很抱歉。她多大？”
看到乔克拿出彩色方块，我发出一声沮丧的叹息。我要把方块一个个堆起来，这实在是太幼稚了。我先用右手，再用左手。我还没开始堆呢，左手就抖了起来，但当我拿起一个方块的时候，它又不抖了。
“她喷廉价的香水，现在被乳腺癌折磨着，苟延残喘。”
比这更难的是在网格里画小圆点。我瞄准了方块的中心，手里的笔却不听使唤。管它呢，一个愚蠢的测试罢了。
“和我说说你的母亲吧。”
事后，乔克向我解释，像我这种一开始就出现颤抖症状的病人，预后要比别的病人好很多。如今，越来越多的新药物能减轻这些症状。
他的怒火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抹掉嘴角的唾沫星子，抱歉地看着我。他倒了一杯水，等待我的下一个问题，出奇地平静。
“你肯定能度过圆满的一生。”他说，语气仿佛是在照本宣科。看到我脸上的狐疑，他又赶忙补了一句，不想把话说得太绝对。“呃，也可能少活那么一两年吧。”
博比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情绪失控：“你一点都不了解他！”他站在我面前，咬牙切齿，“你永远都不会理解他！你们这种人只懂得毁掉别人的生活。你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绝望上。别人一遇到麻烦，你就立刻跳出来，告诉别人应该做何感想。你们就是吃人的秃鹫！”
他一句话没提我的生活质量。
“他抛弃了你吗？”
“干细胞研究会给这个病带来突破。”他加了一句，语气颇为乐观，“五到十年内，肯定能找到治愈方法。”
“那不是他的错。”他略带防备地说。
“那在这五到十年里，我能干什么？”
“你父亲后来怎么了？”
“吃药，和你的美丽娇妻做爱，看着查莉长大。”
每个人的童年里都萦绕着一段神话故事。我们把自己的欲望和梦想强加其中，最后，故事变成了仅剩象征意义的寓言。
他给我开了司来吉兰。“到了后面，你肯定得吃左旋多巴，”他解释道，“但我们有望把那一天的到来再推迟个一两年。”
他不说话了，挠着自己的手。
“有什么副作用吗？”
“小时候他会骑自行车载我，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在他的双臂之间。他以前骑得飞快，引得我哈哈大笑。有一次，女王公园巡游者俱乐部在英国踢比赛，他带我去看。比赛结束后，粉丝在谢泼德丛林街区打了起来。警察骑着马驱赶群众。我爸用衣服紧紧地裹着我，我应该觉得害怕才对，但是我没有，我知道没有什么能把他打倒，那些马也不能。”
“你可能会感到轻微恶心，睡不着觉。”
“你们会一起做些什么吗？”
“棒极了！”
“他毕竟是我爸。”
乔克没有理会我。“这些药无法遏制病情发展。它们能做的，只是掩盖一下你的症状。”
“你和他相处得如何？”
“所以我能把这个秘密藏得更久。”
博比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模仿得恰到好处。他有点局促不安地望着我，为自己的畅所欲言感到尴尬。
他苦笑了一下。“迟早有一天你要面对。”
“‘那还烦请您指指路？右转还是直走？’”
“如果我一直来你这儿看病，说不定我会死于吸二手烟。”
“‘你，先生，你会下地狱的。’传教士吼道。
“这死法也不赖嘛。”他点起一根雪茄，从最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然后我爸喊了回去：‘你知道传教士和疯子有什么区别吗？’他顿了一下，接着回答：‘他们听到的声音不同。’[2]所有人都笑了，除了传教士，他气鼓鼓的样子像极了河豚。‘听说你们接受所有面额的钞票，但更喜欢十英镑和二十英镑，这是真的吗？’我爸又问。
“现在才三点。”
“我还记得，有个传教士长得像《白鲸记》里的亚哈船长，一头白色长发被扎成马尾，他的声音低沉且有力。‘耶和华会以永恒的死亡惩罚你的罪过。’他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按照英国夏令时[3]的时间工作。”他也没问我喝不喝，就给我倒了一杯。“上周，朱莉安娜来找我了。”
“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哲言，告诉我宗教是大众的鸦片。那时，我们几乎每周日都会从基尔本坐公交到海德公园，公交车上有一些把包装箱当成讲坛，站在上面布道的平信徒[1]传教士，他会朝他们发难。
我感觉自己在快速地眨眼。“她找你干什么？”
博比转移了话题。“他在空军部队工作。他不是飞行员。他是一个技工，负责维护战机，确保它们能随时起飞。那时他太年轻，没能参战，不过我觉得他并不为此遗憾。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她想了解一下你的身体状况。我没告诉她。我拿‘医生-患者保密协议’那些东西搪塞了过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她还想知道，我觉不觉得你有外遇了。”
“怎么回事？”
“她为什么这么问？”
“我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家。”
“她觉得你一直在跟她撒谎。”
“和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博比。你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我抿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酒精灼烧着我的食道。乔克透过烟雾望着我，等我回答。我并不生气，也没觉得自己有过错，只是感到异乎寻常地失望。朱莉安娜怎么能问乔克这种问题？她为什么不直接问我？
“哈！”
乔克还在等我回答。他看出了我的不自在，笑了起来，摇着头，就像一只被淋湿的狗。
“你是怎么变得堕落的？”
我想说，“别拿这副表情看着我——你自己离过两次婚，大半辈子都在追女人的路上奔波”。
“他太天真了，竟然想保护孩子，保留他们的纯真，不让他们掉进成人世界的深渊。他做不到。这不可能做到。人终究会堕落。”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他幸灾乐祸地说，“不过，如果她甩了你，我肯定会去安慰她。”
我松了一口气。“为什么？”
他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朱莉安娜真的甩了我，他肯定会第一时间闻风而至，缠上朱莉安娜。
“才不。他就是个白痴！”
我迅速改变话题。“博比·莫兰——你对他了解多少？”
“你和霍尔顿有共鸣吗？”
乔克来回摇晃酒杯。“不比你多。”
我的心不禁一沉，仿佛看到一个焦虑的少年，觉得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尼采，而现在，那个少年长大了。
“他以前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但他的医疗记录里根本没提过这一点。”
“自从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就开始想当作家。”
“为什么你觉得他以前接受过精神病治疗？”
“你一直都想当个作家吗？”
“和我交谈的时候，他引用了精神状态检查里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以前有别的医生评估过他。”
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说：“或者，我下次带一本给你看看吧。”
“你问过他吗？”
“不，我是真的想看。”
“问了他也不肯说。”
“你只是随口说说吧。”
乔克摆出一副仿佛对着镜子练习过的表情，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正当我以为他要发表些高见时，他耸了耸肩：“他是个古怪的浑蛋，这是肯定的。”
“我能看看你写的东西吗？”我问。
“这是你的专业看法吗？”
博比常常谈到他空闲时间的写作，他的故事里偶尔会夹杂一些文学典故。
他哼了一声。“我和病人接触时，他们大多处在无意识状态。我更喜欢那样。”
几年前，苏豪区开了一家名为“奇人怪客”的咖啡馆，原本打算招揽住在伦敦西区的所有怪人——发型狂野的艺术家、变装皇后、朋克摇滚乐迷、嬉皮士、色情网站记者，还有纨绔子弟。但这个愿望从未实现。相反，咖啡馆里坐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白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想一探怪人们的究竟，最后却只能干巴巴地相互对望。
[1]指没有圣职的普通信徒。
我努力控制好字母间的连笔，写完最后一条笔记，然后抬头，看看他准备好没有。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准备好。乔克是对的——博比有点脆弱，还有点捉摸不透。他的脑海里装满了半途而废的想法、古怪的事实，还有只言片语的对话。
[2]基督教认为，虔诚的教徒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
博比总算守时了一次。他穿着一身工装——灰色衬衫配长裤。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奈瓦斯普林”几个字。我再一次惊讶于他的身高。
[3]英国夏令时比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早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