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挺喜欢这个人的。他不怎么讲究衣着。太注重外表的男人看上去野心勃勃，却也让人觉得徒有其表。他讲话的时候目视远方，仿佛在预测未来。我在农民的脸上也看过这种表情，他们从来不留意眼前的事物，特别是其他人的脸。他抱歉地笑笑。
他穿的还是那天那件皱皱巴巴的大衣，上面的污渍可以看出他吃了什么。他的橄榄球俱乐部领带上夹着比萨斜塔式样的镀银别针。
“不请自来，真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的会议。”他对埃莉萨说，语气略带嘲讽。
我立刻便认出谁是里面的头儿了，就是那个我在肯萨尔绿野公墓见过的警探，有一张沧桑的脸，牙齿参差不齐。
“那就请滚您妈的！”埃莉萨声音甜美，笑容恶毒。
“大家安静一下。我来处理。”我小心翼翼地从台上跃下，想拦住埃莉萨，让她先别和警察交谈。
“很高兴认识您，小姐，或者我应该称您为夫人？”
四个男人走进大厅，站在大门旁。显然，他们是便衣警察。一些女人注意到了他们，略感惊讶，咕哝抱怨了几句。其中几个对我怒目而视，好像这是我的错。
我站到他们中间。“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如果没有避孕措施，就别接客。处理好和朋友间的关系，确保有朋友知道你上了哪一辆车，车牌号是多少。只在明亮的地方工作，或者在安全屋里，最好带客户去你们的安全屋，而不是在他们车上做……”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是哪位？”
我让这两个问题缓缓地飘过她们的思绪，好似梁上浮动的蛛网。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听起来过于严厉了。我放开椅子，开始走向舞台前，左腿偏偏不肯动，险些绊倒。她们互相瞥了一眼——寻思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
“我今晚不是来给你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我只希望你们能注意安全。晚上在街上工作时，有多少个朋友或者家人知道你在哪儿？如果你突然消失了，多久才会有人告诉警方你失踪了？”
“天哪，不会吧！哦，各位，他就是那个在屋顶上把孩子救下来的家伙。”他的声音嘶哑刺耳，“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的笑声就像大理石直直地坠进下水道时发出的巨响。他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你是研究妓女的专家，是吧？写过一本书什么的。”
我希望自己可以让她们认识到，危险实实在在地匍匐在她们身边。或许我应该带上遇害者的照片。最近警方发现了一名遇害者，她的子宫被人剖了出来，扔在尸体旁。然而，这些妓女其实很清楚她们的危险处境，我没必要多此一举。这种危险一直都存在。
“是一篇研究论文。”
我等笑声平息下去。这里的大部分女人都不信任我。我不怪她们。妓女跟人打交道，不管是跟皮条客、嫖客，还是心理医生，大多风险重重。她们早已学会不再相信男人。
他含糊地耸耸肩，示意其他同事让开，自己穿过通道，走了过来。
“对，还有臭气熏天的。”一个戴墨镜的少女应和。
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厅里的人说：“我是隶属于伦敦警察厅的侦缉探长，文森特·鲁伊斯。三天前，我们在伦敦西区的肯萨尔绿野公墓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已死去有十天之久。在案件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还无法确认她的身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一个妓女。我们会把这位年轻女子的速写像提供给在场的各位。如果你们有谁认识她，还烦请和我们联系。我们想知道她的名字、地址、和谁有过来往、她的朋友——任何可能知道她是谁的人，这些都会是莫大的帮助。”
“还有一身肥油的。”一名金发女郎喊道。
我迅速地眨了眨眼睛，听到自己发问：“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
“不幸的是，你们无权挑选顾客。他们身材各不相同，尺寸也大小各异，有醉鬼，也有烂人——”
“她被埋在大联盟运河边的一个浅坑里。”
说完，我垂下头看了看观众，发现她们都在认真听，我松了一口气。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穿着带有紫色绸缎领子的外套，戴着柠檬黄色的手套。她双腿交叠而坐，外套下露出奶油一样的大腿，雪白柔滑，鞋子上的黑色细带缠绕在小腿上。
几幅画面仿佛记忆快照般朝我袭来。我还记得那顶白色大帐篷，那几盏弧光灯——犯罪现场的录像带、闪光灯的残影。从地下刚刚挖出来的女性尸体。我曾亲临现场。我曾望着她的尸体重见天日。
“在这个国家，妓女是未破的谋杀案中数量最庞大的受害者。过去七年里，有四十八名妓女被谋杀。在伦敦，每天至少有五名妓女遭到强奸，十几名妓女被殴打、抢劫或者绑架。犯罪分子侵害她们不是因为她们有魅力，或罪有应得，而是因为她们容易接近，也更容易得手。比起社会上其他任何人，妓女是最容易接近，也是最默默无闻的。”
大厅仿佛变成了大而空的洞穴，回音四起。在场的人传阅着女子的速写像。人声渐杂。一只倦怠的手腕朝我伸来。这幅速写看起来就像考文特花园里，画家给摆好姿势的游客画的炭笔画。画上的年轻女人留着短发，有一双大眼睛。大厅里几十个女人都符合这个外貌特征。
我清了清喉咙，目光聚集在听众头部上方的某一点。
五分钟后，几个警探回到鲁伊斯身旁，纷纷摇头。侦缉探长发了句牢骚，拿起手帕，擦了擦畸形的鼻子。
人群中传出一两声略带讽刺的掌声。真是一群难伺候的听众。我走上舞台边的台阶，汤在我的胃里咕噜咕噜地晃荡，然后我走进舞台上明亮的圆圈中。我的左臂一直在颤抖，我只好抓住身后的一把椅子，稳住颤抖的手。
“你们知道吗，这叫非法集会。”他扫了一眼茶罐，说，“妓女们聚集在一起，享用茶点，这属于违法行为。”
“现在，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你们真正期待的讲演者。让我们欢迎，最近刚登上报纸头条的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
“那茶是给我备的。”我说。
埃莉萨看到了我，如释重负。我想溜到大厅边上，免得打断她，但她碰了碰麦克风，人们纷纷转身。
他不屑一顾地笑笑。“那你喝的茶一定不少吧。如果不是，那你就是在拿我当白痴。”他在挑衅我。
她身后的白色投影屏上，是意大利艺术家阿特米希娅·津迪勒奇画的《抹大拉的玛丽亚[1]》。画的底角上写着四个首字母PAPT，其全称则以更小的字母写在下面：“妓女也是人（Prostitutes Are People Too）”。
“你是个怎样的人，我一清二楚。”我大为恼火。
台上，埃莉萨·韦拉斯科已经在发言了。她身材娇小，有一双绿眼睛和一头金发，说话时的口音让人感觉这个北方女人精神抖擞、言简意赅。她穿着一条及膝窄身直筒裙，还有一件紧身羊绒毛衣，活像二战时期的画报女郎。
“哦？说说看，别吊我胃口。”
大厅里来了约莫四十个女人。她们年纪不一，有花季少女，也有三十七八岁的。她们大多身披大衣，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女人的大衣下还穿着上班时的高跟鞋、短裙、紧身超短裤和长筒袜。空气中混杂着难闻的香水味和烟味。
“你是一个置身大都市的乡下小孩。你在农场长大，给母牛挤过奶，在鸡棚里收过蛋。你打过橄榄球，但后来受的一次伤终结了你的体育生涯，可你不甘心，总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重返赛场。从那以后，你一直挣扎着保持减肥后的体重。你离了婚，也可能是丧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的衬衫急需熨烫，大衣急需干洗。下班后，你爱喝啤酒，喝完啤酒再吃一顿咖喱。你在努力戒烟，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手一直在口袋里摸索口香糖。你觉得，除非健身房里有拳击台和拳击袋，否则那种地方只有手淫狂才会光顾。你上一次旅游去的地方是意大利，因为你听别人说那里很漂亮，结果去完回来，你恨透了那里的食物、那里的人和那里的葡萄酒。”
七点刚过，司机把我放在克勒肯维尔的兰顿大厅——这是一幢低矮的红砖建筑，有白边修饰的窗户，还有黑色的雨水管。除了前门台阶上亮着一盏灯，它看起来和一座废弃建筑无异。我推开双重门，穿过一个狭窄的门厅，走进大厅。地上的塑料椅子大致摆成几排。大厅一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带龙头的热水桶，旁边是几排杯碟。
我很惊讶，自己的声音居然如此冷漠无情。仿佛我被四周环绕着我的偏见感染了。
司机抱怨那些从英吉利海峡隧道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说他们让交通问题越来越糟。我无法理解他的观点，因为非法移民又不开车，但我心情压抑，懒得跟他争论。
“真叫人印象深刻。这是你的派对把戏吗？”
六点半，出租车来了，我们并入高峰时期的车流中。尤斯顿路通往贝克街方向的路段已经堵死了，再另找一条捷径，穿过这条到处是护柱、减速带和单向通行标志的险路已是不可能的事。
“不是。”我喃喃道，突然窘迫不安。我想道歉，却不知该从何道起。
我很想扔给她一堆“万一”打头的问题，只可惜有这心没这胆。万一这病迅速恶化呢？万一这病遗传呢？万一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抱不动呢？我不是在多愁善感，只考虑自己。我为人实际。这个问题不是坐下来喝杯茶，吃几块全麦饼干就能解决的。这个病就像一列从远处的黑暗中朝我们疾驰而来的火车。看似遥远，但总会到来。
鲁伊斯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跟我说说，教授。如果光是看了我几眼，你就能推测出这么多东西，那给你看一具尸体的话，你能说出多少东西？”
“对。”
“你的意思是？”
“这是咱们欠查莉的。”
“我的那位谋杀案受害者。如果我给你看她的尸体，你能告诉我多少信息？”
“我知道。”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理论上来说，我或许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但我专于研究人的思维：我会判读他人的举止和肢体语言；我会观察他人的衣着，还有他们的交往方式；我会聆听他们声音中的变化，留意他们的眼球运动。一具尸体无法告知我这些。一具尸体只会让我反胃。
“等我们有了孩子，你绝对不会后悔，一刻都不会。”
“别担心，她不会咬人。明天早上九点，我们在威斯敏斯特殡仪馆见。”他粗鲁地把地址条塞进我的夹克内袋。“之后，我们还能一起吃早餐。”他加了一句，自顾自地傻笑起来。
当我把上面这些话说给她听时，她答应我，只要我们有了孩子，她就会定期、自愿地跟我享受鱼水之欢。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便在两侧警探的护卫下转身离开。他正伸手准备开门，就在这最后一刻，他突然转身面向我。
六年来，我们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目前为止，除了两次流产和无数泪水，我们一无所获。我不想尝试了，至少现在不想，但朱莉安娜还在坚持吃维生素片，研究尿液样本，测量自己的体温。我们所谓的做爱，更像是一场科学实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佳的排卵时刻。
“你说错了一件事。”
我漫无目的地上楼闲逛，从一间房漫步到另一间，看看我的“半成品”。窗台上，油漆桶排成一列，地板上铺着陈旧的地毯，像极了抽象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画布。其中一间卧室已经成了储藏室，专门用来放箱子、地毯和一些被猫抓花的家具。查莉的旧婴儿车和高脚椅堆放在角落里，仿佛还在等待下一步指示。塑料盒里装着查莉的婴儿服，盒上贴着整齐的标签。
“哪件事？”
每周三晚上，朱莉安娜都要给成人班上西班牙语课，查莉会去她最好的朋友家过夜，我就能独享这栋房子了，平时也算惬意。我用微波炉热了汤，把法棍撕成两半，看着查莉在白板上留下的小诗，旁边还写着香蕉面包的菜谱。我感到一丝孤独。我希望她们都在。我想念她们的喧闹，她们的戏谑。
“意大利。我爱上了那里。”
就房子而言，我们活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虽无福在樱草山树木茂盛的极乐世界里安家乐业，却也终于从卡姆登最南部的小区逃之夭夭，那里遍地涂鸦，家家户户都装着百叶窗，肮脏不堪。尽管房贷数额巨大，水管毛病频出，但朱莉安娜爱上了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里。夏天来临时，微风吹拂，如果风向正好，我们打开窗就能听到伦敦动物园传来的狮子和鬣狗的叫声。有种不开小篷车就能在非洲大草原上游猎的快感。
[1]《圣经》中耶稣的女性追随者。曾有一说法是，她是娼妓出身，后被耶稣感化，成为忠实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