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比一直对人怀有戒心，总是封闭自己，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但这次不一样。他不是在保守秘密，而是在对我撒谎。简直就像当着对方的面拉上百叶窗，然后谎称自己不在家。
他刚跟我眼神接触，便立刻别过脸去。
我迅速打量了他一番——鞋擦得锃亮，头发梳理过。他早上刮过胡子，但黑色的胡楂已经重新钻了出来。他的双颊因寒冷而变得红扑扑的，但同时，他又在出汗。我想知道，他在外面待了多久，才终于鼓起勇气，上来见我。
“你这事出得挺久啊，两周？”
“你去哪儿了，博比？”
“抱歉，我迟到了。出了些事。”他扫视了一周候诊室，仍然不确定要把脚放在哪里。
“我害怕了。”
我话音刚落，博比便出现在了走廊门口，拖着两条不自在的腿走来，脸上紧张兮兮的。他身材高大，体重超标，顶着一头亚麻棕色的头发，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布丁般胖嘟嘟的身子几乎要将他身上的大衣撑破，大衣口袋鼓鼓囊囊的，显得难看至极。
“为什么害怕？”
我知道，她不想给博比打电话。她讨厌博比。一开始，我以为她讨厌他是因为他总是放我鸽子，后来我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的出现会令她坐立不安。或许是因为他的体格，或许是因为他糟糕的发型，又或许是因为他肩上的头屑。她并不了解他。但话说回来，又有谁能完全了解他人呢？
他耸了耸肩。“我必须逃走。”
“你能帮我找找他吗？他已经两周没露面了。”
“你逃哪儿去了？”
“没有。”她刻意避开我的视线。
“哪儿都没去。”
“他打电话了吗？”
我懒得指出他话语中的矛盾之处。毕竟他说的话总是自相矛盾。他的手焦躁不安地摆动着，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最后缩进了口袋里。
“他还没来。”
“你想脱掉大衣吗？”
正午时分，我环顾了一周候诊室。“博比呢？”
“不用了。”
米娜在给新的秘书准备面试。经过层层筛选，她已经列好了一份最终候选人的名单，但我知道，我肯定会难以抉择。我一直希望她能改变主意。如果我也能学猫那样，用柔和的呼噜声把她挽留下来就好了。
“嗯，至少先坐坐吧。”我朝我的办公室扬了扬头。他走进门，站在我的书架前，细读书名。书架上大多是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的书。最后，他停了下来，轻拍着一本书的书脊，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不幸的是，她很快就要走了。她准备带着她的猫，去巴斯城开一家家庭旅馆。我几乎能想象出那地方的样子——每张花边桌布上都立着一个花瓶，每颗三分钟水煮蛋旁都整齐地摆放着猫咪雕像和黄油面包条。
“我以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如今都快声名扫地了。”他带着几不可闻的北方口音说，“他连歇斯底里和癫痫都分不清。”
她是印度裔，但比草莓和奶油更具有英伦风情。她穿着及膝长裙、合脚的鞋子和羊毛衫。她让我想起以前上学时，那些爱读简·奥斯汀的小说、天天幻想着邂逅自己的达西先生的女孩。
“那不是他的专长所在。”
“光阴一去不复返啊！”她一边说，一边拍打别在胸前的时钟。
我指了指椅子，博比弯下腰，坐到椅子上，膝盖朝向门口。
每个病人的治疗时长是五十分钟，在下一个病人到来前，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写笔记。我的秘书米娜，工作时精确得像一个原子钟，一分一毫都不差。
他的档案里，除了我自己的笔记，相关资料很少，只有转院文书的原件、他的神经扫描结果，以及他住在伦敦北部的全科医生写的一封信。信里提到了“令人不安的噩梦”，以及“失控感”这样的字眼。
“没有。”
博比今年二十二岁，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习惯性吸毒史。他的智力稍高于平均水平，身体健康，和他的未婚妻亚姬长期同居。
“这么多年来，桥塌过吗？”
对他的过去，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他生于伦敦，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通过了结业考试，上过夜大，打过一些诸如送货司机和仓库管理员之类的零工。他和亚姬住在哈克尼的一座公寓里。她育有一子，在当地电影院的糖果店上班。据说是亚姬劝他来看医生的。博比遭噩梦折磨，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晚上他会尖叫着惊醒，从床上猛冲下来，撞到墙上，仿佛在逃离梦境。
“好多年了。”
夏天来临前，我们的治疗似乎有点成效。接着，博比消失了整整三个月，我以为他以后都不会回来了。五周前，他又出现了，既没有预约，也没有解释。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开心。他睡得更好了，做噩梦的情况也没有以前严重了。
“这座桥建成多久了？”
眼下，事情出了岔子。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但他频繁眨动的双眼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钢铁、铆钉和水泥。”
“发生什么事了？”
“桥是用什么造的？”
“没事。”
“我不知道。”
“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会塌？”
他眨了眨眼睛。“没有。”
“桥会塌。”
“那这是怎么了？”
“当你过桥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我用沉默逼他说话。博比烦躁不安，抓挠自己的双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刺激他的皮肤。几分钟过去了，他越来越焦躁。
自从那件事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每当她开始莫名感到恐惧，她脑海里的荒唐想法便跟着无限循环，我们想帮她打破这个循环。
我问了他一个直接的问题，强迫他说话。“亚姬过得怎么样？”
三个月前，玛格丽特的恐惧症在送孩子上学的途中突然发作。一小时后才有人察觉到她的异常。她的孩子在大哭，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而她整个人被恐惧攫住，害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也不会点头。路人以为她打算“跳桥”。但其实，当时的玛格丽特纯粹是在用意志力强忍大桥带来的恐惧。
“她读杂志读得太多了。”
我告诉她，有种病叫沙漠恐惧症，患者怕沙子和沙漠。她觉得我是在瞎编。
“为什么这么说？”
“我应该搬去撒哈拉沙漠。”她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她想要一个现代童话。你知道女性杂志里写的那些废话吧——教她们怎么在做爱时高潮连连，怎么在保住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同时又成为一个完美的母亲。全都是鬼扯。真正的女人不会像是个时尚模特。真正的男人也不能被从杂志上剪下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当一个怎样的男人才对——是当一个追得上新时代潮流的男人，还是当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你跟我说啊！我是要跟一群男人喝得酩酊大醉，还是要对着悲情电影哭哭啼啼？我是聊跑车，还是聊当季主打色？女人觉得，她们想找的是一个男人，但其实她们只是想找一个自己的翻版罢了。”
她患有过桥恐惧症——她害怕过桥。更惨的是，她住在泰晤士河的南岸，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得过桥。她会随身带着一个游泳圈，以防万一，生怕桥突然坍塌，或者被浪潮卷走。我知道，这听起来毫无逻辑，但这就是普通恐惧症患者的症状。
“这让你做何感受？”
“那是一座坚实可靠的桥，建成很多年了。”
“沮丧。”
“帕尼特大桥。”
“对谁？”
“你走了哪条路？”
“名单给你，你自己挑。”他耸起双肩，大衣衣领摩擦着他的耳根。他把手放在大腿上，手里拿着一张纸，折上又打开，纸上的折痕处已然磨损。
她举了下游泳圈。
“你写了什么？”
“玛格丽特，早上好。很高兴看到你成功做到了。”
“一个数字。”
如今，倾听病人的诉求已经落伍了。病人们都期待我能开张包治百病的神奇药方。当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想聊聊时，他们失望透顶。
“什么数字？”
奇怪的是，他的病人很爱戴他。他们来看病，只想着开了药就好，也没想过别的。开的药越多越好。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叫物有所值。
“21。”
每天早上（他下午不上班），病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他的诊室，他敷衍了事地回答几个问题，然后就递给他们一张药单，再开一张一百四十英镑的账单。如果病人想说说症状，他也不想听，只想推荐哪个药好。如果病人说吃了药有副作用，他就减轻剂量。
“能给我看看吗？”
芬威克不觉得心理疾病存在精神和社会因素。他断称那完全是生理性疾病，说白了，只要找对药物组合，这些病大可用药物治好。
他快速地眨了眨眼睛，把纸缓缓打开，放在大腿上按平，指尖在纸上滑动。纸上写满了数百个微小方正的“21”。数字从纸的中心呈扇形散开，组成一个风车叶片的图案。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开些抗抑郁的药，把她打发回家就是了。”
“你知道吗，一张干燥的正方形纸，不能对折七次以上。”博比说，想改变话题。
“听他们说话，我才能知道他们的症结在哪里。”
“我不知道。”
“听他们说话。”
“这是真的。”
“做到什么？”
“你口袋里还装着什么？”
“老同学，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芬威克喃喃道。
“我的清单。”
我们走到转角，他扫了一眼我的办公室。一位中年妇女正坐在候诊室里，紧紧地攥着一个橙色鱼雷状的救生圈。
“什么清单？”
他和制药公司来往之密切向来闻名。他的办公室就是辉瑞、诺华和罗氏制药的神社；从钢笔到浓缩咖啡机，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进贡”的。他的社交生活也是如此——在考斯划船，在苏格兰钓鲑鱼，或者在诺森伯兰郡捕猎松鸡。
“我要做的事情。我想改变的事情。我喜欢的人。”
“我都注意不到了，老同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辉瑞公司在测试一种新型混合药物。你随时过来，我给你看看数据……”
“那你不喜欢的人呢？”
“还好。”
“也在上面。”
“你那病，还好吗？”他问。
有些人的声音和他们的外貌并不相匹配，博比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他体格健硕，却显得比同样体格的人小，因为他的声音不够低沉，而且身子前倾时，他的肩膀会塌下去。
芬威克虽然是个很成功的医生，但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竭尽全力想成为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坐在跑车里的样子总让人隐隐觉得好笑。就像看到比尔·盖茨穿着沙滩裤，或看到乔治·W. 布什在白宫。怎么看都不对劲。
“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博比？”
他几乎被这句话呛到了，脸憋得通红。我强忍笑意。
他猛地打了个激灵，动作甚是剧烈，连椅腿都离开了地面。他的头坚定地来回摆动。
如果我告诉他我不收费，他决不相信。“她们给我优惠券。以后我想找她们，就拿优惠券换。我现在有一整个抽屉的优惠券。”
“有人惹你生气了吗？”
“还换了这么个名头啊？”他嘎嘎大笑，把手伸进裤兜，“那你怎么收费？”
他露出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握紧了拳头。
“我开讲座。”
“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最近还跟妓女有来往吗？”他问。
他摇着头，嘀咕了些什么。
接待员按了一个开关，安全门打开，我们走进电梯。芬威克对着电梯镜子，仔细检查自己的仪表，拍掉肩部起褶的布料上的头屑，他身上的那件西装价格不菲。看到他量身定制的西装不合身，我就知道他的身材走样了。
“抱歉，我没听到。”
“有什么不能杀的。”他轻蔑地挥了挥手，“一枪射穿了那个浑蛋的左眼。”
他又嘀咕了些什么。
“鹿你都杀？”
“说大声点。”
“我一定要跟你说说我周末干了什么。我去苏格兰打猎了，杀了头鹿。”
毫无征兆地，他爆发了。“别他妈再控制我的思想了！”
“瞎说，你肯定可以——”
怒吼声在狭小的诊室里回荡。走廊两边的办公室的门纷纷开了，人们都在好奇出了什么事，内部对讲机上的灯闪烁起来。我按下接听键：“别担心，米娜。我没事。”
他跟着我走上台阶，推开玻璃门。“前几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真是精彩。那样的状况，我可撑不起来。”
博比右侧太阳穴处青筋暴起。他用小男孩的声音低声说：“我必须惩罚她。”
“搞个这个。”他说着，指向贴在风挡玻璃上的医生标识，“就说出了紧急医疗事故，这样的借口再适合不过了。”
“你要惩罚谁？”
“你就不担心在这儿停车招来警察找你麻烦吗？”
他将右手食指上的戒指转了半圈，又转了回来，仿佛在拧旋钮，给收音机调频。
“早上好啊，老同学！”他喊道，就这么把车停在人行道中间，逼得行人从一旁绕行。
“我们都与彼此息息相关——这是六度空间理论，只不过有时候联系没那么强烈而已。无论是在利物浦、伦敦还是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事，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走上前门台阶，听到汽车鸣笛后转过身去。一辆鲜红的法拉利跑车停在人行道上。驾驶座上是芬威克·斯平德勒医生，他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朝我挥了挥。芬威克看起来像是个律师，但其实他是伦敦大学医院精神病药物学部门的主管。他还开了一家带诊疗室的私人诊所，紧挨着我的诊所。
我不让他转移话题。“如果你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博比，我可以帮你。但你得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的办公室在大波特兰街的一栋建筑里，这栋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用白色箱子堆出来的金字塔，建筑灵感来源于设计师的童年。举目仰视，这栋建筑似乎没有尽头，我总有点希望能看到一台起重机，吊几个箱子，把建筑的空隙填满。
“她现在又在谁的床上呢？”他呢喃道。
我爱伦敦的这片美景。它看起来壮丽依旧。只有细细观察，你才能看到腐败之处。不过，你或许可以说，这样的话放在我身上同样适用。
“你说什么？”
我再次动身，一阵细雨飘落，沾湿了我的夹克。邮局大楼矗立在渐暗的天空下。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往往可以让人们在城市中辨认方位。街道或许会通向死胡同，或者毫无理由地曲曲折折，但依靠高耸的大楼，人们便不至于在规划古怪的城市中迷路。
“只有她死了，才会自己一个人睡。”
昨晚，我看了电视上的新闻，今天早上也听了收音机——没有任何消息。我知道，这只是病态的好奇心在做祟，但一部分的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哪怕不是案发时的目击者，也是事发后的目击者。就像你在《绳之以法》里看到的情节，警察请求知情者向他们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人永远是别人，绝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
“你惩罚了亚姬吗？”
警察到底在找什么？他们找到了谁？
他把更多的注意力稍微转回到我身上，开始笑话我。“你看过《楚门的世界》吗？”
我走上樱草山大桥，远眺运河河岸。一艘孤零零的窄船停泊在曳船道旁。水雾如烟，从河面上袅袅升起。
“看过。”
太阳宛如一个淡黄色的球体，飘浮在灰暗的天空中。慢跑的人低着头，从我身边跑过，运动鞋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留下印迹。春日将近，园丁们应该在种球茎，但他们的手推车里却装满了水。我看到他们在工具棚里抽烟、打牌。
“嗯，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楚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我。我生来只是为了迎合他人。一切都是虚幻的：墙是胶合板搭的，家具是纸糊的。然后我想，只要我跑得够快，我就可以跑过转角，找到外景摄影棚。但我永远也跑不到那么快。每次我快要抵达时，他们已经建好了一条新的街道……一条又一条。”
每个工作日早上，我都会穿过摄政公园，走路去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温度骤降的时令，我都会穿上防滑鞋，披上羊毛围巾，一副永远忧郁的表情。忘掉全球变暖吧。年纪越大，世界越冷。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