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你的动作肯定很安静吧？”
“然后你在车库里挂上了彩色小灯？”
“格雷西家里有个车库，但她用不上，因为她不需要开车。车库里有一扇向外打开的大木门，还有一扇通向洗衣房的内门。我先把车库打扫干净，把垃圾清走，然后把墙壁冲洗了一遍。”
“挂了几百个呢。看起来就像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
查莉点点头，把头发高高地扎起来。她扎头发的动作跟朱莉安娜一模一样。
“然后你弄到了那个大袋子。”
“十六岁。我还在查特豪斯公学上学。”
“没错。我花了足足四天。我一边扛着那个麻袋，一边骑车。看到我的人肯定以为，我是个扫街工人，或是个公园巡逻员。”
“你那时几岁？”
“他们还可能以为你是个疯子。”
“要给格雷西制造惊喜很难，因为，当然啦，她从来不出门。”我解释道，“我必须趁她睡着的时候，才能——”
“还用说吗？”
查莉眉头一皱，抱住膝盖，把下巴抵在牛仔裤膝盖处的补丁上。
“像我们这样的疯子吗？”
“当我没说。”
“没错。”我偷偷扫了眼朱莉安娜，她没有怼我。
“什么是‘打情骂俏的老手’？”查莉问。
“后来呢？”
“她可是个打情骂俏的老手。”朱莉安娜说。
“在她生日的那天早上，格雷西走下楼，我让她闭上眼睛。她挽着我的手臂，我领着她穿过厨房，走进洗衣房，来到车库。就在她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无数片落叶像雪花般在她腰际飘落。‘生日快乐。’我说。你真应该看看她当时的表情。她看了看落叶，然后看了看我。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生气了，但接着，她朝我露出了一抹美丽的微笑。”
“她是很漂亮。不过，你从老照片里很难看出来，因为照片里的人从来不笑，女人们永远一副死气沉沉的表情。但格雷西不一样。她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仿佛下一刻就要偷笑似的。她总喜欢把腰带系得紧一些，站起来时，阳光便会从她衬裙间洒下来。”
“我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查莉说。
“你说过，她很漂亮。”查莉说。
“没错，我以前跟你说过。”
“行吧，”我叹了口气，“那我就跟你说说格雷西的生日吧。她从没跟我说过她的年纪，但我知道她要过七十五岁生日了，因为我翻她相册的时候瞄到了一些照片的日期。”
“她跑进了落叶堆里。”
朱莉安娜咯咯地笑了起来。“瞧，她这挖苦劲是从你那儿学的。”
“对。我们一起跑了进去。我们把落叶扔向空中，脚下也踢个不停。我们拿落叶扔对方，还堆出了几座落叶山。最后，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倒在了落叶堆成的床上，抬头看着星星。”
“对啊，但我已经老大不小啦。”
“但它们不是真的星星，对不对？”
“你不是想听整个故事？”
“确实不是，但我们假装它们是。”
查莉不耐烦地问：“那她的生日呢？”我们在圣约翰伍德小区内行驶，刚好经过罗德板球场。闪烁的交通灯照亮了昏暗的外墙。
肯萨尔绿野公墓的入口在哈罗路上，一不留神就会错过。朱莉安娜把车开上狭窄的路，停在一圈树木中间，这里是离守墓人小屋最远的地方。我从风挡玻璃向外看去，纵横交错的小路和花圃间，是一排排整齐的墓碑。
在那之后，我们还时常开这种玩笑，这成了我们的笑料。我常常给她提意见，想法子带她到户外，或者提议出去娱乐一下，比如玩滑翔伞或者翼上行走[2]。每到这时，格雷西就会佯装害怕，说我真是个小疯子。
“这是违法的吧？”查莉小声问。
她搂着我的肩膀。“你不用担心我，我在这儿也很快乐。”
“没错。”朱莉安娜答道。
“嗯，那是有点难办。”
“不完全是。”我一边把车上的盒子卸下来，递给查莉，一边反对。
“还要把我连人带床抬下楼？”
“我能拿两个。”她说。
“等你睡着了，把你的床推出去呢？”
“行，我拿三个，然后我们再回来拿剩下的。除非妈妈想——”
“我觉得行不通。”
“我待在这儿就好。”她坐在驾驶位上，动都不动。
“那如果在头上套一个箱子呢，那样你就可以假装自己在室内了。”
我们出发了，一开始，我们沿栽种了树木的小道行走。坟墓间的草坪宛如修长的手指。我走得很小心，不想踩到地上的花朵，或者让小腿撞上一些比较小的墓碑。哈罗路传来的声音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断断续续的婉转鸟鸣，还有每隔一段时间，城际特快列车传来的轰鸣声。
“不可以。”
“你知道咱们要去哪儿吗？”查莉在我身后问，轻声喘气。
“我可以蒙住你的眼睛。”我提议道。
“运河那边。你想休息一下吗？”
她想了想，说：“我以前很喜欢秋天，特别是当叶子变色，开始飘落的时候。我们以前会去邱园，我在大道上奔跑，把落叶踢起来，然后再去接住它们。弯曲的叶子一下从一边飘到另一边，像小小的船只飘浮在空中，最终缓缓落到我的手里。”
“我没事。”然后，她的声音狐疑起来，“爸爸？”
“一定有的。”
“怎么了？”
“没有。”
“你之前说，格雷西爱踢落叶？”
“那你最怀念什么？”
“对。”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想过了。”
“她已经去世了，所以她不能再踢落叶了，对不对？”
“难道你从没想过到外面走走吗？”我问她，“你就不想到河边走走，抬头看看星星，或者去花园，欣赏一下大自然？”
“嗯，不能了。”
大部分“收藏品”都是回收来的，或是她买的商品。她不会亲自出门购物，而是让别人邮寄过来。商品册子总是被摊开放在咖啡桌上，每天，邮递员会寄给她一些新东西。格雷西的世界观很狭隘，不过这倒不奇怪。电视里播的新闻时事好像都会夸大冲突和痛苦。她看到人类在自相残杀，荒野正逐渐消失，炸弹飞落爆炸，国家遭受饥荒。不过这些都不是她逃离外部世界的原因，当然，看到这种新闻，她就更不想出门了。“看到你还那么小，我就忧心忡忡，”她告诉我，“这不是一个适合当小孩的时代。”透过凸窗，她瞥了眼外面，不禁战栗了一下，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我。而我只看到了一个杂草丛生、无人打理的花园，白色的蝴蝶在苹果树粗糙的枝干间上下飞舞。
“我的意思是，她没法复活。死人都是不能复生的，对不对？我看过一些讲僵尸和木乃伊的恐怖动画片，它们死了之后还会活过来，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不对？”
楼上的房间里摆满了格雷西称之为“收藏品”的东西。其实就是些书本、时尚杂志、一卷卷布料、棉线轴、帽盒、几包羊毛、相册集、布绒娃娃，还有一些未开封的珍贵盒子和衣箱，我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不可能。”
她是个裁缝，专门制作婚纱和伴娘的裙子。我经常看到前厅悬挂着丝绸和透明硬纱，准新娘站在小板凳上，格雷西则叼着好些大头针。男孩们肯定不喜欢这个地方，除非他们想当试衣模特。
“格雷西现在在天堂，对不对？那就是她死后会去的地方，天堂。”
我不知道她过得如何。每隔一段时间，一家律师事务所就会寄支票过来，格雷西只是把它们放在壁炉台上，每天盯着它们，直到支票过期。我猜那是她继承的部分遗产，但是她不想和家里的钱扯上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原因，那时候还不知道。
“没错。”
她站了一会儿，走出房间。这次谈话结束后，我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话题。我不想让她感到沮丧。
“如果是这样，我们捡这些落叶，还有什么用呢？”
我点点头，睁大了眼睛。“嗯，你想象一下这种恐惧感，”她说，“再放大一百倍，你就知道我出门的感受了。”
每每这时，我就会把查莉交给朱莉安娜。但朱莉安娜会反手把查莉递回给我，说：“你爸是个心理医生。他懂这些东西。”
她厌倦了这对话，干脆闭上眼睛，把散落下来的缕缕白发塞进扎紧的发髻里。“你看过恐怖电影吗？主角想要逃走的时候，恰恰启动不了汽车，他不停地拧车钥匙，踩油门，但是引擎响了几声就熄火了。你看到坏人步步紧逼，手里提着把枪或刀。然后你不停地对自己说：‘快走！快走！他就要来了！’”
查莉在等待我的回答。
她笑了，想挠我痒痒，逗我笑，但我把她的手推开了。我要的是一个坦诚的答案。
“咱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有象征意义的。”我说。
“这是你瞎编的吧？”
“‘象征意义’是什么？”
“它有十英尺高，还带着把剑。如果我出门，它就会把我的头砍下来。”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礼轻情意重’？”
“那你的怪物长什么样？”
“每次我拿到不想要的礼物，你就要唠叨这句话。你说，就算那礼物很糟糕，我也要感激送礼物的人。”
“没错，我也有一只怪物。我知道它不存在，但它就是缠着我。”
“我其实不完全是那个意思。”我换了个说法，“格雷西姨婆已经不能再踢这些落叶了。但不管此刻她身在何方，如果她能看得到我们，她一定在欢笑。她会感谢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儿。”我拍了拍头。
“她会在天堂里踢落叶吗？”查莉又问了一句。
“她说得对。怪物不存在，但你说的怪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会。”
“没有。妈妈说世界上没有怪物。”
“你觉得她在天堂里，是在外头踢呢，还是说天堂里也有屋子？”
“你见过那只怪物吗？”
“我不知道。”
“我怕有怪物抓我。”
我把我的盒子放到地上，然后把查莉抱着的盒子拿了下来。格雷西的墓碑是一块简单的方形花岗岩。某人落下的一把沾满泥的铁锹靠在墓碑的黄铜牌匾上。我想象着，几个盗墓者坐在这里，喝茶休息，只不过，如今的盗墓者早已把体力活交给机器来完成了。我把铁锹扔到一边，查莉用滑雪夹克的袖子擦了擦碑文。我偷偷溜到她身后，把一整盒落叶倒到了她的头上。
“如果灯突然熄灭了，你会害怕发生什么？”
“嘿！你这不公平！”查莉抓起大把落叶，塞进我的套衫后面。不一会儿，我们的四周到处都是落叶。格雷西的墓碑被我们的秋日祭品掩埋，连痕迹都看不到了。
“怕。”
在我的身后，有人很大声地清了清喉咙，我听到查莉轻轻地惊叫了一声。
“你怕不怕黑？”她问我。
灰蒙蒙的天空下，守墓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他将双手放在胯部，双腿分开而立。他穿着一件豌豆绿色的夹克，脚上是一双码数过大、满是泥巴的惠灵顿鞋。
格雷西是个典型的广场恐怖症患者——她不敢去任何公开场合。她曾试图跟我解释这个病，后来慢慢厌倦了我的问题，就会随便搪塞过去。
“介意解释一下，你们在干什么吗？”他冷冷地问。他往前踏了一步。他的脸又平又圆，额头很宽，头顶没有头发，让人联想到了托马斯小火车。
多年以后，我的脚够得到地板了，亲格雷西的脸时也要弯腰了，她依然往我的茶里加半杯牛奶。大概是因为她不舍得我长大吧。以前，我从学校回家，她会招呼我一起靠在躺椅上，握紧我的手。她想知道我每天都做了什么，上课学了什么，玩了什么游戏，甚至想知道我吃的三明治是什么馅的。她会问清楚每个细节，仿佛要在脑海里想象出我走过的每一步。
“一言难尽。”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无力。
格雷西给我倒茶时，总是先加半杯奶，那时我还小，茶对我来说太浓了。坐在餐椅上，我的脚只能勉强够到地板。如果我往后坐，双脚就会直直地卡在白色蕾丝桌布下面。
“你们这是在毁坏墓地。”
格雷西会和芬尼根讲话，简直把它当成人了。她读当地的报纸给它听，还会问问它关于地方问题的看法。无论芬尼根怎么回应，吸气、呼气还是放屁，她都会点头表示同意。芬尼根甚至在餐桌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格雷西就掰碎蛋糕喂它，但一转头又责备自己怎么可以“用手喂动物”。
这话说得太荒唐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芬尼根是只杰克罗素梗犬，但它不会吠，因为它以前跟邻居家的德国牧羊犬打了一架，把声带打坏了。虽然它不吠，但总是喘着气，像是在试演哑剧里的大恶狼。
“可我不这么觉得。”
“芬尼根，快来！来！约瑟夫来啦！”
“你竟然觉得很好笑？你犯了恣意毁坏他人财产罪。你在犯罪，在乱扔垃圾——”
姨婆很高，骨瘦如柴，一双眼睛清澈湛蓝，金发间夹杂着几绺斑驳的银丝。她经常穿一条黑色天鹅绒长裙，黑色的裙子衬得她的珍珠项链闪闪发光。
“严格来说，落叶算不上垃圾。”
我在伦敦西部长大，她的住处离我那儿只有一英里[1]远，是一幢古老的维多利亚式豪宅，屋顶上建有小型角楼，带一个金属阳台和一个地下煤窖。前门上有两块方形彩色玻璃。我会把鼻子抵在上面，看着姨婆匆匆忙忙地穿过走廊给我开门，彩色玻璃令眼前的画面变作了数十块碎片。她只会把门打开一点，刚好够我溜进去，然后迅速把门关上。
“别跟我耍花招。”他结结巴巴地威胁我。
我没法把整个故事都告诉她。有一些细节，我自己都不是很确定。故事的主角是我的姨婆格雷西——她才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真正原因。她是我外婆最小的妹妹，享年八十岁，在她的一生里，有将近六十年没踏出过屋子。
查莉决定加入我们的谈话。她一口气就把前因后果解释完了：“今天是格雷西的生日，她去世了，我们没法给她办生日派对。她也不喜欢在户外活动。所以我们就准备了些叶子，她很喜欢踢落叶。不过不用担心，她不是僵尸，也不是木乃伊。她不会死而复生。她现在在天堂。你觉得天堂里有树吗？”
她从玄关的衣架上拽了件夹克，然后带上门。查莉挤在后座的纸盒间，兴奋地探过身来，说：“快再和我说说那个故事。”我们开进紧挨着摄政公园的阿尔伯特王子路，这时路上正好没什么车。“别因为妈妈在这儿就说一点不说一点哟。”
守墓人惊愕地看着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最后一句话原来是在问自己。他努力想说点什么，但徒劳无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怒火完全消散了。他蹲下来，和查莉平视。
她朝我伸出手，示意把车钥匙给她。“我来开车。”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收到。”
“查莉·路易斯·奥洛克林。你呢？”
她眯起眼睛，但还是把咖啡杯放回了屋里。“事先声明，我反对这件事。”
“我姓格雷夫森德。”
“你的母亲大人。”
“你这姓氏真有意思。”
“如果我跟你们去了，那谁把你们保释出来？”
“我也这么觉得。”他笑着说。
我转身面向朱莉安娜。“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我知道你很想来的。”
他又看向我，神情大不相同，冷冰冰的。“你知道我想捉住那个在墓地里乱扔树叶的家伙，想了多少年吗？”
车顶行李架上放着四个盒子，后备厢里有两个，后座上还有两个。查莉的上唇缀着细微的汗珠，仿若抛光玻璃般晶莹剔透。她迅速脱下滑雪夹克，塞进座椅间的空隙。
“大概十五年？”我提出建议。
“我被警告了而已。那是两回事。”
“我觉得是十三年，不过我还是相信你说的。你瞧，我都能算出来你什么时候现身了。我还记下了日期。本来两年前我就能捉住你，如果当时你不是开了另一辆车。”
“你真的被抓走了吗？”
“那是我妻子的车。”
朱莉安娜对我怒目而视。“跟她说这些干吗！”
“而去年的今天，我刚好休息——那天是星期六。我叮嘱那个白人小子盯紧你们，谁知道他觉得我太固执，没必要为一堆落叶生气。”
“知道吗，查莉，我跟你妈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她爬上旗杆把南非国旗扯了下来，结果被警察抓走了。”
他用鞋尖蹬了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土堆，说：“我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如果人们来这里，想在墓旁种橡树就种，想把孩子的玩具留下就留下，那还得了。我们允许这种行为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你妈我年轻不懂事，而且还不是你们学校委员会的一员。”
“这份工作一定很不容易吧。”我说。
查莉突然发话了：“来吧妈妈。爸爸说，你以前就是一个跑路司机。”
“太他妈不容易了！”他瞥了眼查莉，“请原谅我刚才的用词，小姑娘。”
“因为你不肯跟我们一起去呀。我们需要一个跑路司机。”
查莉咯咯地笑了起来。
“怎么就成我的错了？”
越过他的右肩，我看到运河的另一边有蓝色的警车顶灯在闪烁，曳船道上停着警车，现在又来了两辆。灯光映在漆黑一片的水面上，一闪一闪地照着冬树的树干。这些冬树形如哨兵，守卫着墓地。
“那就是你的错了。”
几名警员正盯着运河边的一道沟渠。他们看起来都愣住了，直到有人开始封锁这片区域，他们才将蓝白相间的警戒线缠绕在树干和围栏上。
“你们会被逮捕的。”
格雷夫森德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做什么好。他本来打算当场抓个现行，却没想过之后要做什么。而且，他也没料到查莉会在这里。
“或许吧。”
我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拿了个保温杯出来。另一个口袋里还有两个金属杯。“我们喝杯热巧克力如何？一起吗？”
装车的时候到了。我们把几个纸盒从花园棚里搬出来，放到我那台老旧的梅特罗牌小汽车旁边。朱莉安娜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膝盖上放着一杯咖啡。“你们都疯了，你们知道吗？”
“你可以用我的杯子，”查莉说，“我愿意分给你用。”
查莉今天穿得很暖和，牛仔裤、汗衫，还披了件滑雪夹克，因为我答应她今天要带她出去玩。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早餐，然后就不耐烦地盯着我——她坚持认为我喝咖啡喝得太慢了。
他思考了一下这算不算贿赂，然后用清晰柔和的嗓音说：“不如这样吧，要么我逮捕你，要么喝杯热巧克力。”
一般来说，周日早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会边喝咖啡，边读完四份报纸，一直喝到舌苔变厚。在经历了昨天的事情后，我打算避开头条新闻，尽管查莉坚持要把我的“事迹”剪下来，做成一本剪贴簿。我觉得能这样耍一次“酷”也挺酷的。明明昨天之前，查莉还觉得我的工作比打板球还无聊。
“妈妈说过我们会被逮捕，”查莉突然高声说，“她说我们疯啦。”
我失败了。我到今天都还没搞清楚。
“你应该听妈妈的话。”
我们结婚十六年了，每当别人问我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心理医生时，我都会说：“因为朱莉安娜。我想搞清楚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给了守墓人一杯热巧克力，另一杯给了查莉。
她穿着一身灰色的慢跑服，脚上穿着运动鞋，头上的棒球帽盖住了她的黑色短发，她看上去更像是二十七岁，而不是三十七岁。她并没有和我一起优雅地变老，而是找到了永葆青春的秘诀，不像我，下个诊台还得挣扎两下。她周一练瑜伽，周二练普拉提，周四和周六进行循环训练。在这期间，她要做家务，带孩子，教西班牙语课，还得挤出时间去拯救世界。她甚至让生孩子都看起来像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不过，除非我自寻死路，否则我永远也不会这么跟她说。
“格雷西姨婆，生日快乐。”她祝福道。格雷夫森德先生咕哝着，想给我一个得体的回应，他还在为自己的妥协速度之快感到震惊。
朱莉安娜转身背对我。她把过期的面包撕成小块，撒到屋外，等鸟儿来吃。同情别人是她的爱好。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两个盒子在黑色紧身裤和运动鞋上方晃来晃去地向我们靠近。
我看透了她。她觉得我又在强装大男子气概，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摆出一副积极的态度，内心实则早已崩溃。我的母亲跟她如出一辙——她都成了一个坐在扶手椅上望闻问切的心理医生了。她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事情留给真正的专家，让他们去把一切搞砸呢？
“这是我妈。她负责给我们把风。”查莉说。
“是，我就是个傻瓜。谁都知道。”
“那这一定不是她的强项。”格雷夫森德回应道。
朱莉安娜瞪着眼睛一眨不眨。“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我还是喜欢你傻里傻气的时候。”
“确实不是。”
“他又没说！”我讨厌自己突然高了八度的声音。
朱莉安娜来了，放下箱子，接着轻声惊呼，和查莉的反应差不多。
“但我以为——”
“妈妈，别担心，你不会再被逮捕了。”守墓人听到这话，抬了抬眉，朱莉安娜只好心虚地笑笑。我给大家分热巧克力，大家聊了一小会儿。格雷夫森德聊起了对埋在这个墓地的作家、画家和政治家的看法，语气间仿佛他们是他的密友，但其实，那些人离世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
“他只会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道的事。”
查莉在踢树叶玩，但突然间，她僵住不动了。她的目光顺着斜坡，望向底下的运河。弧光灯亮起，运河边搭起了一顶白色大帐篷。一盏闪光灯在反复闪烁。
“他会告诉你测试结果吗？”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想走下去看看。朱莉安娜伸出手，轻轻地把她拉了回来，手臂像围巾似的，绕在她的肩膀上。
“周五。”请不要再问我任何问题了。
查莉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守墓人。“他们在干吗？”
“你什么时候去见乔克？”她问道。
没人回答。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内心受某种超乎悲伤的情绪的牵引，越发沉重。空气渐凉，散发着一股潮湿、腐败的气味。远处的货运场里，钢铁摩擦，传来一阵令人战栗的尖啸，仿若痛苦的哭喊。
我坐在餐桌旁，往咖啡里倒了一勺糖，开始搅拌。朱莉安娜注视着我。勺子突然一动不动。我集中注意力，命令左手动起来，但怎奈再强大的意志力也无法催动它。我平稳地把勺子递到了右手。
运河上有一条小船。船上的人身着黄色荧光背心，向河两边探寻着，用手电筒照亮了河面。其他人排成一排，低着头，沿岸缓行，仔细搜索着什么。偶尔会有人停下来，弯下腰。后面的人便静静等待，也不打破队形。
“你不去当喜剧演员真是浪费了。”朱莉安娜说着，把沾在我脸上的卫生纸捏走。
“他们丢了什么东西吗？”查莉问。
“谢谢你，甜心。”
“嘘。”我低声道。
“爸爸，你怎么那么傻啊！”查莉吃着麦片，抬起头对我说。
朱莉安娜一副索然无味、事不关己的表情。她望向我。是时候该走了。
“人们在身体上抹肥皂，抹沐浴露。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司康饼上抹点果酱和奶油。夏天到了还得抹上防晒霜……如果我们有夏天。”
就在这时，一辆验尸车停在了大帐篷旁。后门打开，两个穿着连体工作服的人在可折叠手推车上拉开一个担架。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却还佯装嗔怒。
在我的右肩方向，一辆警车穿过墓园大门，开了进来，警灯在闪烁，但没有鸣警笛。后面还跟着另一辆警车。
“这个词听起来很可爱啊，你不觉得吗？很性感——抹泡沫。简直是靡靡之音啊。”
格雷夫森德已经转身，朝停车场和守墓人小屋走去。
“泡沫有什么好喜欢的？”
“来，咱们快离开这儿吧。”我说着，把杯中冷却的巧克力渣倒掉。虽然查莉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知道，现在要保持安静。
“因为我喜欢泡沫。”
我拉开车门，她灵巧地钻进暖和的车里。越过引擎盖，在八十码[3]开外的地方，我看到守墓人在和警察交谈。警察指着运河的方向，拿出笔记本，记下谈话细节。
“为什么？”
朱莉安娜坐在副驾驶座上。她想让我开车。我的左臂在颤抖。我紧紧地抓住变速杆，让自己的手臂镇定下来。开过警车旁，一位警探抬起头，扫了我们一眼。那是个中年警探，脸上长满麻子，鼻子扁塌塌的，仿佛被人揍了一拳。他穿了件皱皱巴巴的灰色大衣，脸上一副冷漠、怀疑的表情，仿佛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经手这样的苦差事，但每次都同样难熬。
“我不喜欢电动剃须刀。”
我们的视线相遇，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我。他的眼神里没有光，没有故事，也没有笑意。他挑起一边眉毛，把头歪向一侧。那时，我们的车已经远去，我仍紧紧地握着变速杆，努力想换到二挡。
每天清晨，我挣扎着起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小小的仪式：我一边弯腰系鞋带，一边思考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天。如果是一周的头两天，而且精力充沛，我的左手手指就会很愿意配合我。我能把纽扣扣进相应的扣眼，让皮带准确地穿过裤耳，甚至还能打个漂亮的温莎结。但如果我状态不好，比如说今天，那就大不一样了。我望着镜子里的男人，他要双手通力合作才能刮胡子，走到餐桌时，他的脖子和下巴上还会沾些卫生纸碎片。在这样的早上，朱莉安娜会对我说：“洗手间里有把全新的电动剃须刀，就等着你用呢。”
接近墓园入口时，查莉透过后窗，回头望去，问我们明年能不能再来。
“太好喽！我也可以跟别人说些刺激的新闻了。”她激动地捶打我的手臂。还好朱莉安娜没听见。
[1]1英里约合1.6093公里。
查莉却恰恰相反，拉着我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她穿着睡衣，一个劲地在床上蹦蹦跳跳，问我屋顶有多高，我害不害怕，消防员叔叔有没有准备好一张大网来接住我。
[2]一种极限运动，运动者在飞机飞行途中在机翼上行走。
比起在家跟朱莉安娜待在一起，马士登医院的屋顶可能更安全。我已经记不清她到底骂了我什么，但我似乎还记得她用过的一些词，说我“不负责任、疏忽大意、做事粗心、不够成熟、不配为人父母”。她骂我之前还往我脸上甩了一本《嘉人》杂志，接着逼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么傻的事情。
[3]1码约合91.4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