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贝克汉姆是故意把眉毛拔掉的。”
“六次。做完之后就听天由命了。我不介意掉头发。很多足球运动员都爱剃光头。看看大卫·贝克汉姆。他就是个‘二传手’，但他是最出色的球员。只可惜他没有眉毛。”
“他找有钱人帮他拔的？”
“你还要做几次化疗？”
“对。”
“我爸妈觉得我怕死，但其实我根本不怕。你看看医院里的那些孩子。跟他们比起来，至少我还算有过一段生活。能再活五十年固然很好，但我说过，我真的不怕死。”
我几乎把他逗笑了。在静默中，我听到马尔科姆的牙齿在打战。
他冷笑一声，说：“他们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他们只是把癌症在我的身体里赶来赶去。但他们赶不走它。它换个地方又藏起来了。他们从未和我说过要把病‘治好’，他们只说要让我的病情‘缓解’。有时候医生什么都不跟我说，只跟我爸妈说悄悄话。”他咬住下唇，血液涌向凹陷的位置，形成一块深红色的咬痕。
“如果化疗失败，我爸妈肯定会叫医生继续尝试。他们永远也不会放过我。”
“这是好事啊！”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可以自己做决定。”
“他说我的肿瘤在缩小。”
“跟我说没用，跟他们说去。”
“你的肿瘤医生怎么说？”
“如果你想，没问题。”
“我不想再做化疗了。我受够了。”他没有继续解释，但他也不需要解释。相较于其他任何治疗手段，化疗的副作用更为糟糕。呕吐、恶心、便秘、贫血和极度疲劳叫人不堪忍受。
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眼里泛起泪花。他想忍住，可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长长的睫毛上掉落，他抬起前臂，擦去眼泪。
“为什么？”
“你跟谁聊过天吗？”
“我爸妈。”
“我喜欢其中一个护士。她对我一直很好。”
“如果能让你随便把水弹扔到别人头上，你会扔谁？”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真可惜我们没有水弹。”他说着，把下巴抵在膝盖上。
他脸红了。在他的苍白皮肤的衬托下，他的头看起来仿充满了血。
我的下一口唾沫落在了门前的阶梯上，没有打中人。马尔科姆问我能不能换一个目标。他想再吐中那个电视记者一次。
“为什么你不进屋，然后咱们慢慢聊呢？如果不给我点东西喝，我可没口水能吐了。”
过了一会儿，一小团唾沫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朝下飞去。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下落，几乎想用意念控制它的方向。唾沫正好砸在一个电视记者的双眼之间，马尔科姆和我同时发出一声懊恼的叹息。
他没有回答，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垂了下去。他又沉浸在和自己的对话中了。
他望向地面，考虑着我的话。他双手抱膝，似乎在取暖。这是一个好迹象。
“我有一个女儿，她叫查莉，今年八岁。”我说着，想过去抱住他，“我记得，那时她大概四岁，我们在公园里，我在推她荡秋千。她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你的眼睛闭得紧紧的，紧得能看到白色的星星，等你再睁开时，你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想法挺美好的，对不对？”
“光说不练假把式。”
“但这不是真的。”
“你在找借口。”
“它可以是真的。”
我摆出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点了点头，尽管他说的话我难以苟同，但我内心尚未冻结的一部分泛起了一丝暖意。“你说得对。这里的建筑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风洞。”
“除非你自欺欺人。”
“你没考虑风速。”马尔科姆说。
“为什么不呢？有什么在阻止你这样想吗？人们总觉得愤世嫉俗、悲观处世很简单，但真要达到那样的心境，其实异常艰难。相比之下，满怀希望地面对生活简单多了。”
现在，他看着我了。我把头猛地往前一送，一团白色的唾沫从我嘴中喷出，呈弧线形飞落。唾沫被风吹得向右偏，打在了警车的风挡玻璃上。在一片沉默中，我思考着这口口水到底哪里吐得不对。
“我脑子里长了一颗动手术都治不好的肿瘤。”他语气狐疑地说。
“有些人爱吐西瓜籽，也有些人爱吐樱桃核。在非洲，有人喜欢吐大型动物的粪便，挺恶心的。我以前读过一本书，书上说，人类吐扭角林羚粪便的世界纪录有三十英尺远。我觉得扭角林羚应该是某种羚羊吧，不过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更喜欢经典的吐口水，它的要义可不在于长度，而在于精度。”
“没错，我知道。”
就在那一刹那，马尔科姆向下扫了一眼。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的话和做的事情有所反应。他的心门开了一道缝隙。
我的话听起来空洞无比，我不知道马尔科姆会不会也这么觉得。我曾对我说的话坚信不疑。十天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看到下面那个戴红头盔的消防员了吗？”我说着，想打断他的思绪，让他意识到我的存在，“就肩膀上有黄铜纽扣的那个。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从这里啐中他的头盔？”
马尔科姆打断了我的思路。“你是医生吗？”
“别，马尔科姆！等一下！”我的声音听起来无比绝望，“看那架梯子。它下去了。看到了吗？它下去了。”血液在我耳朵里奔腾，嘭嘭作响。他仍蹲在屋顶边缘，弯了弯脚趾，接着又舒展开。我望向他的侧脸，看到他长长的黑色睫毛在缓缓扇动。他的心脏在狭窄的胸腔中如鸟儿般跳动。
“心理医生。”
我胡乱摸索到耳机，塞进耳朵，只听到一阵混乱。重大案件小组的人在朝消防总长嘶吼，消防总长在朝他的副官嘶吼，后者又在朝某人嘶吼。
“再跟我说一遍，我为什么要下去？”
我听到有人在尖叫，原来是我自己。我在朝底下的人喊叫。我疯狂地打手势，示意他们赶紧把梯子移开。马尔科姆看起来格外冷静，我反倒像是那个要跳楼自杀的人。
“因为这里很冷，很危险，而且我见过人从楼顶摔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进来吧，里面暖和。”
从膝盖间，我看到地面上有三辆消防车、两辆救护车，还有六辆警车。其中一辆消防车的转台上有一架云梯。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没怎么留意过那架梯子，但现在我注意到了，因为我发现它在缓缓上升。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马尔科姆用背抵着倾斜的屋顶，站了起来。他蹲在屋顶边缘，脚趾扣在檐沟里，就像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
他往下扫了一眼，地面上，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和媒体的面包车汇聚成了一片海洋。“吐口水比赛是我赢了。”
马尔科姆没有回应我。他的目光越过屋顶，凝望远方，仿佛灰蒙蒙的天幕高处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他的白色睡衣很单薄，袖口和领口上有一圈蓝色的针脚。
“行，你赢了。”
“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跟身患疾病的人打交道才算得体。很不幸，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教你这方面的礼仪，也没有一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清单。你要么摆出一副泪眼汪汪、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要么强颜欢笑，跟对方打趣聊天。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会劝劝我爸妈吗？”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吗？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有什么能说的了。我也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什么，马尔科姆。我甚至不知道该问你什么问题。
“肯定会，我保证。”
我把耳机扯了下来，任它在肩膀上晃荡。
他想站起来，但他的脚冻僵了。他左边身子瘫痪，左手根本使不了劲。他要用两只手才能站起来。
右耳中的耳机开始“刺啦刺啦”作响。“老天，你在搞什么？”一个声音说，“别跟他聊什么水果色拉了，赶紧把他拉进来！”
“别动。我让他们把梯子送上来。”
“我说这些可能没多大意义，马尔科姆，不过我觉得，你的感受我也能理解一点。”我再一次尝试跟他沟通，“我也疾病缠身。不是说我也得了癌症，我没有。拿我跟你对比就好像拿苹果跟橙子对比，不过，不管是苹果还是橙子，它们毕竟都是水果，是吧？”
“不要！”他慌张地说。我看懂了他脸上的神情。他不想自己被救下来时还要面对闪光灯的洗礼，外加记者的采访。
屋顶的鸽子粪星星点点，青石板瓦上覆盖着地衣和苔藓。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嵌进石板里的植物化石，但实际上，地衣和苔藓让屋顶变得滑溜溜的，危机四伏。
“行。我来救你。”我大为惊讶，自己居然说出了这么勇敢的话。我侧过身，屁股抵着墙，颤颤巍巍地朝他的位置移动——我太害怕了，腿都不敢站直。我没忘记身上的安全带，不过我也坚信，没有人会那么无聊，把安全带的另一端解开。
毛衣下的安全带紧紧地勒着我，很不舒服。它看起来就像是那种父母用来绑住自己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以防他们乱跑的奇特装置。万一我失足坠落，安全带就能救我一命，前提是我的队友没有忘记将它的另一端固定好。这种担心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在危机发生时，这样的细节有时恰恰会被人遗忘。或许我应该退回窗户那里，叫人去检查检查。这么做会不会不够专业？是的。但这么做明智吗？是的。
我沿着檐沟一点一点移动，满脑子都是事情出差错的画面。如果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马尔科姆将在最后一刻，脚下一滑，摔下大楼，而我则会迅速俯身，在半空中抓住他。又或者角色互换，我摔下去，他把我救上来。
情况就是这样，我对这个年轻人的了解仅此而已。他要承受的东西比同龄人多得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喜欢的足球队，或者有没有崇拜的银幕英雄。我更了解他的疾病，而不是他这个人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挣扎，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但换个角度看，因为这是真实生活，不是电影，我们很可能会双双坠亡，又或者马尔科姆活了下来，而我则是一个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的救人勇士。
今天早上，他的父母来探望过他。肿瘤医生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马尔科姆的肿瘤似乎在缩小。一小时后，马尔科姆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两个字：“抱歉。”他离开病房，从四楼的一扇天窗钻了出去，爬上屋顶。想必是有人没把窗户锁好，或者他想办法把它打开了。
尽管马尔科姆没有动，但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新的情绪。几分钟前，他已经准备好义无反顾地从屋顶一跃而下。而此刻，当他想活下去时，脚下的虚空便化作了深渊。
我对马尔科姆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的右后颞区长了一个原发性脑瘤，离脑干很近，十分危险。肿瘤导致他左半边身体瘫痪，一只耳朵失聪。这周是他化疗的第二个疗程的第二周。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患有幽闭恐惧症）在一八八四年写了一篇探究恐惧本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举了一个人遇到熊的例子：他是因为感到害怕而逃跑，还是他先开始逃跑然后才感到害怕？换句话说，一个人有时间去思考某件事物是否可怕吗，还是人对可怕事物做出反应会先于思考本身？
主要的谈判者是这个行动小组的中坚力量。自然，最后的一切都会落在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此刻我正站在屋顶上，被寒风吹得四肢麻木，冻得半死，而我的队友们却在屋子里喝着咖啡，采访医院职工，研究活动挂图。
从那时起，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便就这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哪样东西先出现——是人自觉产生的恐惧意识，还是剧烈的心跳和喷涌的肾上腺素，驱使我们战或逃？
针对如何处理人质劫持以及威胁性自杀事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有一套完整的指导方案。一支重大案件小组会在事件发生时迅速成立，小组成员包括一些资深员工、警察，以及一位心理医生——我。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了解有关马尔科姆的一切，这或许能让我们确定到底是什么事将他逼到了这步田地。我们还会采访他的医生、护士和病友，还有他的朋友和家人。
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但我太过害怕，忘却了问题。
在过去的一小时里，我一直在问他问题，给他讲故事。我知道他听得到我的声音，但对他来说，我的声音不过是噪声。他全神贯注于和内在自我的对话，他们在争论要不要结束生命。我想加入他们的辩论，但如果他不邀请我参与，我也无能为力。
我离马尔科姆只有几英尺远了。他双颊映着浅蓝色的光，身体不再发抖。我背抵着墙，一条腿向下伸，撑起身子，让自己站起来。
如果他现在往下跳，或摔下去，我根本够不到他。即便我沿着檐沟把手伸到最长，离他也还有六英尺远。他知道的。他已经计算好角度了。听他的肿瘤医生说，马尔科姆智商极高。他会拉小提琴，还会说五种语言，但他一句话也不肯跟我说。
我朝马尔科姆伸出手，他望了半晌，接着也缓缓向我伸手。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拉了起来，臂弯箍住他纤细的腰。他的皮肤冷得像冰块。
现在只有三摄氏度，但凛冽的寒风让温度降到了零度以下。我的手指早已被冻得麻木，鞋袜里的脚趾也几乎失去知觉，而马尔科姆脚上什么都没穿。
我解开安全带前部，拉长带子。我把安全带绕过他的腰，再重新扣好，将我们俩紧紧地绑在一起。他的羊毛帽抵着我的脸颊，触感粗糙。
“这儿风景挺好。”我说着，扫了一眼蹲在我右边十英尺[1]开外的年轻人。他叫马尔科姆，今天是他的十七岁生日。他又高又瘦，那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时总会微微发抖，他的皮肤白得像抛光纸。他穿着睡衣，头上戴了一顶羊毛帽，盖住自己的秃头。化疗是一位残忍的理发师。
“你要我做什么？”他声音沙哑地问。
站在这里，我刚好能望见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穹顶。若天气晴朗，我或许还能看到汉普特斯西斯公园，不过我怀疑，伦敦的天气永远都不可能那么晴朗。
“祈祷带子的另一端系牢了。”
站在皇家马士登医院倾斜的青石板瓦屋顶上，放眼望去，在一片烟囱管帽和电视天线间，你会看到更多的烟囱管帽和电视天线。眼前的景色仿佛《欢乐满人间》里的那一幕：烟囱清扫工们旋转着手中的扫帚，在屋顶上跳舞。
[1]1英尺约合30.48厘米。——译者注。全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之后不再一一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