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十点了，我注意到有辆出租车在我这边的马路旁停下。埃迪·巴雷特下了车，他看起来像有头发的丹尼·德维托[1]。博比跟在他后面，比他高两个头，不知怎的，博比还是设法买到了一件宽松得不合身的西装。
九点半，新闻工作者到场了——摄影记者和录音师来了。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部分剧照师还带了小梯子和牛奶箱。记者们聚在一起，一边小口喝咖啡，一边互通八卦和假情报。
他们离我均不到十五英尺远。我低下头，往手心里吹了一口气。博比的大衣口袋里鼓鼓的，塞满了纸。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出租车内很暖，他一下车，眼镜就遇冷蒙上了一层雾。他停下脚步，擦干净眼镜。他的手很稳。记者们拦下埃迪，镜头对准了他，闪光灯就绪。
我站在法院对面，靠在一条小巷子的墙上。巷子通向泰晤士河。周围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黄铜门牌。我不时看看手表，装出一副在等人的样子。身穿黑色西装和礼袍的男男女女从我面前走过，他们手中拿着文件夹和一捆捆系好的文件。
我看到博比低下了头。他太高了，低头也无法把脸藏起来。记者连珠炮似的问他问题。埃迪·巴雷特把手放在博比的手臂上，博比像被开水烫到一样，一下子躲开了。一台相机正对着他猛拍，闪光灯一闪一闪的。他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也没有应急措施。
这座法院差不多有五百年的历史了，甚至在法院建成前，即中世纪，人们都会在每周一早晨，在此地公开处刑犯人。
巴雷特催促他快点走上石阶，穿过拱门。摄影师推推搡搡地往前走，其中一个被推倒在地。博比站在摔倒的摄影师旁，举起了拳头，旁边的人连忙抓住他的肩膀。埃迪甩起公文包，宛如甩着大镰刀，清出一条道来。大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只看到博比高出众人一截的头。
我大踏步向前走，穿过考文特花园，经过一家家餐馆和精品店，来到了海滨，然后左转，沿着舰队街走，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哥特式外墙前停下。
我勾起一抹微笑，笑容马上又消失了，我不能把期望值抬得太高。附近的一家礼品店里摆满了棉花糖做的圣诞老人和红红绿绿的圣诞节脆饼，麋鹿挂钟的鹿鼻在黑暗中反射出光芒。我看着映在玻璃上的法院楼梯。
宽幅版面上印的都是诸如利率上调和邮政工人罢工示威的消息，凯瑟琳的案子——我的案子——则在背面。人们从我身旁经过，买完报纸继续前行。没有人对视。这里可是伦敦，人们走路时腰板挺直，表情僵硬，仿佛随时准备面对一切，又逃避一切。每个人都在赶路。不要停下，继续往前走就是了。
我能想象到里面的情形。媒体区座无虚席，旁听席站满了人。埃迪喜欢煽动群众。他会以我的行为违反了职业道德为由申请休庭，并声称他的客户因我的恶意指控而被剥夺了“自然公正原则”。他还会说，需要对博比进行精神分析，这份报告就得等上几周，诸如此类的话……
我穿过人群，走到史密斯书店的入口，外面并排摆着几沓晨报。《太阳报》的头版赫然写着：杀手的自首——“我杀了凯瑟琳”。
当然，情况也有可能是法官拒绝了这个请求，要求马上判刑。但他更有可能批准休庭，那博比就会被释放，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加危险。
“我一直都不习惯坐这么早的车。”我说。他把票根递给了我。
我踮起脚，前后晃动了一下，想起了那条建议——双脚别靠得太近。我刻意抬起脚，避免自己拖着脚走路。不要只遵从本能抬脚。我最喜欢的“走路建议”是想象面前有个障碍物，要抬脚跨过去，这样姿势就不会过于僵硬。我的动作可能和马塞尔·马索[2]有一拼，都像是在演哑剧。
“你不讨厌坐早班车吗？”他问。
我走完这条街，又往回走，一直盯着法院门口的摄影师。突然，大家纷纷站起来，举起了相机。埃迪一定提前约好了车。博比弯腰低头穿过人群，一屁股坐在汽车后座上。车门关了，记者们还举着相机拍个不停。
她眼都没眨一下就把票找出来了。我把两张票递给警卫，嘴角扯出一个疲倦的微笑。
我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本应准备得更周全些。我一瘸一拐地走到马路边，向黑色出租车挥舞双手和拐杖。它开到我面前时，忽然转弯开走了，从我身边疾驰而过，逼得后面一排车猛地刹车。第二辆出租车闪着橘色顶灯，司机差点把我碾成肉酱，所幸及时停了下来。
火车开进了国王十字车站，我一边缓缓地穿过车厢，一边留意站台上有没有警察。我刚好碰上了拉着大件行李箱的老奶奶，过闸机的时候，我问她要不要帮忙，她优雅地点点头。我们走到了售票亭，我问：“您的票呢，夫人？”
我让他跟紧前面那辆车，他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大概因为出租车司机经常听到这种要求。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她上中学了。在过去的几周里，我都在担心疾病会慢慢夺走我的一切。然而，在谋杀案面前，疾病显得无足轻重。
博比坐的那辆银色小轿车在我们的前面，夹在两辆巴士和一排汽车之间。司机巧妙地左右穿梭变道，始终跟着小轿车。我知道他在偷偷看后视镜，我们一对视，他就迅速移开目光。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有一头黄锈色的头发，后颈有色斑。他的手一会儿紧握方向盘，一会儿又松开，一会儿轻敲方向盘。
“好吧。”查莉回答我，其实她完全不理解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
“因为很多女孩都怕和数字打交道。她们成功地说服了自己不擅长数学。”
他点点头。
“为什么？”
“我不是什么危险人物。”
“别被数学吓倒。”我打算用这句话结束谈话。
他看着我的眼睛，想从中看到些什么以消除疑虑，然而我面部肌肉僵硬，“帕金森病面具”让我的表情变得冷冰冰的，仿佛一块轮廓鲜明的石头。
我上学前，父亲通常会给我加油打气，谈话最后都会落在一句十个字的警告上：“别让我接到校长的电话。”查莉准备上学的时候，我告诫自己，我不要成为我爸那种家长。我让查莉坐下，然后给她传授经验。那番话其实应该等她上中学，或者上大学前再讲。我一边讲，朱莉安娜一边在旁边笑，查莉不爽了。
[1]美国演员，导演。因身材矮小、举止夸张、语言幽默，成为一名红极影坛的喜剧大师。
我小时候上的是寄宿学校，上下学都得坐火车。离开学校后，我就会拼命吃糖果和口香糖，因为查特豪斯公学禁止这类食物出现。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比起泡泡糖，学校更可能允许学生携带塞姆汀塑料炸药。有个高年级学生叫彼得·克拉维尔，他一下子吃了太多泡泡糖，糖卡在了肠子里，医生只好从他的直肠进入肠子，移除堵塞物。毫无疑问，从那之后，吃口香糖的学生就少了很多。
[2]法国哑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