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微笑着点点头。
“你也知道，总公司就是这样，”我解释道，“他们总是会改来改去的。”
“再帮忙看看去马恩岛的渡船有没有卧铺。”
“或者你可以再帮我看看去爱丁堡的航班吗？”我问。她挑起一边眉毛。
“票售出后一概不退。”
几分钟后，她念了一串航班信息。我选了傍晚的航班，然后把信用卡递给她。
“买吧。”
“其实，南希，我需要你的帮助，可以查一下今天下午有没有飞都柏林的航班吗？”
我一边说着，一边搜索各大报纸的邮箱地址，把新闻编辑、首席记者和专题记者的名字列出来。我用右手一次敲击一个键写邮件，把左手压在腿下，防止它继续颤抖。
“我没什么想问的，谢谢。我需要查看一下邮件。”我坐在一台电脑前，背对着她。
我首先列出身份证明——写上我的名字、住址、国家保险号码和任职情况。他们绝对不会把这封邮件看成恶作剧。他们会相信，我就是约瑟夫·奥洛克林——那个杀害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和埃莉萨·韦拉斯科的男人。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问我。”她很热心。
此刻刚过下午四点，编辑们还在决定明天报纸的头版应该放什么新闻。我得改变明天的头条。我要打乱博比的步调——让他猜不透我在做什么。
商务中心在二楼。经理南希身材瘦弱，有一头红色鬈发，脖子上系着红领结，刚好和口红很配。她没问我要名片，也没查我是哪个房间的。
到现在为止，他都抢先我两三步，甚至四步。他精心策划了这场复仇行动，并且始终有条不紊地执行。他不仅要我们分摊罪责，还要把这种行为变成艺术。虽然他很聪明，但他还是露出了马脚。毕竟，每个人都会出错。他把一个女人踢到昏迷不醒，因为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这座豪华的铁路旅馆历史悠久，早在蒸汽火车从伦敦隆隆驶来，蒸汽轮船朝纽约扬帆驶去的时代便已建成。这座旅馆看起来疲惫不堪，和里面的女侍者一样，她们不该站在这里，而是该待在家里，把鬈发卡夹到头发上。
敬启者：
前面有家阿德尔菲旅馆，我推开旋转门，穿过门厅。我只想加快脚步，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心里默念：不要走太快，也别弯腰驼背，抬头，目视前方。
这是我的供状和证词。本人，约瑟夫·奥洛克林，在此正式地、真诚地认罪，我杀害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和埃莉萨·韦拉斯科。我在此向她们的家人及朋友道歉。对于信任我的人，我衷心地表示歉意。
我正准备过马路，就看到路边报刊车上贴的海报——“缉捕杀害凯瑟琳的逃犯”。下面用胶带贴着我的照片。我忽然觉得，自己头上仿佛戴了个霓虹灯标志，光束直指自己。
我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自首，我不会躲在律师身后，为自己造成的一切找借口。我不会谎称脑海里有另一个声音让我这么做，我没有嗑药，也没有和撒旦做交易。我本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无辜的人就此死去。我每小时都在愧疚中煎熬。
我离开停车场，走下楼梯，来到街道。我把旧衣服和旧鞋扔到垃圾桶里，顺便把手提袋和浸湿了的酒店卡片也扔了。我走在街上，甩起拐杖，但愿我的动作看起来轻快自信。大家都出门购物了，每家店铺都有金银丝织品装饰门面，还放着圣诞颂歌。我有点想家了。查莉喜欢这些——百货商店里摆放着圣诞老人，橱窗里播放着平·克罗斯比在佛蒙特州演的老电影。
我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从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开始，我写下关于她遇害的所有信息；下一个是博伊德·科斯莫；然后我描写了鲁珀特·厄斯金死前的场景；索尼娅·达顿服用药物过量的事件；导致埃丝特·戈尔斯基死亡及其丈夫残疾的大火；最后，我写下关于埃莉萨的事情。
我按下“结束通话”键，关了手机。
我不请求减刑。有的人可能想了解关于我犯罪的更多信息。如果你想了解，就请代入我的处境思考，或者找做过这种事的人。有这么一个人，他叫博比·莫兰（又名博比·摩根），他明天中午将现身中央刑事法院。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受害人和犯罪者的感受。
“真好！解释给陪审员听吧！这就是我们法律制度的美好之处——你有大把的机会解释你这桩案子。如果陪审团不信你，你大可上诉到最高法院，再不行，就去上议院和欧洲人权法院。你有半辈子可以用来上诉呢。等你终身监禁了，上诉也不失为一种消磨时光的方式。”
谨上。
“我可以解释——”
约瑟夫·奥洛克林
“如果在其他情况下，我倒是很欣赏你的热情，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了。”他说，“我找到了你的作案动机、时机和证据。如果你能像狗一样撒尿划地盘，那你必定是个佼佼者，因为你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我已经考虑到各种因素了，唯独没有考虑这件事对查莉的影响。博比曾经受害于他无法左右的决定，而我正在对女儿做出同样的伤害，我的手指在“发送”键上摇摆不定，可我实在是已经无路可走了。邮件发出去了，消失在电子邮局的曲径迷宫中。
他没有听我说话，这件事对他来说太难理解了。
南希觉得我疯了，但还是帮我安排好了旅程，订了前往都柏林、爱丁堡、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机票。除此之外，还买了伯明翰市、纽卡斯尔、格拉斯哥、伦敦、斯旺西和利兹的火车头等舱票。她还帮我租了一辆白色的沃克斯豪尔汽车，正停在楼下。
“他叫博比·摩根，不姓莫兰。看看那份档案，全部线索都在那里，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我用借记卡付了所有款项，不需要得到银行的批准。这张卡和我爸的信托账户直接关联。遗产税是他最厌恶的东西之一。我猜，鲁伊斯已经冻结了我所有的账户，但他没动这张卡。
怎么没完没了了？我不想知道还有什么新证据了，所以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绝望，继续说服鲁伊斯。我让他回到原点，找出那份红边文件。
电梯门开了，我目视前方，走出门厅。我撞上了棕榈树盆栽，才意识到越走越靠边。走路已经变成了一项需要反复调整方向的运动，就像飞机降落一样复杂。
“分析室的同僚真让我们自豪。他们发现铲子上的泥土样本，和凯瑟琳埋尸点的土壤一样。他们还发现铲子上有你的指纹。”
我看到租赁的汽车停在旅馆外。下楼梯的时候，我时刻担心突然有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或者有人认出我而惊恐大叫。我摸到了钥匙。我前面有辆黑色出租车，挡住了我的路，我只好跟着车流开，时不时看看后视镜，尽力回想出城最快的路线。
他在说什么？快想想！是了，格雷西的墓旁放着一把铲子。
红灯亮了，我停下来，看着从多层停车场出来的人们。三辆警车封住了入口的坡道，另一辆则停在人行道旁。鲁伊斯靠在打开的车门上，正对着对讲机说话，他的脸仿佛雷公，看上去怒气冲冲的。
“我们找到了铲子，”他说，“它埋在一堆叶子下面。”
绿灯亮了，我想象着他抬头看到我，我则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驾驶着失灵战机划过天际，向他敬礼的王牌飞行员，挣扎着活了下来，准备改日再战。
他的笑声和乔克差不多，好像在嘲笑我太心软。
电台里播放着我最爱的歌曲之一——《跳跃的杰克弗拉士》（Jumpin' Jack Flash）。大学时，我曾在一个名叫“尖叫迪克·尼克松”的乐队当贝斯手。我们的演出没有滚石乐队那么好，但当时我们的名声更响。我全然不懂怎么弹贝斯，但玩这种乐器最好伪装了。我加入乐队主要是为了和女孩上床，但这种事只在主唱莫里斯·怀特塞德身上发生过。他留着一头长发，身上还文着耶稣受难的场景，而现在，他是德意志银行的高级会计。
“她想去警察局做笔录，但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她。你会挖出她过往的经历，以此羞辱她。我不想让她再经历一次……”
我继续西行，驶向托克斯泰斯，把车停在煤渣和杂草堆旁的空地上。几个青少年躲在封闭的社区大厅投下的阴影里，注视着我下了车。这种豪车，他们一般也只能坐在砖堆上看看，没机会亲自享受。
“那你真是不走运。”
我打电话回家。朱莉安娜接了电话。她的声音很清晰，让我觉得她近在身旁，不过声音已经开始颤抖。“谢天谢地！你去哪里了？有些记者一直在按门铃。他们说你是危险人物，警方要击毙你。”
“不是我杀的。”鲁伊斯深吸了一口烟，他戒烟后又重新开始吸烟了。有趣的是，我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感。“我为什么要杀埃莉萨呢？我十一月十三日那晚正是和她待在一起。她是我的不在场证明。”
我转移话题，不提警察持枪追捕我的事。“我知道是谁做的。博比要为很久以前的一件事惩罚我。不只我，他有一个名单——”
“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埃莉萨。”
“什么名单？”
“说来听听。”
“博伊德死了。”
“不。而且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怎么回事？”
“你只是在瞎猜。”
“他被谋杀了。厄斯金也是。”
“我知道你在哪儿。”他说。
“天哪！”
我听到背景音里有车流声，他应该在高速公路上。
“警察还在监视，是不是？”
“如果你躲过了一颗子弹，我就可以赢钱了，一赔三呢。”
“我不知道。昨天外面停着辆白色面包车。一开始，我以为是D. J. 来把中央供热系统完工，但按照约定，他明天才来。”
“现在赔率如何？”
我听到查莉在唱歌，内心忽然一阵柔软。
“我赌输了二十镑罢了。不用放在心上，因为我们又开了一场赌局，赌你会不会被击毙。”
警察会追踪这个电话。因为我用的是手机，他们就能用倒推法，找出是哪个信号发射塔在传输信号。利物浦和伦敦之间大概有六个发射塔。他们一个个排除，最终就能缩小搜索范围。
“抱歉，让你失望了。”
“别挂电话，朱莉安娜。哪怕我没有回来，也别挂电话。这很重要。”我把电话塞到驾驶座下，没拔车钥匙。我关门离开，退到阴暗的角落里，猜想他是不是还在盯着我。
“你的行踪挺出人意料啊，奥洛克林教授。”他的声音沙哑而冷静，“我以为你是那种做派呢，带着一队律师和公关人员去最近的警察局说理。”
二十分钟后，我来到看似被弃用的站台，刚好搭上前往城郊的列车。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
电话铃响了，我没认出屏幕上显示的号码，在那一瞬间，我怀疑博比是不是找到我了。我应该想到鲁伊斯才对。
此刻，鲁伊斯肯定已经查出我订了渡船、火车和飞机的票。他知道我在分散警力，但他不得不查。
我坐在利物浦一个停车场最昏暗的角落里。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蜡纸购物袋，上面有一个打褶的绳柄，里面放着我的旧衣服。我穿着新的炭灰色裤子、羊毛衫和大衣，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双腿间还摆着一根拐杖，既然我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干脆拄起拐杖来博取同情。
前往伦敦的特快列车离开了石灰街站。警察会搜查每节车厢，但我希望他们不会留在火车上。还有一站就是埃奇山了，我在下一站下车，十点半过后搭乘前往曼彻斯特的列车。午夜过后，我又换了一辆，这辆列车开往约克郡。在大东北快车发车前往伦敦前，我还有三小时的等候时间，我坐在光线昏暗的售票厅里，看着清洁工争相挑轻活来干。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有患者靠诈骗、偷窃或挪用公款为生。他们坐拥豪华的房子，送孩子上贵族学校，打高尔夫能拿到单差点[1]。他们把票投给保守党，把法律和秩序看作头等大事，因为现在社会不怎么太平了。这些人一般都能逃脱法网，更别说蹲监狱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设想了每种结果的应对策略，安排得面面俱到。
我用现金付了车票钱，选了一节人最多的车厢。我装作醉醺醺的样子走过过道，跌跌撞撞，时不时撞到人，然后嘟囔一声道歉。
除了这些，我还否决了那些没有“退出策略”的计划。大部分商业活动之所以惨败收场，全因没有“退出策略”。市场上的竞争者往往鼠目寸光，毕竟残局全然没有激动人心的挑战，着实无聊，和扫尾工作没什么区别。因此，一想到残局，人们总感觉挫败，便也不想计划到那么远，结果就是要自己临场发挥，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撤退时可以像进击时一样熟练。
只有孩子会盯着醉汉，大人都会避免和醉汉进行眼神接触，一心希望我继续往前走，找个别的地方待着。当我靠在窗台上睡着时，整个车厢的人都静静地长舒了一口气。
三小时前，我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不是我制订出的第一个计划。我又思考了其他十几个计划，从头审视它们，可惜每一个都存在致命的弱点。我真是受够了，我的聪明才智被身体的限制牢牢束缚住了，这意味着凡是包含了滑绳下楼、制伏警卫、让系统短路或者撬开保险箱的计划都是不可行的。
[1]差点不到两位数，表明打高尔夫的水平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