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博比在做什么，他想让我们都尝尝失去所爱的滋味——对孩子的爱，与伴侣的亲密，家庭的归属感。他想让我们承受他所承受过的痛苦，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经历他幼年丧父的痛楚。
剩下的几个印第安男孩被蜂蜇，被鱼咬，被熊撕成两半，最后只剩下一个男孩，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现在的心境和最后一个男孩一模一样。
梅尔和博伊德是灵魂伴侣，任何认识他们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耶日和埃丝特·戈尔斯基是纳粹毒气室的幸存者，他们住在伦敦，一起养大了他们的独女艾莉森。之后艾莉森当上教师，搬去了利物浦。消防员在楼梯脚发现了耶日，他虽然烧伤严重，但还没断气，而埃丝特则在睡梦中窒息而亡。
格雷西姨婆以前常常背一首小诗给我听——一首政治不正确的顺口溜，叫作《十个印第安男孩》。这首诗是这么开头的：十个印第安男孩，外出去吃饭，一个被噎死，还剩九个人。九个印第安男孩，熬夜熬得深，一个睡过头，还剩八个人……
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出身于广结达官显贵的家庭，在家中是备受宠爱的孙女——她倔强任性，被重重溺爱包围，祖父更是对她关爱有加，不计较她的轻率言行。
根据他的描述，给索尼娅白色药片的人不像博比，但众所周知，目击者看走眼的情况常常发生。压力和惊恐会窜改大脑的认知，记忆是有疏漏的。博比就像一条变色龙，擅长改变身上的颜色，伪装自己，经常搬到不同的地方住，却能很好地融入环境。
鲁珀特·厄斯金没有妻儿。或许博比没发现他有什么重要的亲人，又或者博比一直都知道他没有亲人。厄斯金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和烧焦了的地毯一样“惹人喜爱”。我们总会帮他找借口，毕竟这么多年来，他照顾妻子也很不容易。博比没有宽恕他，而是让他苟延残喘——把他绑到椅子上——给他时间忏悔往事。
我谢过他，他匆匆进了屋。门关上了，外面一片寂静，令我离开时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我以为达顿是个自信满满、固执己见的人，在案例研讨会上更是如此，他从不听取异议。他有点像独裁者，像爱找碴的公务员，可以保证列车准点发车，却完全不懂如何与人打交道。他会想，要是他的员工和他那台斯柯达车一样忠心就好了——即使在寒冷的早上也能一下子点着火，方向盘还很灵敏。如今，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了，环境和经历让他心灰意冷。
或许还有其他受害人，但我没时间把他们都找出来了。埃莉萨的死是我的疏忽，博比的阴谋我知道得太迟了。他的作案手法越来越娴熟，但我才是他的终极战利品。他本可以杀了朱莉安娜或者查莉，但他没那么做，他要让我失去所有东西——我的家人、朋友、事业、名声，最后失去我的自由。他想让我知道，他有仇必报。
他右手提着沉沉的工具箱，又换到了左手，看了眼篮球架。“或许得让它在这儿再待一会儿了。”
分析的关键在于理解，而不是从某样东西中抽取关键词，然后缩减成另一条信息。博比曾经斥责我扮演上帝的角色。他说我这种人总是忍不住把手伸进别人的大脑里，搅和一番，然后改变别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没有。”他看到客厅的窗帘被拉开了，“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继续待在这里。”他说，“她见到你的话，会报警的。”
或许他说对了，或许我做错了，掉进了混淆因果的陷阱里。我知道承认错误远远不够，人们给自己洗白的时候总爱说，“我是为了你好”。他们带走格雷西的孩子时也是这么讲的。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出于最良苦的用心……”“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你……”
“你再也没见过他？”
我刚来利物浦工作的时候就接到了这种案例：一名二十岁的有智力障碍的孕妇，没有家庭支持，因生活无法自理，终生要住在社会福利机构，而我则负责决定她能不能做孩子的母亲。
他摇了摇头，突然他眯起双眼，好像想起了什么。“索尼娅认识一个叫博比·摩根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在游泳馆工作。”
我还能忆起莎伦身穿夏装的样子，布料在鼓起的肚子上有些紧绷。可以看出来她精心打理过仪表，认真地清洗过头发，再仔细地梳顺。她知道这场会谈对自己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尽管她已经很努力了，但她还是遗漏了些小细节——虽然她的两只袜子颜色相同，但长度不一，裙子侧边的拉链坏了，她的脸上还有一点口红印。
“在那之后就没见过了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参加会谈吗？”
“十四……十五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先生。”
“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判断你能否照看好婴儿，事关养育孩子，责任重大。”
“记得。”
“我可以，我真的可以。我会做个尽职尽责的母亲，我会很爱我的孩子。”
“你还记得博比·摩根吗？”
“你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吗？”
他合上工具箱，扣上金属栓，沮丧地瞥了眼房子，没打算马上回去。拆篮球架等琐事对他来说变得重要起来，因为这可以让他变得忙碌，没时间去想伤心事。
“他在我身体里长大，是上帝赐予我的。”她语气虔诚，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三十四五吧。”
这个逻辑倒也说得通。“我们来玩个‘如果’游戏，好吗？想象一下，你在给孩子洗澡，这时电话响了，孩子身上都是水，滑溜溜的。你会做什么？”
“他多少岁？”
“我……我……我……会用毛巾把孩子裹起来，然后放到地板上。”
“高高的，瘦瘦的，皮肤黝黑……梳着大背头。”
“你打电话的时候，有人敲门。你会开门吗？”
“她说他长什么样？”
有那么一会儿，她的表情犹疑不定。“或许是消防员，”我补充道，“也有可能是社工。”
卢卡斯摇摇头。克莱尔和警方描述过那个人的长相，她看过疑犯照片，警察还安排了列队辨认。
“那我开门。”她用力点点头。
“是谁给了索尼娅药片？警察抓到人了吗？”
“你开门了，发现原来敲门的人是你的邻居。有几个小男孩用石子砸碎了她的窗户。然而，她不得不先去上班。她希望你可以去她家里等装玻璃的工人来。”
“从那以后，她和我之间只剩寡言片语，她连完整的一句话都不肯开口对我说。昨晚她告诉我，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我问什么，她都回答了。我们好久没这样了……”
“那些小浑蛋——总是乱扔石子。”莎伦握紧了拳头。
卢卡斯蹲在工具箱旁，仿佛丢了什么东西似的。他的肩膀在颤抖，声音沙哑，说索尼娅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周，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卢卡斯和妻子为是否停用生命维持系统吵了一架。他很现实，他会永远记住她在水中遨游的英姿。他的妻子骂他放弃了希望，只想着自己，没有尽力祈祷等待奇迹发生。
“你的邻居家里装了卫星电视：有电影频道、卡通频道、早间肥皂剧频道。你等待的时候要看哪个频道？”
我没有打断他，因为我感觉到他是想告诉我些什么。然后我知道了整个故事。那时，索尼娅·达顿还不到二十三岁，为摇滚音乐节盛装打扮，和克莱尔还有大学朋友出去玩了。有人给了她一片印着贝壳图案的白色药片。她一直很注意药品安全，平时服用补品时也格外小心。那天，她整夜都在跳舞，她的心跳越来越快，血压激增，她感觉头晕目眩，心慌意乱，最后她晕倒在了一个厕所隔间里。
“卡通频道。”
“尽管她训练刻苦，每天早上出门跑圈，一英里接着又一英里，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游得不够快。毕竟做得好和做得优秀之间，是存在分明的界限的……”
“你想喝杯茶吗？”
他就像没听到我这句话一样，把工具放进箱子里。我正准备问他索尼娅的事，他就开口谈起了她，说她在国家游泳比赛上拿了两个冠军，还创造了一个新纪录。
“有点想。”
“我为索尼娅感到难过。”我说。
“你的邻居给你留了些钱来付装玻璃的费用。五十镑。装玻璃只花了四十五镑，她说你可以自己留下零钱。”
卢卡斯折起梯子，抱怨道：“女孩们都不打篮球了。”
她双眼发光。“我可以留下那些钱？”
她的双胞胎妹妹克莱尔是个书虫，患有弱视，总戴着金属框眼镜。烧烤聚餐时，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埋怨外面的人“像猴子一样大声嚷嚷”，吵到她看电视了。
“可以。那你要用来买什么？”
大家都笑了，索尼娅向我翻了个白眼，从那以后就不怎么待见我了。
“巧克力。”
“从隧道过会更快。”我告诉她。
“你在哪里买巧克力？”
我记得这对双胞胎。索尼娅擅长游泳——无论是在泳池里还是在海里，她的泳姿总是那么优美。她九岁那年的一个周末，我受邀参加了他们家的烧烤聚会。当时她还宣布自己有朝一日要横渡英吉利海峡。
“超市里有巧克力卖。”
“我让她调小音量，她不听，偏偏说要大声放才好听。年轻人都这样吧，我猜。”
“好的，你去超市之前一般会带上什么？”
二楼窗户里传来乐声：音乐里夹杂着一阵阵重击低音和打碟机的声音。卢卡斯随着我的视线看向二楼。
“我的钥匙和钱包。”
“这些东西都生锈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打螺栓。他爬下梯子，用衬衫擦了擦手，然后和我握手，同时瞥了眼前门，暴露了他此时的紧张。他的妻子肯定在里面。他们肯定已经看了新闻报道，或者听了电台。
“没有别的东西吗？”
他低头望着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我的名字。
她摇摇头。
“要帮忙吗？”
“你的孩子呢，莎伦？”
马路旁，我看到卢卡斯站在梯子上，正从墙上拆下篮球筐。他的头发比以前更黑了，但腰围大了一圈，前额刻着一道道皱纹，隐没于浓密的眉毛中。
她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下唇开始止不住地颤抖。正当我以为她要哭出来的时候，她突然说：“巴尼会看好她的。”
卢卡斯·达顿住在城郊的一间红砖房里，砖房周边的小商店已被毒贩占领，被妓院取代。街上的每面白墙都有涂鸦，连民间画作和新教壁画都被涂得面目全非。涂鸦毫无色彩搭配和创造力可言，纯粹是愚蠢的恶意破坏。
“巴尼是谁？”
我还记得《虎豹小霸王》里的最后一幕：雷德福德和纽曼迎战墨西哥军队前还有心情说俏皮话呢。对于死亡，我并没有他们那么无畏，也不觉得在枪林弹雨中走向死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我的狗。”
我一直用余光扫视后视镜，留意是否有警车的蓝灯在闪烁。这压根不是一场高速追捕。只要我挂不到四挡，警察骑自行车都能追上我。或许我们会重现当年逮捕O. J. 辛普森的大场面——可以从直升机上拍到一条缓行的警车长龙在对我穷追不舍。
几个月后，我坐在产房外，听到莎伦低声哭泣，她生下的男婴裹在小毯子里，即将被人带走。我把婴儿固定在后座的手提婴儿床里。看着睡梦中的婴儿，我在想，多年以后，他会怎么看待我为他做的决定？他会感谢我拯救了他，还是会怨恨我毁了他的一生？
开出哈奇米尔村时，有两辆警车从我身边经过，朝我相反的方向驶去。梅尔肯定把厄斯金的住址告诉了警察。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开着路虎——至少现在不知道。那位过目不忘的小老太太会告诉他们。她多半会拉着警察再讲一次自己的生平经历，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而另一个这样的孩子选择了复仇。他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辜负了博比，我们辜负了他的父亲——那个男人明明是无辜的，却被我们质问性生活如何，阴茎有多长。我们为了搜查他是否藏有儿童色情作品，把他的房子和工作单位翻了个底朝天，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找到。他的名字被我们录入了性犯罪者的中心索引名单，但他从未被指控，更别说认罪了。
于我而言，钟声是我那辆路虎故障时发出的“咔嗒”声，或者可以说是末日来临的倒计时——离子夜还有七分钟的倒计时。从前的幸福日子逐渐沦为历史，而我无法让时钟停下。
这个不可磨灭的污点会伴随他的一生。他很难重觅伴侣。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都会被告知这件事。人们会认为，允许他养育孩子风险重重，让他给孩子的足球队当教练更是个鲁莽的决定。这些因素足够让一个男人自杀了。
我建议他戴个手表，但是不知怎的，手表的声音要么不够大，要么会毫无条理地喋喋不休。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去格雷古董集市买表，他听了一小时老式怀表的声音，终于找到了一个咬字清晰的表。
苏格拉底——希腊的智者——被误控败坏雅典青年，并被判处死刑。虽然他本可以选择越狱，但他还是饮下了毒酒，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灵魂比肉身更重要，可能他也有帕金森病吧。
他不希望我让这些声音消失，相反，他想让这些声音跟着他。虽然每个房间都放了挂钟，但是他出门时该怎么办？
对于误判博比父亲一事，我的确有责任，因为我也参与了这起案件的评定。我错在懦弱地选择了沉默。我没有站出来提出异议，而是一声不发。我随大溜地同意了大部分人的观点。我还年轻，工作没多久，当然，这些都不该成为错误的借口。在这起案件中，与其说我是个审判员，不如说我更像个旁观者。
奇怪的是，他不想我治好他。他本可以撤走家里所有的钟，或者换成电子表，但是他没那么干，因为他觉得，这声音令他安心，甚至宽慰。据他所说，他的妻子生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生活得很有条理，总催促他做事，给他列出清单，帮他选购衣服，为他做决定。
朱莉安娜把我赶出家门时，骂我是个懦夫，我现在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了。我坐在看台上，不想被卷进婚姻或者病痛中，我时刻保持距离，因为我害怕一旦靠近就会有意外发生，于是我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我不想惹上麻烦，所以在沉船前，我甚至连那冰山一角都未曾瞥见。
他第一次来我诊室的时候，我问他喝茶还是咖啡。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漫不经心地在挂钟前踱步，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告诉我说一杯水就好。
[1]加拿大政治人物传记及历史作家，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我诊治过这样一位病人，他丧妻之后独居家中，越来越相信厨房桌上的时钟的嘀嗒声是人在说话，在给他下简短的指令。“上床睡觉！”“洗碗！”“关灯！”一开始，他不理会这些声音，但时钟一遍又一遍地用同样的词句重复指令。最后，他开始遵照指令生活，时钟控制了他的生活。它会告诉他什么时候吃饭看电视，什么时候洗衣服，回谁的电话……
[2]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一个热衷于生命起源的生物学家。他将从藏尸间偷出的尸体的各个部分拼凑成一个巨大的人体。当这个怪物终于获得生命时，他却被吓得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