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微微笑了笑，但他的微笑很尴尬，像酸了的牛奶冻住了一样。“我得向你承认，从质量上来说，这篇论文也没有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是我们讨论的是别的事。是……”
“给你五分完全合理，”我说，“那真的是一个相当马虎的论文。那样的水准在我这儿是得不到好分数的。”
“除了二战，我还讲了之后的一大段历史，”我又一次打断他，“朝鲜半岛，越南，科威特，近东和以色列，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巴勒斯坦人。所有这些，都是我讲过的素材。所以你真的不能就拿这样的一篇关于以色列的论文来交差：写的是那儿主要产甜橙，人们会穿着凉鞋围着篝火跳舞，到处都是欢快幸福的人，还有沙漠里重新开满了花这样的废话。我要说的是，那里每天都有人被枪射死，公交车被炸毁。而这里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给了她一个五分，”他说，“当她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回答——”
“她号叫着跑来找我的，保罗。”
他合上文件夹，并把它放回桌上。
“如果我教了一群那样的垃圾，我也会号叫的。”
“有点印象。”我说。
校长看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眼神里的一些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是中性的，还是说不知所云更合适，大概就跟他的鱼骨西装一样不知所云。此时他又向后靠了靠，这回比先前还要往后。
“那你还记得你对她说了什么吗？”
他是在拉开距离，我想。不是距离，我马上纠正了自己：是离去。
我点点头。
“保罗，你就不能跟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说这些事。”他说。就连他的声音里，也潜入了一种中性的语气。他不想和我讨论了，他在通知我他的意见。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现在问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些事，他一定会用“就是不能说”来回答。
他提起我班里的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在这里，我特别略去了这个名字。那时候我曾下决心忘记这个名字，而我也成功了。
很快，我想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她有张漂亮的但是太过晴朗的脸——没有理由的晴朗，一种欢快的但没有性征的喜悦，同样欢快与没有性征的还有她论文中一页半的关于摘甜橙的描写。
“……这名字能让你想起什么吗，保罗？”他问道。
“这种事在足球场上侃侃倒是有可能的，”校长继续说，“但在学校里无论如何不行，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学校里不行，作为老师就更不行了。”
校长又一次挪动他桌上的那张纸，并开始翻阅一个不知怎么我有点熟悉的东西，它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是一个有透明封面的册子，学生们一般会用它来夹论文。
我对那女孩到底说了什么，现在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很想马上先说这句话。但这只会扯开话题，补充不了什么。有时候，有些事，就这样从嘴里不经意地漏了出来，有些时候也许又会后悔。不，也许不该叫后悔，说得确切一点，听话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将你说的话刻在脑子里。
“说起当时中学的历史课，我首先记得的是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我说，“亚历山大大帝，克娄巴特拉，尤里乌斯·恺撒，汉尼拔，特洛伊木马，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海战，角斗士的战斗，赛车，轰动的杀人和自杀事件，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另一方面也还记得那些美——神庙、竞技场的美，还有露天剧院、壁画、澡堂、马赛克，一种永恒的美，关键是颜色，这也是我们今天度假仍然喜欢去地中海胜过曼彻斯特或不来梅的原因。可之后，基督教出现了，所有的一切都渐渐崩塌了。最后人们终于高兴了，所谓的蛮族把一切都打得粉碎。这一切我都还记得，仿佛就在昨天。我记得的还有，之后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如果人们观察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中世纪是个令人作呕的落后的时期，除了几次血腥的围攻以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了。然后是荷兰历史！八十年战争，我现在还能记得，我曾经希望西班牙人能打赢。在威廉·奥兰治被刺杀后，曾经短暂地闪过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可是最终还是被这帮宗教狂热分子把胜利抬回了家，从此，荷兰和比利时陷入了一片黑暗。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的历史老师常年把二战当作一根肥香肠架在鼻子前。‘在高中我要详细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可是当我们到了高中，他还是一直在讲威廉一世和比利时的分裂，从来没到过二战。几句关于战壕的话，算是让我们小尝滋味。只有一战，撇开当中的大屠杀不看，真的很无聊。这真没劲。事件太少了。后来我听说，历来都是如此，二战永远都不会讲到。过去的五百年里最有趣的一个时期，对荷兰亦是如此，因为自从罗马人得出结论，这片土地不是他们的菜之后，这里直到一九四○年五月，本土就再没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我是说，当国外的人说到荷兰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谁呢？说伦布朗，说凡·高，说画家。如此说来，唯一轰动世界的人物，就只有安妮·弗兰克了。”
我想到她晴朗的脸。当我跟她说了那些话之后，她的脸碎了，像一只花瓶一样。或者更像一块玻璃，被太高的音频震碎了。
校长微笑着向后靠了靠。他的椅子是那种可以往后靠的，我想。而我却必须在这儿坐得笔直。
我注视着校长，感觉到我的手握成了拳头。慢慢地，我觉得够了，这个讨论我已经没有兴趣再进行下去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鸿沟不可逾越。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俩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有时对话会突然顿住。我盯着校长，脑子里想象着我对准他阴沉沉的脸挥上一拳的情景，紧挨鼻子下方，我的全副手指骨节，不偏不倚，正中他鼻孔和上嘴唇之间的空处。牙齿掉落下来，鼻血喷涌而出，我的想法变得一清二楚，但我也有我的怀疑：是否这样我们就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了呢？我不能就停留在打一顿而已，我可以把他那不知所云的面孔也整个毁掉，即使它已经没法变得更丑了。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在学校的职位是保不住了，尽管这是眼下我担心得最少的事。仔细研究一下，其实我的职位早就让我不堪忍受了。从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学校的大门时开始，就流传着这个职位让人不堪忍受的言论了。剩下的都只是缓刑。我在这儿，站在讲台前讲的那么多节课，全都是缓刑。
“我一直是以学生为本的，”我据实回答道，“我一直都试着为他们把历史课讲得尽可能有趣。这点我主要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的。我从未试过用些陈词滥调、符合大众口味的历史故事来讨他们欢心，我是回想当年自己上中学时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问题还在：我是不是该把校长打倒？该不该把他变成一个牺牲者、一个会赢得人们同情的人？我想到成群的学生会挤到窗边，观看他们的校长被救护车运走的情景。对，救护车会来，在那之前我不会停手。学生们一定会觉得很可惜。
“我也经历过，在我还站在讲台上讲课时。那是种令人相当不悦的感觉，好像脚下被抽空了一样，一切的根基都被抢走了，所有的，人们信仰的事情。你现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保罗？你还信仰你的职业吗？”
“保罗？”校长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椅子上动来动去。他嗅到了点什么，嗅到了危险的气味。他在试图找到一个姿势，尽可能截住第一次的击打。
我耸了耸肩。“啊……”我说。
假如救护车没有急匆匆地把他带走会如何呢？我在想。没有开蓝色的灯？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呼出。我现在得赶紧决定，不然就太迟了。我可以把他打死，赤手空拳。这虽然是件相当令人恶心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比掏空某只野味的内脏恶心到哪里去。我改良一下，是掏空一只火鸡。他结婚了，我知道，还有几个比较大了的孩子。谁知道呢，也许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大忙。很可能他们也已经没法再忍受这张阴沉沉的脸了。葬礼的时候，他们还会展示一下哀痛，但在之后的有发面糕点的筵席上，轻松的心情很快就会占上风。
“你是不是有点厌烦了？”校长问，“我是指上课。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在责备你，但是或早或晚，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再也没兴趣了，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工作的无谓。”
“保罗？”
我没说话。
我看着校长，微笑着。
“保罗……”他开口道，同时又把他的眼镜戴了回去，但他不看我，而是看着他那张纸上的一处，“我可以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吗，保罗？”
“我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他问，“我想，也许有点……我是说，呃，我就直接问了。你家里怎么样，保罗？一切都还好吗？”
我稍停了一会儿，为了喘口气。我对这位校长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他让我把话都讲完，但这说明什么？也许这些对他就已经足够了，也许他不需要再听下去就可以把我开除了。
家里。我继续微笑着，其间还真的想到了米歇尔。米歇尔快四岁了。故意杀人罪在荷兰会判个八到十年，我估计，这一点都不算多。表现好的话，比如在监狱的花园里除除草，很可能五年后就可以出来了。那时候米歇尔九岁。
“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让他们做了道算术题而已。如果一个社会里有十万个人，那么其中有多少个混蛋？有多少责骂孩子的父亲？有多少笨蛋嘴巴臭得要命，但却拒绝改正？有多少无聊愚蠢的废物，一辈子都在抱怨他们所遭遇的但其实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不公？你们看看周围，我对他们说，你们希望哪些同学明天不再出现在教室里？你们想想你们家中的某一个成员，想想恼人的叔叔和他无聊的故事，或者虐待自己的猫咪的堂兄。想一想，你们——不只你们，而是整个家庭——将会觉得多么轻松，如果这位叔叔或堂兄踩到地雷，或是被高空中投下的飞机炸弹击中。现在想一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战争中的所有牺牲者——我从没特别地说到二战，只是经常用它来做例子，因为这是讲到战争时他们最常用来开头的例子——想想那成千也许上万的死者，他们可能正好是你不感兴趣的人。所有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好人，单从统计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可能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真正的不公平，也许更多地在于那些混蛋也跑到了无辜的牺牲者的名单上，他们的名字也被刻上了战争纪念碑。”
“你妻子……卡拉好吗？”
“这儿写着……”校长又一次摆弄起桌上的那张纸，“为什么你不自己告诉我呢？你当真说了什么，保罗？”
克莱尔，我在心里纠正他，她叫克莱尔。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到颈背有些痒痒的。“那么请问我哪里没有按照教材的内容来讲？”我平静地问道。
“很好。”我回答。
“这儿写着……”他开始了，然后又摇了摇头，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捏鼻根，“你得明白，保罗，真的是家长的投诉。家长们一直在投诉。你不用跟我辩解说这些投诉的家长天生就是那种喜欢抱怨的人。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什么在自助餐厅有没有苹果啦，我们怎么看待经期进行体育运动啦，都是些琐事，很少有关于课堂内容的。但这一次却是，而这对学校不好。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就是你老老实实地按照教材内容来讲课。”
“孩子们呢？也都好吗？”
校长看向他桌上的一张纸。
孩子们。这蠢货到现在都记不住！要记住每个人的所有事也不太可能。但是法语女教师和一个女朋友同居了，这人们记得住，因为比较突出嘛。可其余的呢？其余的不突出。他们有个丈夫或者老婆和孩子们，或者没有孩子，或者一个孩子。米歇尔现在骑后面带两个小轮子的儿童自行车。在那两个轮子被拆下来的时候，我在监狱里，就不能陪他一同经历了，只能听说了。
“这我从没说过。我只说了，不是所有的牺牲者都天生是无辜的牺牲者。”
“很好，”我说，“有时候真的很惊讶，这一切都那么快，他们那么快就长大了。”
“你以一副相当倨傲的姿态说那些牺牲者，”校长说，“你还说，他们的牺牲是他们自己的错。”
校长交叠起手指，双手放到桌上，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刚刚真是死里逃生。
我向后靠，或者该说尝试着向后靠，但是这椅子的靠背相当硬且直，几乎动不了。
为了米歇尔。为了米歇尔我才放过他的。
“保罗，最关键的是你说的关于战争牺牲者的事。如果我接下来重复错了的话，你得纠正我。关于二战中的牺牲者。”
“保罗，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不想听，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你去范·迪伦，我们的校心理专家那里，去约个时间，会对你有所帮助。还有，你这段时间暂时不用上课了，这样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需要这个，我们大家偶尔都会需要。”
“这当然重要。投诉是来自家长还是直接来自学生？家长总是比较容易来投诉，学生就没有那么积极。”
我觉得自己出奇地平静，以及疲惫。不会有武力了。那像是掀起的一阵狂风，露台上的椅子被吹进来，窗外的遮帘被卷在一起，但更多就没有了。狂风过去了，不过同时也蛮可惜的。我们更愿意看到屋顶被掀掉，树木被连根拔起甩到空中，关于龙卷风、飓风和海啸的纪录片，透出让人平静的东西。当然，这很可怕，我们都学过，说这有多可怕。但是一个没有灾难和暴力——自然界的暴力和人的暴力——的世界真的会让人完全无法忍受。
“这不重要，”他回答，“更重要的是……”
这位校长马上就可完好无损地回家去，今晚他会与妻子和孩子们一同坐在桌旁。他这个不知所云的存在，会坐到那把平时都是空着的椅子上。没有人要去监护病房或灵堂，就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刚刚这些就被这样决定了。
校长望着我。在他头部后面挂着一张由十二个省组成的荷兰地图。
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了，从他问到我家里的情况开始。家里怎么样？这是他们要解雇你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大抵如同“好吃吗”，这句也一样不痛不痒。
“谁的投诉？”
见到我没有再争辩一句，就一口同意去看校心理医生，校长看上去还真是挺吃惊的，是开心地吃惊。不，我不会给他任何大吵大闹的机会，我会毫不反抗地顺从。我站起身，以此向他传递一个信息：这次谈话对我来说结束了。到了门边，我向他伸出手，他握了握，握了握那只本可以将他一生彻底颠覆的手。
“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您的历史课课程设置的投诉。”让我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之后，他说。
“我很高兴，你如此……”他开口说，不过话没说完。
校长是一个今天已经很少见了的那种人：侧分头，棕色的西装上是鱼骨形花纹。
“请代我问候……你的妻子……”他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有学生直接去投诉了，还是这些抱怨通过迂回的方式，从家长那儿传到了校长那儿。不管怎样，有一天我被请进了校长办公室。
“克莱尔。”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