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像我这样的情况你会劝阻我吗？”
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回答他的时候，甚至连睫毛都没眨一下。
范·迪伦向前倾了倾身子，双手交叉托着下巴，肘部撑着桌子。“不。也就是说：当今这一类的异常现象在出生之前，就可以通过一个羊水测试测出来。当然，您必须事先清楚地了解，它们在里面干什么。终止妊娠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您也许在考虑，要不要再生几个吧。”
这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闪现在我脑子里。一个接一个来，我警告自己，一个接着另一个，慢慢来。在回答心理专家关于我们是否还想要孩子的问题时，我没有撒谎，据实说了是。最多就隐瞒了我们已经有一个了的事实。生产的过程真是恐怖至极，在米歇尔出生后的头几年，克莱尔甚至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再次怀孕的话，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偶尔又提到这个话题。我们俩都很清楚，必须快点做决定，不然的话米歇尔和他的弟弟或者妹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就太大了——如果说现在的差距还不算太大的话。
“不，”我说，“只是……”
“有没有一种测试，可以测出一个病人的孩子有没有患病？”我问。我注意到自己的嘴唇比几分钟之前更干了，我得用舌尖湿润它，才能继续正常说话。
“您有没有孩子还得考虑吗？”心理专家微笑着问。
“嗯，也许我得纠正一下。虽然我刚才说过，这个病在孩子还在羊水里的时候就能诊断出来，但是也不完全如此。最多有可能倒过来：通过测试羊水，我们可以指出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是具体什么不对劲，还要通过进一步的测试才能明确。”
在幼儿园里呢？幼儿园里的人从没发现什么吗？我绞尽脑汁地想，有没有人也许曾经说过什么，一个匆忙的评语，说米歇尔跟其他孩子有些不太一样，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会有所偏离——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明白了，在那期间就已经成病了。一开始走上了岔路，然后就是受苦和症候群，最终到达疾病。
我想到我那快四岁的儿子，想到他房间里地板上到处都是的小汽车。我这辈子第一次想，他是怎么玩这些车子的。下一秒我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都是站在患病的角度去看待他的每一个行为的？
“而这就已经足够构成堕胎的理由了，”我问他，“就算没有进一步的测试？”
“等一会儿。”
“这个问题得这样看：比如唐氏综合征或者所谓的脊柱裂，羊水里是有明显的征兆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建议终止妊娠。而这里谈的这种病，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半明半暗之间徘徊。但是我们总还是要警告家长们。实际当中大部分人会选择不冒这个风险。”
“罗曼先生？”
范·迪伦已经逐渐转到用“我们”了，好像他代表整个医学家群体似的。可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心理专家，还是个学校心理专家，已经没法再低下去了。
这个问题，经过它完整的有效距离传到我这儿来，持续了一点时间。在此之前，我还在想遗传物质的问题，这个比我的出生还要先一步的物质。现在我才想到米歇尔。
克莱尔是不是做过羊水测试？如果我连这都不知道，真是够气人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我都陪着一起去了：第一次照超声波，第一堂孕期体操课——虽然只是去了第一堂课，幸运的是，克莱尔比我还觉得那件事好笑，连男人也要跟着一起练习喘息——还有第一次参观助产实践，也是最后一次。“我不会让助产士靠近我！”她说。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我们总要看看病人的家族史。您有孩子吗？”
不过克莱尔也有几次是单独去的医院。她说，她觉得要我牺牲半天的工作时间陪她去医院，去妇科医生那里做常规检查，简直就是扯淡。
最终我摇摇头。我想不起任何人。“您问到我的家庭成员，”我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病是可遗传的？”
我差点就要问范·迪伦，是不是每个怀孕的妇女都要做一个羊水测试，还是只有特定的有这种风险的人群才要做，但是很快我就把这问题咽了回去。
之后他又问我，据我所知，有没有其他家族成员也有类似的病痛或症状。我想到我的父母，然后是祖父母，整个族系里的人都过了一遍——叔叔阿姨、堂表兄弟姐妹，还尝试不忘范·迪伦所说的话，即这种病的症候群经常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大部分人表现都还算正常，最多会有些许迟钝，他说。在比较大的场合，他们经常是要么说大话，要么干脆什么都不说。
“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有羊水测试了吗？”我问道。
心理专家跟我提了一个名字，一个听上去像是德国人的名字。是一个神经病学家的姓，由他发现的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用一种疗法我可以对其稍加控制，”范·迪伦边说边严肃地看着我，“但是最初您必须把它当作神经性疾病来对待。用正确调配的药物，可以很好地掌控这种异常现象。”
心理专家考虑了稍许，然后回答说：“我想没有。不，您说的那时候没有。其实我百分之百肯定，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测试，没有。”
我只隐瞒了一小部分实情。我用隐瞒这一小部分的方式，避免让自己撒一个真正的大谎。
我们对视，在那一刻我知道，范·迪伦想的东西跟我一样。
“他说，戴上太阳镜，可以帮我挡掉众多意欲侵入我的东西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很可能他不敢说，因此我就说了。
“太阳镜？”
“嗯，那是不是说，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坐在你面前，其实还得感谢那时候的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我说。“我是说我的存在。”我补充道。虽然这是个多余的补充，但是我就是有兴趣听到它从我的嘴里大声说出来。
“哦，对了，”我对克莱尔说，“他建议我戴副太阳镜。”
范·迪伦慢慢地点点头，嘴唇扬起了被逗乐的微笑。
就这样，几天之后我去找了学校心理专家范·迪伦。回到家，我说了实话，我告诉克莱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得让我保持安静。我跟她说了心理专家通过家庭医生给我开的药，而且是在一个不到半小时的对话之后。
“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他说，“如果那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测试的话，那么你的父母选择不冒这个风险，也许并不是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