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那儿别动，”我很平静地说，“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块窗玻璃。”
柜台旁边有个立式自行车打气筒，是个经典款，带脚架的，气筒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我弯下腰，抓起气筒。
我的声音里有着某种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不管怎样，它让店主乖乖地听话，然后退后了一步，重新回到柜台后面。我听上去真的出奇地平静，也没有晕头转向，握着气筒的手抖都不抖一下。卖车的称我为“您”，我也许看上去像个绅士，实际不是。
“您听好了，我不会就这样让您侮辱我，”他说着，欲从柜台后走出来，“是这些蛮横的小子打碎了玻璃，不是我。”
“请冷静，”他说，“我们并不想干出什么蠢事来，对吧？”
“你明明听得很清楚，蠢货！我和我儿子来这儿是为了补上你的狗屁玻璃，不是来听你对那些踢足球的孩子尖酸刻薄的连篇废话的。我们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你这蠢货？是一块破了的窗玻璃。这完全不代表你有权这样喋喋不休地辱骂一个八岁的孩子。本来我是来这儿补偿你的损失的，可现在我连一个子儿都不会付。你自己想办法去弄钱吧！”
我感觉到米歇尔的手握着我的手指，又重新捏了两下，比之前的几次都要重。我也捏了捏他。
柜台后的店主开始表现得好像他听错了。“您刚才说什么？”他问。
“窗玻璃多少钱？”
“啊，闭上你的嘴！”我说。
他眨了眨眼。“我上了保险，”他说，“只是——”
恼怒的店主把米歇尔也算作那帮混球一类，而我儿子的知错态度如此明显——这两者不幸的组合让我不自觉地转了台。
“我没问这个。我只是问，它多少钱。”
听卖车人讲话的时候，我握着米歇尔的手。我那八岁的儿子低下头，知错地盯着地板，还不时地捏捏我的手。
“一百……一百五十盾。所有加在一起两百，包括工钱等。”
回过头想想，我非常确定自己就在那一刻，在我们双手插进裤兜站在那里沉默的几分钟内，做出的决定。我不禁想到，有一次米歇尔把一只球射到了一家卖自行车的店的窗玻璃上，那时他八岁。我们一起去找了店主，表示愿意赔偿他的损失。但店主觉得远远不够，开始了针对这些“混球”的长篇大论，说他们天天在他的门前踢球，还“故意”把球往他的橱窗玻璃上踢。“早都算准了，早晚有一天会砸破玻璃的！”他说，并补充道，“这正是那帮小子的居心。”
为了从裤兜里摸钱出来，我不得不松开米歇尔的手，然后甩了两百在柜台上。
我摇摇头。就这样，我们俩在他的房间里面对面站着，沉默了一阵，两人的手都插在裤兜里。我没有再问下去，比如没有问他脑子里进了什么，他和他堂兄弟怎么会想出向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头上砸东西这种主意。
“就是这个，”我说，“我是为了这个才来的，不是来听你关于踢球孩子们的狗屁废话的。”
“妈妈知道吗？”对，这是他问的。那时候就问过了。
我把打气筒放了回去。我觉得很愤怒，是愤怒和恼火的混合体，就像你击不中网球时的感觉：你很想拍到它，但总是拍空，你的手臂和网球拍感受不到阻力，而是在击打空气。
但这些我都没有说出口。我没有攻击他，没有尝试去驳倒他为了给自己脱罪所发表的论调。因为他究竟有多无辜呢？是不是当一个人用台灯砸另一个人的头时，他是无辜的，而当他无意中把同一个人烧死了就是有罪的了呢？
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到今天也一样：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很遗憾，卖车的这么快就屈服了。我想，如果我真的把气筒砸下去了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生气。
是这样吗？
“瞧，我们把这些事很好地解决了，对吧，亲爱的？”回家的路上我说道。
他和他的堂兄弟真的全然不知一个空油桶还有可能爆炸，这点有用吗？还是说，在一个其实是常识的事实面前，他们在装傻？天然气、汽油烟雾，绝对不要扔火柴到一个空油桶附近——不然为什么在加油站不允许打手机呢？因为空气中的汽油烟雾有爆炸的危险。
米歇尔又牵起了我的手，但他没有回答。当我看着他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有泪水。
“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竭力申明，“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油桶里还有东西？它是空的呀，我发誓，它是空的。”
“怎么了，亲爱的？”我问。我停了下来，走到他面前蹲下。他咬着嘴唇，然后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听上去好像就是件稀奇的事：好像跟我们在探讨如何在学校庆祝会上钓女孩没什么两样。说到底，他并没说错，这种事我到现在都没有尝试跟他谈过。奇怪的还有，我从一开始就在某种程度上克制自己，好像我想给他足够的自由，不用向我——他的父亲和盘托出，如果这让他尴尬的话。
“米歇尔！”我安慰着他，“米歇尔，听着，你不需要伤心。那家伙真的不是个好人，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把一个球踢进了一扇窗而已，这只是个意外。意外随时都在发生，所以他无权对你说那些话。”
之后一切进行得很快，反正比我预想的要快。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觉得轻松了些，至少现在还有个知情人。“哎呀，”他说了好几次，“哎呀，唉！我们俩说这件事还真是少见！”
“妈妈，”抽泣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叫着，“妈妈……”
“怎么了？”
我感到心里有些什么在抽搐，或者更准确地说，心里有些什么不可想象、不可名状的东西在蔓延：一排树篱，一根帐篷支架，一把正在撑开的雨伞。我害怕自己没法再振作起来。
他打开门。“哎呀，爸爸！”他看到我的脸时惊讶地叫起来。
“妈妈？你想去找妈妈？”
“米歇尔，你还没睡吧？”我敲了敲。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并用手抹了抹被泪水沾湿了的脸颊。
最后我想到了我哥哥。他不能算作最聪明的一类人，甚至某种程度上称得上迟钝。如果民意调查数据真实的话，那么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就会被选为我们的新首相。他也看电视了吗？芭比也看电视了吗？外人不可能单凭监视器镜头拍到的画面就认出我们的孩子，但是父母身上都有种特殊的能力，让他们在上千个孩子中也能认出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在人满为患的沙滩上，还是在游乐场，或是在不清不楚的黑白画面上……
“我们要快点去找妈妈吗？”我问，“我们要把我们一起做的一切告诉妈妈吗？”
可之后，我又想到了很多其他看了电视节目的人——那天也去参加了舞会的里克和博的同学——也许他们也看到了跟我看到的一样的东西。我想到我们这片区域、这条街上的人：一直看着一个虽然有些沉默，但一直很友善的，背着个运动包、穿着件棉袄、戴着顶帽子的男孩经过的邻居和店主们。
“是。”他尖声说。
在克莱尔拿着本书上床了的时候，我上楼走向米歇尔的房间。从下方的门缝里透出一道光带。我还记得当时在过道里站了超过一分钟，在认真地考虑，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会怎样？如果我像其他人一样，就这样生活下去会怎样？我想到了我们的幸福——我们这对幸福的夫妻和我儿子的眼睛。
起身的时候我在想，我会真的听到一声咔嚓声，在脊柱或更下方的位置。我牵起他的手，继续向前走。在快到我们家的街角处我注意到，他的脸还是潮湿通红的，不过他已经不再哭了。
妈妈究竟知道什么？我很想问他，但还太早了点。我想到电视里第一次播放取款机监视器拍到的那些画面的那晚。克莱尔问我要不要剩下的那些酒，还是要她再开一瓶新的，然后她就真的跑进了厨房。那会儿XY档案的女主持人，正在坚决要求观众拨打屏幕上出现的号码，一旦他们知道什么有助于调查的信息。“当然您也可以与当地警局联系。”那女人说，还用一种崇高的、惊慌失措的眼神看着我。“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事？”那眼神在说。
“你刚刚看到了吗，那个家伙有多害怕？”我说，“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用做。如果单是他的缘故，我们连玻璃都不用赔，但不该这样。一个人弄坏了东西，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简单地赔偿损失就行了。”
我摇摇头。“不。”我回答。
米歇尔什么也没说，直到我们到达家门口。
“妈妈知道吗？”他问。
“爸爸？”
“嗯……取款机……还有站台上的流浪汉……”我干笑了一下——十分傻气，我猜想，而且完全不合时宜。可我想过，我就这样对付过去，就这样蒙混过关：把自己弄得有点傻，让自己当个有些天真的父亲，即使儿子虐待流浪汉、烧无家可归的女人也不会拿他怎样的父亲。对，天真最好了，对我来说，扮天真不会费多大力气，因为说到底我就是如此。“傻驴……”我说着，还一直在傻笑。
“嗯。”
“你看到了什么？”他从我手里抓过手机，推开滑盖，然后又滑了下来。
“你当时真的想打那位先生吗？用打气筒？”
“是的。”我说。我耸了耸肩，同人们在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事实的情况下就会耸肩一样。“米歇尔……”我开始说道。
我已经把钥匙插进插孔，不过现在我又在他面前蹲了下来。“听着，”我说，“那个人不是什么先生，他就是堆垃圾，连踢足球的孩子都容不下的垃圾。重点不是我是否真的会用气筒揍他，即使是真的，那也是他活该。不不，重点是他真的以为我会揍他，这就够了。”
“你看过了。”他说。他的声音早就没有了威胁，而是筋疲力尽——甚至是顺从的。
米歇尔很认真地看着我；我很小心地选择我的措辞，免得他又一次开始号啕大哭。可他的眼睛干干的，他专注地听着，还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想下去，我决定，这会儿就是最佳时机。我掏出米歇尔的手机。他先看看我的手，然后仰视上空。
我把他搂入怀里，靠紧我。“我们不告诉妈妈气筒的事好吗？”我问他，“这是我们俩的秘密好吗？”
半分钟前，米歇尔的声音中透出的让我害怕的语气已经不见了，在他问到他母亲的时候。妈妈在哪儿？“伯父”和“伯母”听上去很幼稚，会让人联想到生日会上像“你将来打算干什么呢”这样的问题。但是“妈妈”就是妈妈，而且始终都是妈妈。
他又点点头。
是我看花了眼，还是米歇尔确实在外套口袋里摸点什么？也许是摸他的手机？他不带表，在他想知道几点了的时候总是看手机。“我负责让我们在外面待到午夜过后。”克莱尔在语音留言里向他保证过，“你们得今晚做。”我跟他说了我们现在正在用主菜，他这会儿就急于要知道准确的时间吗？他是不是想知道，到“午夜之后”还有多少时间让他们做？做什么呢？
下午他和克莱尔进城去买些衣物。晚上吃饭时，他比往常安静严肃得多。我向他眨眨眼，可他没有回应。
“妈妈在里面，”我说，“和……”——我本要说“和赛吉伯父、芭比伯母在一起”，可考虑到最近发生的事，这听起来有点幼稚可笑。赛吉“伯父”和芭比“伯母”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还很幸福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这念头。我咬着自己的嘴唇。我得当心，不要让自己的嘴唇颤抖，不要让米歇尔发现我潮湿的双眼。“……赛吉和芭比，”我说完这个句子，“我们正在用主菜。”
到了他该上床睡觉的时候，克莱尔正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她喜欢的电影。
难道克莱尔对米歇尔表现出的关心是装出来的？难道她的这些问题只是为了试探一下我究竟知道多少？看看我是不是对我们的儿子和侄子在空余时间都在干些什么一无所知？
“你慢慢看，我带他上床。”
今晚早些时候，在酒馆里，我的妻子还问过我是否觉得我们的儿子最近有些古怪，“有所保留”是她用的词。她还说，你们俩会聊些米歇尔跟我聊的不一样的内容，也许关于女孩？
然后，我们一同躺在床上又闲聊了一会儿——无害的闲聊，足球啦，他省钱买的新电脑游戏啦。我打算不再提自行车店里的事情，只要他自己不开那个头。
妈妈。克莱尔。我的妻子。妈妈跟她的儿子说，爸爸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还说，就该如此。
我给了他一个晚安的吻，正准备关灯，他转过身来，用胳膊缠着我的脖子。
“妈妈呢？”他问。
他使出以前拥抱时从未有过的大劲，并把头贴进我怀里。
米歇尔站在那儿，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很难判断他是否被我的谎言蒙了过去。他向旁边扭过头，餐厅的灯光照在了他脸上。
“爸爸，”他说，“亲爱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