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博怎么了？”她以责难的口气斥问自己的亲生儿子。
几乎每次都能在身边找到。
“没什么啊，妈妈，”有一次我听见里克说，“我只是看着他。”
以前，在他还小的时候，就比里克和瓦莱丽更频繁地爬到他“妈妈”的怀里——经常是哭号着。然后芭比就抚摸着他的小黑脑袋，说着安慰的话，但同时已经开始寻找让博伤心的人。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其实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当我又一次向克莱尔坦白我对博的反感后，她这样说。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这样的身份代码就有让我极为讨厌的东西，与我哥哥的养子身上一直让我讨厌的东西一样：那种虚伪——如果要这样表达的话，那种狡猾，那种阴险奸刁，还有他面对他的养父母、义弟义妹，还有义堂弟等时各不相同的表现。
“根本不是！”我说，“如果我仅仅因为这个虚伪的小子的肤色和出身就觉得他可爱，那我才叫种族主义者，而且是正面的歧视；如果我把我们这个义侄身上的虚伪扩大到指责整个非洲，尤其是布基纳法索，那我才叫种族主义者。”
对博而言，非洲一定是“贫穷”“需要帮助”的同义词。不知何时，博显然照了镜子，然后决定：他不做真正的非洲人。但是荷兰人他是永远也变成不了了，即便他操着一口出色的荷兰语。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他去别处找寻他的身份认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在纽约洛杉矶的黑人区。
“只是说笑而已。”
哟！大约半年前开始，博呈现出“美国黑人”的样子，戴着纽约佬的帽子，还有与之相配的俚语。他从非洲被带到这儿来，直到不久前他还说着相当好的标准荷兰语。不是普通荷兰人说的荷兰语，而是在我兄嫂的圈子里调教出来的荷兰语，即所谓的不带口音的荷兰语，在充斥着上千种口音的现实中能被分辨出是上流社会说的荷兰语，如人们在网球场上或是曲棍球俱乐部的社团里所说的荷兰语。
一辆自行车出现在桥上。一辆带灯的自行车。只能看到一个骑车人的黑影，但就算在黑暗里，我也能从几千人当中认出自己的孩子。他像个赛车手一样俯身于车把手之上的姿势，灵巧地让车子左右摆动而人几乎不动的本领……像一只猛兽——这个念头突然射穿我的脑子，压都压不回去。我本想说“像一个运动员”的，“一个体育健将”——本想这样“想”的。
在熟悉的留言信箱女播报员的声音报完“你有一条新信息”（还有两条旧的）之后，我听到：“哟，你待会儿打回来还是怎样？”
米歇尔踢足球，打网球，半年前他还参加了一个健身俱乐部。他不抽烟，几乎不喝酒，也多次表达过他对毒品的反感，不论是软性毒品还是硬性的。“笨蛋！”他这样叫他班级里吸大麻的人。而我们，克莱尔和我，真的很高兴，高兴我们的儿子没有出格的行为，不逃学，还做作业。他不是那种突出的好学生，从不拼命地努力学习，事实上除了迫切需要的情况以外，他不会多努力一分，但另一方面也从来听不到对他不满的声音。他的分数和成绩一般都是“尚可”，只有体育他总是得优。
一旦米歇尔取回手机，就不会再显示有未接来电了，我在想，这样也就没有理由再去听取留言信箱了——不管怎样，至少暂时不会。
“旧信息。”留言信箱的语音在说。
跟着又拨通了留言信箱。
直到现在我才反应过来，我还一直拿着米歇尔的手机在耳边，站在桥上。我转过身，背对着桥，开始往餐厅走。不管怎样，我现在必须赶紧切断连接，让手机重新消失在口袋里。
我先后按了两下“选项”，然后选了“删除”。
“今晚可以，”里面响起里克的声音，“我们今晚做。给我电话。拜拜。”
我比较了两条信息的时间，第一和第二条只相隔两分钟，大概是在一刻钟以前，我在公园更深处和我儿子打电话时。
然后就是留言信箱女播报员的声音，说出留言的时间和日期。
读取两条信息：第一条只显示了一个电话号码，没有留下讯息；第二条写着同样的号码，并留下了“一条新信息”。
“旧信息。”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
按下“报告”键。
米歇尔从我身边驶过。他看见了什么？一个男人，泰然自若地在公园里溜达？拿着个手机在耳边？还是他看见了他的父亲？有或没有手机在手上？
我拿出米歇尔的手机，推开滑盖。
“嘿，亲爱的。”现在我耳边又响起了克莱尔的声音，就在我儿子从我身边驶过的那一刹那。他继续骑向前，直到来到被照亮的石子路，下了车。他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向停车点，在餐厅大门的左边。“我一个小时后回家来。爸爸和我七点钟去餐厅吃饭。我负责让我们在外面待到午夜过后。你们得今晚做。爸爸对此一无所知，就该这样。拜拜，亲爱的，晚点见，亲一个。”
就在此刻，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更准确地说是被自己的声音摇醒——我突然开窍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米歇尔锁好他的车，走向餐厅大门。播报员报下刚才那条留言的日期（今天）和时间（下午两点）。
“该来了！”我大声说。
爸爸对此一无所知。
一辆有轨电车从车站旁呼啸而过，没有停下，然后又恢复了寂静。
“米歇尔！”我叫道，很快将手机塞进了口袋。他站住了，四下找寻我的踪迹。我挥了挥手。
我抻长了脖子望向桥的另一端，望向灌木丛后面、街的另一边的酒馆的灯光。
就该这样。
什么呀？我说的“实话”是什么意思呀？我揉了揉眼睛，不管怎样，我得马上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对着手心哈了口气，闻了闻。没错，酒精的味道，有啤酒和葡萄酒，但加在一起，大概算算，我一共也不过喝了不到五杯。我可不想让赛吉抓住机会给自己加分，说我懒散无力。我了解自己，我知道在餐厅的夜晚会带有些许戏剧性。而到了最后一幕，我已经无法再提起精神与他抗衡，当他开始讲到我们的孩子们的时候。
我儿子越过石子路跑了过来。我们在路开始的地方碰的头，那儿被照得通亮。也许我正需要这些灯光，我想。
夜晚的黑暗也许还能带来点好处。在黑暗中，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对方，这样或许米歇尔更能说出实话。
“嘿。”他说。他戴着那顶黑色的耐克帽，脖子上晃着动圈式耳机，耳机线埋在外套领子里，一件绿色的Dolce & Gabbana（杜嘉班纳）棉袄是不久前他用自己的服装基金买的，然后就没有钱买袜子、内裤了。
在桥边，我停了下来，四下张望，看不到一个人影。火炬的光在这儿只剩一点灰白略带淡黄的微光，不比几支蜡烛强多少。
“你好，我的小伙子，”我说，“我还想走过去找你的呢。”
我沿着两旁是电子火炬的石子路向前走，然后像之前一样左拐。可想而知，米歇尔也会跟我们走同一条路，穿过小酒馆对面的桥而来。尽管公园还有另一个入口，而且是真正的正门，但那样的话，他就得在黑暗中骑过相当长的一段路。
我儿子看着我。他的诚实的双眼，用无邪来形容他的目光是最恰当的。爸爸对此一无所知。
我转过身去，从迎宾台的女孩身边经过，走了出去。我没有事先想好的计划，只觉得得跟我儿子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我决定先等等看，也许他会自己开口说点什么——然后我就密切地关注他的眼睛。嗯，我决定盯着他那双诚实的撒不来谎的双眼。
“你刚刚打电话了？”他说。
在这儿拦住米歇尔挺不错的，我想。在这儿，前厅或更衣间；更好的当然是在外面的花园。对，我得去花园，那样我就可以单独见米歇尔，在那儿把他的手机还给他，米歇尔不会被其他人打扰，没有母亲、伯父或伯母的目光，以及可能的提问。
我没说话。
很快，我向旁边跨了一步，躲到一棵大棕榈树后，穿过树叶的缝隙张望着，觉得他们并没有发现我。
“和谁呀？”
米歇尔随时都可能出现，来取他的手机，不管怎样，他现在还没到。我向前挪了几步停住时看到：我们的桌边只坐着克莱尔、芭比和赛吉。
他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可能轻松，但我还是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过的逼迫的语气，而我能感觉到我的汗毛竖了起来。
在即将踏进餐厅大堂的那一刻，我迟疑了。
“我是想给你打电话，”我说，“刚才还觉得奇怪，你怎么需要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