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卡诺加公园那边一家叫起点的地方？”他问。
博斯笑了起来。
“嗯，戒毒康复中心，”西斯科说，“我听说过。但是我对那里一点都不了解。”
“呃，还是一如既往地气急败坏，”西斯科说，“不过我认为这是个好迹象。我还记得当时我到第四或第五天的时候，米克·哈勒过来看我。我透过门跟他说他可以收回他那份工作，把它塞进自己屁眼里。当然，一周后我不得不去求他再把工作从他屁眼里拉出来还给我。”
“我听人说那里不错，进去的人有效果。一个周得花上两千美元呢，所以最好还是能有点效果。”
“她现在怎么样了？”他问。
“那可真能买很多面包啊。”
西斯科出来时，博斯正倚靠在吉普上。
“等伊丽莎白在这里结束了，我想让你把她带到那里去，看看能不能送她进去。先到先得，不过那里现在还有空床位。”
“没有，伙计，我出来带你进去。因为某种原因，这里一到周三人就很多。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她至少还需要在这里再待一天，或者两天，才能把体内毒素排干净，去走下一步。”
博斯谢过安置主任，挂断了电话。五分钟后，他已经到了路圣的院子准备停车。这一次，前面的院子里停了好几辆摩托车，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误打误撞碰上了俱乐部的月度成员聚会。从吉普上下来之前，他给西斯科打了电话，看看自己是不是来的时间不对。
“那没问题。等她都准备好了。”
博斯问了问价格，得知每周的全包费用在四年间已经跳涨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达到了一千八百八十美元，而且需要提前付款，机构建议最少治疗四周。这让博斯想起杰里·埃德加关于这场危机太大而不能关停的说法，因为所有人都在从中赚取金钱。
博斯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装有现金卷的袜子，把它交给了西斯科。
他给查号台打了电话，电话被转接到了起点。在转接两次后，他总算和被称为安置主任的人通上了话。她解释说这里的设施专门用于治疗阿片成瘾问题，没有床位预订服务，而是需要严格遵循先来先得的服务原则。目前该机构共有四十二张床位，还有三张空床。
“用这个，应该可以在那地方撑上一个月。如果她需要的话，或许可以再长点。”
博斯正从101高速公路上转到405高速公路，他可以看到前面酿酒厂排出的那缕烟气。
西斯科不情愿地接了过去。
“好的。”
“这是现金？你想就这么把它给我？”
“那明天警局见？”
西斯科朝院子四周看了看，又透过栅栏向外面的街道看去。博斯意识到这对任何看到这一场景的人来说可能是怎么回事。
“谢谢，贝拉。我会去看看。”
“该死，我很抱歉。我没动脑子。”
“叫‘起点’。在卡诺加公园那里。四年前差不多是一千两百美元一个周。因为没有保险，我们都凑了些钱。现在应该更贵了。自从有了阿片类药物这种东西，有些戒毒康复中心连找个床位都难。”
博斯马上四处看了看。他没有看到监视的影子，但是他或许也不可能看到。
“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不用担心，”西斯科说，“这也是为了做件好事。”
“好吧，有一些花哨的，价格昂贵，也有些不是那样的。只要人觉得舒服，你付的钱越多，得到的就越多，但我妹妹基本上是在街上流浪。所以我们送她进去的地方，对她来说就像天堂一样。有房间、有床，你知道吗？里面每天都有同类聚会，单独见精神科医生什么的。每天还要进行尿检。”
“那么你来处理了？”博斯问，“这样你就不仅是把爱传了出去，还是朝各个方向传了出去。”
“你们用的哪家？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我需要给某个人找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我不在乎，我们在做一件好事。你现在要进去吗？”
“唉，实际上不是我们做的，是一家戒毒康复中心。”
“你知道吗？我在想或许我不该进去。如果她会感到焦虑的话，那就没必要见我。我不想再刺激到她。”
“这一点很棒。你们是怎么帮她摆脱毒瘾的？”
“你确定？”
“所以我们挽救了她，但也因此失去了她。至少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她住在北边的湾区，正如我所说的，她应该已经有四年时间一直保持清醒状态，没有再沾染上毒品了。”
“确定。如果她表现不错，就让她保持下去。这样我也很高兴。”
“是会发生这种事。”
西斯科将袜子抛了起来，然后又一把抓住。
“她像疯了一样从我父母那里偷东西，也偷我的。”
“让我猜猜，”他说，“地震储备金？”
“我想是的。”
“没错，”博斯说，“我想：管他呢，给它寻个好的用处吧。”
“据我们所知是的。我们跟她不太常见。一摆脱毒瘾，她就不太希望周围都是见过她经历低谷人生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是啊，不过你要知道你刚刚可是让整个城市都触了霉头。只要你把地震储备金花了，那么大地震可马上就要来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她现在都好了吗？我是说不再上瘾了？”
“对，我们就只能等着瞧了。我就不打扰你了。谢谢，西斯科。”
“是的，我妹妹。为什么会想问这个。”
“不，是我该谢谢你。总有一天，我觉得她也会感激你的。”
“听着，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事情要问你。之前有一天你提到过你身边有药物成瘾的人，包括你自己家里的某个人。你介意我问问是谁吗？”
“现在不需要，到时候也不需要。如果你能送她进去的话，告诉我那地方情况怎么样。”
“抱歉，你知道我的意思。你能够回来真是太好了。”
“没问题。”
“是啊，我的事情结束了，我明天回去。”
开车离开后，博斯在手机上查好了起点戒毒康复中心的具体位置，然后驱车向西来到这里。他可以看出这所康复中心曾经是一座度假酒店或者其他的中档旅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被粉刷成了白色，看起来很干净、有人打理——至少从外面看起来是这样。他对此感到很满意。
“我今天正在敲定书面工作。既然你法庭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明天回来吗？”
他继续开车向前，准备回家。对自己没有进去看望伊丽莎白·克莱顿的决定，他几乎思考了一路。他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他自己这是在做什么。他想要伸手去帮助别人，不论他们是否欢迎他的帮助，而她恰巧需要帮助。他很确定如果自己和一名精神科医生聊上一个小时的话，比如洛杉矶警察局的法律顾问卡门·伊诺霍斯，就会发现在自己的举动背后有着大量心理学依据。还有那笔钱。他的储备金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任何财务上的影响。所以这其中有做出任何牺牲吗？
“我猜药店案的调查就都结束了，是吧？”
当博斯还只是个孩子时，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希望能够摆脱自己在青年堂和寄养家庭中的生活，着迷于发现新大陆和新文化的伟大探险者。这些人离开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去追寻新的东西，或是反对旧有的东西，比如奴隶制度。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他一直带在身边的是一本关于苏格兰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的书。戴维·利文斯通两件事都做到了。博斯已经忘了书的名字，但是他还记得这个人推崇的诸多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像泥瓦匠一样将这些理念砌进了自己的信仰体系之墙，使它们构成了自己作为一名警探和一个男人的基础。
“不管怎么着吧。伊戈尔·戈尔茨——戈尔茨，年龄三十一岁。国际刑警组织认为他也是兄弟会的一名成员，和斯洛什科是长久的伙伴。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座监狱相识，可能是一起到这里的。”
利文斯通曾经说过同情心并不能取代行动。这是博斯信仰之墙中最基础的一块砖石。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名实干家，当一名死囚犯使得他一生工作的刚正不阿为人所怀疑时，他选择将自己对伊丽莎白·克莱顿的同情转化为行动。他明白这一点，但是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会明白。他们会认为他有其他动机，伊丽莎白也是。这就是他选择不去看望她的原因。
“如果你是俄罗斯人的话，这个名字可能非常好。”
他知道需要做的他都已经做了，或许之后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嗯，这家伙还真叫伊戈尔。我是说，这得有多巧啊？”
他回到家时才九点钟，但已经筋疲力尽。过去三天以来，他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想要瘫倒在床上。他进了房子，检查了下门锁，将扫帚又放回到露台推拉门的轨道上。然后他走到门厅，边走边将自己的上衣和衬衫脱下来扔到地上。他脱完衣服，躺到床上，准备要在床上好好睡一觉，恢复状态。他伸手去拿闹钟，想要关掉每天早上六点的叫醒定时，结果看到了床头柜上折起来的信封。他打开后发现是寄给他的信，地址写的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
“记得。”
他突然恐慌起来，以为有人进来过，并把信放在这里等他发现。他疲惫的头脑开始集中精力，这才记起来是自己在三天前的晚上将信放在了这里。他完全忘了这封信，之后也一直没有在床上睡过。
“我也有同感。我要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他们通过指纹确认了另一名俄罗斯人的身份。在你讲这件事的时候，为了方便各方理解，你把他叫作伊戈尔，还记得吗？”
他决定等到明天早上再把信拆开。他关掉闹钟和灯，把头夹在两个枕头之间。
“哦，你是说那个案子？不，没有庆祝。就是很高兴总算过去了。”
坚持了不到三十秒，他就把上面的枕头拿开，伸手打开灯，然后拆开了信封。
“哈里，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但是又想到你可能会出去庆祝。”
里面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报道，折叠着。这是差不多一年前《圣费尔南多太阳报》上的一篇报道，讲述了警察局再次努力调查清楚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遭遇。博斯接受了这家地方周报记者的采访，希望能够从公众手里获得些反馈和可能的信息。有些消息传了回来，但是都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一年后，他收到了这封信。
博斯驾车沿山路向上前往马尔霍兰，然后继续沿着蜿蜒的道路来到月桂谷大街，又向北下山前往峡谷。手机一有信号，他就立刻打给了贝拉·卢尔德。他以为她这会儿应该已经下班回家了。不过，她还是立刻接起了电话。
除了剪下来的报纸，里面还有一张折了三次的白纸，上面有一句手写的话：
他把其他的东西放回到箱子里，又最后看了一眼母子二人的照片。他对拍照姿势和拍照地点都没了印象。这是一张拍摄专业的照片，白色的背景如今已经发黄。或许是年幼的哈里跟着母亲，而她当时正为了获得群演的机会去拍摄头部特写。随后她给摄像师多付了点钱，让他快速给自己和儿子拍了张照片。
我知道埃斯梅·塔瓦雷斯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只旧袜子，里面塞了一卷用橡皮筋缠起来的现金。此时，博斯并没有把钱从袜子里拿出来数一数，而是直接塞进了自己上衣侧面的口袋里。这一卷钱是地震储备金，大多数都是他慢慢积攒下来的大额现钞。一九九四年洛杉矶大地震之后，他就时不时地攒下一张二十或五十的现金。当大地震来袭的时候，没人希望因为没有现金而受困。在发生灾难的时候，自动取款机不能联网，银行也都不会开门。在这种情况下，现金为王。博斯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做着相应的计划。据他自己估算，袜子里面应该有将近一万美元。
这封简短的信里还留下了安杰拉这个名字，以及一个区号为818的电话号码。
他把照片放到一旁，向保险箱里面翻去，直到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那是峡谷区的号码。
里面还有一张已经褪色的博斯和他母亲的合照。这是他手里仅有的一张她的照片，所以和把照片陈列出来相比，他更想要确保照片的安全。他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这一次他并没有盯着自己的母亲，而是把目光放在了自己八岁时的肖像上。他细细看着这个男孩满是希望的脸庞，思考着这份希望到哪儿去了。
博斯从床上起来，伸手拿起手机。
冲完澡，换上便装之后，博斯来到房子前门旁的柜子边，从架子上取下那只防火保险箱。他用钥匙打开箱子。箱子里放着一些老旧的法律文件，包括出生证明和美国陆军的退役材料。博斯还在箱子里放着自己的结婚戒指、两枚紫心勋章，以及两份将自己女儿设为受益人的人寿保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