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不断回到证物箱上，回到索托在塔普斯科特的镜头前切开他的封条，并打开证物箱之前证据被篡改的可能性上。他掏出存有录像的一次性手机，又看了一次箱子被打开的过程。索托划开证物封签、打开证物箱盖的时候，证物封签完好无损。博斯没有看出任何异样，这让他困惑不解。
博斯越是思考这两种可能性，越是觉得在实验室实施这一诡计的可能性不大。光是给每个案子随机分配技术人员这一安排就从根本上削弱了这种可能性。即使出现克罗宁手头有一名腐败技术人员这种小概率事件，他似乎也没有办法确保他的技术人员能够接手这个案子，更别说往丹妮尔·斯凯勒的睡衣上栽赃DNA。
他考虑给索托发个信息，问问她是否可以接触到档案馆房顶的摄像头，是否有要求看过上面的录像。但是他知道这一问题很可能会让她怀疑博斯的举动，也会让她生气。毕竟，塔普斯科特拍摄索托的开箱过程就是因为两名警探希望有录像证明箱子封签完好无损。他们自己拍摄这一过程则是为了避免提交查看房顶摄像头的请求，现在不太会有兴趣为了博斯再去申请。对证物箱没有被篡改，而且奥尔默的DNA从入箱第一天开始就在箱子里的睡衣上这点，他们很是满意。
如果遗传证据是在塔普斯科特和索托从档案馆里收回证物箱之后栽赃的，那么在监管的链条上就有多个地方可以下手。警探们会亲手将证物箱里的东西交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让他们对血清组进行检测和分析。这就牵涉利用几名可以接触到被检衣料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但是这就会有很多的“本应该”和“也许”。博斯知道这些案件都是随机指派技术人员，在DNA检测单位的各程序和人员上也设有多个完整性检查，以防止腐败、交叉污染和证据篡改，不论是否有意为之。早些年，将DNA用于法律诉讼的科学性和程序性被从各个角度挑战过。在被频繁挑战后，完整性的防火墙得以建立，由此实验室近乎无懈可击。博斯知道这方面的可能性不大。
博斯又看了一遍视频，这一次他屏蔽了塔普斯科特的解说，以便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索托用美工刀划开封签的画面上。播放到一半时，他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起来，他暂停回放，将一次性手机放到中控台的杯架里。他掏出手机，发现是个陌生号码，但还是接了起来。
档案保管的地方有橄榄球球场大小，受到严密监控，接触档案需要多个层级的登记手续。其员工是一群受法律协议约束的平民雇员，在一名驻场警督的监督下工作。证据仅限执法人员接触，对所有请求，他们都需要提供合适的身份证明和拇指指纹，此外，证据浏览区域还设有摄像头，7×24小时进行实时监控。
“您好。”
如果在索托打开箱子的时候栽赃证据就已经在里面了，那么这一见不得人的举动很可能发生于克罗宁一月份前往圣昆廷与博德斯会面到八月份他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寄出那封信之间。当时克罗宁应该已经和博德斯就计划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这中间的时间很长，博斯知道就现实而言，他需要索托帮助自己调查谁能够接触到证物箱。
“哈里·博斯？”
博斯决定将可能性分为两种，以塔普斯科特拍摄露西娅·索托打开证物箱的视频为界，也许此前多年，证物箱就一直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证物档案柜上，没被动过。
“是的。”
找到了可以在下周听证会上作为引证的逻辑关系，博斯很是兴奋，提高了攻城槌的撞击频率。障碍仍在于这一计划的实施。他已经将克罗宁和博德斯联系在一起。他知道奥尔默的DNA在克罗宁手里。他只需要第三步，也就是计划的执行。
“西斯科，米基说你想跟我聊聊。”
克罗宁前往圣昆廷与博德斯进行数次会面之后才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寄了信。如果这都不能证明他们是在结党营私、密谋诡计，那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证明了。
“是的，你怎么样？”
博斯意识到有方法可以部分地确认自己的理论。他伸手拿起了放在座位上的博德斯案卷宗，将卷宗堆用橡皮筋捆绑的上半部分拿起来，迅速翻到克罗宁给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写的信。这是此诡计的官方起点。博斯关注的仅仅是上面的日期。这封信是克罗宁去年八月份寄出的，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有这一诡计的一小块证据。杰里科警官曾说过，克罗宁自去年一月开始，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四都会去探访博德斯。
“还不错，什么事？”
博斯喜欢这一推论。到目前为止，这是行得通的。但在没有先将博德斯招募为计划中的主动部分之前，克罗宁是不会再往前走下一步的。当然，要推销这一计划并不困难。博德斯已经上了死囚名单，而整个州最近都在投票支持加快死刑案件执行的举措。不仅如此，博德斯已经用光了上诉机会，没有办法再进行上诉。这时，克罗宁出现了，主动提供了一张潜在的出狱卡片，以及七位数，甚至是八位数的索赔金额。逃离监狱和死刑，并且还能让洛杉矶市为你的不幸做出赔偿。博德斯会说什么？“我不参与？”
“我想和你见一面，聊点事。需要保密，还是当面谈比较好。”“你现在在做什么？”
他找到了普雷斯顿·博德斯。一起主要依据间接证据判定谋杀罪成立的案子，针对他的唯一可靠证据就只有海马吊坠。克罗宁知道将一名连环强奸犯的DNA放进这个案子里，就如同引爆一颗炸弹。除掉海马吊坠，DNA就如同是打开死刑之门的金钥匙。
“呃，正在费尔法克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里坐着。”
回到他的案件发展理论，博斯知道克罗宁长期担任奥尔默的律师，因此对这个强奸犯和他的活动比谁都了解。克罗宁及时回到洛杉矶，在报纸存档里搜寻符合这一用途的案子。在DNA证据出现之前的案子。可以使用DNA作为突破口的案子。
“我离你不太远。现在这会儿，格林布拉特的楼上应该很安静。在那儿见面？”
博斯认为是的。总是和钱有关。在这个案子里，博德斯可以因为误判从市里获得数百万补偿款，而促成这一安排的律师可以得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好的，我能去那儿。”
当事人死后，克罗宁联系实验室索要材料。嫌疑人已死，案件终了，律师要将所有尚存的零星问题都处理掉。他最终拿到了材料，现在他需要为这材料找出一个用途。目的是什么？钱吗？
“关于这事，你一点暗示都不想给？”
这一切开始于克罗宁得知自己的当事人奥尔默死于狱中。律师会做什么？清出卷宗空间，把过去这些年里在奥尔默案上收集的一切送去存档？他是否会为了往昔再最后看上一眼？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克罗宁复查了卷宗，注意到了那个没有实施的策略：从强奸案件的证据中提取到的奥尔默的精液。法官命令警察实验室和克罗宁挑选的私人实验室分享遗传物质。材料被送了过去，不管是否测试过，这是有关这一材料去处的最后记录。
在过去少有的几次相处中，博斯一直感觉西斯科对自己有着些许敌意。博斯将这归咎于辩方和检方工作人员间的正常敌意。这也是因为在哈勒雇用西斯科之前，西斯科一直与路圣有关联。在警方看来，路圣是个摩托车帮派；在其成员自己看来，路圣则是个俱乐部。而且这也总是有点嫉妒的意味。博斯和西斯科的老板有着血缘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有种独特的亲近感，这是西斯科所没有的。博斯觉得西斯科可能担心博斯会在某一天取代他成为哈勒的辩方调查员。但在哈里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他回到克罗宁策划并实施这一诡计的起点。他认为一定是从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死亡开始的。博斯从这里开始自由联想，用案件中的已知情况作为连接未知情况的坐标点。
博斯觉得不仅仅是要给他点暗示。
博斯仍旧坐在西律所在养老院外自己的车里。他把手腕搁在方向盘上，边用手指敲击着仪表盘，边思考下一步的举动。他必须小心。如果克罗宁知道博斯针对他开展的任何调查，他就会跑去找法官和地方检察官，指控博斯恐吓。博斯还不确定第一步是什么，但一直以来，每当他发现自己卡在了案件的逻辑上时，他就会运用攻城槌哲学。他会先退后行，希望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能够帮助自己冲破阻碍。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当卧底，我需要装扮成氧可酮上瘾的人。”
但现在，他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在诡计中心的是兰斯·克罗宁。在这个案子的各个阶段，这位律师都是核心。尽管他将自己塑造成有良心的律师，只是让当权者注意到司法错误，可现在却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才是幕后操纵者，操纵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洛杉矶警察局，甚至很可能还包括博德斯自己。
西斯科顿了顿才回答。
和哈勒谈话后，博斯意识到自己对博德斯的关注可能一开始就错了。因为知道博德斯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博斯就将他放在了诡计中心。他是作恶之人，是没有人性之人，所以这一切都是他狡猾的精心编排，是他最后一次操纵体制，并试图通过合法手段逃出监狱。
“好的，”他说道，“这个我做得到。”
博斯和贝拉·卢尔德在圣费尔南多的案子上达成了协议。他会离开去处理些私人事务，同时为自己的卧底任务做准备，而她和警探队的其他成员则继续跟进所有调查线索，为周五的行动做准备。这使得博斯有整整一天半的时间去调查博德斯的“诡计”——哈勒是这么称呼的。同时，博斯还可以与霍文安排的药品管理局卧底训练队见个面。